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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的中国》摘要(4)
士柏咨询网 提供 2002年3月20日
六、民主与德治
1、两步走建设民主
中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可以分两路进行。一是替“为民作主”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的信念。这种“为民作主”的道德信念固然十分重要，但需要建立一套防止不替民作主，甚至以权谋私、侵剥村民的制度设施。……一是在行政村一级推行直接民主制。78
2、民主观念来自译著
我必须承认，存留在我头脑里的一切有关“民主”的观念，全部是从西方著作中看来的，并作为“专制政治”的对立物。……当然，我对乡村民主问题的关心，并不是对西方民主制有一往情深的偏好，而是我确实感到分散而缺乏自理与代表自己利益能力的村民，到处受到有组织的地方官吏的侵犯。78
3、村落文化与平等契约
血缘与地缘结合的村落文化，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或说，中国传统文化即村落文化。作为调节家庭内基本关系的准则――尊卑有等，亲疏有别――是村落文化之核心要义。在这一文化内，不可能发育出独立、平等个体间的契约合作关系与民主精神。101-102
4、能人与村霸
在中国的村落文化中，何以能产生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呢？（所谓德，仅指愿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所谓才，指有能力替村民办事。而他们的主要报酬在于村民的感激与拥戴。）120……在中国广大村民中，自己的处境、利益与困难与共同利益与困难之间，似存在一条难以超越的鸿沟。“没人管事”与“没有办法”之所以成为广大村民的习用语，是上述状况的反映。不过，在村落文化内部，有时会孕育出一种“能管事”且“有办法”的人物，这种人物决不是村民协商选举产生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这种人物与村落文化背景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我说不清楚），这种人物一旦产生，他有能力认识全村的共同利益，并有能力带领村民去实现这种共同利益。这种人物越是无私，越是能代表共同利益，便越能赢得村民的信赖与尊重，从而凝聚起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他的威望与智慧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问题是，这样德才兼备的能人，毕竟是可遇而难求。相反利用掌管村公共事务的权力而谋取本家庭、本家族特殊私利的现象却甚为普遍。当家族势力与村政权相结合一旦以谋逐私利为目的时，“村霸”便产生了。在“不会管事”与“没有办法”的村民之上，凌驾着一个“替他们管事”的谋取私利、甚至巧取豪夺的村霸。
一个方向是大力培育德才兼备的能人，不是偶尔地产生，而是要提供大批大批地产生的文化前提与制度保障。问题是，通过发扬传统美德、集体主义道德与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能达到这一目的吗？另一方向是把“不会管事”“没有办法”的村民提高到有办法、有能力管理自身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问题是，在村民传统的自下而上方式没有根本变化之前，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能达到这一目标吗？
在此，我向一切关注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关系及中国未来发展的人们，提出这两个问题。我承认，我现在还无力回答此重大问题。123-124
5、德治不足凭
现实政治所能期待者，一是当官而不作恶，二是作恶即能罢免。这就是说，政治必须走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并非法治优于德治，而是德治不足凭，唯有求助法耳。130
6、契约人
在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内，所有人都从血缘群体内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个人。由血缘关系维持着的等级义务体系分解成为追求各自利益的个人。这些独立且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只能通过相互间的契约而结成各种社会合作组织。故而西方社会学家、法学家通常依据梅因的理论，将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核心，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或说人类合作方式的转型。233-234
7、对逐利的态度
当今社会要做的，并不是在道德上去否定它，或在伦理上去掩盖它，而是制定各种竞逐的规则，使这种竞争公开化，程序化，并建立各种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内地传统农业县，各种行政职权都附有大量的“非法收益”（或说“溢外收益”），但这些“非法收益”在乡村传统习俗文化中都得以默认。
七、毛泽东在河南
1、与人性作战
毛泽东的前半生，在与“阶级敌人”与“民族敌人”作战，他赢了，赢得那样灿烂辉煌；他的后半生，其实是与人作战，与人性中“利欲”与“竞比心”作战，结果他输了。改革开放，究其实质是对人性中的“利欲”与“竞比争胜欲”的默认，市场经济不正是靠着“利欲”与“竞比争胜欲”之两轮而起动、运作的吗？140-141
2、毛泽东的神灵
我来河南才一月，深感毛泽东的神灵活在中原大地到处游荡。乡村农民、城市工人、出租司机，甚至在地方官吏与教员中，怀念、颂扬、崇拜毛泽东的言论可谓不绝于耳。172
3、毛主席显灵处
从参观留言与下跪磕头流泪中，我感到除怀念思旧外的另一种非常现实的社会情绪。这股社会情绪弥漫于中原大地，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这股弥漫于中原大地且遍及各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阶层）的社会情绪，由正反两方面的情绪组成：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600
4、群众运动不能没有
吕先生引用一位省检察官的话说：“论官位，我这个省检察长不算小，论职权，可以惩治一省范围内的贪官污吏。但说实在的，我连一个县官、乡官都检察不了。不要说没有案发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这里来，也很难。如今官场上下左右往往形成一个一个的关系网络。一人贪赃，往往牵动一串，上下说情，晓以利害，很难秉公执法。党政腐败，越演越烈。中央一直在抓反腐败问题，但单靠纪委、检查部门，收效甚微。如此下去，这个党的前途，实堪忧虑。”我问吕先生：“靠纪委、检查部门无法有效遏制党政腐败，那还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吗？”他说：“只有靠群众运动！毛主席的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当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众运动更不行。如今只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讲群众运动，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给地方官员吃定心丸吗？地方党政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实与取消四大自由、群众运动有密切关系。”我问吕先生：“在当前干群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发动一场反腐败的群众运动，将会有何种后果呢？”这位老先生沉吟良久，说：“看来也不行。满腹怨气的群众一旦起来，从村委到乡、县，一定有许多干部被活活打死。天下岂不大乱。”609-610
八、对知识分子的批评
1、理论的意义
处于社会急速转变过程中的广大民众只有感觉、情绪与纷乱的识见。理论必须源于这些普遍的感受、情绪与意见，同时又必须高于它们。所谓“高于”，一是说理论是用概念判断组织起来的感觉与思考，二是说理论还得揭示其原因及实现之途径。5
2、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重要
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社会事实。但社会事实不同于物理事实，因为所有社会事实都是由有感受、有思虑、有欲求、有激情的人参与的。当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社会事实时，应将其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在闲聊式的访谈中，“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访”而谈到许多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但他们为什么谈这些社会事件，怎样谈，他们对这些社会事件有怎样的主观评价，则属于社会心理的调查范围。在我看来，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为重要。5
3、民谣与采风
普遍的社会情绪，往往凝聚在广为流传的民歌民谣中。8
4、观念与浮油
在我看来，已进入我们乡村地方政治的诸“外来术语”，只不过是飘浮在广大深厚的传统文化与行为方式之上的点滴浮油而已。急于把中国拖入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忙于“观念更新”与“制度建设”，往往把“形式制度”与“现代术语”视为生活本身，结果既误别人，也复自误。在广大乡村，一方面是不能自我代表，另一方面是不让自我代表。这个“不能”与“不让”，依然是乡村社会政治意识与政治过程的基本内容。77
5、激进知识分子的自惑
中国的急进知识分子与急于赶超的政治家往往被自己掀起的改革或革命及其表面的轰轰烈烈所迷惑，以为中国从此就步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一个重新崛起的辉煌时代。而当表面的风暴刮过，起初的狂热开始冷却，我们往往发现并没有向前跨出多远。沉重的历史与坚硬的现实还在那个地方，迫使你去承认它。366-367
6、新观念，老办法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不断从西方输入新的观念、理论与方法，但民众实际所使用的还是老办法。633
九、解决方案
“一、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关心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四、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资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六、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P766）
士柏咨询网 提供 2002年3月20日
六、民主与德治
1、两步走建设民主
中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可以分两路进行。一是替“为民作主”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的信念。这种“为民作主”的道德信念固然十分重要，但需要建立一套防止不替民作主，甚至以权谋私、侵剥村民的制度设施。……一是在行政村一级推行直接民主制。78
2、民主观念来自译著
我必须承认，存留在我头脑里的一切有关“民主”的观念，全部是从西方著作中看来的，并作为“专制政治”的对立物。……当然，我对乡村民主问题的关心，并不是对西方民主制有一往情深的偏好，而是我确实感到分散而缺乏自理与代表自己利益能力的村民，到处受到有组织的地方官吏的侵犯。78
3、村落文化与平等契约
血缘与地缘结合的村落文化，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或说，中国传统文化即村落文化。作为调节家庭内基本关系的准则――尊卑有等，亲疏有别――是村落文化之核心要义。在这一文化内，不可能发育出独立、平等个体间的契约合作关系与民主精神。101-102
4、能人与村霸
在中国的村落文化中，何以能产生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呢？（所谓德，仅指愿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所谓才，指有能力替村民办事。而他们的主要报酬在于村民的感激与拥戴。）120……在中国广大村民中，自己的处境、利益与困难与共同利益与困难之间，似存在一条难以超越的鸿沟。“没人管事”与“没有办法”之所以成为广大村民的习用语，是上述状况的反映。不过，在村落文化内部，有时会孕育出一种“能管事”且“有办法”的人物，这种人物决不是村民协商选举产生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这种人物与村落文化背景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我说不清楚），这种人物一旦产生，他有能力认识全村的共同利益，并有能力带领村民去实现这种共同利益。这种人物越是无私，越是能代表共同利益，便越能赢得村民的信赖与尊重，从而凝聚起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他的威望与智慧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问题是，这样德才兼备的能人，毕竟是可遇而难求。相反利用掌管村公共事务的权力而谋取本家庭、本家族特殊私利的现象却甚为普遍。当家族势力与村政权相结合一旦以谋逐私利为目的时，“村霸”便产生了。在“不会管事”与“没有办法”的村民之上，凌驾着一个“替他们管事”的谋取私利、甚至巧取豪夺的村霸。
一个方向是大力培育德才兼备的能人，不是偶尔地产生，而是要提供大批大批地产生的文化前提与制度保障。问题是，通过发扬传统美德、集体主义道德与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能达到这一目的吗？另一方向是把“不会管事”“没有办法”的村民提高到有办法、有能力管理自身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问题是，在村民传统的自下而上方式没有根本变化之前，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能达到这一目标吗？
在此，我向一切关注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关系及中国未来发展的人们，提出这两个问题。我承认，我现在还无力回答此重大问题。123-124
5、德治不足凭
现实政治所能期待者，一是当官而不作恶，二是作恶即能罢免。这就是说，政治必须走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并非法治优于德治，而是德治不足凭，唯有求助法耳。130
6、契约人
在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内，所有人都从血缘群体内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个人。由血缘关系维持着的等级义务体系分解成为追求各自利益的个人。这些独立且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只能通过相互间的契约而结成各种社会合作组织。故而西方社会学家、法学家通常依据梅因的理论，将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核心，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或说人类合作方式的转型。233-234
7、对逐利的态度
当今社会要做的，并不是在道德上去否定它，或在伦理上去掩盖它，而是制定各种竞逐的规则，使这种竞争公开化，程序化，并建立各种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内地传统农业县，各种行政职权都附有大量的“非法收益”（或说“溢外收益”），但这些“非法收益”在乡村传统习俗文化中都得以默认。
七、毛泽东在河南
1、与人性作战
毛泽东的前半生，在与“阶级敌人”与“民族敌人”作战，他赢了，赢得那样灿烂辉煌；他的后半生，其实是与人作战，与人性中“利欲”与“竞比心”作战，结果他输了。改革开放，究其实质是对人性中的“利欲”与“竞比争胜欲”的默认，市场经济不正是靠着“利欲”与“竞比争胜欲”之两轮而起动、运作的吗？140-141
2、毛泽东的神灵
我来河南才一月，深感毛泽东的神灵活在中原大地到处游荡。乡村农民、城市工人、出租司机，甚至在地方官吏与教员中，怀念、颂扬、崇拜毛泽东的言论可谓不绝于耳。172
3、毛主席显灵处
从参观留言与下跪磕头流泪中，我感到除怀念思旧外的另一种非常现实的社会情绪。这股社会情绪弥漫于中原大地，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这股弥漫于中原大地且遍及各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阶层）的社会情绪，由正反两方面的情绪组成：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600
4、群众运动不能没有
吕先生引用一位省检察官的话说：“论官位，我这个省检察长不算小，论职权，可以惩治一省范围内的贪官污吏。但说实在的，我连一个县官、乡官都检察不了。不要说没有案发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这里来，也很难。如今官场上下左右往往形成一个一个的关系网络。一人贪赃，往往牵动一串，上下说情，晓以利害，很难秉公执法。党政腐败，越演越烈。中央一直在抓反腐败问题，但单靠纪委、检查部门，收效甚微。如此下去，这个党的前途，实堪忧虑。”我问吕先生：“靠纪委、检查部门无法有效遏制党政腐败，那还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吗？”他说：“只有靠群众运动！毛主席的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当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众运动更不行。如今只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讲群众运动，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给地方官员吃定心丸吗？地方党政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实与取消四大自由、群众运动有密切关系。”我问吕先生：“在当前干群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发动一场反腐败的群众运动，将会有何种后果呢？”这位老先生沉吟良久，说：“看来也不行。满腹怨气的群众一旦起来，从村委到乡、县，一定有许多干部被活活打死。天下岂不大乱。”609-610
八、对知识分子的批评
1、理论的意义
处于社会急速转变过程中的广大民众只有感觉、情绪与纷乱的识见。理论必须源于这些普遍的感受、情绪与意见，同时又必须高于它们。所谓“高于”，一是说理论是用概念判断组织起来的感觉与思考，二是说理论还得揭示其原因及实现之途径。5
2、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重要
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社会事实。但社会事实不同于物理事实，因为所有社会事实都是由有感受、有思虑、有欲求、有激情的人参与的。当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社会事实时，应将其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在闲聊式的访谈中，“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访”而谈到许多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但他们为什么谈这些社会事件，怎样谈，他们对这些社会事件有怎样的主观评价，则属于社会心理的调查范围。在我看来，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为重要。5
3、民谣与采风
普遍的社会情绪，往往凝聚在广为流传的民歌民谣中。8
4、观念与浮油
在我看来，已进入我们乡村地方政治的诸“外来术语”，只不过是飘浮在广大深厚的传统文化与行为方式之上的点滴浮油而已。急于把中国拖入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忙于“观念更新”与“制度建设”，往往把“形式制度”与“现代术语”视为生活本身，结果既误别人，也复自误。在广大乡村，一方面是不能自我代表，另一方面是不让自我代表。这个“不能”与“不让”，依然是乡村社会政治意识与政治过程的基本内容。77
5、激进知识分子的自惑
中国的急进知识分子与急于赶超的政治家往往被自己掀起的改革或革命及其表面的轰轰烈烈所迷惑，以为中国从此就步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一个重新崛起的辉煌时代。而当表面的风暴刮过，起初的狂热开始冷却，我们往往发现并没有向前跨出多远。沉重的历史与坚硬的现实还在那个地方，迫使你去承认它。366-367
6、新观念，老办法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不断从西方输入新的观念、理论与方法，但民众实际所使用的还是老办法。633
九、解决方案
“一、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关心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四、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资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六、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P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