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危险冲撞高尚
――见我校的一位教师被惨打有感
人们常说：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蜡烛，是园丁。教师是高尚的，是神圣的，是伟大的，是无私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文观念的进化，中国教师的现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据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因公殉职的警察有三四百人，因此，警察被普遍认为是高危险的职业，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我们虽不敢妄自揣测个中缘由，但至少警察是一个光荣而体面的职业――这是我们敢肯定的，也是为社会公认的。所以，警察的因公殉职可以让我们尽一切褒义词来修饰――“光荣”“牺牲”“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不一而足。可是，教师呢？没有人统计过每年因公死亡的有多少人，即便这种令人不知是何滋味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但我们仍然无法对教师的因公死亡做一个准确的盖棺定论，一切用于修饰人民警察的言词都是不适合的，因为警察打击的对象是敌人，致他们死亡的是敌人，所以他们是英雄，但是教师呢？学生是他们服务、批评的对象，致他们死亡的学生或学生家长是人民的一分子，这种矛盾的激化充其量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因公死亡的教师既不是“自然死亡”，也不能称为“烈士”。就这一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开会讨论，还黄玉生之辈一个名分；当然，这是后话，我们现在更应对黄玉生事件进行深刻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老生常谈，但社会的矛头几乎无一例外地直接指向教师，难道家长、媒体、社会就能辞其咎吗？我们不用纵向比较三味书屋的戒尺如何教出鲁迅的语言功底，也不用横向比较日本、台湾如何培养学生成人、成才，因为这些都不足以说明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只用到各层次的学校中去切身感受一番，再客观描述出当代教育现状，可能不难回答这一问题。
一方面，我们面对由于学校、家长、社会的高度期望而产生的升学重压；另一方面，我们又面对越来越自我中心、甚至有些不可理喻的学生、家长、社会舆论。我们太难把握教学“宽”与“严”的这个“度”，太难了，难得我们举步维艰，难得人人自危！在“宽”与“严”不小心失衡的时候，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让我们在倾刻间仿佛成了历史的罪人。我们不反对媒体和社会的舆论监督，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如果是抓住教学中产生的一些本可包容的错误就大肆炒作，或者缺乏理性地搅和而惟恐天下不乱，如同谁都可以指点教育一样，我们实在不敢苟同这种做法；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误导了很多学生及家长的教育观、教育理念，甚至视学校制度乃至国家法律为无物。黄玉生事件不过是社会对教育评价积弊的爆发，黄玉生本人也不过是一个用鲜血与生命来让社会反省的殉道者。为了求得苟延残喘地完成“载道”使命，许多学校不得不常年和许多家长、媒体“周旋”，耗费了大量本该用于组织教学的精力，甚至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难道谁能说黄玉生的追悼会是在正常教学呢？
学校在社会似乎扭曲的“民主监督”下变成了不堪一击的弱势群体，而中学在众矢之的下更是命悬一线。我们看到了清华学子用硫酸泼熊，看到了北大博士跳楼自杀，看到了无数天之娇子去体验“自由落体”运动；但是，清华仍然是清华，北大仍然是北大，趋之者仍然若骛。然而，中学呢？家长、媒体、社会是如何对待中学的呢？我们已没有勇气用辛酸的眼泪去反思这残忍的一切，学校不是真空，教师不是神灵，难道我们应该只管学生学习、不管品德而培养出希特勒之类危害社会的“人才”？抑或放任学生的道德败坏而让他们将来犯罪？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有良知，我们不能变相作恶。可是，我们的良知却在磨刀霍霍的社会重压下血肉横飞，我们一面吃着“灵魂工程师”的蜜糖，一面饱受为数不少的学生及家长的终极诅咒。我们没有感受到任何“尊师重道”的光荣与自豪，我们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想去逃避、去后悔自己的错误选择，但是我们却似乎别无选择地继续下去，默默忍受或者等待职业生命的结束。
也许，有人会说：“你们还不是为了钱才去当老师的。”是的，我们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是人首先是生存，其次才是价值实现。在福布斯、胡润上提“钱”是光荣，教师提“钱”就是可耻吗？ 教师作为一种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极为可悲的。自身必须要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就是说社会要求他们在精神上要是一个完人――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为人师表的形象，万万不可放松对自己的自我约束。而在物质上，他们一向是贫寒的表率，而且必须是两袖清风方才称得上是师德典范。社会上允许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权者可以有一部分人鱼肉百姓,趋利者可以构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食物链，而教师却不可以商业化――因为它必须保持着那一份圣洁与庄严，可是，社会给了她庄严了吗？社会允许书商肆虐，家教横行，允许自由竞争，学校也必须有好差之分。况且，教师的收入充其量也只是比民工多、比跑出租的少――至少绝大部分如此。我们暂且不谈工作技术含量的高低，但民工和跑出租的都有人在为他们摇旗呐喊、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而有多少人在关注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健康呢？用网上调侃的话说，教师是“态度比孙子还好，名声比汉奸还差”。
也许，有人会说：“教师对问题学生要有爱心，不能歧视问题学生。”没错，没有爱心的教师不是好教师，但是，教师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教师。请问，有哪个教师是从走入教室的第一秒就开始歧视学生呢？不外乎教师多次规劝学生无果或者学生极度不尊重老师等等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来临的早晚完全取决于教师忍耐力的深浅。教师也是人啊，也有喜怒哀乐，孔圣人也会骂学生“朽木不可雕”，马克思也会发怒，那么，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如果把教师的一句过激之语看作对学生的伤害，那么，教师受到的伤害还少吗？我们往往在舔舐自己的伤口时还要饱受别人的咒骂，但有谁来同情我们、为我们抚平创伤呢？
作为有幸或者不幸忝列中学教师队伍的笔者，我们真的无所适从，真的诚惶诚恐！如果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自己已不是教师，世界已没有教师，或者天下就太平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留着鲜血倒下的时候，即便我们付出了十倍的努力，但是，没有人会为我们歌功颂德，而且还有人指着我们的坟墓说：“这是一个该死的人！”。
呜呼，悲哉！这就是教师的高尚遇上危险的“美妙”终结！
――见我校的一位教师被惨打有感
人们常说：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蜡烛，是园丁。教师是高尚的，是神圣的，是伟大的，是无私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文观念的进化，中国教师的现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据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因公殉职的警察有三四百人，因此，警察被普遍认为是高危险的职业，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我们虽不敢妄自揣测个中缘由，但至少警察是一个光荣而体面的职业――这是我们敢肯定的，也是为社会公认的。所以，警察的因公殉职可以让我们尽一切褒义词来修饰――“光荣”“牺牲”“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不一而足。可是，教师呢？没有人统计过每年因公死亡的有多少人，即便这种令人不知是何滋味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但我们仍然无法对教师的因公死亡做一个准确的盖棺定论，一切用于修饰人民警察的言词都是不适合的，因为警察打击的对象是敌人，致他们死亡的是敌人，所以他们是英雄，但是教师呢？学生是他们服务、批评的对象，致他们死亡的学生或学生家长是人民的一分子，这种矛盾的激化充其量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因公死亡的教师既不是“自然死亡”，也不能称为“烈士”。就这一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开会讨论，还黄玉生之辈一个名分；当然，这是后话，我们现在更应对黄玉生事件进行深刻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老生常谈，但社会的矛头几乎无一例外地直接指向教师，难道家长、媒体、社会就能辞其咎吗？我们不用纵向比较三味书屋的戒尺如何教出鲁迅的语言功底，也不用横向比较日本、台湾如何培养学生成人、成才，因为这些都不足以说明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只用到各层次的学校中去切身感受一番，再客观描述出当代教育现状，可能不难回答这一问题。
一方面，我们面对由于学校、家长、社会的高度期望而产生的升学重压；另一方面，我们又面对越来越自我中心、甚至有些不可理喻的学生、家长、社会舆论。我们太难把握教学“宽”与“严”的这个“度”，太难了，难得我们举步维艰，难得人人自危！在“宽”与“严”不小心失衡的时候，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让我们在倾刻间仿佛成了历史的罪人。我们不反对媒体和社会的舆论监督，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如果是抓住教学中产生的一些本可包容的错误就大肆炒作，或者缺乏理性地搅和而惟恐天下不乱，如同谁都可以指点教育一样，我们实在不敢苟同这种做法；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误导了很多学生及家长的教育观、教育理念，甚至视学校制度乃至国家法律为无物。黄玉生事件不过是社会对教育评价积弊的爆发，黄玉生本人也不过是一个用鲜血与生命来让社会反省的殉道者。为了求得苟延残喘地完成“载道”使命，许多学校不得不常年和许多家长、媒体“周旋”，耗费了大量本该用于组织教学的精力，甚至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难道谁能说黄玉生的追悼会是在正常教学呢？
学校在社会似乎扭曲的“民主监督”下变成了不堪一击的弱势群体，而中学在众矢之的下更是命悬一线。我们看到了清华学子用硫酸泼熊，看到了北大博士跳楼自杀，看到了无数天之娇子去体验“自由落体”运动；但是，清华仍然是清华，北大仍然是北大，趋之者仍然若骛。然而，中学呢？家长、媒体、社会是如何对待中学的呢？我们已没有勇气用辛酸的眼泪去反思这残忍的一切，学校不是真空，教师不是神灵，难道我们应该只管学生学习、不管品德而培养出希特勒之类危害社会的“人才”？抑或放任学生的道德败坏而让他们将来犯罪？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有良知，我们不能变相作恶。可是，我们的良知却在磨刀霍霍的社会重压下血肉横飞，我们一面吃着“灵魂工程师”的蜜糖，一面饱受为数不少的学生及家长的终极诅咒。我们没有感受到任何“尊师重道”的光荣与自豪，我们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想去逃避、去后悔自己的错误选择，但是我们却似乎别无选择地继续下去，默默忍受或者等待职业生命的结束。
也许，有人会说：“你们还不是为了钱才去当老师的。”是的，我们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是人首先是生存，其次才是价值实现。在福布斯、胡润上提“钱”是光荣，教师提“钱”就是可耻吗？ 教师作为一种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极为可悲的。自身必须要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就是说社会要求他们在精神上要是一个完人――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为人师表的形象，万万不可放松对自己的自我约束。而在物质上，他们一向是贫寒的表率，而且必须是两袖清风方才称得上是师德典范。社会上允许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权者可以有一部分人鱼肉百姓,趋利者可以构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食物链，而教师却不可以商业化――因为它必须保持着那一份圣洁与庄严，可是，社会给了她庄严了吗？社会允许书商肆虐，家教横行，允许自由竞争，学校也必须有好差之分。况且，教师的收入充其量也只是比民工多、比跑出租的少――至少绝大部分如此。我们暂且不谈工作技术含量的高低，但民工和跑出租的都有人在为他们摇旗呐喊、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而有多少人在关注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健康呢？用网上调侃的话说，教师是“态度比孙子还好，名声比汉奸还差”。
也许，有人会说：“教师对问题学生要有爱心，不能歧视问题学生。”没错，没有爱心的教师不是好教师，但是，教师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教师。请问，有哪个教师是从走入教室的第一秒就开始歧视学生呢？不外乎教师多次规劝学生无果或者学生极度不尊重老师等等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来临的早晚完全取决于教师忍耐力的深浅。教师也是人啊，也有喜怒哀乐，孔圣人也会骂学生“朽木不可雕”，马克思也会发怒，那么，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如果把教师的一句过激之语看作对学生的伤害，那么，教师受到的伤害还少吗？我们往往在舔舐自己的伤口时还要饱受别人的咒骂，但有谁来同情我们、为我们抚平创伤呢？
作为有幸或者不幸忝列中学教师队伍的笔者，我们真的无所适从，真的诚惶诚恐！如果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自己已不是教师，世界已没有教师，或者天下就太平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留着鲜血倒下的时候，即便我们付出了十倍的努力，但是，没有人会为我们歌功颂德，而且还有人指着我们的坟墓说：“这是一个该死的人！”。
呜呼，悲哉！这就是教师的高尚遇上危险的“美妙”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