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望红：“防溺水”工作本意向好，但为何让一线教师叫苦不迭？
我国中小学校长期以来都有“防溺水”工作宣传的传统和责任，尤其是在暑假临近时。
2021年5月21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工作的通知》，由此自上而下开启了一场“防溺水”运动，一线教师和基层干部都被充分动员，深度参与到相关工作中。
这份通知不足千字，仅有五项要求，本意无疑是好的，然而，据笔者调研了解，却让众多一线教师苦不堪言，以至于不少教师甚至呐喊：
“上面都在关心青少年的身体心理健康，又有谁来关注一线教师的心理健康呢？”
“四苦”
据了解，一线教师在开展“防溺水”工作时遭遇着“四苦”。
一苦，任务重。
“防溺水”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其工作目的是要减少夏季到来之际学生因涉水、游泳而不幸溺亡事件，确保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对于学校而言，主要工作是要做到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教会学生识别危险水域环境，在遇到危险时学会如何自救或求救。
然而，为了推动这一项工作，上面规定学校要完成“十个一活动”，包括：上一堂防溺水专题教育课；节假日前集中开展一次安全教育；组织一次安全知识竞赛或展板宣传活动；召开一次家长会；开展一次家长专访活动；印发一份《致家长的一封信》或宣传材料；布置一篇防溺水家庭作业；每周组织一次专题教育；每日一次安全提醒；课前课后进行安全提示。
针对每一项工作，班主任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
单是开展一次家长专访活动，就需要花费老师至少一周的休息时间。
上面要求学校师生背诵“七不两会”，不定期针对老师和学生进行抽查，如果出现背诵错误就要扣分。为了避免被扣分，老师自己要提前督查学生背诵并抽查，学校还要经常抽查，以免学生在上级来检查时出现卡壳或错漏而被扣分。
班主任每周要开展专题教育，非节假日期间，每周要在群里进行安全提醒，提醒之后要确保家长们回复“收到”，班主任每次要在群里“数人头”，生怕哪位家长没回复。
“十个一活动”开展和“七不两会”工作是各所学校必须完成的工作，一些地区还不断层层加码，自我加压。而层层加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既有工作内容上进一步增加工作密度。
比如，“十个一活动”中要求“每日一次安全提醒”，有的地区规定每天早晚必须进行一次安全提醒，且每次提醒时间必须讲5分钟；有的地区则规定放假期间，老师必须每天在家长群里提醒2次。
再比如，“十个一活动”中要求“上一堂防溺水专题教育课”，中部某省要求各中小学组织收看《**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安全专题教育专题课》。如果只是组织学生集体收看专题课视频还好，结果通知要求全体学生和家长都需要参与学习，且学生和家长要一同观看，这就需要老师去动员家长关注公众号、登陆注册页面、按照要求填写信息，看完视频之后还要参与测试答题，如果没有达到满分还要重新答题直到获得满分为止，答题完成之后要下载证书；班主任要负责收集好学生的学习图片和证书，并参与统计排名，如果观看率低，上级就会对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进行通报批评。
结果，为了这一项工作，班主任要做无限多的工作，反复与家长沟通劝导，不仅增加了工作量，也增加了家长对老师的厌烦甚至嫌弃。
二是新增一些“创新性”的工作内容。
2021年笔者在广西调研时，广西要求河湖塘边要放置游泳圈用于溺水者救生；2023年湖南一些地区已变成了“一圈一绳一竿”，并要在危险水域安装感应摄像头进行提醒，一旦有人靠近，摄像头就会出现“危险区域，请勿靠近”的安全提醒声音。此外，多个省份还要求在暑假期间，教师和乡村干部要参与巡河、巡湖，拥有海域的省份还要求老师去巡海。
由于上级对“防溺水”工作的要求过于严格，有地区甚至提出“零溺亡人数”的政策目标，但是这一目标如何保证？谁能百分百保证？有人担心未成年人因“防溺水”工作不能下水游泳，以后掉到河里了不会自救怎么办？有些地区就开始给学生发放免费的游泳票，但是免费的游泳票是有限的，必然不能满足学生的游泳需求。
可以说，各地的“防溺水”工作“创新”内容层出不穷，彼此相互效仿，学校和政府的“防溺水”工作负担就不断加码，财政压力也在不断攀升，搞得一线教师和基层干部累得喘不过气来。
二苦，材料多。
老师们不仅要完成“十个一活动”，组织学习、背诵“七不两会”，而且还要做大量的材料工作。
具体说来，老师开展了相关工作，如何证明你开展了相关活动呢？上级要求要排名考核，于是就必须“办事留痕”——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必须事前做好策划，事中拍照、拍视频，事后总结归档。教育专题课、家访、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都需要如此。
“防溺水”的多项工作需要学生和家长深度参与，但是家长工作是不容易做的。比如仅《致家长的一封信》，班主任要提醒学生带回家给家长，确认家长看到了此信，《安全承诺书》需要家长签字后由班主任回收。班主任每次清点回收的材料时都要尤为注意，生怕哪位同学家长的材料或图片没有收上来，万一出事了就说不清了。
这些材料清点和归档总结工作，占据了他们大量的时间，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教育教学工作。
三苦，压力大。
“防溺水”工作陷入了一个政策执行谬论中，这项工作不是完成了相关工作就可以结束了，而是要反反复复地做，而且就算做得再多，只要出现了一起安全事故，所有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如中部省份某县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2022年因出现2起学生溺亡事件，全县的“防溺水”工作就被一票否决。
对于学校和老师而言，只要是本校的学生出现了溺水事故，不论何时何地，都会倒查学校和老师。倒查的内容就是上级布置的工作是否按时按量地完成，如果任何一个环节有疏漏，一定会追究学校和老师的责任。即使每一项工作都做得特别好，学校相关领导和老师也要背一个记过的处分。
举个例子，中部省份某街道2名学生暑假被父母从打工地送回来，他们想到水边玩耍，被管护员劝阻离开，结果他们又趁管护员不注意偷偷折返回来，两人下去游泳最终溺亡。事情发生后，上面就倒查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是否有问题。该事件中，尽管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校长、分管安全的副校长和班主任还是承担了责任，给予了家长一定的人道主义补偿。
因此，学校领导和一线老师压力都特别大，每天都处于紧绷状态，生怕本校的学生出事；上面安排的任务，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完成，否则出了问题更麻烦。
如2022年3月28日，某县教育局发通知要求全县中小学3月31日之前要完成家访工作。那几天刚好下暴雨，但是工作还得做，结果一位老师将车开到水沟里去了、一位老师骑着摩托车被狗追着跑。
四苦，意义弱。
尽管宣传“防溺水”、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是必要的，但是目前的种种做法不断削弱老师们参与此项工作的意义感。
一是大量、重复的工作挤占了他们教学实践和思考教学的时间，教书育人的教育意义被削弱。
如有学校校长直言，“‘防溺水’工作每天早上说5分钟，晚上放学前说5分钟，还要拍照、写记录、拍视频，办事要留痕。老师们根本没有心思抓教学，都在应付各种检查”。
二是老师做得越多，家长管得越少，一旦出了问题就赖上学校和老师。
上级要求政府和学校做得再多，学生的监护人不管，学校也没办法。有老师反映，防溺水的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关键是家长不重视。一些学生放假回家后，爷爷奶奶就在家打麻将，如果出了问题，就找到学校。这种权责倒置的观念使得老师们越做越伤心，越做越绝望。
三是做得再多，都抵不过不确定的风险。
一旦出现溺水安全事故，上级不顾逻辑、不论是非就来倒查学校的具体工作是否到位，这些不确定的后果还是要由学校和老师来买单。因此，老师们做得再多再好，既无法获得家长的认可，也无法给予自己安全感。
执行偏差
“防溺水”工作之所以引发一线教师叫苦不迭，原因就在于对这项政策的理解与执行出现宣传工作政治化、简单工作复杂化、实质工作形式化、家庭工作学校化等偏差。
宣传工作政治化，是指“防溺水”工作的本质是一项社会宣传工作，学校承担“防溺水”宣传任务无可厚非，但是在推动工作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
具体来讲，一是目标上的政治化，即将“防溺水”宣传工作的目标定位为“零溺亡”。但是，谁能够确保没有溺亡事件发生，谁能够时时刻刻监督着未成年人不下水呢？二是执行上的政治化。这项工作不仅动员学校，还动员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结果，这项工作不仅偏离了原初的宣传目标，而且因政治压力过大，影响了一线教师的心理健康，。
至于简单工作复杂化，原本“防溺水”工作的内容并不复杂，核心工作是提醒学生下水游泳注意安全，避免因风险而出现伤亡；然而，为了提醒学生及其家长，层层加码、不断加压，一项简单可完成的重要工作，变成了繁琐无比、痛苦不堪、反复折腾的令人厌弃的工作。
而所谓实质工作形式化，说的是当下太多形式工作掩盖了“防溺水”工作的实质意义。
“防溺水”工作的核心是要让未成年人学习如何与水相处，而非远离水源，因此需要教会学生如何识别水域环境、如何与水相处、如何在遇到危险时自救；结果，现在的“防溺水”工作变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甚至反智主义。比如很多地区要求师生们参与《中小学生防溺水应知应会知识测试题》，一定要按照标准答案回答，实际上师生都是对着标准答案抄一遍，答案也令人很无语，浪费的是师生的学习时间。
家庭工作学校化，则是指本应是家庭承担的工作，却成为学校的责任，学校不仅要介入，出现问题后还要由学校承担责任。自然，相应地会带来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家校权责模糊，出事后极易引发家校冲突；二是学校责任扩张挤压学校的核心工作，极大地影响教师本职工作的开展。
纠偏建议
目前，对“防溺水”工作的执行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政策初衷，严重影响到一线教师的日常工作和心理健康，因此极有必要及时进行纠偏。具体来讲，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重新定位目标，回归基础宣传功能。“防溺水”工作可以继续开展，但是确实不需要如此大张旗鼓、过度动员。政府和学校的事务“无穷无尽也”，也未必能起到完美无失的政策效果。
二是减轻工作内容，切实为教师“减负”。即大幅度减轻与基本目标无关的相关活动和任务，按照基础的宣传目标去完成任务即可。上级政府相应地也要改变工作作风，给予基层自主宣传的空间，避免目标偏移和过度动员——这点因素某种程度上更为关键。
三是厘清家校责任，避免学校深陷其中。将责任推给学校，不仅无助于强化家庭的责任意识，反而会强化家庭对学校的依赖和对政府的要求，与此同时，也会侵蚀学校的主体功能。因此需将学校和教师从这种被动的局面和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反思对“防溺水”工作的执行是否适当，归根结底可能还是要切实回答一个问题：谁能百分百保证“零溺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