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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
2017-03-04 资中筠
本文根据2014.4.13 在南京“亲近母语”论坛讲话略有删改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了，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所谓“国学”抵制普世价值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不过我的确坚持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文，是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底蕴的养成。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与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汉语自成体系，与其他语言都不相同。一个欧洲知识分子往往精通几国西方语言，都可以运用自如，可以有双母语，甚至三种母语。但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人，同时精通汉语与一门西方语言而都达到母语的程度的，是极少数。这是指真正的“精通”，运用自如，而不是一般的“流畅”。近日许渊冲教授上电视朗读，引起热议。像许老那样在中、英、法三种文字之间互译，而且能译诗，达到那样出神入化的水平，着实令人钦佩，但这绝对是特例。本人大学专业是外国文学，至少十岁以前开始学英文，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做翻译，但是自问外文的运用无论如何与中文不可相提并论，就翻译而言，从外文译中文尚可，而从中文译外文，特别是文学作品，从来不敢自己定稿。
中文（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一、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发音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一般认为是自秦朝开始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生为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二、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比起上一代的人——我的老师、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与下一代相比，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就是我的同代人，情况也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随便聊天，有人说到了某些大人物的糗事，我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是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诗经》：“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庭中的秽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这是很寻常的比喻，我少时就听大人说过。而在那位比我年轻的教授看来，这种典故只有他那样的古典文学专家才懂。说明我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典故，到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和脱口而出的成语，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的中学国文课本与我原来学的差不多。

每个人本能地都用母语思考，所以对母语的修养越深，能调动的资源、语汇以及联想就越丰富。当然语言也是有发展、变化的，时下的许多新的网络语言，老一代的人就跟不上了。不过要成为汉语文化的一部分，还有待时间的淘洗。
个人学中文的经历和体会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这首诗，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听说中文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不知确否。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教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背，就让我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处理书籍），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不知去向。

图片源于网络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学问很大，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他都能补上去。当然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非常厚。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认为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发现日常用的许多成语原来就典出《左传》。例如“疲于奔命”这个词原来与一个叫公申巫臣的故事有关系，等等。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

图片源于网络
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的兴趣，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我至今也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没有人逼我，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碰巧遇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以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有些我们看来比较“洋派”的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洋文再流利，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不讲，这里只讲中文教学。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大狗叫，小猫跳，小弟弟哈哈笑”，完全是白话。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挑几篇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少量选读，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读。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士人的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有趣、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对教的内容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或她）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击节赞赏，甚至自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而使劲记。所以有人说“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断裂，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是没有断裂的。
3.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2年他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因躲天津水灾，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2017-03-04 资中筠
本文根据2014.4.13 在南京“亲近母语”论坛讲话略有删改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了，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所谓“国学”抵制普世价值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不过我的确坚持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文，是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底蕴的养成。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与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汉语自成体系，与其他语言都不相同。一个欧洲知识分子往往精通几国西方语言，都可以运用自如，可以有双母语，甚至三种母语。但是不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人，同时精通汉语与一门西方语言而都达到母语的程度的，是极少数。这是指真正的“精通”，运用自如，而不是一般的“流畅”。近日许渊冲教授上电视朗读，引起热议。像许老那样在中、英、法三种文字之间互译，而且能译诗，达到那样出神入化的水平，着实令人钦佩，但这绝对是特例。本人大学专业是外国文学，至少十岁以前开始学英文，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做翻译，但是自问外文的运用无论如何与中文不可相提并论，就翻译而言，从外文译中文尚可，而从中文译外文，特别是文学作品，从来不敢自己定稿。
中文（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一、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发音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一般认为是自秦朝开始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生为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二、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比起上一代的人——我的老师、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与下一代相比，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就是我的同代人，情况也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随便聊天，有人说到了某些大人物的糗事，我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是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诗经》：“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庭中的秽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这是很寻常的比喻，我少时就听大人说过。而在那位比我年轻的教授看来，这种典故只有他那样的古典文学专家才懂。说明我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典故，到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和脱口而出的成语，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的中学国文课本与我原来学的差不多。

每个人本能地都用母语思考，所以对母语的修养越深，能调动的资源、语汇以及联想就越丰富。当然语言也是有发展、变化的，时下的许多新的网络语言，老一代的人就跟不上了。不过要成为汉语文化的一部分，还有待时间的淘洗。
个人学中文的经历和体会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这首诗，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听说中文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不知确否。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教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背，就让我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处理书籍），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不知去向。

图片源于网络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学问很大，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他都能补上去。当然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非常厚。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认为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发现日常用的许多成语原来就典出《左传》。例如“疲于奔命”这个词原来与一个叫公申巫臣的故事有关系，等等。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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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的兴趣，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我至今也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没有人逼我，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碰巧遇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以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有些我们看来比较“洋派”的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洋文再流利，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不讲，这里只讲中文教学。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大狗叫，小猫跳，小弟弟哈哈笑”，完全是白话。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挑几篇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少量选读，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读。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士人的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有趣、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对教的内容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或她）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击节赞赏，甚至自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而使劲记。所以有人说“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断裂，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是没有断裂的。
3.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2年他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因躲天津水灾，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我从古文体验到的思想情怀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和学校教育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今天回头来看，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我所生活的时代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外患。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所以文天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像“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班超投笔从戎，祖荻闻鸡起舞，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等等。这个大家都熟悉，就不多讲了。
2.厌战、渴望和平
中国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动人。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有特别感动。还有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诗也很少人记得，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因为太写实，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题目直译是《将军们死在床上（Generals Die in Bed）》，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将军们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问我，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后来这本书是否有中译本，我不得而知。
还有两句名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就叫《春闺梦》，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一位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梦里相逢，其实他已经战死了。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排这个戏，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这种反战剧影响士气，不利“剿共”。到了新朝，他又想演这出戏，还是没有被批准，因为在“斗争哲学”统治下，“和平主义”自然在批判之列。从古到今，普通人受战争之苦，追求和平，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动心，对战争的残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战最彻底的是《吊古战场文》，那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到的：一开头就气势非凡：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作者感叹“伤心哉”！紧接着就问是秦、汉还是近代？其实都一样。以下大段文章历数自古以来的有名战役，想象战场的残酷和惨烈景象，结论是，秦起长城，汉击匈奴都使生灵涂炭，因此“功不补患”。把那些帝王的“丰功伟绩”都给否定了。最后一段有几句简直是撕心裂肺，我永远难忘：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老百姓活着的时候得到过什么恩泽？现在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这么给杀死了？而且“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说家人对他们的生死还不明，连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死者不知魂归何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界？最后只能归之于命，从古就是这样，“为之奈何”。这篇文章对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彻底。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们是享受不到胜利成果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血泪之作，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好的诠释。
3.民间疾苦
民间疾苦其实和战乱分不开，老百姓除了赋税之外，还有一项沉重负担是服徭役，就是征兵，或者劳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教科书经常选的。我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有好几十首，每一首诗都是讲一种劳动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艺者或者农民，覆盖面极广，而且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和宫廷、权贵的那些穷奢极侈享受作对比。作为诗，文字非常美，在形容各种美丽的东西的时候，既写实又浪漫，想象力十分丰富，然后最后总有点睛之笔，点出他要表达的感慨和悲愤。
以《缭绫》为例，这是我特别欣赏的《新乐府》诗之一。
“缭绫缭绫何所似? 不似罗绡与纨绮; 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这四句开头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哗！一大匹白缎子挂下来，接着描述本色织锦的花样。然后就是宫里来加工订货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绫子给染成绿的了，这几句该有多美！然后“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是江南贫寒人家的女子织给皇宫里的宫女穿。接着讲怎么裁剪制成衣裳：从“广裁衫袖长制裙”，到“转侧看花花不定”这四句是讲制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宽袖长裙，简直漂亮极了。“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皇帝把这赐给跳舞的宫女了。但是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弄脏了毫不爱惜。“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最后，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对这个“扎扎千声不盈尺”，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在“文革”中下放河南农村，那里冬天妇女都织布，还是用那种相当原始的织布机，面幅很窄，不是用丝线而是自纺的棉线，织的是粗布，效率也很低，一个冬天织不了多少。我经过老乡门口，听见“卡拉塔、卡拉塔”的声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声不盈尺”。这首诗最后结尾是：“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我举这首诗，因为它比较铺陈、辞藻丰富，那些对织锦的描述简直美不胜收，同时对“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跃然纸上。当然这种情况贯穿在很多首诗中。只能很简单地再举几个例子。
例如《红线毯》，也是宫里的加工订货，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别美，又厚又软，还大得不得了，卷都卷不起来，“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想象一下：这么大一块地毯，一百个壮汉抬着它，从安徽一直走到长安，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宫里头特别喜欢，于是乎就“年年十月来宣州”，然后“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他特别的卖劲，讨好，这是“政绩”啊！最后白居易教训他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个几句话掷地有声，非常尖锐。
《轻肥》，比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权贵们的宴席，全国各地的珍馐美食，吃得酒足饭饱。最后两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岁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对比，有极大的震撼力。
还有《卖炭翁》，这篇好像课本里头常选的，不过我还忍不住想提一句是我每每为之心酸的，就是“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我们设想一下，那个老头儿，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还希望天冷一点，炭能够卖个好价钱。但是最后这个希望也落空，这里市场规律不起作用，他那一车炭全被有权的人抢走了，只扔给他两段绸子。比城管对小贩还厉害。

图片源于网络
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那些奢华的东西都描述得笔底生花，对比出另一种人的悲苦，更加触目惊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所讥刺的不是一般的达官贵人，而是直指宫廷。如《缭绫》、《红线毯》是为宫里的订货，《轻肥》一开头就指出那些骄横跋扈的人，“人称是内臣”。这“内臣”不是正经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其实就是太监。可是他们还穿着文武官服，到军中去赴宴。我觉得那时的白居易确实是有点书生意气，有点胆量的。他不是一首两首，而是那么多首，从各个方面讥刺当朝，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针对别人，自己还有反省，例如《观刈麦》，由农民的辛苦想到自己优越的生活。
有人批评白居易的诗像顺口溜，太浅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来他写的这些诗不是为在士大夫中间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让乡下老太婆都听得懂的。我这个城里老太婆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一首诗不论深浅，主要是给你以美感。他的诗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样人间织”这样的词，谁想得出来？顺便说到，我对现在许多流行歌曲不欣赏，先不说音乐，单说歌词，不是因为它浅显易懂，而是因为它不知所云，又没有文采。不论是诗还是文，为什么要晦涩难懂才算有学问，有深度，或者为什么一定要粗鄙浅薄才算通俗？
还有人说他虚伪，就是他那么关心民间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较奢侈的，他家里曾经养着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本文不是对白居易的全面道德评价，只是就诗论诗，至少这些诗表达真性情。他如果没有认真观察和实际体验的话，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如果他没有和卖炭翁交谈过，他怎么会知道他“心忧炭贱愿天寒”？而且他关注很广，每一个行业的操作程序和特点，他都写得出来，如果没有深切的同情，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句子。而且他写这个不可能是奉命之作，或为了沽名钓誉，树立自己形象。相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不论如何，就诗而言，琅琅上口是优点。特别给低年级学生选诗，白居易很适合的，既有美感，又培养同情心。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得之愚。
4.政治和爱情难以区分
中国对于古诗词的解释，常常就是爱情和政治不分的，自从屈原的《离骚》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来，后世解释诗词常常把貌似讲恋情的诗作政治解释。是失恋，怀念情人，还是政治上的失意，失去了皇帝的恩宠？我曾有一篇文章说过，中国的士大夫对皇帝有一种单相思的情结，总是望着金阙之上，希望皇帝对他有所青睐，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见。
不过有很多诗就是爱情诗，后人硬要把它说成是政治诗，比如《诗经》的《国风》是吧？包括第一首“关关雎鸠”，朱熹就说他是讲文王后妃之德，其实人家就是谈恋爱，《诗经》里头有好多就是谈恋爱的诗，而且是那时候的大白话。可是后来的道学家要加入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因为孔子说诗三百“思无邪”，道学先生们认为男欢女爱就不算“无邪”，总要加入点政治，有些就比较牵强。但是有的诗确实也有所寄托，说得很含蓄、模糊，让人去猜。李商隐的诗就有点这个味道。他的诗非常美，但很难确切知道他何所指，可算是古代朦胧诗。我刚才说我喜欢白居易的明朗易懂，同时我也喜欢李义山的朦胧之美，就是那么一种意境，让人无限低回，本不必求甚解。
现在我想举一个陶渊明《闲情赋》的例子。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衿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读起来很美，如果变成白话，就怪肉麻的：一忽儿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领子，一忽儿做头发上的头油，还要做人家踩在脚下的鞋子……。这《闲情赋》是课本里不选，师长不会教的。《昭明文选》里也没选，那位梁太子萧统看不上，还说陶渊明“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是把它作为陶渊明的瑕疵来看的，也说明这位昭明太子还是脱不了道学气。我最初看到这篇赋是在高中时，同学里面偷偷传看的，虽然没有人说这是禁书，但根据当时的标准，这就接近“艳词”了。所以我们几个同学感到很神秘，偷着乐，那十个“愿……”常成为我们几个人说悄悄话的内容。从通篇来看，陶渊明见到了一位女士，只是远远望着，对她产生遐想，于是天天去等她，也没等着见一面，纯粹是单相思。
但是对这篇赋还有一种政治上的诠释，说是抒发他官场不得意。我怎么看怎么不像，因为陶渊明还写过一篇《感士不遇赋》，就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讲得很清楚，说当时衡量人的标准不是以才论，而是颠倒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逆淘汰”，所以他自己就是怀才不遇。那篇都写明白了，何必再写这么一篇用爱情来假托政治上的赋呢？何况从陶渊明的志趣来看，已经摆脱了对官场的眷恋，更不会像追情人一样那样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这是我的看法。陶渊明看到一位美人，想入非非，如此而已。只是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别人写不出来。
5.隐逸情怀，逃离官场
这更加避不开陶渊明，他绝对是这种情怀和这种文学的代表人物。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是通俗典故。无论哪个时代，大概中文课没有不读《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的，还有《五柳先生传》。我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文中说过，中国读书人一方面对君王有一种单恋之情，但是有个性有才华的人又难长久在官场得意，所以留下来的优秀传世之作，大多数是失意时候的作品，多表现隐逸情怀和内心藐视权贵的傲气。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都坚守独立的人格，都想退居林下，但是表现在文学作品里的，这方面的感情居多。那些歌功颂德之作，奉命文学以及凑趣的宫廷诗，大多被时间所淘汰。
我个人印象较深的，从孟子开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较可爱的。他见梁惠王、齐宣王，把他们训得一愣一愣的。他说：“说大人则邈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说，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视的，别看他们那么神气活现的样子。比较突出的是魏晋六朝风骨，这方面著作已经很多。我个人接触到魏晋六朝文章时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间，是反叛的年龄，内心对他们非常向往。对《世说新语》里那些故事、特立独行的作风和充满机智的俏皮话特别入迷。跟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经常谈论竹林七贤，很想仿效他们的做派，当然实际上不敢。很久以后，有了人权的明确观念后，发现并不都是那么潇洒，有些地方很残忍，不足取，例如让美人劝酒，劝不动就砍手，而那位大人物就是不为所动，坚持不喝，说你管教你家的人与我何干。这种鲜血淋淋的故事，令人厌恶。
古人和大自然比较近，那时当然不存在污染问题。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对古人悠游山林十分羡慕，也就对所谓“隐士”很感兴趣。从东汉、魏晋以来由于乱世，隐逸成风，但是“盛世”也有不少读书人不愿做官而隐居的。孟浩然是一个。有一个词也是我中学时候听到后，觉得妙不可言，就是“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后来查到，唐朝有一位高士叫田游岩，做了很短时间官就躲到山里隐居起来，唐高宗亲自登门拜访，想请他出山，问他身体如何，他说“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就是得了绝症，离不开山林了。还有像南宋朱敦儒的几首《鹧鸪天》是我十分欣赏的：“臣本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屡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句。后来发现当代大人物也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懒得做官，逃离政治；而后者蔑视万户侯是最终要消灭他们，自己称王。完全两码事。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和学校教育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今天回头来看，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我所生活的时代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外患。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所以文天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像“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班超投笔从戎，祖荻闻鸡起舞，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等等。这个大家都熟悉，就不多讲了。
2.厌战、渴望和平
中国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动人。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有特别感动。还有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诗也很少人记得，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因为太写实，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题目直译是《将军们死在床上（Generals Die in Bed）》，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将军们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问我，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后来这本书是否有中译本，我不得而知。
还有两句名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就叫《春闺梦》，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一位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梦里相逢，其实他已经战死了。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排这个戏，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这种反战剧影响士气，不利“剿共”。到了新朝，他又想演这出戏，还是没有被批准，因为在“斗争哲学”统治下，“和平主义”自然在批判之列。从古到今，普通人受战争之苦，追求和平，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动心，对战争的残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战最彻底的是《吊古战场文》，那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到的：一开头就气势非凡：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作者感叹“伤心哉”！紧接着就问是秦、汉还是近代？其实都一样。以下大段文章历数自古以来的有名战役，想象战场的残酷和惨烈景象，结论是，秦起长城，汉击匈奴都使生灵涂炭，因此“功不补患”。把那些帝王的“丰功伟绩”都给否定了。最后一段有几句简直是撕心裂肺，我永远难忘：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老百姓活着的时候得到过什么恩泽？现在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这么给杀死了？而且“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说家人对他们的生死还不明，连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死者不知魂归何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界？最后只能归之于命，从古就是这样，“为之奈何”。这篇文章对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彻底。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们是享受不到胜利成果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血泪之作，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好的诠释。
3.民间疾苦
民间疾苦其实和战乱分不开，老百姓除了赋税之外，还有一项沉重负担是服徭役，就是征兵，或者劳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教科书经常选的。我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有好几十首，每一首诗都是讲一种劳动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艺者或者农民，覆盖面极广，而且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和宫廷、权贵的那些穷奢极侈享受作对比。作为诗，文字非常美，在形容各种美丽的东西的时候，既写实又浪漫，想象力十分丰富，然后最后总有点睛之笔，点出他要表达的感慨和悲愤。
以《缭绫》为例，这是我特别欣赏的《新乐府》诗之一。
“缭绫缭绫何所似? 不似罗绡与纨绮; 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这四句开头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哗！一大匹白缎子挂下来，接着描述本色织锦的花样。然后就是宫里来加工订货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绫子给染成绿的了，这几句该有多美！然后“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是江南贫寒人家的女子织给皇宫里的宫女穿。接着讲怎么裁剪制成衣裳：从“广裁衫袖长制裙”，到“转侧看花花不定”这四句是讲制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宽袖长裙，简直漂亮极了。“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皇帝把这赐给跳舞的宫女了。但是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弄脏了毫不爱惜。“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最后，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对这个“扎扎千声不盈尺”，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在“文革”中下放河南农村，那里冬天妇女都织布，还是用那种相当原始的织布机，面幅很窄，不是用丝线而是自纺的棉线，织的是粗布，效率也很低，一个冬天织不了多少。我经过老乡门口，听见“卡拉塔、卡拉塔”的声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声不盈尺”。这首诗最后结尾是：“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我举这首诗，因为它比较铺陈、辞藻丰富，那些对织锦的描述简直美不胜收，同时对“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跃然纸上。当然这种情况贯穿在很多首诗中。只能很简单地再举几个例子。
例如《红线毯》，也是宫里的加工订货，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别美，又厚又软，还大得不得了，卷都卷不起来，“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想象一下：这么大一块地毯，一百个壮汉抬着它，从安徽一直走到长安，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宫里头特别喜欢，于是乎就“年年十月来宣州”，然后“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他特别的卖劲，讨好，这是“政绩”啊！最后白居易教训他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个几句话掷地有声，非常尖锐。
《轻肥》，比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权贵们的宴席，全国各地的珍馐美食，吃得酒足饭饱。最后两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岁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对比，有极大的震撼力。
还有《卖炭翁》，这篇好像课本里头常选的，不过我还忍不住想提一句是我每每为之心酸的，就是“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我们设想一下，那个老头儿，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还希望天冷一点，炭能够卖个好价钱。但是最后这个希望也落空，这里市场规律不起作用，他那一车炭全被有权的人抢走了，只扔给他两段绸子。比城管对小贩还厉害。

图片源于网络
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那些奢华的东西都描述得笔底生花，对比出另一种人的悲苦，更加触目惊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所讥刺的不是一般的达官贵人，而是直指宫廷。如《缭绫》、《红线毯》是为宫里的订货，《轻肥》一开头就指出那些骄横跋扈的人，“人称是内臣”。这“内臣”不是正经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其实就是太监。可是他们还穿着文武官服，到军中去赴宴。我觉得那时的白居易确实是有点书生意气，有点胆量的。他不是一首两首，而是那么多首，从各个方面讥刺当朝，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针对别人，自己还有反省，例如《观刈麦》，由农民的辛苦想到自己优越的生活。
有人批评白居易的诗像顺口溜，太浅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来他写的这些诗不是为在士大夫中间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让乡下老太婆都听得懂的。我这个城里老太婆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一首诗不论深浅，主要是给你以美感。他的诗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样人间织”这样的词，谁想得出来？顺便说到，我对现在许多流行歌曲不欣赏，先不说音乐，单说歌词，不是因为它浅显易懂，而是因为它不知所云，又没有文采。不论是诗还是文，为什么要晦涩难懂才算有学问，有深度，或者为什么一定要粗鄙浅薄才算通俗？
还有人说他虚伪，就是他那么关心民间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较奢侈的，他家里曾经养着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本文不是对白居易的全面道德评价，只是就诗论诗，至少这些诗表达真性情。他如果没有认真观察和实际体验的话，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如果他没有和卖炭翁交谈过，他怎么会知道他“心忧炭贱愿天寒”？而且他关注很广，每一个行业的操作程序和特点，他都写得出来，如果没有深切的同情，无论如何写不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句子。而且他写这个不可能是奉命之作，或为了沽名钓誉，树立自己形象。相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不论如何，就诗而言，琅琅上口是优点。特别给低年级学生选诗，白居易很适合的，既有美感，又培养同情心。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得之愚。
4.政治和爱情难以区分
中国对于古诗词的解释，常常就是爱情和政治不分的，自从屈原的《离骚》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来，后世解释诗词常常把貌似讲恋情的诗作政治解释。是失恋，怀念情人，还是政治上的失意，失去了皇帝的恩宠？我曾有一篇文章说过，中国的士大夫对皇帝有一种单相思的情结，总是望着金阙之上，希望皇帝对他有所青睐，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见。
不过有很多诗就是爱情诗，后人硬要把它说成是政治诗，比如《诗经》的《国风》是吧？包括第一首“关关雎鸠”，朱熹就说他是讲文王后妃之德，其实人家就是谈恋爱，《诗经》里头有好多就是谈恋爱的诗，而且是那时候的大白话。可是后来的道学家要加入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因为孔子说诗三百“思无邪”，道学先生们认为男欢女爱就不算“无邪”，总要加入点政治，有些就比较牵强。但是有的诗确实也有所寄托，说得很含蓄、模糊，让人去猜。李商隐的诗就有点这个味道。他的诗非常美，但很难确切知道他何所指，可算是古代朦胧诗。我刚才说我喜欢白居易的明朗易懂，同时我也喜欢李义山的朦胧之美，就是那么一种意境，让人无限低回，本不必求甚解。
现在我想举一个陶渊明《闲情赋》的例子。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衿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读起来很美，如果变成白话，就怪肉麻的：一忽儿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领子，一忽儿做头发上的头油，还要做人家踩在脚下的鞋子……。这《闲情赋》是课本里不选，师长不会教的。《昭明文选》里也没选，那位梁太子萧统看不上，还说陶渊明“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是把它作为陶渊明的瑕疵来看的，也说明这位昭明太子还是脱不了道学气。我最初看到这篇赋是在高中时，同学里面偷偷传看的，虽然没有人说这是禁书，但根据当时的标准，这就接近“艳词”了。所以我们几个同学感到很神秘，偷着乐，那十个“愿……”常成为我们几个人说悄悄话的内容。从通篇来看，陶渊明见到了一位女士，只是远远望着，对她产生遐想，于是天天去等她，也没等着见一面，纯粹是单相思。
但是对这篇赋还有一种政治上的诠释，说是抒发他官场不得意。我怎么看怎么不像，因为陶渊明还写过一篇《感士不遇赋》，就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讲得很清楚，说当时衡量人的标准不是以才论，而是颠倒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逆淘汰”，所以他自己就是怀才不遇。那篇都写明白了，何必再写这么一篇用爱情来假托政治上的赋呢？何况从陶渊明的志趣来看，已经摆脱了对官场的眷恋，更不会像追情人一样那样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这是我的看法。陶渊明看到一位美人，想入非非，如此而已。只是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别人写不出来。
5.隐逸情怀，逃离官场
这更加避不开陶渊明，他绝对是这种情怀和这种文学的代表人物。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是通俗典故。无论哪个时代，大概中文课没有不读《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的，还有《五柳先生传》。我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文中说过，中国读书人一方面对君王有一种单恋之情，但是有个性有才华的人又难长久在官场得意，所以留下来的优秀传世之作，大多数是失意时候的作品，多表现隐逸情怀和内心藐视权贵的傲气。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都坚守独立的人格，都想退居林下，但是表现在文学作品里的，这方面的感情居多。那些歌功颂德之作，奉命文学以及凑趣的宫廷诗，大多被时间所淘汰。
我个人印象较深的，从孟子开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较可爱的。他见梁惠王、齐宣王，把他们训得一愣一愣的。他说：“说大人则邈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说，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视的，别看他们那么神气活现的样子。比较突出的是魏晋六朝风骨，这方面著作已经很多。我个人接触到魏晋六朝文章时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间，是反叛的年龄，内心对他们非常向往。对《世说新语》里那些故事、特立独行的作风和充满机智的俏皮话特别入迷。跟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经常谈论竹林七贤，很想仿效他们的做派，当然实际上不敢。很久以后，有了人权的明确观念后，发现并不都是那么潇洒，有些地方很残忍，不足取，例如让美人劝酒，劝不动就砍手，而那位大人物就是不为所动，坚持不喝，说你管教你家的人与我何干。这种鲜血淋淋的故事，令人厌恶。
古人和大自然比较近，那时当然不存在污染问题。我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对古人悠游山林十分羡慕，也就对所谓“隐士”很感兴趣。从东汉、魏晋以来由于乱世，隐逸成风，但是“盛世”也有不少读书人不愿做官而隐居的。孟浩然是一个。有一个词也是我中学时候听到后，觉得妙不可言，就是“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后来查到，唐朝有一位高士叫田游岩，做了很短时间官就躲到山里隐居起来，唐高宗亲自登门拜访，想请他出山，问他身体如何，他说“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就是得了绝症，离不开山林了。还有像南宋朱敦儒的几首《鹧鸪天》是我十分欣赏的：“臣本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屡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句。后来发现当代大人物也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懒得做官，逃离政治；而后者蔑视万户侯是最终要消灭他们，自己称王。完全两码事。
今人不可不读古文，但也不能多读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举例也是挂一漏万，免不了片面性。我决不是提倡现在的小学生花很多时间大量学古文，更不提倡读经。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熏陶，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审美品味、待人接物的教养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在取舍之间的品味也是会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文字、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生为中国人，如果不知道欣赏，该多可惜！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的旧学根底不算深，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要学我学过那一点点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只能浅尝辄止。如同到了一个精品店里，琳琅满目，你浏览过，知道有这种非常精致、漂亮的东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买过来，但是你看见过，以后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还存在这样的精品。如果你只进过卖粗糙、劣等货的商店，以 为那个就是好东西，那见识、品味就是另一回事。进过精品店，有了这个见识，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关于知识的古今差异，我少年时期已经感觉到了。还可以讲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们中学时候暑假是不留作业的，只要开学的时候交一两篇暑期读书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读什么随便。有一年暑假我母亲让我读王勃的《滕王阁序》。那文章实在漂亮。王勃写的时候是十四岁，有名的神童才子，却英年早逝，活了不到三十岁。我那时刚好也是十四岁，少年轻狂，忽然觉得不服气。于是作文写道（大意）：王勃当时十四岁，现在我也十四岁，他假如从三四岁开始认字，整天念的就是古书，一天到晚就学写这种文章，到十四岁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我现在光是中国历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我还得念外文、外国历史地理、数理化，等等。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他不会，他会的东西我不见得学不会。我还批评他年纪轻轻就那么悲观，自叹“失路之人”，无病呻吟。这“无病呻吟”是我从那些“新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学来的词，用上了，很得意。其实王勃的“谁悲失路之人”不见得是说他自己。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与王勃同时代有多少读书人，读的同样的书，也没写出《滕王阁序》这样的美文来，所以王勃还是了不起。我就交了这么一篇文章（按当时的要求，还是文言文）。老师很开明，给了“甲”。
不管怎么样，现在的小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例如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电子玩意儿我都玩不过10岁的孩子，所以学古典文学占多大的比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怎么选、怎么教、怎么给学生以美感、为他们培育文化底蕴，为以后进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础，这就在于课本的编撰和老师的教学的见解和艺术。现在一天到晚讲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也不是空的，有了这个熏陶，自然而然就对中国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觉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这个精神故乡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来强制你，也不管是哪个朝代谁执政，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永久的感情。
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叫皮名举，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就是说你一方面觉得它非常伟大，你非常热爱它，但你必须承认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了。他说这话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但是这个话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适用。说我们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后了，并不等于你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民族。因为你知道它有这样的历史，它有这么美的东西，你已经欣赏了、你已经体验了。但是同时承认它有哪些地方是那么不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维护鲁迅的地方，他的伟大和深刻也在于对我国我民深刻的认识。还有像胡适，表达的方式跟鲁迅非常不一样，而且后来政见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对国民的认识其实是相同的。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这些人，他们中国文化的修养都很深，都热爱这个民族，但是同时他又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的不足之处。爱之深而虑之远,而责之切，就产生要努力改进它的动力。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举例也是挂一漏万，免不了片面性。我决不是提倡现在的小学生花很多时间大量学古文，更不提倡读经。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熏陶，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审美品味、待人接物的教养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在取舍之间的品味也是会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文字、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生为中国人，如果不知道欣赏，该多可惜！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的旧学根底不算深，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要学我学过那一点点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只能浅尝辄止。如同到了一个精品店里，琳琅满目，你浏览过，知道有这种非常精致、漂亮的东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买过来，但是你看见过，以后想起来的时候知道还存在这样的精品。如果你只进过卖粗糙、劣等货的商店，以 为那个就是好东西，那见识、品味就是另一回事。进过精品店，有了这个见识，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关于知识的古今差异，我少年时期已经感觉到了。还可以讲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们中学时候暑假是不留作业的，只要开学的时候交一两篇暑期读书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读什么随便。有一年暑假我母亲让我读王勃的《滕王阁序》。那文章实在漂亮。王勃写的时候是十四岁，有名的神童才子，却英年早逝，活了不到三十岁。我那时刚好也是十四岁，少年轻狂，忽然觉得不服气。于是作文写道（大意）：王勃当时十四岁，现在我也十四岁，他假如从三四岁开始认字，整天念的就是古书，一天到晚就学写这种文章，到十四岁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我现在光是中国历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我还得念外文、外国历史地理、数理化，等等。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他不会，他会的东西我不见得学不会。我还批评他年纪轻轻就那么悲观，自叹“失路之人”，无病呻吟。这“无病呻吟”是我从那些“新文学”的评论文章中学来的词，用上了，很得意。其实王勃的“谁悲失路之人”不见得是说他自己。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与王勃同时代有多少读书人，读的同样的书，也没写出《滕王阁序》这样的美文来，所以王勃还是了不起。我就交了这么一篇文章（按当时的要求，还是文言文）。老师很开明，给了“甲”。
不管怎么样，现在的小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例如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电子玩意儿我都玩不过10岁的孩子，所以学古典文学占多大的比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怎么选、怎么教、怎么给学生以美感、为他们培育文化底蕴，为以后进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础，这就在于课本的编撰和老师的教学的见解和艺术。现在一天到晚讲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也不是空的，有了这个熏陶，自然而然就对中国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觉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这个精神故乡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来强制你，也不管是哪个朝代谁执政，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永久的感情。
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教授叫皮名举，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就是说你一方面觉得它非常伟大，你非常热爱它，但你必须承认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了。他说这话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但是这个话我觉得什么时候都适用。说我们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后了，并不等于你不爱这个国家、不爱这个民族。因为你知道它有这样的历史，它有这么美的东西，你已经欣赏了、你已经体验了。但是同时承认它有哪些地方是那么不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维护鲁迅的地方，他的伟大和深刻也在于对我国我民深刻的认识。还有像胡适，表达的方式跟鲁迅非常不一样，而且后来政见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对国民的认识其实是相同的。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这些人，他们中国文化的修养都很深，都热爱这个民族，但是同时他又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的不足之处。爱之深而虑之远,而责之切，就产生要努力改进它的动力。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资中筠先生访谈录
2017-04-10 赵梅 资中筠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被访人：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访问人：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问：我在1996年曾对您进行过采访，那篇访谈发表在当年《国际经济评论》创刊号上。在纪念美国所建所30周年之际，我很想续写对您的访谈，以探寻您的学术思想历程，以及您对美国及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看法。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您对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现状怎么看？
答：我目前正在整理以前的作品，准备出自选集。借此机会把专著以外的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章重读了一遍，自己认为，不少现在还有发表的价值，因为好多材料现在的人可能并不太清楚。我那个时候还是真下了功夫，钻档案，泡图书馆。可惜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那一阵子的文章，我觉得都挺浓缩的，而且有些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比如说，收入你和胡国成编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50周年论文集中的《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论联合国的初始构想》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联合国成立的过程。我认为联合国创始时所设想的原则与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平等原则并不是一回事。联合国从概念的形成到建立的全过程，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还有中国如何成为“五常成员”等。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和当时各国的微妙关系。还有那篇1996年发表在《美国研究》上的《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一文。我在文章中探讨了中美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中美两国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等问题。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中美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有许多外交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
我所做的这类研究，包括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台湾问题的由来，对历史过程、当时是怎么回事，叙述得非常详细，现在很多人不见得清楚。我这样说，是因为几年前我参加一次座谈会，会上谈到了台湾问题。有位年轻学者说，现在这么多国内学者，怎么就不把台湾问题的由来说说清楚。我当时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而且非常详细，是你自己没看。所以，我觉得以前写的这些文章还是值得再版的。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收录到自选集中了。
再比如，我为《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一书写的绪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舞台上的美国》。我后来重读这篇作于1988年，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觉得我在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至今仍站得住脚。文章结尾处写道，“美国的强点，或者说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和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它将继续处于攻势。……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一定限度，所以实际上对不同对象还将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及整个西方文化今后遇到的主要对抗力量可能是伊斯兰教文化，美国在中东地区遇到的麻烦除其他原因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重要因素。”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冷战刚刚结束，没有引起国人任何注意，而后来亨廷顿提出此观点，就马上引起国内学者热议。当然当时我只是凭直觉，没有进行任何论证，其依据是对刚发生的海湾战争的观察。同一篇文章也有预言错了的，就是我说在可以预言的将来，雅尔塔格局不会有很大变化。在《外交史》正式出版时，苏东剧变，雅尔塔格局荡然无存。这一错误判断，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而后有《冷眼向洋》之作。
这一批文章，有些情况和数据过时了，但是思路和脉络现在还是管用的。
问：正像您刚才所说的，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您觉得这是因为现在人们很难有时间专心读书吗？
答：我常觉得国内的学者，至少是国际研究界，不大看同行的著作。比如说，我那本初版于2003年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原名为《散财之道》，访问人注）一书。这本书再版过很多次，现在又再版了。它在国际问题研究界以外的很多地方，挺有影响的，还有人买了书请我签名，但是我发现从事美国研究的人却很少看。所以有个小青年，就大胆地抄袭，结果她的论文通过了答辩，可见那些答辩委员也没太看这本书。而且，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即《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这篇文章，早已发表在《美国研究》上。那个小青年的论文也不加引证地剽取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她不可能见到的资料。当时我就想，我写了这么半天，在美国研究这个环境里，大家似乎没有印象。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各自写各自的东西，不看同行的作品，只看外国人写的。即使看了国内学者写的东西，也不引，觉得好像引外文资料更显得有学问，结果有些明明是间接引语，变成了直接引语，实际上是违规的。在我看来，历史学界似乎略好一些，他们一般了解其他人写了些什么和不同的观点，所以还有争论。
再比如，最近一份由美方资助、国内学者写的综合评述中国美国研究的研究报告，多罗列大量的书名，而不讲内容和观点，看不出研究的实质进展，我注意到，只有一次提到《冷眼向洋》这本书，一笔带过，还把它放在文化类中。我觉得做综述的人很可能好多书都没有浏览过。可能现在习惯于狭隘地分类，而《冷眼向洋》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宽的，放在哪一类也许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觉得可以放在历史类，因为整个是写20世纪的美国，或是放在政治思想类。归类的确是比较难做的。问题不在于把这本书放在哪一类，而在于这份报告只罗列了一个清单，基本没有观点。这几十年来，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研究了哪些问题，看法如何，有哪些新的发展，哪些人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写过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感觉到，我们美国研究做了30年了，如果这30年的成果连做这方面研究的专业人士都不能互相吸取营养，是令人遗憾的。这不是说我个人，而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任东来那些有关美国司法的文章就很好，也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我不知道我们美国研究界有几个人认真读了。这类研究，不是热点问题，也不是美国人所特别关注的，因为美国人觉得这些问题是过去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说，却很值得研究。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好像是狗熊掰棒子，以前很多人做的工作都不算，再重头来。包括有关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讨论，一百年前人家早就把观点说清楚了，现在又来讨论了。现在不去说这个，我说的是美国研究界。
你去翻一翻《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这是在《美国研究》公开出版前美国所编的杂志。我发现在那个时候，《美国研究参考资料》有不少很好的文章。那时美国所刚建所，只出内部资料，没有公开出版物。《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翻译、介绍美国的作品，有一些国内学者写的文章。有一些介绍美国基本情况的文章，不见得现在大家都清楚。那时人的心气不一样，特别想了解美国，吸收美国的经验，讨论的问题虽然相当基本，但却与本质的问题有关。这是很宝贵的。我记得《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过一些关于美国宗教、社会的流动性等问题的文章，现在说起来好像是ABC了，但不见得现在中国美国研究界的人都具备这些常识和知识。
问：美国所创办初期，美国所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些有关美国的基础性研究的文章，现在国内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更多关注现实问题。您觉得这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心态的变化有关吗？
答：这是一方面原因。美国所建所初期，那时的人觉得对美国确实不了解，拼命想知道；另一方面则与现在整个学风有关。80年代的人求知欲非常旺盛。我记得1986年，为纪念《美国宪法》通过二百周年，国内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那次会就很好，好多人真正在研究美国宪法。那时，李道揆觉得原来的译本不令人满意，于是重新翻译了《美国宪法》。那时的学者还下这种功夫，现在整个学风是比较浮躁的，非常急功近利，不想潜心做些事，客观上也缺乏这样的氛围。有些人还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就想当政府的“智囊”。
2017-04-10 赵梅 资中筠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被访人：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访问人：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问：我在1996年曾对您进行过采访，那篇访谈发表在当年《国际经济评论》创刊号上。在纪念美国所建所30周年之际，我很想续写对您的访谈，以探寻您的学术思想历程，以及您对美国及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看法。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您对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现状怎么看？
答：我目前正在整理以前的作品，准备出自选集。借此机会把专著以外的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章重读了一遍，自己认为，不少现在还有发表的价值，因为好多材料现在的人可能并不太清楚。我那个时候还是真下了功夫，钻档案，泡图书馆。可惜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那一阵子的文章，我觉得都挺浓缩的，而且有些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比如说，收入你和胡国成编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50周年论文集中的《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论联合国的初始构想》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联合国成立的过程。我认为联合国创始时所设想的原则与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平等原则并不是一回事。联合国从概念的形成到建立的全过程，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还有中国如何成为“五常成员”等。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和当时各国的微妙关系。还有那篇1996年发表在《美国研究》上的《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一文。我在文章中探讨了中美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中美两国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等问题。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中美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有许多外交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
我所做的这类研究，包括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台湾问题的由来，对历史过程、当时是怎么回事，叙述得非常详细，现在很多人不见得清楚。我这样说，是因为几年前我参加一次座谈会，会上谈到了台湾问题。有位年轻学者说，现在这么多国内学者，怎么就不把台湾问题的由来说说清楚。我当时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而且非常详细，是你自己没看。所以，我觉得以前写的这些文章还是值得再版的。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收录到自选集中了。
再比如，我为《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一书写的绪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舞台上的美国》。我后来重读这篇作于1988年，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觉得我在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至今仍站得住脚。文章结尾处写道，“美国的强点，或者说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和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它将继续处于攻势。……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一定限度，所以实际上对不同对象还将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及整个西方文化今后遇到的主要对抗力量可能是伊斯兰教文化，美国在中东地区遇到的麻烦除其他原因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重要因素。”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冷战刚刚结束，没有引起国人任何注意，而后来亨廷顿提出此观点，就马上引起国内学者热议。当然当时我只是凭直觉，没有进行任何论证，其依据是对刚发生的海湾战争的观察。同一篇文章也有预言错了的，就是我说在可以预言的将来，雅尔塔格局不会有很大变化。在《外交史》正式出版时，苏东剧变，雅尔塔格局荡然无存。这一错误判断，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而后有《冷眼向洋》之作。
这一批文章，有些情况和数据过时了，但是思路和脉络现在还是管用的。
问：正像您刚才所说的，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您觉得这是因为现在人们很难有时间专心读书吗？
答：我常觉得国内的学者，至少是国际研究界，不大看同行的著作。比如说，我那本初版于2003年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原名为《散财之道》，访问人注）一书。这本书再版过很多次，现在又再版了。它在国际问题研究界以外的很多地方，挺有影响的，还有人买了书请我签名，但是我发现从事美国研究的人却很少看。所以有个小青年，就大胆地抄袭，结果她的论文通过了答辩，可见那些答辩委员也没太看这本书。而且，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即《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这篇文章，早已发表在《美国研究》上。那个小青年的论文也不加引证地剽取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和她不可能见到的资料。当时我就想，我写了这么半天，在美国研究这个环境里，大家似乎没有印象。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各自写各自的东西，不看同行的作品，只看外国人写的。即使看了国内学者写的东西，也不引，觉得好像引外文资料更显得有学问，结果有些明明是间接引语，变成了直接引语，实际上是违规的。在我看来，历史学界似乎略好一些，他们一般了解其他人写了些什么和不同的观点，所以还有争论。
再比如，最近一份由美方资助、国内学者写的综合评述中国美国研究的研究报告，多罗列大量的书名，而不讲内容和观点，看不出研究的实质进展，我注意到，只有一次提到《冷眼向洋》这本书，一笔带过，还把它放在文化类中。我觉得做综述的人很可能好多书都没有浏览过。可能现在习惯于狭隘地分类，而《冷眼向洋》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宽的，放在哪一类也许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觉得可以放在历史类，因为整个是写20世纪的美国，或是放在政治思想类。归类的确是比较难做的。问题不在于把这本书放在哪一类，而在于这份报告只罗列了一个清单，基本没有观点。这几十年来，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研究了哪些问题，看法如何，有哪些新的发展，哪些人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写过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感觉到，我们美国研究做了30年了，如果这30年的成果连做这方面研究的专业人士都不能互相吸取营养，是令人遗憾的。这不是说我个人，而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任东来那些有关美国司法的文章就很好，也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我不知道我们美国研究界有几个人认真读了。这类研究，不是热点问题，也不是美国人所特别关注的，因为美国人觉得这些问题是过去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说，却很值得研究。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好像是狗熊掰棒子，以前很多人做的工作都不算，再重头来。包括有关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讨论，一百年前人家早就把观点说清楚了，现在又来讨论了。现在不去说这个，我说的是美国研究界。
你去翻一翻《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这是在《美国研究》公开出版前美国所编的杂志。我发现在那个时候，《美国研究参考资料》有不少很好的文章。那时美国所刚建所，只出内部资料，没有公开出版物。《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翻译、介绍美国的作品，有一些国内学者写的文章。有一些介绍美国基本情况的文章，不见得现在大家都清楚。那时人的心气不一样，特别想了解美国，吸收美国的经验，讨论的问题虽然相当基本，但却与本质的问题有关。这是很宝贵的。我记得《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过一些关于美国宗教、社会的流动性等问题的文章，现在说起来好像是ABC了，但不见得现在中国美国研究界的人都具备这些常识和知识。
问：美国所创办初期，美国所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些有关美国的基础性研究的文章，现在国内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更多关注现实问题。您觉得这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心态的变化有关吗？
答：这是一方面原因。美国所建所初期，那时的人觉得对美国确实不了解，拼命想知道；另一方面则与现在整个学风有关。80年代的人求知欲非常旺盛。我记得1986年，为纪念《美国宪法》通过二百周年，国内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那次会就很好，好多人真正在研究美国宪法。那时，李道揆觉得原来的译本不令人满意，于是重新翻译了《美国宪法》。那时的学者还下这种功夫，现在整个学风是比较浮躁的，非常急功近利，不想潜心做些事，客观上也缺乏这样的氛围。有些人还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就想当政府的“智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