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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的感情真是脆弱啊，大陆阅个兵都能伤到它 (17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远程南瓜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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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道出了党和人民所处对立关系的本质，始作俑者象皇帝的新装里面不懂事（识时务）的孩童，扯下了执政为民的遮羞布，将执政党主政的法理基础的缺失暴露无遗。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子弟兵（兵员大多来自人民）是忠于党呢还是忠于人民呢？（当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如果忠于党，势必就不能忠于人民，如果忠于人民，必然不能忠于党。因些，子弟兵虽然来源于人民，极有可能变成党卫军，反过来欺压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变成反人民的、不可战胜的军事力量。 因此，看到如此强大的武装力量，岂止是台湾同胞，大陆人民有不少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吧？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子弟兵（兵员大多来自人民）是忠于党呢还是忠于人民呢？（当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如果忠于党，势必就不能忠于人民，如果忠于人民，必然不能忠于党。因些，子弟兵虽然来源于人民，极有可能变成党卫军，反过来欺压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变成反人民的、不可战胜的军事力量。 因此，看到如此强大的武装力量，岂止是台湾同胞，大陆人民有不少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吧？
记得是二零零一年时，听一个老师机讲车，说过这样的话：厦利车，原厂组装的，要卖12W多，原厂部件，大陆组装的，只卖6W多；人们只要有钱，还是愿意买原厂组装的车，因为原厂车确实又好又耐用。中国别说制造，就是组装工艺技术，和世界先进相比，也差老鼻子了。
钱学森力排众议，力主生产飞弹而不生产飞机，主要原因就是飞弹的发动机，只用一次就可以了，而飞机发动机要用N次，中国没有生产长效发动机的能力。经过几十年，中国制造技术和就爬升到世界前列了？真是好笑的笑话。也许和世界的差距，还比不上钱学森（毛）时代呢。
钱学森力排众议，力主生产飞弹而不生产飞机，主要原因就是飞弹的发动机，只用一次就可以了，而飞机发动机要用N次，中国没有生产长效发动机的能力。经过几十年，中国制造技术和就爬升到世界前列了？真是好笑的笑话。也许和世界的差距，还比不上钱学森（毛）时代呢。
晴雨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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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远程南瓜锤 @ 2009年10月04日 Sunday, 09:32 PM)
歼10项目历经近20年，到现在和以色列的Lavi除了外形布局有相似之外早就八杆子打不着了。
如果想样样都赶超美国那是不现实的。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自行研制生产核战略潜艇？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自行研制生产战斗机？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自行研制生产远程巡航导弹？
妄自菲薄要不得。
一个自视过重，没有看到自己缺点和不足的人，是永远不能进步的，其实是一个最愚蠢的人。有如坐在井底观天的青蛙！
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也一样。
清政府的下场就是一个例子。
歼10项目历经近20年，到现在和以色列的Lavi除了外形布局有相似之外早就八杆子打不着了。
如果想样样都赶超美国那是不现实的。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自行研制生产核战略潜艇？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自行研制生产战斗机？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自行研制生产远程巡航导弹？
妄自菲薄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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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视过重，没有看到自己缺点和不足的人，是永远不能进步的，其实是一个最愚蠢的人。有如坐在井底观天的青蛙！
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也一样。
清政府的下场就是一个例子。
晴雨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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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电白论坛专用名 @ 2009年10月04日 Sunday, 11:10 PM)
牛甲，晴雨时节，不用和它们较真，越较真他们这样赚的五毛越多。对于你们的任何一个疑问，裆已经给出了一套方程，它们照套就可以回答导向舆论的了，例如把赛先生的对社会的发展功劳都归到了它们身上，不然怎么会我们问一句它们就会马上答上一篇作文那么长的答案呢？很明显他们不是普通网民，而是五毛，哎，前世造孽了
相信众多坛友的眼睛也看得出。
其实“远程南瓜锤及ON&OFF ”只是一个“想不出所然、说不出所谓”，被红色洗脑的小屁孩。
牛甲，晴雨时节，不用和它们较真，越较真他们这样赚的五毛越多。对于你们的任何一个疑问，裆已经给出了一套方程，它们照套就可以回答导向舆论的了，例如把赛先生的对社会的发展功劳都归到了它们身上，不然怎么会我们问一句它们就会马上答上一篇作文那么长的答案呢？很明显他们不是普通网民，而是五毛，哎，前世造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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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众多坛友的眼睛也看得出。
其实“远程南瓜锤及ON&OFF ”只是一个“想不出所然、说不出所谓”，被红色洗脑的小屁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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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一顶帽子很重：哪个是反华人士？理由是什么？
请先弄清楚国家、政党、公民、人民这几个概念，然后是不是要解释清楚所谓反华概念里的“华”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恨有时是爱的表现：爱之深才会有恨铁不成钢。
既然“精英”有能力通过舆论导向来达成“不好告人”的目的，相信伟大的“五毛”也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来达成“崇高”的理想。
扣帽子是污蔑看客们的智商：难道我们都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还要你来总结？
扣帽子是黔驴技穷的表现：懒得跟你争，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不是也得是！
有劳各位高人不要帽子满天飞好不好？
请先弄清楚国家、政党、公民、人民这几个概念，然后是不是要解释清楚所谓反华概念里的“华”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恨有时是爱的表现：爱之深才会有恨铁不成钢。
既然“精英”有能力通过舆论导向来达成“不好告人”的目的，相信伟大的“五毛”也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来达成“崇高”的理想。
扣帽子是污蔑看客们的智商：难道我们都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还要你来总结？
扣帽子是黔驴技穷的表现：懒得跟你争，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不是也得是！
有劳各位高人不要帽子满天飞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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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lj_sky @ 2009年10月05日 Monday, 11:39 AM)
我认为有一顶帽子很重：哪个是反华人士？理由是什么？
请先弄清楚国家、政党、公民、人民这几个概念，然后是不是要解释清楚所谓反华概念里的“华”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恨有时是爱的表现：爱之深才会有恨铁不成钢。
既然“精英”有能力通过舆论导向来达成“不好告人”的目的，相信伟大的“五毛”也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来达成“崇高”的理想。
扣帽子是污蔑看客们的智商：难道我们都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还要你来总结？
扣帽子是黔驴技穷的表现：懒得跟你争，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不是也得是！
有劳各位高人不要帽子满天飞好不好？
兄台多看几贴也许能看出点东西来的，论坛里有个别ID说话的口气分明就以美国人、日本反华派或台独人士自居。对大陆出台的每一个决策、每一件事都要进行抨击。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您难道看不出来？
顺便敬告那些满口污言秽语的马甲，你将自己最丑陋的一面尽显于众了!
我认为有一顶帽子很重：哪个是反华人士？理由是什么？
请先弄清楚国家、政党、公民、人民这几个概念，然后是不是要解释清楚所谓反华概念里的“华”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恨有时是爱的表现：爱之深才会有恨铁不成钢。
既然“精英”有能力通过舆论导向来达成“不好告人”的目的，相信伟大的“五毛”也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来达成“崇高”的理想。
扣帽子是污蔑看客们的智商：难道我们都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还要你来总结？
扣帽子是黔驴技穷的表现：懒得跟你争，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不是也得是！
有劳各位高人不要帽子满天飞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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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多看几贴也许能看出点东西来的，论坛里有个别ID说话的口气分明就以美国人、日本反华派或台独人士自居。对大陆出台的每一个决策、每一件事都要进行抨击。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您难道看不出来？
顺便敬告那些满口污言秽语的马甲，你将自己最丑陋的一面尽显于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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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守台湾60年 失败者创造奇迹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或许没有人知道，这块让200万大陆人落脚的新土地，将谱写两个历史奇迹――经济起飞和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奇迹。
退守台湾60年 失败者创造奇迹
沈泽玮 台北特派员 (2009-10-05)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被打到退守台湾，中国大陆200万人渡海，加入了台湾在地600万人口，这个大撤退被视为近代两岸间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这些人或许不知道，他乡就要变故乡，他们或许不知道，这块让他们落脚的新土地，将谱写两个历史会记住的奇迹――经济起飞的奇迹和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奇迹。
回顾过往一甲子岁月，台湾走来，其实和刚刚盛大庆祝过60周年国庆的中国大陆一样精彩。
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当大陆还忙于政治斗争时，台湾正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当大陆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半条命时，台湾却因发展十大建设而脱胎换骨。
从农业、工商业到全球闻名的电子产业，从劳动密集工业到高科技产业，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台湾在过去60年经历了典型的经济转型。6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区的成立，80年代新竹科学园出现，相隔十几年，两个重要的经济座标凸显了台湾的产业结构，成功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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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前）在台湾落实土地改革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动力。蒋经国则为民主化道路消除障碍。（法新社）
经济自70年代起飞后，台湾人也开始富起来了。1980年代中期开始，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成长1000美元，战争的失败者在经济上超越了胜利者。
而经济发展的动力，部分就源自1949年涌到台湾的200万个失败者。他们虽给台湾带来了资源紧张的问题，但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人才和财力。从大陆到台的人才包括李国鼎、孙运璇、尹仲容、赵耀东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财力方面，好些大陆或台湾出版的参考书籍都指出，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运到台湾的大批黄金、白银和外汇，都是当年为台湾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支援。
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另外，两蒋的威权统治，加上美国提供的军事、经济与技术援助，也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重要的平稳安定条件。
前驻美代表陈锡藩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蒋介石如果稍微软弱，台湾就垮掉了，因为“他可以带了几百万美金跑掉”，而当年的威权统治虽然造成有的人吃了苦头、被迫害，却也给台湾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安定条件：“一团乱，恐怕老共就来了，恐怕就拖不到今天。”
在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眼中，当年蒋介石在大陆虽然输给了毛泽东，但最后，也许，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陶涵在他今年发表的新书《蒋介石传》（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终于有机会好好进行建设，“在社会、经济等方面，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陶涵在书中下结论说，蒋介石如果泉下有知，“他会很高兴看到中共以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取代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他会看到中共领导人主张儒家思想，就和他自己一样，致力于把中国大陆塑造成一个井然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强大但平和的角色”，“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是蒋介石的愿景，而不是毛泽东的”。
陈锡藩认为，陶涵在书中的结论说明了，中华民国退守台湾60年，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典范，而蒋介石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守住台湾，金门的古宁头战役是决定性的一战，如果台湾沦陷了，共产主义来了，历史就要改写了。
至于为何蒋介石能在台湾做出成绩，在大陆却受挫，好些学者都指向关键的土地改革政策。从1949年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让大量的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让大量的富农和地主转变成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资本家，换句话说，土地改革让农人有机会翻身，让地主开始经营企业，这不只稳住了国民党政权，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告诉本报，蒋介石可以在台湾落实土地改革政策，在大陆却不能，是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盘结，“改革要改革到自己人的时候，你就不能改了”，但是在台湾，国民党没有这样的包袱。
先经济、后政治，这样的改革顺序开始推进。在经济改革有了成果后，台湾的社会力量兴起来，中产阶级的形成、都市化、中小企业、知识分子、留学人才归来以及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压力等等因素，都给台湾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客观条件。
民众有迫切发声的欲望，党外运动冒起，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把党外运动推向高潮，到了1980年代，民主化已成为一股无法抵挡的浪潮。
从父亲蒋介石手中接过政权的蒋经国在1987年，也就是他过世前最后一年，意识到他不得不掀开威权的锅子，让锅盖下酝酿已久的民主蒸气可以获得释放。而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前一年，台湾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也在1986年诞生了。
大陆可否借鉴台湾民主发展模式？
不过，也有评论指出，要建立民主观念与素养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淀，才能趋向成熟，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当民主的基础还没有稳住时，媒体自由空间就跟着大幅开放，1994年开始，广电媒体逐步解禁，日后还发展出台湾媒体高密度的SNG现场连线奇观。
民主一放收不回，乱像也跟着浮现。立法院立委打架掐脖子，选举不只是嘉年华会，还是民众宣泄的出口，选举频密又耗钱，要赢得选举就要有资源，逐渐形成了政商勾结的现象，政治献金和权钱交易搅混在一起，好人才不愿沾政治，让政客垄断了政坛，自成一体。
不过，对于台湾的民主是否在短时间内放得太快，太多，因而乱象多多，受访学者都认为，这是年轻民主的特质，与民主化步伐快慢无关，台湾的民主进程还在发展当中。
陈锡藩说：“只有民主和不民主的分别，如果说到哪一个阶段要放多少，由谁来决定？如果是由一个有权力的人来决定，就变成威权了。”
他认为，民主制度还是优越的，而它的优点就是自己会调整，当立法院不断打架，运作不下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提出来要改善，可是独裁制度就不行，人民不能推翻掌权者。
李酉潭则表示，台湾还没有走完民主化的进程，什么时候才完善，他说，时间点比较难预测，从事件上来说的话：“立法院要有机会轮替两次，总统再轮替几次，就更好。”
他说，政党轮替是负责任的最好方式，而现在看到的是，台湾虽然总统是由不同政党的人轮替，但是国民党的立法院没有轮替过，国民党还是掌握庞大的社会资源，“正义原则、法治精神的核心价值还没有形成”。
身为大中华地区第一个民主化的社会，台湾的民主还有完善的空间，而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随着大陆的崛起而起了变化。过去双方因意识形态而对立的两岸，现在则是在经济上找到互补地带。
两岸在经贸上走得更近，在生产上的的合作越发紧密，让韩国备感压力，当地媒体给还给两岸联手的生产链取了个Chaiwan的名词，接下来，MOU、ECFA等等，都会加速两岸经贸关系深化。
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受本报访问时指出，“景气好，两边都好，景气不好，两边都不好”，台湾经济会接下来往服务业走，大陆服务业也站起来了，台商过去大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两岸经贸的紧密度还会增加，这不是唯一，却是很重要的关键角色”。
大陆现在成了全球瞩目的经济要角，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不过一些台湾学者指出，大陆过去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还是学台湾的。台湾智库董事长陈博志就认为，深圳特区是模仿高雄加工区。
那么在政治上，台湾的民主发展模式是否也能够成为大陆借鉴的对象？
大陆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去年在台湾政党二次轮替后，在其博客中就高度赞扬台湾民主。他在《台湾新一轮政党轮替的价值和意义》的文中说：“台湾地区选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现民主，实现制度的转型，才有可能跳出中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他说，凡是威权政府，最大问题不仅是难以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而且难使社会回归理性，“人与人之间的你死我活，使得原本威权时代积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在动荡中损失殆尽”。
具体操作上，陈锡藩认为，大陆可以像推动经济特区那样试验民主，在一些经济已经发展得不错的城市如上海试验民主选举。李酉潭则认为，可以不必一下子把层次推高，先在二线城市试验民主选举就好了。
对于大陆一直对新加坡模式感兴趣，李酉潭认为，不一定行得通，因为新加坡模式是全世界唯一的，因为新加坡小国寡民，领导人完全知道底下干部在做什么，中国大陆却很大，山高皇帝远，领导人不可能掌握。
他指出，因为国际压力无法催促大陆民主化，中国大陆未来最大的冲击就是来自台湾对它的催化，因为“台湾民主化如果走得屹立不倒，中国（大陆）人民就会思考，同样华人世界。为什么台湾可以，中国不可以？”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或许没有人知道，这块让200万大陆人落脚的新土地，将谱写两个历史奇迹――经济起飞和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奇迹。
退守台湾60年 失败者创造奇迹
沈泽玮 台北特派员 (2009-10-05)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被打到退守台湾，中国大陆200万人渡海，加入了台湾在地600万人口，这个大撤退被视为近代两岸间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这些人或许不知道，他乡就要变故乡，他们或许不知道，这块让他们落脚的新土地，将谱写两个历史会记住的奇迹――经济起飞的奇迹和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奇迹。
回顾过往一甲子岁月，台湾走来，其实和刚刚盛大庆祝过60周年国庆的中国大陆一样精彩。
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当大陆还忙于政治斗争时，台湾正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当大陆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半条命时，台湾却因发展十大建设而脱胎换骨。
从农业、工商业到全球闻名的电子产业，从劳动密集工业到高科技产业，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台湾在过去60年经历了典型的经济转型。6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区的成立，80年代新竹科学园出现，相隔十几年，两个重要的经济座标凸显了台湾的产业结构，成功升级换代。
蒋介石（前）在台湾落实土地改革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动力。蒋经国则为民主化道路消除障碍。（法新社）
经济自70年代起飞后，台湾人也开始富起来了。1980年代中期开始，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成长1000美元，战争的失败者在经济上超越了胜利者。
而经济发展的动力，部分就源自1949年涌到台湾的200万个失败者。他们虽给台湾带来了资源紧张的问题，但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人才和财力。从大陆到台的人才包括李国鼎、孙运璇、尹仲容、赵耀东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财力方面，好些大陆或台湾出版的参考书籍都指出，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运到台湾的大批黄金、白银和外汇，都是当年为台湾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支援。
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另外，两蒋的威权统治，加上美国提供的军事、经济与技术援助，也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重要的平稳安定条件。
前驻美代表陈锡藩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蒋介石如果稍微软弱，台湾就垮掉了，因为“他可以带了几百万美金跑掉”，而当年的威权统治虽然造成有的人吃了苦头、被迫害，却也给台湾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安定条件：“一团乱，恐怕老共就来了，恐怕就拖不到今天。”
在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眼中，当年蒋介石在大陆虽然输给了毛泽东，但最后，也许，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陶涵在他今年发表的新书《蒋介石传》（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终于有机会好好进行建设，“在社会、经济等方面，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陶涵在书中下结论说，蒋介石如果泉下有知，“他会很高兴看到中共以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取代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他会看到中共领导人主张儒家思想，就和他自己一样，致力于把中国大陆塑造成一个井然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强大但平和的角色”，“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是蒋介石的愿景，而不是毛泽东的”。
陈锡藩认为，陶涵在书中的结论说明了，中华民国退守台湾60年，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典范，而蒋介石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守住台湾，金门的古宁头战役是决定性的一战，如果台湾沦陷了，共产主义来了，历史就要改写了。
至于为何蒋介石能在台湾做出成绩，在大陆却受挫，好些学者都指向关键的土地改革政策。从1949年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让大量的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让大量的富农和地主转变成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资本家，换句话说，土地改革让农人有机会翻身，让地主开始经营企业，这不只稳住了国民党政权，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告诉本报，蒋介石可以在台湾落实土地改革政策，在大陆却不能，是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盘结，“改革要改革到自己人的时候，你就不能改了”，但是在台湾，国民党没有这样的包袱。
先经济、后政治，这样的改革顺序开始推进。在经济改革有了成果后，台湾的社会力量兴起来，中产阶级的形成、都市化、中小企业、知识分子、留学人才归来以及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压力等等因素，都给台湾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客观条件。
民众有迫切发声的欲望，党外运动冒起，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把党外运动推向高潮，到了1980年代，民主化已成为一股无法抵挡的浪潮。
从父亲蒋介石手中接过政权的蒋经国在1987年，也就是他过世前最后一年，意识到他不得不掀开威权的锅子，让锅盖下酝酿已久的民主蒸气可以获得释放。而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前一年，台湾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也在1986年诞生了。
大陆可否借鉴台湾民主发展模式？
不过，也有评论指出，要建立民主观念与素养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淀，才能趋向成熟，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当民主的基础还没有稳住时，媒体自由空间就跟着大幅开放，1994年开始，广电媒体逐步解禁，日后还发展出台湾媒体高密度的SNG现场连线奇观。
民主一放收不回，乱像也跟着浮现。立法院立委打架掐脖子，选举不只是嘉年华会，还是民众宣泄的出口，选举频密又耗钱，要赢得选举就要有资源，逐渐形成了政商勾结的现象，政治献金和权钱交易搅混在一起，好人才不愿沾政治，让政客垄断了政坛，自成一体。
不过，对于台湾的民主是否在短时间内放得太快，太多，因而乱象多多，受访学者都认为，这是年轻民主的特质，与民主化步伐快慢无关，台湾的民主进程还在发展当中。
陈锡藩说：“只有民主和不民主的分别，如果说到哪一个阶段要放多少，由谁来决定？如果是由一个有权力的人来决定，就变成威权了。”
他认为，民主制度还是优越的，而它的优点就是自己会调整，当立法院不断打架，运作不下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提出来要改善，可是独裁制度就不行，人民不能推翻掌权者。
李酉潭则表示，台湾还没有走完民主化的进程，什么时候才完善，他说，时间点比较难预测，从事件上来说的话：“立法院要有机会轮替两次，总统再轮替几次，就更好。”
他说，政党轮替是负责任的最好方式，而现在看到的是，台湾虽然总统是由不同政党的人轮替，但是国民党的立法院没有轮替过，国民党还是掌握庞大的社会资源，“正义原则、法治精神的核心价值还没有形成”。
身为大中华地区第一个民主化的社会，台湾的民主还有完善的空间，而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随着大陆的崛起而起了变化。过去双方因意识形态而对立的两岸，现在则是在经济上找到互补地带。
两岸在经贸上走得更近，在生产上的的合作越发紧密，让韩国备感压力，当地媒体给还给两岸联手的生产链取了个Chaiwan的名词，接下来，MOU、ECFA等等，都会加速两岸经贸关系深化。
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受本报访问时指出，“景气好，两边都好，景气不好，两边都不好”，台湾经济会接下来往服务业走，大陆服务业也站起来了，台商过去大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两岸经贸的紧密度还会增加，这不是唯一，却是很重要的关键角色”。
大陆现在成了全球瞩目的经济要角，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不过一些台湾学者指出，大陆过去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还是学台湾的。台湾智库董事长陈博志就认为，深圳特区是模仿高雄加工区。
那么在政治上，台湾的民主发展模式是否也能够成为大陆借鉴的对象？
大陆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去年在台湾政党二次轮替后，在其博客中就高度赞扬台湾民主。他在《台湾新一轮政党轮替的价值和意义》的文中说：“台湾地区选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现民主，实现制度的转型，才有可能跳出中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他说，凡是威权政府，最大问题不仅是难以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而且难使社会回归理性，“人与人之间的你死我活，使得原本威权时代积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在动荡中损失殆尽”。
具体操作上，陈锡藩认为，大陆可以像推动经济特区那样试验民主，在一些经济已经发展得不错的城市如上海试验民主选举。李酉潭则认为，可以不必一下子把层次推高，先在二线城市试验民主选举就好了。
对于大陆一直对新加坡模式感兴趣，李酉潭认为，不一定行得通，因为新加坡模式是全世界唯一的，因为新加坡小国寡民，领导人完全知道底下干部在做什么，中国大陆却很大，山高皇帝远，领导人不可能掌握。
他指出，因为国际压力无法催促大陆民主化，中国大陆未来最大的冲击就是来自台湾对它的催化，因为“台湾民主化如果走得屹立不倒，中国（大陆）人民就会思考，同样华人世界。为什么台湾可以，中国不可以？”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QUOTE(父母心 @ 2009年10月05日 Monday, 11:10 AM)
我猜测，论坛里的反华人士最多只有两三个，众多跟帖者应为同一人的马甲造势而已!
呵呵，声明这只是我自己的猜测。
声明一下，本人是马甲，难道你是父母心吗？所以大家都是马甲，呵呵。
落叶不是精英，现在三餐难继，是不折不扣的小百姓。初中无毕业，没受过政府多少教育，现在只是个收卖（破烂）佬，精英就算硬充也充不起来。反华更谈不上，执政党=华？父母心先将华的概念搞搞清楚，好不好？据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面的界定，华是华山的意思，当然不是现在陕西的华山，现在的华山，只是华夏祖先怀念故土而将住所附近的山叫做华山，华山故址，是黄河流域的一座山，没现在华山的奇险（如果过于奇险，教祖先们如何生活？）夏是汉水的一个支流，属长江流域。所谓的华夏，就代表了生活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种族和他们繁衍的后代，父母心反华一说，从何谈起？执政党天天高喊建设公民社会，落叶响应党的号召，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已。公民自表达始，表达然后有公民。
一千多年前，范希文说过一句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可视为华夏民族追求言论自由的先声。落叶卑微，不敢学范希文；但要么沉默，要么讲真话，这点是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是底线。借一个网友的签名自勉：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王唱赞歌。
我猜测，论坛里的反华人士最多只有两三个，众多跟帖者应为同一人的马甲造势而已!
呵呵，声明这只是我自己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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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一下，本人是马甲，难道你是父母心吗？所以大家都是马甲，呵呵。
落叶不是精英，现在三餐难继，是不折不扣的小百姓。初中无毕业，没受过政府多少教育，现在只是个收卖（破烂）佬，精英就算硬充也充不起来。反华更谈不上，执政党=华？父母心先将华的概念搞搞清楚，好不好？据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面的界定，华是华山的意思，当然不是现在陕西的华山，现在的华山，只是华夏祖先怀念故土而将住所附近的山叫做华山，华山故址，是黄河流域的一座山，没现在华山的奇险（如果过于奇险，教祖先们如何生活？）夏是汉水的一个支流，属长江流域。所谓的华夏，就代表了生活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种族和他们繁衍的后代，父母心反华一说，从何谈起？执政党天天高喊建设公民社会，落叶响应党的号召，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已。公民自表达始，表达然后有公民。
一千多年前，范希文说过一句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可视为华夏民族追求言论自由的先声。落叶卑微，不敢学范希文；但要么沉默，要么讲真话，这点是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是底线。借一个网友的签名自勉：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王唱赞歌。
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没有共识就没有未来
下面是张树新在专访中的部分观点：
1、自由先于民主：
张树新：我们在“五四”讲到很重的民主和科学，这两点是不是中国最主要问题？民主是一种治理技术，当一个封建王朝解体，每一个个体在尚未真正自由时践行民主，这个民主是不是假民主？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自由，平等是否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平等的权利，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你的自由可能也是假的。
2、共识决定未来：
张树新：我们的共识体系百年来没有很好解决。1911年反封建是共识，因为我们都痛恨清王朝。后来我们建立了共和，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到30年代救亡又变成一个共识，这是一个短暂的共识。我们经常达成很多短期共识。比如1989年以后得到一个短暂共识就是发展经济。当我们把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共识。不过这个共识现在还没有达成。
3、互联网只是镜子：
张树新：互联网本身不产生问题，只是社会的一个放大镜或者是凹凸镜。互联网对于现实社会建设改进有好处。怎么用好这个镜子，而不是拼命的把凸点压回去，假装不存在。当照妖镜在面前，是打碎镜子还是变成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
4、为什么？：
张树新：为什么那么多政府大楼建得像天安门广场？它背面的房子还是像几十年前的贫民窟？为什么有的人白天和晚上讲的话判若两人？这其实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5、本能救了我：
张树新：我是一个本能很强的人，这个本能会导致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会不舒服。我很年轻时候在国家机关工作，当领导亲切的拍我肩膀时候我就本能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能热爱真实，痛恨虚伪，喜欢率真的人、智慧的人。这些本能救了我。
6、选择：
张树新：当每个人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10个选项，当每个人选最坏的选项，坏坏相加又是什么。这导致很多误会冲突，而这个冲突在于没有基本共识和有效的沟通机制。这就是很多社会事件当我们用科学眼光观察的时候会感觉很吊诡，而且会发现冲突各方往往都会选择最坏的选项。
7、辨识和逻辑：
张树新：我们思维能力的多元化辨识能力还没有形成。为什么一个好明星、好播音员就一定是一个好人呢？他只是一个演员和职员而已。他演的好不等于自己真好，这中间没有逻辑关系的。
8、体系的问题：
张树新：改革开放30年，权力没有从市场退出。中国人在物质上富有的群体未必真的是企业家，中国最有钱的组织机构是财政。有钱又有权而且还不受制约，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妄念和邪恶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问题，是体系结构出了问题。
9、反思：
张树新：自以为精英的人群，其实是不是真的已经自由？要么为利益说话、要么为体制说话、要么为虚荣说话、要么因为骄傲和愚蠢枉自发言以为可以代表他人。如果并非自由的心智与辩识，那么所做的判断和参与的决策可能也有问题。自以为做的对社会很好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好？这大概需要反思。
10、猪：
张树新：坐头等舱的猪和骑自行车的猪又有什么差别？还不就是活着？
下面是完整稿
李国盛：您怎么评价这次五部入围奖作品？
张树新：首先我们看出作者都很认真的参与了这次环保的征文活动，他们都在对我们提供的知识库非常的认真阅读理解之后，构建了一种科普文体,然后试图按照我们编委会的要求，把这些知识糅到故事或者是更易于传播的写作框架里，使得环保知识能够轻松阅读，这一点这五部都做到了。我觉得所有完整的20几部作品都试图朝这方面努力。从编委会角度来看这五部较为突出。
李国盛：本次征集有一个遗憾，是大奖空缺。
张树新：大奖空缺是编委会的一致决定。也有可能是我们当时想象的目标不太现实。我们当时设想通过这样的征集，除了在过程中起到环保观念普及作用之外，也真正能诞生一部类似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像《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应该讲我们看到的作品和这个设想都有距离，也可能我们想象的这种形式不存在。因为毕竟我们小的时候是阅读资源缺乏的年代，今天看来不是很好的写作在那个时代也会很畅销。
李国盛：通过这次征集，我们发现环保在互联网上好像不是热点问题。
张树新：环保是一个大问题，大到说和政治文明有关，小到说和我们个人的生存有关。但在快速阅读、信息爆炸和信息热点很多的年代，网友群体也相对年轻，大家对事情的关注度极易转移，环保反而是属于边缘话题。实际上我们仔细分析起来，这其实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一代人的担当的大事。只是所面临的困境其实和中国转型一样，不是单一的问题能解决的了的。
不过我觉得在不同的热点间有一些基本面相同。我们可以看过去10年我们关心什么，近5年我们关心什么，可以把看上去不相关的事情的逻辑归为几大类。像我们这几天关心的绿坝的问题还是前两天关心的邓玉娇的问题，其实是有相类似之处，都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好。
李国盛：您怎么看刚才提到的邓玉娇案例？
张树新：中国处处存在巴东县政府，它们对信息化的不适应，每一个动作都反映了对信息社会的理解错误。实际上他没有理解今天已经不是可以用三峡隔住的巴东县了。由于其典型特征在机缘巧合下变成公共事件的时候，邓玉娇已不再是邓玉娇，巴东县也不只是巴东县，这就导致了很多巴东县政府不理解的现象。中国这种地方太多了，工信部何尝不是巴东县？其实它们对于信息化时代到来的反映有同样的错误。当然我们很希望党国更多决策者不是巴东县，他们有更好的方法。
李国盛：您在人民网做访谈时候提到互联网是放大镜和凹凸镜。
张树新：是，互联网本身不产生问题，只是社会的一个放大镜或者是凹凸镜。这个凹凸的分布可能和当时社会的气氛和不同的情形有关，和现实社会中其他的管道畅通程度有关。
如果我们在一个相对管道畅通的社会关注点上，也许在互联网上这个点就没有那么凸。也许我们在某些其他的管道，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沟通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民众的意见与政府相关决策部门的沟通管道不是很畅通的情况下，在相对畅通的互联网就显得非常集中和突出。
我经常看到有些网友说从不看新闻联播，这也是偏激了。新闻联播也是了解信息的一部分，这些信息自有它的一些表述方法。把任何一部分信息当作中国全部，都是以偏概全。这些各自意见相关性叠加起来，才会构成社会风貌的整体。
我们看某个历史截面，有人看正史，有人看野史，也有人看清明上河图，这些加在一起才有可能稍微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除了新闻联播的角度，其实社会还有很多活色生鲜的东西，在互联网上体现是非常明显的。互联网给了我们相对公平的了解社会全貌的机会。
李国盛：您是中国最早推动互联网普及的启蒙人，现在您感兴趣在旅行和读书。当年您满怀豪情推动中国互联网如果说是胸怀天下的话，您现在是不是回到独善其身的状态？
张树新：也不能简单这么讲，其实读书首先是一个解毒的过程。我们这代人生下来就已经被种了毒。就像我们在尚无选择能力时就成为无神论者，当面对生命无常时由于可怜无助又临时抱佛脚。我们开始思考时就用唯物论、辩证法来解释一切。轻易的进入某个解释系统或者生下来就被种下某种解释系统是种不幸。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话语系统其实是和现实生活没有多少关系的。我看过台湾的一年级小学课本，他说天黑了爸爸还没有回家。我们课文是毛主席万岁。后来我们发现万岁是皇帝的称谓，那时会很困惑，一个人到底能活几岁？当认真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话语体系跟现实关联很苍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必须面对的困惑。
然后我糊里糊涂的学了科学，糊里糊涂的去读了萨特和尼采，糊里糊涂的以为某些治理技术可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然后糊里糊涂的所有人都去挣钱。当有一天你40多岁了，当你想起生活的细节和你知道的词汇不能对应的一天，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你不知道怎么描述真实的生活，我不知道其他读书人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解释不了。两个体系两张皮，生活在其中会挣扎。如果相对的想更加真实的活着，读书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不过通过读书来解毒也是很痛苦的行为。
李国盛：清零。
张树新：清零是很痛苦的，因为先要把所有的过去解释体系肢解掉。你要学习某一个体系，然而你又没有幸运的进入某一个体系，皈依某个体系，就更痛苦。我们活在中国的现实中要和中国现实对照，为什么那么多政府大楼建得像天安门广场？它背面的房子还是像几十年前的贫民窟？为什么有的人白天和晚上讲的话判若两人？这其实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今天中国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的局面，这些局面导致的价值观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的这些结果。这些矛盾纠集会导致怎样的未来？这些问题暂时是无解的。
其实纯粹的建立解释体系只解释自己不难，难的是同时能解释今天芸芸众生诸多行为，能够理解，能够坦然。其实对于我来讲无非是想获得一种坦然，然后能淡定，不焦虑。然后能够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有些把握，知道也许自己有些事情没有做对，也许某件事其实不该做，也许某些事该放弃。这是需要有一定的精神资源和价值支撑的一种解释。总而言之某种程度还是为了救自己，我觉得自己很自私，现在还不存在救别人，我还没有救完自己。我把这个解释为独善其身。
李国盛：您追求建立自己的解释体系是为了让自己坦然。但是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不可知，而且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就更多。从这个角度看，您的努力越多，痛苦和困惑就越多。您是怎么解决这个越来越大的压力？
张树新：书有越读越厚和越读越薄的过程。人生大事无非是几个方面的意义。当你读的书越来越薄的时候，你就开始追求基本问题了。这些基本问题无非就是何为真何为假、何为善、恶、美丑、何为公、何为私、何为个人、何为集体、何为国家、何为民族、何为技术、何为科学、信仰和宗教、哲学的关系、自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什么群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个人自由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血缘民族和世界国家的关系。我们读很多书无非是这些概念在不同时期构成不同的故事情节。读书多了以后会发现，大量问题在过去多少人都想过。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因为有不同的社会条件和不同的技术手段，这些问题会变化，但基本逻辑我觉得是支撑自己思考的框架。
建立自己的解释体系最早是给自己解毒，这个过程是最痛苦的。很多已经被灌输的思维方式还在，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和它有冲突的。也经常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这是很痛苦的。当到一定程度，把所有这些框架都卸下，就像卸下盔甲，血液清洁了。
清洁以后还要逐渐建立通过基本问题的认识、剖析建立思考框架。然后用这个框架重新思考现实。自己解释系统的脉络就会理出来。当然这个框架不是一日一夜就出来了，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可能会逐渐的丰富变化。这个框架支撑我对很多问题看得清楚，有判断。再回来看自己，才能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
李国盛：要经过好几个步骤才能到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是不是太复杂了？
张树新：我有一个天然的好处，我是一个本能很强的人，这个本能会导致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会不舒服。我很年轻时候在国家机关工作，当领导亲切的拍我肩膀时候我就本能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能热爱真实，痛恨虚伪，喜欢率真的人、智慧的人。这些本能救了我。
李国盛：刚才提到看书的两个过程，您现在看书是越来越厚的阶段还是越来越薄的阶段？
张树新：我觉得现在是薄厚同时有的阶段。我个人觉得薄的可以读读阿伦特，可以读读哈贝马斯。但是厚，因为中国现实超越了他们当时的情景。新的变量大量涌现，全球化、我们空前的碎片化的交往模式、互联网。在些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先哲们在他们当时情景建立他们的体系学说，只能帮我们解释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些体系抽离出来的逻辑，对照今天这些现实问题，会发现多了很多变数。而这些变数是没有体系来构建的。所以厚薄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的同步过程，简单的薄厚都不可能。
李国盛：您所学的是应用化学，现在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中间有什么联系？
张树新：化学很有意思，化学和物理最大的差别就是化学研究质变。从有机化学到生物化学、物理化学、量子化学。我们会发现当各个学科复杂融合才可以稍微解释生命现象，可见生命现象多高级。而社会又是由这么多生命组成的，你就知道其实社会科学没有那么简单。
李国盛：观察社会科学更像是研究生物学，是有机的、系统的、生命集合体。
张树新：生命问题中核心是基因，可是基因也还在变异。我们总不能讨论一些不可讨论的问题。我们可讨论的是基因可决定的一切。当一个社会在转型期，他原有的基因一定具有很重要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同时大量的刺激他产生变异的条件同时发生。比如说全球化，比如说互联网，比如说新一代人的知识和价值结构与决策者知识和价值结构不对称。
李国盛：导致变异的因素也包括每个个体的选择在里面。
张树新：是的，当每个人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10个选项，当每个人选最坏的选项，坏坏相加又是什么。这导致很多误会冲突，而这个冲突在于没有基本共识和有效的沟通机制。这就是很多社会事件当我们用科学眼光观察的时候会感觉很吊诡，而且会发现冲突各方往往都会选择最坏的选项。
李国盛：也有的冲突和矛盾是因为基本常识问题。比如在三鹿牛奶事件人们谴责最多的不是三鹿而是蒙牛，因为蒙牛之前把自己宣传的太完美了，但是好商人不一定是好楷模。
张树新：这个社会已经多元化了，我们思维能力的多元化辨识能力还没有形成。我们习惯于把一个单一方面的成功推广到另外其实不相关的外延。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商人能赚钱，他就一定是一个道德楷模，一定是一个好丈夫和好妻子，其实这些方面未必逻辑相关。为什么一个好明星、好播音员就一定是一个好人呢？他只是一个演员和职员而已。他演的好不等于自己真好，这中间没有逻辑关系的。
我们这些年的励志教育多于基本的辨识教育，这导致很多盲目的粉丝现象。我们很多企业家变成了和超女一样的明星。其实企业家自己也不能担负其重。我相信老牛自己最初也没觉得能变成别人的人生楷模。也许他恰巧喜欢这个，这点给他的感觉很好。
我们民族也太愿意以成败论英雄。像黄光裕下台前后的各方表现，我们对坏人不公平，对好人也不公平。我们对好人希望他接着更好，什么都好。那好人就傻了，因为其他方面可能是他的短板。这个时候他已经背上了那个光环。虚荣是一种毒瘾，导致很多人以为自己真的是别人的人生楷模。
回到蒙牛事件，人们对待老牛已经不再是对待一个普通的企业家，而是对待曾经的人生楷模。那就是爱之深，恨之切。
李国盛：我们不仅仅是在很多常识上有缺位，在共识上更是有很多空缺。
张树新： 关于共识，宗教解决这个问题是把它放在彼岸，尤其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对于普通百姓来讲，上帝是神，对于精英来讲是绝对真理。当把绝对真理放到彼岸后，所有人都不可能去扮演神，而且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础，这些价值基础不用争论。在这些方面他已经形成了制度文明的结构基础，而这个结构基础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构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基石。
李国盛：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通过树立一个神来当作绝对真理了，我们达成共识还有没有可能？
张树新：我们的共识体系百年来没有很好解决。1911年反封建是共识，因为我们都痛恨清王朝。后来我们建立了共和，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到30年代救亡又变成一个共识，这是一个短暂的共识。我们经常达成很多短期共识。比如1989年以后得到一个短暂共识就是发展经济。当我们把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共识。不过这个共识现在还没有达成。
大家能否对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是中国未来社会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当局在努力，比如说八荣八耻，其实是试图在社会上建立一个伦理共识。但是如果说的人每天在破坏，我不是指最高层，因为这是一个体系问题，当这个体系的所有人嘴上都在讲，而很多人用实际行动来破坏，那就只有反向作用。
李国盛：公众在网上的各种表达会让很多反向作用削减。
张树新：在今天社会中，在一个现代化没有解决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的行为权利要求是在追求自然权利，是生命权、表达权、信息权。我觉得当局没有理解这一点，普通人本能的只是在争取自然权利。
这些自然权利怎么进化成一种更加文明的状态和现实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如果真实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中央电视台反映的不一样，那么它所有的极端面就会变成凹凸镜的凸点不断的凸出。互联网其实对于现实社会建设改进有好处。怎么用好这个镜子，而不是拼命的把凸点压回去，假装不存在。
当照妖镜在面前，是打碎镜子还是让自己变成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
李国盛：刚才您提到真实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主流媒体反映不同。其实在个人层面何尝不是如此，想什么和说什么有时候是不相关的。
张树新：我觉得中国大量普遍人是内道外儒、我心狂野，是受压抑的。回家孝敬父母到外面尊敬上司，亚洲人都这样，特别是日本人。其实他内心真的服吗？我们自己很接受自己的外观行为和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很正常。
李国盛：您认为中国当下的短板是什么？
张树新：改革开放30年，权力没有从市场退出。中国人在物质上富有的群体未必真的是企业家，中国最有钱的组织机构是财政。有钱又有权而且还不受制约，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妄念和邪恶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问题，是体系结构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政治
体制改革推后，似不明智。
关于维稳压倒一切的政策，我特别同意孙立平教授的看法。把维稳变成唯一的执政目标是非常没有长远眼光的做法。也许当局有当局的难言之隐。但是这样的结果会牺牲未来。金钱和资本的结合的利益驱动的社会，人人为用利益购买权力，然后用权力再去为利益服务，这个社会就彻底腐烂了。很多人都想推后改革步伐，因为会改到自己，由此我们会牺牲这个民族最基本价值的东西。当钱能够管权，钱能带来更多的权，权能带来更多的钱，我们已经走进一个最不堪的境地。当一个社会大量人不是人，是猪。那坐头等舱的猪和骑自行车的猪又有什么差别？还不就是活着？
汶川地震，当局和群众高度的共识是救生命。但这个共识似乎太原始了，跟我们这泱泱大国太不匹配了。我们还有那些共识？我们有没有信息权利的共识？草民应该获得那些权利？还是有哪些权利是个人本来就应该具有的？我们社会系统的运转机器有没有人掌握它？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人掌握？是不是很多人利用这个机器为自己服务，而这个机器在自行运转？如果是那样就可怕了。他们不希望这个社会会更好，只希望从这个机器中获得更多。那这个社会就坏了。驾驶这个机器的所有人互相都不能决定谁，这个社会越来越坏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好预期。我们今天是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所以也不会有罪己诏。如果是巨大的抽油机至少要抽的更长久一点吧？
李国盛：很多人在系统中顶多是螺丝钉，起不到决定作用。
张树新：阿伦特讲过平庸的恶。在纽伦堡大审判，纳粹的领导人从个人层面他们好像大部分是好人，他们是兢兢业业的官僚，只是没有自由的心智和自由的判断自己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只是兢兢业业的执行，而且是希望做得更好。很多恶事并不一定是坏人做的，很多人是好丈夫，好妻子。
独立思考很重要。我们要有自由的头脑，自由的心智，自由的辨识能力，这些都自由以后我们才具有达成基本问题共识、共同决定某些事的权利，这是前提。
李国盛：您曾经说“不自由，毋宁死”。
张树新：自由是自由的心智、自由的眼睛、自由的身体。我最近在想，其实我们在“五四”讲到很重的民主和科学，这两点是不是中国最主要问题？民主是一种治理技术，当一个封建王朝解体，每一个个体在尚未真正自由时践行民主，这个民主是不是假民主？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自由，平等是否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平等的权利，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你的自由可能也是假的。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像我们这样自以为精英的人群，其实是不是真的已经自由？。要么为利益说话、要么为体制说话、要么为虚荣说话、要么因为骄傲和愚蠢枉自发言以为可以代表他人。如果并非自由的心智与辩识，那么所做的判断和参与的决策可能也有问题。自以为做的对社会很好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好？这大概需要反思。
李国盛：现实中的很多人离您说的“自由的头脑，自由的心智，自由的辨识能力”有不小的距离。这是不是您为什么说现在的所谓企业家、学者等精英也是过渡的一代？
张树新：我为什么说过渡，就连我这个年龄，45、46岁，都觉得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原始积累，这个积累包括物质和精神。因为我们先是被模式化了，然后从模式化中挣脱。这个挣脱过程耗费了我的青春。我又用中年大多时光，重新建立生活、精神基础，这些基础耗费了我们中年大部分时间。再有一部分人还有幸说建立了自己辨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过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牺牲了很多人，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我们才刚刚完成独立个人的基本条件。这时候“人”已经不多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再加上中国问题复杂。我们有太多人身在其中，我们有太多的利益关联是很难割舍的。我觉得我是特例，不具有典型性。我们的发言、表述就有利益驱动的狭隘。另外就是人生有限，不可能见识了解更多的东西。当然如果今天谁给我们一个体系我们都信，我们就没有这么多苦恼了。很多当代精英大多比我年龄大，他们已经步入人生的秋天，他们已经激情不在，求稳为先，打打高尔夫。你还能期望他们能做一些什么？他们能想真正想明白一些事情就已是三生有幸了。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中太多的人只是解决了自我的生存问题，和自己周边小部分人的生存，达成了自己的名利愿望，再多的公共担当似乎已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还是对下一代抱有希望，70后、80后、90后，虽然有很多人批评他们。他们因为互联网生就自由本能，少了痛苦的解毒和挣脱过程。他可能现在看上去非常的偏激，会以偏概全，可能非常极端，我觉得这是历史必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基本问题会逐渐浮上水面。
这中间可能会有动荡。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奇怪的过程，好像这个国家最顶上的人和最低下的人似乎有契合，不知道这个契合是真假。这中间还有大量的官僚和利益阶层，我突然想毛泽东文革想干什么来着？我相信这一代人会在某些事情形成共识。群盲时代过去了，当信息权利逐渐平等、生命权利逐渐平等、财产权利逐渐平等，一定会有一些人思考趋于理性，一定会有一些有大智慧的人，有超级组织能力的人出现，一定会有一些有道德号召力的人出现，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李国盛：台湾是很好的参照。
张树新：前一阵有一个朋友送我一套有意思的书叫《20世纪的台湾》，100年60本，把每年的事情用照片和当时报道做总结。我几天看完，从1901到今天，你觉得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观察对岸同样中华民族的努力的过程。我那个朋友说你看完怎么样？我说在看二二八，二二八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历史事件
1905年1945年日本占据台湾，除了给当地人洗脑让他们讲日文之外，他们也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他们兢兢业业的管理这个岛，当1945年日本人被赶走，其实当时台湾人骨子里高高兴兴的欢迎国民党。不过到1946年矛盾出现了，因为作为“职业经理人”国民党不专业，甚至不如日本人当时职业，而且犯了很多低级错误。国民党把台湾当成大后方，他用天然统治者的傲慢简单处理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导致一件小事情被放大演化，也因为死了许多人，从此变成国民党很难过去的坎。
第二个问题，台湾从1966年到1976年，你会发现当时所有的民主斗士变成民进党的创始人，但最后当了国家领导人的都是他们的辩护律师。在民主转型的时候，第一波、第二波反对党上台的一般都是律师，因为程序正义，这是当时社会资源最稀缺的。但往往这些人最后都出了问题，你看韩国也是一样的。看来我们不止需要律师，我们还需要好律师。也许这就是一个注定的要不断改进完善的制度
我们的未来还很遥远，跟这个未来相比，今天我们这些人不是过渡是什么？
李国盛：政府、大众、社会精英，假设我们简单的划成这几个层面，您认为这几个层面的互动是什么样的关系？最需要改变的是哪个？
张树新：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各说各话，自己玩自己的。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状态，社会精英得不到大众的群体性情感的认同，我觉得跟姿态有关。如果所谓的精英们能透过姿态上的改善和平等意识的增强，变成了社会精英群体情绪的理念提炼者，然后具有与政府更良善的沟通技巧，让三方相对负面的部分变成更加良性的，也许这个社会会更好。
精英是有改进空间的，精英的傲慢和轻言一定要解决。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傲慢与偏见要改变。精英的傲慢与无知其实是和政府有一比，经常以为自己可以代表所有人。我今天说的话只代表我自己，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代表任何人。如果我要想代表别人，我前提要征求每一个人意见，加权平均获得所有人授权。这是一个基本程序，如果这个程序没有，那我们跟政府对立的精英如果到台上也不会和现在有差别，因为你权力意识本身是有问题的。
另外政府一定要自信，从大范围讲现在是中华民族再没有过的好时候，作为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的骄傲和自卑，这个自卑是我们家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骄傲是我们在全世界还混得不错。
李国盛：最近的旅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张树新：我和先生开车到西藏遇到一个纠纷，这个纠纷也很简单，当地有一段路程没有摄象头，但他们用限速卡通过你的前后时间来计算你是否超速。本地车知道这样的规定，没有人拦你，你要自己取卡，自己送卡。但是你前面没有领卡，后面就会罚你。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在前几个岗没有人，第四个岗说我们违法，警察本能收了我们驾照，于是就争吵起来。当时有一个情景，警察质问我，你怎么这么有理？我说“你是人民警察，我是人民，你是为我服务的！你知道吗？”他当时愣住了，全场寂然。当时他们就想这句话好像以前应该听过，他自己也没少说，但是人民从来没有在这个场合说过，他们当时就愣住了，他觉得好像对，我觉得他良心未泯。
很多人民早就放弃了被服务的权利。
李国盛：您曾经说过，中国的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假问题，怎么这么说？
张树新：假问题是利益驱动，假问题可以发表，假问题有经费。媒体人面对假问题可以有利益。如果把真假看得比金钱重要的时候，就知道学术与传媒有天然的公共担当使命，而这些东西是不可被利益赎买的。一个人当自己女朋友是用钱买来的会高兴吗？如果自己教孩子说假话会高不高兴？当在家里教育儿子真诚，结果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很差，你自己是不是很愤怒？是否应坚持人生总有一些是不能被收买的？我想这些都是真问题。
李国盛：互联网帮共产党消除了很多潜在的地雷，胡锦涛、温家宝很聪明，他们去年上网表态互联网是个好东西，您对共产党高层领导对互联网有什么建议？
张树新：我觉得从社会热点问题聚集来讲，互联网是最快反应的渠道。第二，网络的广场效应会减低现实广场的压力。第三，中国经济改革是从特区开始，中国政治改革用特区来试的话，还不如用互联网来试试，看看人们畅所欲言能闹出多大的天。堵互联网是堵不住的，越堵膨胀的越厉害。合理的办法就是顺应，而这个顺应就是更加智慧的引导，不要再用现在有点愚蠢的办法。这个引导也需要现实政治文明的进步。如果你现实政治文明没有进步只能会造成更大的反差和冲突。最高管理层是不是有可能把人民除财产权、生命权，也把信息权、政治参与权等诸多权力还给人民。
李国盛：假设您现在拿着阿拉丁的神灯可以实现任何愿望，您想实现什么？
张树新：我最想实现的愿望是近五年要把要去的地方走完，要把想看的书看完，这够耗我人生很长时间。如果能让我速度、效率高一点，同时生命不是那么短暂我就幸福多了。
这个过程我其实也在积累和消耗生命。这个过程有可能激情不再、兴味索然。我希望把求知欲、好奇心、幸福感和激情、理性思维能同时保持下去，我怕那些东西会消失。我对自己有恐惧，比如说我当时兴趣盎然的做商人，但是后来兴趣死了，一天都不想干了。
我现在对这个社会会更好还有希望，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很怕很多事情因为年龄的缘故或者挫折的缘故让我失望，成为悲观主义者。
李国盛：因为没有彼岸的召唤，所以很重视此岸的感觉。
张树新：对，所以我很珍惜过程。
李国盛：您想在50岁前给自己解释框架，还有哪些主要问题没想明白？把这些放在天涯看网友怎么说。
张树新：未来中国政治文明所需的文化精神资源是什么？我们这代人临终之前会看到乱世吗？还是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人恐惧这一点，就感觉还不如不变。
(完）
下面是张树新在专访中的部分观点：
1、自由先于民主：
张树新：我们在“五四”讲到很重的民主和科学，这两点是不是中国最主要问题？民主是一种治理技术，当一个封建王朝解体，每一个个体在尚未真正自由时践行民主，这个民主是不是假民主？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自由，平等是否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平等的权利，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你的自由可能也是假的。
2、共识决定未来：
张树新：我们的共识体系百年来没有很好解决。1911年反封建是共识，因为我们都痛恨清王朝。后来我们建立了共和，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到30年代救亡又变成一个共识，这是一个短暂的共识。我们经常达成很多短期共识。比如1989年以后得到一个短暂共识就是发展经济。当我们把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共识。不过这个共识现在还没有达成。
3、互联网只是镜子：
张树新：互联网本身不产生问题，只是社会的一个放大镜或者是凹凸镜。互联网对于现实社会建设改进有好处。怎么用好这个镜子，而不是拼命的把凸点压回去，假装不存在。当照妖镜在面前，是打碎镜子还是变成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
4、为什么？：
张树新：为什么那么多政府大楼建得像天安门广场？它背面的房子还是像几十年前的贫民窟？为什么有的人白天和晚上讲的话判若两人？这其实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5、本能救了我：
张树新：我是一个本能很强的人，这个本能会导致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会不舒服。我很年轻时候在国家机关工作，当领导亲切的拍我肩膀时候我就本能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能热爱真实，痛恨虚伪，喜欢率真的人、智慧的人。这些本能救了我。
6、选择：
张树新：当每个人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10个选项，当每个人选最坏的选项，坏坏相加又是什么。这导致很多误会冲突，而这个冲突在于没有基本共识和有效的沟通机制。这就是很多社会事件当我们用科学眼光观察的时候会感觉很吊诡，而且会发现冲突各方往往都会选择最坏的选项。
7、辨识和逻辑：
张树新：我们思维能力的多元化辨识能力还没有形成。为什么一个好明星、好播音员就一定是一个好人呢？他只是一个演员和职员而已。他演的好不等于自己真好，这中间没有逻辑关系的。
8、体系的问题：
张树新：改革开放30年，权力没有从市场退出。中国人在物质上富有的群体未必真的是企业家，中国最有钱的组织机构是财政。有钱又有权而且还不受制约，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妄念和邪恶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问题，是体系结构出了问题。
9、反思：
张树新：自以为精英的人群，其实是不是真的已经自由？要么为利益说话、要么为体制说话、要么为虚荣说话、要么因为骄傲和愚蠢枉自发言以为可以代表他人。如果并非自由的心智与辩识，那么所做的判断和参与的决策可能也有问题。自以为做的对社会很好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好？这大概需要反思。
10、猪：
张树新：坐头等舱的猪和骑自行车的猪又有什么差别？还不就是活着？
下面是完整稿
李国盛：您怎么评价这次五部入围奖作品？
张树新：首先我们看出作者都很认真的参与了这次环保的征文活动，他们都在对我们提供的知识库非常的认真阅读理解之后，构建了一种科普文体,然后试图按照我们编委会的要求，把这些知识糅到故事或者是更易于传播的写作框架里，使得环保知识能够轻松阅读，这一点这五部都做到了。我觉得所有完整的20几部作品都试图朝这方面努力。从编委会角度来看这五部较为突出。
李国盛：本次征集有一个遗憾，是大奖空缺。
张树新：大奖空缺是编委会的一致决定。也有可能是我们当时想象的目标不太现实。我们当时设想通过这样的征集，除了在过程中起到环保观念普及作用之外，也真正能诞生一部类似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像《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应该讲我们看到的作品和这个设想都有距离，也可能我们想象的这种形式不存在。因为毕竟我们小的时候是阅读资源缺乏的年代，今天看来不是很好的写作在那个时代也会很畅销。
李国盛：通过这次征集，我们发现环保在互联网上好像不是热点问题。
张树新：环保是一个大问题，大到说和政治文明有关，小到说和我们个人的生存有关。但在快速阅读、信息爆炸和信息热点很多的年代，网友群体也相对年轻，大家对事情的关注度极易转移，环保反而是属于边缘话题。实际上我们仔细分析起来，这其实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一代人的担当的大事。只是所面临的困境其实和中国转型一样，不是单一的问题能解决的了的。
不过我觉得在不同的热点间有一些基本面相同。我们可以看过去10年我们关心什么，近5年我们关心什么，可以把看上去不相关的事情的逻辑归为几大类。像我们这几天关心的绿坝的问题还是前两天关心的邓玉娇的问题，其实是有相类似之处，都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好。
李国盛：您怎么看刚才提到的邓玉娇案例？
张树新：中国处处存在巴东县政府，它们对信息化的不适应，每一个动作都反映了对信息社会的理解错误。实际上他没有理解今天已经不是可以用三峡隔住的巴东县了。由于其典型特征在机缘巧合下变成公共事件的时候，邓玉娇已不再是邓玉娇，巴东县也不只是巴东县，这就导致了很多巴东县政府不理解的现象。中国这种地方太多了，工信部何尝不是巴东县？其实它们对于信息化时代到来的反映有同样的错误。当然我们很希望党国更多决策者不是巴东县，他们有更好的方法。
李国盛：您在人民网做访谈时候提到互联网是放大镜和凹凸镜。
张树新：是，互联网本身不产生问题，只是社会的一个放大镜或者是凹凸镜。这个凹凸的分布可能和当时社会的气氛和不同的情形有关，和现实社会中其他的管道畅通程度有关。
如果我们在一个相对管道畅通的社会关注点上，也许在互联网上这个点就没有那么凸。也许我们在某些其他的管道，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沟通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民众的意见与政府相关决策部门的沟通管道不是很畅通的情况下，在相对畅通的互联网就显得非常集中和突出。
我经常看到有些网友说从不看新闻联播，这也是偏激了。新闻联播也是了解信息的一部分，这些信息自有它的一些表述方法。把任何一部分信息当作中国全部，都是以偏概全。这些各自意见相关性叠加起来，才会构成社会风貌的整体。
我们看某个历史截面，有人看正史，有人看野史，也有人看清明上河图，这些加在一起才有可能稍微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除了新闻联播的角度，其实社会还有很多活色生鲜的东西，在互联网上体现是非常明显的。互联网给了我们相对公平的了解社会全貌的机会。
李国盛：您是中国最早推动互联网普及的启蒙人，现在您感兴趣在旅行和读书。当年您满怀豪情推动中国互联网如果说是胸怀天下的话，您现在是不是回到独善其身的状态？
张树新：也不能简单这么讲，其实读书首先是一个解毒的过程。我们这代人生下来就已经被种了毒。就像我们在尚无选择能力时就成为无神论者，当面对生命无常时由于可怜无助又临时抱佛脚。我们开始思考时就用唯物论、辩证法来解释一切。轻易的进入某个解释系统或者生下来就被种下某种解释系统是种不幸。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话语系统其实是和现实生活没有多少关系的。我看过台湾的一年级小学课本，他说天黑了爸爸还没有回家。我们课文是毛主席万岁。后来我们发现万岁是皇帝的称谓，那时会很困惑，一个人到底能活几岁？当认真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话语体系跟现实关联很苍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必须面对的困惑。
然后我糊里糊涂的学了科学，糊里糊涂的去读了萨特和尼采，糊里糊涂的以为某些治理技术可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然后糊里糊涂的所有人都去挣钱。当有一天你40多岁了，当你想起生活的细节和你知道的词汇不能对应的一天，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你不知道怎么描述真实的生活，我不知道其他读书人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解释不了。两个体系两张皮，生活在其中会挣扎。如果相对的想更加真实的活着，读书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不过通过读书来解毒也是很痛苦的行为。
李国盛：清零。
张树新：清零是很痛苦的，因为先要把所有的过去解释体系肢解掉。你要学习某一个体系，然而你又没有幸运的进入某一个体系，皈依某个体系，就更痛苦。我们活在中国的现实中要和中国现实对照，为什么那么多政府大楼建得像天安门广场？它背面的房子还是像几十年前的贫民窟？为什么有的人白天和晚上讲的话判若两人？这其实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今天中国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的局面，这些局面导致的价值观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的这些结果。这些矛盾纠集会导致怎样的未来？这些问题暂时是无解的。
其实纯粹的建立解释体系只解释自己不难，难的是同时能解释今天芸芸众生诸多行为，能够理解，能够坦然。其实对于我来讲无非是想获得一种坦然，然后能淡定，不焦虑。然后能够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有些把握，知道也许自己有些事情没有做对，也许某件事其实不该做，也许某些事该放弃。这是需要有一定的精神资源和价值支撑的一种解释。总而言之某种程度还是为了救自己，我觉得自己很自私，现在还不存在救别人，我还没有救完自己。我把这个解释为独善其身。
李国盛：您追求建立自己的解释体系是为了让自己坦然。但是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不可知，而且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就更多。从这个角度看，您的努力越多，痛苦和困惑就越多。您是怎么解决这个越来越大的压力？
张树新：书有越读越厚和越读越薄的过程。人生大事无非是几个方面的意义。当你读的书越来越薄的时候，你就开始追求基本问题了。这些基本问题无非就是何为真何为假、何为善、恶、美丑、何为公、何为私、何为个人、何为集体、何为国家、何为民族、何为技术、何为科学、信仰和宗教、哲学的关系、自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什么群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个人自由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血缘民族和世界国家的关系。我们读很多书无非是这些概念在不同时期构成不同的故事情节。读书多了以后会发现，大量问题在过去多少人都想过。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因为有不同的社会条件和不同的技术手段，这些问题会变化，但基本逻辑我觉得是支撑自己思考的框架。
建立自己的解释体系最早是给自己解毒，这个过程是最痛苦的。很多已经被灌输的思维方式还在，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和它有冲突的。也经常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这是很痛苦的。当到一定程度，把所有这些框架都卸下，就像卸下盔甲，血液清洁了。
清洁以后还要逐渐建立通过基本问题的认识、剖析建立思考框架。然后用这个框架重新思考现实。自己解释系统的脉络就会理出来。当然这个框架不是一日一夜就出来了，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可能会逐渐的丰富变化。这个框架支撑我对很多问题看得清楚，有判断。再回来看自己，才能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
李国盛：要经过好几个步骤才能到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是不是太复杂了？
张树新：我有一个天然的好处，我是一个本能很强的人，这个本能会导致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会不舒服。我很年轻时候在国家机关工作，当领导亲切的拍我肩膀时候我就本能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能热爱真实，痛恨虚伪，喜欢率真的人、智慧的人。这些本能救了我。
李国盛：刚才提到看书的两个过程，您现在看书是越来越厚的阶段还是越来越薄的阶段？
张树新：我觉得现在是薄厚同时有的阶段。我个人觉得薄的可以读读阿伦特，可以读读哈贝马斯。但是厚，因为中国现实超越了他们当时的情景。新的变量大量涌现，全球化、我们空前的碎片化的交往模式、互联网。在些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先哲们在他们当时情景建立他们的体系学说，只能帮我们解释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些体系抽离出来的逻辑，对照今天这些现实问题，会发现多了很多变数。而这些变数是没有体系来构建的。所以厚薄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的同步过程，简单的薄厚都不可能。
李国盛：您所学的是应用化学，现在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中间有什么联系？
张树新：化学很有意思，化学和物理最大的差别就是化学研究质变。从有机化学到生物化学、物理化学、量子化学。我们会发现当各个学科复杂融合才可以稍微解释生命现象，可见生命现象多高级。而社会又是由这么多生命组成的，你就知道其实社会科学没有那么简单。
李国盛：观察社会科学更像是研究生物学，是有机的、系统的、生命集合体。
张树新：生命问题中核心是基因，可是基因也还在变异。我们总不能讨论一些不可讨论的问题。我们可讨论的是基因可决定的一切。当一个社会在转型期，他原有的基因一定具有很重要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同时大量的刺激他产生变异的条件同时发生。比如说全球化，比如说互联网，比如说新一代人的知识和价值结构与决策者知识和价值结构不对称。
李国盛：导致变异的因素也包括每个个体的选择在里面。
张树新：是的，当每个人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10个选项，当每个人选最坏的选项，坏坏相加又是什么。这导致很多误会冲突，而这个冲突在于没有基本共识和有效的沟通机制。这就是很多社会事件当我们用科学眼光观察的时候会感觉很吊诡，而且会发现冲突各方往往都会选择最坏的选项。
李国盛：也有的冲突和矛盾是因为基本常识问题。比如在三鹿牛奶事件人们谴责最多的不是三鹿而是蒙牛，因为蒙牛之前把自己宣传的太完美了，但是好商人不一定是好楷模。
张树新：这个社会已经多元化了，我们思维能力的多元化辨识能力还没有形成。我们习惯于把一个单一方面的成功推广到另外其实不相关的外延。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商人能赚钱，他就一定是一个道德楷模，一定是一个好丈夫和好妻子，其实这些方面未必逻辑相关。为什么一个好明星、好播音员就一定是一个好人呢？他只是一个演员和职员而已。他演的好不等于自己真好，这中间没有逻辑关系的。
我们这些年的励志教育多于基本的辨识教育，这导致很多盲目的粉丝现象。我们很多企业家变成了和超女一样的明星。其实企业家自己也不能担负其重。我相信老牛自己最初也没觉得能变成别人的人生楷模。也许他恰巧喜欢这个，这点给他的感觉很好。
我们民族也太愿意以成败论英雄。像黄光裕下台前后的各方表现，我们对坏人不公平，对好人也不公平。我们对好人希望他接着更好，什么都好。那好人就傻了，因为其他方面可能是他的短板。这个时候他已经背上了那个光环。虚荣是一种毒瘾，导致很多人以为自己真的是别人的人生楷模。
回到蒙牛事件，人们对待老牛已经不再是对待一个普通的企业家，而是对待曾经的人生楷模。那就是爱之深，恨之切。
李国盛：我们不仅仅是在很多常识上有缺位，在共识上更是有很多空缺。
张树新： 关于共识，宗教解决这个问题是把它放在彼岸，尤其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对于普通百姓来讲，上帝是神，对于精英来讲是绝对真理。当把绝对真理放到彼岸后，所有人都不可能去扮演神，而且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础，这些价值基础不用争论。在这些方面他已经形成了制度文明的结构基础，而这个结构基础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构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基石。
李国盛：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通过树立一个神来当作绝对真理了，我们达成共识还有没有可能？
张树新：我们的共识体系百年来没有很好解决。1911年反封建是共识，因为我们都痛恨清王朝。后来我们建立了共和，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到30年代救亡又变成一个共识，这是一个短暂的共识。我们经常达成很多短期共识。比如1989年以后得到一个短暂共识就是发展经济。当我们把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共识。不过这个共识现在还没有达成。
大家能否对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是中国未来社会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当局在努力，比如说八荣八耻，其实是试图在社会上建立一个伦理共识。但是如果说的人每天在破坏，我不是指最高层，因为这是一个体系问题，当这个体系的所有人嘴上都在讲，而很多人用实际行动来破坏，那就只有反向作用。
李国盛：公众在网上的各种表达会让很多反向作用削减。
张树新：在今天社会中，在一个现代化没有解决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的行为权利要求是在追求自然权利，是生命权、表达权、信息权。我觉得当局没有理解这一点，普通人本能的只是在争取自然权利。
这些自然权利怎么进化成一种更加文明的状态和现实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如果真实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中央电视台反映的不一样，那么它所有的极端面就会变成凹凸镜的凸点不断的凸出。互联网其实对于现实社会建设改进有好处。怎么用好这个镜子，而不是拼命的把凸点压回去，假装不存在。
当照妖镜在面前，是打碎镜子还是让自己变成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
李国盛：刚才您提到真实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主流媒体反映不同。其实在个人层面何尝不是如此，想什么和说什么有时候是不相关的。
张树新：我觉得中国大量普遍人是内道外儒、我心狂野，是受压抑的。回家孝敬父母到外面尊敬上司，亚洲人都这样，特别是日本人。其实他内心真的服吗？我们自己很接受自己的外观行为和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很正常。
李国盛：您认为中国当下的短板是什么？
张树新：改革开放30年，权力没有从市场退出。中国人在物质上富有的群体未必真的是企业家，中国最有钱的组织机构是财政。有钱又有权而且还不受制约，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妄念和邪恶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问题，是体系结构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政治
体制改革推后，似不明智。
关于维稳压倒一切的政策，我特别同意孙立平教授的看法。把维稳变成唯一的执政目标是非常没有长远眼光的做法。也许当局有当局的难言之隐。但是这样的结果会牺牲未来。金钱和资本的结合的利益驱动的社会，人人为用利益购买权力，然后用权力再去为利益服务，这个社会就彻底腐烂了。很多人都想推后改革步伐，因为会改到自己，由此我们会牺牲这个民族最基本价值的东西。当钱能够管权，钱能带来更多的权，权能带来更多的钱，我们已经走进一个最不堪的境地。当一个社会大量人不是人，是猪。那坐头等舱的猪和骑自行车的猪又有什么差别？还不就是活着？
汶川地震，当局和群众高度的共识是救生命。但这个共识似乎太原始了，跟我们这泱泱大国太不匹配了。我们还有那些共识？我们有没有信息权利的共识？草民应该获得那些权利？还是有哪些权利是个人本来就应该具有的？我们社会系统的运转机器有没有人掌握它？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人掌握？是不是很多人利用这个机器为自己服务，而这个机器在自行运转？如果是那样就可怕了。他们不希望这个社会会更好，只希望从这个机器中获得更多。那这个社会就坏了。驾驶这个机器的所有人互相都不能决定谁，这个社会越来越坏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好预期。我们今天是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所以也不会有罪己诏。如果是巨大的抽油机至少要抽的更长久一点吧？
李国盛：很多人在系统中顶多是螺丝钉，起不到决定作用。
张树新：阿伦特讲过平庸的恶。在纽伦堡大审判，纳粹的领导人从个人层面他们好像大部分是好人，他们是兢兢业业的官僚，只是没有自由的心智和自由的判断自己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只是兢兢业业的执行，而且是希望做得更好。很多恶事并不一定是坏人做的，很多人是好丈夫，好妻子。
独立思考很重要。我们要有自由的头脑，自由的心智，自由的辨识能力，这些都自由以后我们才具有达成基本问题共识、共同决定某些事的权利，这是前提。
李国盛：您曾经说“不自由，毋宁死”。
张树新：自由是自由的心智、自由的眼睛、自由的身体。我最近在想，其实我们在“五四”讲到很重的民主和科学，这两点是不是中国最主要问题？民主是一种治理技术，当一个封建王朝解体，每一个个体在尚未真正自由时践行民主，这个民主是不是假民主？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自由，平等是否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平等的权利，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你的自由可能也是假的。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像我们这样自以为精英的人群，其实是不是真的已经自由？。要么为利益说话、要么为体制说话、要么为虚荣说话、要么因为骄傲和愚蠢枉自发言以为可以代表他人。如果并非自由的心智与辩识，那么所做的判断和参与的决策可能也有问题。自以为做的对社会很好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好？这大概需要反思。
李国盛：现实中的很多人离您说的“自由的头脑，自由的心智，自由的辨识能力”有不小的距离。这是不是您为什么说现在的所谓企业家、学者等精英也是过渡的一代？
张树新：我为什么说过渡，就连我这个年龄，45、46岁，都觉得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原始积累，这个积累包括物质和精神。因为我们先是被模式化了，然后从模式化中挣脱。这个挣脱过程耗费了我的青春。我又用中年大多时光，重新建立生活、精神基础，这些基础耗费了我们中年大部分时间。再有一部分人还有幸说建立了自己辨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过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牺牲了很多人，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我们才刚刚完成独立个人的基本条件。这时候“人”已经不多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再加上中国问题复杂。我们有太多人身在其中，我们有太多的利益关联是很难割舍的。我觉得我是特例，不具有典型性。我们的发言、表述就有利益驱动的狭隘。另外就是人生有限，不可能见识了解更多的东西。当然如果今天谁给我们一个体系我们都信，我们就没有这么多苦恼了。很多当代精英大多比我年龄大，他们已经步入人生的秋天，他们已经激情不在，求稳为先，打打高尔夫。你还能期望他们能做一些什么？他们能想真正想明白一些事情就已是三生有幸了。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中太多的人只是解决了自我的生存问题，和自己周边小部分人的生存，达成了自己的名利愿望，再多的公共担当似乎已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还是对下一代抱有希望，70后、80后、90后，虽然有很多人批评他们。他们因为互联网生就自由本能，少了痛苦的解毒和挣脱过程。他可能现在看上去非常的偏激，会以偏概全，可能非常极端，我觉得这是历史必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基本问题会逐渐浮上水面。
这中间可能会有动荡。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奇怪的过程，好像这个国家最顶上的人和最低下的人似乎有契合，不知道这个契合是真假。这中间还有大量的官僚和利益阶层，我突然想毛泽东文革想干什么来着？我相信这一代人会在某些事情形成共识。群盲时代过去了，当信息权利逐渐平等、生命权利逐渐平等、财产权利逐渐平等，一定会有一些人思考趋于理性，一定会有一些有大智慧的人，有超级组织能力的人出现，一定会有一些有道德号召力的人出现，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李国盛：台湾是很好的参照。
张树新：前一阵有一个朋友送我一套有意思的书叫《20世纪的台湾》，100年60本，把每年的事情用照片和当时报道做总结。我几天看完，从1901到今天，你觉得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观察对岸同样中华民族的努力的过程。我那个朋友说你看完怎么样？我说在看二二八，二二八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历史事件
1905年1945年日本占据台湾，除了给当地人洗脑让他们讲日文之外，他们也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他们兢兢业业的管理这个岛，当1945年日本人被赶走，其实当时台湾人骨子里高高兴兴的欢迎国民党。不过到1946年矛盾出现了，因为作为“职业经理人”国民党不专业，甚至不如日本人当时职业，而且犯了很多低级错误。国民党把台湾当成大后方，他用天然统治者的傲慢简单处理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导致一件小事情被放大演化，也因为死了许多人，从此变成国民党很难过去的坎。
第二个问题，台湾从1966年到1976年，你会发现当时所有的民主斗士变成民进党的创始人，但最后当了国家领导人的都是他们的辩护律师。在民主转型的时候，第一波、第二波反对党上台的一般都是律师，因为程序正义，这是当时社会资源最稀缺的。但往往这些人最后都出了问题，你看韩国也是一样的。看来我们不止需要律师，我们还需要好律师。也许这就是一个注定的要不断改进完善的制度
我们的未来还很遥远，跟这个未来相比，今天我们这些人不是过渡是什么？
李国盛：政府、大众、社会精英，假设我们简单的划成这几个层面，您认为这几个层面的互动是什么样的关系？最需要改变的是哪个？
张树新：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各说各话，自己玩自己的。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状态，社会精英得不到大众的群体性情感的认同，我觉得跟姿态有关。如果所谓的精英们能透过姿态上的改善和平等意识的增强，变成了社会精英群体情绪的理念提炼者，然后具有与政府更良善的沟通技巧，让三方相对负面的部分变成更加良性的，也许这个社会会更好。
精英是有改进空间的，精英的傲慢和轻言一定要解决。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傲慢与偏见要改变。精英的傲慢与无知其实是和政府有一比，经常以为自己可以代表所有人。我今天说的话只代表我自己，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代表任何人。如果我要想代表别人，我前提要征求每一个人意见，加权平均获得所有人授权。这是一个基本程序，如果这个程序没有，那我们跟政府对立的精英如果到台上也不会和现在有差别，因为你权力意识本身是有问题的。
另外政府一定要自信，从大范围讲现在是中华民族再没有过的好时候，作为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的骄傲和自卑，这个自卑是我们家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骄傲是我们在全世界还混得不错。
李国盛：最近的旅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张树新：我和先生开车到西藏遇到一个纠纷，这个纠纷也很简单，当地有一段路程没有摄象头，但他们用限速卡通过你的前后时间来计算你是否超速。本地车知道这样的规定，没有人拦你，你要自己取卡，自己送卡。但是你前面没有领卡，后面就会罚你。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在前几个岗没有人，第四个岗说我们违法，警察本能收了我们驾照，于是就争吵起来。当时有一个情景，警察质问我，你怎么这么有理？我说“你是人民警察，我是人民，你是为我服务的！你知道吗？”他当时愣住了，全场寂然。当时他们就想这句话好像以前应该听过，他自己也没少说，但是人民从来没有在这个场合说过，他们当时就愣住了，他觉得好像对，我觉得他良心未泯。
很多人民早就放弃了被服务的权利。
李国盛：您曾经说过，中国的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假问题，怎么这么说？
张树新：假问题是利益驱动，假问题可以发表，假问题有经费。媒体人面对假问题可以有利益。如果把真假看得比金钱重要的时候，就知道学术与传媒有天然的公共担当使命，而这些东西是不可被利益赎买的。一个人当自己女朋友是用钱买来的会高兴吗？如果自己教孩子说假话会高不高兴？当在家里教育儿子真诚，结果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很差，你自己是不是很愤怒？是否应坚持人生总有一些是不能被收买的？我想这些都是真问题。
李国盛：互联网帮共产党消除了很多潜在的地雷，胡锦涛、温家宝很聪明，他们去年上网表态互联网是个好东西，您对共产党高层领导对互联网有什么建议？
张树新：我觉得从社会热点问题聚集来讲，互联网是最快反应的渠道。第二，网络的广场效应会减低现实广场的压力。第三，中国经济改革是从特区开始，中国政治改革用特区来试的话，还不如用互联网来试试，看看人们畅所欲言能闹出多大的天。堵互联网是堵不住的，越堵膨胀的越厉害。合理的办法就是顺应，而这个顺应就是更加智慧的引导，不要再用现在有点愚蠢的办法。这个引导也需要现实政治文明的进步。如果你现实政治文明没有进步只能会造成更大的反差和冲突。最高管理层是不是有可能把人民除财产权、生命权，也把信息权、政治参与权等诸多权力还给人民。
李国盛：假设您现在拿着阿拉丁的神灯可以实现任何愿望，您想实现什么？
张树新：我最想实现的愿望是近五年要把要去的地方走完，要把想看的书看完，这够耗我人生很长时间。如果能让我速度、效率高一点，同时生命不是那么短暂我就幸福多了。
这个过程我其实也在积累和消耗生命。这个过程有可能激情不再、兴味索然。我希望把求知欲、好奇心、幸福感和激情、理性思维能同时保持下去，我怕那些东西会消失。我对自己有恐惧，比如说我当时兴趣盎然的做商人，但是后来兴趣死了，一天都不想干了。
我现在对这个社会会更好还有希望，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很怕很多事情因为年龄的缘故或者挫折的缘故让我失望，成为悲观主义者。
李国盛：因为没有彼岸的召唤，所以很重视此岸的感觉。
张树新：对，所以我很珍惜过程。
李国盛：您想在50岁前给自己解释框架，还有哪些主要问题没想明白？把这些放在天涯看网友怎么说。
张树新：未来中国政治文明所需的文化精神资源是什么？我们这代人临终之前会看到乱世吗？还是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人恐惧这一点，就感觉还不如不变。
(完）
cam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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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异乡飘零 @ 2009年10月05日 Monday, 04:40 PM)
退守台湾60年 失败者创造奇迹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或许没有人知道，这块让200万大陆人落脚的新土地，将谱写两个历史奇迹――经济起飞和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奇迹。
退守台湾60年 失败者创造奇迹
沈泽玮 台北特派员 (2009-10-05)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被打到退守台湾，中国大陆200万人渡海，加入了台湾在地600万人口，这个大撤退被视为近代两岸间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这些人或许不知道，他乡就要变故乡，他们或许不知道，这块让他们落脚的新土地，将谱写两个历史会记住的奇迹――经济起飞的奇迹和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奇迹。
回顾过往一甲子岁月，台湾走来，其实和刚刚盛大庆祝过60周年国庆的中国大陆一样精彩。
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当大陆还忙于政治斗争时，台湾正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当大陆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半条命时，台湾却因发展十大建设而脱胎换骨。
从农业、工商业到全球闻名的电子产业，从劳动密集工业到高科技产业，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台湾在过去60年经历了典型的经济转型。6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区的成立，80年代新竹科学园出现，相隔十几年，两个重要的经济座标凸显了台湾的产业结构，成功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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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前）在台湾落实土地改革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动力。蒋经国则为民主化道路消除障碍。（法新社）
经济自70年代起飞后，台湾人也开始富起来了。1980年代中期开始，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成长1000美元，战争的失败者在经济上超越了胜利者。
而经济发展的动力，部分就源自1949年涌到台湾的200万个失败者。他们虽给台湾带来了资源紧张的问题，但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人才和财力。从大陆到台的人才包括李国鼎、孙运璇、尹仲容、赵耀东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财力方面，好些大陆或台湾出版的参考书籍都指出，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运到台湾的大批黄金、白银和外汇，都是当年为台湾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支援。
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另外，两蒋的威权统治，加上美国提供的军事、经济与技术援助，也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重要的平稳安定条件。
前驻美代表陈锡藩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蒋介石如果稍微软弱，台湾就垮掉了，因为“他可以带了几百万美金跑掉”，而当年的威权统治虽然造成有的人吃了苦头、被迫害，却也给台湾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安定条件：“一团乱，恐怕老共就来了，恐怕就拖不到今天。”
在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眼中，当年蒋介石在大陆虽然输给了毛泽东，但最后，也许，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陶涵在他今年发表的新书《蒋介石传》（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终于有机会好好进行建设，“在社会、经济等方面，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陶涵在书中下结论说，蒋介石如果泉下有知，“他会很高兴看到中共以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取代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他会看到中共领导人主张儒家思想，就和他自己一样，致力于把中国大陆塑造成一个井然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强大但平和的角色”，“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是蒋介石的愿景，而不是毛泽东的”。
陈锡藩认为，陶涵在书中的结论说明了，中华民国退守台湾60年，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典范，而蒋介石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守住台湾，金门的古宁头战役是决定性的一战，如果台湾沦陷了，共产主义来了，历史就要改写了。
至于为何蒋介石能在台湾做出成绩，在大陆却受挫，好些学者都指向关键的土地改革政策。从1949年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让大量的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让大量的富农和地主转变成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资本家，换句话说，土地改革让农人有机会翻身，让地主开始经营企业，这不只稳住了国民党政权，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告诉本报，蒋介石可以在台湾落实土地改革政策，在大陆却不能，是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盘结，“改革要改革到自己人的时候，你就不能改了”，但是在台湾，国民党没有这样的包袱。
先经济、后政治，这样的改革顺序开始推进。在经济改革有了成果后，台湾的社会力量兴起来，中产阶级的形成、都市化、中小企业、知识分子、留学人才归来以及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压力等等因素，都给台湾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客观条件。
民众有迫切发声的欲望，党外运动冒起，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把党外运动推向高潮，到了1980年代，民主化已成为一股无法抵挡的浪潮。
从父亲蒋介石手中接过政权的蒋经国在1987年，也就是他过世前最后一年，意识到他不得不掀开威权的锅子，让锅盖下酝酿已久的民主蒸气可以获得释放。而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前一年，台湾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也在1986年诞生了。
大陆可否借鉴台湾民主发展模式？
不过，也有评论指出，要建立民主观念与素养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淀，才能趋向成熟，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当民主的基础还没有稳住时，媒体自由空间就跟着大幅开放，1994年开始，广电媒体逐步解禁，日后还发展出台湾媒体高密度的SNG现场连线奇观。
民主一放收不回，乱像也跟着浮现。立法院立委打架掐脖子，选举不只是嘉年华会，还是民众宣泄的出口，选举频密又耗钱，要赢得选举就要有资源，逐渐形成了政商勾结的现象，政治献金和权钱交易搅混在一起，好人才不愿沾政治，让政客垄断了政坛，自成一体。
不过，对于台湾的民主是否在短时间内放得太快，太多，因而乱象多多，受访学者都认为，这是年轻民主的特质，与民主化步伐快慢无关，台湾的民主进程还在发展当中。
陈锡藩说：“只有民主和不民主的分别，如果说到哪一个阶段要放多少，由谁来决定？如果是由一个有权力的人来决定，就变成威权了。”
他认为，民主制度还是优越的，而它的优点就是自己会调整，当立法院不断打架，运作不下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提出来要改善，可是独裁制度就不行，人民不能推翻掌权者。
李酉潭则表示，台湾还没有走完民主化的进程，什么时候才完善，他说，时间点比较难预测，从事件上来说的话：“立法院要有机会轮替两次，总统再轮替几次，就更好。”
他说，政党轮替是负责任的最好方式，而现在看到的是，台湾虽然总统是由不同政党的人轮替，但是国民党的立法院没有轮替过，国民党还是掌握庞大的社会资源，“正义原则、法治精神的核心价值还没有形成”。
身为大中华地区第一个民主化的社会，台湾的民主还有完善的空间，而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随着大陆的崛起而起了变化。过去双方因意识形态而对立的两岸，现在则是在经济上找到互补地带。
两岸在经贸上走得更近，在生产上的的合作越发紧密，让韩国备感压力，当地媒体给还给两岸联手的生产链取了个Chaiwan的名词，接下来，MOU、ECFA等等，都会加速两岸经贸关系深化。
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受本报访问时指出，“景气好，两边都好，景气不好，两边都不好”，台湾经济会接下来往服务业走，大陆服务业也站起来了，台商过去大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两岸经贸的紧密度还会增加，这不是唯一，却是很重要的关键角色”。
大陆现在成了全球瞩目的经济要角，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不过一些台湾学者指出，大陆过去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还是学台湾的。台湾智库董事长陈博志就认为，深圳特区是模仿高雄加工区。
那么在政治上，台湾的民主发展模式是否也能够成为大陆借鉴的对象？
大陆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去年在台湾政党二次轮替后，在其博客中就高度赞扬台湾民主。他在《台湾新一轮政党轮替的价值和意义》的文中说：“台湾地区选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现民主，实现制度的转型，才有可能跳出中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他说，凡是威权政府，最大问题不仅是难以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而且难使社会回归理性，“人与人之间的你死我活，使得原本威权时代积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在动荡中损失殆尽”。
具体操作上，陈锡藩认为，大陆可以像推动经济特区那样试验民主，在一些经济已经发展得不错的城市如上海试验民主选举。李酉潭则认为，可以不必一下子把层次推高，先在二线城市试验民主选举就好了。
对于大陆一直对新加坡模式感兴趣，李酉潭认为，不一定行得通，因为新加坡模式是全世界唯一的，因为新加坡小国寡民，领导人完全知道底下干部在做什么，中国大陆却很大，山高皇帝远，领导人不可能掌握。
他指出，因为国际压力无法催促大陆民主化，中国大陆未来最大的冲击就是来自台湾对它的催化，因为“台湾民主化如果走得屹立不倒，中国（大陆）人民就会思考，同样华人世界。为什么台湾可以，中国不可以？”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台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有两点：
1）蒋介石先生当年带过资金和人材
2）特定时期下美国的扶植
大陆从的经济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当年台湾的模式是一样的，随着大陆的快速发展（但代价太大，不在此评论），台湾经过高速发展后现在有点止步不前的感觉。对大陆也越来越依赖，和香港一样一旦离开大陆后果将不可设想。
退守台湾60年 失败者创造奇迹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或许没有人知道，这块让200万大陆人落脚的新土地，将谱写两个历史奇迹――经济起飞和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奇迹。
退守台湾60年 失败者创造奇迹
沈泽玮 台北特派员 (2009-10-05)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被打到退守台湾，中国大陆200万人渡海，加入了台湾在地600万人口，这个大撤退被视为近代两岸间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这些人或许不知道，他乡就要变故乡，他们或许不知道，这块让他们落脚的新土地，将谱写两个历史会记住的奇迹――经济起飞的奇迹和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奇迹。
回顾过往一甲子岁月，台湾走来，其实和刚刚盛大庆祝过60周年国庆的中国大陆一样精彩。
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当大陆还忙于政治斗争时，台湾正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当大陆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半条命时，台湾却因发展十大建设而脱胎换骨。
从农业、工商业到全球闻名的电子产业，从劳动密集工业到高科技产业，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台湾在过去60年经历了典型的经济转型。6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区的成立，80年代新竹科学园出现，相隔十几年，两个重要的经济座标凸显了台湾的产业结构，成功升级换代。
蒋介石（前）在台湾落实土地改革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动力。蒋经国则为民主化道路消除障碍。（法新社）
经济自70年代起飞后，台湾人也开始富起来了。1980年代中期开始，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成长1000美元，战争的失败者在经济上超越了胜利者。
而经济发展的动力，部分就源自1949年涌到台湾的200万个失败者。他们虽给台湾带来了资源紧张的问题，但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人才和财力。从大陆到台的人才包括李国鼎、孙运璇、尹仲容、赵耀东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财力方面，好些大陆或台湾出版的参考书籍都指出，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运到台湾的大批黄金、白银和外汇，都是当年为台湾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支援。
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另外，两蒋的威权统治，加上美国提供的军事、经济与技术援助，也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重要的平稳安定条件。
前驻美代表陈锡藩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蒋介石如果稍微软弱，台湾就垮掉了，因为“他可以带了几百万美金跑掉”，而当年的威权统治虽然造成有的人吃了苦头、被迫害，却也给台湾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安定条件：“一团乱，恐怕老共就来了，恐怕就拖不到今天。”
在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眼中，当年蒋介石在大陆虽然输给了毛泽东，但最后，也许，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陶涵在他今年发表的新书《蒋介石传》（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终于有机会好好进行建设，“在社会、经济等方面，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陶涵在书中下结论说，蒋介石如果泉下有知，“他会很高兴看到中共以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取代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他会看到中共领导人主张儒家思想，就和他自己一样，致力于把中国大陆塑造成一个井然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强大但平和的角色”，“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是蒋介石的愿景，而不是毛泽东的”。
陈锡藩认为，陶涵在书中的结论说明了，中华民国退守台湾60年，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典范，而蒋介石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守住台湾，金门的古宁头战役是决定性的一战，如果台湾沦陷了，共产主义来了，历史就要改写了。
至于为何蒋介石能在台湾做出成绩，在大陆却受挫，好些学者都指向关键的土地改革政策。从1949年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让大量的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让大量的富农和地主转变成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资本家，换句话说，土地改革让农人有机会翻身，让地主开始经营企业，这不只稳住了国民党政权，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告诉本报，蒋介石可以在台湾落实土地改革政策，在大陆却不能，是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盘结，“改革要改革到自己人的时候，你就不能改了”，但是在台湾，国民党没有这样的包袱。
先经济、后政治，这样的改革顺序开始推进。在经济改革有了成果后，台湾的社会力量兴起来，中产阶级的形成、都市化、中小企业、知识分子、留学人才归来以及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压力等等因素，都给台湾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客观条件。
民众有迫切发声的欲望，党外运动冒起，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把党外运动推向高潮，到了1980年代，民主化已成为一股无法抵挡的浪潮。
从父亲蒋介石手中接过政权的蒋经国在1987年，也就是他过世前最后一年，意识到他不得不掀开威权的锅子，让锅盖下酝酿已久的民主蒸气可以获得释放。而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前一年，台湾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也在1986年诞生了。
大陆可否借鉴台湾民主发展模式？
不过，也有评论指出，要建立民主观念与素养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淀，才能趋向成熟，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当民主的基础还没有稳住时，媒体自由空间就跟着大幅开放，1994年开始，广电媒体逐步解禁，日后还发展出台湾媒体高密度的SNG现场连线奇观。
民主一放收不回，乱像也跟着浮现。立法院立委打架掐脖子，选举不只是嘉年华会，还是民众宣泄的出口，选举频密又耗钱，要赢得选举就要有资源，逐渐形成了政商勾结的现象，政治献金和权钱交易搅混在一起，好人才不愿沾政治，让政客垄断了政坛，自成一体。
不过，对于台湾的民主是否在短时间内放得太快，太多，因而乱象多多，受访学者都认为，这是年轻民主的特质，与民主化步伐快慢无关，台湾的民主进程还在发展当中。
陈锡藩说：“只有民主和不民主的分别，如果说到哪一个阶段要放多少，由谁来决定？如果是由一个有权力的人来决定，就变成威权了。”
他认为，民主制度还是优越的，而它的优点就是自己会调整，当立法院不断打架，运作不下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提出来要改善，可是独裁制度就不行，人民不能推翻掌权者。
李酉潭则表示，台湾还没有走完民主化的进程，什么时候才完善，他说，时间点比较难预测，从事件上来说的话：“立法院要有机会轮替两次，总统再轮替几次，就更好。”
他说，政党轮替是负责任的最好方式，而现在看到的是，台湾虽然总统是由不同政党的人轮替，但是国民党的立法院没有轮替过，国民党还是掌握庞大的社会资源，“正义原则、法治精神的核心价值还没有形成”。
身为大中华地区第一个民主化的社会，台湾的民主还有完善的空间，而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随着大陆的崛起而起了变化。过去双方因意识形态而对立的两岸，现在则是在经济上找到互补地带。
两岸在经贸上走得更近，在生产上的的合作越发紧密，让韩国备感压力，当地媒体给还给两岸联手的生产链取了个Chaiwan的名词，接下来，MOU、ECFA等等，都会加速两岸经贸关系深化。
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受本报访问时指出，“景气好，两边都好，景气不好，两边都不好”，台湾经济会接下来往服务业走，大陆服务业也站起来了，台商过去大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两岸经贸的紧密度还会增加，这不是唯一，却是很重要的关键角色”。
大陆现在成了全球瞩目的经济要角，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不过一些台湾学者指出，大陆过去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还是学台湾的。台湾智库董事长陈博志就认为，深圳特区是模仿高雄加工区。
那么在政治上，台湾的民主发展模式是否也能够成为大陆借鉴的对象？
大陆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去年在台湾政党二次轮替后，在其博客中就高度赞扬台湾民主。他在《台湾新一轮政党轮替的价值和意义》的文中说：“台湾地区选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现民主，实现制度的转型，才有可能跳出中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他说，凡是威权政府，最大问题不仅是难以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而且难使社会回归理性，“人与人之间的你死我活，使得原本威权时代积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在动荡中损失殆尽”。
具体操作上，陈锡藩认为，大陆可以像推动经济特区那样试验民主，在一些经济已经发展得不错的城市如上海试验民主选举。李酉潭则认为，可以不必一下子把层次推高，先在二线城市试验民主选举就好了。
对于大陆一直对新加坡模式感兴趣，李酉潭认为，不一定行得通，因为新加坡模式是全世界唯一的，因为新加坡小国寡民，领导人完全知道底下干部在做什么，中国大陆却很大，山高皇帝远，领导人不可能掌握。
他指出，因为国际压力无法催促大陆民主化，中国大陆未来最大的冲击就是来自台湾对它的催化，因为“台湾民主化如果走得屹立不倒，中国（大陆）人民就会思考，同样华人世界。为什么台湾可以，中国不可以？”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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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有两点：
1）蒋介石先生当年带过资金和人材
2）特定时期下美国的扶植
大陆从的经济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当年台湾的模式是一样的，随着大陆的快速发展（但代价太大，不在此评论），台湾经过高速发展后现在有点止步不前的感觉。对大陆也越来越依赖，和香港一样一旦离开大陆后果将不可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