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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敲“新课程标准”的条理与逻辑DD点评教育中央的教育策略 (1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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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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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敲“新课程标准”的条理与逻辑


DD点评教育中央的教育策略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1/21672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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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目标”说,工业经济对于“效率”的崇拜又决定了学校教育必须以简约、规范的方式来传授知识,因此,建立在对知识加以分门别类基础之上的分科课程就成为课程结构最重要的特色。此外,各门学科对于各自领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逻辑性”“权威性”的追求,不仅造成了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而且使教科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尊严。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以教科书为载体知识便处于核心地位,成为制约教师和学生活动的依据。换言之,知识成为学校课程体系的目的。
以上便是新课程改革的动因,也是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剥夺、挑战“各领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逻辑性、权威性,将教科书从各领域的知识体系中分解出来,凝成各领域知识体系紧密结合的综合体系,或者可以说是综合的教学模式DD综合的教科书。尽管这种构思很有创意,可是由于受到当今世界教育水平与教育理论认知的限制,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不仅没有达到挑战各领域知识系统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更没能挑战其逻辑性及权威性DD新课程标准的形形式式的教材还是没能像新课程改革设计师的蓝图那样搞出一本综合各领域知识体系的新教材,还是“必修”五本(称作模块了),“选修”六本(可学可不学)。新课程改革之所以没能如愿如尝,并非各级行政部门的不配合,更非抵制,所有的教育官员,包括校长们为了完成中央提出的素质教育,为了中华二十一世纪人才的培养,或者更准确点说,为了中华的崛起,可是动用了有史以来的政府公权力,赶着鸭子上架DD不上也得上。可是中华教育中央忘记了一个基本的道理DD教育不同于行政管理,科学不是国家机器,科学与教育一样来不得半点的行政命令。这也是新课程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谬误只能逞一时之勇,金子才会发光。
一、新课程改革的目标错误
为什么要进行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从新课程改革目标的概论中可以看出,其不满足与旧的课程的分门别类,不满足于旧的课程对各领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逻辑性”“权威性”的追求,此不仅造成了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而且使教科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尊严。虽然这种创意有挑战几千年传统的气魄,可是中华教育中央尚未有引领世界潮流的弄潮儿,只是学着英美学者的口气,跺跺脚,冀望一纸公文就能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周公梦而已。近几百年来,由于科学的突飞猛进,宇宙之奥秘正以惊人的速度展现,宏观的博大,微观的深邃,已非一个人的脑袋可以容纳,更甭说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了。爱因斯坦的思维与兴趣适合于物理现象的抽象演绎,可我们的物理学家不能像我们的演员一样对舞蹈术有专攻吧?再者,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仅能对物质的物理现象进行引领人类科学的研究,而对反物质的现象却无能为力了。这说明了人类智力所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更说明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所需的时间和基础知识的功底。在人类对自身的认知尚未有质的突破以前,我们只能按照传统的输入方式取得我们应该具有的基础知识,到目前为止,人类也只能如此,还未能像医院的输液那样将前人或者别人的经验与知识灌注进我们的大脑。若用博大精深来比喻世界的已知和未知,相信没有任何人会持否定态度。然而,对浩如烟海的世界已知和未知,我们怎么可能利用一本综合课本来容纳?怎么可能要求每个大脑都容纳如此博大精深的已知和未知?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世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如此大胆的设想,更没有如此鲁莽的行政命令。唯有我们中华的教育中央,一反世界之常态,企图将分门别类的学科来个大综合,企图将中华每个赤子都铸就成爱迪生第二,牛顿二世和爱因斯坦二世。别说中国的近百年不可能进行类似的尝试,恐怕整个世界将来也没有能力进行如此的教育改革操作,因为此违背了客观世界认知的规律。
二、新课程改革观的错误
新的课程观认为,旧的“课程观最大的弊端是:教师向学生展示的知识世界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和简约性,这与以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特征的学生真实的生活世界毫不匹配,于是教育、课程便远离了学生的实际生活。”简而言之,新课程观认为教师或者教科书的知识是死的,而学生(人)是活的。死的知识对活的人而言,是不适合的。这便是新课程观的最谬误之处。如若说书是死的,教师传授的知识是死的,那么五千年的文明是怎样走过来的?刀耕火种怎么演化到了今天的超千斤亩产?没有双翼的人类怎么飞上了蓝天?我们这些改革者们忽略了一点,人类的文明史上可有废除学科的愚蠢之举?(当然不是指焚书坑儒)中华文化教育从始祖孔子大师的私塾教育模式演化到了今天的分门别类的学校教育(含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的教育),可以说是从单一的教学模式走向了复杂的教学过程,这个过程的出现可以说是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也是刀耕火种走向超千斤亩产的原因解释,这也是人类飞天梦实现的漫长过程。文化教育从单一走向复杂,从原始的认知走向博大精深的已知和未知世界探索,均得益于过去的认知过程与模式。如若将人类走过的道路,所获得成就的过程比喻成了死书对活人的作用的话,鄙人觉得这种凭空捏造的理论依据纯属子虚乌有的奇谈怪论。书里的知识当然有死的一面,但也未曾没有活的一面。一个简单的中华典故就可以驳斥了这种无知的结论。譬如“出奇制胜”,“出”肯定并非“入”,可以说是死的。“制胜”即取胜(这两个词就没必要再分解了)。可“奇”就因时因地而变了。怎么能将“书”说成是“死书”呢?何况人是活的,活的人怎么不会将“死的书”变成“活的”财富?若非可将“书”用活,怎么又有“原创”的说辞?怎么会有形形式式的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的汇总?如若将人类的“书”(教材)撇掉,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么多活生生的教材?就算你可以搅尽所能,搜集到地球上所有的活标本,但你又怎么可能取到银河系之外的物质标本?如若没有了这些所谓的活生生的东西,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岂不要停滞不前了么?如若说这些外太空的物质乃脱离了学生真实的生活,那么宇宙的探密岂不成了人类多余的举动?这就是新课程观最致命的错误DD学生的实际生活。如果用这种狭隘的利益观来教育我们的年轻一代,恐怕中华培养出来的并非目光远大的前瞻者,抱负远大的接班人,而是鼠目寸光的势利小人。如若用这种只讲实际,忽视远景想象的理论指导我们的教育,那么中华之将来如何跻身世界民族之林?
三、新课程改革没有实践的支持
新课程改革目标认为,“现行(指旧的)课程体系的上述特征,都反映了这么一种教育理念或关于人的发展观:国家和社会发展集中地体现为经济的发展,因此,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乃是学校课程体系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它也构成了人的‘发展’的全部内涵。显然,如果不根治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现存的应试教育的弊端,素质教育就不能推行。”新课程改革究竟要进行什么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目标已经承认,现行的课程(指旧的)乃“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乃是学校课程体系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它也构成了人的‘发展’的全部内涵。”这有什么不妥吗?这不就是每个人所追求的教育内容与目的吗?如若我们每个人都掌握了“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的知识和技能”,不就是我们每个公民所需的素质吗?如若新课程改革希望革除了这种旧的教育模式所产生的效果,那么新课程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显然,这又是新课程改革者们逻辑的混乱。这才是人类所需的真正的素质。然而,课程改革者们的话锋一转,竟然转到了“应试教育”的弊端上来了,以此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有读书必有考试,这是亘古不变的演绎,而考试也并非中华特有的专利。可是离开了考试(各种各样的考试,包括笔试、面试、选拔性的与非选拔性的),社会人才的选拔,教育教学水平的考查如何评估?可见,社会的活动离不开考试,也像自然社会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一样,没有谁(包括物种)不在经历着残酷的竞争考试,只不过不是坐在舒适的课室里面罢了。鄙人可以大胆预测,一万年后的世界同样存在着形式不同,内涵各异的考试,中国的新课程改革的大师们绝对没有办法解决自然社会选拔淘汰的现象。
四、新课程改革理念的混乱和推行手段的错误
新课程改革理念的错误在于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将学生教育的课程归结于学校的教科书。殊不知,一个人的教育并非局限于学校的教育,而是一个人终生的教育。就算仅就青年学生来论,其教育的各种因素也并非局限于校园,而是整个活生生的社会。其教育不仅局限于课本知识的传导与迁移,能力的积聚与升华,还涉及德智体诸多方面素质的铸就。并非学校开设什么课程了,学生这方面的素质就可以得到了解决。且不说新课程理念的正确与否,若涉及到了理念性质的东西,恐怕就不是一纸公文就能解决得了的,因为这是一种思想性的软东西,因为思想性的东西并非可以像木匠那样将木头锯成方的或者圆的。而我们的教育中央错误地将科学的、抽象的理念当成了政策法规,错误地认为皇帝一到,随即山呼万岁。也正因此,才有所谓的教改成果DD“广东红红火火,山东后院起火,河南黑灯瞎火,海南隔岸观火”的别开生面。
对于学校课程的开设,新课程观里就有就有这样的说辞DD“我国现行的(指旧的)课程结构,存在着较严重的不足。首先,在学校课程中学科课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经验课程则微乎其微;分科课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综合课程则微乎其微;必修课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选修课程则微乎其微;国家课程备受关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得不到实质性的开发。”什么叫做综合课程?世界上哪个国家已经解决的叫做综合课程的开发?如果将一份试卷混杂了几个学科的内容可以称之为综合科试卷的话,那么这种试题的命制也非一人能及,而是几个学科命题者的合作成果。但一节四十分钟的课堂里可允许几位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穿插的客串演出?中国的教育资源可否支撑如此庞大的工程?至于地方课程与什么校本课程就更不用多说了,我们的教师可仅仅是师范专科或者本科毕业,尚未掌握初高中教材教学所需的基本技巧技能,甭说编写教材了。再说,如若允许各校自编教材的话,且不说人力成本,你能保证学生或者学校有能力支持发行仅有几百份的教材的印刷费用?你能保证学校编写出来的校本教材符合国家稳定的标准?如果里面充斥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或者种族歧视的内容,中华如何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
新课程改革的逻辑混乱可以叫人咋舌,其说,“我国现行的(指旧的)课程结构,存在着较严重的不足。首先,在学校课程中学科课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经验课程则微乎其微;分科课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综合课程则微乎其微;必修课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选修课程则微乎其微;国家课程备受关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得不到实质性的开发。”众所周知,所谓的综合课程可是新课程改革后才提出的观念,之前怎么会有足与不足的概念?至于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否,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微乎其微,什么实质性的开发之类的胡编乱造。教育中央从来就没有此方面的要求,怎么反倒责怪起我们下面的基层了?可见,逻辑思维混乱到如此程度的课程改革大师们如何可能搞出个科学的、与当今中华教育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课程改革方案?
五、新课程改革乃幼稚的教育大跃进
课程改革中的课程类型并没有像课程改革的目标那样脱离现实,而是承认了学科的单独性能,说“学科课程的主导价值在于传承人类文明,使学生掌握人类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可见,课程改革者中还有个别承认文化传承的人,尽管他们否定了分门别类的传统教育手段与模式。既然承认了教育乃“传承人类文明”的手段,“掌握人类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乃学生必经的途径,那么就得承认“传承文明”所需的时间与过程,因为人的认知需要过程,就算是继承前人的经验,后人同样需要理解、消化、提炼甚至升华,总不能把前人的东西一股脑地生吞活剥吧?中国教育中央之所以将新课程改革看得如此要命,原因是中国近几十年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脸面无光,尽管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高行健、钱永健、高锟等荣居榜首,可是毕竟不是长于中国大陆。这种振兴中华的良苦用心当然可以理解,同样会得到中华人的支持,但攀登科学世界高峰,并非一蹴而就的儿戏,更非伸手可及的汉堡包,若非经过长期积累并辅予巨大的财力支持,相信没有任何个国家可以轻易地摘取科学世界的桂冠。中国教育中央如此的急功近利,乃出于虚荣心的作祟,其忽视了中华实质性的需求,忽视了中华近几十年取得的成就DD“两弹一星”的成功,“嫦娥奔月”的尝试及袁隆平水稻单产的飞跃,仅仅盯住了几个诺贝尔奖项,这除了用虚荣来解释其动力外,恐怕就没有了更贴切的说辞了。如若教育中央觉得诺贝尔奖是那么的荣耀,何不向山姆大叔摇尾乞怜,多讨几个像刘晓波那样的奖项?这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这也是中国教育中央陈致立国务委员继朱g基总理“教育产业化”后的杰作。
不少人为中华的教育奔走呼告,企望中华教育一夜之间超英赶美,并冀望能得一“点金术”,完全、彻底、干净地解决中国各学科课堂教学中所有的方法方式和效率问题。诚然,这才是违背了教育原则,脱离了教学本质的痴人说梦,因为人的差异,学科的不同及时空的限制,当今世界的教育还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更没有一统天下、惟我独尊的理念,更别说我们中国教育中央几个逻辑混乱的课程改革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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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武帝纪》记载,事情解决后,就在他开始亲政的第二年(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十二月),又将群臣、沙门、道士等,召集到一起,再次排列“三教”的顺序。这次,经历了长时间的相互辩论,结果是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这个结果,使皇帝陛下感到满意。他明白,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皇帝陛下的大度与公平,他还是谨慎地给了佛、道两家一次单独辩论的机会。皇帝陛下耐心地给了辩论双方5个月的准备时间。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皇帝亲自“鸣锣开市”,于太极殿中,命僧人与道士辩论二教的优劣,结果道士败下阵来。皇帝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于是,以裁判员的姿态自升高座,很不客气地指责佛法“不净”,主辩的僧人显然也很激动,马上指责道法更为“不净”。

  就在这一辩论结束的第二天,皇帝作出了震惊朝野的决定:将佛教与道教一同取缔,僧、道还俗,毁灭经、像,儒家礼典范围以外的一切宗教活动一律禁止。原属寺院、道观的所有财产分给臣下,寺院、塔庙充作王公私产。这样一来,佛道两家各打五十大板,谁也没话说。信奉佛、道的王公大臣们,因为分得寺院、道观的财物和原属佛、道二教的建筑等房地产业,也都各自欢喜,早将信仰之事忘到脑后。还俗的僧人、道士则一律被充作平民。此举赢得了颇为显著的社会效应,种地的人多了,纳税、服徭役的人也就多了。据《释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记载说,周武帝对自己的这一政绩颇感骄傲,曾得意地自夸道:“自从废弃佛教以来,民众的徭役(指人均投入的徭役)减轻,租调(税收)年增,军队数量增长,士气日盛,东取齐国、西进妖戎之地,国泰民安,这不是件好事吗!”

  与北魏太武帝不同,周武帝不动刀兵、不杀一人,全国上下迅速展开灭佛运动,成效显然、成绩突出,没有造成太多的负面影响。为了彰显皇帝陛下的公正立场,道教在这次运动中显然充当了牺牲品的角色。从周武帝对这次灭佛运动的谨慎态度看,当时佛教的势力确实相当巨大,以至于为了禁断佛教,不得不以牺牲道教为手段。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灭佛、道二教,并不是周武帝的根本目的。在他看来,佛、道并不是他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彻底消灭的。他更想得到的,是那些寺院里的人和属于寺院的大量土地。3年后(公元577年),当他灭掉北齐后,这个愿望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其境内4万座佛寺,在他一声令下后,被通通拆除。而更大的收获,是300万僧尼被迫还俗充实到军、民中。为此,政府户籍登记部门,着实忙碌了好大一阵子!

  但是,周武帝心里很清楚,在这个乱世里,仅仅倚重儒家的经世之学,并不足以达到安定目的。所以,就在他下诏禁断佛、道二教后1个月零12天(公元574年,六月二十九日),再次下诏,在朝廷中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叫做“通道观”。为此专门设立“学士”,对“三教”进行“会通”。召集佛道二教的名人学士120人,宣讲儒、道经典,大做起“会通”三教的工作。这个临时成立起来的机构,非常类似上世纪下半叶的“五七干校”。其目的很简单,就是用儒、道思想,改造佛教人士,使他们放弃“旧思想”,接受“再教育”。

  只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寿命实在太短,周武帝还没来得及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就于宣布“灭佛”的4年后(公元578年)驾崩。宣、静二帝先后即位,开始在小范围内恢复佛、道二教。历史的“轮回”,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

  事实证明,即使以皇帝的权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想要消灭一种文化或者宗教,即便当时的效果非常显著,但终究不能长久。北魏太武帝如此,北周武帝同样如此。两年后(公元580年),静帝驾崩,帝国皇后的娘家亲戚杨坚主持朝政,再次将兴佛运动推向高潮。1年后,这位国舅干脆废周建隋,史称文帝。这场兴佛运动,也因此一直延续到一个新的王朝。

  与北朝佛教命运的激烈动荡相比,南朝佛教的发展显得非常平稳。梁武帝之前的宋、齐两代,王朝寿命都不长,再加上国力不足,因此佛教的发展并不迅速。随着梁武帝的即位,佛教在南朝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相对于北朝来说,南朝帝国内部政局相对平稳,民族关系简单。佛教得以生存和发展,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在这个动荡的乱世里,给予上至皇帝、王公贵戚,下至官吏、百姓,那些不安的心灵,以慈悲的抚慰。整个南北朝时期,佛教有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确实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关。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去回顾那段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令人发指的黑暗时期。

  从汉末三国(公元220年)开始,一直到南北朝结束进入隋朝(公元581年),这361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曾先后或同时存在过35个国家;共发生过万人以上的战争500余次。广袤的东亚大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药桶,由战争引发大量屠杀的描述,不绝于史书。其中,发生在黄河流域,从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到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统一北方,战乱一直持续了26年。这当中,有两位大军阀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其中一位是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他为了躲避“山东豪杰”们的威胁,决定将大汉帝国的皇帝(汉献帝)及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当他假惺惺地征求百官们的意见时,受到司徒杨彪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无故移都,恐怕会使百姓受到惊扰而造成动乱,他们强调海内动荡起来很容易,但安定下来却很难,迁都后都城洛阳的宫室一旦遭到破坏,则无法恢复。但此时的董卓,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和都城?他的选择是不惜成本,实现其“挟天子,令诸侯”的大计。听到这话,董卓大叫道:“跟百姓小民有什么可商议的,如果有人胆敢前来闹事,我将命大兵驱逐!”在这个家伙的眼里,百姓们就如同一群可以随意驱赶的“牲口”。据说,当他满不在乎地说完这番话后,百官都大惊失色。见到大家的表情,董卓恼羞成怒地拍案而起,宣说了一番他特有的“混蛋逻辑”后,将司徒杨彪等人就地免职。事到如今,百官们噤若寒蝉,只得窝窝囊囊地任由董卓胡来。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谈到,迁都令一发,整个都城立即被笼罩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中,民众刚一出城,董卓的部将就将洛阳城外方圆百里之内,烧得寸草不留。董卓还亲自带兵将南北所有的宫殿、宗庙、府库、甚至普通百姓的住家,全部毁坏并焚烧,随后大耍强盗加流氓的手段,以各种罪名将富商们的财产尽数没收,杀害无辜不计其数,洛阳城外200里已绝人迹。

  《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迁都途中,被大军押送的数百万民众,扶老携幼行动缓慢,董卓见到他们如此拖泥带水,立即下令以“步军骑兵”进行驱赶。由于人数众多,大家不及避让,导致人们相互践踏,加上饥饿,造成大量死亡,史书用“积尸盈路”描述当时的惨状。到了今天,如果用反人类罪告他,都不足以尽量其刑,然而在那个时代,像这样大权在握、草菅人命的家伙,又何止一个董卓呢?

  董卓之乱后,造成的结果非常糟糕,中原一带经常出现饥荒,《后汉书・孝献帝纪》用“人相食”、“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来形容人们的饥饿程度。然而,这块还没有平静下来的土地上,刚走了一个董卓,又杀来了一位曹操。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举兵对徐州牧陶谦进行报复性(报杀父之仇)讨伐。打到彭城时,这里聚集了董卓焚毁京师时逃出的部分百姓,于是曹操遂起疑心,不由分说,将男女老幼数万人坑杀在泗水河边。因为被活埋在这里的人太多,以致造成河水堵塞。可怜这些吃尽董卓苦头的百姓们,最终又被曹操当作敌人,索去了性命。这些冤死者恐怕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要被剥夺生命。后来曹操攻取其他诸县时,都采取了屠城的手段,这些地方当时全部变为空城,连鸡、犬都被杀尽了。就是这位仰慕当年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的曹操,为了自己的野心,不仅大发兵车,更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屠城。这位被载入文学史册的浪漫诗人、建安派诗风的创导者,在这个特殊的乱世里,为了自己的前程,充当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屠夫”。

  据动物学家分析,狗之所以会凶狠地袭击生人,是因为它们对生人产生了恐怖心理,咬人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充满恐惧和仇恨,是狗咬人的重要动机。所以,这些肆意杀人的家伙们,很可能是因为内心的恐惧与仇恨交织在一起,才导致了他们疯狂而毫无节制的杀人行为。也有人认为,在这样的乱世中,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杀人;另一种就是被杀。如果你不想任人宰杀,就要不顾一切地去杀死别人,这也是乱世出英雄的原因之一。

  战争与饥饿,造成空前的大逃亡,东汉末年有记载的逃亡者(包括失踪者)就多达300余万人。

此后,相对平静的生活持续了1个多世纪,到了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又开始了一场延续了16年的“八王之乱”。在此,我们不作具体叙述,只列举几个片段和一些数据来说明战争的惨烈程度。

  战争刚刚进展两个多月,死者已达10万人。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河间王、成都王颖一同讨伐长沙王,斩杀六七万人。

  《资治通鉴・卷八十四・晋纪》记载,河间王的部下攻入洛阳,大肆抢掠,死者万人。

  《晋书・惠帝纪》记载,同年十一月,被征召入伍的军人年龄,甚至降到了13岁。13岁(含13岁)以上的男子被强征加入正规军,很多未谙世事的娃娃兵,也随同成人一起在沙场中玩命,过早地体验人生最为恐怖的场景。同时,大部分奴隶也被充入军中。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儿童与奴隶,被迫走上战场,等待他们的,除了围绕他们头颅寒光煞煞的屠刀外,就是无尽的恐怖与痛苦。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他们的记忆里又能留下什么?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记载,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河间王J的部将张方,掳掠洛阳官家、私人的奴婢万余人,向西撤退。由于军中缺乏食物,难耐的饥饿,终于使得这些堂堂的职业军人们,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吃人”活动!此时,“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在这些饿疯了的军人中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开始大开杀戒,用人肉夹杂牛、马之肉一起煮食。具备强抢豪夺优势的军队,尚且靠吃人活着,那么,到处躲避战祸的百姓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八王之乱”结束3年后,晋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又开始了。

  永嘉三年(公元390年)自立汉国皇帝的匈奴人刘渊,与晋军将领在延津交战时,将3万男女沉河溺死。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四月,我们前面提到的石勒大败晋军,杀百官、将士10余万人;同年六月,汉将刘曜进入洛阳后,纵兵焚掠,部分皇家宫殿与官府建筑化为灰烬,3万人被屠杀,使得饥饿不堪的民众们,再次重演了人吃人的惨剧;同年秋天,汉兵围长安,晋南阳王投降,战后饥荒,百姓活下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

  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夏季,刘曜被晋军攻击兵败后,强行掳掠长安8万人口逃回平阳(现山西平阳);这年冬,刘曜被晋将所败,被杀者尸体堆积数百里,整个山头都被血染成红色。

  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围困长安,城内发生大饥荒,据说米与斗金同价。让我们感到沉重的是,人吃人的惨剧再次发生,结果是大部分人因饥饿而死去!

  西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持续了7年,但残酷的战争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汉人的政权被打到了江南,北方的“五胡”又开始在这块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甩开膀子相互厮杀起来。这一场场发生在胡人之间,没有规则可言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足足持续了70多年的时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民族恨”、“阶级仇”来形容,这就是被史家们称作“十六国”的时期,历史更是杂乱难述。但有一点是可信的:这一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人命被视为草芥,杀人屠城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70年后,满目疮痍的北方国土,才逐渐被鲜卑人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北魏帝国,对此我们不再赘述。

  此时南方的东晋帝国和它后继的4个朝代,也有很多令人不快的杀人记录。梁武帝后期,侯景叛乱也造成了空前的人祸灾难。公元548年,侯景攻入建康。他进城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告诉他的将领们,要杀个干净,好让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他的军队进城后,将金银财宝抢劫一空,并将藏书、文物焚烧殆尽,一时间,米价高至七八万钱一升。据说,朝廷的官员们由于挨饿,面部瘦得像尖嘴的鸟一样,他们身穿绫罗绸缎,抱着一箱箱当年搜刮来的金银,伏在床边等死。全城被饿死的人超过14万。

  此外,侯景所部占据三吴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还大量掳掠人口,贩卖到北方充当奴隶,以换取银两。

  公元550年,侯景部下在广陵,将8000名俘虏的下半身埋入地下,任骑兵用弓箭射杀以取乐。广陵城被他们这么一折腾,即刻变成一座空城。

  以上发生在这一时段的战乱,已经足以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灵播下阴霾的种子,迫使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深刻地体会到生命与世事的无常。这种感受,不仅停留在那些被迫交出生存权的下层百姓中,即便是那些掌握了生杀大权、驰骋在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们,也同样患有这类精神“焦虑症”。

  曹操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诗作中同样充满了这种情绪: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①

  心常叹怨,戚戚多悲。②

  神龟虽寿,猷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③

  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④

  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帝国二把手,曹操生杀大权的实施范围,甚至涵盖他的顶头上司――汉帝国的皇帝。但对于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尚且“忧思难忘”,借酒解忧。被他欺凌得可怜巴巴的汉献帝,不知该做何感想?更不用说那些被他大肆屠杀的人们了。

  相对而言,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时时痛念那些因战乱、天灾而暴死的亲人,祈求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安宁,更希望那些冤魂不要来打扰自己的生活,将他们不幸的阴影投射到自己和后代身上。他们更想求得自身的幸福和躲避悲惨的命运,这种愿望,在长期大战及连年的灾害之后显得更加强烈。

  传统的“方术”,在这方面满足了一部分大众的需求。从前面介绍的那些传统“方术”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具有安慰、救济死者灵魂、驱鬼降魔、预测生者未来、求得现世幸福等功效。其中“巫蛊”之术,还能满足弱势群体以弱胜强的心理需求。传入不久的佛教,在此时虽然还没有太多的理论成分,尚混同于“方术”,但其思想当中,显露出特有的慈悲、平等精神,已备受中国人的喜爱。因为“方术”背后,没有同情与关爱,它像一种单纯的“技巧”,不管你是什么人,想求得什么利益,只要你参加祭祀,按照方士们提供的程序去做,“鬼神”都会帮助你。神秘的背后,似乎只是接受了祭祀的“神鬼”们例行公事地完成义务――这很符合中国人送礼、走后门,以得到某种利益的传统心理。佛教的慈悲与人情味,却让痛苦不安的中国人多少体会到一点正义与平等。善恶有报的说法,也让那些需要得到同情与关怀的人们,感受到心灵的慰藉。佛教在这个时候,逐渐开始独立出来,随着佛教经典的慢慢丰富,佛教教理日趋明朗。

  东汉末年,刚刚形成的道教,很快被利用来投入到一场试图推翻汉政府的宣传与组织中去。太平道领袖张角及其集团,以“符水”、“咒说”治病,登高一呼,很快得到民间的广泛信仰,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教体系。他们利用阴阳五行及谶言等“方术”进行反政府宣传,让人们相信黄色的“土德”必然取代赤色的“火德”。经过一场激动人心的蛊惑后,这一宗教体系,迅速转化为一个“准军事”组织。公元184年,孕育已久的黄巾暴动开始了。就在162年前(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起兵时曾以“火德”自命,按照五行学说来解释,替代“火德”的应是“土德”。因此,张角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就以黄色为服色(被称作黄巾军),代表将要取代东汉王朝的“土德”。但是,这场由“暴民”组织起来的暴动持续了几个月后,即宣告失败。

  道教也因这次暴动受到严重影响,一蹶不振。道教的紧急刹车,给佛教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机:它开始向民间传播,经过三国时期,逐步发展成当时中国盛行的宗教。
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旦皇权在握,生杀予夺便在一念之间。皇权战争精彩纷呈,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间,往往暗藏杀机。一个女人一旦与皇权纠缠在一起,便永远失去了宁静的生活;一个聪明绝顶且噬权如命的女人一旦遭遇皇权,当纤手撼动天下时,主导历史的并不都是男人。

  中国人对后妃干政向来十分忌惮,周武王时期便有“牝鸡司晨,国之祸也”的警诫。西汉武帝时,为了立幼子弗陵为皇帝,汉武帝无故幽闭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理由是“母壮子幼,国之祸也”。明太祖朱元璋更是留下了“后宫不得干政,违者斩”的祖训。清朝皇帝十分忌讳后妃干政,清朝的后XIV慈禧太后妃制度规定:“后宫众女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常在、答应一律不得处理前朝大臣官员事务,不得私入南书房、上书房等处,不得私下议论朝政为谈资,否则视作干政。”然而,事与愿违,清朝曾数度女主临朝,更有人说清朝兴盛于一个女人而结束于另一个女人。入关之初,孝庄聪颖睿智,两次幕后辅佐幼主安邦定国,声望极高,不少朝臣上奏请太后垂帘听政都被婉拒。在光绪朝,后妃不得干政的祖训依然执行不误,因为瑾、珍二妃“有乞请干预种种劣迹”,被降为贵人,并在一次惩处中被剥衣廷杖,打得神志不清,而下令严惩二妃的正是冲破祖制、三度垂帘听政的慈禧。在男权至上的社会,女主当政往往要冲破无数急流险滩、暗礁巨浪才能一偿夙愿,没有大智慧的女子是难得善终的,而有大智慧的女子在中国男权社会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屈指可数,其中就包括慈禧。

  尽管脸谱化的中国文学、戏剧一再描绘慈禧是一个蛇蝎心肠的丑女子,但现实是,她一定长得花容月貌、美貌动人,因为美貌是一个四品官员的女儿接近皇权的一张通行证。关于她姣好的容貌正史记载不多,但众所周知的是,她是后宫选秀的佼佼者。慈禧的女侍官德龄在描写慈禧的书中说:“太后当伊在妙龄时,真是一位丰姿绰约、明媚鲜丽的少女,这是宫人中所时常称道的。”慈禧年近七旬的时候,宫里来了位美国女画家卡尔,她在《慈禧写照记》中也说,“慈禧太后身体各部分极为相称,美丽的面容与其柔嫩修美的手、苗条的身材和乌黑发亮的头发,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嫣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美貌女人笑在最初,智慧女人笑在最后,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人才能获得一生的福气。

  如果说美貌赋予她机会,智慧便赋予她能力。朝廷是君臣斗法的场所;后宫则是嫔妃争宠的地方。一旦得宠,荣华富贵接踵而至;一旦失宠,轻则孤老终生,重则危及性命。汉初的“人彘案”、宋光宗时的“砍手案”、明朝的“狸猫换太子案”,无不显示后宫杀机四伏、危机重重。所以,后妃们都要使出浑身解数争宠夺爱,静则潜流暗涌,动则血雨腥风。慈禧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忍辱负重,必要时便有奇谋异技、毒心辣手。如一曲江南小调唱动圣心,让她从众多美人中脱颖而出;一汪眼泪牵动咸丰帝爱子之情,让她避免了钩弋夫人之祸;关键时刻暗传讯息,叔嫂联盟铲除辅政八大臣;略施XV序苦肉计,计赚慈安性命;严惩珍妃,震慑光绪帝等等都显示了她有超人的谋略和过人的心计,而这些正是一个大国帝王所应有的素质。

  如果只是为了计赚后宫,慈禧也成不了清朝唯一垂帘听政的女人,她嗜权如命的性格,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把她从后宫推上了前台。按照清朝惯例,皇帝十四岁便可以亲政,可同治帝十八岁才亲政、光绪帝十九岁才亲政,推迟亲政的原因表面上是皇帝不谙世事,仍需辅政,实际上是慈禧揽权不放、愚弄万民百姓的结果。光绪帝亲政不久,因政见不同,慈禧再度垂帘,也只为一个“权”字。慈禧一生两立皇帝,光绪帝和宣统帝,都不超过四岁,目的是为延续她千秋万代的“权力梦”。亲情诚可贵,权力价更高。她自私、冷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揽权的欲望超越一切。

  慈禧对帝王之术驾轻就熟,能在晚清四十八年的政治漩涡中屹立不倒,但对世界发展潮流却不甚了解,不少人认为慈禧“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在一系列中外事件中,其判断及决策一错再错,结果让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甲午战争鏖战正酣时,慈禧罢朝三日,正在颐和园大肆庆生,一句“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令前方战事节节败退;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暴露了她卖国求荣的决心。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向八国联军宣战的草率决定、被俄国人屡屡出卖的外交挫折令慈禧成为千古罪人。这实在是国家的悲剧,也是慈禧个人的悲剧!人们对此痛恨过,谩骂过,然而,试想如果慈禧没有沾上皇权,那事情又会怎样呢?或许在中国历史上,女人与皇权实在是一个解不开的谜题。

  俯首太后的男人

  她是一个乱权干政、毁坏祖宗基业的亡国太后,她的身后背负种种骂名,可相对咸丰帝的懦弱、同治帝的狂躁、光绪帝的独断、载沣的无能,她是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唯一具有决断力、凝聚力的无冕女皇。她能在政变的惊涛骇浪中化险为夷,能在内忧外患的风口浪尖暂保平安,也能在权力争夺的狂风恶浪中稳操胜券。当然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无论形势多么险恶,她的身XVI慈禧太后边总有谋臣干将为她鞍前马后,出生入死。

  咸丰帝在热河驾崩,八位辅政大臣之首的肃顺飞扬跋扈,只手遮天,急于夺权的两宫太后势单力薄。关键时刻,安德海巧递“橄榄枝”,恭亲王奕冒险奔丧,醇亲王奕X星夜斩肃顺,一场惊心动魄的最高权力之争短短六天内以慈禧的胜利而落下帷幕。

  慈禧掌权之初,太平军已拥有东南半壁江山,并直逼京师,形势万分危急,满蒙权贵人心惶惶。曾国藩、左宗棠等率湘军在数年后直捣太平军京都,太平军之患化为乌有,大清统治转危为安。太平军被灭之际,活动于北方的捻军势力坐大,京畿统治再度陷入危局。慈禧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给淮军将领加官晋爵,四品以上的淮军将领竟达两千多人。四年后,李鸿章等淮军将领以捻军的全军覆没回报了慈禧的提携之恩。

  戊戌政变前,锐意改革的年轻皇帝光绪意图借助维新派的力量铲除后党势力,甚至定下了兵围颐和园的详细计划,母子关系势同水火。在剑拔弩张的政治斗争面前,袁世凯见风使舵,密告荣禄,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囚禁光绪帝,重掌大权。

  八国联军攻入京师,两宫仓皇“西狩”,一向稳居后宫的慈禧在西逃中受尽煎熬,心胆俱丧。甘肃布政使岑春煊闻讯,第一个率军护驾,从兰州启程,日夜兼程到北京郊外,护送两宫人马到西安。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很快被提拔为陕西巡抚、两广总督,成为清末重臣,后能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远在山东的袁世凯也赶紧派人送去金银财宝做盘缠,并派部下张勋等率新建陆军随驾护卫,而张勋在护驾中舍生忘死,深得西太后慈禧的称赞,说他“忠勇可嘉”。两宫回銮时护驾有功的张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调北京,多次担任慈禧太后、光绪的扈从,宣统元年(1909)溥仪即位后,历任江南提督,率巡防营驻南京。除此之外,还有怀来县令吴永寒夜献被,已告病归乡的御前侍卫李永吉星夜驰往西安护驾等,这些人鞍前马后,为慈禧出生入死。

  纵观慈禧一生,主政大清四十八年,在她的麾下,能誓死效忠的能臣不可谓不多,内政有恭亲王奕,外交得力于能臣李鸿章,军事交给亲信荣禄,另有文祥、胜保、桂良、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权臣干将多方辅佐。但XVII序权力场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一个铁腕女皇的发迹史,不可能处处是歌舞升平的君臣之乐。慈禧虽着意笼络群臣,让他们为己效力,但一旦利益攸关时,她就变成了阴冷、残酷的血腥太后,她有“三必杀”――功高震主,杀;臣强主弱,杀;臣众主寡,杀。

  功勋盖世的曾国藩在湘军攻入天京之后,不得不面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故为求自保,只得自剪羽翼,裁撤湘军。几乎同时陷入危险境地的还有恭亲王奕,他被颂扬为定乱安邦的贤王,一度形成了“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朝”的局面,光彩远超慈禧。臣强主弱,祸乱相随,慈禧借机打击,奕几经蹉跎,锐意全失。为晚清扛起军事、外交、洋务重任的肱股重臣李鸿章几番起伏,只因满汉有别,功高欺主。

  “主卖官爵,臣卖智识。”群臣只有屈尊在一个收放自如、恩威并用,令所有男人为之颤抖、为之倾倒的无冕女皇身后,才能安心展才智。

  太后石榴裙下的男人

  慈禧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寡妇,也是一位唯我独尊的皇太后,一生演绎了“一凤戏双龙”的至尊人生,情感世界却一败涂地。康有为称她为一个“堕落的宫妃”,她的一生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空闺近五十年,在后宫正史中,她的情感世界一片荒漠,但在民间戏剧和野史的传说中却是异彩纷呈,从皇帝、大臣到太监,与她有关的情事盛传不衰,并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她邀媚得宠、外通权臣、内宠竖宦、偷欢民间等等成为市井街夫的噱头、小说评书的主题。

  咸丰帝的后宫粉黛三千、美女如云,慈禧献媚邀宠,深得圣眷,机关算尽,可三千宠爱集一身的幸福时光也仅仅昙花一现的凄美瞬间。慈安手上的一纸密诏,揭秘夫妻情感原是漏洞百出。

  她是气吞山河的至尊,虽然儿子是她内心最软弱的部分,可惜她是一位彻底失败的母亲。在她眼里,亲子同治帝顽劣不堪,处处与她较劲;在同治帝眼里,她专横霸道,不近人情。在她眼里,继子光绪帝过分懦弱,不听号令;在继子光绪帝眼里,她嗜权如命,冷酷无情。母子关系势同火水,虽有慈禧太后子在侧却难享天伦之乐。

  稗官野史传言,她与奕、荣禄等重臣不时暗度陈仓,情意绵绵,用肉色生香的爱换来操诸己手的权利。慈禧入宫做秀女时,便与奕相好,私密偷欢,因而辛酉政变时奕死心塌地追随慈禧。大权在握后,慈禧专宠荣禄,这位慈禧的初恋情人一再升迁,两人私通秽乱春宫。

  后宫寂寞,半男太监贴身护卫,往往是传说中后宫戏凤的主角。传言她与安德海、李莲英等内宦香艳度春宵,事泄朝野。安德海在太后榻上肆意献媚,惹恼了年轻的皇帝同治帝,引来杀身之祸。稗史有传,八面玲珑的李莲英不仅是史上最贴心的奴才,还是太后的枕边红人,几十年凤眷不衰。

  皇宫禁院,厚墙高檐,太后召见重臣必须有一帘之隔,永世难得一见;太监贴心,已非男身,私通多是墙外猜疑。面首却是后宫寡妇鸳梦重温的奇货。正史有载,秦时赵姬有吕不韦、保荒媳背时山阴公主有面首三十多名;唐时武则天则有薛怀义、张易之、张宗昌。据传慈禧也是此中高手,她猎采四方,荤素不弃,中外兼有,床榻之欢奇闻迭出。清文廷式的《闻尘偶记》载,慈禧曾临幸琉璃厂一位姓白的古董商;民间不同版本传,李莲英推荐北京金华饭店的史姓伙计与慈禧昼夜宣淫;北京琉璃厂琴师张春圃狷介有志节,不愿屈节侍太后,贫困而死;更为传奇的是,英国年轻作家巴克斯在报上撰文称,自己是慈禧生命的最后岁月一直厮守的秘密情人。

  正史未必不是经过皇家包装的野史,野史未必都是伪史。后院宫禁森严,妃嫔红杏出墙却不是奇闻轶事,只是不可能在正史中找到记载。坊间有传闻,戏剧有演绎,电影有创作,宫闱禁事,在严肃呆板的正史中更多了一份轻松和活泼的氛围,何尝不可!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朱棣坐在皇帝宝座上,俯视着这个帝国的一切,之前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似乎还历历在目,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对于那场斗争中的失败者朱允衫此担政治地位的完结意味着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了,无论他本人是生还是死。但对于朱棣而言,今天的阳光是明媚的,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他将用手中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一个富国强兵的梦想。

  这个梦想不但是他的,也是他父亲的。

  证明

  当然在这之前,他必须先做几件事情,这些事情不完成,他的位子是坐不稳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要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皇帝。

  虽然江山已经在手,但舆论的力量也是不能无视的,自己的身上反正已经被打上了反贼的烙印,没办法了,但至少要让自己的子孙堂堂正正的做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使用了两个方法:

  其一、他颁布了一道命令,下令凡是建文帝时代执行的各项规章制度与朱元璋的成例有不同的,全部废除,以老祖宗成法为准,这倒不是因为朱元璋的成法好用。只是朱棣要想获得众人的承认,必须再借用一下死去老爹的威名,表明自己才是真正领悟太祖治国精神的人。

  其二、他命令属下重新修订《太祖实录》,此书已经由建文帝修过一次,但很明显,第一版并不符合朱棣的要求,他需要一个更为显赫的出身,因为类似朱元璋那样白手起家打天下,开口就是“我本淮右布衣”,摆出一幅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人愿意做叫花子的,于是,亲生母亲被他扔到了脑后,马皇后成为了他的嫡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叙说。

  此外,他还指示手下人在实录中加入了大量小说笔法的描写,如朱元璋生前曾反复训斥朱标和朱允桑总是一幅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而对朱棣却总是赞赏有加,一看到朱棣就满面笑容,十分高兴。甚至在他死前,还反复询问朱棣的下落,并有意把皇位传给朱棣。但是由于奸诈的朱允傻热说囊跄毙形,合法的继承人朱棣并没有接到朱元璋的这一指示。于是,本该属于朱棣的皇位被无耻的剥夺了。这些内容读来不禁让人在极度痛恨朱允傻燃樾靶∪酥余,对朱棣终于能够夺得本就属于自己的皇位感到欣慰,并感叹正义终究取得了胜利,好人是有好报的。

  当朱棣最终完成这两项工作时,他着实松了口气,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终于被删除了,无数年后,这场靖难战争将被冠以正义的名号广为流传。但作为这段历史地见证人之一,朱棣心里很明白在那些篡改过的地方原本写着历史的真实。他把自己的父亲从坟墓里拖了出来,重新装扮一番,以证明自己的当之无愧。

  历史证明,朱棣失败了,他没有能够欺骗自己,也没有骗到后来的人,因为真正的史笔并不是史官手下的毛笔,而是人心。

  功臣

  自欺欺人也好,自我安慰也好,毕竟皇位才是最现实的。在处理好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后,下一步就是打赏功臣,这可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虽然历来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大业已成后的功臣,但这些人毕竟在皇帝的大业中投入了大量资本,持有了股份,到了分红的时候把他们踢到一边,是不好收场的。毕竟任何董事局都不可能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

  这里也介绍一下明朝的封赏制度,大家在电视中经常看到皇帝赏赐大臣的镜头,动不动就是“赏银一千两”,然后一个太监拿着一个放满银两的盘子走到大臣面前,大臣谢恩后拿钱回家。大致过程也是如此,但很多时候,电视剧的导演可能没有考虑过一千两银子到底有多重,在他们的剧情中,这些大臣们似乎都应该是在武校练过铁砂掌的,因为无论怎么换算,一千两银子都不是轻易用两只手捧得起来的。在此也提出建议,今后处理该类情节时,可以换个台词,比如“某某,我赏银一千两给你,用马车来拉!”

  以上所说的赏银在封赏中只是小意思,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明白细水长流的道理。横财来得快去得快,真正靠得住的是长期饭票。在明朝,这张长期饭票就是封爵。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不姓朱,要想得到这张长期饭票是很困难的,老朱家开的食堂是有名额限制的,如非立有大功,是断然不可能到这个食堂里开饭的。

  具体说来,封爵这张饭票有三个等级,分别是公爵(小灶)、侯爵(中灶)、伯爵(大灶),此外还有流和世的区别,所谓流,就是说这张饭票只能你自己用,你的儿子就不能用了,富不过三代,饿死算他活该。而世就不同了,你死后,你的儿子、儿子的儿子还可以到食堂来吃饭。

  但凡拿到这张饭票的人,都会由皇帝发给铁券(证书),以表彰被封者的英勇行为。这张铁券也不简单,分为普通和特殊两种版本。特殊版本分别颁发于朱元璋时代和朱棣时代,因为在这两个时代要想拿到铁券是要拼老命的。

  朱元璋时代的铁券上书“开国辅运”四字,代表了你开国功臣的身份。朱棣时代的铁券上书“奉天靖难”四字,代表你奉上天之意帮助我朱棣篡权。这两个版本极为少见,在此之后的明朝二百多年历史中都从未再版。自此之后,所有的铁券统一为文臣铁券上书“守正文臣”,武将铁券上书“宣力功臣”。

  当然了,如果你有幸拿到前两张铁券,倒也不一定是好事。特别是第一版“开国辅运”,因为据有关部门统计,拿到这张铁券的人80%以上都会由朱元璋同志额外附送一张阴曹地府的观光游览券。

此外还附有特别说明:单程票,适用于全家老小,可反复使用多次,不限人数。

  朱棣分封了跟随他靖难的功臣,如张玉(其爵位由其子张辅继承)、朱能等,都被封为世袭公侯,此时所有的将领们都十分高兴,收获的季节到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个人对封赏却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人人羡慕的赏赐似乎毫无价值。

  这个人就是道衍。

  虽然他并没有上阵打过仗,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才是朱棣靖难成功的第一功臣,从策划造反到出谋划策,他都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可以说,正是他把朱棣扶上了皇位。但当他劳心劳力的做成了这件天下第一大事之后,他却谢绝了所有的赏赐。永乐二年(1404),朱棣授官给道衍,任命他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正二品),并且正式恢复他原先的名字――姚广孝。

  此后姚广孝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起来,朱棣让他留头发还俗,他不干,分给他房子,还送给他两个女人做老婆,他不要。这位天下第一谋士每天住在和尚庙里,白天换上制服(官服)上朝,晚上回庙里就换上休闲服(僧服)。

  他不但不要官,也不要钱,在回家探亲时,他把朱棣赏赐给他的金银财宝都送给自己的同族。我们不禁要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我看来,姚广孝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是个聪明人,像他这样的智谋之人,如果过于放肆,朱棣是一定容不下他的。功高震主这句话始终被他牢牢的记在心里。

  其二、他与其他人不同,他造反的目的就是造反。

  相信很多人都曾被问到,你为什么要读书?一般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建设祖国,为国争光之类,而在人们的心中,读书的真正目的大多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但事实告诉我们,为了名利去做一件事情也许可以获得动力和成功,但要成就大的事业,需要的是另一种决心和回答――为了读书而读书。

  朱棣造反是为了皇位,他手下的大将们造反是为了开国功臣的身份和荣誉地位。道衍造反就是为了造反。他的眼光从来就没有被金钱权位牵制过,他有着更高的目标。道衍是一颗子弹,四十年的坎坷经历就是火药,他的权谋手段就是弹头,而朱棣对他而言只是引线,这颗子弹射向谁其实并不重要,能被发射出去就是他所有的愿望。

  姚广孝,一个被后人称为“黑衣宰相”、争论极大的人,一个深入简出、被神秘笼罩的人,他的愿望其实很简单:

  一展胸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足矣。

  兄弟

  建文帝时期,朱棣是藩王,建文帝要削藩,朱棣反对削藩,最后造反,现在朱棣是皇帝了,他也要削藩,那些幸存下来的藩王自然也会反对,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无力造反了。

  在反对削藩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后,与他的兄弟们本是同一战线的朱棣突然抽出了宝剑,指向了这些不久之前的战友们,这倒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兄弟情分本来也算不上什么,自古以来父子兄弟相残都是家常便饭。而我们似乎也不能只从人性的冷酷上找原因,他们做出这种行为只是因为受到了不可抗拒的诱惑,这个诱惑就是无上的权力。

  有权力就可以清除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人,可以得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号令天下,可以任意妄为!自古以来,无数道德先生、谦谦君子都拜倒在它的脚下,无人可以抗拒它的诱惑,兄弟又算得了什么?

  最先被“安置”的是宁王,他被迫跟随朱棣“靖难”,为了换得他的全心支持,朱棣照例也开给了他一张空白支票“事成中分天下”。当然,朱棣这位从来不兑现支票的银行家此次也没有例外,靖难成功之后,他就把这句话抛在了脑后。

  宁王朱权也是个明白人,他知道所谓中分天下的诺言纯属虚构,且从无雷同,中分他的脑袋倒是很有可能的,于是他很务实的向朱棣提出,北方我不想去了,也不想掌握兵权,希望你能够把我封到苏州,过两天舒服日子。

  朱棣的回答是不行。

  “那就去钱塘一带吧,那里也不错。”

  还是不行,朱棣再次向他承诺:除了这两个地方,全国任你挑!

  宁王朱权苦笑道:“还敢再挑么,你看着办吧。”

  于是,朱权被封到了南昌,这是朱棣为他精心挑选的地方。而被强行发配的朱权的心情想来是不会愉快的,一向争强好胜的他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这种情绪就如同一颗毒芽,在他的心中不断生长,并传给了他的子孙。

  报复的机会终究是会到来的

  永乐四年(1406)五月,削去齐王爵位和官属,八月,废其为庶人。

  永乐六年(1408),削去岷王官属及护卫。

  永乐十年(1412),削去辽王官属及护卫。

  永乐十九年(1421),削去周王护卫

  于是,建文帝没有解决的问题终于由他的叔叔朱棣代为解决了。削藩这件建文帝时期第一大事居然是由藩王朱棣最终办成的,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完成这些善后事宜之后,朱棣终于可以把精力放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了,事实证明,他确实具备一个优秀皇帝的素质,而我们也将把历史上明君继位后干的那些恢复生产,勤于政事之类的套话放到他的身上。又是一片歌舞升平、太平盛世。

  这样看来,下面的叙述应该是极其乏味的。

  可惜朱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英明皇帝,他的故事远比那些太平天子要曲折、神秘得多,因为在他的身上,始终环绕着两个疑团,这两个疑团困扰了后人数百年之久,下面我们将对这些谜团进行探究,以期找出真相。

   母子不相认

  《永乐实录》记载:高皇后(马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上(朱棣),次周王肃。这就是正史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朱棣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元至正二十年(1360),朱棣在战火中出生,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这并没有错,但那个经历痛苦的分娩,给予他生命、并抚育他长大的母亲却并不是马皇后,那个带着幸福的笑容看着他出生的女人早已经被历史湮没。

  事实上经过历史学家几百年的探究,到如今,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位母亲的真实姓名,甚至她的真实身份也存在着争议。这些谜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有人不希望这位母亲暴露身份,不承认他有一个叫朱棣的儿子。

  这个隐瞒真相的人正是朱棣自己。

  因为朱棣是皇帝,而且是抢夺侄子皇位的皇帝,所以他必须是马皇后的儿子,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是嫡出,才有足够的资本去继承皇位。

  他绝不能是一个身份低贱妃子的儿子,绝对不能!

  正是由于这些政治原因,这位母亲被剥夺了拥有儿子的权利,她永远也不能如同其他母亲一样,欣慰的看着自己的子女成长,并在他们长成后自豪的对周围的人说:“看,那就是我的儿子!”

  在所有的官方史书中,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妃子,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值得骄傲的子女,平凡的活着,然后平凡的死去。

  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并消灭了许多证据,但历史无法掩盖这句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破绽是存在的,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就存在于官方史书中。

  第一个破绽在明史《黄子澄传》中,其中记载:“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燕王朱棣和周王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句废话,因为《永乐实录》中也记载了他们两个是同母兄弟,但问题在于,他们的母亲是谁?

  于是下面我们将引出第二个破绽,《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中,有记载如下:“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肃行慈母服三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贵妃死后,由于没有儿子,所以指派周王为贵妃服三年,但关键的一句话在后面:“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

  “庶子为生母服三年!”看清楚这句话,关键就在这里。正是因为周王是庶子,他才能认庶母为慈母,并为之服三年。再引入我们之前燕王和周王是兄弟的条件,大家对朱棣的身份就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了。

  如果有人不明白,我可以用更为简单明了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推论过程。

  条件A。周王和燕王是同母兄弟

  条件B。周王是庶子

  得出结论C。燕王是庶子。

  这是正式史书上的记载,至于野史那更是数不胜数,由于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引用野史,但另有一本应属官方史料记载的《南京太常寺志》曾记载朱棣母亲的真实身份――贡(左有石旁)妃。

  这里我们先说一下太常寺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太常寺属于礼仪机关,主要负责祭祀、礼乐之事,凡是册立、测风、冠婚、征讨等事情都要在事先由该机关组织实施礼仪,所以它的记载是最准确的,按说有了太常寺的记载,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但好事多磨,又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此书已经失传了

  可能看到这里,有人就要骂我了,说了这么多,结果是空口说白话,不是逗人玩吗?

  实在抱歉,因为这书也不是我弄丢的,即使你找遍所有的图书馆,也是找不到这本书的,但是不要着急,因为虽然本人也没有看过这本书,古人却是看过的,并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记录。如《国史异考》、《三垣笔记》中都记载过,《南京太常寺志》中确实写明,朱棣的母亲是贡(左有石旁)妃,而孝陵神位的摆布为左一位李淑妃,生太子朱标、秦王、晋王,右一位贡(左有石旁)妃,生成祖朱棣。

  要知道,在古代,神位的排序可不是按照姓氏笔排列,是严格按照身份
 
QUOTE(春风吹会死 @ 2011年05月19日 Thursday, 12:08 PM)
我来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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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玄海所说的--电白可不止32个圈子的小兄弟。

二楼和三楼都是读语文的硕士--湖海山人(今日睇真D.)!
 
QUOTE(沧海一声啸 @ 2011年05月19日 Thursday, 12:23 PM)
相信玄海所说的--电白可不止32个圈子的小兄弟。

二楼和三楼都是读语文的硕士--湖海山人(今日睇真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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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弄那点伎俩,自己也不曾留意,所用的标点符号、口气及排版上“两个海”都同出一窿,谁人不明,谁人不晓?还好意思“玄海、玄海”的叫,看来没人八过你。
说得不错,你妈的,你的脸皮连子弹都打不穿。
 
QUOTE(春风吹会死 @ 2011年05月19日 Thursday, 02:44 PM)
卖弄那点伎俩,自己也不曾留意,所用的标点符号、口气及排版上“两个海”都同出一窿,谁人不明,谁人不晓?还好意思“玄海、玄海”的叫,看来没人八过你。
说得不错,你妈的,你的脸皮连子弹都打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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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钟断颈连中文也忘了--中文里可有连个海字?真是白读了什么硕士了!

沧海是什么时候注的册?玄海又是什么时候才上的网?你连算命先生的逻辑都丢了。

只有你这种屁人才会起个与自然相悖的死人名字--春风吹会死。
 
QUOTE(沧海一声啸 @ 2011年05月19日 Thursday, 03:31 PM)
恐怕钟断颈连中文也忘了--中文里可有连个海字?真是白读了什么硕士了!

沧海是什么时候注的册?玄海又是什么时候才上的网?你连算命先生的逻辑都丢了。

只有你这种屁人才会起个与自然相悖的死人名字--春风吹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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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好呀!连春风吹他都会死,更甭说火风、秋风和寒风了!
 
QUOTE(玄海拾贝 @ 2011年05月20日 Friday, 09:54 AM)
这个名字好呀!连春风吹他都会死,更甭说火风、秋风和寒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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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还没有死呀!
 
QUOTE(玄海拾贝 @ 2011年05月20日 Friday, 10:54 AM)
这个名字好呀!连春风吹他都会死,更甭说火风、秋风和寒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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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这样不好吧?咒人家。------这名字其中玄机,你曾吾得?
 
看标题,忍无可忍;看插图,法师的面目一清二楚。
既是婊子,何必立牌坊?
明明是自慰自摸,何必说是被J?
既然装B,又要称A?
此地无银三百银,看形式,看文风,人人都知道沧海与玄海是一个人,又要装不是。
不发这些文章,有的人还不明确你的身份,自从宣布为“道义”,为他们作嫁衣,大家都知道盗贼喊抓小偷了。
 
QUOTE(湖海山人 @ 2011年05月21日 Saturday, 03:20 PM)
看标题,忍无可忍;看插图,法师的面目一清二楚。
既是婊子,何必立牌坊?
明明是自慰自摸,何必说是被J?
既然装B,又要称A?
此地无银三百银,看形式,看文风,人人都知道沧海与玄海是一个人,又要装不是。
不发这些文章,有的人还不明确你的身份,自从宣布为“道义”,为他们作嫁衣,大家都知道盗贼喊抓小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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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就是婊子吗?你硕士能像英语教研员那样写一篇这样的婊子文章吗?笑话了吧?
 
电白的教育就教育,一切为了考试。
 
QUOTE(dc999 @ 2011年05月21日 Saturday, 06:44 PM)
电白的教育就教育,一切为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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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就绝对了。应该说教育不是为了考试,但教育不能没有考试。
 
QUOTE(玄海拾贝 @ 2011年05月20日 Friday, 09:54 AM)
这个名字好呀!连春风吹他都会死,更甭说火风、秋风和寒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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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然遇火即死。
 
QUOTE(沧海一声啸 @ 2011年05月22日 Sunday, 10:44 PM)
英伦笑谈是不是硕士湖海山人?湖海山人也能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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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了,“英伦笑谈”是他的马甲,也像“玄海拾贝”是“叁0如狼”的马甲一样。
 
QUOTE(沧海一声啸 @ 2011年05月19日 Thursday, 03:31 PM)
恐怕钟断颈连中文也忘了--中文里可有连个海字?真是白读了什么硕士了!

沧海是什么时候注的册?玄海又是什么时候才上的网?你连算命先生的逻辑都丢了。

只有你这种屁人才会起个与自然相悖的死人名字--春风吹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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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跟逻辑混乱的人吵吵,没有什么益处。
 
QUOTE(初悟人生 @ 2011年06月13日 Monday, 05:34 PM)
别跟逻辑混乱的人吵吵,没有什么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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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本人跟他们吵,而是他们在骂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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