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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深圳茂名科技经济促进会电白分会</b> (1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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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tsdf008 @ 2008年06月19日 Thursday, 05:50 PM)
电白人的好榜样。
中国政府援非人才交流学员莅临奋达考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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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xw.com 发布时间：2008年06月20日 12时14分 来源：深圳奋达集团
6月16日下午两点半，来自非洲15国的卫生部基建司司长、总统特别顾问等专家来宾30余人一同参观了新建成的奋达科技园。
据悉，此次援外项目，是为加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和在相关领域的技术交流，经批准，商务部于2008年在华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各类援外官员研修班和技术培训班240多期。促进中非双方在基建和医院管理中的交流与合作。
外国嘉宾准时到达奋达科技园
今天的30余位外国家嘉宾便是在这次培训中从非洲远道而来的第一批学员。援外项目除了人力资源的交流与合作外，另一方面在基建方面的交流也是此次培训的重点内容。作为深圳市宝安区重点企业和宝安区中水回收试点企业，奋达集团很荣欣成为此次外宾培训中基建方面的参观考察对象。
苏丹嘉宾提问
交流研讨会上，苏丹嘉宾在介绍自己的同时，不忘询问问题：“同为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你们是如何来应对日本企业的竞争的呢？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可以使得奋达处于不败之地？对于这个问题，奋达企业集团肖奋总裁给予了清晰的解释与回答。
他说：“面对强势的竞争，奋达集团有着雄厚的研发实力储备，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营销、生产与售后体系，这有力地保证了奋达的供货能力。而现在大家所在的奋达科技园也是我们实力的最佳验证。奋达的品质更是毋庸置疑，我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国家免检’和‘国家出口免验’双荣誉的音响企业，因而奋达企业集团有这样的综合实力来与对手竞争。”
外国嘉宾认真听取奋达集团的介绍
奋达创立于1993年，至今已有15年历史，集团注册资本6800万元。目前，拥有员工3,000多人，年产值十余亿元人民币。产品涵盖了家用音响、移动多媒体、小家电等三大系列200多个品种，远销世界各地。奋达科技园，一期规划占地面积达174,000平米，建筑面积168,000平米，规划总建筑面积330,000平米。奋达企业集团是集科、工、贸为一体，生活配套设施完善的，中国最具规模的音响、移动多媒体及小家电生产基地之一。
纳米比亚嘉宾聆听肖总裁的讲解
参观综合评价实验室
研讨会结束后，外国嘉宾集体参观奋达企业集团一楼的综合实验室。综合性实验室由安规检验、ROHS实验室、环境实验室、主观评价实验室、音响老化室、喇叭老化室、直发器老化室、样品房等8大实验室构成。安规检验室主要是针对产品的信赖性进行测试，其中包含了新产品、软件的确认，以及产品的老化、寿命等的实验。
肖奋总裁热情讲解实验室仪器
ROHS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均为日本进口，造价50多万，可以有效监测RoHS列出的六种有害物质。环境实验室在整个实验室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实验室对成品是否可以安全出货有着直接影响，实验室有跌落测试仪、振动测试平台、振动测试仪、盐雾实验仪、恒温恒湿仪、烘箱以及造价120万的综合性环境实验测试仪，总造价达200万。
奋达企业集团展厅留念
奋达展厅有荣誉展区、企业文化展区、音响发展史展区、产品展区、数码及形象产品体验区、咖啡厅，参观闲暇之余，在别致的咖啡厅，您可以温馨地享受音乐的味道。奋达全系列的IT、AV产品上百余款均可以在展厅看到。目前奋达已在全国建立了2000多家销售网点，同时，中国及全球的直销网点数每天都在持续增加。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仅在品牌关注度这方面，奋达便从中国的多媒体音箱行业二十多名走到了前五。
肖奋总裁带领大家参观奋达企业集团展厅
奋达展厅内的音响历史科普长廊，存放着全系列的创新声卡，和有世界上第一款多媒体有源音响。不可为不是一副全面介绍中国音像发展史的画卷了。荣誉展区放置着自奋达成立到现在的几乎所有荣誉。值得一提的是， 2005年12月份，奋达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授予“产品质量国家免检”称号。时隔三年，奋达又荣获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予的“出口商品免验”殊荣。作为中国微型音箱领域的专家，奋达是首家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家获得这两项荣誉的音响企业。
前往奋达生产线龟山主题公园参观
外国嘉宾认真观察生产线的每道工序
外国嘉宾仔细询问生产相关问题
在奋达的无尘车间内，每一位外观嘉宾都很认真地询问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据了解，奋达无尘车间SMT贴片机10台，日产660万件；无尘车间AI自动插件机4台，日产220万件；ROHS自动插机线4条，日产65万个元件；ROHS手动插机线2条，日产50万个元件；ROHS附加点焊线4条，日产28000套；ROHS装配线8条，日产25000套。
龟山主题公园内合影
2005年，在奋达科技园破土动工时，施工人员无意中发现这只“神龟”，“神龟”没有经过任何雕琢,现在所呈现的是当初的挖出时的面貌。后据深圳国土局的坐标点测量，“神龟”的垂直高度58米，龟的头部向南高昂，整个龟身与现在的办公大楼平行相隔。“龟山主题公园”便在这只硕大的“神龟”下依山而建。
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龟被看作是祥瑞之物，它和龙、凤、麟三者并称“四灵”或“四神”，“神龟”的降临给奋达也注入了灵气和运气。奋达的掌舵人曾说过：我们不做500强，要做500年。基业长青的企业文化成为奋达永续经营的中流砥柱。
医院建设与医院管理培训班全体成员与肖奋总裁合影
最后，来自15国的基建司司长、总统特别顾问，对奋达集团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经过一番参观与学习，嘉宾对奋达企业集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奋达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品牌战略是奋达集团5大核心战略之一，实现“中国第一，世界名牌”的目标，是奋达人不懈的追求。
（责编：何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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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援非人才交流学员莅临奋达考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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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xw.com 发布时间：2008年06月20日 12时14分 来源：深圳奋达集团
6月16日下午两点半，来自非洲15国的卫生部基建司司长、总统特别顾问等专家来宾30余人一同参观了新建成的奋达科技园。
据悉，此次援外项目，是为加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和在相关领域的技术交流，经批准，商务部于2008年在华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各类援外官员研修班和技术培训班240多期。促进中非双方在基建和医院管理中的交流与合作。
外国嘉宾准时到达奋达科技园
今天的30余位外国家嘉宾便是在这次培训中从非洲远道而来的第一批学员。援外项目除了人力资源的交流与合作外，另一方面在基建方面的交流也是此次培训的重点内容。作为深圳市宝安区重点企业和宝安区中水回收试点企业，奋达集团很荣欣成为此次外宾培训中基建方面的参观考察对象。
苏丹嘉宾提问
交流研讨会上，苏丹嘉宾在介绍自己的同时，不忘询问问题：“同为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你们是如何来应对日本企业的竞争的呢？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可以使得奋达处于不败之地？对于这个问题，奋达企业集团肖奋总裁给予了清晰的解释与回答。
他说：“面对强势的竞争，奋达集团有着雄厚的研发实力储备，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营销、生产与售后体系，这有力地保证了奋达的供货能力。而现在大家所在的奋达科技园也是我们实力的最佳验证。奋达的品质更是毋庸置疑，我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国家免检’和‘国家出口免验’双荣誉的音响企业，因而奋达企业集团有这样的综合实力来与对手竞争。”
外国嘉宾认真听取奋达集团的介绍
奋达创立于1993年，至今已有15年历史，集团注册资本6800万元。目前，拥有员工3,000多人，年产值十余亿元人民币。产品涵盖了家用音响、移动多媒体、小家电等三大系列200多个品种，远销世界各地。奋达科技园，一期规划占地面积达174,000平米，建筑面积168,000平米，规划总建筑面积330,000平米。奋达企业集团是集科、工、贸为一体，生活配套设施完善的，中国最具规模的音响、移动多媒体及小家电生产基地之一。
纳米比亚嘉宾聆听肖总裁的讲解
参观综合评价实验室
研讨会结束后，外国嘉宾集体参观奋达企业集团一楼的综合实验室。综合性实验室由安规检验、ROHS实验室、环境实验室、主观评价实验室、音响老化室、喇叭老化室、直发器老化室、样品房等8大实验室构成。安规检验室主要是针对产品的信赖性进行测试，其中包含了新产品、软件的确认，以及产品的老化、寿命等的实验。
肖奋总裁热情讲解实验室仪器
ROHS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均为日本进口，造价50多万，可以有效监测RoHS列出的六种有害物质。环境实验室在整个实验室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实验室对成品是否可以安全出货有着直接影响，实验室有跌落测试仪、振动测试平台、振动测试仪、盐雾实验仪、恒温恒湿仪、烘箱以及造价120万的综合性环境实验测试仪，总造价达200万。
奋达企业集团展厅留念
奋达展厅有荣誉展区、企业文化展区、音响发展史展区、产品展区、数码及形象产品体验区、咖啡厅，参观闲暇之余，在别致的咖啡厅，您可以温馨地享受音乐的味道。奋达全系列的IT、AV产品上百余款均可以在展厅看到。目前奋达已在全国建立了2000多家销售网点，同时，中国及全球的直销网点数每天都在持续增加。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仅在品牌关注度这方面，奋达便从中国的多媒体音箱行业二十多名走到了前五。
肖奋总裁带领大家参观奋达企业集团展厅
奋达展厅内的音响历史科普长廊，存放着全系列的创新声卡，和有世界上第一款多媒体有源音响。不可为不是一副全面介绍中国音像发展史的画卷了。荣誉展区放置着自奋达成立到现在的几乎所有荣誉。值得一提的是， 2005年12月份，奋达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授予“产品质量国家免检”称号。时隔三年，奋达又荣获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予的“出口商品免验”殊荣。作为中国微型音箱领域的专家，奋达是首家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家获得这两项荣誉的音响企业。
前往奋达生产线龟山主题公园参观
外国嘉宾认真观察生产线的每道工序
外国嘉宾仔细询问生产相关问题
在奋达的无尘车间内，每一位外观嘉宾都很认真地询问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据了解，奋达无尘车间SMT贴片机10台，日产660万件；无尘车间AI自动插件机4台，日产220万件；ROHS自动插机线4条，日产65万个元件；ROHS手动插机线2条，日产50万个元件；ROHS附加点焊线4条，日产28000套；ROHS装配线8条，日产25000套。
龟山主题公园内合影
2005年，在奋达科技园破土动工时，施工人员无意中发现这只“神龟”，“神龟”没有经过任何雕琢,现在所呈现的是当初的挖出时的面貌。后据深圳国土局的坐标点测量，“神龟”的垂直高度58米，龟的头部向南高昂，整个龟身与现在的办公大楼平行相隔。“龟山主题公园”便在这只硕大的“神龟”下依山而建。
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龟被看作是祥瑞之物，它和龙、凤、麟三者并称“四灵”或“四神”，“神龟”的降临给奋达也注入了灵气和运气。奋达的掌舵人曾说过：我们不做500强，要做500年。基业长青的企业文化成为奋达永续经营的中流砥柱。
医院建设与医院管理培训班全体成员与肖奋总裁合影
最后，来自15国的基建司司长、总统特别顾问，对奋达集团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经过一番参观与学习，嘉宾对奋达企业集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奋达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品牌战略是奋达集团5大核心战略之一，实现“中国第一，世界名牌”的目标，是奋达人不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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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玉提：阳能只养“儿子”不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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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xw.com 发布时间：2008年04月28日 15时09分 来源：电白同乡网
许玉提 董事长
日前，深圳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玉提发表的《致太阳能充电器行业同仁书》，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赞扬其勇气者有之，佩服其不随波逐流者有之，质疑其炒作者有之。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昨天专门约访了许玉提先生。
许玉提先生首先向记者介绍了阳能公司及“日光魔盒”的概况。 阳能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环保节能型高新技术企业，于2005年，以3000万资金注册成立。阳能推出的“日光魔盒”系列太阳能移动电源产品经过一年的发展已被公认为行业的第一品牌，曾吸引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人民日报》、《深圳特区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新浪、网易、腾讯等媒体的报导。许玉提告诉记者，阳能公司为研发“日光魔盒”产品，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比如日光魔盒里面的控制电路和矩阵控制系统到我们推向市场的时候已经是第五代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阳能公司对品质的孜孜追求得到了客户的认同，国内的知名大公司只要采购太阳能移动电源，大部分都选择了跟阳能科技合作，比如中移动、联通、东风雪铁龙、NOKIA、等都选择了跟阳能合作。
在谈到市场竞争环境时，许玉提显得有些无奈，太阳能移动电源（太阳能充电器）尽管推出的时间不长，但市场竞争环境不容乐观。阳能公司率先推出该类产品后，某些企业觉得有利可图，都纷纷进入这个行业。“我们是欢迎竞争的，只有更多的企业和资金加入进来，才能把这个行业做大，才能产业化”，但当前某些企业的一些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做法实在让人遗憾。首先他们就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缺乏在这个行业长期扎根的打算。不注重产品研发，没有品牌的概念，生产的产品品质没有基本的保证，完全靠的是炒作概念，忽悠消费者。比如，在电视购物频道大肆炒作的某充电器，宣称其只有手掌1/4的大小，太阳能充电的功能如何强大，靠做PDA发家的某公司宣称其推出的太阳能光能手机，在烛光下充电60分钟就可打电话40分钟。其实这些都是完完全全的炒作。即便阳能目前采用技术最先进光电转化效率最高的太阳能硅板，其转化效率也只有17%，1/4手掌的大小或者烛光下无论如何都没法达到他们宣称的功能的，因为他们都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阳能对品质精益求精，立足于品牌经营，是“养儿子”的做法，并且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儿子”培养成世界冠军。那些规规矩矩做事但没在品牌上下功夫的企业是“养猪”的做法，而那些纯粹靠炒作概念来忽悠消费者的做法，则是“养病猪”，是用“瘦肉精”等有害添加剂养的猪，这样养出的猪肉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是不道德的。许玉提先生表示他特别担心的是，这些企业急功近利的做法会损害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国家节能减排的国家战略。比如前几年的纳米概念出来后，所有的商家都借这个概念来操作，“纳米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装”。后来甚至出现了纳米馒头，纳米枕头。正是因为这些无良商家的恶意炒作，导致消费者最后只能选择用脚投票，集体抵制纳米概念的产品。搞得现在真的纳米材料的产品都失去了生存空间。“我是出于国家能源政策的考虑和规范整个市场环境的考虑，才发布了《致太阳能充电器行业同仁书》，我想总得有人站出来呼吁这个问题。“许玉提面色凝重的告诉记者。
在谈到政府应该如何规范和引导这个市场时，许玉提指出，尽管国家出台了节能环保相关的政策法规，但仅仅只作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相对来说，目前新能源的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所以国家应该加大对新能源的扶持力度。对太阳能移动电源行业来说，国家有关部门制定行业标准，明确市场的准入条件，规范市场环境。针对当前中国国民的节能环保意识还比较薄弱，政府要宣传、推广、鼓励和引导消费者使用包括太阳能移动电源在内的新能源。信息产业部等政府部门应该大力提倡和推广，要求移动数码、移动娱乐、移动通讯都来使用新能源，另外政府应该鼓励和要求政府公务员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钱来购买新能源。这样，才能提升国民的环保节能意识，加快实现国家提出的节能减排战略。
采访结束时，许玉提一再向记者表示，阳能公司走品牌发展之路不会动摇，阳能公司成为光伏行业领导企业信心不会动摇。
（责编：何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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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xw.com 发布时间：2008年04月28日 15时09分 来源：电白同乡网
许玉提 董事长
日前，深圳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玉提发表的《致太阳能充电器行业同仁书》，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赞扬其勇气者有之，佩服其不随波逐流者有之，质疑其炒作者有之。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昨天专门约访了许玉提先生。
许玉提先生首先向记者介绍了阳能公司及“日光魔盒”的概况。 阳能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环保节能型高新技术企业，于2005年，以3000万资金注册成立。阳能推出的“日光魔盒”系列太阳能移动电源产品经过一年的发展已被公认为行业的第一品牌，曾吸引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人民日报》、《深圳特区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新浪、网易、腾讯等媒体的报导。许玉提告诉记者，阳能公司为研发“日光魔盒”产品，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比如日光魔盒里面的控制电路和矩阵控制系统到我们推向市场的时候已经是第五代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阳能公司对品质的孜孜追求得到了客户的认同，国内的知名大公司只要采购太阳能移动电源，大部分都选择了跟阳能科技合作，比如中移动、联通、东风雪铁龙、NOKIA、等都选择了跟阳能合作。
在谈到市场竞争环境时，许玉提显得有些无奈，太阳能移动电源（太阳能充电器）尽管推出的时间不长，但市场竞争环境不容乐观。阳能公司率先推出该类产品后，某些企业觉得有利可图，都纷纷进入这个行业。“我们是欢迎竞争的，只有更多的企业和资金加入进来，才能把这个行业做大，才能产业化”，但当前某些企业的一些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做法实在让人遗憾。首先他们就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缺乏在这个行业长期扎根的打算。不注重产品研发，没有品牌的概念，生产的产品品质没有基本的保证，完全靠的是炒作概念，忽悠消费者。比如，在电视购物频道大肆炒作的某充电器，宣称其只有手掌1/4的大小，太阳能充电的功能如何强大，靠做PDA发家的某公司宣称其推出的太阳能光能手机，在烛光下充电60分钟就可打电话40分钟。其实这些都是完完全全的炒作。即便阳能目前采用技术最先进光电转化效率最高的太阳能硅板，其转化效率也只有17%，1/4手掌的大小或者烛光下无论如何都没法达到他们宣称的功能的，因为他们都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阳能对品质精益求精，立足于品牌经营，是“养儿子”的做法，并且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儿子”培养成世界冠军。那些规规矩矩做事但没在品牌上下功夫的企业是“养猪”的做法，而那些纯粹靠炒作概念来忽悠消费者的做法，则是“养病猪”，是用“瘦肉精”等有害添加剂养的猪，这样养出的猪肉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是不道德的。许玉提先生表示他特别担心的是，这些企业急功近利的做法会损害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国家节能减排的国家战略。比如前几年的纳米概念出来后，所有的商家都借这个概念来操作，“纳米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装”。后来甚至出现了纳米馒头，纳米枕头。正是因为这些无良商家的恶意炒作，导致消费者最后只能选择用脚投票，集体抵制纳米概念的产品。搞得现在真的纳米材料的产品都失去了生存空间。“我是出于国家能源政策的考虑和规范整个市场环境的考虑，才发布了《致太阳能充电器行业同仁书》，我想总得有人站出来呼吁这个问题。“许玉提面色凝重的告诉记者。
在谈到政府应该如何规范和引导这个市场时，许玉提指出，尽管国家出台了节能环保相关的政策法规，但仅仅只作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相对来说，目前新能源的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所以国家应该加大对新能源的扶持力度。对太阳能移动电源行业来说，国家有关部门制定行业标准，明确市场的准入条件，规范市场环境。针对当前中国国民的节能环保意识还比较薄弱，政府要宣传、推广、鼓励和引导消费者使用包括太阳能移动电源在内的新能源。信息产业部等政府部门应该大力提倡和推广，要求移动数码、移动娱乐、移动通讯都来使用新能源，另外政府应该鼓励和要求政府公务员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钱来购买新能源。这样，才能提升国民的环保节能意识，加快实现国家提出的节能减排战略。
采访结束时，许玉提一再向记者表示，阳能公司走品牌发展之路不会动摇，阳能公司成为光伏行业领导企业信心不会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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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战役：一个将军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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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xw.com 发布时间：2008年06月06日 11时30分 来源：茂名日报
李以两军
编者按：李以匡中将，广东电白人，生于1912年，卒于2004年。此文是作者为纪念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六十周年而写的回忆文章。作者于1938年3月曾参加台儿庄战役，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师五五二团副团长，战斗中，团长张新负伤後，即升代该团团长。本文作者以亲身经历记载这段光荣的战史。
抗日战争中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战，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後，又一次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大战役。此战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
日军屯兵十万余人
台儿庄在大战前有居民3,400余户，筑石为土城，中有碉楼70余座，南北相距1公里，东西相距2公里，是鲁西唯一的大村落。该村西北距峄县34公里，西南距运河站46公里，陆有铁路，水有运河，民物殷阜。可是经过这一大战，安居乐业的村落，荡然无存，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荣墟落。
台儿庄大战日军的正面主力，一是以矶谷为师团长的第十师团；一是以板垣为师团长的第五师团。这两个师团是日军最强悍的部队，其官兵受法西斯主义熏染最深，主张侵略中国最激进。除此之外，还临时从预备部队中抽调兵力，编组成沂州支队、片野支队等等，共约10万余人的兵力，南下进攻我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
狙击中投入兵力
我军是在进行狙击战中，逐步投入兵力的。除徐州北面地区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外，还调用了徐州东北地区中央系的第二、第八十五、第五十二、第四十六、第七十五、第九十二等六个军，以及地方系的第三十、第五十九、第四十、第五十一、第六十、第二十二等六个军。
台儿庄大战开始时，我是在第九十二师（师长黄国栋）二七四旅（旅长梁汉明）担任中校参谋主任，後调旅属第五五二团担任副团长。战斗中，本团团长张新身负重伤，我临危受命担任代理团长。
奉命死守丁家沟
第九十二师直接投入战斗，是在1938年4月23日，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命，立即开赴台儿庄增援前线部队，编入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战斗系列。我师迅速抵达前线後，即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全师官兵伤亡1,000余人。幸存的官兵，目睹自己的上级、下属、黄埔同学、战友和兄弟们伤亡，无不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决心报仇雪恨，讨回血债。
5月5日，我师奉樊军长之命，死守丁家沟、大埠子等要地，以策应第六十军在禹王山阵地之右翼，阻止日军南下，黄师长则命令我团死守丁家沟，不得违令。
丁家沟，位於江苏与山东的交界处，是个较大的寨子，寨周围的土墙高约1丈，东西南北各一个寨门，内有800余家住户（此时居民已全部撤离）。是日上午，我团刚刚进入阵地，日军即以飞机3架轮番轰炸，然後以重炮长时间的轰击，再以步兵千余人从西门向寨内发起猛攻，先後3次均被我英勇的战士击退，敌遗剖十具，有两名中士被我第三营活捉。入夜，日军停止攻击，我团即乘机修整工事，检查火力配备并动员官兵准备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
战斗长达14小时
不出所料，翌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的轰炸、大炮轰击下，步兵疯狂地向我团阵地发起进攻，战斗长达14小时之久。当我团首次击溃日军的进攻时，旅长林卧薪、师长黄国栋分别打来电话，除表彰全团官兵不怕牺牲，艰苦奋战击溃敌人的进攻外，特别强调丁家沟是我军的核心阵地，一定要继续发扬与阵地共存亡的英勇精神，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死守任务。电话刚一放下，敌人增援部队上来了，又对我阵地猛攻。
团副营长多人伤亡
大约下午1时许，我的好战友、贵州的苗族好汉、英勇善战的第一营营长杨亦明中弹身亡，我抱仆纯薏灰选Ｔ3时左右，第三营营长潘又新在扼守北寨门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但仍继续指挥战斗，直至将敌人击退，才肯退出阵地治伤。大概5时左右，第二营营长王介岩被敌弹击伤，西寨门阵地被敌人攻破，团长和我以及少校团副陈业桓分头下到阵地督战。当我到阵地不久，敌人的炮弹片擦伤我的左臂，只好任由鲜血流淌，继续指挥战斗。不久，相继传来团长左腿受重伤，不能行动；团副及连长欧华等多人相继阵亡。就在这时，我临危受命，担任本团代团长，率全团坚持战斗到黄昏时，丁家沟已被敌占领近半，敌与我在寨内进行激烈的巷战到肉搏战，彼此伤亡都很大。
消灭日军3万人
丁家沟战斗结束後，我团伤亡官兵500余人。其中伤亡的团、营、连、排级军官，基本上是我们的先後期的黄埔同学，充分体现了「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
台儿庄大战进行到5月上旬，接上级命令，从5月14日起，前线各军有计划地撤退。我所在的第四十六军，在孙连仲总司令指挥下，负责掩护各军安全转移後，向淮阳撤退，5月18日放弃徐州，60天的大会战，宣告结束。这次战役共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约3万人，使日军原设想在此战消灭我军的梦想惨遭破灭。
（责编：何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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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xw.com 发布时间：2008年06月06日 11时30分 来源：茂名日报
李以两军
编者按：李以匡中将，广东电白人，生于1912年，卒于2004年。此文是作者为纪念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六十周年而写的回忆文章。作者于1938年3月曾参加台儿庄战役，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师五五二团副团长，战斗中，团长张新负伤後，即升代该团团长。本文作者以亲身经历记载这段光荣的战史。
抗日战争中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战，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後，又一次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大战役。此战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
日军屯兵十万余人
台儿庄在大战前有居民3,400余户，筑石为土城，中有碉楼70余座，南北相距1公里，东西相距2公里，是鲁西唯一的大村落。该村西北距峄县34公里，西南距运河站46公里，陆有铁路，水有运河，民物殷阜。可是经过这一大战，安居乐业的村落，荡然无存，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荣墟落。
台儿庄大战日军的正面主力，一是以矶谷为师团长的第十师团；一是以板垣为师团长的第五师团。这两个师团是日军最强悍的部队，其官兵受法西斯主义熏染最深，主张侵略中国最激进。除此之外，还临时从预备部队中抽调兵力，编组成沂州支队、片野支队等等，共约10万余人的兵力，南下进攻我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
狙击中投入兵力
我军是在进行狙击战中，逐步投入兵力的。除徐州北面地区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外，还调用了徐州东北地区中央系的第二、第八十五、第五十二、第四十六、第七十五、第九十二等六个军，以及地方系的第三十、第五十九、第四十、第五十一、第六十、第二十二等六个军。
台儿庄大战开始时，我是在第九十二师（师长黄国栋）二七四旅（旅长梁汉明）担任中校参谋主任，後调旅属第五五二团担任副团长。战斗中，本团团长张新身负重伤，我临危受命担任代理团长。
奉命死守丁家沟
第九十二师直接投入战斗，是在1938年4月23日，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命，立即开赴台儿庄增援前线部队，编入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战斗系列。我师迅速抵达前线後，即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全师官兵伤亡1,000余人。幸存的官兵，目睹自己的上级、下属、黄埔同学、战友和兄弟们伤亡，无不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决心报仇雪恨，讨回血债。
5月5日，我师奉樊军长之命，死守丁家沟、大埠子等要地，以策应第六十军在禹王山阵地之右翼，阻止日军南下，黄师长则命令我团死守丁家沟，不得违令。
丁家沟，位於江苏与山东的交界处，是个较大的寨子，寨周围的土墙高约1丈，东西南北各一个寨门，内有800余家住户（此时居民已全部撤离）。是日上午，我团刚刚进入阵地，日军即以飞机3架轮番轰炸，然後以重炮长时间的轰击，再以步兵千余人从西门向寨内发起猛攻，先後3次均被我英勇的战士击退，敌遗剖十具，有两名中士被我第三营活捉。入夜，日军停止攻击，我团即乘机修整工事，检查火力配备并动员官兵准备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
战斗长达14小时
不出所料，翌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的轰炸、大炮轰击下，步兵疯狂地向我团阵地发起进攻，战斗长达14小时之久。当我团首次击溃日军的进攻时，旅长林卧薪、师长黄国栋分别打来电话，除表彰全团官兵不怕牺牲，艰苦奋战击溃敌人的进攻外，特别强调丁家沟是我军的核心阵地，一定要继续发扬与阵地共存亡的英勇精神，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死守任务。电话刚一放下，敌人增援部队上来了，又对我阵地猛攻。
团副营长多人伤亡
大约下午1时许，我的好战友、贵州的苗族好汉、英勇善战的第一营营长杨亦明中弹身亡，我抱仆纯薏灰选Ｔ3时左右，第三营营长潘又新在扼守北寨门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但仍继续指挥战斗，直至将敌人击退，才肯退出阵地治伤。大概5时左右，第二营营长王介岩被敌弹击伤，西寨门阵地被敌人攻破，团长和我以及少校团副陈业桓分头下到阵地督战。当我到阵地不久，敌人的炮弹片擦伤我的左臂，只好任由鲜血流淌，继续指挥战斗。不久，相继传来团长左腿受重伤，不能行动；团副及连长欧华等多人相继阵亡。就在这时，我临危受命，担任本团代团长，率全团坚持战斗到黄昏时，丁家沟已被敌占领近半，敌与我在寨内进行激烈的巷战到肉搏战，彼此伤亡都很大。
消灭日军3万人
丁家沟战斗结束後，我团伤亡官兵500余人。其中伤亡的团、营、连、排级军官，基本上是我们的先後期的黄埔同学，充分体现了「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
台儿庄大战进行到5月上旬，接上级命令，从5月14日起，前线各军有计划地撤退。我所在的第四十六军，在孙连仲总司令指挥下，负责掩护各军安全转移後，向淮阳撤退，5月18日放弃徐州，60天的大会战，宣告结束。这次战役共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约3万人，使日军原设想在此战消灭我军的梦想惨遭破灭。
（责编：何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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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有了改革权限当市长才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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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btxw.com 发布时间：2008年06月04日 15时30分 来源：深圳特区报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谓是一日千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几年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仿佛一夜之间长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人们常用“一夜城”来比喻深圳发展建设之神速。
1984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先后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对特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深圳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不久，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并加快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步伐。于是，神州大地旋风般地掀起了一股“深圳热”，深圳像一块磁石强烈吸引着海内外的投资者，就在这一片热潮之中，深圳迎来了建设发展的第5个年头。
有了改革权当市长才有点意思
人生有非常多的变数。1985年，我还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一天，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派我去深圳工作。当时经济特区发展刚开始起步，大家经验不足，以为搞经济就是铺摊子，战线过长，一些非议随之而来。中央考虑到梁湘同志已是66岁高龄，不宜长期在一线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决定派我分担梁湘同志的一部分工作。说心里话，我当时很犹豫，对于经济特区建设，没有经验，周围不少人也劝我不要去，因为当时对深圳议论不少，建设规模过大，经济结构不合理，隐藏着危机，有人甚至说“去了等于送死”。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多年党龄的干部，组织的决定我还是服从。当时中央领导找我谈的话很简单，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两年左右时间帮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调整好。我提出要明确一个问题，“深圳还是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他说，“当然是。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了劳动分配制度，可是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了，要求停止执行，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他点头同意。有了这个权，我觉得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否则一点意思没有。
不久，中央发出通知，派我作为广东省副省长候选人到深圳特区工作，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1985年9月，在广东省六次人大会上，我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来深圳的第二天，我去蛇口看袁庚。他对我说，你晚点儿来就好了，等问题暴露充分了，就更好办些！当时还有各种传言，说我来深圳第一条就是“砍工资”，还说我口袋里装着300名干部名单，要大换血，事实上，我来深圳没换一个干部，家乡人还骂我没用一个老乡呢。我明白，中央派我来深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调整改革中谋取更大发展，把深圳的各项工作调整好，进入一个正常轨道。
四项改革为深圳发展铺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应该说并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开的，而是发展建设初期，问题摆在了前面，非要去解决不可。任何一项改革都遇到这个问题，任何改革要等到统一认识得到一致认可，或者得到批准后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们一直强调，实践最重要，探索和试验最重要。
我来前，深圳已经在进行一些探索和改革，比如物价的放开，最早放开的是蔬菜副食品价格。1979年，我回广东时不敢到任何一个亲戚朋友家里串门，为什么？人家要招待你吃饭，那时商品短缺，连蔬菜都买不到，肉就更不用说了。但到了第二年，情况就不一样了，适当放开蔬菜价格，价格涨了一点，但市面上出现了蔬菜，整理得整整齐齐。还有用工制度的改革，工程施工招投标改革，都引起了很大争论。
1985年8月，我来到深圳头二十几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况，搞调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决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时还没有人大和政协，首先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在9月底的市长办公会上，经过深思熟虑，我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成立四个机构。
第一个是成立外汇调剂中心。这是一项大的突破。根据当时外汇管理条例，企业出口创下的外汇只能到银行去结汇，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换算成人民币；进口需要外汇，也只能去银行按照牌价购买外汇。1979年美元公开挂牌价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2．8元，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由于换汇成本不断上涨，几年涨到三、四元，对进口有利，但对出口不利甚至亏损。为了大量进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业就到处想方设法搞外汇，导致外汇紧缺，黑市外汇炒到五、六块以上。当时中纪委五室带领几十人，加上省里，有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深圳，任务就是打击外汇黑市买卖，还抓了一个贸易公司老总。有一个礼拜天，市纪委和市检察院的同志到我家里，要我批准对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孙凯风、副总经理张西甫立案审查。特区发展公司当时是深圳最大的公司，出口一批商品，赚了一笔外汇，按规定，应去银行将这批外汇换成人民币，他们却私下将这笔外汇卖给另外的企业了。我跟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汇只在企业内部调整，老总个人没有从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们很快就会建立一个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纪委的同志很讲原则，把情况跟北京汇报后，队伍就撤走了。
不改变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成。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办，1985年11月，我们就以市政府名义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委托深圳市人民银行具体操作。当时深圳市人民银行行长罗显荣到北京汇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管外汇管理的领导苦笑说:“老罗，你怎么接这么一个任务？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就对老罗说，出了事由市政府负责。我们严格规定，只要是深圳的企业，搞出口创汇，就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去参加调剂，用汇单位也必须是深圳企业，要严格审查，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价格随行就市，双方协商决定，不搞统一价格。这是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这项改革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确认合法。后来，全国40多个城市都这样做了，一直到1995年中国外汇结算并轨。现在回过头看，深圳如果没有这样的外汇初级市场，要搞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根本是不可能的。
第二项措施是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出于什么动机呢？我当市长后，经过调查，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可以说全民办企业。这问题就大了，不用政府机构投资，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作为市长，连家底都不知道，这怎么行？而且很危险，我下决心改变这种“糊涂”状况，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就是现在的国资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统统归它管理，一个投资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国有企业。对这一改革，财政局就首先反对，说把财政权夺了，省里也不赞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挂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全市国有企业有多少资产，我们第一次查清家底，从建特区到1989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32亿元。投资管理公司演变到现在，成为国有资产管理系统。
1985年通过成立深圳投资管理公司的决议，到1987年正式成立，1989年第一次摸清家底，很不容易！如果没有这个机构，没有人去推动，大家都是一笔糊涂账。作为市长，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资产，有多少债务，交给后任债务一大堆，还算什么政绩？
第三项措施是成立监察局。这也是全国首例。为什么成立监察局？目的就是把队伍管好。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我刚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贪污？我回答说，深圳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再完善的社会也有，不过深圳不厉害就是。他又问，你们怎么对付？我说，我们准备参考你们的做法，成立监察局，新加坡有反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们不一样，不能照搬。我们的监察局有三个方面的职能:第一是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水平，这是政治性的；第二监督党风和政风，监督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监督党政官员的操守，这才是监督重点。我来以后，当时搞“严打”、办案抓人等，动不动都是纪委、政法委冲在前线，都是以党的名义出面，对我们很不利，这些明明是政府的职能嘛。纪委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干部，监督执行，应该超脱些。我对李光耀说，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你们，但有一条学不了，你们部长月薪两、三万美元，我们是低工资制度，市长也就是100多元。我们的干部大多都是党员，靠觉悟，有理想纪律，不光是为了钱才做事。我接触李光耀多次，他是我见过的外国政要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归纳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话，他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他们对深圳很关注，每年都会派人来观察深圳的动向。第二句话，深圳改革试验如果成功的话，说明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当时他怀疑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难以兼容，这说明他对特区的功能、特区的意义，比我们理解的还透彻。第三句话，他说，我培养了很多百万富翁，但我自己不能当百万富翁。他问我，赌场开得开不得？我告诉他，我刚来，接到过群众来信，反映她的老公一天到晚不回家，给老虎机迷住了。据我了解，在我们的深圳湾酒店曾有过一下子，弊病太大，后来关了。看来，国家的发展不能靠赌场，还是不要搞的好。
监察局紧锣密鼓地筹备，过了几个月，开市委常委会，我就问，监察局筹备简报怎么不发了，近来无声无息了？怎么回事？当时大家鸦雀无声，都不说话。追问到最后，梁湘同志说，人家不赞同搞这个东西，说是胡闹嘛。我说，谁说我是胡闹？得说出个道理来，我是认真地做改革实验，怎么是胡闹！就这样停顿了一阵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监察局才正式成立，何勇同志还发来贺电。当时对监察局的干部要求很严，我主张同级别的干部加一级工资，反对得不得了，后来加了半级。
第四项举措是成立规划委员会。那时深圳还没有国土局，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城市经济总量渐渐大起来，必须对城市的土地利用、发展布局作出更详细的规划，否则就乱套啦。我当市长不愿兼职，但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是当仁不让，市长是当然的规划委员会主任，主要部门负责人都是规划委员会的委员，还聘请了国内外有名的专家。这个机构成立最顺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规划委员会就成立了，聘请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做首席顾问，另外还有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学会、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规划局在内的30位中外规划设计权威人士担任规划委员会顾问，规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的规划委员会工作会议，审议和批准涉及土地开发、城市规划的重大事项。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正在搞旧城改造，规划委员会开会时，英国专家提出意见，说旧城改造把什么都拆掉，就等于一个人失掉记忆一样，他反对把旧城什么都拆掉。市政府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不必要的拆迁。我又提出，规划不能光在特区内搞，还要包括宝安县。现在大家都认为深圳的城市规划是不错的，其实当时的认识不够，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后来抓紧撤县建区，就多了一些选择权，如果再不搞，土地都被折腾光了，哪里还有保留到现在的48％的绿地！我觉得，规划委员会起了很好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
这几项改革，有的很顺利，有的从决定到成立，经历了两年时间，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化解了矛盾风险，站稳了脚步，管好了队伍，管好了资产，就为下一步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以壮士断臂的勇气调整经济结构
深圳经过最初几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急剧升温，逐渐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当时，人们对于经济结构、外汇收支等缺乏经验，未能引起警觉。由于前5年超高速的发展，潜伏着的问题终于在1985年下半年暴露出来。由于深圳基建规模过大，资金全面紧张，也给市财政不断增加压力。不得已，市财政只有向银行贷款用于基建，几年下来透支近8亿元。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问题浮出水面。1985年初，香港《信报》连续12天刊登一组文章，总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
正当人们对深圳特区前景议论纷纷，感到彷徨、迷茫之际，1986年初，中央及时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对深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主要作用并不是自己创造多少产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创造出新鲜经验来，要求深圳把工作重点转向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由过去的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
深圳市政府党组第57次会议纪要，可以说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市已拥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间，床位40880张，加上各度假村床位4420张，共有床位45300张，总面积为76．6万平方米。据今年上半年统计，中高档宾馆住房率平均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兴建的高层综合性楼宇达297幢，建成后拥有床位15万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量。同时，这批综合性高层建筑全部建成后，需增加电气设备安装容量69万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万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预算。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醒我们必须对经济发展采取果断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
调整势在必行。这次大调整，是深圳建立特区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有人用壮士断臂来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调整就没有出路。1986年，我们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这是一次自觉有序的调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动中求得主动。第一，调整是积极的方针，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第二，调整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调，有的少调；第三，调整必须与改革结合起来，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为特区长远发展、为建立新体制新机制打下一个基矗我们规定今后不许搞赤字财政，政府机构不许给企业乱担保。经过1986年到1987年两年的调整，1986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从1987年起便稳步快速增长，从此以后深圳的经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可以说，那时的大调整和相关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年后，我们还完了所有的银行债务，深圳成为没有债务的城市。在1988年全国开始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了调整的阵痛，开始了又一轮改革发展的急行军。
从股份制改革到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是全国最早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城市。我们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但还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营造一个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地方。
1986年10月，我们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6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市政府向这6家企业派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大企业试，小企业也试，当时王石还在特发集团下面很小的公司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当总经理，他对股份制改革很积极，我们也大力支持。1988年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才更名深圳万科。同时，筹备国内首家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一成立，公开发行股票，自然就有交易。那时谁也没想到搞证券市常
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证券市场只是其中考察的一项。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我代表市政府讲话，欢迎英国金融投资家到深圳投资。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当时深圳发展银行股票还是柜台交易，交易量很大，但柜台交易是不行的。回到香港，我就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最早想找日本大和证券当顾问，他们的老板叫宫崎永一，我们从1980年就开始交往，比较熟悉，关系也不错，但是考虑到日本太远，语言交流不方便，就请邻近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帮我们做三件事。第一件，帮我们起草一个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一个证券市场要有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还要有登记公司，还要有交易所，还要对股民宣传教育等等，否则不成一个体系；第二，帮助起草证券市场各种法规制度，最好把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法规制度都找来作参考；第三，帮助我们培训证券方面的干部，分期培训骨干人才。从香港回来后，我们马上就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后来说赤裸裸的叫资本市场，不好听，就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连个像样的地方都没有，租了国贸的几间仓库，当时临时筹建办公室。
到了1990年，场外交易泛滥起来，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我们一切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到了11月下旬，我们所有的证券交易系统都搞好了，我说不能再拖了，就带着郑良玉、张鸿义几个市领导，还有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参观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在现场第一次看到黄马褂，计算机操作交易系统也都完善了。他们告诉说，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批不批不管，政府会负责，你们一定要开，先试验嘛。就选个好日子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开业，我们是试营业，也没搞个仪式，到第二年批下来，1991年7月9日我们才补办了开业仪式。现在还是提两个证券交易所，深圳是先生孩子后登记嘛。当时中央对证券市场有不同看法，没有把握。小平同志1992年来深圳还讲“可以先试，不行就关了嘛1我们最大困难是1991年，当时场外交易泛滥，暴涨暴跌，控制不住了，差一点就关掉了。所以说，有上海成立证交所好，否则我们是孤军奋战，1991年可能就被关掉了。
深圳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搞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又成立了股份制企业，搞了场外交易，自然就引导到证券市场上来，开办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取代泛滥的场外交易。1990年，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最高炒到每股132元。这里还有一个故事。1987年深发展股票发行时，公众股还有80万卖不出去，当时到机关推销，公务员可买200股，20元一股，4000元。万科也卖不出去，到蛇口摆地摊，就像现在卖彩票一样。我那时的工资只有200多元，当时谣言满天飞，香港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450万，交了150万党费，搞得我一身不是，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中资金买了200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李鹏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搞得我哭笑不得。我找到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买发展银行原始股处长以上的名单给我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竣还有警备区政委三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他最后签了，发了下来。
（责编：杨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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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btxw.com 发布时间：2008年06月04日 15时30分 来源：深圳特区报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谓是一日千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几年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仿佛一夜之间长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人们常用“一夜城”来比喻深圳发展建设之神速。
1984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先后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对特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深圳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不久，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并加快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步伐。于是，神州大地旋风般地掀起了一股“深圳热”，深圳像一块磁石强烈吸引着海内外的投资者，就在这一片热潮之中，深圳迎来了建设发展的第5个年头。
有了改革权当市长才有点意思
人生有非常多的变数。1985年，我还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一天，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派我去深圳工作。当时经济特区发展刚开始起步，大家经验不足，以为搞经济就是铺摊子，战线过长，一些非议随之而来。中央考虑到梁湘同志已是66岁高龄，不宜长期在一线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决定派我分担梁湘同志的一部分工作。说心里话，我当时很犹豫，对于经济特区建设，没有经验，周围不少人也劝我不要去，因为当时对深圳议论不少，建设规模过大，经济结构不合理，隐藏着危机，有人甚至说“去了等于送死”。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多年党龄的干部，组织的决定我还是服从。当时中央领导找我谈的话很简单，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两年左右时间帮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调整好。我提出要明确一个问题，“深圳还是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他说，“当然是。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了劳动分配制度，可是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了，要求停止执行，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他点头同意。有了这个权，我觉得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否则一点意思没有。
不久，中央发出通知，派我作为广东省副省长候选人到深圳特区工作，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1985年9月，在广东省六次人大会上，我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来深圳的第二天，我去蛇口看袁庚。他对我说，你晚点儿来就好了，等问题暴露充分了，就更好办些！当时还有各种传言，说我来深圳第一条就是“砍工资”，还说我口袋里装着300名干部名单，要大换血，事实上，我来深圳没换一个干部，家乡人还骂我没用一个老乡呢。我明白，中央派我来深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调整改革中谋取更大发展，把深圳的各项工作调整好，进入一个正常轨道。
四项改革为深圳发展铺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应该说并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开的，而是发展建设初期，问题摆在了前面，非要去解决不可。任何一项改革都遇到这个问题，任何改革要等到统一认识得到一致认可，或者得到批准后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们一直强调，实践最重要，探索和试验最重要。
我来前，深圳已经在进行一些探索和改革，比如物价的放开，最早放开的是蔬菜副食品价格。1979年，我回广东时不敢到任何一个亲戚朋友家里串门，为什么？人家要招待你吃饭，那时商品短缺，连蔬菜都买不到，肉就更不用说了。但到了第二年，情况就不一样了，适当放开蔬菜价格，价格涨了一点，但市面上出现了蔬菜，整理得整整齐齐。还有用工制度的改革，工程施工招投标改革，都引起了很大争论。
1985年8月，我来到深圳头二十几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况，搞调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决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时还没有人大和政协，首先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在9月底的市长办公会上，经过深思熟虑，我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成立四个机构。
第一个是成立外汇调剂中心。这是一项大的突破。根据当时外汇管理条例，企业出口创下的外汇只能到银行去结汇，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换算成人民币；进口需要外汇，也只能去银行按照牌价购买外汇。1979年美元公开挂牌价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2．8元，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由于换汇成本不断上涨，几年涨到三、四元，对进口有利，但对出口不利甚至亏损。为了大量进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业就到处想方设法搞外汇，导致外汇紧缺，黑市外汇炒到五、六块以上。当时中纪委五室带领几十人，加上省里，有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深圳，任务就是打击外汇黑市买卖，还抓了一个贸易公司老总。有一个礼拜天，市纪委和市检察院的同志到我家里，要我批准对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孙凯风、副总经理张西甫立案审查。特区发展公司当时是深圳最大的公司，出口一批商品，赚了一笔外汇，按规定，应去银行将这批外汇换成人民币，他们却私下将这笔外汇卖给另外的企业了。我跟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汇只在企业内部调整，老总个人没有从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们很快就会建立一个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纪委的同志很讲原则，把情况跟北京汇报后，队伍就撤走了。
不改变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成。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办，1985年11月，我们就以市政府名义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委托深圳市人民银行具体操作。当时深圳市人民银行行长罗显荣到北京汇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管外汇管理的领导苦笑说:“老罗，你怎么接这么一个任务？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就对老罗说，出了事由市政府负责。我们严格规定，只要是深圳的企业，搞出口创汇，就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去参加调剂，用汇单位也必须是深圳企业，要严格审查，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价格随行就市，双方协商决定，不搞统一价格。这是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这项改革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确认合法。后来，全国40多个城市都这样做了，一直到1995年中国外汇结算并轨。现在回过头看，深圳如果没有这样的外汇初级市场，要搞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根本是不可能的。
第二项措施是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出于什么动机呢？我当市长后，经过调查，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可以说全民办企业。这问题就大了，不用政府机构投资，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作为市长，连家底都不知道，这怎么行？而且很危险，我下决心改变这种“糊涂”状况，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就是现在的国资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统统归它管理，一个投资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国有企业。对这一改革，财政局就首先反对，说把财政权夺了，省里也不赞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挂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全市国有企业有多少资产，我们第一次查清家底，从建特区到1989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32亿元。投资管理公司演变到现在，成为国有资产管理系统。
1985年通过成立深圳投资管理公司的决议，到1987年正式成立，1989年第一次摸清家底，很不容易！如果没有这个机构，没有人去推动，大家都是一笔糊涂账。作为市长，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资产，有多少债务，交给后任债务一大堆，还算什么政绩？
第三项措施是成立监察局。这也是全国首例。为什么成立监察局？目的就是把队伍管好。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我刚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贪污？我回答说，深圳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再完善的社会也有，不过深圳不厉害就是。他又问，你们怎么对付？我说，我们准备参考你们的做法，成立监察局，新加坡有反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们不一样，不能照搬。我们的监察局有三个方面的职能:第一是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水平，这是政治性的；第二监督党风和政风，监督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监督党政官员的操守，这才是监督重点。我来以后，当时搞“严打”、办案抓人等，动不动都是纪委、政法委冲在前线，都是以党的名义出面，对我们很不利，这些明明是政府的职能嘛。纪委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干部，监督执行，应该超脱些。我对李光耀说，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你们，但有一条学不了，你们部长月薪两、三万美元，我们是低工资制度，市长也就是100多元。我们的干部大多都是党员，靠觉悟，有理想纪律，不光是为了钱才做事。我接触李光耀多次，他是我见过的外国政要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归纳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话，他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他们对深圳很关注，每年都会派人来观察深圳的动向。第二句话，深圳改革试验如果成功的话，说明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当时他怀疑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难以兼容，这说明他对特区的功能、特区的意义，比我们理解的还透彻。第三句话，他说，我培养了很多百万富翁，但我自己不能当百万富翁。他问我，赌场开得开不得？我告诉他，我刚来，接到过群众来信，反映她的老公一天到晚不回家，给老虎机迷住了。据我了解，在我们的深圳湾酒店曾有过一下子，弊病太大，后来关了。看来，国家的发展不能靠赌场，还是不要搞的好。
监察局紧锣密鼓地筹备，过了几个月，开市委常委会，我就问，监察局筹备简报怎么不发了，近来无声无息了？怎么回事？当时大家鸦雀无声，都不说话。追问到最后，梁湘同志说，人家不赞同搞这个东西，说是胡闹嘛。我说，谁说我是胡闹？得说出个道理来，我是认真地做改革实验，怎么是胡闹！就这样停顿了一阵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监察局才正式成立，何勇同志还发来贺电。当时对监察局的干部要求很严，我主张同级别的干部加一级工资，反对得不得了，后来加了半级。
第四项举措是成立规划委员会。那时深圳还没有国土局，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城市经济总量渐渐大起来，必须对城市的土地利用、发展布局作出更详细的规划，否则就乱套啦。我当市长不愿兼职，但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是当仁不让，市长是当然的规划委员会主任，主要部门负责人都是规划委员会的委员，还聘请了国内外有名的专家。这个机构成立最顺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规划委员会就成立了，聘请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做首席顾问，另外还有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学会、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规划局在内的30位中外规划设计权威人士担任规划委员会顾问，规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的规划委员会工作会议，审议和批准涉及土地开发、城市规划的重大事项。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正在搞旧城改造，规划委员会开会时，英国专家提出意见，说旧城改造把什么都拆掉，就等于一个人失掉记忆一样，他反对把旧城什么都拆掉。市政府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不必要的拆迁。我又提出，规划不能光在特区内搞，还要包括宝安县。现在大家都认为深圳的城市规划是不错的，其实当时的认识不够，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后来抓紧撤县建区，就多了一些选择权，如果再不搞，土地都被折腾光了，哪里还有保留到现在的48％的绿地！我觉得，规划委员会起了很好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
这几项改革，有的很顺利，有的从决定到成立，经历了两年时间，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化解了矛盾风险，站稳了脚步，管好了队伍，管好了资产，就为下一步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以壮士断臂的勇气调整经济结构
深圳经过最初几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急剧升温，逐渐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当时，人们对于经济结构、外汇收支等缺乏经验，未能引起警觉。由于前5年超高速的发展，潜伏着的问题终于在1985年下半年暴露出来。由于深圳基建规模过大，资金全面紧张，也给市财政不断增加压力。不得已，市财政只有向银行贷款用于基建，几年下来透支近8亿元。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问题浮出水面。1985年初，香港《信报》连续12天刊登一组文章，总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
正当人们对深圳特区前景议论纷纷，感到彷徨、迷茫之际，1986年初，中央及时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对深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主要作用并不是自己创造多少产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创造出新鲜经验来，要求深圳把工作重点转向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由过去的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
深圳市政府党组第57次会议纪要，可以说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市已拥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间，床位40880张，加上各度假村床位4420张，共有床位45300张，总面积为76．6万平方米。据今年上半年统计，中高档宾馆住房率平均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兴建的高层综合性楼宇达297幢，建成后拥有床位15万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量。同时，这批综合性高层建筑全部建成后，需增加电气设备安装容量69万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万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预算。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醒我们必须对经济发展采取果断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
调整势在必行。这次大调整，是深圳建立特区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有人用壮士断臂来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调整就没有出路。1986年，我们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这是一次自觉有序的调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动中求得主动。第一，调整是积极的方针，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第二，调整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调，有的少调；第三，调整必须与改革结合起来，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为特区长远发展、为建立新体制新机制打下一个基矗我们规定今后不许搞赤字财政，政府机构不许给企业乱担保。经过1986年到1987年两年的调整，1986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从1987年起便稳步快速增长，从此以后深圳的经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可以说，那时的大调整和相关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年后，我们还完了所有的银行债务，深圳成为没有债务的城市。在1988年全国开始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了调整的阵痛，开始了又一轮改革发展的急行军。
从股份制改革到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是全国最早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城市。我们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但还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营造一个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地方。
1986年10月，我们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6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市政府向这6家企业派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大企业试，小企业也试，当时王石还在特发集团下面很小的公司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当总经理，他对股份制改革很积极，我们也大力支持。1988年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才更名深圳万科。同时，筹备国内首家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一成立，公开发行股票，自然就有交易。那时谁也没想到搞证券市常
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证券市场只是其中考察的一项。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我代表市政府讲话，欢迎英国金融投资家到深圳投资。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当时深圳发展银行股票还是柜台交易，交易量很大，但柜台交易是不行的。回到香港，我就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最早想找日本大和证券当顾问，他们的老板叫宫崎永一，我们从1980年就开始交往，比较熟悉，关系也不错，但是考虑到日本太远，语言交流不方便，就请邻近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帮我们做三件事。第一件，帮我们起草一个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一个证券市场要有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还要有登记公司，还要有交易所，还要对股民宣传教育等等，否则不成一个体系；第二，帮助起草证券市场各种法规制度，最好把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法规制度都找来作参考；第三，帮助我们培训证券方面的干部，分期培训骨干人才。从香港回来后，我们马上就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后来说赤裸裸的叫资本市场，不好听，就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连个像样的地方都没有，租了国贸的几间仓库，当时临时筹建办公室。
到了1990年，场外交易泛滥起来，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我们一切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到了11月下旬，我们所有的证券交易系统都搞好了，我说不能再拖了，就带着郑良玉、张鸿义几个市领导，还有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参观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在现场第一次看到黄马褂，计算机操作交易系统也都完善了。他们告诉说，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批不批不管，政府会负责，你们一定要开，先试验嘛。就选个好日子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开业，我们是试营业，也没搞个仪式，到第二年批下来，1991年7月9日我们才补办了开业仪式。现在还是提两个证券交易所，深圳是先生孩子后登记嘛。当时中央对证券市场有不同看法，没有把握。小平同志1992年来深圳还讲“可以先试，不行就关了嘛1我们最大困难是1991年，当时场外交易泛滥，暴涨暴跌，控制不住了，差一点就关掉了。所以说，有上海成立证交所好，否则我们是孤军奋战，1991年可能就被关掉了。
深圳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搞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又成立了股份制企业，搞了场外交易，自然就引导到证券市场上来，开办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取代泛滥的场外交易。1990年，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最高炒到每股132元。这里还有一个故事。1987年深发展股票发行时，公众股还有80万卖不出去，当时到机关推销，公务员可买200股，20元一股，4000元。万科也卖不出去，到蛇口摆地摊，就像现在卖彩票一样。我那时的工资只有200多元，当时谣言满天飞，香港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450万，交了150万党费，搞得我一身不是，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中资金买了200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李鹏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搞得我哭笑不得。我找到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买发展银行原始股处长以上的名单给我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竣还有警备区政委三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他最后签了，发了下来。
（责编：杨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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