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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国务院原总理李鹏同志逝世 享年91岁 (1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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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o_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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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任总理，评价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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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历史的先声〉序言：还要走很长的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
2009年09月24日
https://m.baidu.com/from=1012852y/b...uc8qsddcoy0RJgKK&tcid=jyfv6ce9&ptcid=jyfuy8e5
李普
《新华日报》老友潘培新送给我这本《历史的先声》，因为其中收了我两篇文章，特意买来相赠。我十分感谢，披读之下，感慨万千。后来编者笑蜀找到了我，说这本书将在香港再版，要我写篇序。这本书里说的都是真话。共产党人为真理而奋斗，更不应当说假话。本着这种精神，在纪念我党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我就来说点读后感吧。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写过一个专栏。本书收录的《一切光荣归于民主》是其中的一篇，是延安《解放日报》从《新华日报》转载的，两者都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重庆是南京沦陷于日寇之手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中共的代表团以周恩来为首驻扎于此。
（一）
这本书收集了当年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一些言论，主题是要求实行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毛泽东1944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他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这些话对不对呢？我认为很符合实际，很对很对。
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做《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说：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任务至今没有完成，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至今没有完全实现。我认为这也很符合实际，也是很对很对的。
然则为甚么没有实现？这个问题很大，是个大理论问题，也是个大实际问题。我不想做大文章，也没本事做大文章，我只想问问，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甚么经验教训。我想答案之一是，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缺少一个好的制度或者好的体制。这个好的制度或者体制形成文字，主要是宪法。吸取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我认为首先是修宪。邓小平接触到了这个问题，1980年他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甚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他这些话说得好。我想的是，今后我国就是要靠制度，靠“法”，不靠人。对掌权的公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我们老百姓承认并且希望他们都是君子，这才有可能选举他们为我们服务，但是还要防止他们变成小人，使他们上台以后不可能为所欲为，使他们企图不择手段而不可得。换句话说，我们要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耍手段说假话欺骗人民，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须这样小心谨慎、步步设防，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品质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西方哲人有的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有的说：“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权力。”历史证明他们说得很深刻。所以，对越是权力大的职位越要有严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权力来制衡不可。只有几种权利相互制衡，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二）
这里让我们进一步追问，然则，何以我们没有或者没能制订这样一部宪法呢？让我们再从毛泽东说起吧，其实这远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本书收录了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段对话，人们常常引用。我认为毛泽东这段话看起来很对很好，其实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l945年黄炎培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的方略，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起来很对很好。但是，第一，这是他上台以前的话；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作数。第二，他预先肯定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必定是正确的，必定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人民监督的目的仅仅在于叫当权者不敢懈怠；以及不至于人亡政息而已。这一点，拿毛泽东本人的情况来对照对照，就很不符合。1957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求他们“监督”，结果他打了五十五万人为“右派份子”；并且公然说他当初的动员和请求是“引蛇出洞”。后来他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对这种政治局面，人民别无他法，恐怕只能企盼他“懈怠”一点才好。特别是他晚年亲自发动和指挥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全国人民的大灾难，冤狱遍于国中，暴虐史无前例。政局动乱延续十年之久，他自己不能收场，人民无可奈何；直到他老人家离开这世界，才得以“人亡政息”。
仔细想想毛泽东这一席话，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的，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的；古代的“明君”表示鼓励臣民进谏，也可以说出大致类似的话来。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民主和民主监督的意思首先是和主要是约束掌权者，限制他们的权力，使他们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人民的权利，不可能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毛泽东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代肆意折腾的雄主，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民主宪政时代的这个真谛，他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
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不能接受，这一点最足以说明他脑子里毫无宪政民主的概念。尼克松1974年下台，1976年毛泽东去世。那年元旦，尼克松的女儿夫妇俩拜访毛泽东。单少杰教授在《轻淡水门丑闻，调侃西方政治》一文中，根据当事者的记载作了非常传神的述评，请允许我略作删节，摘引如下：
朱莉·尼克松递上了她爸爸的信。老人家喃喃地读着……
“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
“好多了。”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艾森豪威尔插进话来，这位尼克松的女婿正是毛泽东此次谈话的真正对话者……“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老人家容不得半个“不”字。接着他又大加发挥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为了美国，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老人家不容分辨，又抢过话来：“西方政治？那是假的。为什么不？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甚至是卫生纸糊的。”
在东方人眼里，西方政治带着一股奶味。他们对水门事件的看法一致得就像商量过似的。英迪拉·甘地说：“为几卷录音带大吵大闹，值得吗？”萨达特说：“大惊小怪，统治者难道不允许进行统治？”
前面我说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我的意思还不是指英迪拉那些外国人，而是指我们中国人，并且首先是指我自己，当年我自己也是那样看的。当美国为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把戏，是尼克松的反对党民主党煽动起来，愚弄老百姓的。后来看到共和党里也有人反对他，我认为这更可见资产阶级政治的虚伪性，那些政党的党员不过是些政客，只为个人名利，见风使舵。近年来稍稍接触一点美国和英法的历史，才知道那是由于我自己太缺乏常识，对西方近代和现代政治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一无所知。改革开放以前，我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社会科学。这种迷信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由于愚昧而陷入了更深的愚昧。我今年吃八十三岁的饭，我相信现在七八十岁的我们这一代人中，像我这样的不会只有我一个。 单少杰在他的文章里说：“毛泽东在‘水门事件’上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恰恰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精华，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在这种制衡机制的作用下，国家的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即使总统也不能例外。如果总统做了假，犯了法，欺骗国会，蒙蔽人民，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国会有权追究其责任，甚至有权弹劾他，把他撵下台。新闻媒体也有权批评他，使他在全国老百姓面前曝光，在那些既可以投他赞成票也可以投他反对票的选民中丢人现眼，无地自容。因此，在这种权力制衡下，很难产生出不受制约的独裁政权或独裁人物。这也正是那位已居于至高无上地位，无人能管、无人能批的伟大领袖所‘不能理解’的。”单少杰这些话正是我想说的，我不能说得更好，所以干脆抄下来。
（三）
最后再说说宪法的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次全会上印发一张大字报，就把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了。国家主席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何以这宪法就这样如同废纸，既不能限制毛泽东、也不能保护刘少奇呢？可见这宪法本身一定存在着大问题、大缺陷。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于是乎毫无用处。
所以我想，总结起这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教训来，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要从修宪做起，首先就要研究宪法。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同时就是补上宪政民主这一课。我想不仅我们老年人需要补这一课，恐怕许多年轻人也需要补这一课。顺便举个例吧，我现在居住的这机关宿舍区两个小小的花坛上，竖立着几块红字白底黑边的牌牌，制作很是工整。其中一块上写的是：“知法懂法守法一个不能少；国事民事天下事事事需要法制。”其他几块写的是“争当文明市民”和“社区为我办实事”之类，看来是有关机关统一制作或统一安排的。前一块使我感到很遗憾，“知法、懂法、守法”当然很重要，可惜偏偏漏掉了“用法”，我想，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在懂得“守法”的同时。还应当懂得“用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我希望大家来研究宪法，讨论宪法，然后大家来修宪、行宪！这又要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否则这种研究和讨论根本不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言论比过去自由多了，比如现在各种顺口溜层出不穷，口头流传无远弗届。人们在朋友间、甚至在餐馆里，可以谈论国事，不怕有人打小报告。但是人民能公开宣讲自己的这些意见吗？能举行记者招待会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吗？报刊书籍能发表这些言论吗？我国至今还没有这种充分的言论自由，更没有出版自由。虽然这些都是宪法上写了的，却还有赖于大家来争取。所以研究宪法、讨论宪法、修宪、行宪，又只有从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做起。我想我跟大家一样，不愿看到动乱，更不愿再发生暴力斗争，那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中共十五大决定依法治国，很好很好，我希望我国的历史能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中共是执政党，我希望中共中央勇敢地站起来，也来议宪、修宪、行宪。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民主化的实现，还需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逐步前进，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呢。
2001年4月25日，北京。
作者李普是著名新闻工作者。湖南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辑、专栏作者。建国后曾在新华社、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大学、中共中央中南局等单位工作。1982年从新华总社副社长职位上离休。著有《光荣归于民主》、《刘伯承元帅传》等多种文集。
2009年09月24日
https://m.baidu.com/from=1012852y/b...uc8qsddcoy0RJgKK&tcid=jyfv6ce9&ptcid=jyfuy8e5
李普
《新华日报》老友潘培新送给我这本《历史的先声》，因为其中收了我两篇文章，特意买来相赠。我十分感谢，披读之下，感慨万千。后来编者笑蜀找到了我，说这本书将在香港再版，要我写篇序。这本书里说的都是真话。共产党人为真理而奋斗，更不应当说假话。本着这种精神，在纪念我党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我就来说点读后感吧。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写过一个专栏。本书收录的《一切光荣归于民主》是其中的一篇，是延安《解放日报》从《新华日报》转载的，两者都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重庆是南京沦陷于日寇之手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中共的代表团以周恩来为首驻扎于此。
（一）
这本书收集了当年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一些言论，主题是要求实行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毛泽东1944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他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这些话对不对呢？我认为很符合实际，很对很对。
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做《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说：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任务至今没有完成，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至今没有完全实现。我认为这也很符合实际，也是很对很对的。
然则为甚么没有实现？这个问题很大，是个大理论问题，也是个大实际问题。我不想做大文章，也没本事做大文章，我只想问问，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甚么经验教训。我想答案之一是，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缺少一个好的制度或者好的体制。这个好的制度或者体制形成文字，主要是宪法。吸取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我认为首先是修宪。邓小平接触到了这个问题，1980年他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甚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他这些话说得好。我想的是，今后我国就是要靠制度，靠“法”，不靠人。对掌权的公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我们老百姓承认并且希望他们都是君子，这才有可能选举他们为我们服务，但是还要防止他们变成小人，使他们上台以后不可能为所欲为，使他们企图不择手段而不可得。换句话说，我们要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耍手段说假话欺骗人民，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须这样小心谨慎、步步设防，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品质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西方哲人有的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有的说：“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权力。”历史证明他们说得很深刻。所以，对越是权力大的职位越要有严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权力来制衡不可。只有几种权利相互制衡，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二）
这里让我们进一步追问，然则，何以我们没有或者没能制订这样一部宪法呢？让我们再从毛泽东说起吧，其实这远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本书收录了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段对话，人们常常引用。我认为毛泽东这段话看起来很对很好，其实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l945年黄炎培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的方略，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起来很对很好。但是，第一，这是他上台以前的话；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作数。第二，他预先肯定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必定是正确的，必定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人民监督的目的仅仅在于叫当权者不敢懈怠；以及不至于人亡政息而已。这一点，拿毛泽东本人的情况来对照对照，就很不符合。1957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求他们“监督”，结果他打了五十五万人为“右派份子”；并且公然说他当初的动员和请求是“引蛇出洞”。后来他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对这种政治局面，人民别无他法，恐怕只能企盼他“懈怠”一点才好。特别是他晚年亲自发动和指挥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全国人民的大灾难，冤狱遍于国中，暴虐史无前例。政局动乱延续十年之久，他自己不能收场，人民无可奈何；直到他老人家离开这世界，才得以“人亡政息”。
仔细想想毛泽东这一席话，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的，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的；古代的“明君”表示鼓励臣民进谏，也可以说出大致类似的话来。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民主和民主监督的意思首先是和主要是约束掌权者，限制他们的权力，使他们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人民的权利，不可能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毛泽东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代肆意折腾的雄主，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民主宪政时代的这个真谛，他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
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不能接受，这一点最足以说明他脑子里毫无宪政民主的概念。尼克松1974年下台，1976年毛泽东去世。那年元旦，尼克松的女儿夫妇俩拜访毛泽东。单少杰教授在《轻淡水门丑闻，调侃西方政治》一文中，根据当事者的记载作了非常传神的述评，请允许我略作删节，摘引如下：
朱莉·尼克松递上了她爸爸的信。老人家喃喃地读着……
“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
“好多了。”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艾森豪威尔插进话来，这位尼克松的女婿正是毛泽东此次谈话的真正对话者……“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老人家容不得半个“不”字。接着他又大加发挥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为了美国，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老人家不容分辨，又抢过话来：“西方政治？那是假的。为什么不？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甚至是卫生纸糊的。”
在东方人眼里，西方政治带着一股奶味。他们对水门事件的看法一致得就像商量过似的。英迪拉·甘地说：“为几卷录音带大吵大闹，值得吗？”萨达特说：“大惊小怪，统治者难道不允许进行统治？”
前面我说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我的意思还不是指英迪拉那些外国人，而是指我们中国人，并且首先是指我自己，当年我自己也是那样看的。当美国为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把戏，是尼克松的反对党民主党煽动起来，愚弄老百姓的。后来看到共和党里也有人反对他，我认为这更可见资产阶级政治的虚伪性，那些政党的党员不过是些政客，只为个人名利，见风使舵。近年来稍稍接触一点美国和英法的历史，才知道那是由于我自己太缺乏常识，对西方近代和现代政治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一无所知。改革开放以前，我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社会科学。这种迷信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由于愚昧而陷入了更深的愚昧。我今年吃八十三岁的饭，我相信现在七八十岁的我们这一代人中，像我这样的不会只有我一个。 单少杰在他的文章里说：“毛泽东在‘水门事件’上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恰恰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精华，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在这种制衡机制的作用下，国家的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即使总统也不能例外。如果总统做了假，犯了法，欺骗国会，蒙蔽人民，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国会有权追究其责任，甚至有权弹劾他，把他撵下台。新闻媒体也有权批评他，使他在全国老百姓面前曝光，在那些既可以投他赞成票也可以投他反对票的选民中丢人现眼，无地自容。因此，在这种权力制衡下，很难产生出不受制约的独裁政权或独裁人物。这也正是那位已居于至高无上地位，无人能管、无人能批的伟大领袖所‘不能理解’的。”单少杰这些话正是我想说的，我不能说得更好，所以干脆抄下来。
（三）
最后再说说宪法的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次全会上印发一张大字报，就把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了。国家主席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何以这宪法就这样如同废纸，既不能限制毛泽东、也不能保护刘少奇呢？可见这宪法本身一定存在着大问题、大缺陷。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于是乎毫无用处。
所以我想，总结起这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教训来，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要从修宪做起，首先就要研究宪法。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同时就是补上宪政民主这一课。我想不仅我们老年人需要补这一课，恐怕许多年轻人也需要补这一课。顺便举个例吧，我现在居住的这机关宿舍区两个小小的花坛上，竖立着几块红字白底黑边的牌牌，制作很是工整。其中一块上写的是：“知法懂法守法一个不能少；国事民事天下事事事需要法制。”其他几块写的是“争当文明市民”和“社区为我办实事”之类，看来是有关机关统一制作或统一安排的。前一块使我感到很遗憾，“知法、懂法、守法”当然很重要，可惜偏偏漏掉了“用法”，我想，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在懂得“守法”的同时。还应当懂得“用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我希望大家来研究宪法，讨论宪法，然后大家来修宪、行宪！这又要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否则这种研究和讨论根本不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言论比过去自由多了，比如现在各种顺口溜层出不穷，口头流传无远弗届。人们在朋友间、甚至在餐馆里，可以谈论国事，不怕有人打小报告。但是人民能公开宣讲自己的这些意见吗？能举行记者招待会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吗？报刊书籍能发表这些言论吗？我国至今还没有这种充分的言论自由，更没有出版自由。虽然这些都是宪法上写了的，却还有赖于大家来争取。所以研究宪法、讨论宪法、修宪、行宪，又只有从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做起。我想我跟大家一样，不愿看到动乱，更不愿再发生暴力斗争，那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中共十五大决定依法治国，很好很好，我希望我国的历史能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中共是执政党，我希望中共中央勇敢地站起来，也来议宪、修宪、行宪。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民主化的实现，还需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逐步前进，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呢。
2001年4月25日，北京。
作者李普是著名新闻工作者。湖南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辑、专栏作者。建国后曾在新华社、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大学、中共中央中南局等单位工作。1982年从新华总社副社长职位上离休。著有《光荣归于民主》、《刘伯承元帅传》等多种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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