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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哭穷 (1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byron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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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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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这是近年来深受社会广泛诟病的三大顽疾。此前有资料显示，在每年的公务开支中，仅公款吃喝就要花掉2000多个亿，而今这一记录又创新高：据国家信息中心一课题组披露，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费用已达到3700亿元。（见10月31日华西都市报）
3700亿，可以修建多少所希望学校，可以扶持多少下岗工人重新就业，可以帮助多少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这笔帐用不着去精确计算，其结果无疑也是相当惊人的。这么一大笔宝贵的财富，就这样让官员们的一张张大嘴小嘴吃掉喝掉，能不令人感到痛惜？
与这3700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6月，陕西大荔县境内发生罕见的大风、冰雹灾害，经济损失十分严重，日前，当地受灾群众从乡政府领到了由县民政部门下发的救灾款，平均每人一元钱。（见10月31日华商报）
一元钱能派上什么用场？即便是在偏远的农村，在受灾后的群众手里，除了能让人感觉到一点“温暖”之外，实在很难说还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要搁在官员们的酒宴上去比较，恐怕还值不上一根象样些的牙签。
关于公款大吃大喝，近年来中央曾三令五申严厉禁止，为什么此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猖獗？有人将此归结于缺乏刚性的法律约束，希望通过立法来遏制公款吃喝。当然，这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正如刑法不能完全阻止刑事犯罪一样，如果不从体制内部进行严格的规范，不下大力气去抓官员的政德培育和素质修养，即使是有了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没有针对公款吃喝制定专门的法律，但却有效地管住了官员们的嘴巴。比如在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就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开支，政府工作人员因公而不能回家吃饭，也没有“工作餐”、“误餐补助”一说，这样既没有财政的支持，又没有任何可以“吃”公家的借口，谁还会热心张罗着请人吃饭？再如俄罗斯，政府单位请人吃饭至少要完成五步手续，帐单也至少要有三个领导签字才能报销，整个过程有时要耗时数个月，如此繁杂、细致的申请、报销手续让人生畏，除非是万不得已，很多人宁愿自己掏钱请客，也不想去惹公款吃喝的麻烦。
反观我们，花起公款来比人家就要方便的多，也大方的多。在一些部门、单位，不仅财政预算中有专列的招待费用，内部还可以通过设立“小金库”、“帐外帐”来为公款消费提供便利；入不敷出，还能够申请财政计划外拨款。单位领导，尤其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有时只需要点个头，表个态，连正常的财经手续都不必履行，就可以动用公款用于各种名目的招待、接待。存在于管理、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无疑给公款吃喝打开了畅行无阻的方便之门。
如果我们的财政能够减少甚至完全断绝对公款吃喝的“供奶”；如果我们的公共舆论监督能达到如此的境界：公款吃喝必须填写“请客计划”，必须详实说明“去哪儿吃、吃什么、价格如何、请吃的目的何在”；如果我们的官员能够切实做到对纳税人的钱负责，会因吃了不该吃的、喝了不该喝的而断送政治生命，如此，即便不能完全杜绝公款吃喝，至少，也不至于会出现公费吃喝开支每年以近千亿增幅飚升的局面。
表面上看，3700亿与人平一元钱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多少还是能够说明一点问题。时下，有关官员们吃喝的百态丑闻并不少见，一些地方政府即便是穷的发不出工资，没有办公经费，仍照样不误“吃喝”，没钱了就去赊帐，就打“白条”，甚至不惜卖掉办公楼，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嘴巴吃亏。而一旦需要投资公共事业，需要对困难群众实施救助，则往往是捉襟见肘，难上加难。在发放人均一元钱救灾款的这个地方，有关部门或许确实是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但当地县、乡两级政府有没有通过压缩行政开支规模、削减公务招待费用、减少不必要的公款消费等方式，来表示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和支持？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一边是每年公款吃喝3700亿，一边是受灾群众人平一元钱的救灾款，如此巨大的现实反差，令人感受到的又何止只是数字带来的震撼！（梅广）
3700亿，可以修建多少所希望学校，可以扶持多少下岗工人重新就业，可以帮助多少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这笔帐用不着去精确计算，其结果无疑也是相当惊人的。这么一大笔宝贵的财富，就这样让官员们的一张张大嘴小嘴吃掉喝掉，能不令人感到痛惜？
与这3700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6月，陕西大荔县境内发生罕见的大风、冰雹灾害，经济损失十分严重，日前，当地受灾群众从乡政府领到了由县民政部门下发的救灾款，平均每人一元钱。（见10月31日华商报）
一元钱能派上什么用场？即便是在偏远的农村，在受灾后的群众手里，除了能让人感觉到一点“温暖”之外，实在很难说还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要搁在官员们的酒宴上去比较，恐怕还值不上一根象样些的牙签。
关于公款大吃大喝，近年来中央曾三令五申严厉禁止，为什么此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猖獗？有人将此归结于缺乏刚性的法律约束，希望通过立法来遏制公款吃喝。当然，这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正如刑法不能完全阻止刑事犯罪一样，如果不从体制内部进行严格的规范，不下大力气去抓官员的政德培育和素质修养，即使是有了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没有针对公款吃喝制定专门的法律，但却有效地管住了官员们的嘴巴。比如在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就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开支，政府工作人员因公而不能回家吃饭，也没有“工作餐”、“误餐补助”一说，这样既没有财政的支持，又没有任何可以“吃”公家的借口，谁还会热心张罗着请人吃饭？再如俄罗斯，政府单位请人吃饭至少要完成五步手续，帐单也至少要有三个领导签字才能报销，整个过程有时要耗时数个月，如此繁杂、细致的申请、报销手续让人生畏，除非是万不得已，很多人宁愿自己掏钱请客，也不想去惹公款吃喝的麻烦。
反观我们，花起公款来比人家就要方便的多，也大方的多。在一些部门、单位，不仅财政预算中有专列的招待费用，内部还可以通过设立“小金库”、“帐外帐”来为公款消费提供便利；入不敷出，还能够申请财政计划外拨款。单位领导，尤其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有时只需要点个头，表个态，连正常的财经手续都不必履行，就可以动用公款用于各种名目的招待、接待。存在于管理、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无疑给公款吃喝打开了畅行无阻的方便之门。
如果我们的财政能够减少甚至完全断绝对公款吃喝的“供奶”；如果我们的公共舆论监督能达到如此的境界：公款吃喝必须填写“请客计划”，必须详实说明“去哪儿吃、吃什么、价格如何、请吃的目的何在”；如果我们的官员能够切实做到对纳税人的钱负责，会因吃了不该吃的、喝了不该喝的而断送政治生命，如此，即便不能完全杜绝公款吃喝，至少，也不至于会出现公费吃喝开支每年以近千亿增幅飚升的局面。
表面上看，3700亿与人平一元钱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多少还是能够说明一点问题。时下，有关官员们吃喝的百态丑闻并不少见，一些地方政府即便是穷的发不出工资，没有办公经费，仍照样不误“吃喝”，没钱了就去赊帐，就打“白条”，甚至不惜卖掉办公楼，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嘴巴吃亏。而一旦需要投资公共事业，需要对困难群众实施救助，则往往是捉襟见肘，难上加难。在发放人均一元钱救灾款的这个地方，有关部门或许确实是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但当地县、乡两级政府有没有通过压缩行政开支规模、削减公务招待费用、减少不必要的公款消费等方式，来表示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和支持？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一边是每年公款吃喝3700亿，一边是受灾群众人平一元钱的救灾款，如此巨大的现实反差，令人感受到的又何止只是数字带来的震撼！（梅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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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亿，可以修建多少所希望学校，可以扶持多少下岗工人重新就业，可以帮助多少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这笔帐用不着去精确计算，其结果无疑也是相当惊人的。这么一大笔宝贵的财富，就这样让官员们的一张张大嘴小嘴吃掉喝掉，能不令人感到痛惜？
与这3700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6月，陕西大荔县境内发生罕见的大风、冰雹灾害，经济损失十分严重，日前，当地受灾群众从乡政府领到了由县民政部门下发的救灾款，平均每人一元钱。（见10月31日华商报）
一元钱能派上什么用场？即便是在偏远的农村，在受灾后的群众手里，除了能让人感觉到一点“温暖”之外，实在很难说还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要搁在官员们的酒宴上去比较，恐怕还值不上一根象样些的牙签。
关于公款大吃大喝，近年来中央曾三令五申严厉禁止，为什么此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猖獗？有人将此归结于缺乏刚性的法律约束，希望通过立法来遏制公款吃喝。当然，这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正如刑法不能完全阻止刑事犯罪一样，如果不从体制内部进行严格的规范，不下大力气去抓官员的政德培育和素质修养，即使是有了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没有针对公款吃喝制定专门的法律，但却有效地管住了官员们的嘴巴。比如在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就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开支，政府工作人员因公而不能回家吃饭，也没有“工作餐”、“误餐补助”一说，这样既没有财政的支持，又没有任何可以“吃”公家的借口，谁还会热心张罗着请人吃饭？再如俄罗斯，政府单位请人吃饭至少要完成五步手续，帐单也至少要有三个领导签字才能报销，整个过程有时要耗时数个月，如此繁杂、细致的申请、报销手续让人生畏，除非是万不得已，很多人宁愿自己掏钱请客，也不想去惹公款吃喝的麻烦。
反观我们，花起公款来比人家就要方便的多，也大方的多。在一些部门、单位，不仅财政预算中有专列的招待费用，内部还可以通过设立“小金库”、“帐外帐”来为公款消费提供便利；入不敷出，还能够申请财政计划外拨款。单位领导，尤其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有时只需要点个头，表个态，连正常的财经手续都不必履行，就可以动用公款用于各种名目的招待、接待。存在于管理、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无疑给公款吃喝打开了畅行无阻的方便之门。
如果我们的财政能够减少甚至完全断绝对公款吃喝的“供奶”；如果我们的公共舆论监督能达到如此的境界：公款吃喝必须填写“请客计划”，必须详实说明“去哪儿吃、吃什么、价格如何、请吃的目的何在”；如果我们的官员能够切实做到对纳税人的钱负责，会因吃了不该吃的、喝了不该喝的而断送政治生命，如此，即便不能完全杜绝公款吃喝，至少，也不至于会出现公费吃喝开支每年以近千亿增幅飚升的局面。
表面上看，3700亿与人平一元钱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多少还是能够说明一点问题。时下，有关官员们吃喝的百态丑闻并不少见，一些地方政府即便是穷的发不出工资，没有办公经费，仍照样不误“吃喝”，没钱了就去赊帐，就打“白条”，甚至不惜卖掉办公楼，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嘴巴吃亏。而一旦需要投资公共事业，需要对困难群众实施救助，则往往是捉襟见肘，难上加难。在发放人均一元钱救灾款的这个地方，有关部门或许确实是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但当地县、乡两级政府有没有通过压缩行政开支规模、削减公务招待费用、减少不必要的公款消费等方式，来表示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和支持？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一边是每年公款吃喝3700亿，一边是受灾群众人平一元钱的救灾款，如此巨大的现实反差，令人感受到的又何止只是数字带来的震撼！（梅广）
3700亿，可以修建多少所希望学校，可以扶持多少下岗工人重新就业，可以帮助多少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这笔帐用不着去精确计算，其结果无疑也是相当惊人的。这么一大笔宝贵的财富，就这样让官员们的一张张大嘴小嘴吃掉喝掉，能不令人感到痛惜？
与这3700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6月，陕西大荔县境内发生罕见的大风、冰雹灾害，经济损失十分严重，日前，当地受灾群众从乡政府领到了由县民政部门下发的救灾款，平均每人一元钱。（见10月31日华商报）
一元钱能派上什么用场？即便是在偏远的农村，在受灾后的群众手里，除了能让人感觉到一点“温暖”之外，实在很难说还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要搁在官员们的酒宴上去比较，恐怕还值不上一根象样些的牙签。
关于公款大吃大喝，近年来中央曾三令五申严厉禁止，为什么此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猖獗？有人将此归结于缺乏刚性的法律约束，希望通过立法来遏制公款吃喝。当然，这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正如刑法不能完全阻止刑事犯罪一样，如果不从体制内部进行严格的规范，不下大力气去抓官员的政德培育和素质修养，即使是有了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没有针对公款吃喝制定专门的法律，但却有效地管住了官员们的嘴巴。比如在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就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开支，政府工作人员因公而不能回家吃饭，也没有“工作餐”、“误餐补助”一说，这样既没有财政的支持，又没有任何可以“吃”公家的借口，谁还会热心张罗着请人吃饭？再如俄罗斯，政府单位请人吃饭至少要完成五步手续，帐单也至少要有三个领导签字才能报销，整个过程有时要耗时数个月，如此繁杂、细致的申请、报销手续让人生畏，除非是万不得已，很多人宁愿自己掏钱请客，也不想去惹公款吃喝的麻烦。
反观我们，花起公款来比人家就要方便的多，也大方的多。在一些部门、单位，不仅财政预算中有专列的招待费用，内部还可以通过设立“小金库”、“帐外帐”来为公款消费提供便利；入不敷出，还能够申请财政计划外拨款。单位领导，尤其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有时只需要点个头，表个态，连正常的财经手续都不必履行，就可以动用公款用于各种名目的招待、接待。存在于管理、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无疑给公款吃喝打开了畅行无阻的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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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3700亿与人平一元钱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多少还是能够说明一点问题。时下，有关官员们吃喝的百态丑闻并不少见，一些地方政府即便是穷的发不出工资，没有办公经费，仍照样不误“吃喝”，没钱了就去赊帐，就打“白条”，甚至不惜卖掉办公楼，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嘴巴吃亏。而一旦需要投资公共事业，需要对困难群众实施救助，则往往是捉襟见肘，难上加难。在发放人均一元钱救灾款的这个地方，有关部门或许确实是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但当地县、乡两级政府有没有通过压缩行政开支规模、削减公务招待费用、减少不必要的公款消费等方式，来表示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和支持？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一边是每年公款吃喝3700亿，一边是受灾群众人平一元钱的救灾款，如此巨大的现实反差，令人感受到的又何止只是数字带来的震撼！（梅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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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93秋 @ 2006年11月01日 Wednesday, 05:33 PM)
我想杀光所有的贪官，但求他办事时，我又极力讨好他．
这跟“公款吃喝”有很少的关系，因为去求人家，就是自己掏腰包了，花的是贿赂人的钱，而不是公家的。
QUOTE(化骨绵豆 @ 2006年11月01日 Wednesday, 08:31 PM)
针对这句话，凤凰卫视《天天有报读》主持杨锦麟在节目中的点评是――可能他们认为还没吃够！
“硕鼠”的欲望永远难以满足，因为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他们也是“人”。他们之所以能吃，是因为权力没有了监管，就成了达成私欲的快艇。
QUOTE(一支笔 @ 2006年11月01日 Wednesday, 08:55 PM)
我们都是公家人，用点公家钱很正常吧。
正常的政府运营成本是必须的，我们在谈的是非正常的花费、假公济私等
我想杀光所有的贪官，但求他办事时，我又极力讨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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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公款吃喝”有很少的关系，因为去求人家，就是自己掏腰包了，花的是贿赂人的钱，而不是公家的。
QUOTE(化骨绵豆 @ 2006年11月01日 Wednesday, 08:31 PM)
针对这句话，凤凰卫视《天天有报读》主持杨锦麟在节目中的点评是――可能他们认为还没吃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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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鼠”的欲望永远难以满足，因为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他们也是“人”。他们之所以能吃，是因为权力没有了监管，就成了达成私欲的快艇。
QUOTE(一支笔 @ 2006年11月01日 Wednesday, 08:55 PM)
我们都是公家人，用点公家钱很正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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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政府运营成本是必须的，我们在谈的是非正常的花费、假公济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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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流失赌金六千亿 官员公款豪赌尤甚
中国近年来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博资金超过六千亿元人民币，其中官员挪用公款豪赌现象尤其引人注目。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强行关闭了许多境外赌场，并且对一些用公款豪赌的官员进行了查处。
丢了钱 害了官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披露，目前，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从日本、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并一直延伸至澳大利亚及欧、美的庞大的境外“赌博网”。在过去几年中，已有数十名内地官员或国企领导因境外豪赌而落马。他们输掉的钱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元。
据中国公安部统计，每年中国通过境外赌博、网络赌博、聚众赌博以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种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超过六千亿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总额的15倍。
中国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的报道说，赌博不仅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合法的彩票事业带来极大的冲击，也给部份官员提供了贪污公款、损害国家利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机会，同时助长了非法洗钱、地下黑市交易等犯罪行为，因此，对于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必须严厉打击。
输则“报销” 赢则归己
旅美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中国官员之所以可以在境外豪赌是因为他们手中拥有特权，能够用各种办法获得护照，而且是以因公的名义和出差的形式到国外大规模赌场豪赌一把。
“从缅甸、越南到中国的澳门，还有东北边境一些俄罗斯边境城市都有境外赌场，当然更远的和更高级的就是远渡重洋，比方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现在拉斯维加斯一半以上的客人都是大陆来的，我相信他们都不是普通民众。”
程晓农说，官员赌博与普通老百姓赌博的另一个显着区别就是，官员往往是用公款进行赌博的，因此才有一掷千金的气概。
“他们通常不会把自己的家产拿来赌，而是动用公款。赌输了，就相当于政府报销了。很少听说政府官员因为赌博输了以后把家产拍卖了来偿还公债。如果赌赢了，那自然钱就归他所有。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变相的捞钱的手法。”
以南方的澳门特区为例，澳门赌场的93%的赌客都是来自大陆，而且大多数都是挪用公款的某官员。 这些官赌案影响恶劣，他们挥霍了老百姓的血汗钱，严重损害了某党和中国政府的形象。
《中国日报》报道，有鉴于此，自2005年以来，中国警方和邻国的执法机构合作，总共关闭了120多家紧靠中国边境的赌场，其中多数是非法赌场。报道说，中国与俄罗斯、缅甸以及越南当局合作取缔赌博活动，从2005年至今，中国边境的赌场数目从149家减少到28家。
治官才是治本
程晓农指出，中国政府对境外赌场采取的取缔措施当然是有一些效果。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
“这些做法只是治标，不是治本。中国官员好赌并不是因为缅甸设了赌场他们才变得好赌。相反，那些赌场是因为他们好赌才产生的。真正的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不去治本，不去治这些拿公款豪赌的官员，而是去治标，把赌场关起来。因为如果它要是认真的治本，那又会有一大批官员要受到打击，而且政府会觉得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损害。所以，与其是打击官员，还不如悄悄地把赌场关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说，要遏制不法官员将巨款带出或转移至境外豪赌，最关键的是要严格控制官员对公共财政的支配权和调度权。
据悉，许多中国官员利用境外赌场作为被挪用公款和非法资金的洗钱渠道。一些专家也指出，许多赌场即使被取缔，它们很快也会转入地下活动。
中国近年来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博资金超过六千亿元人民币，其中官员挪用公款豪赌现象尤其引人注目。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强行关闭了许多境外赌场，并且对一些用公款豪赌的官员进行了查处。
丢了钱 害了官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披露，目前，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从日本、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并一直延伸至澳大利亚及欧、美的庞大的境外“赌博网”。在过去几年中，已有数十名内地官员或国企领导因境外豪赌而落马。他们输掉的钱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元。
据中国公安部统计，每年中国通过境外赌博、网络赌博、聚众赌博以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种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超过六千亿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总额的15倍。
中国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的报道说，赌博不仅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合法的彩票事业带来极大的冲击，也给部份官员提供了贪污公款、损害国家利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机会，同时助长了非法洗钱、地下黑市交易等犯罪行为，因此，对于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必须严厉打击。
输则“报销” 赢则归己
旅美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中国官员之所以可以在境外豪赌是因为他们手中拥有特权，能够用各种办法获得护照，而且是以因公的名义和出差的形式到国外大规模赌场豪赌一把。
“从缅甸、越南到中国的澳门，还有东北边境一些俄罗斯边境城市都有境外赌场，当然更远的和更高级的就是远渡重洋，比方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现在拉斯维加斯一半以上的客人都是大陆来的，我相信他们都不是普通民众。”
程晓农说，官员赌博与普通老百姓赌博的另一个显着区别就是，官员往往是用公款进行赌博的，因此才有一掷千金的气概。
“他们通常不会把自己的家产拿来赌，而是动用公款。赌输了，就相当于政府报销了。很少听说政府官员因为赌博输了以后把家产拍卖了来偿还公债。如果赌赢了，那自然钱就归他所有。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变相的捞钱的手法。”
以南方的澳门特区为例，澳门赌场的93%的赌客都是来自大陆，而且大多数都是挪用公款的某官员。 这些官赌案影响恶劣，他们挥霍了老百姓的血汗钱，严重损害了某党和中国政府的形象。
《中国日报》报道，有鉴于此，自2005年以来，中国警方和邻国的执法机构合作，总共关闭了120多家紧靠中国边境的赌场，其中多数是非法赌场。报道说，中国与俄罗斯、缅甸以及越南当局合作取缔赌博活动，从2005年至今，中国边境的赌场数目从149家减少到28家。
治官才是治本
程晓农指出，中国政府对境外赌场采取的取缔措施当然是有一些效果。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
“这些做法只是治标，不是治本。中国官员好赌并不是因为缅甸设了赌场他们才变得好赌。相反，那些赌场是因为他们好赌才产生的。真正的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不去治本，不去治这些拿公款豪赌的官员，而是去治标，把赌场关起来。因为如果它要是认真的治本，那又会有一大批官员要受到打击，而且政府会觉得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损害。所以，与其是打击官员，还不如悄悄地把赌场关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说，要遏制不法官员将巨款带出或转移至境外豪赌，最关键的是要严格控制官员对公共财政的支配权和调度权。
据悉，许多中国官员利用境外赌场作为被挪用公款和非法资金的洗钱渠道。一些专家也指出，许多赌场即使被取缔，它们很快也会转入地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