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好网址 (1人在浏览)

[四中乐叔]

作者： 龙的心 　　2006-6-3 22:54:00
摘自： <凤凰网　“不以物喜多给予不以事悲多宽容”博客>
http://blog.phoenixtv.com/user2/qq6794/arc...006/138267.html

出处：《南风窗》杂志

2005年从开始说的“改革年”，演变成了“改革疑惑年”“改革争议年”，全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对改革是是非非的争论，迄今仍然波涛汹涌。这不仅说明中国的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而且证明理性地认识改革的本来面目已经十分迫切和必要。
改革的问题在哪里？

说改革在总体上值得基本肯定，并不表明笔者落入了“改革没有不成功的，成绩没有不辉煌的”的谜局。因为到现在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识改革，让改革这个词不再带着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才可能使改革重新恢复探索性、不断试错纠错的本来面目。而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当然可见，20多年的中国改革的确存在诸多问题，最值得警惕的是绝不能让权力扭曲改革。
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史，实际上可以大体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70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瓦解旧体制，主要方式是个体性的、自下而上的和体制外先行的，可以称为侵蚀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97年前后开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构建新体制，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可以称为转型阶段。
回过头看，第一阶段的改革尽管也有不少问题，但在瓦解旧体制上可以说是大体成功的。而第二阶段改革，本来应该搞大规模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但由于这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自我革命，触到了旧体制的要害，不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且改革本身也有被权力扭曲的危险。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明显步履蹒跚，改革出现了局部变形。
具体而言，国有资产被腐败分子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无良主管蛀蚀得千疮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财产缺乏保护，社会不公的加剧和腐败孳生，是行政权力滥用的集中表现。一些官员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通过种种违宪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在黑暗中吞噬着宪法和法律本已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一些部门和地方规章的制定严重缺乏公众参与和监督。
权力的滥用到1990年代中后期，导致了改革阵营的分化。局部变形的改革，对许多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近年来在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中，部分民众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更使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他们心目中失去了魅力。而局部地方和部门则出现了权力和资本的联合，这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
诚如吴先生所指出的：“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近年来吴先生等一批有良知的学者，之所以要大声而持续地发出要防止中国拉美化、西西里化、权贵化的种种疾呼，就是因为权力对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已经偏离了规范、法治的市场经济方向。针对这种许多改革几乎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情况，社会学家孙立平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
而权力之所以能够使改革扭曲变形，从观念层面上说，是因为在以往的改革中陷入了“对于权力的信任高于对法治的信任”的误区。而在实际操作中，以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放权让利、开放搞活”上，没有注重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而且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考虑得不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晖教授所说的“权力捉弄权利”的情况。总结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政治权力从经济社会领域退出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尚未破题。
当前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要想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倒退和停顿都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即使改革有再大的缺陷，中国大多数民众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只有一种声音、政治上人人自危、连买盒火柴都得凭票的“贫穷社会主义”年代。
但要让改革再出发，则必须明白中国改革的路向在本质上正是为了摆脱强权。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应该通向和谐社会的改革。唯愿这艰难的改革能够一路走好，从而造就明日中国的更大辉煌。

仅仅是渐进的经济改革？

谈及这20多年的中国改革，许多人都已经形成或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1978年后开始的改革，是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往的改革基本局限在经济领域，经济改革是整个改革的基本内容。真的是这样吗？笔者以为不然。因为你只要从这20多年中国改革历程的实际情形去看，就会知道：一个纯粹以经济为内容的社会改革是怎么也不可能进行下去的。
从许多人对中国在改革前状况的基本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当时政治权力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情形下，每一步改革，都不可能不牵涉政治。具体而言，1980年代几项重大而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恐怕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经济体制改革。且不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破除个人崇拜迷雾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中共11届5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11届6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拨乱反正运动，不能算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农村的“大包干”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推行的“承包制”以及“厂长负责制”，也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包干”的推进，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迅速瓦解以及乡镇政权的恢复密切相关。而“承包制”以及“厂长负责制”的推行，则更与国营企业“党委负责、书记挂帅”体制的结束密不可分。因此从1980年代始，中国的每一个经济改革措施，同时也就是政治改革的措施。
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改革是广义上的。许多人之所以认定改革只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他们是从狭义上来界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另外，中国在政改的宣传上一直很低调，往往是只做不说最多也不过是先做后说，在宣传中始终强调发展经济是中心任务，也会让人们产生改革不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觉。
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相信不难发现：这些年来中国改革前进的每一步，实际上都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因为改革从经济角度看，是一个经济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从政治角度来看，是一个党和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是一个党逐步改变其执政方式的过程。
再具体到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上，相信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尽管还不能够与发达国家比，但和20多年前相比，个人在择业、迁居、个人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言论的表达等方面，的确有了更多的自由，在消费上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自我合法权益的维护也有了更多保障。当然，毋庸讳言，中国人的权益保障也还不充分，中国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我们所期望的是今后做得更多更好，在不远的将来，先把中国已经签署加入的“国际人权宪章”的精神全面落实下来。
概括地说，我们对以往的中国改革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认识：这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性改革。只是其间的政治改革是以放权让利的方式逐步把自由和权利还给市场和个人。这场改革的主轴是政治权力逐步退出经济社会活动，而非如何约束政治权力和保障民众权利。改革直接导致了执政党执政方式和政府治理方式的渐变。
尽管当前中国社会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但中国在经济上高速增长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这场改革是在现有体制内进行的循序渐进的改良，因此可以说在总体上是基本成功的。

 

[四中乐叔]

作者： 熊文钊 张伟　　2006年05月26日 15:48

摘自：中新网→ 新闻中心 →滚动新闻


　　中新网5月26日电 《t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国家政策部门化存在四个严重弊端。这种权力异化危害巨大，它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严重毁损了政府形象，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制造矛盾并不断激化这种矛盾。

　　所谓国家政策部门化，主要是指个别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

　　“十一五”规划要求，统筹协调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搞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和政绩考核间的配合，防止国家政策部门化。

　　文章说，在中国现行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下，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是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审议，大量的部门规章、宏观政策是由相关部门制定并贯彻执行的。不可否认，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和制定行政规章、宏观政策有合理性的一面，行政部门对于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问题的把握较为清楚，能够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提供很好的参考。但是，这种由行政部门负责起草法律法规、制定规章也有不可避免的潜在弊病，那就是国家政策部门化。

　　文章说，由于目前旧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分割的痕迹依然存在，加上部门保护的出现，政府管理职能被分散于多个政府机构，容易出现责任混乱，从而导致多头管理或无人负责的现象时有发生。现实中，有的行政主管部门往往把政策制定权、分配资源、行政管理、行业监管权等集于一身，往往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资源分配和行政审批上，而对行政事务管理所要求的成本控制、技术保障、安全标准、环境保护、能源节约、消费者权益等内容过问甚少。这样的部门职权不清、职能不明，根本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要求和人民的期望，更不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

　　文章指出，国家政策部门化存在四个严重弊端。

　　弊端一：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国家政策部门化带来的必然是政府权力的部门化，这就造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综复杂，由于政出多门，不同的市场要素归不同的部门管理，使得市场的诸要素之间譬如人才、技术、劳力、资源、能源等等，由于部门政策的阻隔不能合理地按照市场规律流动，无形中增加市场成本和造成制度性、政策性障碍。从2004年到2006年，中央连发3个“一号文件”，还颁发了“非公有制经济36条”，其主旨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搞活市场经济，但一些部门却依据掌握的部门法规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收费而执法。正如有人指出，部门以法律在管，国家以政策在放，国家政策再好，也无法超越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利益化的格局。

　　弊端二：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部门化立法或立法的部门化，往往导致部门立法的效力反而高于国家法律法规，或者通过部门规章将国家法律法规架空，使得国家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从根本上无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化一元化法律体系要求，破坏了法制的统一。由部门利益驱动的权力扩张和部门权力争执同时并存，将使原本膨胀的行政立法趋向混乱不堪的局面，造成法律与行政法规、法规与法规(不同部门参与制定的)、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破坏法律体系的等级有序、协调一致，损害法治的权威和尊严，悖离法治精神。

　　弊端三：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强大阻力。有的部门通过立法将部门利益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装进法律法规中，更有甚者直接利用规章制定权限，制定保护部门利益的规范性文件来规避更高价位的法律法规。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是严格按照科学的行政管理要素，而是通过人为的“手工操作”、“幕后协商”来进行。历次行政机构改革一次次落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怪圈，根本上在于部门保护主义，在于行政机构设置的科学化、部门行政职权的法定化、人员编制的精简没有根本实现。

　　有的部委通过部门立法来设定许可、扩大审批权限、增加收费项目等方式，并以此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向国家要求增扩人员编制、增加办公经费、提高工作待遇等等条件，造成国家权力异化和公共权力的流失，最终将出现行政权力的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利益主体集团化的恶性怪圈，形成一个攻守同盟的既得利益集团：台上有人唱戏，台下有人鼓掌，台后有人指挥操纵的场面，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就变得阻力重重，步履维艰。

　　弊端四：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构成严重挑战。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国民财富的同时，其市场的弊端或者“坏”的市场经济成分也愈加明显。一些改革的设计者、理论支持者、对改革翘首期待的广大民众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中纪委总结的“权力三化”)。国有资产的流失、城市拆迁中的官商勾结、农村土地征用中的政府与市场错位等等问题的背后都可以看到这三种权力的异化现象。

　　文章说，这种权力异化危害巨大，它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严重毁损了政府形象，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制造矛盾并不断激化这种矛盾。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然而大部分的垄断利润并未收归国有而是转化为部门和企业利益，最终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四中乐叔]

您若能仔细阅读下面内容 ，会觉得消灭腐败并不难。

我是个农民，曾获得过国家专利，不是个疯子。下面所写您若看不懂，这不奇怪，因为您生活在天子脚下，很少接触远离京城的基层百姓。在我们这流传着一句话，“无官不贪，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并不是个别现象。
党制定的好政策，经过中下层干部的“深加工”。百姓能享受到的很少。这就是“经是好经，可都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新一代中央决策者，将中国经济“开上了国际高速公路。”的确英明。然而，由于国家中下层干部及各职能部门素质太差，所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也不能不令人担忧。因为有故障隐患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危险性更大。
为搞活经济，国家曾设深圳特区；为使社会稳定，曾设香港，澳门特区；都获得成功。 为解决一党执政下所产生的腐败现象，搞一个新体制特区 ，同样也可获得成功。
国内不良社会风气存在的原因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好干部太少，太少。大家公认得好公安局长任长霞说的一句话，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群众给予我的百分之百，我回报给他们的仅有百分之五十。” 那麽其他的绝大部分干部，又能为群众做多少工作呢？（百分之五十的工 作量，就可使党和群众为之落泪。从这点看,党和群众的要求并不高。）

人人都会说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 应该给干部提供一个良好的竟争环境
市长是为群众服务的，要先演讲，再由所有群众投票产生（基层的人民代表不能代表民意）。市长若想干出好的成绩，必须由各职能部门的配合。各职能部门应有市长去决定。
群众制约市长，市长制约各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制约群众，群众再去制约市长。新闻放开监督制约过程。这种链条若能明朗化，很多社会问题都会自动消失。
建国前后识字的人寥寥无几，能站在党领导下的广大百姓一边的识字人更少。干部调来调去，完全适合当时国情(建国前普通百姓没有条件上学）。现在不要说识字人，就是大学生，高中生遍地都是，人才拥挤。还把干部看成难得的宝贝，调来调去，就不适合现在的国情。干部能干好的地区，也应是他最熟习的地区.工作干不好换地方，干的会更糟 。
消除腐败，我有如下想法：
第一 中央在基层循环取点：（及时了解政策执行的情况和民心）
定期让一个村，一条街，一个车间，一个商店等“所有的党员”，让他们同时分别提出对中央推行政策的看法，并进行录音录象，带回中央，决策着看后，就可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效正。不要单听逐级传上来的"捷报"。
（这种想法取自电子线路中“负反馈”的原理：一个信号需要多级放大，为了避免失真，就从输出端取一小信号送回到前端，与原信号比较后，进行调整，再进行放大不断修正，从而使输出信号稳定而不失真。这就是负反馈。）


第二 中央设一体制特区，特区分两个部分：(干部指该地区首长）
一 监督： 党组织（所有党员），人大，新闻。
二 经济领域： 市长，镇长，村长，村民，各职能部门，各企业 ，学校等。
1 党组织，人大，有权罢免同级干部及新闻界主管。但无权任命
2 新闻绝得放开，如他们不违法，政府不得干涉。新闻可监督， 暴光社会所有脚落。
3 市长做出大的决策，预算等，要在例会上由党组织，人大投票 决定。
4 市长应在下层干部中确定。由所有群众民主竞选投票产生。
5 上层干部在法定范围内，有权免除下层干部，但无权任命。上层干部应在下层干部中民主竞选产生。
6 各职能部门主管，由该级首长任免。（社会治安差，免公安局长。假冒伪劣产品多，免工商局长。我们不能采用调来调去的 怪办法，要让他们知道，失去民心，就会失去仕途。）
7 选举前必须让群众看到参选干部的演讲。
8 取消对干部的文凭限制。(干部是执行政策，管理群众，赢得民心。）
9 基层管理人员太多，应实施人员定额制。将省去的工资附加在 其他人员身上。
10 干部任期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两期.
11 任期内是首长，任期外是百姓。
特区若能试行，其他地方的干部为了仕途，必然自律。因为他不能坐等新的体制在他的身边发生。要他们知道只有尽心工作，才能真正对得起自己。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像任长霞，焦玉绿等好干部到处都是。因为百姓最须要这样的干部，社会并不缺少各种管理人才。
由于用钱可以买党员，用钱活动可以当干部，用钱可以买通有权人去干违法的事，已形成了气候。所以一个正直的人在目前环境下能当上干部的几率很低，且很难适应。
一根木棍，成年人都不能将其折断。若将木棍分成多片，一个小孩 就可将其折断。
一党执正，其力量远大于多党执政。但前苏联解体给我们敲了警钟 。
一个亿万富翁，若体质差，病毒就容易入侵，用钱不能买他的健康长寿。
一个国家只是经济发达，若体制差，就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
目前在基层所有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吃着黄粮，绝大多数是在应付工作，以权谋私，甚至胡作非为。广大群众深受其害。望中央在提高人们经济收入的同时，再照顾一下绝大多数人们的思想情绪。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真正步入高速稳定的发展道路。
消灭腐败靠教育，靠法律，靠宣传，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才能从源头根治腐败。
得民心着得天下。民心可以推翻一个王朝，我不相信利用民心就不能消灭腐败。
在办公室内听汇报，看报表，看新闻;到下面参观，考察，经基层干部包装完美后的成果，是看不到社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我的心愿是：1 请中央有决策权的专家，不带身份去农村，去工 厂或去经商，在基层自谋生路一年后，再对党的政策进行调整。
2 在新闻监督下，选择一个地区，设置一张表，搞一次让所有群众对公安，工商，地区首长，人大 法院等职能部门的评分活动。
假冒伪劣产品到处是：
造假者大多都有合法手续，各职能部门月月收着保护费。抓了造假者，放了帮凶。
要求植树造林：
在上级指导并扶植下，毁去了原有的植被，群众种下了成片成片的，只要有人出钱买树，干部就打通各种关系，树林变成了贫瘠的土地，这些地再发包给农民，又得一笔钱。年年发包年年得钱，当然这些钱百姓是不能得到分文的。
计划生育难搞：（主要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
干部顾不上社会上的小问题，使无儿或独生子女的家庭，受（大的家族，恶人，甚至干部的歧视并伤害）。法律不能为弱势群体撑腰，从而使人觉得多子多福。
当干部太难也太累：
1 工资低，老婆孩子及本人不会允许自己的家庭，不如一般 家庭。 只要有机会，就得不义之财。
2 必须会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对恶人，恶势，上级领导等要 礼让八分。职能部门不能给干部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3 中国的干部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处理人际关系上。因为没有工作能力，你可以造假。可没有各种关系，你就无法生存。

让人不犯错误是办不到的，我们能办到的是：破坏他们犯错误的条件。
目前的干部任免制度已不适合现在的国情，应尽快改变。
小小汝州（原临汝县），几天前，一农民为点小事，因不能得到解决，就夜入学校，用刀割断了正在熟睡中的十二名学生的喉咙（10名已丧生）。
几个月前，一农民因五千元钱存款，多年无法追回，让十多岁的儿子放风，制造了多起爆炸案。虽无心伤人，但他炸毁了为解放汝州而牺牲的烈士墓。可他并不引起民愤，反而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因他的钱有一部分是卖血得到的。
广大人群，失去了对各路神仙的信任。由原来的信佛，改成了信仰西方国家的天主。且人数发展速度特快。是修炼所谓“×××”人数的千倍，万倍。
群众遇事为什麽显得那麽无奈？
如果各职能部门能尽心工作，很多现象是可以绝对避免的。
吃食堂饭，我们都高呼万岁。母亲曾告诉我，不是刘少奇人都饿死光了。可他当时为什么成了工贼，内奸，叛徒。
我们高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打倒了邓小平。可他再次上任，就使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错了，错了，可那不是伤害的某一个人，那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昨天的失误？那些原因对我们今天的政府影响有多大？值得深思。
腐败分子的“天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最基层的普通百姓。他们是我党服务的对象，应该充分相信他们。
新闻常常报喜不报忧，这将误导中国的决策者。

河南汝州市汝州镇阎庄村 谢青杰
手机： 13937552285

 

[四中乐叔]

作者： 龙的心
摘自：《凤凰网・ ＜不以物喜多给予不以事悲多宽容＞博客》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中国现在腐败之深，现象之严重，绝对是世界之最。不光是政府官员腐败，税务，司法，公安，稽查，国营企业，教育界，军队，娱乐圈，几乎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这其中影响最坏的就是国企和政府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社会的风气彻底瓦解。公款吃喝，嫖妓，赌博，所作所为让群众恨的咬牙切齿。人们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破罐子破摔，复仇发泄的畸形心里，使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准则。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这种观念和情绪更加速了社会腐败程度。到现在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贪污之心狠手辣，让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政府部门总说没钱，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都那不出钱来，但各地官员们挥霍浪费的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用到办正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政府的投资项目，大小官员都跃跃欲试，瞅准机会，雁过拔毛，自己先捞一笔。以致国家每每投入巨资的工程最后都收效甚微，甚至打了水瓢。老百姓想干点什么事，官员们处处刁难，没有关系，不找熟人，想办事连想都不要想。不送金钱，不上美女，这些事总是“研究”不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场里混久了，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滑透了。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极尽浑水摸鱼，损公肥私之能事，将地方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却赚的体满钵满。要问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肯定是当官。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

　　官员们创造了多项记录。一旦查处一个贪官，很少有只犯一种罪的，往往是数罪并罚。什么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包小蜜，养***，他们是酒色财气并重的新一代绿林好汉，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任何“山大王”们羡慕不已。每年贪官喝掉的酒有一个西湖，公款吃喝吃掉两千亿人民币；遍地横行的公车能跑掉国家三千亿，还有官员出国旅游，每年也能花掉 2500亿人民币。如此高额的政府开支，消耗掉中国每年国民收入的75％，加上政府的日常办公费用，几乎超过国民收入的100％！中国的教育没有钱办，中国的企业没钱投入，中国的农业没有补贴，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都因为政府花光了所有的钱，所有的开支都让这群官-僚给消耗了。到现在这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腐败机构却不断膨胀，据最新统计中国大陆官民比例高达1：28，几十个大盖帽管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农民要养活一大群官僚，庞大的官僚体系是压在工人农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中国有这么大一群吸血鬼，老百姓生活怎能不苦，国家怎能不穷？每年因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这个损失相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中国每年8％的增长，还不够贪官们消耗的。如果任凭这么糟蹋下去，中国迟早让他们吃跨，喝垮。

国有资产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国有资产开始流失。那些与政府官员们并肩而行的企业领导们，终于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本来一百万的工厂，因为领导们吃了回扣，十万块就卖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八十年代开始，国企每天资产流失超过一个亿，损失触目惊心。国营企业没有活路，不是因为没有钱，缺人，也不是因为没有技术，而是因为领导腐败，不好好管理。经营一个企业要企业领导人付出大量心血，从组织生产，市场调研，产品开发，人员管理等各方面付出努力，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产品才能销售得出去。但是产权不明晰，为工厂干得再多，那是国家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些企业领导人都不笨，发展企业，把他一生的心血都投入进去了，厂子发展起来了，可他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他依然是一粒卒子，让他下台，他就得下去。而他的回报──那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活家人，遇到父母有病、孩子上学都拿不出钱来。没什么比这更让一个男人感到屈辱。为了有钱，为了所取他们应得的回报，是现实逼着这些人去想歪门邪道的方法挣钱。最后人们看透了这层关系，干脆不去经营企业，一个个都挖空心思去在这上面打主意。他们在原料上做手脚，在质量上打折扣，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使中国的产品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处，国有企业遭到来自**，西欧和美国的强有力竞争，纷纷破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给国营企业大量贷款，让他们发展生产，但很快这些钱就被贪污掉了。根本问题，企业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不会真心实意发展生产的，给他们投入再多也没有用。

　　但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素有“经济沙皇”之称的朱F基都没有看透。在他当政5年间，持续加大对国营企业的投入，并像下命令一样要求国营企业三年扭亏增盈，这在内行人看来简直是笑话。国营企业那些领导早就变得又奸又滑，命令对他们是根本没用的。他们对上面领导虚于伪蛇，在下面却贪污受贿，很快又将新的贷款挥霍干净。朱F基的政策除了使中国四大银行的帐面上多了一堆堆坏帐外，一万亿的资金没有使中国国营企业产生任何实质性增长。但对国有企业再一次巨大的投入则彻底托跨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的银行系统使中国的经济经受不住任何风吹草动。这种可怕的状况最终没能瞒过一个海外律师――章家敦先生的眼睛，他注意到高额的银行坏帐将是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火药桶，而入世开放银行业务则是这包炸药的导火线。一旦银行出现挤兑，金融体系崩溃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经济崩溃论由此而来。

资金外逃

　　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前几年贪几百万，然后是千万，而现在则是几亿元的贪官，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好事。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2000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不过1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 40％的国民收入都席卷到国外了。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几年来外逃资金超过4万亿人民币，将中国的固定资产都掏空了。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现在的腐败的比清政府更严重，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了，中国怎么办？

　　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中国为什么这么穷？因为钱都让当官的捞走了，这是最直接的答案.

 

[四中乐叔]

SIZE=7]
作者：九小图腾　　发表日期：2006-05-30 11:07:16


摘自： 新浪首页 > 论坛首页 > 时事论坛 > 国是论衡
　　　　　　　　　　　　　　

　　我有一位朋友读博后却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几年前突然开始热衷于一门一般人都比较生僻的学问――黑社会学。为此他还自费到欧美一些国家拜访这方面的专家，这几年虽未出学术成果，但仍然执著地坚持着他自己的研究方向。前年到德国、意大利做学术访问前，有人曾劝他留步，说中国的黑社会成不了气候，所以也就成不了学问，钻拿牛角尖干啥！他似乎胸有成竹地撂下一句话：正因为中国的黑社会还没有成型，所以我才到外国去搞研究；而正因为中国的黑社会正在成型，所以我必须去进行研究。只要是搞市场经济，就难免有黑社会滋生和发展的土壤；只要有这种土壤，我的研究就会越来越显示出价值。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黑恶势力日趋猖獗，但较之以前的阶段性、区域性、专项性和专案性举措，我国还是第一次以如此的规格、规模和声势来宣传、表述、定位和部署打黑除恶行动。从其势头来看，这将是一次真正有备而来的持久战争和长效行动。

　　5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记者访谈中，全国“打黑办”负责人称，目前，黑恶势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业，有的还渗透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实施暴力犯罪，有的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作案，还有所谓的“黑衣帮”、“光头帮”，专门受雇打架、撑场子、追款讨债，吃霸王饭、看霸王戏，横行街头，为害一方。

　　这里，官方以“黑恶势力”来定位相关群体，比起多年来官方媒体和司法界一直沿用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一语，显然在其法律学描述上又增加了一层社会学意义。之所以仍然不以“黑社会”之称定位，大概是因为从我国整体上看，这些黑恶势力的“社会化”步骤尚在途中，尽管在某些地区黑恶势力已经发展成为标准的“黑社会”。黑社会组织最明显的“社会化”标志，莫过于其运营模式与机制的“企业化”和“政治化”。

　　从我国黑恶势力的现状分析，其“黑化”的行业不仅仅局限于该负责人所列举的几种，这种势力已经不同规模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市场经济各个领域，正所谓“无孔不入”！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斗争或人际博弈，都时时有黑恶势力的阴影闪现。个别官员制造的雇凶杀人案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现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炫耀人脉的“时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常常会冒出这样一句试图令人“肃然起敬”的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这又隐含了一种以涉黑为“牛”的风尚，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尚“黑”心态而已，而实质上，它是黑恶势力“社会化”过程中最可怕的趋向――黑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人文渗透！

　　该负责人在接受记者访谈时，对此有一种更接近真实状态的较为客观的概括。他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黑恶势力正处于滋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打黑除恶工作的关键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某个行业、区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图取而代之，甚至又发展为新的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他们往往以公司、企业掩盖黑恶组织，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我国内渗透。

　　我国的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究竟有多快？究竟有多少？官方未能也无法提供一个较为详实的数据，只能用“目前已经掌握了一批、打掉了一批”来表述。特别是那些已经披上“民营企业”合法经济外衣的黑恶势力，识别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这不仅是因为“企业化”之后它们不再把暴力行为作为谋取利益的惟一选项，还因为其企业“法人”作为黑恶势力的首席人物，往往会不择手段地谋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外衣，以推进“政治化”的纵深渗透。当然，黑恶势力的“政治化”不会仅仅停留在对个人的政治包装上，其“政治化”的指标性层面，是他们直接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业（如金融机构）收买其“代理人”，从而借助其政治资源，进而实现谋求更大经济利益的野心。前几年发生的东北刘涌案和福建赖昌星案，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典型地印证这些特征。

　　当然，除了境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也确实对境内黑恶势力的“做大”具有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如台湾黑社会组织“竹帘帮”以及香港的一些涉黑帮会，对境内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都有着一定规模和范围的渗透。这些黑社会组织不仅在境内发展当地成员，而且还进行走私、制贩毒品、印制假钞等罪恶勾当，甚至组织力量争夺“地盘”，参与“利益分配”。

　　有人主张灭黑先灭“保护伞”，我认为，这样管用，但有限，因为根子不在那儿。我国的黑恶势力具有很强的自生和再生能力，你打掉这个“保护伞”，他会再去物色别的“保护伞”；同理，“保护伞”最初自身潜意识中也拥有一种趋利惯性，这个“保护伞”倒了，另一个“保护伞”在一定条件的利益诱惑下又会自愿出来补缺。“保护伞”现象同黑恶势力之间呈双向利益选择的形态，它跟黑恶势力在表面上好像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本质上它不过是黑恶势力的副产品或派生物而已；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两者甚至本来就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

　　黑恶势力是市场经济体制某些部位被扭曲的产物，它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在于，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正制度的失调、行政运行规则的失序、国家法治精神的失真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失衡。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黑恶势力终归都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但它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对中国而言，国家同黑恶势力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从根本上看，这场斗争没有捷径可走，必须打造共富的社会公平制度，必须构建高效的行政运行规则，必须建立公正的国家法治体系，必须矫正脱轨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釜底抽薪式地瓦解黑恶势力的生存基础。打击只能治标，而建设完善制度、规则、体系和机制才能治本。否则，就很难走出屡打屡胜、屡胜屡打的怪圈，社会势必永无宁日。 [/SIZE]

 

[四中乐叔]

人民网>>观点>>网友说话


作者：中岩　　　 2006年05月06日16:44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责任编辑：闫妍）

　1、腐败是人的本能。我说这话可能有人不爱听，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从本质上说都是趋利自私的，高官厚禄、金钱美女、轿车洋房，哪一个不羡慕、那一个不向往，无非受道德、制度、法律和各种监督的制约而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

　　2、腐败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腐败的人，掌管着一定权力，笑纳各种利益。吃不愁、穿不愁、用不愁，呼风唤雨，八面威风，在案发前活得都很潇洒。面对这么多既得利益，很多人发出了“我也想当贪官”的呐喊，如同“冒死吃河豚”。

　　3、腐败者官官相护，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目前的腐败呈行业性、系统性、群体性的职务犯罪趋势，大家见怪不怪，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反而不贪不正常，不贪你就在单位无法生存，劣币逐良币，就会被逆淘汰。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都不愿意本行业本系统出事，即使出点小事也是左推右挡上下掩护，调查取证非常困难。因为他们都信奉“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官官相护，人人平安。

　　4、是非颠倒，从众心理作怪。别人贪我也贪，不贪白不贪，是当前很多“好人”的信念。处在这样一个是非颠倒的环境中，很多好人也跟着下水。记得有一年天安门广场的花坛，不知谁高呼一声“随便拿”，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几千盆花就被一抢而空。这就是“大家拿”。

　　5、管理制度缺陷。反腐败斗争还停留在会议动员、舆论宣传、上传下达阶段，缺乏硬性管用的措施和制度。对什么是腐败始终没有定论，吃请是不是腐败，一餐1000和10000有没有区别；收1000礼金与收10000那个算受贿？举荐贪官要不要追究，等等，反腐的底线一再被突破。无罪推定DD不违法就可以干。

　　6、“腐败”在没有曝光之前是“成功”。这几年报出的腐败丑闻，多是“成功人士”，在案发前都是社会名流、都是佼佼者。出事了只是赶上倒霉而已。在民间，当官发财已经成为“成功”的代名词。谁不想进步，谁不想成功，腐败是一条捷径。一个小公务员月薪不过1000多元，司局长也不过2000多元，不腐败，住不上好房，坐不上好车，吃不上大餐，也没钱给上边送礼，一句话DD无法体面地生存。这几年考公务员热、跑官要官热，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官员的隐形价值。

　　7、缺乏群众和舆论监督。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可不是鸡鸣狗盗之道，而是金光大道之道。“盗”与“道”，就需要靠道德、靠制度、靠法律、靠监督去分清良莠。民主监督是治理腐败的良药，但是我们缺乏的就是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一定滋生腐败。

　　8、说到底还是人事制度有待完善。在选人用人上，一把手说了算，党委成员成了摆设。“书记都收了我的礼，我还不敢收吗。”贪官选贪官，贪官何其多！腐败已经成为官场的台阶和润滑剂。没有钱你就当不上官，官生钱、钱生官、官生万物……这是最可怕的！！！

　　一筐苹果，有几个烂了，拣出去还能剩下好的，否则将越烂越多！

 

[四中乐叔]

演讲人：浙大高分子物理郑强教授



地点: 浙江图书馆报告厅



　 精彩语录节选: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



　　“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



　　“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叁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也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在国外可不是这样,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具体问题.



“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我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四中乐叔]

SIZE=7]古今西] 于 2006-04-20 21:10:06上贴 《 人民网・强国论坛》




　　据新华社电，安徽省明光市司巷乡为了偿还吃喝招待款，先后卖掉政府办公楼、电影院和乡广播站，并侵占赈灾专款修建的敬老院办公，把五保老人赶进破烂不堪的米厂住了9年多；然后又以建新办公楼为名，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征用农田，转手高价出售牟利（新京报，4月20日）。

　　从有关报道来看，司巷乡乡政府做法的简要流程就是先公款吃喝，吃完公家吃大家，吃完大家吃小家；啥都吃完后，再欠债吃；欠债扛不住了，就卖办公大楼，卖了办公大楼没有办公场所，就强占敬老院。但是，看看别人气派的办公大楼，自己却只是在敬老院办公，而且强占毕竟于理也说不通。于是，又虚荣心膨胀，或者也想趁机捞一把，私欲也膨胀了，就违法征地，牟取暴利。整一个胡作非为！

　　可是这违法卖地所得怕也撑不住多久，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又被这些“败家子”败的一塌精光，悉数挥霍。显而易见的是：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败家子”们的“败”的恶性循环是极有可能的。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制约“败家子”政府。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说过“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制约“败家子”政府的根本途径还是在于对其权力的监督、制约，别让他们胡来。

　　实现的思路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西方国家构建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制约，比较有效的防止了权力的任意性和滥用。我国的民主集中制，从理论上讲，存在五大涉宪监督主体，即××党、人大、政协、司法、检察部门的监督和制约。

　　但是，在党政不分的情况下，地方基层政府行为就是党的行为，两者实质上就是“一条绳上的蚱蜢”，合穿一条裤子，彼此监督制约很难实现，特别是行政首长往往又是第一副书记。而乡镇人大、政协，说白了，也就是摆设，对政府的制约也基本上是无从谈起。司法、检察部门则是不见举报，不会主动查处，甚至有些是即使举报，也不查处，因为诸如公款吃喝、卖楼这样的事情，还真不好下定论。即便群众认定它是腐败，却又缺乏有效的法律条文的制裁规定，公、检、法想查处也无从查起。

　　所以，要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首要的是积极推行党政分开，实现党政分离和互相监督。其次，就是完善法律法规，当明确公款吃喝既是腐败，也是犯罪。公款吃喝和挥霍达到一定的额度，该进行纪律处分的就处分，该判刑的判刑，加强司法对行政行为的制约。再次就是从法律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人大、政协对政府监督的权力，使人大、政协的监督实体化、实质化，让人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而非“养老院”。

　　二是道德的制约。制度的监督制约是刚性的，具有很强的强制性。但毕竟制度有穷尽，而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则无穷尽。所以，单纯的依靠有限的制度，实现无限的制约还是比较难的。因此，还必须坚持制度制约和道德制约的双重结合，实现外在刚性制约与内在软性的制约结合，因为道德更多的依赖于行为人内心的信念、忠诚、良知。也正因为如此，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就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意义。“八荣八耻”即可树立良好的道德标准，同样又可对非道德行为进行批判，促使行为人道德信念、良知、忠诚的形成。也唯只有在制度和道德的双重作用下，才能真正发挥监督制约的功效。

　　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宪法从根本确立了公民以权利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途径，这个权利是任何普通公民都享有的。而实际上，涉宪五大监督主体的力量毕竟总是有限的。所以，要取得监督制约“败家子”政府的真正效果，最应该依靠的力量还是人民。不仅因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人，更因为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人民天生就有反腐败的斗争精神。我们国内的腐败大案、要案，查处的大多数还是依靠人民的检举，甚至不懈的举报。但是，以权利制约腐败，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权利必须是有保障的权利。类似李文娟这样的案例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宪法尽管规定了公民的检举权利，可实质上并没有提供任何行之有效的保护的。所以，要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还必须完善相关的立法和制度，保障人民的检举权和监督权。而这仍然还任重而道远，既需要立法者的智慧，也需要立法者的勇气！

　　当然，以上只是关于权力制约的三个基本的思路，要实现真正有效的监督制约，还必须对制度进行细化、规范化和创新。否则，难免还是纸上谈兵，空口白话啊！ [/SIZE]

 

[四中乐叔]

作者： 杨耕身

摘自www.XINHUANET.com　>> 网评 >> 媒体精萃　

　2006年03月17日 08:25:26　　来源：文新传媒



3月16日出版的2006年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的文章《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文章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强调要坚持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特别是胡锦涛同志今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学习贯彻党章，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力度，是指导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表明了中央领导层对于反腐工作的清醒认识。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源头反腐工作也与我们国家正致力的政治体制改革结合了起来，成齐头并进之势。因此，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推进源头反腐工作，正是国情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腐败现象已逐渐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转变，许多腐败案件的发生，都很容易地看到其背后有一双权力运作之手。同时，考察近些年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并根据近年来中纪委全会的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不难发现，我国的腐败形式大约可分为“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行政执法和司法腐败、公贿、审批权腐败、基层政权腐败、垄断性腐败等10余种，而每种腐败形式的背后，我们同样不难发现其更深层次的体制性因素。因此，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令人欣慰的是，以政治体制改革破解反腐之题，也正成为中央致力所在。我们注意到，对于众所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大报告以较大篇幅作出论述，表示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9大方面内容：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随后，胡锦涛总书记在国内外许多重要场合先后用“毫不动摇”、“坚定不移”等词语表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政治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腐败高发多发的势头也就必然减少一分。20多年来，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一直在对政治体制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改革，在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也不应否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任务也依然并不轻松。这固然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地方，但同时也在影响并决定着反腐工作的实际成效。

现在看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逐步理顺党政关系，进一步明晰党和国家公共权力的职能；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通过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以带动人民民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决策民主与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法治化建设，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等。在反腐败工作中，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花样反腐”的倾向，这实在是对反腐败工作复杂性及深层次性的误读，如果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依然不能统一到中央从源头治理腐败的根本认识上来，如果依然不能加入其中并以极大的胆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反腐工作恐怕不会有根本性进展。

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3月14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从一开始搞改革，就包含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源头着手，不光是反腐斗争的必然要求，也将影响并决定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未来走向和成果。

 

[四中乐叔]

摘自　：人民网>>经济

2006年03月30日13:54 　　　　来源：经济参考报


　　“一支罪恶之笔可令一座城市畸形发育”

　　由于城建规划的特殊性，规划之笔一旦产生腐败，其恶果往往可能伤及一座城市的长远发展，所以有人这样描绘城建规划腐败的严重后果：“一支罪恶之笔可令一座城市畸形发育”。

　　在各地纷纷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和策略背景下，城建规划腐败的迅速滋生和蔓延成为当前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

　　腐败制造城市“毒瘤”巨额国资灰飞烟灭

　　近年来，城建规划腐败屡屡发案。

　　“成都红枫半岛花园和锦城豪庭腐败案”是全国首例城建规划腐败案，它不仅使展示成都形象的窗口通道――迎宾大道缩水走样，而且还导致两幢新修高楼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

　　据法院查明，位于迎宾大道东段南侧的“红枫半岛花园”项目，其会所超越红线5米；位于迎宾大道西段南侧的“锦城豪庭”(锦城苑)项目，其1号楼超越红线10米。两个违规项目共侵占绿地面积1.09万平方米，使迎宾大道本来规划的20米绿化带缩水至10米，影响了迎宾大道作为成都市窗口大道的景观效果。

　　涉及这两个城市景观“毒瘤”的建筑规划项目，是在前成都市规划局副局长徐俐、袁锋手中审批通过的。而这2名女副局长，都是喝过“洋墨水”的技术官员，尤其是袁锋，在德国专门学习过两年城市规划，曾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专业技术人员”。

　　据检察机关指控，在“成都红枫半岛花园和锦城豪庭腐败案”中，徐俐先后收受了36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以及其他财物。袁锋收受了贿赂3万多元人民币。

　　监督机制漏洞百出权力寻租上演“狼吃羊”

　　近年来城市违法建设不断增多，亟待纠正，比如，不经审批或违反规划审批规定进行开发，擅自变更规划审批内容，批少建多，超面积加层，越线移位，挤占道路红线等等。每一桩违规规划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在与现行游戏规则做利益博弈。权力寻租在城建规划领域屡屡成功扮演“狼吃羊”的事实，说明城建规划部门的监督机制尚存在较大缺陷。

　　四川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朱德川认为，这些缺陷首先表现在制度设计上缺乏明确的“警戒线”界定和惩处措施的规定：在履行《规划法》的职责要求中，尽管有不能擅自更改规划的规定，但并未对“若更改规划应经过哪些程序”作出具体而严格的界定，更未对“一旦违反规定将受到何种惩处”作出明确规定。

　　透视城建规划部门的监督操作流程，也可以较明显地看出监督机制的不完备。在规划局内部，审批项目的局办公会和审核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局技术审查会是规划局的两个核心，但“审核规划与项目的审批严重脱节”、“规划调整随意性大”等现象在城建规划部门并不少见，有的项目常常由主管负责人说了算，久而久之，项目不通过处审会成为一种本质上违反规定的惯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胡光伟教授指出：“城建规划腐败，典型地体现出缺乏监督的权力独断性特征，它突破了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的游戏规则约束，形成了一种无往不胜的潜规则力量。可怕的是，这种潜规则力量是非理性的，它以权力的自我表达和实现为终极目的，因此它对现行利益秩序的破坏很大。”

　　朱德川告诉记者，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因领导打招呼而违规办理规划已经成为城建规划部门的潜规则。在成都“红枫半岛花园”和“锦城豪庭”案件中，成都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兼总工办主任杜伟光在副局长袁锋打招呼后，违规将“红枫半岛花园”项目作为现状反映在新的153控规图中，使已经设计好的20米规划绿化带变成10米，然后又无视《规划法》第29条关于建设项目必须服从规划的规定，将违规规划在自己主持的局技术审查会上予以通过。

　　如何约束权力“不规矩的手”

　　权力失控的根本症结在于相关制度设计的缺陷，而制约权力使之良性运作的根本出路也在于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方面，首先要建立清晰平衡的权责体系，其次是公开权力运行的全部过程，使其暴露在阳光下。

　　朱德川说，权力在城建规划领域大肆寻租并且屡屡得逞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权责严重不对称，权力泛滥后的现实收益和风险成本不成比例，这种严重失衡的权责体系事实上助长了城建规划腐败的进一步恶化。解决之道，应从制度创新入手。首先要建立行政过错追究制，明确经办人员、科长、处长、局长的各自职责，如果一旦出现职务犯罪，不仅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而且还要根据不同职责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过错。同时实行建设项目审批终身责任制，只要是其审批的项目，就要负责到底。

　　四川大学经济系博士生肖丕楚建议，权力寻租的外部环境必然是封闭的，其方式必然是暗箱操作。因此，要遏制权力的泛滥失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可资借鉴：在规划上尽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即使没有公示，任何公民也可以免费查询，了解相关城建的详细规划。在具体执法管理程序中，城建规划部门应公开执法依据及结果，便于竞争者之间以及他们对许可机关的监督，防止幕后权钱交易。公开控制性规划图，特别是对局部的规划调整，必须对被调整地区的当地群众进行公示。

 

[四中乐叔]

记者 范春生
2006年04月29日 来源：新华网辽宁频道

抚顺中院开庭审理国企“巨贪”张玉颖腐败案


"抚钢老总张玉颖被判无期了！"尽管许多人知道张玉颖因贪污、受贿被抓了，不过当这个消息在煤城抚顺传开时，还是产生了不小涟漪。

收受贿赂２００余万元、与他人合谋骗取国有资产４２０多万元、个人实际占有４６万余元。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日上午，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的法官宣布：原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抚钢"）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玉颖犯贪污受贿罪名成立，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所得赃款赃物上缴国库。此时，坐在被告席上的张玉颖脸不停抽搐，身体还晃了几下。

这是辽宁省近些年来发生的最大一起国企老总腐败案，是反腐败领域的又一生动教材。滑稽的是，张玉颖案发前，曾因首创国有企业"民主议事"制度而成为典型受到吹捧，前来参观学习的企业趋之若鹜。这位"巨贪"把国企当成自家的提款机，其敛财之道是：为贪图小利，而不惜慷国家之慨。张玉颖利用对外投资之名，掩盖侵吞国家财产之实，致使"抚钢"损失上亿元，再加上收受贿赂，贪污公款，这些金额竟相当于"抚钢"当年４２００名职工一年的工资总和，令人咋舌。

"如果利润我能自己留下，那该多好"

张玉颖今年５８岁，研究生学历。２００４年７月以来，辽宁省抚顺市检察院根据上级交办，立案查处"抚钢"原董事长、总经理张玉颖贪污受贿犯罪案件。顺着张玉颖的线索，又查处"抚钢"原总会计师段广涛、副总经理崔晓迅、销售处长李东山等１５人职务犯罪行为。目前法院已对该案中的１０人做出有罪判决。这起国企"窝案"，涉案金额高达５０００多万元，成为抚顺历史上犯罪数额最大、涉案人员最多、挽回经济损失最多的案件。

为贪图小利而慷国家之慨，为慷国家之慨而对外投资，频繁成立公司并频繁改头换面，千方百计使国有企业成为自家"提款机"。这是国企"贪官"的一个重要敛财手段。２００１年３月，张玉颖与时任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副区长的罗福明达成协议，双方共同出资在乐山市沙湾区联合成立乐山抚特高新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特公司"）。截止到２００１年底，"抚钢"实际投入为６５０万，罗福明一方实际投资为６７７．５万元。张玉颖、罗福明又以"抚特公司"名义与宜宾天原公司联合投资，成立乐山抚天高新化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天公司"）。张玉颖将"抚钢"在"抚特公司"投资中的４８５万元转投至"抚天公司"。

张玉颖具体的敛财方式是：利用"抚钢"就对外投资进行清理、整顿之际，采取隐瞒、欺骗等方法掩盖"抚特公司"已盈利的实情，在"抚钢"不了解"抚特公司"实际经营及发展前景的情况下，于２００２年６月与"抚钢"签定三年还清"抚钢"投资款的撤资协议。撤资协议签订后，为达到与"抚钢"脱钩、占有"抚钢"利润的目的，张玉颖指使他人伪造了"抚钢"公章，将"抚特公司"更名为乐山福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港公司"），并将"福港公司"中原"抚钢"１６５万元注册资本金的股份转让到自己与罗福明亲属名下。

据悉，"抚天公司"、"福港公司"于２００２年共拿出４００万元利润进行分配，"抚钢"应分得利润１８８万余元；于２００３年共拿出人民币６６８万元进行分配，"抚钢"应分得利润２３７万元。"抚钢"应得利润全被张玉颖及罗福明等私分占为己有。其中，张玉颖分得人民币４６万３００７元。

张玉颖曾这样向侦查机关供述把企业当"提款机"的贪婪心态："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抚特公司'第一台高炉就要正式生产了，投产之后的利润将相当可观，这时我产生了私念，如果赢利了，利润都将给企业，这个项目是我看好的，如果利润我能自己留下，那该多好！"

张玉颖还说："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同罗福明商议如何将'抚钢'投资后产生的利润转到我俩名下，罗也特别赞成。这样我俩合计再成立一个乐山抚天公司，由'抚特公司'与宜宾天原公司投资，以减少'抚特公司'中'抚钢'的股权，达到少给'抚钢'利润的目的。"据悉，"抚天公司"成立当初，张玉颖并没有急于转让股权，原因是他还是"抚钢"的董事长。他告诉罗福明：抚特正常运作，只拿出一小部分利润给"抚钢"就可以了，其余大部分利润到正常生产挣钱后再转到我俩名下，由我俩平分。

就这样，一个好端端国有企业的利润，就一步一步流向了个人的腰包。

尝到甜头的张玉颖并未及时刹车，伸向企业的黑手是越伸越长。２００１年９月，浙江一家企业的总经理赵某到"抚钢"同张玉颖商谈销售钢材的返利款时，张玉颖同意以法人股折价。双方商定１元返利款折抵０．５股（即１：０．５，法人股为２．５股），后赵某和张玉颖密谋在赵某多获利后，俩人均分多获得部分。为占好处，张玉颖指令公司一位副总和销售处负责人私自修改合同，把原来签订的１：０．５比例更改为１：２的比例。这一决定使得"抚钢"损失２０００多万元。


三年调动干部１８位　人均"上炮"２万５


"要想富，动干部"。张玉颖深谙其中的道理。在法院认定的３４笔受贿行为中，张玉颖有１８笔用在对本单位干部的调动上，从而收受好处。现任抚顺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韩玉臣深有感触地说，在张玉颖眼里，国企一把手的权力也是一种资源。
记者拿着法院的判决书逐一核对发现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１年的三年多时间，张玉颖共收受下属贿赂款４７万余元，平均每名干部向其"上炮"２．５万元。

１９９８年３月，"抚钢"经理办公室干事蔡某找到张玉颖，表达自己想"干点事儿"的愿望。在张玉颖的一手操办下，蔡某担任了"抚钢"出租汽车公司经理。蔡某为表示感谢，于１９９９年６月的一天，送给张玉颖２万元钱；２００２年１月，蔡某又送给张玉颖３万元钱。这五万元钱，是张玉颖第一次在干部调动上受的贿，尝到"甜头"后的他胆子更大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张玉颖作为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很巧妙地利用驻外地公司的便利，把干部派往分公司，既自己收了钱，对方也有甜头。在向他行贿的１８名下属中，有５人是驻外地公司的经理或副经理。

２０００年５月，经张玉颖同意，任命"抚钢"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刘爱东为"抚钢"投资成立的美国抚顺斯派克公司副经理并派往美国工作。刘爱东为表示感谢，于２００１年月７、８月的一天，送给张玉颖美元６０００元。在任命刘爱东的前一个月，张玉颖还将"抚钢"原企业策划部部长刘某任命为"抚钢"投资成立的抚顺ＫＯＲＥＡ（韩国）株式会社经理并派往韩国。刘某也为表示感谢，送给了张玉颖３０００美元。

此外，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张玉颖任命"抚钢"运输部主任王某为抚顺特殊钢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为表示谢意，于同年１２月的一天，送给张玉颖３万元人民币。

唯远近亲疏和金钱"丰厚"至上，能力和水平放在次要位置，这是张玉颖的用人原则。原"抚钢"办公室副主任张某与张玉颖既同姓，又经常在一起，关系不错。张某的妻子是一家企业的下岗职工，１９９９年８月，张某说想将妻子调到"抚钢"工作，张玉颖二话没说，就安排其妻子到财务处工作。此后不久，张某也被提拔为办公室主任兼董事会秘书，２０００年８月末的一天，张某送给张玉颖２万元钱。

原"抚钢"二炼分厂党委书记金某能力一般，但经张玉颖点头，金某被任命为位置更重要的"抚钢"原料分厂党委书记。１９９９年６月，金某因受贿被判刑后，金某是否该保留厂籍存有很大争议，许多干部和职工倾向于把金某开除。但此时张玉颖出面，力排众议，保留了金某的厂籍。心里不胜感激的金某于２０００年春节前，送给张玉颖２万元钱。

监督制约残缺"一把手"成为"一霸手"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从"抚钢"以张玉颖为首的国企干部集体职务犯罪案件看，主要原因是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导致了"一把手"成为"一霸手"。

经济专家、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于治贤认为，目前，随着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理念的深入，各级党委、政府放松了对企业领导人员的有效监督，董事长、总经理作为企业"一把手"，集经营、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凭一句话、一个批示，就能随意调动大笔企业资金；虽然企业有董事会、监事会、纪检监察部门，但这些职位和部门形同虚设，对"一把手"的话惟命是从，不敢或干脆不提反对意见，使"一把手"的权力恶性膨胀，最后导致"上级监督太少、同级不敢监督、下级监督不了"的混乱局面。这种状态下的国有资产流失在所难免。

据统计，张玉颖在任职期间，"抚钢"先后向美国、澳大利亚和国内的江苏、吉林等地公司盲目投资，造成"抚钢"损失近一亿元。而这些投资大都是张玉颖一经提出，领导班子和董事会成员立即表示赞同。这种对企业经营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导致了决策个人化，国企私营化，这种状态下的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在所难免。

对此张玉颖这样反省："我工作作风横行霸道，独断专行，听不进也看不起反面意见，加上不良欲望和犯罪意识结合在一起，往往结合巨大的工作决策失误，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后患。由于制度体制不合时宜，我是董事长，却无人监督我，不能内部监督，因为下面的人都归我管啊，外部监督也不到位。"

说起监督，现任"抚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韩玉臣感触颇多。他告诉记者，"抚钢"下面有一个上市公司，当时从股市筹集资金６个多亿，让张玉颖一年就全挥霍了，还亏那么多，但没有哪个部门、哪个人去反映这件事儿。韩玉臣认为监管体系"不够优良"！

记者在抚顺采访期间，感受最深的是过去的"抚钢"管理混乱，有章不循。据抚顺市检察院提供的情况，在张玉颖任职期间，无论是领导者岗位，还是物资采购、计划、财务、验质、人事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均有相应的责任制度，但在执行中却大打折扣，甚至将其束之高阁。企业领导班子研究问题没有会议纪录，在购销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上缺乏制度约束，大宗产品采购未采取招标投标方式进行和层层审批，不少财务手续不全，甚至部分帐目、资料已被销毁。企业内部还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规章订的多，执行的少；监督讲的多，实际制约的少；原谅多，处理少。

官场上有个"５９岁现象"，在国企也不例外。韩玉臣说，张玉颖刚上任后，风风火火，为什么到后期就祸害到这个程度？这是因为他知道"末日"要到了，所以要给自己找后路了。有些干部是临近离退休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张玉颖也没能逃脱这个法则，在他身上反映出国企贪官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最根本的一点是心理失衡。

辽宁社科院研究腐败问题的副研究员侯小丰认为，腐败的社会基础并非弱不经风，从精神文化层面去衡量，腐败带给社会的危害更加持久、深重，包括国企贪官自身在内的社会大众随波逐流，不以腐败为耻的心理，需要认真审视和充分关注。

正如张玉颖在忏悔书中写道："由于自己和他人在付出和收入上的不平衡，使心态越来越失衡；各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和欲望的影响，使道德修养丧失，不良私欲膨胀；从应该多一些钱以备各种之需，到羡慕、效仿大款的各种消费和享受，再到婚外恋、养情妇……自己从接受第一笔小钱开始，直到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正是这种失衡心理的"传染性"，才导致张玉颖收受巨额贿赂后，其他干部也抱着"你吃他吃我也吃"的畸形心理，形成转速极快的腐败漩涡。其教训发人深思！

从"抚钢"以张玉颖为首的职务犯罪窝案可以看出，不管犯罪的原因是多么错综复杂，但有一对是绝对的，那就是职务犯罪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其实质就是权力犯罪。为此，检察机关提出四点预防国企老总职务犯罪的建议：一是改革国企干部管理体制，做好国企经营者的选任和教育工作；二是强化国企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权力健康运行；三是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使各项管理规范有序进行；四是坚持"打防并举，重在预防"的反腐策略，对腐败分子依法严惩，以儆效尤。

 

[四中乐叔]

醉眼看沙 发表于<网易论坛 > 2006-3-9 13:17:00　　　
1、孔子路过泰山脚下，有一个妇女在墓前哀伤地哭泣。孔子手扶车沿听她哭诉，并让弟子问她缘由，妇女说：“以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我的丈夫跟着被老虎咬死，现在我的儿子也被老虎咬死了；”

孔子说：“事情都过去了，又何必伤心？”

妇女说：“不仅如此，这里还有繁重的苛捐杂税”；

孔子道：“那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妇女说：“我怕失去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孔子于是对弟子道：“小子识之，苛政虽猛于虎，然纳税人的荣誉牛B于苛政也！”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任正隆则认为，起征点太高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2、汉朝的淮南王刘安派人进山访仙，从仙翁手里得到了一张仙方。他把自己关进暗房里，炼起仙丹来。八卦炉里炼出一些圆滚滚的仙丹，他一口气吞下5颗，飘飘悠悠飞上天去了！门外的鸡犬一看，也跟着大吃起来，不一会，空中一阵鸡鸣狗叫，原来它们也飞上天了！有人问道：“刘安，你家的鸡犬怎么也跟着成仙了？”

刘安说：“为了防止拉登发动恐怖袭击、撞击天庭，我特意实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及时帮助疏散与救援，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举措，并不是专门把成仙作为福利”。

――广州地铁线网听政会上，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引起代表争议，地铁总经理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

3、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时死了许多人，孟姜女的丈夫万喜良也在其中。听到这个消息，孟姜女只觉得天昏地暗，一下子昏倒在地，醒来后，她伤心地痛哭起来，只哭得天愁地惨，日月无光。不知哭了多久，忽听得天摇地动般地一声巨响，长城崩塌了几十里，露出了数不清的尸骨。孟姜女咬破手指，把血滴在一具具的尸骨上，她心里暗暗祷告：如果是丈夫的尸骨，血就会渗进骨头，如果不是，血就会流向四方。终于，孟姜女用这种方法找到了万喜良的尸骨。她抱着这堆白骨，哭着说道：“老万，你的死跟你丫本人素质不高有关啊！”

――七煤公司一领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1・27”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

4、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用来运送粮草，以此大败曹军。但后来木牛流马却失传了，即便是诸葛亮的得意弟子姜维也不会造。诸葛军师临终前众将问他：“军师，木牛流马这般好用，为何您再也不造了？”

孔明长叹一声曰：“某交通学大学士、大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木牛流马的污染比汽车飞机大，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你们还是等着坐汽车吧！”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国内一家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调查与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

5、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怎么？嫌贵？舍不得银子？” 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

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血馒头是药，不能当馒头卖！价格不贵，不同意降价！”

――“药品怎么能当馒头卖？”在“看病难，药价贵”呼声高涨时，东盛制药集团总裁陶朝辉却反其道而行之，抛出“馒头论”，坚持“药价不贵，不同意降价”。

6、宋代穷儒陈世美，进京考中状元，被招为驸马。其发妻秦香莲带二子上京寻亲，陈世美翻脸不认人；秦香莲悲痛欲绝，发誓要讨还情债。陈世美勃然大怒，上表朝廷奏曰：臣以为，开封自古就是神圣之地，岂容外地人随便进入？应该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同时，对那些恶意讨情之人，应坚决打击！”

――北京市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张惟英教授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目前北京市的居住人口已超过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建议摸清北京市实际需要的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进行合理的引入，规范人口流动。

7、武松醉打蒋门神、替施恩夺了快活林之后，中了张都监、张团练的计，几乎命丧飞云浦。武松杀了张都监的几名爪牙，寻思了半晌，怨恨冲天：“不杀得张都监，如何出得这口恨气！”便去死尸身边解下腰刀，选好的取把将来跨了，拣条好朴刀提着，直奔孟州城张都监的后花园。

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正在鸳鸯楼吃酒，冷不防武松闯了进来，噗噗几刀砍死蒋门神、张团练。武松踏着张都监的脑袋喝道：“你们这帮贼子，为何黑道白道勾结、串通一气害我？”

张都监颤颤巍巍地答道：“说句实话，官匪勾结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待遇过低了！”

――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付小华接受采访时表示：“出现‘警匪勾结’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警察待遇过低”。

8、有一日，窦娥碰到苏三、杨乃武、小白菜等人，就问他们：“你们都平反昭雪了吗？”众人说：“都昭雪了”；窦娥又问：“那少奇兄弟、德怀兄弟、志新妹妹呢？”众人说：“也都平反了”。窦娥便道：“我说什么来着，咱们的司法就是公正！那么多案件从错的纠成正的，这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被无辜关押11年的佘祥林被宣告无罪了，但这一悲剧投石入湖的震荡，远远没有平息。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责任人被追究法律责任，尚都在公众的持续关注中。种种怨怒未消之下，另一方面却居然频频出现奇怪的言论：4月1日湖北高院向该省法院系统发出通知，要求认真总结避免佘祥林被冤杀的经验；最高法副院长万鄂湘日前在就此案答媒体问时又说：“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9、一天，周扒皮去找刘文彩，“刘大哥，我们村那些穷棒子们发牢骚，说他们活得太苦、活得没意思”；

刘文彩说：“他们是我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咱们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周扒皮说：“有的长工说他想读书！”

刘文彩道：“咱们的教育改革已经成功了，他还嚷嚷个屁！”

周扒皮说：“他们说收租院放高利贷是暴利”；

刘文彩道：“放高利贷就该暴利，谁让他们不幸生在X国了？我们就是要把暴利进行到底！”

周扒皮说：“他们还说现在收入差距过大，存在两极分化”；

刘文彩道：“纯属放屁！大家都在同一个经纬度上，又不是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哪来的两极分化？！”

――经济学家厉以宁如是说“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10、董存瑞牺牲后到了天堂，上帝问他：“你是怎么死的？”董存瑞说：“为了炸敌人的碉堡，被炸药包炸死的”；

上帝听后勃然大怒，说道：“胡说！你胆敢骗我？”

董存瑞说：“我没骗您啊！”

上帝说：“你以为我不懂科学吗？谁不知道，爆炸只会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你不是被水淹死的、就是被二氧化碳薰死的，怎么可能是被炸死的呢？！”

――吉林石化的人所说：爆炸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不会污染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