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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消戈 @ 2006年07月03日 Monday, 07:37 PM)
http://www.super-plans.net.cn/ 千年谋略网
关于武顺达武安泽交结黑社会恶势力
关于武顺达武安泽交结黑社会恶势力、操纵党支部
换届选举、组织实施杀人的举报材料
尊敬的各级领导：
自武家湾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以来，原村支部书记武顺达，副书记武安泽利用手中的权力，交结黑社会恶势力，插手、操纵党支部选举，多次殴打、杀害党员和党支部候选人。现将事实反映如下：
1、二OO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武家湾村进行了党支部换届选举。原村书记武顺达，原副书记武安泽纠集外地黑恶势力10多名，聚集在武家湾村党支部门口，为武顺达武安泽压阵，威胁不赞成武顺达的党员，并且扬言，在武家湾只有武顺达才能当书记，其他人不可能，其他即使能被选为书记，也不能开展工作，只有挨打的份。在这群黑恶势力的威胁下，不少党员纷纷要求退出会场，在乡干部的再三劝说下才没有离开。这群黑恶势力为首之人，叫庞会超，灵山人，武顺达的表姑父。（书记武顺达曾经把武家湾的建桥工程承包给庞会超。）
2、党支部候选人公布后，武顺达、武安泽知道自己落选，就组织十几个党员，擅自离开会场，拒绝选举。乡干部（牛敬阳、付爱芬、刘海龙、宋玉兰）在村里每隔半小时广播一次。在广播中宣传党的选举规定，给离开的党员做思想工作。联播5次，这些人依然没有回到会场。由于这十几个党员有组织的离开会场，选举被迫中断。这是武顺达、武安泽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为的是操纵党支部选举，把武家湾村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中。
3、五月五日，党支部候选人武二库与村委副主任武增群在家闲聊。有两个人进屋就说：“谁叫武二库？给我出来！”武二库刚走出门，这两个人抄起早已准备好的镐柄，照准武二库的头就砸，这时从门外的红色面包车上又下来两个手持镐柄的人，也是上前就打。这些人边打边说：“让你参加选举！”等到武增群从屋里跑出来，武二库已经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些暴徒打完后，扬长而去。
五月八日，武二库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身后有人叫喊，“二库，你过来。”回头一看，武顺龙领着一群黑恶势力向武二库追来。武二库一看，苗头不对，扔下锄头，恐惧地拔腿往山沟里跑，头也不敢回。在枣树沟里整整躲了一天，中午也没敢回家吃饭，等到天黑，才摸回家。从此，夜里不敢在家里睡觉。白天，不敢在地里干活。整天惶恐不安。看见有面包车进村，听见家里狗叫。以为有人要来，都毛骨悚然。家里的大门时常插着，生怕有陌生人闯进来，再次挨打。
作为一名公民，没有安全感；作为一名××党员，有生命危险。真不知以后日子该怎么过。
4、五月五日，党员张进国在家中休息。5个年轻暴徒，突然闯入。二话不说就对张进国拳打脚踢。年老的张进国那里经得起5个暴徒的毒打，顿时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暴徒见张进国不能动了，才住手。临走时，其中一人恶狠狠地说：“选举时事少点，不然还来打你！”张进国知道所谓的“选举时事少点”是指选举时，只投武顺达的票。
五月八日，武顺龙（武顺达的弟弟）带领20多人，共三辆车（冀F68556、冀FF5733、冀FF3590）为首之人除武顺龙外还有庞会超、杨顺来、杨乔来（派出所也出了警，见到了这些人），又闯入张进国家。以让张进国辩认这些人是否是灵山的为由（武二库，张进出口国并没有向武顺达说5月5日打人者是灵山的），又对张进国进行威胁。张进国吓得腿都软了，站也站不住，气也不敢出。武顺龙等人的行径，岂不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5、五月九日，武计文到武顺龙（武顺达的堂弟）的商店里买东西，听到他家有好多人正在商量事情。其中武顺某（武顺达的堂弟）说，下次再打就是武月凡，打就要打死他。
五月十一日上午，有人看见武顺革、武顺龙、武安泽去了武月凡家西南的西沟村（自然村隶属武家湾村）。
五月十一日中午1点左右，武月凡饭后午休，妻子李素英在吃午饭。一群20多人的歹徒从小冻凌沟翻过山梁直窜入武月凡家，直接闯入武月凡休息的屋子。20多个歹徒手中都拿着镐柄。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方脸平头的人，他一镐柄就击中武月凡的头，又把武月凡从炕上拖到地上，20多个人轮番毒打。其中一个人说：“看你当书记，要你的命，看你还选不选。”武月凡的妻子李素英要打电话报警，也被他们扯断了电话线。李素英要和这群歹徒搏斗，被外围一名歹徒像抓小鸡一样抓住，扔到两米远，一米高的月台下，摔得不能动弹。
这群歹徒看到武月凡被打死了，才住了手。翻过山梁，顺着来时的小冻凌沟，大摇大摆地走了。有一人边走边说：“死了！活该！”
武月静（武月凡的三弟）和村民闻讯赶到，把武月凡送到县医院。经医院诊断：武月凡头部多处受伤，左耳被打烂，多根肋骨骨折，左臂尺骨骨折，视力、听力严重下降，胳膊、腿、躯干等软骨组织大面积挫伤。
武月凡是一个普通的村民，普通的党员。近十多年来很少出门，就是到距离武家湾只有4里路的范家庄，也很少去。不可能与别人结怨。这20多名歹徒不走大路，而是绕山沟小路走（这条小路当地人也不熟悉），直闯入他的房间行凶。没有本村人带路，歹徒怎么会那么准确呢？看来有领路的，有侦察情况的，有在里边打的，有扯断电话线的，有在外围保护的。分工严明，绝对是一次有组织的谋杀行动。
6、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武月凡家，察看了现场。带李素英回派出所做笔录。在出门时，李素英质问武顺达。武顺达就打电话叫人。武顺革、武顺龙、武顺龙、武安泽等家庭成员，共十余人，坐着三轮车，手拿铁棒、木棒，又去打李素英。
7、五月十二日，村主任武克校的14棵杨树被人剥了皮。五月十三日，西沟村数名党员的树也被人砍倒。
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谈“灵山”色变的恐怖心理。只要陌生人进村，都不敢大声说话：只要有面包车进村，就相互通知准备躲避：党员夜里不敢在家睡觉，白天不敢下地干活，听到车声就胆战心惊。整个村庄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党支部换届选举时，武顺达与黑社会恶势力勾结，插手、操纵、阻挠选举。落选后，武顺达、武安泽就仇恨党员，更仇恨党支部候选人，并开始纠集外地黑恶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恐吓、殴打、杀人的行动，给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平民百姓的谋杀行动，美国出现过“9.11”事件，定州出现过“6.11”事件。在保定市组织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这帮歹徒还如此猖獗、顶风作案，岂不成了曲阳的“5.11”！简直就是对党、对政府、对人民的挑衅！
以武顺达为首的宗族恶势力，交结外地黑社会恶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群众，扰乱了社会治安。给整个武家湾村，整个范家庄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不要让黑恶势力再猖獗下去，应于从速严惩。我们期盼着不要有更大的恶性事件再发生在武家湾村的村民头上。
保定市曲阳县范家庄乡武家湾村
2006年5月15日
武家湾村民代表联名签字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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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顺达武安泽交结黑社会恶势力、操纵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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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家湾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以来，原村支部书记武顺达，副书记武安泽利用手中的权力，交结黑社会恶势力，插手、操纵党支部选举，多次殴打、杀害党员和党支部候选人。现将事实反映如下：
1、二OO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武家湾村进行了党支部换届选举。原村书记武顺达，原副书记武安泽纠集外地黑恶势力10多名，聚集在武家湾村党支部门口，为武顺达武安泽压阵，威胁不赞成武顺达的党员，并且扬言，在武家湾只有武顺达才能当书记，其他人不可能，其他即使能被选为书记，也不能开展工作，只有挨打的份。在这群黑恶势力的威胁下，不少党员纷纷要求退出会场，在乡干部的再三劝说下才没有离开。这群黑恶势力为首之人，叫庞会超，灵山人，武顺达的表姑父。（书记武顺达曾经把武家湾的建桥工程承包给庞会超。）
2、党支部候选人公布后，武顺达、武安泽知道自己落选，就组织十几个党员，擅自离开会场，拒绝选举。乡干部（牛敬阳、付爱芬、刘海龙、宋玉兰）在村里每隔半小时广播一次。在广播中宣传党的选举规定，给离开的党员做思想工作。联播5次，这些人依然没有回到会场。由于这十几个党员有组织的离开会场，选举被迫中断。这是武顺达、武安泽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为的是操纵党支部选举，把武家湾村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中。
3、五月五日，党支部候选人武二库与村委副主任武增群在家闲聊。有两个人进屋就说：“谁叫武二库？给我出来！”武二库刚走出门，这两个人抄起早已准备好的镐柄，照准武二库的头就砸，这时从门外的红色面包车上又下来两个手持镐柄的人，也是上前就打。这些人边打边说：“让你参加选举！”等到武增群从屋里跑出来，武二库已经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些暴徒打完后，扬长而去。
五月八日，武二库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身后有人叫喊，“二库，你过来。”回头一看，武顺龙领着一群黑恶势力向武二库追来。武二库一看，苗头不对，扔下锄头，恐惧地拔腿往山沟里跑，头也不敢回。在枣树沟里整整躲了一天，中午也没敢回家吃饭，等到天黑，才摸回家。从此，夜里不敢在家里睡觉。白天，不敢在地里干活。整天惶恐不安。看见有面包车进村，听见家里狗叫。以为有人要来，都毛骨悚然。家里的大门时常插着，生怕有陌生人闯进来，再次挨打。
作为一名公民，没有安全感；作为一名××党员，有生命危险。真不知以后日子该怎么过。
4、五月五日，党员张进国在家中休息。5个年轻暴徒，突然闯入。二话不说就对张进国拳打脚踢。年老的张进国那里经得起5个暴徒的毒打，顿时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暴徒见张进国不能动了，才住手。临走时，其中一人恶狠狠地说：“选举时事少点，不然还来打你！”张进国知道所谓的“选举时事少点”是指选举时，只投武顺达的票。
五月八日，武顺龙（武顺达的弟弟）带领20多人，共三辆车（冀F68556、冀FF5733、冀FF3590）为首之人除武顺龙外还有庞会超、杨顺来、杨乔来（派出所也出了警，见到了这些人），又闯入张进国家。以让张进国辩认这些人是否是灵山的为由（武二库，张进出口国并没有向武顺达说5月5日打人者是灵山的），又对张进国进行威胁。张进国吓得腿都软了，站也站不住，气也不敢出。武顺龙等人的行径，岂不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5、五月九日，武计文到武顺龙（武顺达的堂弟）的商店里买东西，听到他家有好多人正在商量事情。其中武顺某（武顺达的堂弟）说，下次再打就是武月凡，打就要打死他。
五月十一日上午，有人看见武顺革、武顺龙、武安泽去了武月凡家西南的西沟村（自然村隶属武家湾村）。
五月十一日中午1点左右，武月凡饭后午休，妻子李素英在吃午饭。一群20多人的歹徒从小冻凌沟翻过山梁直窜入武月凡家，直接闯入武月凡休息的屋子。20多个歹徒手中都拿着镐柄。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方脸平头的人，他一镐柄就击中武月凡的头，又把武月凡从炕上拖到地上，20多个人轮番毒打。其中一个人说：“看你当书记，要你的命，看你还选不选。”武月凡的妻子李素英要打电话报警，也被他们扯断了电话线。李素英要和这群歹徒搏斗，被外围一名歹徒像抓小鸡一样抓住，扔到两米远，一米高的月台下，摔得不能动弹。
这群歹徒看到武月凡被打死了，才住了手。翻过山梁，顺着来时的小冻凌沟，大摇大摆地走了。有一人边走边说：“死了！活该！”
武月静（武月凡的三弟）和村民闻讯赶到，把武月凡送到县医院。经医院诊断：武月凡头部多处受伤，左耳被打烂，多根肋骨骨折，左臂尺骨骨折，视力、听力严重下降，胳膊、腿、躯干等软骨组织大面积挫伤。
武月凡是一个普通的村民，普通的党员。近十多年来很少出门，就是到距离武家湾只有4里路的范家庄，也很少去。不可能与别人结怨。这20多名歹徒不走大路，而是绕山沟小路走（这条小路当地人也不熟悉），直闯入他的房间行凶。没有本村人带路，歹徒怎么会那么准确呢？看来有领路的，有侦察情况的，有在里边打的，有扯断电话线的，有在外围保护的。分工严明，绝对是一次有组织的谋杀行动。
6、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武月凡家，察看了现场。带李素英回派出所做笔录。在出门时，李素英质问武顺达。武顺达就打电话叫人。武顺革、武顺龙、武顺龙、武安泽等家庭成员，共十余人，坐着三轮车，手拿铁棒、木棒，又去打李素英。
7、五月十二日，村主任武克校的14棵杨树被人剥了皮。五月十三日，西沟村数名党员的树也被人砍倒。
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谈“灵山”色变的恐怖心理。只要陌生人进村，都不敢大声说话：只要有面包车进村，就相互通知准备躲避：党员夜里不敢在家睡觉，白天不敢下地干活，听到车声就胆战心惊。整个村庄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党支部换届选举时，武顺达与黑社会恶势力勾结，插手、操纵、阻挠选举。落选后，武顺达、武安泽就仇恨党员，更仇恨党支部候选人，并开始纠集外地黑恶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恐吓、殴打、杀人的行动，给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平民百姓的谋杀行动，美国出现过“9.11”事件，定州出现过“6.11”事件。在保定市组织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这帮歹徒还如此猖獗、顶风作案，岂不成了曲阳的“5.11”！简直就是对党、对政府、对人民的挑衅！
以武顺达为首的宗族恶势力，交结外地黑社会恶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群众，扰乱了社会治安。给整个武家湾村，整个范家庄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不要让黑恶势力再猖獗下去，应于从速严惩。我们期盼着不要有更大的恶性事件再发生在武家湾村的村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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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家湾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以来，原村支部书记武顺达，副书记武安泽利用手中的权力，交结黑社会恶势力，插手、操纵党支部选举，多次殴打、杀害党员和党支部候选人。现将事实反映如下：
1、二OO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武家湾村进行了党支部换届选举。原村书记武顺达，原副书记武安泽纠集外地黑恶势力10多名，聚集在武家湾村党支部门口，为武顺达武安泽压阵，威胁不赞成武顺达的党员，并且扬言，在武家湾只有武顺达才能当书记，其他人不可能，其他即使能被选为书记，也不能开展工作，只有挨打的份。在这群黑恶势力的威胁下，不少党员纷纷要求退出会场，在乡干部的再三劝说下才没有离开。这群黑恶势力为首之人，叫庞会超，灵山人，武顺达的表姑父。（书记武顺达曾经把武家湾的建桥工程承包给庞会超。）
2、党支部候选人公布后，武顺达、武安泽知道自己落选，就组织十几个党员，擅自离开会场，拒绝选举。乡干部（牛敬阳、付爱芬、刘海龙、宋玉兰）在村里每隔半小时广播一次。在广播中宣传党的选举规定，给离开的党员做思想工作。联播5次，这些人依然没有回到会场。由于这十几个党员有组织的离开会场，选举被迫中断。这是武顺达、武安泽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为的是操纵党支部选举，把武家湾村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中。
3、五月五日，党支部候选人武二库与村委副主任武增群在家闲聊。有两个人进屋就说：“谁叫武二库？给我出来！”武二库刚走出门，这两个人抄起早已准备好的镐柄，照准武二库的头就砸，这时从门外的红色面包车上又下来两个手持镐柄的人，也是上前就打。这些人边打边说：“让你参加选举！”等到武增群从屋里跑出来，武二库已经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些暴徒打完后，扬长而去。
五月八日，武二库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身后有人叫喊，“二库，你过来。”回头一看，武顺龙领着一群黑恶势力向武二库追来。武二库一看，苗头不对，扔下锄头，恐惧地拔腿往山沟里跑，头也不敢回。在枣树沟里整整躲了一天，中午也没敢回家吃饭，等到天黑，才摸回家。从此，夜里不敢在家里睡觉。白天，不敢在地里干活。整天惶恐不安。看见有面包车进村，听见家里狗叫。以为有人要来，都毛骨悚然。家里的大门时常插着，生怕有陌生人闯进来，再次挨打。
作为一名公民，没有安全感；作为一名××党员，有生命危险。真不知以后日子该怎么过。
4、五月五日，党员张进国在家中休息。5个年轻暴徒，突然闯入。二话不说就对张进国拳打脚踢。年老的张进国那里经得起5个暴徒的毒打，顿时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暴徒见张进国不能动了，才住手。临走时，其中一人恶狠狠地说：“选举时事少点，不然还来打你！”张进国知道所谓的“选举时事少点”是指选举时，只投武顺达的票。
五月八日，武顺龙（武顺达的弟弟）带领20多人，共三辆车（冀F68556、冀FF5733、冀FF3590）为首之人除武顺龙外还有庞会超、杨顺来、杨乔来（派出所也出了警，见到了这些人），又闯入张进国家。以让张进国辩认这些人是否是灵山的为由（武二库，张进出口国并没有向武顺达说5月5日打人者是灵山的），又对张进国进行威胁。张进国吓得腿都软了，站也站不住，气也不敢出。武顺龙等人的行径，岂不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5、五月九日，武计文到武顺龙（武顺达的堂弟）的商店里买东西，听到他家有好多人正在商量事情。其中武顺某（武顺达的堂弟）说，下次再打就是武月凡，打就要打死他。
五月十一日上午，有人看见武顺革、武顺龙、武安泽去了武月凡家西南的西沟村（自然村隶属武家湾村）。
五月十一日中午1点左右，武月凡饭后午休，妻子李素英在吃午饭。一群20多人的歹徒从小冻凌沟翻过山梁直窜入武月凡家，直接闯入武月凡休息的屋子。20多个歹徒手中都拿着镐柄。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方脸平头的人，他一镐柄就击中武月凡的头，又把武月凡从炕上拖到地上，20多个人轮番毒打。其中一个人说：“看你当书记，要你的命，看你还选不选。”武月凡的妻子李素英要打电话报警，也被他们扯断了电话线。李素英要和这群歹徒搏斗，被外围一名歹徒像抓小鸡一样抓住，扔到两米远，一米高的月台下，摔得不能动弹。
这群歹徒看到武月凡被打死了，才住了手。翻过山梁，顺着来时的小冻凌沟，大摇大摆地走了。有一人边走边说：“死了！活该！”
武月静（武月凡的三弟）和村民闻讯赶到，把武月凡送到县医院。经医院诊断：武月凡头部多处受伤，左耳被打烂，多根肋骨骨折，左臂尺骨骨折，视力、听力严重下降，胳膊、腿、躯干等软骨组织大面积挫伤。
武月凡是一个普通的村民，普通的党员。近十多年来很少出门，就是到距离武家湾只有4里路的范家庄，也很少去。不可能与别人结怨。这20多名歹徒不走大路，而是绕山沟小路走（这条小路当地人也不熟悉），直闯入他的房间行凶。没有本村人带路，歹徒怎么会那么准确呢？看来有领路的，有侦察情况的，有在里边打的，有扯断电话线的，有在外围保护的。分工严明，绝对是一次有组织的谋杀行动。
6、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武月凡家，察看了现场。带李素英回派出所做笔录。在出门时，李素英质问武顺达。武顺达就打电话叫人。武顺革、武顺龙、武顺龙、武安泽等家庭成员，共十余人，坐着三轮车，手拿铁棒、木棒，又去打李素英。
7、五月十二日，村主任武克校的14棵杨树被人剥了皮。五月十三日，西沟村数名党员的树也被人砍倒。
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谈“灵山”色变的恐怖心理。只要陌生人进村，都不敢大声说话：只要有面包车进村，就相互通知准备躲避：党员夜里不敢在家睡觉，白天不敢下地干活，听到车声就胆战心惊。整个村庄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党支部换届选举时，武顺达与黑社会恶势力勾结，插手、操纵、阻挠选举。落选后，武顺达、武安泽就仇恨党员，更仇恨党支部候选人，并开始纠集外地黑恶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恐吓、殴打、杀人的行动，给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平民百姓的谋杀行动，美国出现过“9.11”事件，定州出现过“6.11”事件。在保定市组织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这帮歹徒还如此猖獗、顶风作案，岂不成了曲阳的“5.11”！简直就是对党、对政府、对人民的挑衅！
以武顺达为首的宗族恶势力，交结外地黑社会恶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群众，扰乱了社会治安。给整个武家湾村，整个范家庄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不要让黑恶势力再猖獗下去，应于从速严惩。我们期盼着不要有更大的恶性事件再发生在武家湾村的村民头上。
保定市曲阳县范家庄乡武家湾村
2006年5月15日
武家湾村民代表联名签字名单
http://www.super-plans.net.cn/ 千年谋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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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顺达武安泽交结黑社会恶势力、操纵党支部
换届选举、组织实施杀人的举报材料
尊敬的各级领导：
自武家湾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以来，原村支部书记武顺达，副书记武安泽利用手中的权力，交结黑社会恶势力，插手、操纵党支部选举，多次殴打、杀害党员和党支部候选人。现将事实反映如下：
1、二OO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武家湾村进行了党支部换届选举。原村书记武顺达，原副书记武安泽纠集外地黑恶势力10多名，聚集在武家湾村党支部门口，为武顺达武安泽压阵，威胁不赞成武顺达的党员，并且扬言，在武家湾只有武顺达才能当书记，其他人不可能，其他即使能被选为书记，也不能开展工作，只有挨打的份。在这群黑恶势力的威胁下，不少党员纷纷要求退出会场，在乡干部的再三劝说下才没有离开。这群黑恶势力为首之人，叫庞会超，灵山人，武顺达的表姑父。（书记武顺达曾经把武家湾的建桥工程承包给庞会超。）
2、党支部候选人公布后，武顺达、武安泽知道自己落选，就组织十几个党员，擅自离开会场，拒绝选举。乡干部（牛敬阳、付爱芬、刘海龙、宋玉兰）在村里每隔半小时广播一次。在广播中宣传党的选举规定，给离开的党员做思想工作。联播5次，这些人依然没有回到会场。由于这十几个党员有组织的离开会场，选举被迫中断。这是武顺达、武安泽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为的是操纵党支部选举，把武家湾村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中。
3、五月五日，党支部候选人武二库与村委副主任武增群在家闲聊。有两个人进屋就说：“谁叫武二库？给我出来！”武二库刚走出门，这两个人抄起早已准备好的镐柄，照准武二库的头就砸，这时从门外的红色面包车上又下来两个手持镐柄的人，也是上前就打。这些人边打边说：“让你参加选举！”等到武增群从屋里跑出来，武二库已经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些暴徒打完后，扬长而去。
五月八日，武二库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身后有人叫喊，“二库，你过来。”回头一看，武顺龙领着一群黑恶势力向武二库追来。武二库一看，苗头不对，扔下锄头，恐惧地拔腿往山沟里跑，头也不敢回。在枣树沟里整整躲了一天，中午也没敢回家吃饭，等到天黑，才摸回家。从此，夜里不敢在家里睡觉。白天，不敢在地里干活。整天惶恐不安。看见有面包车进村，听见家里狗叫。以为有人要来，都毛骨悚然。家里的大门时常插着，生怕有陌生人闯进来，再次挨打。
作为一名公民，没有安全感；作为一名××党员，有生命危险。真不知以后日子该怎么过。
4、五月五日，党员张进国在家中休息。5个年轻暴徒，突然闯入。二话不说就对张进国拳打脚踢。年老的张进国那里经得起5个暴徒的毒打，顿时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暴徒见张进国不能动了，才住手。临走时，其中一人恶狠狠地说：“选举时事少点，不然还来打你！”张进国知道所谓的“选举时事少点”是指选举时，只投武顺达的票。
五月八日，武顺龙（武顺达的弟弟）带领20多人，共三辆车（冀F68556、冀FF5733、冀FF3590）为首之人除武顺龙外还有庞会超、杨顺来、杨乔来（派出所也出了警，见到了这些人），又闯入张进国家。以让张进国辩认这些人是否是灵山的为由（武二库，张进出口国并没有向武顺达说5月5日打人者是灵山的），又对张进国进行威胁。张进国吓得腿都软了，站也站不住，气也不敢出。武顺龙等人的行径，岂不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5、五月九日，武计文到武顺龙（武顺达的堂弟）的商店里买东西，听到他家有好多人正在商量事情。其中武顺某（武顺达的堂弟）说，下次再打就是武月凡，打就要打死他。
五月十一日上午，有人看见武顺革、武顺龙、武安泽去了武月凡家西南的西沟村（自然村隶属武家湾村）。
五月十一日中午1点左右，武月凡饭后午休，妻子李素英在吃午饭。一群20多人的歹徒从小冻凌沟翻过山梁直窜入武月凡家，直接闯入武月凡休息的屋子。20多个歹徒手中都拿着镐柄。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方脸平头的人，他一镐柄就击中武月凡的头，又把武月凡从炕上拖到地上，20多个人轮番毒打。其中一个人说：“看你当书记，要你的命，看你还选不选。”武月凡的妻子李素英要打电话报警，也被他们扯断了电话线。李素英要和这群歹徒搏斗，被外围一名歹徒像抓小鸡一样抓住，扔到两米远，一米高的月台下，摔得不能动弹。
这群歹徒看到武月凡被打死了，才住了手。翻过山梁，顺着来时的小冻凌沟，大摇大摆地走了。有一人边走边说：“死了！活该！”
武月静（武月凡的三弟）和村民闻讯赶到，把武月凡送到县医院。经医院诊断：武月凡头部多处受伤，左耳被打烂，多根肋骨骨折，左臂尺骨骨折，视力、听力严重下降，胳膊、腿、躯干等软骨组织大面积挫伤。
武月凡是一个普通的村民，普通的党员。近十多年来很少出门，就是到距离武家湾只有4里路的范家庄，也很少去。不可能与别人结怨。这20多名歹徒不走大路，而是绕山沟小路走（这条小路当地人也不熟悉），直闯入他的房间行凶。没有本村人带路，歹徒怎么会那么准确呢？看来有领路的，有侦察情况的，有在里边打的，有扯断电话线的，有在外围保护的。分工严明，绝对是一次有组织的谋杀行动。
6、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武月凡家，察看了现场。带李素英回派出所做笔录。在出门时，李素英质问武顺达。武顺达就打电话叫人。武顺革、武顺龙、武顺龙、武安泽等家庭成员，共十余人，坐着三轮车，手拿铁棒、木棒，又去打李素英。
7、五月十二日，村主任武克校的14棵杨树被人剥了皮。五月十三日，西沟村数名党员的树也被人砍倒。
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谈“灵山”色变的恐怖心理。只要陌生人进村，都不敢大声说话：只要有面包车进村，就相互通知准备躲避：党员夜里不敢在家睡觉，白天不敢下地干活，听到车声就胆战心惊。整个村庄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党支部换届选举时，武顺达与黑社会恶势力勾结，插手、操纵、阻挠选举。落选后，武顺达、武安泽就仇恨党员，更仇恨党支部候选人，并开始纠集外地黑恶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恐吓、殴打、杀人的行动，给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平民百姓的谋杀行动，美国出现过“9.11”事件，定州出现过“6.11”事件。在保定市组织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这帮歹徒还如此猖獗、顶风作案，岂不成了曲阳的“5.11”！简直就是对党、对政府、对人民的挑衅！
以武顺达为首的宗族恶势力，交结外地黑社会恶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群众，扰乱了社会治安。给整个武家湾村，整个范家庄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不要让黑恶势力再猖獗下去，应于从速严惩。我们期盼着不要有更大的恶性事件再发生在武家湾村的村民头上。
保定市曲阳县范家庄乡武家湾村
200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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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顺达武安泽交结黑社会恶势力
关于武顺达武安泽交结黑社会恶势力、操纵党支部
换届选举、组织实施杀人的举报材料
尊敬的各级领导：
自武家湾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以来，原村支部书记武顺达，副书记武安泽利用手中的权力，交结黑社会恶势力，插手、操纵党支部选举，多次殴打、杀害党员和党支部候选人。现将事实反映如下：
1、二OO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武家湾村进行了党支部换届选举。原村书记武顺达，原副书记武安泽纠集外地黑恶势力10多名，聚集在武家湾村党支部门口，为武顺达武安泽压阵，威胁不赞成武顺达的党员，并且扬言，在武家湾只有武顺达才能当书记，其他人不可能，其他即使能被选为书记，也不能开展工作，只有挨打的份。在这群黑恶势力的威胁下，不少党员纷纷要求退出会场，在乡干部的再三劝说下才没有离开。这群黑恶势力为首之人，叫庞会超，灵山人，武顺达的表姑父。（书记武顺达曾经把武家湾的建桥工程承包给庞会超。）
2、党支部候选人公布后，武顺达、武安泽知道自己落选，就组织十几个党员，擅自离开会场，拒绝选举。乡干部（牛敬阳、付爱芬、刘海龙、宋玉兰）在村里每隔半小时广播一次。在广播中宣传党的选举规定，给离开的党员做思想工作。联播5次，这些人依然没有回到会场。由于这十几个党员有组织的离开会场，选举被迫中断。这是武顺达、武安泽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为的是操纵党支部选举，把武家湾村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中。
3、五月五日，党支部候选人武二库与村委副主任武增群在家闲聊。有两个人进屋就说：“谁叫武二库？给我出来！”武二库刚走出门，这两个人抄起早已准备好的镐柄，照准武二库的头就砸，这时从门外的红色面包车上又下来两个手持镐柄的人，也是上前就打。这些人边打边说：“让你参加选举！”等到武增群从屋里跑出来，武二库已经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些暴徒打完后，扬长而去。
五月八日，武二库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身后有人叫喊，“二库，你过来。”回头一看，武顺龙领着一群黑恶势力向武二库追来。武二库一看，苗头不对，扔下锄头，恐惧地拔腿往山沟里跑，头也不敢回。在枣树沟里整整躲了一天，中午也没敢回家吃饭，等到天黑，才摸回家。从此，夜里不敢在家里睡觉。白天，不敢在地里干活。整天惶恐不安。看见有面包车进村，听见家里狗叫。以为有人要来，都毛骨悚然。家里的大门时常插着，生怕有陌生人闯进来，再次挨打。
作为一名公民，没有安全感；作为一名××党员，有生命危险。真不知以后日子该怎么过。
4、五月五日，党员张进国在家中休息。5个年轻暴徒，突然闯入。二话不说就对张进国拳打脚踢。年老的张进国那里经得起5个暴徒的毒打，顿时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暴徒见张进国不能动了，才住手。临走时，其中一人恶狠狠地说：“选举时事少点，不然还来打你！”张进国知道所谓的“选举时事少点”是指选举时，只投武顺达的票。
五月八日，武顺龙（武顺达的弟弟）带领20多人，共三辆车（冀F68556、冀FF5733、冀FF3590）为首之人除武顺龙外还有庞会超、杨顺来、杨乔来（派出所也出了警，见到了这些人），又闯入张进国家。以让张进国辩认这些人是否是灵山的为由（武二库，张进出口国并没有向武顺达说5月5日打人者是灵山的），又对张进国进行威胁。张进国吓得腿都软了，站也站不住，气也不敢出。武顺龙等人的行径，岂不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5、五月九日，武计文到武顺龙（武顺达的堂弟）的商店里买东西，听到他家有好多人正在商量事情。其中武顺某（武顺达的堂弟）说，下次再打就是武月凡，打就要打死他。
五月十一日上午，有人看见武顺革、武顺龙、武安泽去了武月凡家西南的西沟村（自然村隶属武家湾村）。
五月十一日中午1点左右，武月凡饭后午休，妻子李素英在吃午饭。一群20多人的歹徒从小冻凌沟翻过山梁直窜入武月凡家，直接闯入武月凡休息的屋子。20多个歹徒手中都拿着镐柄。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方脸平头的人，他一镐柄就击中武月凡的头，又把武月凡从炕上拖到地上，20多个人轮番毒打。其中一个人说：“看你当书记，要你的命，看你还选不选。”武月凡的妻子李素英要打电话报警，也被他们扯断了电话线。李素英要和这群歹徒搏斗，被外围一名歹徒像抓小鸡一样抓住，扔到两米远，一米高的月台下，摔得不能动弹。
这群歹徒看到武月凡被打死了，才住了手。翻过山梁，顺着来时的小冻凌沟，大摇大摆地走了。有一人边走边说：“死了！活该！”
武月静（武月凡的三弟）和村民闻讯赶到，把武月凡送到县医院。经医院诊断：武月凡头部多处受伤，左耳被打烂，多根肋骨骨折，左臂尺骨骨折，视力、听力严重下降，胳膊、腿、躯干等软骨组织大面积挫伤。
武月凡是一个普通的村民，普通的党员。近十多年来很少出门，就是到距离武家湾只有4里路的范家庄，也很少去。不可能与别人结怨。这20多名歹徒不走大路，而是绕山沟小路走（这条小路当地人也不熟悉），直闯入他的房间行凶。没有本村人带路，歹徒怎么会那么准确呢？看来有领路的，有侦察情况的，有在里边打的，有扯断电话线的，有在外围保护的。分工严明，绝对是一次有组织的谋杀行动。
6、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武月凡家，察看了现场。带李素英回派出所做笔录。在出门时，李素英质问武顺达。武顺达就打电话叫人。武顺革、武顺龙、武顺龙、武安泽等家庭成员，共十余人，坐着三轮车，手拿铁棒、木棒，又去打李素英。
7、五月十二日，村主任武克校的14棵杨树被人剥了皮。五月十三日，西沟村数名党员的树也被人砍倒。
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谈“灵山”色变的恐怖心理。只要陌生人进村，都不敢大声说话：只要有面包车进村，就相互通知准备躲避：党员夜里不敢在家睡觉，白天不敢下地干活，听到车声就胆战心惊。整个村庄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党支部换届选举时，武顺达与黑社会恶势力勾结，插手、操纵、阻挠选举。落选后，武顺达、武安泽就仇恨党员，更仇恨党支部候选人，并开始纠集外地黑恶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恐吓、殴打、杀人的行动，给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平民百姓的谋杀行动，美国出现过“9.11”事件，定州出现过“6.11”事件。在保定市组织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这帮歹徒还如此猖獗、顶风作案，岂不成了曲阳的“5.11”！简直就是对党、对政府、对人民的挑衅！
以武顺达为首的宗族恶势力，交结外地黑社会恶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群众，扰乱了社会治安。给整个武家湾村，整个范家庄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不要让黑恶势力再猖獗下去，应于从速严惩。我们期盼着不要有更大的恶性事件再发生在武家湾村的村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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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级领导：
自武家湾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以来，原村支部书记武顺达，副书记武安泽利用手中的权力，交结黑社会恶势力，插手、操纵党支部选举，多次殴打、杀害党员和党支部候选人。现将事实反映如下：
1、二OO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武家湾村进行了党支部换届选举。原村书记武顺达，原副书记武安泽纠集外地黑恶势力10多名，聚集在武家湾村党支部门口，为武顺达武安泽压阵，威胁不赞成武顺达的党员，并且扬言，在武家湾只有武顺达才能当书记，其他人不可能，其他即使能被选为书记，也不能开展工作，只有挨打的份。在这群黑恶势力的威胁下，不少党员纷纷要求退出会场，在乡干部的再三劝说下才没有离开。这群黑恶势力为首之人，叫庞会超，灵山人，武顺达的表姑父。（书记武顺达曾经把武家湾的建桥工程承包给庞会超。）
2、党支部候选人公布后，武顺达、武安泽知道自己落选，就组织十几个党员，擅自离开会场，拒绝选举。乡干部（牛敬阳、付爱芬、刘海龙、宋玉兰）在村里每隔半小时广播一次。在广播中宣传党的选举规定，给离开的党员做思想工作。联播5次，这些人依然没有回到会场。由于这十几个党员有组织的离开会场，选举被迫中断。这是武顺达、武安泽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为的是操纵党支部选举，把武家湾村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中。
3、五月五日，党支部候选人武二库与村委副主任武增群在家闲聊。有两个人进屋就说：“谁叫武二库？给我出来！”武二库刚走出门，这两个人抄起早已准备好的镐柄，照准武二库的头就砸，这时从门外的红色面包车上又下来两个手持镐柄的人，也是上前就打。这些人边打边说：“让你参加选举！”等到武增群从屋里跑出来，武二库已经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些暴徒打完后，扬长而去。
五月八日，武二库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身后有人叫喊，“二库，你过来。”回头一看，武顺龙领着一群黑恶势力向武二库追来。武二库一看，苗头不对，扔下锄头，恐惧地拔腿往山沟里跑，头也不敢回。在枣树沟里整整躲了一天，中午也没敢回家吃饭，等到天黑，才摸回家。从此，夜里不敢在家里睡觉。白天，不敢在地里干活。整天惶恐不安。看见有面包车进村，听见家里狗叫。以为有人要来，都毛骨悚然。家里的大门时常插着，生怕有陌生人闯进来，再次挨打。
作为一名公民，没有安全感；作为一名××党员，有生命危险。真不知以后日子该怎么过。
4、五月五日，党员张进国在家中休息。5个年轻暴徒，突然闯入。二话不说就对张进国拳打脚踢。年老的张进国那里经得起5个暴徒的毒打，顿时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暴徒见张进国不能动了，才住手。临走时，其中一人恶狠狠地说：“选举时事少点，不然还来打你！”张进国知道所谓的“选举时事少点”是指选举时，只投武顺达的票。
五月八日，武顺龙（武顺达的弟弟）带领20多人，共三辆车（冀F68556、冀FF5733、冀FF3590）为首之人除武顺龙外还有庞会超、杨顺来、杨乔来（派出所也出了警，见到了这些人），又闯入张进国家。以让张进国辩认这些人是否是灵山的为由（武二库，张进出口国并没有向武顺达说5月5日打人者是灵山的），又对张进国进行威胁。张进国吓得腿都软了，站也站不住，气也不敢出。武顺龙等人的行径，岂不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5、五月九日，武计文到武顺龙（武顺达的堂弟）的商店里买东西，听到他家有好多人正在商量事情。其中武顺某（武顺达的堂弟）说，下次再打就是武月凡，打就要打死他。
五月十一日上午，有人看见武顺革、武顺龙、武安泽去了武月凡家西南的西沟村（自然村隶属武家湾村）。
五月十一日中午1点左右，武月凡饭后午休，妻子李素英在吃午饭。一群20多人的歹徒从小冻凌沟翻过山梁直窜入武月凡家，直接闯入武月凡休息的屋子。20多个歹徒手中都拿着镐柄。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方脸平头的人，他一镐柄就击中武月凡的头，又把武月凡从炕上拖到地上，20多个人轮番毒打。其中一个人说：“看你当书记，要你的命，看你还选不选。”武月凡的妻子李素英要打电话报警，也被他们扯断了电话线。李素英要和这群歹徒搏斗，被外围一名歹徒像抓小鸡一样抓住，扔到两米远，一米高的月台下，摔得不能动弹。
这群歹徒看到武月凡被打死了，才住了手。翻过山梁，顺着来时的小冻凌沟，大摇大摆地走了。有一人边走边说：“死了！活该！”
武月静（武月凡的三弟）和村民闻讯赶到，把武月凡送到县医院。经医院诊断：武月凡头部多处受伤，左耳被打烂，多根肋骨骨折，左臂尺骨骨折，视力、听力严重下降，胳膊、腿、躯干等软骨组织大面积挫伤。
武月凡是一个普通的村民，普通的党员。近十多年来很少出门，就是到距离武家湾只有4里路的范家庄，也很少去。不可能与别人结怨。这20多名歹徒不走大路，而是绕山沟小路走（这条小路当地人也不熟悉），直闯入他的房间行凶。没有本村人带路，歹徒怎么会那么准确呢？看来有领路的，有侦察情况的，有在里边打的，有扯断电话线的，有在外围保护的。分工严明，绝对是一次有组织的谋杀行动。
6、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武月凡家，察看了现场。带李素英回派出所做笔录。在出门时，李素英质问武顺达。武顺达就打电话叫人。武顺革、武顺龙、武顺龙、武安泽等家庭成员，共十余人，坐着三轮车，手拿铁棒、木棒，又去打李素英。
7、五月十二日，村主任武克校的14棵杨树被人剥了皮。五月十三日，西沟村数名党员的树也被人砍倒。
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谈“灵山”色变的恐怖心理。只要陌生人进村，都不敢大声说话：只要有面包车进村，就相互通知准备躲避：党员夜里不敢在家睡觉，白天不敢下地干活，听到车声就胆战心惊。整个村庄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党支部换届选举时，武顺达与黑社会恶势力勾结，插手、操纵、阻挠选举。落选后，武顺达、武安泽就仇恨党员，更仇恨党支部候选人，并开始纠集外地黑恶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恐吓、殴打、杀人的行动，给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平民百姓的谋杀行动，美国出现过“9.11”事件，定州出现过“6.11”事件。在保定市组织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这帮歹徒还如此猖獗、顶风作案，岂不成了曲阳的“5.11”！简直就是对党、对政府、对人民的挑衅！
以武顺达为首的宗族恶势力，交结外地黑社会恶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群众，扰乱了社会治安。给整个武家湾村，整个范家庄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不要让黑恶势力再猖獗下去，应于从速严惩。我们期盼着不要有更大的恶性事件再发生在武家湾村的村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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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中国权力架构严重混乱
作者： 万琪， 刊载于：中国价值网（ Chinavalue.com）
【摘要】 至于政体改革，右派主张它的实质是搞多党制，搞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在个人有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基础上构建真正的国家民主政治。右派还希望××党分裂，反对党指挥枪。他们的策略是，现在只做不说。因为现在说不得，但他们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这些基本观点，在三月的西山会议上由北大的一个教授毫无掩饰地和盘托出。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西山会议”指出，中国法制存在七个方面的问题，整个权力架构反宪政。“西山会议”是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今年三月四日在北京杏林山庄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的别称，会议旨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及相关问题，提供中国高层决策参考。
贺卫方所说的七个问题包括：
第一，权力架构严重混乱。例如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又如大学里面有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
第二，人大的反议会性质。人大不是一个议会，“我认为一天不开都好”。
第三，宪法规定的政治性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
第四，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中国的司法体系现在“正在稳步的下降”，“司法的地位稳步的下降”，“最近党对司法的干预不断地的强化，而不是弱化”。
第五，政出多门，越来越混乱。最高人民法院说，涉及到拆迁的问题，法院一律不受理，法律受理不受理什么案件，是法律规定的，但中国的法院却拒之门外，“规则混乱不堪，红头文件高于法律”。
第六，农村的土地问题严重。“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第七，交易安全方面的保障问题，这也涉及到司法独立问题。
附录一：左派对贺卫方的抨击
3月4日高尚全领军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简称新西山会议），尽管高尚全一再强调这是小范围的“内部会议”，但是会议纪要还是在网络上传开了。这批材料的公开，必将进一步教育那些善良的人们，阶级斗争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毛主席1955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所说：“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批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识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识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识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严重问题的。”
那么当今的改革精英，他们是怎样耍两面派，欺骗善良的人们的呢？
1、他们极力标榜是最彻底的“改革派”。高尚全曾经不止一次自吹自己是改革政策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在一次会议上，许多与会者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时，是他力排众议，“捍卫改革的大旗”，会后中央的一位领导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多亏你的发言……。他用这件事炫耀自己坚持改革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扬。当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激起天怒人怨，人们纷纷反思改革时，高尚全首当其冲，挥舞“谁反思改革谁就是反对改革”的大棒，向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人们狠狠打来。当资改派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受到全国人民的批判和抵制时，又是高尚全跳出来，要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也就是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并反思改革的人扣上反改革的大帽子。这次，正当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高尚全纠集一批所谓“文化人”，所谓“精英”，策划于密室，但仍然打着“改革”招牌，妄图把他们的“改革”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达到篡夺国家政权的目的。高尚全说：“贫富的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公、腐败等等，产生这些问题要做具体分析，有的人认为改革不到位，有的人认为假改革造成的。这些问题需要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靠运动能解决吗？靠反右能解决吗？靠批私有化然后上升到市场化，能解决吗？”高尚全还是高唱改革的高调。但是，××党人历来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分配不公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等等，究其根源，难道不是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吗？没有贱卖国企，没有MBO,没有什么减员增效，哪有几千万工人下岗？哪有少数人一夜暴富？哪有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致使腐败愈演愈烈？然而高尚全就是不许批私有化，在他看来“靠批私有化然后上升到市场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要把改革改到位，也就是皇甫平们的“改革不能动摇”。高尚全说：“皇甫平的一篇文章出来以后，说改革不能动摇，遭到网上一片骂声”，大为皇甫平鸣不平。他们不仅把改革当做护身符，还把改革当做手中的一条棍棒，谁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观，他们就说你反对改革。他们就是这样打着改革的旗号，招摇撞骗20多年，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国有经济瓦解，几千万工人下岗，贪污腐败横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主义江山岌岌可危。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
2 、他们极力把自己打扮成邓小平理论的践行者?
鼓吹《改革不可动摇》的皇甫平，不是说皇甫平就是辅左邓小平的意思吗。高尚全在新西山会议上的讲话也不止一次用“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同志出来讲话”来为自己辩护，什么“不要争论”，什么“依靠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是非”，但是他们从来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邓小平理论，他们历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拿邓小平的只言片语来吓人。我们谁都不会忘记邓小平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党的基本路线是管总的，党的一切活动都不能脱离党的基本路线。那么党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可是邓小平刚刚去世，他们就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了。不要说一百年不动摇，一年不到他们就背叛了党的基本路线，20 多年来，正是那些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人，极力歪曲和抵制邓小平理论，他们把四项基本原则视为私有化改革的最大障碍。高尚全从不讲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不讲市场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从不讲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们已经“图穷匕首现”了，不是还高喊依靠“三个有利于”吗!事实告诉我们，正是这些高喊改革的“文化精英”们，正是这些辅佐邓小平的“皇甫平”们是破坏改革的罪魁祸首，是反对和破坏邓小平理论的两面派。
3、他们披着“专家”、“学者”、“教授”的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
参加新西山会议的高尚全、张维迎、贺卫方等人都是专家和学者，张维迎、贺卫方还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多年来，张维迎等人鼓吹的吐痰理论、冰棍理论、腐败次优理论、弱势群体是改革的受益者理论，都是危害祖国的理论，但是他们不许人们批判，他们说这是“学术研究”，“你不懂，等学懂了你再说”。然而他们真是在做“学术研究”吗？贺卫方公然要分裂××党，公然质疑××党的合法性，公然要以台湾模式改革我们的国体，公然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实行军队国家化。贺卫方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这就是公开反对党对议会、党对司法、党对政府的领导，而且认为“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这难道是学术研究吗？在他们看来，既然经济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私有化基本实现了，接下来就该请××党下台了，遂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颠覆中国的狼子野心。可见，这些“学者”、“专家”、“教授”，绝不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张曙光说：“毛泽东留的两大遗产：一是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二是政治社会的专制统治。”究竟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造成的，还是毛泽东造成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只有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才能说出张曙光的话，至于专制统治，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就象布帛菽粟一样，须臾不可离开，对于剥夺者来说，对这个“专制统治”自然恨之入骨。他们的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于××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是多么仇恨，复辟变天的心情是多么急切！一切善良的人们，再也不要相信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了，再也不要相信什么“精英治国”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投入到围剿祸国殃民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斗争中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200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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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西山会议激辩改革难题
左中右三派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涉及十三亿人口的改革如此复杂，又没有经验，岂能没有歧异。然而三派都登台讲话并进行激辩，说明中国的改革确实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说得尖锐一点，是处在十字路口。
今年3月4日，几十个主流经济学家聚会北京西山豪华的杏林山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召集下，在不允许记者参加的情况下，研究了改革攻坚战等重大问题。该会与去年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改革的研讨会形成了激烈的对立。该会的四五个人还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尖锐意见，其中尤以北京大学某教授的发言最为激烈。鉴于许多网站已把西山会议的全部发言披露出来，鉴于《华盛顿邮报》也对西山会议作了详细的报道，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更鉴于所辩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笔者有必要加以评介，以求得问题的进一步研讨。
左中右三派齐登场
在社科院的研讨会以后和这次西山会议之前，也就是去年的深秋，以中央党校为主体的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也在杏林山庄召开了改革研讨会。会上不同的观点也展开了激辩。
从总体上来看，如果社科院的研讨会以刘国光的讲话为代表，代表左派的话，如果把三月西山会议北大某教授的发言作为代表，代表右派的话，那么去年市场经济研究会的西山会议可以说是中间派。
左中右三派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涉及十三亿人口的改革如此复杂，又没有经验，岂能没有歧异。然而三派都登台讲话并进行激辩，说明中国的改革确实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说得尖锐一点，是处在十字路口。
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标志是：是知难而进呢，还是知难而退、知难而止？此其一。其二，经体改革和重大的政体改革是否连在一起？政治体制又如何改？分歧极大。
仍然是“黑猫白猫论”
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的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了希望。然而在关键领域的深层改革，当前又碰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由于困难和阻力大多来自在政府中握有大权的既得利益群体，因而如果没有很大的决心和无私无畏的魄力，其障碍是难以逾越的。而如果就此停滞不前，改革将变成夹生饭：一方面是不占多数的既得利益群体；另一方面是占多数然而实惠不多的广大群众。如不进行攻坚战，其最终结果将使中国社会更加不公平，而矛盾之多，矛盾之激烈，将使中国社会难以长治久安，更谈不上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因此，正如胡主席和温总理在两会所指出的，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必须知难而进，必须永不言败。笔者认为，中国民众的思想应该统一在这一点上，果真如此，改革将可以攻克堡垒，接近大功告成。反之，知难而退或停滞不前，改革将功败垂成，富国强兵将成为空谈。至于采用什么手段来使改革取得最终的成功，仍然要实行邓公的“黑猫白猫论”。能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办法就是好猫，能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就是好猫，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就是好猫。
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在这个方面不必过分固守姓社或姓资，因为当和谐世界实现之日，也就是姓社姓资的界限基本泯灭之时。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最终趋同是不可避免的，是高科技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时下，姓社和姓资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是主流，谁是支流，一下子也混沌不清。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谁还能说得清楚并令人信服呢？邓公说得好，香港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就更没有必要变了。这就是邓公高瞻远瞩之处。
至于政体改革，右派主张它的实质是搞多党制，搞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在个人有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基础上构建真正的国家民主政治。右派还希望××党分裂，反对党指挥枪。他们的策略是，现在只做不说。因为现在说不得，但他们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这些基本观点，在三月的西山会议上由北大的一个教授毫无掩饰地和盘托出。网站和外国媒体公布了他的发言以后，广大群众群起而攻之。右派不得人心，说明了他们的错误和危害。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有所谓“颜色革命”的话，那么以北大的这个教授为代表的右派肯定是颜色革命的“发酵剂”，左派对右派的上述观点进行了上纲上线的鞭挞。然而左派的观点也不妥当。他们全盘否定20多年的改革，对改革者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硬把改革者和右派联系在一起。他们主张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退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不懂得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且将导致天下大乱，导致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左派和右派形态不同，而他们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危害则是一样的严重。左派的基本观点，也有网站上刊登的1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联名上书为证。
统一到中央的观点上
笔者认为，右派和左派的观点都是要不得的，其结果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正确的观点应该是，20多年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无误的，这已为实践所证明，已为国内外的大多数人所公认，无需赘述。然而中央在两会上也表现得很清醒，在改革和发展中冒出了不少突出的或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以及若干政策上的调整来加以解决。对此，中央已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许多措施，并且也已初见成效。只看到方向的正确，而忽略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乃至新弊端是片面的；反之，夸大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从而质疑或否定改革的方向，也是不对的。
上述看法都是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十多年来，内地有一个规矩，叫做“研讨无禁区，讲课宣传有纪律”。本此精神，只要是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不是登上讲坛的讲课，不是见诸报端的宣传，都应该是被允许的，否则就无学术自由可言。因此大可不必对那些错误的言论大兴问罪之师。至于如果有人假借学术研讨之名，行组织小政党之实，那就另当别论了。
万琪 作者为资深理论研究工作者
作者： 万琪， 刊载于：中国价值网（ Chinavalue.com）
【摘要】 至于政体改革，右派主张它的实质是搞多党制，搞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在个人有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基础上构建真正的国家民主政治。右派还希望××党分裂，反对党指挥枪。他们的策略是，现在只做不说。因为现在说不得，但他们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这些基本观点，在三月的西山会议上由北大的一个教授毫无掩饰地和盘托出。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西山会议”指出，中国法制存在七个方面的问题，整个权力架构反宪政。“西山会议”是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今年三月四日在北京杏林山庄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的别称，会议旨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及相关问题，提供中国高层决策参考。
贺卫方所说的七个问题包括：
第一，权力架构严重混乱。例如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又如大学里面有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
第二，人大的反议会性质。人大不是一个议会，“我认为一天不开都好”。
第三，宪法规定的政治性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
第四，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中国的司法体系现在“正在稳步的下降”，“司法的地位稳步的下降”，“最近党对司法的干预不断地的强化，而不是弱化”。
第五，政出多门，越来越混乱。最高人民法院说，涉及到拆迁的问题，法院一律不受理，法律受理不受理什么案件，是法律规定的，但中国的法院却拒之门外，“规则混乱不堪，红头文件高于法律”。
第六，农村的土地问题严重。“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第七，交易安全方面的保障问题，这也涉及到司法独立问题。
附录一：左派对贺卫方的抨击
3月4日高尚全领军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简称新西山会议），尽管高尚全一再强调这是小范围的“内部会议”，但是会议纪要还是在网络上传开了。这批材料的公开，必将进一步教育那些善良的人们，阶级斗争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毛主席1955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所说：“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批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识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识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识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严重问题的。”
那么当今的改革精英，他们是怎样耍两面派，欺骗善良的人们的呢？
1、他们极力标榜是最彻底的“改革派”。高尚全曾经不止一次自吹自己是改革政策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在一次会议上，许多与会者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时，是他力排众议，“捍卫改革的大旗”，会后中央的一位领导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多亏你的发言……。他用这件事炫耀自己坚持改革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扬。当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激起天怒人怨，人们纷纷反思改革时，高尚全首当其冲，挥舞“谁反思改革谁就是反对改革”的大棒，向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人们狠狠打来。当资改派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受到全国人民的批判和抵制时，又是高尚全跳出来，要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也就是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并反思改革的人扣上反改革的大帽子。这次，正当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高尚全纠集一批所谓“文化人”，所谓“精英”，策划于密室，但仍然打着“改革”招牌，妄图把他们的“改革”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达到篡夺国家政权的目的。高尚全说：“贫富的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公、腐败等等，产生这些问题要做具体分析，有的人认为改革不到位，有的人认为假改革造成的。这些问题需要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靠运动能解决吗？靠反右能解决吗？靠批私有化然后上升到市场化，能解决吗？”高尚全还是高唱改革的高调。但是，××党人历来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分配不公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等等，究其根源，难道不是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吗？没有贱卖国企，没有MBO,没有什么减员增效，哪有几千万工人下岗？哪有少数人一夜暴富？哪有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致使腐败愈演愈烈？然而高尚全就是不许批私有化，在他看来“靠批私有化然后上升到市场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要把改革改到位，也就是皇甫平们的“改革不能动摇”。高尚全说：“皇甫平的一篇文章出来以后，说改革不能动摇，遭到网上一片骂声”，大为皇甫平鸣不平。他们不仅把改革当做护身符，还把改革当做手中的一条棍棒，谁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观，他们就说你反对改革。他们就是这样打着改革的旗号，招摇撞骗20多年，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国有经济瓦解，几千万工人下岗，贪污腐败横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主义江山岌岌可危。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
2 、他们极力把自己打扮成邓小平理论的践行者?
鼓吹《改革不可动摇》的皇甫平，不是说皇甫平就是辅左邓小平的意思吗。高尚全在新西山会议上的讲话也不止一次用“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同志出来讲话”来为自己辩护，什么“不要争论”，什么“依靠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是非”，但是他们从来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邓小平理论，他们历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拿邓小平的只言片语来吓人。我们谁都不会忘记邓小平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党的基本路线是管总的，党的一切活动都不能脱离党的基本路线。那么党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可是邓小平刚刚去世，他们就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了。不要说一百年不动摇，一年不到他们就背叛了党的基本路线，20 多年来，正是那些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人，极力歪曲和抵制邓小平理论，他们把四项基本原则视为私有化改革的最大障碍。高尚全从不讲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不讲市场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从不讲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们已经“图穷匕首现”了，不是还高喊依靠“三个有利于”吗!事实告诉我们，正是这些高喊改革的“文化精英”们，正是这些辅佐邓小平的“皇甫平”们是破坏改革的罪魁祸首，是反对和破坏邓小平理论的两面派。
3、他们披着“专家”、“学者”、“教授”的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
参加新西山会议的高尚全、张维迎、贺卫方等人都是专家和学者，张维迎、贺卫方还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多年来，张维迎等人鼓吹的吐痰理论、冰棍理论、腐败次优理论、弱势群体是改革的受益者理论，都是危害祖国的理论，但是他们不许人们批判，他们说这是“学术研究”，“你不懂，等学懂了你再说”。然而他们真是在做“学术研究”吗？贺卫方公然要分裂××党，公然质疑××党的合法性，公然要以台湾模式改革我们的国体，公然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实行军队国家化。贺卫方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这就是公开反对党对议会、党对司法、党对政府的领导，而且认为“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这难道是学术研究吗？在他们看来，既然经济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私有化基本实现了，接下来就该请××党下台了，遂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颠覆中国的狼子野心。可见，这些“学者”、“专家”、“教授”，绝不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张曙光说：“毛泽东留的两大遗产：一是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二是政治社会的专制统治。”究竟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造成的，还是毛泽东造成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只有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才能说出张曙光的话，至于专制统治，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就象布帛菽粟一样，须臾不可离开，对于剥夺者来说，对这个“专制统治”自然恨之入骨。他们的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于××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是多么仇恨，复辟变天的心情是多么急切！一切善良的人们，再也不要相信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了，再也不要相信什么“精英治国”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投入到围剿祸国殃民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斗争中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200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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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西山会议激辩改革难题
左中右三派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涉及十三亿人口的改革如此复杂，又没有经验，岂能没有歧异。然而三派都登台讲话并进行激辩，说明中国的改革确实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说得尖锐一点，是处在十字路口。
今年3月4日，几十个主流经济学家聚会北京西山豪华的杏林山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召集下，在不允许记者参加的情况下，研究了改革攻坚战等重大问题。该会与去年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改革的研讨会形成了激烈的对立。该会的四五个人还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尖锐意见，其中尤以北京大学某教授的发言最为激烈。鉴于许多网站已把西山会议的全部发言披露出来，鉴于《华盛顿邮报》也对西山会议作了详细的报道，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更鉴于所辩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笔者有必要加以评介，以求得问题的进一步研讨。
左中右三派齐登场
在社科院的研讨会以后和这次西山会议之前，也就是去年的深秋，以中央党校为主体的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也在杏林山庄召开了改革研讨会。会上不同的观点也展开了激辩。
从总体上来看，如果社科院的研讨会以刘国光的讲话为代表，代表左派的话，如果把三月西山会议北大某教授的发言作为代表，代表右派的话，那么去年市场经济研究会的西山会议可以说是中间派。
左中右三派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涉及十三亿人口的改革如此复杂，又没有经验，岂能没有歧异。然而三派都登台讲话并进行激辩，说明中国的改革确实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说得尖锐一点，是处在十字路口。
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标志是：是知难而进呢，还是知难而退、知难而止？此其一。其二，经体改革和重大的政体改革是否连在一起？政治体制又如何改？分歧极大。
仍然是“黑猫白猫论”
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的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了希望。然而在关键领域的深层改革，当前又碰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由于困难和阻力大多来自在政府中握有大权的既得利益群体，因而如果没有很大的决心和无私无畏的魄力，其障碍是难以逾越的。而如果就此停滞不前，改革将变成夹生饭：一方面是不占多数的既得利益群体；另一方面是占多数然而实惠不多的广大群众。如不进行攻坚战，其最终结果将使中国社会更加不公平，而矛盾之多，矛盾之激烈，将使中国社会难以长治久安，更谈不上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因此，正如胡主席和温总理在两会所指出的，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必须知难而进，必须永不言败。笔者认为，中国民众的思想应该统一在这一点上，果真如此，改革将可以攻克堡垒，接近大功告成。反之，知难而退或停滞不前，改革将功败垂成，富国强兵将成为空谈。至于采用什么手段来使改革取得最终的成功，仍然要实行邓公的“黑猫白猫论”。能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办法就是好猫，能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就是好猫，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就是好猫。
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在这个方面不必过分固守姓社或姓资，因为当和谐世界实现之日，也就是姓社姓资的界限基本泯灭之时。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最终趋同是不可避免的，是高科技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时下，姓社和姓资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是主流，谁是支流，一下子也混沌不清。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谁还能说得清楚并令人信服呢？邓公说得好，香港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就更没有必要变了。这就是邓公高瞻远瞩之处。
至于政体改革，右派主张它的实质是搞多党制，搞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在个人有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基础上构建真正的国家民主政治。右派还希望××党分裂，反对党指挥枪。他们的策略是，现在只做不说。因为现在说不得，但他们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这些基本观点，在三月的西山会议上由北大的一个教授毫无掩饰地和盘托出。网站和外国媒体公布了他的发言以后，广大群众群起而攻之。右派不得人心，说明了他们的错误和危害。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有所谓“颜色革命”的话，那么以北大的这个教授为代表的右派肯定是颜色革命的“发酵剂”，左派对右派的上述观点进行了上纲上线的鞭挞。然而左派的观点也不妥当。他们全盘否定20多年的改革，对改革者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硬把改革者和右派联系在一起。他们主张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退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不懂得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且将导致天下大乱，导致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左派和右派形态不同，而他们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危害则是一样的严重。左派的基本观点，也有网站上刊登的1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联名上书为证。
统一到中央的观点上
笔者认为，右派和左派的观点都是要不得的，其结果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正确的观点应该是，20多年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无误的，这已为实践所证明，已为国内外的大多数人所公认，无需赘述。然而中央在两会上也表现得很清醒，在改革和发展中冒出了不少突出的或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以及若干政策上的调整来加以解决。对此，中央已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许多措施，并且也已初见成效。只看到方向的正确，而忽略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乃至新弊端是片面的；反之，夸大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从而质疑或否定改革的方向，也是不对的。
上述看法都是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十多年来，内地有一个规矩，叫做“研讨无禁区，讲课宣传有纪律”。本此精神，只要是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不是登上讲坛的讲课，不是见诸报端的宣传，都应该是被允许的，否则就无学术自由可言。因此大可不必对那些错误的言论大兴问罪之师。至于如果有人假借学术研讨之名，行组织小政党之实，那就另当别论了。
万琪 作者为资深理论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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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事可不可以讨论？――六评西山会议之争
徐景安
西山会议引发的争论，是现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它是中国政治现状的一个缩影。它既反映了中国政治的落后和悲哀，也寄托着中国政治的希望和未来。这也正是引起我极大关注之所在，希望这场讨论能成为中国政治民主的新起点、中国政治文明的里程碑。
西山会议的焦点人物是贺卫方教授，他的发言最为被关注。他的开场白说：“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
一个中国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在讨论改革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吞吞吐吐，顾虑重重，想说又不敢说，最后还是说了出来。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多党制度、新闻自由、国家民主、个人自由。由于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他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对党与人大、党与政府、党与司法、党与军队等一系列敏感问题都说过去，中心意思是党的领导方式违背法制原则。
会议纪录泄漏后，炸了锅，左派们掀起了巨大的批判浪潮。正如贺预料的那样，要把他打“死掉”。骂他是“反党”、“反革命”，还要求北大党委作组织处理。整个改革派也蒙上不白之怨，被说成是“密谋推翻××党、颠覆政权”。网上形成了几乎一面倒的态势，改革派们不敢回应、怕再惹事。现在都在等中央的裁决：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到此结束，还是从此起步？
公共事务可不可以讨论
贺教授的观点、意见对不对，是可以批评的。现在首先要弄清楚，贺教授可不可以发表意见，有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贺教授讲的内容涉及的都是公共事务，而不是私人事务。按现代文明、法制原则，公共事务是可以讨论的，国家应该保障公民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我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思就是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公民的共同事业。这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平等开放，意味着不得有世袭的、独占的权力，意味着联合执政、共同执政，而非一人一派大权独揽。（1）简单来说，“共”就是公共事务由公民共同讨论、共同参与，“和”就是公共事务中的矛盾冲突实行和平方式而不是暴力手段来解决。
公共事务共同讨论，对于公民来说是一种权利，因为公共事务关系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都可发表意见；对国家来说是办好公共事务的前提，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才能在明辨是非、了解得失、清楚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这就是欧洲思想家提出的“对话民主”，即“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2）或称为“商议民主”，即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公共意志的形成，必须包容所有人不同的意见，并通过理性的论证或争论，以求得共识。（3）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就要开辟公共领域作为讨论的场合和渠道，主要就是媒体。在媒体上讨论，形成公共舆论，作为决策的依据和执行的共识。当然，各种会议更是讨论的场所。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贺教授发表这些意见，本来用不着如此矛盾、难受，发表后也不应视为大逆不道。发生这一切，说明中国离开政治文明还相当遥远，而左派还处于政治蒙昧之中。
他们把政治仍理解为一党一派一家垄断的领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众是无权过问的。
谁要说了与“皇上”不同的看法，就要被问斩。他们起势汹汹地讨罚、问罪，高举的就是专制政治的旗识，全然不知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权”。这些现代文明的价值原则，都被他们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抛弃。
中国需要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被世界文明国家的宪法，包括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但这项规定，一直没有被贯彻。我们实行的是专政原则，即不许阶级敌人乱说乱动。倒过来，谁乱说乱动，就是阶级敌人。所以，以言问罪，一直是我国建国以来坚持实行的司法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改进，人们私底下议论，已不追究，但公共场合，依然不准。中国政治中有不成文法，即所谓敏感话题，是不准涉及的，违者就可能问罪。贺卫方就是“以身试法”，明知不能说，却非要说。所以，反对者怒不可遏，赞成者敬佩万分。我的态度是不该说，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总得讲分寸、讲效果、讲策略，但既然说了，就得讲原则、讲是非、讲法制，这是必须捍卫的民主权利，可以批评，不可问罪。
目前，北大党委并没有问罪于贺卫方，我相信党中央也不会这样做。但贺卫方现象确实需要抉择，是实行民主、开放言路，作为政治改革的起步呢；还是维持现状、不进不退，政治改革仍原地踏步。
贺教授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关系××党领导方式的法制化。这是我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必须面对的，也是可以在政治改革中逐步解决的。至于多党制，是贺教授希望的目标，我们党可以不采纳。我本人也不赞成，但不能不允许人家说，更不能以此问罪。这怎么能说成是贺卫方“密谋推翻××党、颠覆政权”呢？贺的一席话，也推翻不了党、颠覆不了国家。
开放言路，让各种意见发表出来，我们就能从中吸取民意，集中智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的治理水平。目前在互联网上，开展相关问题的讨论应受到鼓励，这是广开言路，实行民主的试验。左派提出对改革的责疑，我一直认为，不仅应该允许，而且十分有益。通过争论，有助于辩明是非、提高认识。我赞成这个观点：“现代公共意志形成的过程中，必须有开放的、自由的和理性的辩论 。” “现代的公共意志，正是这种在公开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公众舆论。” （4） 公众舆论就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5）这场争论应逐步向媒体扩大，成为讨论公共事务的政治改革的起点。
思想禁锢的危害
我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深受思想禁锢之害。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对于人类思想的贡献处于同等的起跑线上，中国出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一批思想巨人，而古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思想泰斗。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百家争鸣、思想开放，成为造就精神巨星的时代。而在公元前一百多年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二千多年，中国进入了星光暗淡的漫漫长夜，基本上再没有出现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而西方尽管也有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但此前一千年，尤其是此后五百年，西方思想是开放的，实行言论自由，鼓励标新立异，产生了各种学科流派，近现代的人类思想宝库，全都是西方人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毛泽东痛感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的专制，盛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认为“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尊道’、‘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6）可是，掌了权的毛泽东收回了他青年时代崇尚的“思想自由”之原则。中国人除了背诵他的语录以外，既没有思想的权力，也没有思想的能力了。
今天的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社会科学更落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等，都是西方人的声音。我们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然而今天的中国有谁能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马克思主义怎么解释、指导中国改革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摆设、一块牌招。现在官方的口号，在民间，尤其在年轻人中被当作讽刺与幽默。全民族的思想主流是信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讲理性的搞定哲学。然而对于这种深刻的精神危机、思想危机、文化危机，始终没有认真的反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实行思想管制的恶果！
今天的左派依然在挥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捧，今天的中国依然不能开放公共领域进行自由的讨论，媒体、出版依然实施严格的管制。我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当时各大出版社看了都说好，但是不敢出，理由是“没有与中央的口号保持一致”。我的书是一本国策建议书，都与中央的现政策保持一致，我还提什么建议？我书中最早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因为当时中央没有提，就不能说？《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反映农民负担太重、税费太多，为中央后来决定取消农业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本书也曾以“不符合农业政策”的理由一度遭封杀。要求理论界、思想界与现行政策保持一致，就取消了理论、思想批判现实、指导未来的功能，也就没有理论、没有思想。中央曾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取决于我们的政策，要一致，就不能繁荣；要繁荣，就不可能一致。
我们至今不明白一个道理，禁锢了别人，也禁锢了自己；禁锢了非马克思主义，也禁锢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吸收了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且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要创新、要发展，也必须是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活跃为前提，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要建设社会主义，在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情况下要实现现代化，多么需要理论、思想、智慧，多么需要有一个创新的环境、创新的氛围、创新的制度。这是应该涌现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涌现思想巨人、创造理论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权力，禁止人的思想、管制人的头脑呢？
请听一个人的申诉
“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东西，……可是，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在行动以外所想的。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
“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需要。……对他们说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异国的’植物……”
“新闻出版自由同医生一样，并不能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变得完美无缺。它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由于好事只是某个方面好，而不是一切都好，由于它是这种好事而不是别的好事就予以痛骂，这种做法是十分鄙俗的。”
“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问题在于一方面的有权是否应当成为另一方面的无权。”
“他为了保存一个良种而抛弃了整个类，因为难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吗？为了消除产生恶的可能性，他消除了产生善的可能性而实现了恶，因为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
“有这样一些坏人，他们用语言撒谎，用脑袋搞阴谋诡计，用双手行窃，用两腿潜逃。言谈和思维、手和脚都是美妙的东西，美好的语言，令人愉快的思维，灵巧的双手，最出色的双脚，只要没有坏人滥用，都是美妙的东西！但是，还没有找到任何防止滥用的办法。”（7）
好了，不能再引用了，左派们已经发怒了：这不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吗？这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这不是挑战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吗？你要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你要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的自由！你居然攻击我们加强新闻出版的领导，是维护特权、制造分裂。你竟然污蔑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只允许“一种色彩”，不是“一片灰色”，就是什么“黑色的花朵”。你还胆大包天说我们为“保存一个良种而抛弃了整个类”。真是一个比贺卫方还右的极右派！要中纪委和公安部门赶快查一查，这个人是什么出身、什么单位、什么背景，特别是要查这个人与海外敌对势力，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新自由主义有什么联系？
但是，我劝左派不要大动肝火搞批判，也不要兴师动众去审查，讲上述话的人就是马克思！这是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批判与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辩论的评论。
也请至今还想、还要、还在管制人的思想的人，听听马克思的教诲，反思一下，我们作为马克思的忠诚弟子，究竟是吸取马克思的批评，改变做法呢；还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8）
这是马克思的希望与追求，也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希望与追求，当然也是中国人的希望与追求！
本人的博客网址为： xujingan.blog.sohu.com
徐景安
西山会议引发的争论，是现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它是中国政治现状的一个缩影。它既反映了中国政治的落后和悲哀，也寄托着中国政治的希望和未来。这也正是引起我极大关注之所在，希望这场讨论能成为中国政治民主的新起点、中国政治文明的里程碑。
西山会议的焦点人物是贺卫方教授，他的发言最为被关注。他的开场白说：“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
一个中国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在讨论改革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吞吞吐吐，顾虑重重，想说又不敢说，最后还是说了出来。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多党制度、新闻自由、国家民主、个人自由。由于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他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对党与人大、党与政府、党与司法、党与军队等一系列敏感问题都说过去，中心意思是党的领导方式违背法制原则。
会议纪录泄漏后，炸了锅，左派们掀起了巨大的批判浪潮。正如贺预料的那样，要把他打“死掉”。骂他是“反党”、“反革命”，还要求北大党委作组织处理。整个改革派也蒙上不白之怨，被说成是“密谋推翻××党、颠覆政权”。网上形成了几乎一面倒的态势，改革派们不敢回应、怕再惹事。现在都在等中央的裁决：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到此结束，还是从此起步？
公共事务可不可以讨论
贺教授的观点、意见对不对，是可以批评的。现在首先要弄清楚，贺教授可不可以发表意见，有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贺教授讲的内容涉及的都是公共事务，而不是私人事务。按现代文明、法制原则，公共事务是可以讨论的，国家应该保障公民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我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思就是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公民的共同事业。这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平等开放，意味着不得有世袭的、独占的权力，意味着联合执政、共同执政，而非一人一派大权独揽。（1）简单来说，“共”就是公共事务由公民共同讨论、共同参与，“和”就是公共事务中的矛盾冲突实行和平方式而不是暴力手段来解决。
公共事务共同讨论，对于公民来说是一种权利，因为公共事务关系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都可发表意见；对国家来说是办好公共事务的前提，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才能在明辨是非、了解得失、清楚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这就是欧洲思想家提出的“对话民主”，即“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2）或称为“商议民主”，即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公共意志的形成，必须包容所有人不同的意见，并通过理性的论证或争论，以求得共识。（3）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就要开辟公共领域作为讨论的场合和渠道，主要就是媒体。在媒体上讨论，形成公共舆论，作为决策的依据和执行的共识。当然，各种会议更是讨论的场所。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贺教授发表这些意见，本来用不着如此矛盾、难受，发表后也不应视为大逆不道。发生这一切，说明中国离开政治文明还相当遥远，而左派还处于政治蒙昧之中。
他们把政治仍理解为一党一派一家垄断的领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众是无权过问的。
谁要说了与“皇上”不同的看法，就要被问斩。他们起势汹汹地讨罚、问罪，高举的就是专制政治的旗识，全然不知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权”。这些现代文明的价值原则，都被他们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抛弃。
中国需要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被世界文明国家的宪法，包括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但这项规定，一直没有被贯彻。我们实行的是专政原则，即不许阶级敌人乱说乱动。倒过来，谁乱说乱动，就是阶级敌人。所以，以言问罪，一直是我国建国以来坚持实行的司法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改进，人们私底下议论，已不追究，但公共场合，依然不准。中国政治中有不成文法，即所谓敏感话题，是不准涉及的，违者就可能问罪。贺卫方就是“以身试法”，明知不能说，却非要说。所以，反对者怒不可遏，赞成者敬佩万分。我的态度是不该说，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总得讲分寸、讲效果、讲策略，但既然说了，就得讲原则、讲是非、讲法制，这是必须捍卫的民主权利，可以批评，不可问罪。
目前，北大党委并没有问罪于贺卫方，我相信党中央也不会这样做。但贺卫方现象确实需要抉择，是实行民主、开放言路，作为政治改革的起步呢；还是维持现状、不进不退，政治改革仍原地踏步。
贺教授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关系××党领导方式的法制化。这是我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必须面对的，也是可以在政治改革中逐步解决的。至于多党制，是贺教授希望的目标，我们党可以不采纳。我本人也不赞成，但不能不允许人家说，更不能以此问罪。这怎么能说成是贺卫方“密谋推翻××党、颠覆政权”呢？贺的一席话，也推翻不了党、颠覆不了国家。
开放言路，让各种意见发表出来，我们就能从中吸取民意，集中智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的治理水平。目前在互联网上，开展相关问题的讨论应受到鼓励，这是广开言路，实行民主的试验。左派提出对改革的责疑，我一直认为，不仅应该允许，而且十分有益。通过争论，有助于辩明是非、提高认识。我赞成这个观点：“现代公共意志形成的过程中，必须有开放的、自由的和理性的辩论 。” “现代的公共意志，正是这种在公开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公众舆论。” （4） 公众舆论就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5）这场争论应逐步向媒体扩大，成为讨论公共事务的政治改革的起点。
思想禁锢的危害
我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深受思想禁锢之害。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对于人类思想的贡献处于同等的起跑线上，中国出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一批思想巨人，而古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思想泰斗。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百家争鸣、思想开放，成为造就精神巨星的时代。而在公元前一百多年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二千多年，中国进入了星光暗淡的漫漫长夜，基本上再没有出现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而西方尽管也有一千多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但此前一千年，尤其是此后五百年，西方思想是开放的，实行言论自由，鼓励标新立异，产生了各种学科流派，近现代的人类思想宝库，全都是西方人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毛泽东痛感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的专制，盛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认为“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尊道’、‘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6）可是，掌了权的毛泽东收回了他青年时代崇尚的“思想自由”之原则。中国人除了背诵他的语录以外，既没有思想的权力，也没有思想的能力了。
今天的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社会科学更落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等，都是西方人的声音。我们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然而今天的中国有谁能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马克思主义怎么解释、指导中国改革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摆设、一块牌招。现在官方的口号，在民间，尤其在年轻人中被当作讽刺与幽默。全民族的思想主流是信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及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讲理性的搞定哲学。然而对于这种深刻的精神危机、思想危机、文化危机，始终没有认真的反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实行思想管制的恶果！
今天的左派依然在挥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捧，今天的中国依然不能开放公共领域进行自由的讨论，媒体、出版依然实施严格的管制。我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当时各大出版社看了都说好，但是不敢出，理由是“没有与中央的口号保持一致”。我的书是一本国策建议书，都与中央的现政策保持一致，我还提什么建议？我书中最早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因为当时中央没有提，就不能说？《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反映农民负担太重、税费太多，为中央后来决定取消农业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本书也曾以“不符合农业政策”的理由一度遭封杀。要求理论界、思想界与现行政策保持一致，就取消了理论、思想批判现实、指导未来的功能，也就没有理论、没有思想。中央曾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取决于我们的政策，要一致，就不能繁荣；要繁荣，就不可能一致。
我们至今不明白一个道理，禁锢了别人，也禁锢了自己；禁锢了非马克思主义，也禁锢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吸收了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且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要创新、要发展，也必须是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活跃为前提，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要建设社会主义，在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情况下要实现现代化，多么需要理论、思想、智慧，多么需要有一个创新的环境、创新的氛围、创新的制度。这是应该涌现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涌现思想巨人、创造理论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权力，禁止人的思想、管制人的头脑呢？
请听一个人的申诉
“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东西，……可是，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在行动以外所想的。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
“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需要。……对他们说来，新闻出版自由是‘异国的’植物……”
“新闻出版自由同医生一样，并不能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变得完美无缺。它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由于好事只是某个方面好，而不是一切都好，由于它是这种好事而不是别的好事就予以痛骂，这种做法是十分鄙俗的。”
“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问题在于一方面的有权是否应当成为另一方面的无权。”
“他为了保存一个良种而抛弃了整个类，因为难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吗？为了消除产生恶的可能性，他消除了产生善的可能性而实现了恶，因为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
“有这样一些坏人，他们用语言撒谎，用脑袋搞阴谋诡计，用双手行窃，用两腿潜逃。言谈和思维、手和脚都是美妙的东西，美好的语言，令人愉快的思维，灵巧的双手，最出色的双脚，只要没有坏人滥用，都是美妙的东西！但是，还没有找到任何防止滥用的办法。”（7）
好了，不能再引用了，左派们已经发怒了：这不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吗？这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这不是挑战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吗？你要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你要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的自由！你居然攻击我们加强新闻出版的领导，是维护特权、制造分裂。你竟然污蔑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只允许“一种色彩”，不是“一片灰色”，就是什么“黑色的花朵”。你还胆大包天说我们为“保存一个良种而抛弃了整个类”。真是一个比贺卫方还右的极右派！要中纪委和公安部门赶快查一查，这个人是什么出身、什么单位、什么背景，特别是要查这个人与海外敌对势力，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新自由主义有什么联系？
但是，我劝左派不要大动肝火搞批判，也不要兴师动众去审查，讲上述话的人就是马克思！这是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批判与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辩论的评论。
也请至今还想、还要、还在管制人的思想的人，听听马克思的教诲，反思一下，我们作为马克思的忠诚弟子，究竟是吸取马克思的批评，改变做法呢；还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8）
这是马克思的希望与追求，也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希望与追求，当然也是中国人的希望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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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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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二评西山会议之争
作者： 徐景安， 来源于：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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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冰教授说：当前大规模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左派们又进一步把中国的改革，说成是“汉奸”、“卖国贼”、“反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阴谋。回顾一下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请左派们验证，你们的判断是以事实为依据，还是一种主观臆断？
农村与城市改革的起步
丁冰教授没有对他的主张展开论述，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怎么自我完善？建国以来我国曾经作过自我完善的多次尝试。我参与起草了1979年12月3日由国务院财委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名义发表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部总体规划。其中第一章“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列举了1954年、1958年、1961年、1976年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然后说：“几次改革多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没有把重点放在研究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几次改革多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兜圈子，没有认真研究如何按经济的内在联系组织经济、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丁冰说的自我完善，就是这个文件说的在原有体制内“兜圈子”，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调动不了农民、工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1978年，安徽大旱，农民自发搞起了承包，交够集体、国家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农民可以决定种什么，破了由上级决定种什么的计划经济；农民可以决定收益，破了集体统一分配的大锅饭。这项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一旦推开，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
受农村改革的启发，1979年城市企业实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都由政府部门决定，典型的例子是企业建厕所也要报批。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实行奖金制度到利润留成，将企业的经营成果与职工的利益挂钩，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让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这说明什么呢？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才开始了农村、城市的改革。改革从引进市场起步，这不是理论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实践，某种意义是走头无路的选择。
这两项改革，开启了对计划经济、公有制的冲击。我想问左派们：你们认为中国改革从这里起步，究竟是对还是错，有没有你们说的阴谋？
价格双轨制的由来
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摆到议事日程。能源、原材料价格低，加工工业品价格高，造成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国务院多次研究改革工业品价格，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难以承受。计划经济将指令计划、物资分配、计划价格捆在一起，像咬在一起的一堆螃蟹，怎么也解不开。正在这时一部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于1984年8月在杭州目干山召开会议，我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马宾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分若干专题小组，第一组讨论价格改革，争论非常激烈。田源是调派，张维迎是放派，华生是调放结合派。当时，张维迎举了一个例子，价格应由供求决定，正如温度计的水银注，随着气候冷热会自动升高降低。而调价是用铁棍子代替水银注，一会儿要锯长，一儿会要锯短，不能按照供求自动调节。所以，他主张要放开价格。
我国的价格改革一直在调中兜圈子，从来没有引进放的概念。我根据他们的讨论，写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统一分配定价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对短缺物资，计划内价格不动，超计划的部分实行市场价。这份报告送张劲夫、赵紫阳。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然而，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我想与左派们来反思、总结，如何评价这项改革？
第一、你们主张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可是坚持计划经济制度下的调价，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路径，引入市场机制的放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二、张维迎说的放是西方经济学的ABC，价格双轨制是接受西方经济理论的产物。这对中国改革是功，还是罪？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新自由主义的阴谋？
第三、放有两种选择，价格全面放开，这就是俄国的休克疗法。我们选择了渐进改革模式，即双轨制。你们说，这样做对不对？
第四、双轨制必然带来新旧体制的磨擦和漏洞，必然给资源的掌控者带来暴富的机会。这是不是渐进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第五、我将张维迎、华生的思想转换为可操作的双轨制，请问我算不算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不是官倒们收买的代言人？
由于这次会议是自发组织的，我参加这个会议冒着被撤职的风险。价格改革报告被认可，我官升一级，由国家体改委处长升为中国体改所副所长。好在马宾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今天请你站出来评价或揭发：这项改革是对、还是错，是阴谋、还是阳谋？
解开住房制度的死结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
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1982年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3.6平米提高到4.4平米，但由于人口增加和分配不合理，1982年的缺房户、无房户比1978年不减反增，分别占总户数的1/3、1/10。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实收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
当时建设部房管局提出要将房租提高到0.52元。房租提高，发不发补贴？不补贴，肯定通不过；发补贴，算了一笔帐，财政不仅增加不了收入，还要倒贴。这就遇到价格改革同样的难题，少提不补，解决不了问题，还挨骂；多提补贴，还要倒贴，财政不同意。一句话，在原有的制度内自我完善找不到出路。
1984年底，我向赵紫阳提出，提高房租的目的不是弥补亏损，而是推出公房转让，使职工买房比租房合算。我说，就是将公房白送给百姓，对国家来说也不吃亏，甩了补贴的包袱，况且折价出售，国家可收回现金，加快住房建设。同时可引导不合理的消费倾向，即职工有钱先买彩电、冰箱，导致国家大量进口，而伸手向国家要房，政府却无财力。于是，国务院成立住房改革领导小组，我是成员之一。
各地在住房改革中创造了不少模式，有青岛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现在，买不起房，成了指责住宅市场化改革的一大罪状。过去住房，政府无偿分配，当然人人都住得起，但住得上吗？缺房户、无房户就占到总户数的1/3、1/10。20年前1.95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不足5平米；今天5.4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达到20平米。20年前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0.3%；10年前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今天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0%。当然今天还有不少人买不起房，政府应该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房，这应该说注意到了，只是做得不够好。怎么能因此否定住房改革呢？
现在我又要讨教左派，无偿分房的住房制度要不要改，不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怎么自我完善？我建议公房折价转让给职工，是犯了国有资产流失罪，还是侵犯群众利益罪？
违宪建立土地市场
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条规定看上去是保护国有土地、保护国家利益，但由于国有土地不得出租、也不准以任何形式转让，结果被无偿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这给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深圳特区建设急需资金，改无代价、无限期的用地制为收土地使用费、以土地作价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的有偿有期的用地制，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立土地市场。
海南杨浦把土地批租给外商，有人指责这是“卖国行为”，将使我国重新沦为外国的租界，掀起轩然大波。
中国改革过程中经常发生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责疑、批判改革的事件。土地制度改革，使国有土地无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明明是维护了国家利益，然而却获得了“卖国”的罪名。
土地市场的建立，使国家获得了巨大收益，支持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房地产市场配套，使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然而，在土地的转让中、房产的开发中又产生了一批新的暴发户。利用出让土地不公开、不规范、不公平的制度漏洞，官商勾结，大发横财，加剧了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
我请问左派们：土地无偿占用的制度怎么自我完善，土地市场改革是爱国还是卖国，香港的经验可不可以学习、借鉴？
请左派们反思
左派们愿意就改革问题反思、争论，我很赞同。为了争出一点结果，我提出如下建议，请你们考虑：
第一、中国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引进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取向，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摆脱困境所作的正确选择。中国改革是由安徽农民发端、改革派推进、邓小平总决策，集合了党、政府、民众、精英的集体智慧，而不是少数人策划于密室的阴谋。如果不同意这个结论，请你们一项项具体指教，上述改革怎么不对，可以另作什么选择？
第二、你们坚持中国改革应选择社会主义原有制度的自我完善，那么我要说，中国已经作过多次尝试不解决问题，国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老大哥也没有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和经验，而你们却要坚持，总该提一个具体的方案，让党和政府研究，也让我们开眼，噢，原来可以作这样的选择！我直接参与起草的改革总体规划和方案就有5个之多。你们看，我们当时多么下功夫，既务虚、又求实，既从理论突破、又搞操作方案，你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第三、让我不解的是，一当左派，为什么就长脾气。与马宾同志相处，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当时，国务院研究中心与国务院体改办、后来是国家体改委都在中南海办公，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会上不见、饭堂见。对搞改革的人，他是了解的。象莫干山会议，他都亲自参加了。现在怎么一下子把高尚全、张维迎当作 “汉奸、特务”，
其他左派们也是“卖国贼”、“反革命”一痛乱骂。中国已进入法制年代了，应有法制观念。我国刑法没有“汉奸”、“特务”、“卖国贼”、“反革命”的罪名，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若有此罪，应向检察机关检举，不宜向党中央写公开信，更不应在会议、网上等公共场合宣布。因为除法院可定罪外，其他任何组织、个人都无权定罪。弄不好，会被反诉“用侮辱、毁谤等方式” ，损害他人名誉。还有西山会议上的发言，不能作为指控他们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证据，他们的言论即使与美国总统或国务卿的说法相似，也不能认定为美国收买。我的看法，这只是对中国改革、方向、目标、路径的不同意见争论，构不上定什么罪。这样不利于讨论问题、总结改革。
第四、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核心是由政府控制、分配资源，不利于调动企业的能动性、民众的积极性，造成效率低下、经济落后、民众贫困。引入市场机制，就是要将资源分流给企业、民众去支配。改革不是革命，不能将资源从控制人手中剥夺过来；渐进改革也不是休克疗法，只能让资源逐步分流进入市场。这就使资源的控制者有了可乘之机，每一次市场化改革，在带来积极成果的同时，也使他们能用手中的资源来攫取财富。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与改革俱进。当然，这些问题的产生还有其他原因，留作以后再作分析。但在改革的早期，这是无法避免的，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今天我们的改革策略应该调整，要重视、关注公平问题。西山会议上改革派主要也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务实的态度。左派们完全可以作出评论或批评，提出意见和建议，没有必要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法，必置对方于死地。问题是置不了人家于死地，反倒使自己失去了理。你们不赞成××党分为两派，那就应该给自己政治上有个定位，即党内的左派，而不是反对派，就不应象反对派那样行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作者： 徐景安， 来源于：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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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冰教授说：当前大规模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左派们又进一步把中国的改革，说成是“汉奸”、“卖国贼”、“反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阴谋。回顾一下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请左派们验证，你们的判断是以事实为依据，还是一种主观臆断？
农村与城市改革的起步
丁冰教授没有对他的主张展开论述，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怎么自我完善？建国以来我国曾经作过自我完善的多次尝试。我参与起草了1979年12月3日由国务院财委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名义发表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部总体规划。其中第一章“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列举了1954年、1958年、1961年、1976年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然后说：“几次改革多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没有把重点放在研究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几次改革多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兜圈子，没有认真研究如何按经济的内在联系组织经济、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丁冰说的自我完善，就是这个文件说的在原有体制内“兜圈子”，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调动不了农民、工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1978年，安徽大旱，农民自发搞起了承包，交够集体、国家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农民可以决定种什么，破了由上级决定种什么的计划经济；农民可以决定收益，破了集体统一分配的大锅饭。这项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一旦推开，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
受农村改革的启发，1979年城市企业实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都由政府部门决定，典型的例子是企业建厕所也要报批。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实行奖金制度到利润留成，将企业的经营成果与职工的利益挂钩，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让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这说明什么呢？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才开始了农村、城市的改革。改革从引进市场起步，这不是理论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实践，某种意义是走头无路的选择。
这两项改革，开启了对计划经济、公有制的冲击。我想问左派们：你们认为中国改革从这里起步，究竟是对还是错，有没有你们说的阴谋？
价格双轨制的由来
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摆到议事日程。能源、原材料价格低，加工工业品价格高，造成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国务院多次研究改革工业品价格，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难以承受。计划经济将指令计划、物资分配、计划价格捆在一起，像咬在一起的一堆螃蟹，怎么也解不开。正在这时一部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于1984年8月在杭州目干山召开会议，我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马宾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分若干专题小组，第一组讨论价格改革，争论非常激烈。田源是调派，张维迎是放派，华生是调放结合派。当时，张维迎举了一个例子，价格应由供求决定，正如温度计的水银注，随着气候冷热会自动升高降低。而调价是用铁棍子代替水银注，一会儿要锯长，一儿会要锯短，不能按照供求自动调节。所以，他主张要放开价格。
我国的价格改革一直在调中兜圈子，从来没有引进放的概念。我根据他们的讨论，写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统一分配定价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对短缺物资，计划内价格不动，超计划的部分实行市场价。这份报告送张劲夫、赵紫阳。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然而，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我想与左派们来反思、总结，如何评价这项改革？
第一、你们主张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可是坚持计划经济制度下的调价，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路径，引入市场机制的放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二、张维迎说的放是西方经济学的ABC，价格双轨制是接受西方经济理论的产物。这对中国改革是功，还是罪？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新自由主义的阴谋？
第三、放有两种选择，价格全面放开，这就是俄国的休克疗法。我们选择了渐进改革模式，即双轨制。你们说，这样做对不对？
第四、双轨制必然带来新旧体制的磨擦和漏洞，必然给资源的掌控者带来暴富的机会。这是不是渐进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第五、我将张维迎、华生的思想转换为可操作的双轨制，请问我算不算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不是官倒们收买的代言人？
由于这次会议是自发组织的，我参加这个会议冒着被撤职的风险。价格改革报告被认可，我官升一级，由国家体改委处长升为中国体改所副所长。好在马宾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今天请你站出来评价或揭发：这项改革是对、还是错，是阴谋、还是阳谋？
解开住房制度的死结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
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1982年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3.6平米提高到4.4平米，但由于人口增加和分配不合理，1982年的缺房户、无房户比1978年不减反增，分别占总户数的1/3、1/10。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实收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
当时建设部房管局提出要将房租提高到0.52元。房租提高，发不发补贴？不补贴，肯定通不过；发补贴，算了一笔帐，财政不仅增加不了收入，还要倒贴。这就遇到价格改革同样的难题，少提不补，解决不了问题，还挨骂；多提补贴，还要倒贴，财政不同意。一句话，在原有的制度内自我完善找不到出路。
1984年底，我向赵紫阳提出，提高房租的目的不是弥补亏损，而是推出公房转让，使职工买房比租房合算。我说，就是将公房白送给百姓，对国家来说也不吃亏，甩了补贴的包袱，况且折价出售，国家可收回现金，加快住房建设。同时可引导不合理的消费倾向，即职工有钱先买彩电、冰箱，导致国家大量进口，而伸手向国家要房，政府却无财力。于是，国务院成立住房改革领导小组，我是成员之一。
各地在住房改革中创造了不少模式，有青岛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现在，买不起房，成了指责住宅市场化改革的一大罪状。过去住房，政府无偿分配，当然人人都住得起，但住得上吗？缺房户、无房户就占到总户数的1/3、1/10。20年前1.95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不足5平米；今天5.4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达到20平米。20年前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0.3%；10年前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今天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0%。当然今天还有不少人买不起房，政府应该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房，这应该说注意到了，只是做得不够好。怎么能因此否定住房改革呢？
现在我又要讨教左派，无偿分房的住房制度要不要改，不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怎么自我完善？我建议公房折价转让给职工，是犯了国有资产流失罪，还是侵犯群众利益罪？
违宪建立土地市场
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条规定看上去是保护国有土地、保护国家利益，但由于国有土地不得出租、也不准以任何形式转让，结果被无偿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这给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深圳特区建设急需资金，改无代价、无限期的用地制为收土地使用费、以土地作价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的有偿有期的用地制，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立土地市场。
海南杨浦把土地批租给外商，有人指责这是“卖国行为”，将使我国重新沦为外国的租界，掀起轩然大波。
中国改革过程中经常发生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责疑、批判改革的事件。土地制度改革，使国有土地无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明明是维护了国家利益，然而却获得了“卖国”的罪名。
土地市场的建立，使国家获得了巨大收益，支持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房地产市场配套，使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然而，在土地的转让中、房产的开发中又产生了一批新的暴发户。利用出让土地不公开、不规范、不公平的制度漏洞，官商勾结，大发横财，加剧了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
我请问左派们：土地无偿占用的制度怎么自我完善，土地市场改革是爱国还是卖国，香港的经验可不可以学习、借鉴？
请左派们反思
左派们愿意就改革问题反思、争论，我很赞同。为了争出一点结果，我提出如下建议，请你们考虑：
第一、中国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引进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取向，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摆脱困境所作的正确选择。中国改革是由安徽农民发端、改革派推进、邓小平总决策，集合了党、政府、民众、精英的集体智慧，而不是少数人策划于密室的阴谋。如果不同意这个结论，请你们一项项具体指教，上述改革怎么不对，可以另作什么选择？
第二、你们坚持中国改革应选择社会主义原有制度的自我完善，那么我要说，中国已经作过多次尝试不解决问题，国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老大哥也没有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和经验，而你们却要坚持，总该提一个具体的方案，让党和政府研究，也让我们开眼，噢，原来可以作这样的选择！我直接参与起草的改革总体规划和方案就有5个之多。你们看，我们当时多么下功夫，既务虚、又求实，既从理论突破、又搞操作方案，你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第三、让我不解的是，一当左派，为什么就长脾气。与马宾同志相处，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当时，国务院研究中心与国务院体改办、后来是国家体改委都在中南海办公，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会上不见、饭堂见。对搞改革的人，他是了解的。象莫干山会议，他都亲自参加了。现在怎么一下子把高尚全、张维迎当作 “汉奸、特务”，
其他左派们也是“卖国贼”、“反革命”一痛乱骂。中国已进入法制年代了，应有法制观念。我国刑法没有“汉奸”、“特务”、“卖国贼”、“反革命”的罪名，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若有此罪，应向检察机关检举，不宜向党中央写公开信，更不应在会议、网上等公共场合宣布。因为除法院可定罪外，其他任何组织、个人都无权定罪。弄不好，会被反诉“用侮辱、毁谤等方式” ，损害他人名誉。还有西山会议上的发言，不能作为指控他们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证据，他们的言论即使与美国总统或国务卿的说法相似，也不能认定为美国收买。我的看法，这只是对中国改革、方向、目标、路径的不同意见争论，构不上定什么罪。这样不利于讨论问题、总结改革。
第四、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核心是由政府控制、分配资源，不利于调动企业的能动性、民众的积极性，造成效率低下、经济落后、民众贫困。引入市场机制，就是要将资源分流给企业、民众去支配。改革不是革命，不能将资源从控制人手中剥夺过来；渐进改革也不是休克疗法，只能让资源逐步分流进入市场。这就使资源的控制者有了可乘之机，每一次市场化改革，在带来积极成果的同时，也使他们能用手中的资源来攫取财富。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与改革俱进。当然，这些问题的产生还有其他原因，留作以后再作分析。但在改革的早期，这是无法避免的，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今天我们的改革策略应该调整，要重视、关注公平问题。西山会议上改革派主要也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务实的态度。左派们完全可以作出评论或批评，提出意见和建议，没有必要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法，必置对方于死地。问题是置不了人家于死地，反倒使自己失去了理。你们不赞成××党分为两派，那就应该给自己政治上有个定位，即党内的左派，而不是反对派，就不应象反对派那样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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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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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会议之争是回避不了的争论
作者： 徐景安 ， 来源于：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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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改革表了态，这场改革之争会平息下去。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山会议纪要泄漏，引起更大的风波。
树欲静而风不止
2006年4月9日由“毛泽东旗帜”网站主办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发动了对西山会议的批判。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大规模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是实行私有化，这是问题的核心；政治体制改革，是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取消××党、公开实现台湾模式。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候补书记韩西雅同志指出：“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公职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党员。有些人竟然不顾党章、宪法，肆无忌惮地发起进攻，这是党纪国法所绝不容许的。
对西山会议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
2006年4月12日，马宾给胡锦涛及政治局常委写公开信，称高尚全、贺卫方、张维迎等在西山会议上发表了“亲美反华汉奸言论”，要求全党批判、揭露他们的“汉奸、特务的面貌”，“来一个全面、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搞‘颜色革命’的勾当的运动。”
网上骂道：“这些‘学者’、‘专家’、‘教授’，绝不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党，打倒××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改革派们一心想回避争论，但左派们声称：“企图继续使用‘不争论’的武器来堵住不同意见者之口，这已经不可能了。”
我一直主张，正面回应这场争论。
2006年2月17日中改院召开第25次改革形势分析会，我发言说：
“应该对25年来的改革有一个总结、有一个反思、有一个说法。不能掉以轻心，不能不屑一顾，不能我说我的、他说他的。现在大部分不说话、不吭声。说话的也不正面回应。他们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非常重大，是不能回避的。”
“攻坚有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二是理论层面。现在改革的合法性都被怀疑了，你这个改革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党的，你还要改？改革不合法还攻什么坚？”
果然，不幸而言中。3月4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会议纪泄漏后，一片声讨声。改革派们不是被当作“特务、汉奸”，就是被骂为“卖国贼、反革命”，连自己的合法性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改革”、攻什么“坚”？
意识形态去得了吗？
我在《中国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与国光同志讨论之一》一文中说：“国光同志谈话的意义在于捅破了改革25年来的一层窗户纸。他提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西方经济学为指导。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实质是对中国改革25年的评估，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对这场改革性质的认识，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但改革派们不太愿意讨论理论问题，主张实际地推进改革，认为意识形态的背后是利益冲突，改革应注重利益的调整，迥避意识形态的争论。
左派的回应针锋相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指出：“主流”经济学家鼓吹改革要“去意识形态化”，不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实际上是要借此以售其奸，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使资本主义改革顺理成章。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讲意识形态，而是要你不讲意识形态，他们可是坚决搞意识形态的。
左派们责疑改革的依据是宪法、党章规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四项基本原则，改革能绕得过去吗？
改革派的软肋
对改革缺乏理论解释，一直是改革派的软肋。
邓小平当年采取“理论上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避免了理论的纷争，封了反对派的咀巴，有利于改革的起步与推进。但由此也就带来改革理论准备不足，对改革本身缺乏理论解释，对改革方向缺乏理论指导。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派们明显底气不足。当左派们气势汹汹打上门来，指责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们不知如何应对，显然不愿承认是，但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回答不出。
正因此，改革派不愿争论，尤其不愿讨论意识形态，企图以“不争论”的老策略取胜。左派们看准了改革派的软肋，你不争论，我偏要争论；你不讲意识形态，我偏讲意识形态；你不讲姓“社”姓“资”，我偏讲姓“社”姓“资”。
无用讳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当左派们指责以什么思想为指导时，他们无言以对。一场涉及亿万人利益和命运的改革，只能做，不能说，能继续吗？
改革派们再不重视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只想技术层面去推进改革，恐怕很难成功。
向左派们进言
我一直在思考，左派们发动这场争论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左派们声称，他们反思改革、批评改革，并不是反对改革，而是怎么改革？
丁冰的发言说：争论的焦点，是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
但争论以来，左派们除了批评、指责以外，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2005年5月15日马宾在给党中央领导的信《当前形势的看法与建议》中说：“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立即停止以私有化为趋向的经济改革，恢复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
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而是倒退回到改革开放前。马宾和左派们可以有这种看法、这种主张，问题是要今天的党中央接受这种主张，有没有可行性？
我们都是过来之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这条道路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给民众带来的是普遍贫困、不能温饱、用品匮乏，这怎么能让党中央接受呢？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可行的，硬要党和国家采纳，这是一种什么思维方式呢？
左派们知道党中央不会接受，于是采取公开争论的办法，以争取群众。这样做合适吗？按照党的纪律，一个党员在党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直至向中央申诉，但不能采取写公开信、聚众集会的方式把分岐扩大到社会上。煽动群众，要挟中央，这种行为是可以定性为反党的！你们倒退老路的主张，也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于是，你们拿两极分化、贫富扩大、腐败严重以及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问题来说事。对这些问题的存在，没有不同意见。党和国家也正在采取措施，取消农业税、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就是重大举措。西山会议上改革派们也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你们对解决上述问题不提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你们的意见是这些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唯一的办法还是一条退回去。事实上是退不回去，不可能退回去。这一点，你们也非常清楚，所以就不顾大局、唯恐天下不乱。马宾等一批左派，都是老同志、老干部、老革命，言行举止非常出格。
我在这里进一言：如果你们不赞成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可以另提方案，退回老路，不是出路。正如资本主义有很多模式，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很多模式。前苏联模式是一种，已证明是不成功的，世界上还有一、两个国家没有改，不过改也是早晚的事。现中国的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创新，虽问题不少，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左派们不喜欢，还可以再创新，就是不要抄冷饭、走老路、唱老调。
加强对争论的引导
现在中央对这场争论的态度是密切关注、严加控制、不予介入。3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参加人大分组会议时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用意很明确，要平息这场争论。可是左派们执意要进行争论。我认为，中央应改变策略，对争论加以引导。
当年邓小平不让争论是改革处于起步阶段，今天改革已过了26个年头，也该进行总结以指导未来的改革。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都写进了宪法与党章，左派们以四项基本原则来责疑改革开放，不能说没有依据。改革开放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确实对四项基本原则带来巨大冲击。这引起了左派们的疑虑、担心、不满。他们要求退回去的主张是不能接受的，但他们对改革的责疑是需要回答的。对下一步的改革也需要达成共识。
因此，我建议中央成立体改研究领导小组，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作为办事机构，就改革理论与改革步骤征求各方意见，然后列出课题进行研究。1979年国务院成立体改研究小组，由张劲夫同志领导，制订了我国第一部改革总体规划，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小组。这可以较快地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形成方案和思路。采取这种方式，就可引导这场争论，取得积极的成果，或者形成研究的课题。其他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同样需要成立专题小组，进行综合研究。靠部门自己改，是不可行的。
中央正面介入，可对争论双方形成约束：一、不准扣帽子、打棍子，创造良好的讨论氛围；二、多提建设性意见，重在解决问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作者： 徐景安 ， 来源于：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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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改革表了态，这场改革之争会平息下去。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山会议纪要泄漏，引起更大的风波。
树欲静而风不止
2006年4月9日由“毛泽东旗帜”网站主办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发动了对西山会议的批判。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大规模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是实行私有化，这是问题的核心；政治体制改革，是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取消××党、公开实现台湾模式。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候补书记韩西雅同志指出：“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公职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党员。有些人竟然不顾党章、宪法，肆无忌惮地发起进攻，这是党纪国法所绝不容许的。
对西山会议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
2006年4月12日，马宾给胡锦涛及政治局常委写公开信，称高尚全、贺卫方、张维迎等在西山会议上发表了“亲美反华汉奸言论”，要求全党批判、揭露他们的“汉奸、特务的面貌”，“来一个全面、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搞‘颜色革命’的勾当的运动。”
网上骂道：“这些‘学者’、‘专家’、‘教授’，绝不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党，打倒××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改革派们一心想回避争论，但左派们声称：“企图继续使用‘不争论’的武器来堵住不同意见者之口，这已经不可能了。”
我一直主张，正面回应这场争论。
2006年2月17日中改院召开第25次改革形势分析会，我发言说：
“应该对25年来的改革有一个总结、有一个反思、有一个说法。不能掉以轻心，不能不屑一顾，不能我说我的、他说他的。现在大部分不说话、不吭声。说话的也不正面回应。他们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非常重大，是不能回避的。”
“攻坚有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二是理论层面。现在改革的合法性都被怀疑了，你这个改革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党的，你还要改？改革不合法还攻什么坚？”
果然，不幸而言中。3月4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会议纪泄漏后，一片声讨声。改革派们不是被当作“特务、汉奸”，就是被骂为“卖国贼、反革命”，连自己的合法性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改革”、攻什么“坚”？
意识形态去得了吗？
我在《中国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与国光同志讨论之一》一文中说：“国光同志谈话的意义在于捅破了改革25年来的一层窗户纸。他提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西方经济学为指导。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实质是对中国改革25年的评估，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对这场改革性质的认识，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但改革派们不太愿意讨论理论问题，主张实际地推进改革，认为意识形态的背后是利益冲突，改革应注重利益的调整，迥避意识形态的争论。
左派的回应针锋相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指出：“主流”经济学家鼓吹改革要“去意识形态化”，不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实际上是要借此以售其奸，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使资本主义改革顺理成章。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讲意识形态，而是要你不讲意识形态，他们可是坚决搞意识形态的。
左派们责疑改革的依据是宪法、党章规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四项基本原则，改革能绕得过去吗？
改革派的软肋
对改革缺乏理论解释，一直是改革派的软肋。
邓小平当年采取“理论上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避免了理论的纷争，封了反对派的咀巴，有利于改革的起步与推进。但由此也就带来改革理论准备不足，对改革本身缺乏理论解释，对改革方向缺乏理论指导。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派们明显底气不足。当左派们气势汹汹打上门来，指责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们不知如何应对，显然不愿承认是，但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回答不出。
正因此，改革派不愿争论，尤其不愿讨论意识形态，企图以“不争论”的老策略取胜。左派们看准了改革派的软肋，你不争论，我偏要争论；你不讲意识形态，我偏讲意识形态；你不讲姓“社”姓“资”，我偏讲姓“社”姓“资”。
无用讳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当左派们指责以什么思想为指导时，他们无言以对。一场涉及亿万人利益和命运的改革，只能做，不能说，能继续吗？
改革派们再不重视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只想技术层面去推进改革，恐怕很难成功。
向左派们进言
我一直在思考，左派们发动这场争论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左派们声称，他们反思改革、批评改革，并不是反对改革，而是怎么改革？
丁冰的发言说：争论的焦点，是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
但争论以来，左派们除了批评、指责以外，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2005年5月15日马宾在给党中央领导的信《当前形势的看法与建议》中说：“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立即停止以私有化为趋向的经济改革，恢复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
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而是倒退回到改革开放前。马宾和左派们可以有这种看法、这种主张，问题是要今天的党中央接受这种主张，有没有可行性？
我们都是过来之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这条道路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给民众带来的是普遍贫困、不能温饱、用品匮乏，这怎么能让党中央接受呢？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可行的，硬要党和国家采纳，这是一种什么思维方式呢？
左派们知道党中央不会接受，于是采取公开争论的办法，以争取群众。这样做合适吗？按照党的纪律，一个党员在党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直至向中央申诉，但不能采取写公开信、聚众集会的方式把分岐扩大到社会上。煽动群众，要挟中央，这种行为是可以定性为反党的！你们倒退老路的主张，也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于是，你们拿两极分化、贫富扩大、腐败严重以及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问题来说事。对这些问题的存在，没有不同意见。党和国家也正在采取措施，取消农业税、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就是重大举措。西山会议上改革派们也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你们对解决上述问题不提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你们的意见是这些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唯一的办法还是一条退回去。事实上是退不回去，不可能退回去。这一点，你们也非常清楚，所以就不顾大局、唯恐天下不乱。马宾等一批左派，都是老同志、老干部、老革命，言行举止非常出格。
我在这里进一言：如果你们不赞成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可以另提方案，退回老路，不是出路。正如资本主义有很多模式，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很多模式。前苏联模式是一种，已证明是不成功的，世界上还有一、两个国家没有改，不过改也是早晚的事。现中国的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创新，虽问题不少，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左派们不喜欢，还可以再创新，就是不要抄冷饭、走老路、唱老调。
加强对争论的引导
现在中央对这场争论的态度是密切关注、严加控制、不予介入。3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参加人大分组会议时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用意很明确，要平息这场争论。可是左派们执意要进行争论。我认为，中央应改变策略，对争论加以引导。
当年邓小平不让争论是改革处于起步阶段，今天改革已过了26个年头，也该进行总结以指导未来的改革。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都写进了宪法与党章，左派们以四项基本原则来责疑改革开放，不能说没有依据。改革开放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确实对四项基本原则带来巨大冲击。这引起了左派们的疑虑、担心、不满。他们要求退回去的主张是不能接受的，但他们对改革的责疑是需要回答的。对下一步的改革也需要达成共识。
因此，我建议中央成立体改研究领导小组，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作为办事机构，就改革理论与改革步骤征求各方意见，然后列出课题进行研究。1979年国务院成立体改研究小组，由张劲夫同志领导，制订了我国第一部改革总体规划，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小组。这可以较快地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形成方案和思路。采取这种方式，就可引导这场争论，取得积极的成果，或者形成研究的课题。其他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同样需要成立专题小组，进行综合研究。靠部门自己改，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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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26 9:25:00 摘自：《凤凰网・养心殿博客》
今天，有好几个朋友在群里传阅一篇叫做《从陈一舟到童家威，海归怎么越来越流氓》的文章，文中谈到:在DUDU变的可卸载，陈一舟逐渐漂白的情况下，另一个上辈的长者童家威怎么又做起了流氓。在目前的创业环境下，海归们既有钱，又有资源，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海归们还会越来越流氓！我不禁思绪万千。
很久以前，我就想动笔写一篇关于中国互联网现状的文章，和大家探讨以下我们今天的网络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究竟想变成什么样子。这种现状让我们这些热衷于互联网行业的人感到万分的担忧。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也已经有10年了，但是回想过去我们曾经走过的历程，我们到底做出了什么？业内常常有人在说，我们是与世界同步的。不是吗？美国大会，小会，blog，媒体上的概念，当天就可以在中国被关注；硅谷新兴的应用，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有了复制的本土版本；成功的商业模式，也出不了半年，就被迅速复制到中国……最近的blog， SNS， audioblog， podcast等等的火热，就是又一次的翻版。
可惜的是，美国互联网有很多好的东西，中国人没有看到。
在美国，互联网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使美国的老百姓获得权力。在政治上，选民可直接上网查询候选人对税收立法、经济数据、选举记录和政策立场的看法。只要一按键盘，就会得到越来越多有关政府、经济和社会的信息，这使选民在未来的政策辩论中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
在美国，互联网对商业领域有极大的影响，它形成了一种新兴的庞大的信息产业。互联网经济给美国经济增加了巨大产值，增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互联网经济已经超过了电信和民航等传统产业的规模，并在追赶出版业和保健产业。从而再一次激发了新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更大的活力。
在美国，政府把信息技术的扩散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通过对企业的引导和支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参与和研究开发；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贸易等产业部门的应用。在美国，电子商务实际上就体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上。电子商务和电子经营是其中最有希望的技术，能够提供参与全球市场的新的途径，为国民经济多样化提供新的可能性，并为青年人提供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
在美国，政府为在中小学普及电脑和学校联网，培养"网络一代"以保持美国在下个世纪的科技领先地位，不但增加教育经费，而且推出了多项教育计划。用于中小学的教育技术经费，相当于技术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五。有关中小学网络建设的项目中，有每年4.25亿美元的教师技术培训、购置软硬件和联网计划，以及每年19亿美元的网络服务计划。至2000年，美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中小学信息化硬件基础的建设，为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实现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同样的面对互联网，面对一台电脑，美国人在上面参政议政、干预社会、参加商业活动等等，中国人呢？他们每天在电脑面前打游戏，用QQ聊天，去获取八卦变态的信息……
美国的小孩子在互联网上和老师交流，完成作业；中国的小孩子在互联网学到的是打打杀杀，****抢劫……
中国的互联网，我用几个常见的词语去概括的话的，就是“坑蒙拐骗”，几乎没有几个是做实事的。长此以往，如果中国的这种状态没有好转的话，这些新型的网络企业家不重视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中国的互联网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中国的互联网会给中国人带来多大的劫难？！
我们不妨看看中国互联网的现状：
第一、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变态！
炒做、虚假、火暴、挑逗、色情等等充斥着中国的互联网，也成了这些大型网站的杀手锏。这些网站的内容主管们每天的职责就是如何告诉编辑找到更火暴的信息，如何起个更挑逗的标题。再就是如何抓住尽可能的炒做机会，化小变大，明知道是假的，也要做得象真的一样。
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就盛行和成就了木子美、芙蓉姐姐、天仙MM这些网络“怪胎”。
第二、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喜欢当流氓！
流氓插件，流氓手段，流氓人士……中国如今的互联网，就是这些东西的天下！
你不给我公关费用，我就爆你黑幕；你不给我好处，我就封杀你的言论；你不上我的网站，没关系，我就偏用那些流氓软件让你无处可逃！
中国的网民，很可怜，随时都要准备着遭遇网络的“****”，有时候可能还是“轮奸”！不过中国人向来也比较老实，被人鸡奸了还不好意思说出去！
第三、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喜欢意淫！
意淫的感觉真的很妙。
每天就那么几百号人来看你的网站，你可以号称每天有几十万的流量；网站做了一段时间，也就几千号注册用户，你可以号称每天有上万的注册量……说了还不会脸红，还拍着胸脯说，这个领域，我就是老大，三年后去纳斯达克上市！还有一些网络创业者，网站没做好，就拼命想着去拿风投资，还真把对方当成了“疯投”；甚者，从没有做过互联网的，搞了个网站，开口就说要做全球最大！
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意淫。
但毕竟，意淫比****别人要好。
一是比较干净，二是不用买单。
第四，中国互联网普遍存在先当小姐后从良的现象！
中国人可能脑子里都有这种想法，符合中国国情。
所以才有了象奇虎、3721的典型案例。
这些成功的典型激发了很多后来者。
先不管将来要做什么，先用黄色火暴的东西把网民圈上来说，圈好地了，就再慢慢从良，做些健康的东西。
但他们没有想到，为了圈这些网民，他们用了什么卑劣的手段？损害了多少网民的利益？给青年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第五、中国互联网的“新三民主义”！
使用各种手段哄骗网民上网、注册、点击，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新三民主义”！
第一步就是如何引诱网民上他的网站，第二步是如何让他注册，第三就是如何吸引他点击了！
算盘打得很好，注册就意味有了用户数，点击就意味着有了访问量，加起来就意味着有了用户粘性。
可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并非真的你情我愿，网络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
以上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典型！具体的案例我不方便来说。只是希望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里稍微有点良心的人，稍微有点良心的成功企业家，你们能真正站出来，集自己所力，从自己做起，去扭转中国互联网的这些不良风气，真正做到能为国家发展、为民众着想！为中国的将来着想
今天，有好几个朋友在群里传阅一篇叫做《从陈一舟到童家威，海归怎么越来越流氓》的文章，文中谈到:在DUDU变的可卸载，陈一舟逐渐漂白的情况下，另一个上辈的长者童家威怎么又做起了流氓。在目前的创业环境下，海归们既有钱，又有资源，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海归们还会越来越流氓！我不禁思绪万千。
很久以前，我就想动笔写一篇关于中国互联网现状的文章，和大家探讨以下我们今天的网络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究竟想变成什么样子。这种现状让我们这些热衷于互联网行业的人感到万分的担忧。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也已经有10年了，但是回想过去我们曾经走过的历程，我们到底做出了什么？业内常常有人在说，我们是与世界同步的。不是吗？美国大会，小会，blog，媒体上的概念，当天就可以在中国被关注；硅谷新兴的应用，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有了复制的本土版本；成功的商业模式，也出不了半年，就被迅速复制到中国……最近的blog， SNS， audioblog， podcast等等的火热，就是又一次的翻版。
可惜的是，美国互联网有很多好的东西，中国人没有看到。
在美国，互联网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使美国的老百姓获得权力。在政治上，选民可直接上网查询候选人对税收立法、经济数据、选举记录和政策立场的看法。只要一按键盘，就会得到越来越多有关政府、经济和社会的信息，这使选民在未来的政策辩论中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
在美国，互联网对商业领域有极大的影响，它形成了一种新兴的庞大的信息产业。互联网经济给美国经济增加了巨大产值，增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互联网经济已经超过了电信和民航等传统产业的规模，并在追赶出版业和保健产业。从而再一次激发了新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更大的活力。
在美国，政府把信息技术的扩散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通过对企业的引导和支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参与和研究开发；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贸易等产业部门的应用。在美国，电子商务实际上就体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上。电子商务和电子经营是其中最有希望的技术，能够提供参与全球市场的新的途径，为国民经济多样化提供新的可能性，并为青年人提供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
在美国，政府为在中小学普及电脑和学校联网，培养"网络一代"以保持美国在下个世纪的科技领先地位，不但增加教育经费，而且推出了多项教育计划。用于中小学的教育技术经费，相当于技术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五。有关中小学网络建设的项目中，有每年4.25亿美元的教师技术培训、购置软硬件和联网计划，以及每年19亿美元的网络服务计划。至2000年，美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中小学信息化硬件基础的建设，为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实现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同样的面对互联网，面对一台电脑，美国人在上面参政议政、干预社会、参加商业活动等等，中国人呢？他们每天在电脑面前打游戏，用QQ聊天，去获取八卦变态的信息……
美国的小孩子在互联网上和老师交流，完成作业；中国的小孩子在互联网学到的是打打杀杀，****抢劫……
中国的互联网，我用几个常见的词语去概括的话的，就是“坑蒙拐骗”，几乎没有几个是做实事的。长此以往，如果中国的这种状态没有好转的话，这些新型的网络企业家不重视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中国的互联网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中国的互联网会给中国人带来多大的劫难？！
我们不妨看看中国互联网的现状：
第一、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变态！
炒做、虚假、火暴、挑逗、色情等等充斥着中国的互联网，也成了这些大型网站的杀手锏。这些网站的内容主管们每天的职责就是如何告诉编辑找到更火暴的信息，如何起个更挑逗的标题。再就是如何抓住尽可能的炒做机会，化小变大，明知道是假的，也要做得象真的一样。
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就盛行和成就了木子美、芙蓉姐姐、天仙MM这些网络“怪胎”。
第二、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喜欢当流氓！
流氓插件，流氓手段，流氓人士……中国如今的互联网，就是这些东西的天下！
你不给我公关费用，我就爆你黑幕；你不给我好处，我就封杀你的言论；你不上我的网站，没关系，我就偏用那些流氓软件让你无处可逃！
中国的网民，很可怜，随时都要准备着遭遇网络的“****”，有时候可能还是“轮奸”！不过中国人向来也比较老实，被人鸡奸了还不好意思说出去！
第三、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喜欢意淫！
意淫的感觉真的很妙。
每天就那么几百号人来看你的网站，你可以号称每天有几十万的流量；网站做了一段时间，也就几千号注册用户，你可以号称每天有上万的注册量……说了还不会脸红，还拍着胸脯说，这个领域，我就是老大，三年后去纳斯达克上市！还有一些网络创业者，网站没做好，就拼命想着去拿风投资，还真把对方当成了“疯投”；甚者，从没有做过互联网的，搞了个网站，开口就说要做全球最大！
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意淫。
但毕竟，意淫比****别人要好。
一是比较干净，二是不用买单。
第四，中国互联网普遍存在先当小姐后从良的现象！
中国人可能脑子里都有这种想法，符合中国国情。
所以才有了象奇虎、3721的典型案例。
这些成功的典型激发了很多后来者。
先不管将来要做什么，先用黄色火暴的东西把网民圈上来说，圈好地了，就再慢慢从良，做些健康的东西。
但他们没有想到，为了圈这些网民，他们用了什么卑劣的手段？损害了多少网民的利益？给青年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第五、中国互联网的“新三民主义”！
使用各种手段哄骗网民上网、注册、点击，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新三民主义”！
第一步就是如何引诱网民上他的网站，第二步是如何让他注册，第三就是如何吸引他点击了！
算盘打得很好，注册就意味有了用户数，点击就意味着有了访问量，加起来就意味着有了用户粘性。
可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并非真的你情我愿，网络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
以上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典型！具体的案例我不方便来说。只是希望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里稍微有点良心的人，稍微有点良心的成功企业家，你们能真正站出来，集自己所力，从自己做起，去扭转中国互联网的这些不良风气，真正做到能为国家发展、为民众着想！为中国的将来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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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华] 于 2006-06-27 12:15:40上贴 ＜人民网 强国博客＞
据新华社6月26日报道，海南省临高县最近挖出一个侵吞国库资金150多万元的特殊贪污团伙，这个团伙在两年多时间里作案50起，14个部门的20多名局、股干部涉案。――这是海南省临高县继去年那个臭名昭著的县城管大队大队长邓善红“一官七妻”丑闻之后，临高官场爆出的又一宗更加令人惊怵的腐败大案。
记者用了“特殊贪污团伙”这个陌生概念。它哪儿“特殊”呢？这个团伙的“头目”是临高县原县委书记吴光华，带领县里的一帮“人民公仆”，倒腾临高国库中那点原本就不充裕的家当。这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宗人们司空见惯的腐败窝案而已。但是，此案中的另一种现象倒是确实比较特殊，那就是该案不仅在于其牵连部门之广，作案次数之多，更在于每次作案都有“合法”手续，致使国库成了“不设防地带”。
记者在报道中有些闪烁其辞地提到了国库“不设防”的问题，连第一把手都参与了“盗窃”国库的勾当，对这个行政县而言，连“设防”主体中的核心人物都在为“窃‘国’大盗”站岗，“设防”的概念早已不复存在！该案中确实存在一个“不设防”的问题，但不是临高县的国库“不设防”这个虚概念，而是临高县党委政府的执政团体的上层防线形同虚设！一个执政团体之所以会堕落成一个“贪污团伙”，主要是因为监管这个团体的团体失职了！
记得去年邓善红腐败案被披露后，媒体一针见血地批评了临高县党委政府“集体失语”的问题。邓善红包养多名情妇且生育多名私生子的丑闻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一直折腾了几年，临高百姓无人不知，但县党委政府就是无人过问！而现在，从这起瓜分国库案中才得知，邓善红跟当时的县委书记吴光华竟然是蛇鼠一窝！当年邓为了捞取该县“市政管理局局长”之职务，曾给吴光华孝敬过人民币1.5万元。因此，吴光华对邓的问题保持“沉默”当在“情理”之中。
可问题是，谁对吴光华的问题保持了沉默呢？按照海南的行政架构，是省直管县，这本是高效办事的行政优势。但一个县的执政团体基本上坏“透”，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用记者的话来说，是该“团伙明火执仗的犯罪居然畅行无阻，并非他们“智”高于人，而在于有其“环境”――如此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而且已经形成“环境”，海南省委省政府的纪检、监察、审计机关一干人等竟然一无所知？老百姓怨声载道，举报者不乏其人，举报信不乏其传，这些部门竟然能够泰然处之，若无其事？按照合理的逻辑，在邓案之后，正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出手良机，为何不乘胜追击？
据报道，几年间，临高县形成了一个“食物链”：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县委书记吴光华，“吃”部、局、乡镇主要领导；部、局、乡镇主要领导为了升迁提拔，要向吴光华“投资”，达到目标后，要收回“成本”，并有所“获利”，便想方设法“吃”国库资金。而且吴光华插手工程、庇护赌博、卖官鬻爵、索贿受贿、道德败坏，堪称“五毒俱全”。他先后收受索要他人财物144万多元、港币2万元。其中向23名下属干部索贿受贿40多万元；向私营企业主、赌场老板索贿受贿90多万元；还与4名女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
真可谓罄竹难书！但这难道仅仅是“一把手”失去监督的问题吗？是不是监督他的人也失去了监督？要不怎么了不作为了呢？海南岛不大，腐败案却总是一鸣惊人；海南岛经济并不发达（甚至临高县算得上是一个穷县），腐败官员却不惜向国库下手。还是不要说吴光华太有“本事”了吧，“土皇帝”往往是被管“土皇帝”的人“纵容”出来的！（
据新华社6月26日报道，海南省临高县最近挖出一个侵吞国库资金150多万元的特殊贪污团伙，这个团伙在两年多时间里作案50起，14个部门的20多名局、股干部涉案。――这是海南省临高县继去年那个臭名昭著的县城管大队大队长邓善红“一官七妻”丑闻之后，临高官场爆出的又一宗更加令人惊怵的腐败大案。
记者用了“特殊贪污团伙”这个陌生概念。它哪儿“特殊”呢？这个团伙的“头目”是临高县原县委书记吴光华，带领县里的一帮“人民公仆”，倒腾临高国库中那点原本就不充裕的家当。这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宗人们司空见惯的腐败窝案而已。但是，此案中的另一种现象倒是确实比较特殊，那就是该案不仅在于其牵连部门之广，作案次数之多，更在于每次作案都有“合法”手续，致使国库成了“不设防地带”。
记者在报道中有些闪烁其辞地提到了国库“不设防”的问题，连第一把手都参与了“盗窃”国库的勾当，对这个行政县而言，连“设防”主体中的核心人物都在为“窃‘国’大盗”站岗，“设防”的概念早已不复存在！该案中确实存在一个“不设防”的问题，但不是临高县的国库“不设防”这个虚概念，而是临高县党委政府的执政团体的上层防线形同虚设！一个执政团体之所以会堕落成一个“贪污团伙”，主要是因为监管这个团体的团体失职了！
记得去年邓善红腐败案被披露后，媒体一针见血地批评了临高县党委政府“集体失语”的问题。邓善红包养多名情妇且生育多名私生子的丑闻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一直折腾了几年，临高百姓无人不知，但县党委政府就是无人过问！而现在，从这起瓜分国库案中才得知，邓善红跟当时的县委书记吴光华竟然是蛇鼠一窝！当年邓为了捞取该县“市政管理局局长”之职务，曾给吴光华孝敬过人民币1.5万元。因此，吴光华对邓的问题保持“沉默”当在“情理”之中。
可问题是，谁对吴光华的问题保持了沉默呢？按照海南的行政架构，是省直管县，这本是高效办事的行政优势。但一个县的执政团体基本上坏“透”，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用记者的话来说，是该“团伙明火执仗的犯罪居然畅行无阻，并非他们“智”高于人，而在于有其“环境”――如此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而且已经形成“环境”，海南省委省政府的纪检、监察、审计机关一干人等竟然一无所知？老百姓怨声载道，举报者不乏其人，举报信不乏其传，这些部门竟然能够泰然处之，若无其事？按照合理的逻辑，在邓案之后，正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出手良机，为何不乘胜追击？
据报道，几年间，临高县形成了一个“食物链”：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县委书记吴光华，“吃”部、局、乡镇主要领导；部、局、乡镇主要领导为了升迁提拔，要向吴光华“投资”，达到目标后，要收回“成本”，并有所“获利”，便想方设法“吃”国库资金。而且吴光华插手工程、庇护赌博、卖官鬻爵、索贿受贿、道德败坏，堪称“五毒俱全”。他先后收受索要他人财物144万多元、港币2万元。其中向23名下属干部索贿受贿40多万元；向私营企业主、赌场老板索贿受贿90多万元；还与4名女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
真可谓罄竹难书！但这难道仅仅是“一把手”失去监督的问题吗？是不是监督他的人也失去了监督？要不怎么了不作为了呢？海南岛不大，腐败案却总是一鸣惊人；海南岛经济并不发达（甚至临高县算得上是一个穷县），腐败官员却不惜向国库下手。还是不要说吴光华太有“本事”了吧，“土皇帝”往往是被管“土皇帝”的人“纵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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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 [2006-06-06 08:15:29 | 八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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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熟悉的一位领导干部，为人不算太坏，专攻关系学、厚黑学，对升官发财颇有一番研究，论述甚丰，现将此公3年前的一份可研报告转发给大家，仅供欣赏研究，或许可窥得一些升官发财的秘诀。要说明的是，此公已顺利完成了贷款买官的一期工程，因受近两年来中央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的“不利”影响，二期工程虽在实施中，但前景并不乐观。
关于贷款买官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一、项目背景：
A.项目概况:此项目是本人今后５年的重点投资富已利家项目,共分三期工程.一期(2003年5月----2004年3月),总投资60万元,由目前的工作岗位调任某县县长；二期(2005年1月---2006年9月),总投资80万元,由县长提拔为副市长；三期(2007年1月---2008年9月),总投资200万元,副市长扶正。此报告为一期工程的可研报告。
B.资金来源:一期工程总需资金60万元,自筹5万元(注:一直在清水衙门工作,没什么外快,加上过年过节给上级领导送礼,所以本人没什么积蓄)；向亲戚朋友借款15万元；向银行贷款40万元.
C.项目特点:投资少,相对于其它买卖投资不算高,有能力筹集到所需资金；见效快,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收回成本；风险低,基本上没什么风险；利润高,绝不亚于搞房地产,开小煤矿。
二.市场分析:
A.社会环境分析:当前我省的环境对投资买官生意十分有利,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都较宽松。从别人的买官实践看,可谓屡试不爽,鲜有不成功的先例,实践证明,贷款买官确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
B.投资回报分析:当上县长后,回报是相当可观的,我要去的县虽是贫困县,但有30多个小煤矿,每个小煤矿平均向我进贡2万元(保守数字),一年可收入70万元；研究干部,提拔调动下属的局委办的头头们,一年只要有20人向我进贡,最少可收入40-50万元；过年过节收取红包,可收入20-30万元；其它收入20万元, 当然不只这些,如果上几个项目,回扣款要远高于前几项。如此算来,用不上一个季度就可全部收回成本。其余的全部是纯利润,现在还找不出哪个买卖有这么高的经济回报。
C.不确定因素分析:是投资就要有风险,但与其它生意比,贷款买官风险最低。1.一旦收我钱的领导工作调转怎么办？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一般他会把钱如数退给我，万一他不退，我去上门问一下，他是不敢不退的。2.一旦没得到预期的职位怎么办?县长职位炽手可热,争得激烈,别人给的钱多,我就可能落空,但大可以放心,领导是讲究平衡艺术的,县长作不成,可以考虑实权局长什么的,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3.一旦事情败露怎么办?一是不大可能,你知我知的事轻易露不了；二是出事也没什么大不了,Ｓ市XX卖官涉案260多人又处理几个?还不是依旧当官,有的还升了。上级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出了事不会坐视不管的。就算进去了,也死不了,死不了就有办法花钱摆平,我就知道有几个死缓的出来保外就医了,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
三.操作规程:
A.买官操作规程:俗话讲: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所以要集中火力主攻掌握官帽分发权的市委书记,并且不能撒芝麻盐,一炮就要让他动心、眼红，拟一次预付现金40万元。其它几位副书记、组织部长也不容忽视，拟在每人身上投资2万元，计10万元，这样他们就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为稳妥起见，也为了给书记一个较合理的拖辞，拟在省里找一位领导为我的事情打声招呼，拟投资10万元。另外，过年过节要进行感情投资，因为不谋取县长职务也免不了感情投资，所以此项投资暂不列入工程预算。
B.资金回流增值规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不会什么钱都收的都贪的。一是不可靠人的钱不收，送钱人必须是关系亲密且嘴巴严实的；二是事办不成的不收，当官必须讲究诚信，否则容易出事；三是有外人在场的不收，人多嘴杂容易败露。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突出重点，就是选准几个可靠的重点合作伙伴，收取大额的。兼顾一般，就是绝不放过蝇头小利，但不能一次多收，一般每次掌握在5000元以下，这样就不算是受贿，快刀切薄片，多收几次就有了，积少成多嘛。
四、综合效益评估：
A.经济效益：按照最保守的测算，一年纯收益至少在500万元以上，胆子再稍微大一点，收益可达1000万元以上。当然，第一年要稳当些，不能急着一口吃个胖子，要本着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原则，循序渐进，逐步加大力度。
B.社会效益：社会地位可明显提升，社会关系将超常增多，办起事来如履平地，家人、亲戚、朋友都可以跟着沾光，并可以在现有5个情人的基础上再发展一大批情人，从而自身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成就感大大增强，心理得到满足，有益于身心健康。
C.生态效益：当县长后，本人的仕途将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二三期工程不用借款，更不用贷款，可从一期工程的收益中解决，这种政治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贷款买官是相当的合算。
200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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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熟悉的一位领导干部，为人不算太坏，专攻关系学、厚黑学，对升官发财颇有一番研究，论述甚丰，现将此公3年前的一份可研报告转发给大家，仅供欣赏研究，或许可窥得一些升官发财的秘诀。要说明的是，此公已顺利完成了贷款买官的一期工程，因受近两年来中央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的“不利”影响，二期工程虽在实施中，但前景并不乐观。
关于贷款买官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一、项目背景：
A.项目概况:此项目是本人今后５年的重点投资富已利家项目,共分三期工程.一期(2003年5月----2004年3月),总投资60万元,由目前的工作岗位调任某县县长；二期(2005年1月---2006年9月),总投资80万元,由县长提拔为副市长；三期(2007年1月---2008年9月),总投资200万元,副市长扶正。此报告为一期工程的可研报告。
B.资金来源:一期工程总需资金60万元,自筹5万元(注:一直在清水衙门工作,没什么外快,加上过年过节给上级领导送礼,所以本人没什么积蓄)；向亲戚朋友借款15万元；向银行贷款40万元.
C.项目特点:投资少,相对于其它买卖投资不算高,有能力筹集到所需资金；见效快,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收回成本；风险低,基本上没什么风险；利润高,绝不亚于搞房地产,开小煤矿。
二.市场分析:
A.社会环境分析:当前我省的环境对投资买官生意十分有利,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都较宽松。从别人的买官实践看,可谓屡试不爽,鲜有不成功的先例,实践证明,贷款买官确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
B.投资回报分析:当上县长后,回报是相当可观的,我要去的县虽是贫困县,但有30多个小煤矿,每个小煤矿平均向我进贡2万元(保守数字),一年可收入70万元；研究干部,提拔调动下属的局委办的头头们,一年只要有20人向我进贡,最少可收入40-50万元；过年过节收取红包,可收入20-30万元；其它收入20万元, 当然不只这些,如果上几个项目,回扣款要远高于前几项。如此算来,用不上一个季度就可全部收回成本。其余的全部是纯利润,现在还找不出哪个买卖有这么高的经济回报。
C.不确定因素分析:是投资就要有风险,但与其它生意比,贷款买官风险最低。1.一旦收我钱的领导工作调转怎么办？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一般他会把钱如数退给我，万一他不退，我去上门问一下，他是不敢不退的。2.一旦没得到预期的职位怎么办?县长职位炽手可热,争得激烈,别人给的钱多,我就可能落空,但大可以放心,领导是讲究平衡艺术的,县长作不成,可以考虑实权局长什么的,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3.一旦事情败露怎么办?一是不大可能,你知我知的事轻易露不了；二是出事也没什么大不了,Ｓ市XX卖官涉案260多人又处理几个?还不是依旧当官,有的还升了。上级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出了事不会坐视不管的。就算进去了,也死不了,死不了就有办法花钱摆平,我就知道有几个死缓的出来保外就医了,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
三.操作规程:
A.买官操作规程:俗话讲: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所以要集中火力主攻掌握官帽分发权的市委书记,并且不能撒芝麻盐,一炮就要让他动心、眼红，拟一次预付现金40万元。其它几位副书记、组织部长也不容忽视，拟在每人身上投资2万元，计10万元，这样他们就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为稳妥起见，也为了给书记一个较合理的拖辞，拟在省里找一位领导为我的事情打声招呼，拟投资10万元。另外，过年过节要进行感情投资，因为不谋取县长职务也免不了感情投资，所以此项投资暂不列入工程预算。
B.资金回流增值规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不会什么钱都收的都贪的。一是不可靠人的钱不收，送钱人必须是关系亲密且嘴巴严实的；二是事办不成的不收，当官必须讲究诚信，否则容易出事；三是有外人在场的不收，人多嘴杂容易败露。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突出重点，就是选准几个可靠的重点合作伙伴，收取大额的。兼顾一般，就是绝不放过蝇头小利，但不能一次多收，一般每次掌握在5000元以下，这样就不算是受贿，快刀切薄片，多收几次就有了，积少成多嘛。
四、综合效益评估：
A.经济效益：按照最保守的测算，一年纯收益至少在500万元以上，胆子再稍微大一点，收益可达1000万元以上。当然，第一年要稳当些，不能急着一口吃个胖子，要本着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原则，循序渐进，逐步加大力度。
B.社会效益：社会地位可明显提升，社会关系将超常增多，办起事来如履平地，家人、亲戚、朋友都可以跟着沾光，并可以在现有5个情人的基础上再发展一大批情人，从而自身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成就感大大增强，心理得到满足，有益于身心健康。
C.生态效益：当县长后，本人的仕途将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二三期工程不用借款，更不用贷款，可从一期工程的收益中解决，这种政治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贷款买官是相当的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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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谁在左右中国的最高决策？是某一个人吗？是毛？是邓？是江？是胡？当然是他们自己。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决策又是怎么做出来的？笔者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弄明白中国的决策过程。那么，你不能明白中国的决策过程，难道你能够弄明白美国的决策过程吗？抽象地说，能。但是，具体的说，你同样很难！
假如，美国国务卿赖斯向布什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政策建议。那么，请问：赖斯的政策又是怎么形成的？又是谁递交给赖斯这项政策建议的？递交这项政策时的最初考虑是什么？从助理国务卿到副国务卿再到国务卿，这中间的过程又是怎样的？赖斯自己又作了多少修改？对于这些特别具体的问题，但是又能反映其战略的问题，谁知道答案？Who knows? God knows!
不过，即使如此，美国的决策过程大致是：先是学界讨论并提出建议；然后，由学界向媒体公开提出；媒体的报道引起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注意，并由国会进行讨论和听证；接着，国会向总统施加压力。当然，行政部门自己也会经常提出一些东西。这是美国政府决策的大致情况。
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是什么样的呢？笔者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当年在美国留学做论文时，曾经调研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但是，笔者问过很多中国现职外交官，他们往往也都说不清中国外交决策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从办事员到处长到司长到部长到国务委员到最高领导人，没有人能够清楚描述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的外交官不明白，中国的外交事务专家也不明白，媒体和公众更是不明不白。由此，人们不难想像，在美国学校里讲授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教授们也不过是在一头雾水中用美国人的模板来套取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决策体制的不透明性，而这一点又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挑战和批评。
最近，笔者与中国数位大牌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国内专家多次进行“务虚”沟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长了很多见识，而对于中国政策的之所以形成，也有了一个印象比较模糊的轮廓，至少知道一点皮毛。这点皮毛就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被三股势力所左右。而这三股势力分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省级诸侯及其周边势力和跨国公司。从目前来看，中国大量政策措施的出台或出不了台，大致都是这些情景。
首先，“国”字当家，富了方丈，穷了庙。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决策的包袱，但是，无论是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影响力一直左右着中国主要的决策部门；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势力越来越衰弱，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民营企业的影响力远远没有达到超过国有企业的质变。最新的例子就是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正在带领中国200名企业家在美国购物，但是，笔者相信，其中绝大多数（应该是90％以上）仍然还是来自国有企业，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如此。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这样带有垄断性的“政治待遇”暂时还不会广泛地“授予”民营企业。一年前，笔者曾经就此问题问过中国商务部的高级官员，他们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同时，也在解释，“政治待遇”下放还需要一个过程，尽管个别民营企业家已经跟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后。
其次，地方诸侯，与中央争锋。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是有悠久的历史传承的，而以省级为代表的地方诸侯，在今天的中央决策中的作用已经非同寻常。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大佬说话的声音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诸侯，比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地在中央的影响力莫不如此。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域来源分析来看，出自上述地方的大员也是比比皆是。记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的叶飞之所以被请到中央“高就”，据说当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担心叶在地方上进一步坐大，进而影响中央政策在地方上的执行。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又何止叶一人？中央决策出不了中南海，并非空穴来风。最典型的例证还有，各省驻京办事处都是地方势力在京城的院外活动集团，都是在为地方利益效力，这也可能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最后，洋人携中外两股势力对中国中央政策施加强大压力。对于这一点，国人往往不是很清楚。典型的例证就是，给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国民待遇，但是，不给中国企业享有跨国公司享有的优惠待遇。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仅仅限于外国政府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既是外国企业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总结的一年，又是向中国未来施加新压力的开始的一年。一方面，跨国公司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每当中国领导人接见国外大企业家时，每当中国领导人出国参观大企业的工厂时，正是这些企业向中国“软压力”最好的时候。另一方面，在跨国公司直接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能得力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通过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再又本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由于跨国公司具备这样的优势，因此，在很多时候，中国国有企业甚至地方诸侯都无法与跨国公司抗衡。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天堂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位看官，除了这三大势力，难道还有其他的“恶”势力不成？
假如，美国国务卿赖斯向布什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政策建议。那么，请问：赖斯的政策又是怎么形成的？又是谁递交给赖斯这项政策建议的？递交这项政策时的最初考虑是什么？从助理国务卿到副国务卿再到国务卿，这中间的过程又是怎样的？赖斯自己又作了多少修改？对于这些特别具体的问题，但是又能反映其战略的问题，谁知道答案？Who knows? God knows!
不过，即使如此，美国的决策过程大致是：先是学界讨论并提出建议；然后，由学界向媒体公开提出；媒体的报道引起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注意，并由国会进行讨论和听证；接着，国会向总统施加压力。当然，行政部门自己也会经常提出一些东西。这是美国政府决策的大致情况。
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是什么样的呢？笔者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当年在美国留学做论文时，曾经调研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但是，笔者问过很多中国现职外交官，他们往往也都说不清中国外交决策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从办事员到处长到司长到部长到国务委员到最高领导人，没有人能够清楚描述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的外交官不明白，中国的外交事务专家也不明白，媒体和公众更是不明不白。由此，人们不难想像，在美国学校里讲授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教授们也不过是在一头雾水中用美国人的模板来套取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决策体制的不透明性，而这一点又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挑战和批评。
最近，笔者与中国数位大牌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国内专家多次进行“务虚”沟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长了很多见识，而对于中国政策的之所以形成，也有了一个印象比较模糊的轮廓，至少知道一点皮毛。这点皮毛就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被三股势力所左右。而这三股势力分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省级诸侯及其周边势力和跨国公司。从目前来看，中国大量政策措施的出台或出不了台，大致都是这些情景。
首先，“国”字当家，富了方丈，穷了庙。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决策的包袱，但是，无论是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影响力一直左右着中国主要的决策部门；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势力越来越衰弱，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民营企业的影响力远远没有达到超过国有企业的质变。最新的例子就是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正在带领中国200名企业家在美国购物，但是，笔者相信，其中绝大多数（应该是90％以上）仍然还是来自国有企业，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如此。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这样带有垄断性的“政治待遇”暂时还不会广泛地“授予”民营企业。一年前，笔者曾经就此问题问过中国商务部的高级官员，他们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同时，也在解释，“政治待遇”下放还需要一个过程，尽管个别民营企业家已经跟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后。
其次，地方诸侯，与中央争锋。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是有悠久的历史传承的，而以省级为代表的地方诸侯，在今天的中央决策中的作用已经非同寻常。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大佬说话的声音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诸侯，比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地在中央的影响力莫不如此。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域来源分析来看，出自上述地方的大员也是比比皆是。记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的叶飞之所以被请到中央“高就”，据说当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担心叶在地方上进一步坐大，进而影响中央政策在地方上的执行。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又何止叶一人？中央决策出不了中南海，并非空穴来风。最典型的例证还有，各省驻京办事处都是地方势力在京城的院外活动集团，都是在为地方利益效力，这也可能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最后，洋人携中外两股势力对中国中央政策施加强大压力。对于这一点，国人往往不是很清楚。典型的例证就是，给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国民待遇，但是，不给中国企业享有跨国公司享有的优惠待遇。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仅仅限于外国政府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既是外国企业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总结的一年，又是向中国未来施加新压力的开始的一年。一方面，跨国公司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每当中国领导人接见国外大企业家时，每当中国领导人出国参观大企业的工厂时，正是这些企业向中国“软压力”最好的时候。另一方面，在跨国公司直接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能得力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通过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再又本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由于跨国公司具备这样的优势，因此，在很多时候，中国国有企业甚至地方诸侯都无法与跨国公司抗衡。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天堂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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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方 发表于 2006-5-27 21:47:00 ＜凤凰网 记者手记博客＞
http://blog.phoenixtv.com/user1/cnnbxmq/ar...006/134517.html
相信大家还记得十年前克拉马依市的那场大火，796名学生全部陷入火海，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在场的40多名教师，有36位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而在那场大火之前观看孩子们演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全部以闪电般的速度逃出火场，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楚楚！ 那个在生命攸关的生死关头临危不乱、振臂高呼"大家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的败类竟然升任克拉马依市市长！呜呼，天理何在？ K
事实很清楚，是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主持官员葬送了学生逃生的时间与机会！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或减少的学生大批死亡的惨剧！作为大人，明知火灾的危险，却把孩子留置于死地而不顾，无异于故意杀害孩子！ K
更为令人匪夷所思的还是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party委副书记况丽，在熊熊的大火吞噬着数百名儿童生命的时候，没有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生。她凭借著对友谊馆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凭著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也绝不开门；事后她指着厕所门外地上一百多具学生尸体，恬不知耻的、骄傲地向记者炫耀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
此情此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位劫后余生的"英雄"女士，都会显得语言的贫乏。此时此刻我想起三十年代上海滩上那句曾令中国人恼羞成怒，至今还耿耿于怀的"狗与华人不得入内"，想起洋人们辱骂中国人是"大陆猪"，想起日本的商店门前赫然树立起的"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匾，想起在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用中文张贴的各种警示标志，想起洋人们即使是在境内旅游时的公共汽车上，当看到年长的老人都没有像大陆人那样的无动于衷的熟视无睹，而是彬彬有礼的起身为年长的人让坐。
与其说洋人曾经污辱中国人为狗和猪，不如说我们那些理应为人师表的领导们自取其辱！如果将此女士比喻成为狗和猪，实在是对狗和猪的污辱！
大家知道90多年前世界最豪华和庞大的「泰坦尼克号」即将在黑夜中沉没时,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许多资产阶级富翁和贵族人士不是利用各种优势"先走"，而是纷纷主动让出逃生机会，坚持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一位富翁为此留下遗言："我决不会让一个妇女儿童先我而死，我要死得象一个男子汉！"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48年4月8日清晨，卡斯特尔，耶路撒冷公路旁一座建立在罗马古堡废墟上的村庄，几千名全部武装的阿拉伯士兵从三个方向向山头发起了猛烈攻击。下午1 点30分，临时拼凑起来的犹太民兵的防御崩溃了，战斗的指挥所也被占领。"帕尔马赫"突击队（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第四营的一名连长率领一个排赶来增援，并留在最后掩护撤退。
在那次战斗中，掩护撤退的30名"帕尔马赫"突击队战士阵亡了24人，除一名受伤的班长外，部队指挥员全部战死。当"帕尔马赫"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准备撤退时，阿拉伯人的包围圈已经几乎合拢了。带队的连长和副连长对望一眼，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士兵全体撤退，军官留下掩护！"
这道悲壮的命令从此被载入以色列国防军的史册。五十多年以来的数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军官们也象他们的先辈一样，高喊着同样的命令抵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再把失败转化为令全世界为之瞠目的辉煌胜利。
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是这个民族当中无数的人民用青春、鲜血和生命，世世代代为了真理和政义事业努力的奋斗和不懈的拼搏。
"士兵全体撤退，军官留下掩护！"以及"我决不会让一个妇女儿童先我而死，我要死得象一个男子汉！" 和"大家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以及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party委副书记况丽，恬不知耻的向记者炫耀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 这鲜明的对比和如此强大的反差，这泾渭分明的道德观念和截然不同的结果，是否能够真实的反映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制度下的人民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做人的不同理念。
七十年代在大陆风行一时的《闪闪的红星》，电影当中的主人公潘冬子看到亲爱的妈妈为掩护乡亲们撤退，在熊熊的烈火中从容就义，激动的说："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党的人、党的领导人岂止是在电影当中，在所有的媒体和所有的文字记载当中，几乎都能够做到绝不让群众吃亏的人，也都能够在生死面前誓死如归，勇敢的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生命。然而党的人甚至还是党的领导们在残酷的现实当中，却上演了一幕让数百名学生用生命"掩护"自己逃生的贪生怕死的可耻丑剧！
难怪一位到克拉玛依市出差的记者，在和出租汽车司机不经意的聊天中得知，十年前那位高喊着"让领导先走"的千古罪人，竟然荣升为克拉玛依市的市长和石油管理局的局长后，发出了"这还是人组成的世界吗？这还是人生活的世界吗"的呐喊。
生命攸关的生死关头大喊着"让领导先走"的人如今高官得坐，心安理得的接收着亿万人民顶礼膜拜，尽享着荣华富贵，这种欺世灭祖忘经数典的罪恶行径，正无时无刻的腐蚀着国人的良知；让军官留下掩护的人和所有的军官，他们的英雄壮举正激励着一代代的犹太人。那323名葬身火海天真活泼的花朵们呀！你们岂止是被凶恶无情的大火夺去的生命吗？你们难道不是被你们崇拜的偶像和最尊重的长者们残忍的杀害的吗？！你们也许只有在阴曹地府才能认清那些你们信任、依赖、崇拜、歌颂的伟大领导们丑陋、肮脏、猥亵的灵魂。
那个丑陋的人（不，应该是禽兽）是如何当上市长的？是谁提拔了他？我不得而知，相信这种事情在当今的中国不在少数。我只能哀叹，哀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为何时时上演着这样的悲剧？想想周总理的鞠躬尽瘁，想想焦裕禄孔繁森们的死而后己，想想那些屈死的冤魂和那些残缺、悲惨的家庭。让这样一群出卖灵魂的肮脏的畜生们来主宰人民的命运，放心吗？这是中国的悲哀，是民族的不幸啊。
最后，让我们为在那场大火中无辜死去的数百名师生默哀~~~~~~~~~~~
20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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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22 20:32:00 摘自：《凤凰网・忽悠忽悠博客》
天欲亡之，必先征之；其未警醒，以其昏昏。
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覆亡之前，是有一些预兆的。若前苏联，若萨达姆的伊拉克，若东欧，若塔利班的阿富汗，亦若满清之中国、奥匈帝国等寺。
一、贪污腐败成风。贪污腐败乃是丧失一国之本的预兆。当贪污腐败成为风气，那么必然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按潜规则行事，而貌视国家法度。国家政令经贪官、恶官之手，必成为权力寻租工具。欺上瞒下，鱼肉百姓。满清政权灭亡前，连军费也被弄去盖园子。甲午海战，貌似强大的海军不堪一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很多炮弹是假弹。而当时的海战中，几发炮弹可以决定局部战斗的输赢，也会影响士气。司法腐败会使一个国家失去最后的一个屏障。
二、百姓被禁声。没有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对一个国家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不能说真话，那就只能说假话或选择沉默。周厉王动用卫国巫师当他的秘密警察，成功做到路无谤者，其结果是百姓起来推翻他的统治。大凡在专制政权末期，其对民众思想控制尤其严格。老百姓不能正常说话，小道消息、谣言就大行天下。
三、贫富差别过大。有一种基尼斯系数是来表示贫富差别的。历史上，当基尼斯系数超过0.4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很多状况。中国目前的基尼斯系数已达0.452，国家尚算稳定，但不可不警惕。少数人掌握国家太多财富，是国家不祥的征兆。
四、安全感的丧失。刑事案件不断，偷盗、抢劫、杀人事件不断，老百姓怨声载道，甚而私刑泛滥，那么国家权力体系，特别是警察机器，就得不到尊重。若警匪勾结，或警察的所作所为就像土匪，那么就更糟。
五、民不畏死。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人都难免一死，但如何面对死亡，却关系到社会的安定。若百姓认为生不如死，或生死无差别，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一定出问题。一群人如果对生命没有敬畏，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不尊重，他将变得十分可怕。形成这样的人群有经济上的原因，更有文化上的原因。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群人最容易变成暴民。
六、不自量力与外强对抗。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足以与外强对抗，却又不自量力，那只要适当的国际环境一经形成，那就必然灰飞烟灭。夜郎自大的教训，在历史上不断被重复。萨达姆的伊拉克曾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但美国入侵，仅以一二千人死亡的代价，就让拥有2500多万的一个国家的强势政权被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让这个世界重新认识强权的威胁。
七、经济增长停滞。经济上出了问题，基尼斯系数又过高，那么国家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一国大量出现失业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下，专制社会统治者必定采取更为专制的手段控制国家。但国家到了这个起步，一夜崩溃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八、社会形象极差。政府让老百姓看不起，心怀愤懑，在国际上受到孤立，那么这个国家政权是一定有问题的。
令人惹笑的是一个政权越是到其末期，越会粉饰太平，而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
当然，并非有了一二个忘国征兆，这个国家的现政权就立即灭亡。但在出现亡国征兆时，统治者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那么，亡国只会是时间问题。
天欲亡之，必先征之；其未警醒，以其昏昏。
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覆亡之前，是有一些预兆的。若前苏联，若萨达姆的伊拉克，若东欧，若塔利班的阿富汗，亦若满清之中国、奥匈帝国等寺。
一、贪污腐败成风。贪污腐败乃是丧失一国之本的预兆。当贪污腐败成为风气，那么必然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按潜规则行事，而貌视国家法度。国家政令经贪官、恶官之手，必成为权力寻租工具。欺上瞒下，鱼肉百姓。满清政权灭亡前，连军费也被弄去盖园子。甲午海战，貌似强大的海军不堪一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很多炮弹是假弹。而当时的海战中，几发炮弹可以决定局部战斗的输赢，也会影响士气。司法腐败会使一个国家失去最后的一个屏障。
二、百姓被禁声。没有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对一个国家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不能说真话，那就只能说假话或选择沉默。周厉王动用卫国巫师当他的秘密警察，成功做到路无谤者，其结果是百姓起来推翻他的统治。大凡在专制政权末期，其对民众思想控制尤其严格。老百姓不能正常说话，小道消息、谣言就大行天下。
三、贫富差别过大。有一种基尼斯系数是来表示贫富差别的。历史上，当基尼斯系数超过0.4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很多状况。中国目前的基尼斯系数已达0.452，国家尚算稳定，但不可不警惕。少数人掌握国家太多财富，是国家不祥的征兆。
四、安全感的丧失。刑事案件不断，偷盗、抢劫、杀人事件不断，老百姓怨声载道，甚而私刑泛滥，那么国家权力体系，特别是警察机器，就得不到尊重。若警匪勾结，或警察的所作所为就像土匪，那么就更糟。
五、民不畏死。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人都难免一死，但如何面对死亡，却关系到社会的安定。若百姓认为生不如死，或生死无差别，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一定出问题。一群人如果对生命没有敬畏，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不尊重，他将变得十分可怕。形成这样的人群有经济上的原因，更有文化上的原因。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群人最容易变成暴民。
六、不自量力与外强对抗。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足以与外强对抗，却又不自量力，那只要适当的国际环境一经形成，那就必然灰飞烟灭。夜郎自大的教训，在历史上不断被重复。萨达姆的伊拉克曾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但美国入侵，仅以一二千人死亡的代价，就让拥有2500多万的一个国家的强势政权被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让这个世界重新认识强权的威胁。
七、经济增长停滞。经济上出了问题，基尼斯系数又过高，那么国家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一国大量出现失业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下，专制社会统治者必定采取更为专制的手段控制国家。但国家到了这个起步，一夜崩溃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八、社会形象极差。政府让老百姓看不起，心怀愤懑，在国际上受到孤立，那么这个国家政权是一定有问题的。
令人惹笑的是一个政权越是到其末期，越会粉饰太平，而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
当然，并非有了一二个忘国征兆，这个国家的现政权就立即灭亡。但在出现亡国征兆时，统治者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那么，亡国只会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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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年的理想与期待
――《中国的危机与思考》读书笔记
作者：阮思余， 来源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
检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会发现，如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计时，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没有太多政治记忆的我辈来说，偶然获得的《中国的危机与思考》（黎明主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正好填补了这一记忆之维的空白。也算是对上一段改革历程探讨的智识上的补漏与提高。
书中有不少作者直接或者间接地论及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直指问题的关键：“中国并不存在区别于政治体制的真实独立的经济体制”，“只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中国社会全面配套改革的中心”，“政体改革才是社会改革的核心”，“社会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总体至少必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从绝对的意义上看虽然难以决定谁先谁后，但中国的历史相对确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地位。”（黎明语）……
二十年前的改革诤言，今天读来依然有切肤之痛，有时亦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二十年后的今天，类似的良言诤语逐渐地远离了我们的政治生活，或者潜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而很少有人愿意――或者是没有恰当的空间和机会――提及或者真实地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对此理当备加珍惜。
杨百揆先生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动力》一文中，就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四点主张：第一，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保障问题。诸如经济经营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其它基本人权的可靠的法律保障。第二、建立分权制衡体制。“不管权力是集中在党还是政，如果它是唯一的最高权力，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就不可能有效地防止。”分权和制衡体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第三、提高政治透明度和科学决策。第四、尽快完善社会择优机制。
陈奎德先生在《对解除社会危机的一些思考――评新权威主义》一文中，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如下“根本性”的建议：第一、必须勾划出某种分权的格局，并使民主党派逐步成为真正独立的政党；第二、行政权并非要削弱，但必须使之纳入某种横向权力制衡的体系中，使权力的配置各自更加独立，以防止滥用绝对权力制衡的事业循环发生；第三、逐步把选举制度由形式上的转换为实质上的；第四、把经济体制中的竞争机制引入到政治体制之中，创建权威的合法性基础；第五、用法律真正保障新闻自由和舆论独立，使合法民主党派可独立办刊办报。
时至今日，上述自由与权利依然是普罗大众的梦想在不断争取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重要质数之一。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人们的迁徙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也就大大影响了人们的从业和择业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虽已逐渐宽松，但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人权状况正在逐渐落实，政府近年发表白皮书以回应西方国家――主要是以美国为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控与挑衅，然而，我们依然不可回避的尚有这样的事实：对农民工的人权保障问题，基层政府及其执法机关对普通民众的人权恣意侵害问题……
就分权制衡而言，这是已被证明、并且晚近以来历世公认的人类政治文明――绝非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优秀成果。从洛克、孟德斯鸠到美国建国之初的联邦党人，无不对此“关怀备至”。最终成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常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要互相渗透、相互制衡，以避免某一项权力独大而导致腐败。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为可怕的是，因个别领导人的一句话把“三权分立”打入“冷宫”再也不能讨论，致使权力分立与制衡终究只能是“梦工厂”……
中共十六大报告终于把“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作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单列出来。“要完善深入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虽说这毕竟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我们在有些地方政府看到的也依然是这种原则性的表述以应付上面的“要求’――然而实际操作并非如此，因为如何把这种原则性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及其程序，则是其能够生效的重要前提；并且要真正将其纳入对地方主要党政领导人的重点考核内容之一。
在社会择优机制方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家对人才的择优选择方面逐步趋向规范化和制度化。2003年12月2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对人才工作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和举措，比如在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方面，强调要“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比此前的暂行条例更为具体、详细、全面、有针对性，凸出强调了“法律责任”，也意味着对公务员的规范从此走向法制化。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朝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不断努力和迈进的征程中，还有这方面那方面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事。诸如就业过程中的男女不平等――近年来有恶化的趋势；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从就业、升迁等来看，“关系资本”依然起着支配性、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如何在国家层面逐步实现、逐级推广真正竞争性的选举――其在社会层面有一定基础，发展起来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和经验借鉴，远离虚假的确认性选举，这是选举政治在中国发展的当然逻辑，而非意旨所能阻滞。
真正走向法治，用宪法和法律――而不是个别领导人的意旨、红头文件等――来保障和捍卫我们的新闻和舆论自由，而不是动辄利刃和刀剑指向我们的各种媒体。选用后者，既浪费了我们宝贵的刀剑，也伤害了我们的媒体。
黎明先生在《论当前我国改革的出路》一文中提出开放舆论的重要性及其措施，今天读来依然富有振奋力和鼓动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由的报刊和自由的记者是贪官污吏的天敌，是预报人类非理性危机的警报器。”“放开舆论，用法律形式确立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由个人或民众团体承包部分报刊、杂志以及其它大众传播媒介”。
政治协商要真正走向协商政治，实现审议民主。就必须改造我们的民主党派。这是协商政治和审议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当然要求。易言之，民主党派要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政党――否则另当别论――而存在，就必须赋予其正当的地位与功能。没有这样的改观，政治协商也好、协商政治也罢，都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无实质性意义和价值。
改革之途路漫漫，我辈仍需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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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阮思余， 来源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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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会发现，如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计时，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没有太多政治记忆的我辈来说，偶然获得的《中国的危机与思考》（黎明主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正好填补了这一记忆之维的空白。也算是对上一段改革历程探讨的智识上的补漏与提高。
书中有不少作者直接或者间接地论及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直指问题的关键：“中国并不存在区别于政治体制的真实独立的经济体制”，“只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中国社会全面配套改革的中心”，“政体改革才是社会改革的核心”，“社会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总体至少必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从绝对的意义上看虽然难以决定谁先谁后，但中国的历史相对确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地位。”（黎明语）……
二十年前的改革诤言，今天读来依然有切肤之痛，有时亦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二十年后的今天，类似的良言诤语逐渐地远离了我们的政治生活，或者潜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而很少有人愿意――或者是没有恰当的空间和机会――提及或者真实地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对此理当备加珍惜。
杨百揆先生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动力》一文中，就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四点主张：第一，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保障问题。诸如经济经营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其它基本人权的可靠的法律保障。第二、建立分权制衡体制。“不管权力是集中在党还是政，如果它是唯一的最高权力，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就不可能有效地防止。”分权和制衡体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第三、提高政治透明度和科学决策。第四、尽快完善社会择优机制。
陈奎德先生在《对解除社会危机的一些思考――评新权威主义》一文中，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如下“根本性”的建议：第一、必须勾划出某种分权的格局，并使民主党派逐步成为真正独立的政党；第二、行政权并非要削弱，但必须使之纳入某种横向权力制衡的体系中，使权力的配置各自更加独立，以防止滥用绝对权力制衡的事业循环发生；第三、逐步把选举制度由形式上的转换为实质上的；第四、把经济体制中的竞争机制引入到政治体制之中，创建权威的合法性基础；第五、用法律真正保障新闻自由和舆论独立，使合法民主党派可独立办刊办报。
时至今日，上述自由与权利依然是普罗大众的梦想在不断争取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重要质数之一。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人们的迁徙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也就大大影响了人们的从业和择业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虽已逐渐宽松，但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人权状况正在逐渐落实，政府近年发表白皮书以回应西方国家――主要是以美国为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控与挑衅，然而，我们依然不可回避的尚有这样的事实：对农民工的人权保障问题，基层政府及其执法机关对普通民众的人权恣意侵害问题……
就分权制衡而言，这是已被证明、并且晚近以来历世公认的人类政治文明――绝非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优秀成果。从洛克、孟德斯鸠到美国建国之初的联邦党人，无不对此“关怀备至”。最终成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常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要互相渗透、相互制衡，以避免某一项权力独大而导致腐败。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为可怕的是，因个别领导人的一句话把“三权分立”打入“冷宫”再也不能讨论，致使权力分立与制衡终究只能是“梦工厂”……
中共十六大报告终于把“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作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单列出来。“要完善深入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虽说这毕竟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我们在有些地方政府看到的也依然是这种原则性的表述以应付上面的“要求’――然而实际操作并非如此，因为如何把这种原则性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及其程序，则是其能够生效的重要前提；并且要真正将其纳入对地方主要党政领导人的重点考核内容之一。
在社会择优机制方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家对人才的择优选择方面逐步趋向规范化和制度化。2003年12月2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对人才工作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和举措，比如在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方面，强调要“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比此前的暂行条例更为具体、详细、全面、有针对性，凸出强调了“法律责任”，也意味着对公务员的规范从此走向法制化。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朝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不断努力和迈进的征程中，还有这方面那方面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事。诸如就业过程中的男女不平等――近年来有恶化的趋势；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从就业、升迁等来看，“关系资本”依然起着支配性、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如何在国家层面逐步实现、逐级推广真正竞争性的选举――其在社会层面有一定基础，发展起来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和经验借鉴，远离虚假的确认性选举，这是选举政治在中国发展的当然逻辑，而非意旨所能阻滞。
真正走向法治，用宪法和法律――而不是个别领导人的意旨、红头文件等――来保障和捍卫我们的新闻和舆论自由，而不是动辄利刃和刀剑指向我们的各种媒体。选用后者，既浪费了我们宝贵的刀剑，也伤害了我们的媒体。
黎明先生在《论当前我国改革的出路》一文中提出开放舆论的重要性及其措施，今天读来依然富有振奋力和鼓动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由的报刊和自由的记者是贪官污吏的天敌，是预报人类非理性危机的警报器。”“放开舆论，用法律形式确立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由个人或民众团体承包部分报刊、杂志以及其它大众传播媒介”。
政治协商要真正走向协商政治，实现审议民主。就必须改造我们的民主党派。这是协商政治和审议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当然要求。易言之，民主党派要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政党――否则另当别论――而存在，就必须赋予其正当的地位与功能。没有这样的改观，政治协商也好、协商政治也罢，都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无实质性意义和价值。
改革之途路漫漫，我辈仍需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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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 [2006-06-29 20:23:55 | 陈汉斌] 《人民网・追求理想的天空博客》
此日记TrackBack地址: http://blog.people.com.cn/blog/trackback.d...151583835813566
据浙江在线-钱江晚报（2006年6月6日）报道说，有“三玩干部”之称的原湖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在近万言的《我的沉痛的反思》中供认：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承认名副其实。雷渊利的犯罪卷宗有80册，这里面记载了这个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三玩市长”与九个情妇风花雪月的故事。
好一个“三玩干部”！
这个“三玩干部”如果撇开时代背景，将他的生活归类的话，这与咱们的封建皇帝何其相似乃尔！封建皇帝这么玩，是因为在他的脑子里装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白一点，就是这天下的人，这天下的土地，都是我可以随便处置的私产。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引申开来说，就是说，我有可以随便处置我属下的权力，我可以随心所欲弄来金钱，挥霍金钱，我可以随便玩弄我统治下的女人。
封建皇帝那么玩了，因为那是封建社会，没有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资产阶级限制他的权力，更没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枪毙他的权力，所以，封建皇帝玩得心安理得，玩得龙颜大悦，玩得恬不知耻。
很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已跳跃式地越过了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里，有着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国度里，竟然在局部地带出现封建回潮，皇帝抬头的现象，而且还远不止雷渊利这一个的怪现象，真有让那一地的百姓如通过“虫洞”回到封建社会的感觉。
按理说，咱们至少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至少也不会低到比资本主义还差的地步，在咱们这里怎么会产生这么多的人渣呢？而且这些个人渣，竟还是代表人类先进分子的××党人的身份，竟还是受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呢？
我们的主义没有错，在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帜上，绝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我们的法律也够严厉，无期、枪决，只差象大明王朝那样剥皮示众。那么我们究竟在那里出了问题，让咱们的一些公仆变成了皇帝呢？原来，我们在犯罪预防这重要一环和犯罪处理之警后上都有严重的漏洞。在犯罪预防上，我们的体制漏洞太多，对占有公权的人太具诱惑力了。
权力极易失察，权力监督效能太差
我们的公仆所在一地，往往是一地的行政长官，居于领导包括纪律、监督，甚至法律在内的一切职能部门的顶端，而有权实际督察的又处于行政上层，而其上层又是在上层行政长官的领导之下，就是说，各级能够管理行政长官的是没有实际的独立履行自身职能的权力的，所以，即使在行政中失误，乃至为所欲为，也会通过自身的行政权力和通过上级领导的行政权力使这种失误等成为存在。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乡级的行政长官有问题，乡级的纪律、监督等部门对此决不敢说话和动作，甚至会与被监督的行政长官沟通（实际就是告密），如果真有不识趣的，这些纪律和监督部门的领导就会被行政长官拿下官职一边站，乃至下岗。很多时候，上一级的纪律和监督部门得到下级行政长官失误乃至违法乱纪的信息也不敢有所作为，因为下级行政长官和上级行政长官更多的时候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得罪了下级行政长官，有时就是得罪了上级行政长官，所以更多的时候，还得通过自己一级的行政长官的首肯，才能对下级行政长官有动作。越级监督和检举在现实中又不被看好。更有神通的下级行政长官一条线通到上级上上级某些权力人物那里，一个电话，一个招呼，一个传话……就可以摆平问题。权力监督机构的独立行政权的缺失，使得权力极易失察，成为管理和监督我们公仆的摆设。这样的监督，就为产生皇帝或的官员提供了可能。
监督处理滞后，弹劾罢免程序缺位
我们的监督本来就效能太差，加之处理上的滞后，使得问题公仆越陷越深，有许多问题公仆于是带病行政，带病升迁。弹劾罢免程序的缺位，使得问题公仆罪不至死不被发现，孽不至大不被发现，所以，极易产生罪大恶极的贪官、赃官。一个比一个贪，一个比一个赃，经济犯罪一个比一个大。最可笑的是一个乡级贪官，知道自己罪行必将败露，连夜给那些求上门来的人批平时磨蹭着不想批的条子，连夜的忙着销毁犯罪的证据，忙着假造各种可能需要的证据，忙着建立攻守同盟，真可谓不亦乐乎。如果我们的官员一经被发现问题，就有可以独立行使监督职权的职能部门独立自由去介入调查，发现问题就启动弹劾罢免程序，我想，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就会小些，对其个人犯罪的程度就会轻些。这可以说，一利国家，二利个人。然而，我们在此一慢二缺，不让那些问题官员晋级为皇帝式的官员才怪。
责任追究不彻底，犯罪黑幕难展开
我们的官员为什么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为什么许多情况下处理了犯罪的官员却不能令社会公众满意？为什么公众对反腐行动热情不高？很简单的情形，一个犯罪的官员必有上面的背景和生存的环境。一个犯罪的官员，没有上一级的官员的赏识当不了官，没有上一级官员的支持底气也不足，更不敢乱来。所以，在目前我们的出事官员追责制迟迟没有出台前，处理一个官员这种孤立的行为，使得许多内幕乃至黑幕无法揭开，这就像处理一个教士的邪教行为，而置教主于其外一样，是作用甚微，意义不大的行为。贪污腐败生生不息也就不足为怪。再说犯罪官员的生存环境。犯罪官员所以能在一个环境里生存，甚至吃得开，离不开其犯罪的“良好”环境。有逢迎的，有拍马的，有助纣为虐的，有同流合污的……这些个人往往被犯罪官员早已安排在重要位置上，所以，即使你处理了个别犯罪官员，其环境未被破坏，就算新调一个头儿继任，如果是意志不够坚强的，或为了避免工作在开始就不能展开而招致能力不足、所谓群众基础不牢的非难的，到了这样的环境，要么就是不作为，要么就有可能沦为犯罪第二，第三的。要处理犯罪官员，就要处理干净其构成犯罪的环境，对那些长官犯罪，下属无人过问无人检举的要实行集体辞职，而这又很难办到，所以，前腐后继，环境使然。皇帝式的官员连着皇帝式的官员一路腐来一路歌。
媒体权力还很不够
媒体没有权力，甚至沦为像皇帝那样的官员手下的小丫环，连暴光丑恶和黑幕的正义权力也得听命于官的，没有任何的平等和独立的媒体权力，特别是客观地行使媒体自身的监督权力，这样的媒体不但失掉自身的魅力和作用，也于国家和人民无补。这样的媒体其实可有可无不如无，一少开支二少烦。当然，这样做，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又不容。我们还是需要媒体的。但一定要让媒体，这个其他力量不可替代的职能部门发挥作用才能让公众感到有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媒体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媒体起着更大的监督作用呢。只要是在监督官员犯罪方面有作为的，我们甚至可以给予更好的表彰，因为他们是在为避免官员造成超乎一般常人的损失而工作的，功德无量嘛！可是我们偏偏把媒体的作用看轻了位置放低了，“无冕之王”自然无缘，尽点良知有时也难。这样的报纸，这样的镜头，这样的电视电台，作用大打折扣，有时反而为皇帝式的官员出镜露脸扬名当“鸡头”，岂不悲哉！
反腐激励机制缺失
我们的土地上所以会产生像皇帝那样的犯罪官员，除了反腐成本太高，比如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个人负担公众利益的成本也高外，反腐激励机制是严重缺失的。个人为了良知，为了社会道德，为了履行法律赋予的主人公的权力，投身反腐，投入不小，有时是个人能力无法承担的，但结果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个人精神受伤害，经济受损失，人际关系受破坏，于国于民实是功臣，而结果是活着不算功臣，死了不算烈士，以至于出现万元损失打水漂，换来的是官员白眼，他人笑谈，自己心寒的事情。这样的为国为民反腐，是哪一个还需要食人间烟火的人轻易愿干的，除非他（她）的良知和道德水平，及主人公意识相当强烈才行。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法律，对已严重危害国家，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腐败进行检举和追查的行为给予重奖和保护，那么人民群众的反腐热情就才会被充分调动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文娟事件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皇帝式的官员产生后，要推翻他，实际上就是与握有公权掌握公产的重量级对手交锋，没有激励机制给予道义的补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普通大众还很贫穷的国家，是很困难的，也是很不公平的。然而现实总是让为国为民者损失经济太多，稍有顾虑者就会退后，所以，在我们的现实里，皇帝式的官员乘势而生。
太多内部预处理，易使权力者产生依赖心理。
我们的对官员的处理，甚至是犯罪官员的处理，往往是先留在党内处理，搞内部处理。这种内部预处理，易使权力者预先产生依赖心理：即使东窗事发，还要先经过内部处理呢，我还可通过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关系、金钱、能力等等的途径挡一阵子呢，只要善于对付，料想不会有多大问题的。要是倒霉的话，窃钩者也诛。大多数犯罪官员把东窗事发看成偶然，看成是运气不好，看成是人际关系不好，看成是不善弄钱造成，他们对内部预处理的党内纪律产生个人的心影，折出了虚拟的假象，使他们越滑越深，越走越远，直到罪当至死，罪不容诛。这就是说，我们对官员没有将其置于有效的法治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们的官员面前法律却要停顿下来，制裁要拐一个大弯子。像封建皇帝有皇帝特权一样，我们许多问题官员总期望着能有一个党权为他们法外开赦，这就为成为皇帝式的官员顽强存在提供可能。
要消灭“皇帝”，让真正的人民公仆回到现实中来，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早做早好。
20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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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在线-钱江晚报（2006年6月6日）报道说，有“三玩干部”之称的原湖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在近万言的《我的沉痛的反思》中供认：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承认名副其实。雷渊利的犯罪卷宗有80册，这里面记载了这个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三玩市长”与九个情妇风花雪月的故事。
好一个“三玩干部”！
这个“三玩干部”如果撇开时代背景，将他的生活归类的话，这与咱们的封建皇帝何其相似乃尔！封建皇帝这么玩，是因为在他的脑子里装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白一点，就是这天下的人，这天下的土地，都是我可以随便处置的私产。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引申开来说，就是说，我有可以随便处置我属下的权力，我可以随心所欲弄来金钱，挥霍金钱，我可以随便玩弄我统治下的女人。
封建皇帝那么玩了，因为那是封建社会，没有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资产阶级限制他的权力，更没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枪毙他的权力，所以，封建皇帝玩得心安理得，玩得龙颜大悦，玩得恬不知耻。
很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已跳跃式地越过了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里，有着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国度里，竟然在局部地带出现封建回潮，皇帝抬头的现象，而且还远不止雷渊利这一个的怪现象，真有让那一地的百姓如通过“虫洞”回到封建社会的感觉。
按理说，咱们至少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至少也不会低到比资本主义还差的地步，在咱们这里怎么会产生这么多的人渣呢？而且这些个人渣，竟还是代表人类先进分子的××党人的身份，竟还是受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呢？
我们的主义没有错，在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帜上，绝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我们的法律也够严厉，无期、枪决，只差象大明王朝那样剥皮示众。那么我们究竟在那里出了问题，让咱们的一些公仆变成了皇帝呢？原来，我们在犯罪预防这重要一环和犯罪处理之警后上都有严重的漏洞。在犯罪预防上，我们的体制漏洞太多，对占有公权的人太具诱惑力了。
权力极易失察，权力监督效能太差
我们的公仆所在一地，往往是一地的行政长官，居于领导包括纪律、监督，甚至法律在内的一切职能部门的顶端，而有权实际督察的又处于行政上层，而其上层又是在上层行政长官的领导之下，就是说，各级能够管理行政长官的是没有实际的独立履行自身职能的权力的，所以，即使在行政中失误，乃至为所欲为，也会通过自身的行政权力和通过上级领导的行政权力使这种失误等成为存在。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乡级的行政长官有问题，乡级的纪律、监督等部门对此决不敢说话和动作，甚至会与被监督的行政长官沟通（实际就是告密），如果真有不识趣的，这些纪律和监督部门的领导就会被行政长官拿下官职一边站，乃至下岗。很多时候，上一级的纪律和监督部门得到下级行政长官失误乃至违法乱纪的信息也不敢有所作为，因为下级行政长官和上级行政长官更多的时候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得罪了下级行政长官，有时就是得罪了上级行政长官，所以更多的时候，还得通过自己一级的行政长官的首肯，才能对下级行政长官有动作。越级监督和检举在现实中又不被看好。更有神通的下级行政长官一条线通到上级上上级某些权力人物那里，一个电话，一个招呼，一个传话……就可以摆平问题。权力监督机构的独立行政权的缺失，使得权力极易失察，成为管理和监督我们公仆的摆设。这样的监督，就为产生皇帝或的官员提供了可能。
监督处理滞后，弹劾罢免程序缺位
我们的监督本来就效能太差，加之处理上的滞后，使得问题公仆越陷越深，有许多问题公仆于是带病行政，带病升迁。弹劾罢免程序的缺位，使得问题公仆罪不至死不被发现，孽不至大不被发现，所以，极易产生罪大恶极的贪官、赃官。一个比一个贪，一个比一个赃，经济犯罪一个比一个大。最可笑的是一个乡级贪官，知道自己罪行必将败露，连夜给那些求上门来的人批平时磨蹭着不想批的条子，连夜的忙着销毁犯罪的证据，忙着假造各种可能需要的证据，忙着建立攻守同盟，真可谓不亦乐乎。如果我们的官员一经被发现问题，就有可以独立行使监督职权的职能部门独立自由去介入调查，发现问题就启动弹劾罢免程序，我想，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就会小些，对其个人犯罪的程度就会轻些。这可以说，一利国家，二利个人。然而，我们在此一慢二缺，不让那些问题官员晋级为皇帝式的官员才怪。
责任追究不彻底，犯罪黑幕难展开
我们的官员为什么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为什么许多情况下处理了犯罪的官员却不能令社会公众满意？为什么公众对反腐行动热情不高？很简单的情形，一个犯罪的官员必有上面的背景和生存的环境。一个犯罪的官员，没有上一级的官员的赏识当不了官，没有上一级官员的支持底气也不足，更不敢乱来。所以，在目前我们的出事官员追责制迟迟没有出台前，处理一个官员这种孤立的行为，使得许多内幕乃至黑幕无法揭开，这就像处理一个教士的邪教行为，而置教主于其外一样，是作用甚微，意义不大的行为。贪污腐败生生不息也就不足为怪。再说犯罪官员的生存环境。犯罪官员所以能在一个环境里生存，甚至吃得开，离不开其犯罪的“良好”环境。有逢迎的，有拍马的，有助纣为虐的，有同流合污的……这些个人往往被犯罪官员早已安排在重要位置上，所以，即使你处理了个别犯罪官员，其环境未被破坏，就算新调一个头儿继任，如果是意志不够坚强的，或为了避免工作在开始就不能展开而招致能力不足、所谓群众基础不牢的非难的，到了这样的环境，要么就是不作为，要么就有可能沦为犯罪第二，第三的。要处理犯罪官员，就要处理干净其构成犯罪的环境，对那些长官犯罪，下属无人过问无人检举的要实行集体辞职，而这又很难办到，所以，前腐后继，环境使然。皇帝式的官员连着皇帝式的官员一路腐来一路歌。
媒体权力还很不够
媒体没有权力，甚至沦为像皇帝那样的官员手下的小丫环，连暴光丑恶和黑幕的正义权力也得听命于官的，没有任何的平等和独立的媒体权力，特别是客观地行使媒体自身的监督权力，这样的媒体不但失掉自身的魅力和作用，也于国家和人民无补。这样的媒体其实可有可无不如无，一少开支二少烦。当然，这样做，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又不容。我们还是需要媒体的。但一定要让媒体，这个其他力量不可替代的职能部门发挥作用才能让公众感到有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媒体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媒体起着更大的监督作用呢。只要是在监督官员犯罪方面有作为的，我们甚至可以给予更好的表彰，因为他们是在为避免官员造成超乎一般常人的损失而工作的，功德无量嘛！可是我们偏偏把媒体的作用看轻了位置放低了，“无冕之王”自然无缘，尽点良知有时也难。这样的报纸，这样的镜头，这样的电视电台，作用大打折扣，有时反而为皇帝式的官员出镜露脸扬名当“鸡头”，岂不悲哉！
反腐激励机制缺失
我们的土地上所以会产生像皇帝那样的犯罪官员，除了反腐成本太高，比如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个人负担公众利益的成本也高外，反腐激励机制是严重缺失的。个人为了良知，为了社会道德，为了履行法律赋予的主人公的权力，投身反腐，投入不小，有时是个人能力无法承担的，但结果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个人精神受伤害，经济受损失，人际关系受破坏，于国于民实是功臣，而结果是活着不算功臣，死了不算烈士，以至于出现万元损失打水漂，换来的是官员白眼，他人笑谈，自己心寒的事情。这样的为国为民反腐，是哪一个还需要食人间烟火的人轻易愿干的，除非他（她）的良知和道德水平，及主人公意识相当强烈才行。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法律，对已严重危害国家，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腐败进行检举和追查的行为给予重奖和保护，那么人民群众的反腐热情就才会被充分调动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文娟事件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皇帝式的官员产生后，要推翻他，实际上就是与握有公权掌握公产的重量级对手交锋，没有激励机制给予道义的补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普通大众还很贫穷的国家，是很困难的，也是很不公平的。然而现实总是让为国为民者损失经济太多，稍有顾虑者就会退后，所以，在我们的现实里，皇帝式的官员乘势而生。
太多内部预处理，易使权力者产生依赖心理。
我们的对官员的处理，甚至是犯罪官员的处理，往往是先留在党内处理，搞内部处理。这种内部预处理，易使权力者预先产生依赖心理：即使东窗事发，还要先经过内部处理呢，我还可通过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关系、金钱、能力等等的途径挡一阵子呢，只要善于对付，料想不会有多大问题的。要是倒霉的话，窃钩者也诛。大多数犯罪官员把东窗事发看成偶然，看成是运气不好，看成是人际关系不好，看成是不善弄钱造成，他们对内部预处理的党内纪律产生个人的心影，折出了虚拟的假象，使他们越滑越深，越走越远，直到罪当至死，罪不容诛。这就是说，我们对官员没有将其置于有效的法治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们的官员面前法律却要停顿下来，制裁要拐一个大弯子。像封建皇帝有皇帝特权一样，我们许多问题官员总期望着能有一个党权为他们法外开赦，这就为成为皇帝式的官员顽强存在提供可能。
要消灭“皇帝”，让真正的人民公仆回到现实中来，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早做早好。
20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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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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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29 19:57:00
摘自：凤凰博客 来源：东方网
中国围绕改革的三次争论，前两次都是由邓小平出来讲话，肯定改革的方向为终结。第三次争论还没有完，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明确指出，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三次大争论的由来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主题有过三次大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经济学家薛暮桥、吴敬琏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第二次争论是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说法，这是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个提法在“八九风波”后遭到了有些人的批判，认为“市场化、私有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后来邓小平出来表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我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当时，还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对立起来，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反对搞市场经济。而“皇甫平”文章的发表更引起激烈的论争，其实“皇甫平”文章就是按照邓小平思想写的。这场争论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告终，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得到了肯定。
第三次争论是2004年到现在，围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2004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走到这一步，出现了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新矛盾、新问题，利益分配格局矛盾的积累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今天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少了政治体制改革、法律体制改革的配套、相随，不是市场经济引发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够深刻、不够全面、不够完整。2004年以来，社会上有一股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出现，这很危险。去年底刘吉撰文批郎咸平，高尚全呼吁警惕否定改革思潮，这是促使我写《改革不可动摇》的主要动机，虽然还有客观因素，比如《世界》杂志约稿。我在文章中提出，一切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并批评了当前否定改革的部分言论倾向。对于反对之声，我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民粹主义有滋长的倾向，这在网络中更明显，他们以嘲讽、挖苦、打倒权威为快事，例如将吴敬琏等视为利益集团代言人。二是年轻人情绪化，他们对当前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住房难等现状极为不满，由于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便迁怒于改革，认为都是改革的错。三是有一部分人，一直抱着极左观点，从来不认同改革，利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将争论引入意识形态，重现“姓社姓资”之争，从而定论改革失败。他们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改革，要走回头路，这是要害，也是我最担心的。
中国围绕改革的三次争论，前两次都是由邓小平出来讲话，肯定改革的方向为终结。第三次争论还没有完，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明确指出，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应当重视公共产品供给滞后的问题
改革初期社会主要矛盾是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换句话说，是解决个人私人品缺乏的问题。
进入2000年，中国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两千多万人，大多数群众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在吃穿不愁之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所提高，社会公共品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例如人们希望住得更宽敞，出行更方便迅速，“住”和“行”也成为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更成为人们关注甚至担心的焦点。而社会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的供给是短缺、低效的，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承担，后来却要靠“希望工程”，叫人难以理解。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而当前内地社会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内地过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弊端越来越多，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我们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走了很多年，一切都是政府管着，搞全能主义政治。改革开放后，尽管有了市场经济，但是政府职能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扮演经济指导型的角色，工作重点还是放在财政收入上，放在GDP是否增长、增长了多少上。
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后，大部分钱用来改造城市，建高楼大厦，结果政府办公楼(包括公安、司法、财政、工商管理)一个比一个漂亮。中国地一级城市政府办公楼，很多都比美国同等规模城市的政府办公楼漂亮得多，这在美国是无法办到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纳税人的钱，政府把自己的办公楼盖得富丽堂皇，纳税人不会支持。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政府不应该再扮演指导型角色，应当充当服务型角色，着重解决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这方面美国现在做得不错，但是在20世纪初，美国这方面也是很混乱的。1912年前后，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动员新闻界广泛揭露社会弊端，称为“扒粪运动”，同时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公共品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制，让每一个公民都有享受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保险的权利和公平机会。当然也有差别，这种差别是钱多的人房子住得大些，钱少得人房子住得小些，不会丧失住房的公平机会。
现在我们的政府主要精力还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依然在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着如何招商引资，没有真正承担起政府应做、可做，而市场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对公共需求品考虑不够，富余的财政收入也没有及时向公共事业倾斜。现在内地大小城市高楼大厦确实比从前多了很多，也漂亮了，但这只是改善了市容，对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研究不够，解决不够。例如看病难的问题，包括香港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城市，公营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收费就应该便宜，有钱人觉得公营医院服务水准不够，去看私家医院好了。我们现在是公营医院的收费很高，这就违背了社会公约。公共品短缺低效是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
我大学毕业后，60元的工资拿了十多年，但是过得还可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在群众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注意提供公共品。我上初中到大学，国家提供助学金，教育收费低廉；生病了，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保障；住房是公家分配；公共交通费用也很便宜，等等。所以尽管贫穷，却感觉到了公平。
改革后，经济发展了，个人收入提高了，私人品的供应充足了，但社会提供的公共品不足，公共品供给不仅短缺，且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成问题了。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贫富收入的差距也很大，但由于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公共品比较平等，穷人富人一样享受，例如旅游胜地富人能去穷人也能去，无非富人住五星级宾馆，穷人住三星级宾馆，社会矛盾就不突出了。现在我们有人感觉到社会不公平，是公共品短缺低效造成的，政府应该在自己的身上多找找原因。
中国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是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经济指导型转变为社会服务型，多发展社会福利，解决公共品欠账的问题。换句话说，改革该改到政府头上了。
应该承认，中国社会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主要方面还是好的，国家领导人并不是经济实体的占有者、垄断者。不像有的国家，领导人及其家族，控制所在国的国民经济一半以上，这是最大的腐败。但是政府的角色不转到服务型上来也是不行的，同样可以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例如房地产改革，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农民、市民在其中没有话语权，政府和地产商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结果不是带来政府的腐败，就是让地产商暴富。老百姓并不反对勤劳致富，但是如果像一些地方的官员搞权钱交易，由此产生腐败暴富，群众就不答应了。
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公共管理，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增加，政府要更重视向民众公平、公正地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共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职能做这方面的转变，但就是转变不过来，这关系到体制问题。
我们的经济体制目前还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资金的使用、资源的配置往往政府说了算；而一些垄断行业或是占有特殊资源的行业，却可以得到过高的超额利润分配。一些生产社会公共品的企业，因为利润太薄停产了。我们的社会公共品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萎缩。
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改革就此停止，甚至走回头路，中国内地就会出现夹生饭的局面，旧体制的坏处全面显现，新体制的好处却没有得到。所以我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可喜的是，在“十一五”规划中看到了政府在向社会服务型转变的决心和一些措施，财政也在向发展社会公共品方面倾斜，希望这些举措能够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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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绕改革的三次争论，前两次都是由邓小平出来讲话，肯定改革的方向为终结。第三次争论还没有完，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明确指出，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三次大争论的由来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主题有过三次大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经济学家薛暮桥、吴敬琏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第二次争论是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说法，这是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个提法在“八九风波”后遭到了有些人的批判，认为“市场化、私有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后来邓小平出来表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我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当时，还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对立起来，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反对搞市场经济。而“皇甫平”文章的发表更引起激烈的论争，其实“皇甫平”文章就是按照邓小平思想写的。这场争论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告终，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得到了肯定。
第三次争论是2004年到现在，围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2004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走到这一步，出现了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新矛盾、新问题，利益分配格局矛盾的积累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今天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少了政治体制改革、法律体制改革的配套、相随，不是市场经济引发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够深刻、不够全面、不够完整。2004年以来，社会上有一股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出现，这很危险。去年底刘吉撰文批郎咸平，高尚全呼吁警惕否定改革思潮，这是促使我写《改革不可动摇》的主要动机，虽然还有客观因素，比如《世界》杂志约稿。我在文章中提出，一切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并批评了当前否定改革的部分言论倾向。对于反对之声，我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民粹主义有滋长的倾向，这在网络中更明显，他们以嘲讽、挖苦、打倒权威为快事，例如将吴敬琏等视为利益集团代言人。二是年轻人情绪化，他们对当前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住房难等现状极为不满，由于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便迁怒于改革，认为都是改革的错。三是有一部分人，一直抱着极左观点，从来不认同改革，利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将争论引入意识形态，重现“姓社姓资”之争，从而定论改革失败。他们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改革，要走回头路，这是要害，也是我最担心的。
中国围绕改革的三次争论，前两次都是由邓小平出来讲话，肯定改革的方向为终结。第三次争论还没有完，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明确指出，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应当重视公共产品供给滞后的问题
改革初期社会主要矛盾是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换句话说，是解决个人私人品缺乏的问题。
进入2000年，中国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两千多万人，大多数群众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在吃穿不愁之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所提高，社会公共品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例如人们希望住得更宽敞，出行更方便迅速，“住”和“行”也成为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更成为人们关注甚至担心的焦点。而社会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的供给是短缺、低效的，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承担，后来却要靠“希望工程”，叫人难以理解。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而当前内地社会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内地过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弊端越来越多，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我们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走了很多年，一切都是政府管着，搞全能主义政治。改革开放后，尽管有了市场经济，但是政府职能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扮演经济指导型的角色，工作重点还是放在财政收入上，放在GDP是否增长、增长了多少上。
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后，大部分钱用来改造城市，建高楼大厦，结果政府办公楼(包括公安、司法、财政、工商管理)一个比一个漂亮。中国地一级城市政府办公楼，很多都比美国同等规模城市的政府办公楼漂亮得多，这在美国是无法办到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纳税人的钱，政府把自己的办公楼盖得富丽堂皇，纳税人不会支持。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政府不应该再扮演指导型角色，应当充当服务型角色，着重解决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这方面美国现在做得不错，但是在20世纪初，美国这方面也是很混乱的。1912年前后，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动员新闻界广泛揭露社会弊端，称为“扒粪运动”，同时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公共品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制，让每一个公民都有享受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保险的权利和公平机会。当然也有差别，这种差别是钱多的人房子住得大些，钱少得人房子住得小些，不会丧失住房的公平机会。
现在我们的政府主要精力还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依然在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着如何招商引资，没有真正承担起政府应做、可做，而市场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对公共需求品考虑不够，富余的财政收入也没有及时向公共事业倾斜。现在内地大小城市高楼大厦确实比从前多了很多，也漂亮了，但这只是改善了市容，对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研究不够，解决不够。例如看病难的问题，包括香港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城市，公营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收费就应该便宜，有钱人觉得公营医院服务水准不够，去看私家医院好了。我们现在是公营医院的收费很高，这就违背了社会公约。公共品短缺低效是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
我大学毕业后，60元的工资拿了十多年，但是过得还可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在群众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注意提供公共品。我上初中到大学，国家提供助学金，教育收费低廉；生病了，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保障；住房是公家分配；公共交通费用也很便宜，等等。所以尽管贫穷，却感觉到了公平。
改革后，经济发展了，个人收入提高了，私人品的供应充足了，但社会提供的公共品不足，公共品供给不仅短缺，且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成问题了。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贫富收入的差距也很大，但由于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公共品比较平等，穷人富人一样享受，例如旅游胜地富人能去穷人也能去，无非富人住五星级宾馆，穷人住三星级宾馆，社会矛盾就不突出了。现在我们有人感觉到社会不公平，是公共品短缺低效造成的，政府应该在自己的身上多找找原因。
中国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是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经济指导型转变为社会服务型，多发展社会福利，解决公共品欠账的问题。换句话说，改革该改到政府头上了。
应该承认，中国社会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主要方面还是好的，国家领导人并不是经济实体的占有者、垄断者。不像有的国家，领导人及其家族，控制所在国的国民经济一半以上，这是最大的腐败。但是政府的角色不转到服务型上来也是不行的，同样可以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例如房地产改革，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农民、市民在其中没有话语权，政府和地产商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结果不是带来政府的腐败，就是让地产商暴富。老百姓并不反对勤劳致富，但是如果像一些地方的官员搞权钱交易，由此产生腐败暴富，群众就不答应了。
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公共管理，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增加，政府要更重视向民众公平、公正地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共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职能做这方面的转变，但就是转变不过来，这关系到体制问题。
我们的经济体制目前还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资金的使用、资源的配置往往政府说了算；而一些垄断行业或是占有特殊资源的行业，却可以得到过高的超额利润分配。一些生产社会公共品的企业，因为利润太薄停产了。我们的社会公共品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萎缩。
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改革就此停止，甚至走回头路，中国内地就会出现夹生饭的局面，旧体制的坏处全面显现，新体制的好处却没有得到。所以我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可喜的是，在“十一五”规划中看到了政府在向社会服务型转变的决心和一些措施，财政也在向发展社会公共品方面倾斜，希望这些举措能够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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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联合早报网》[866] (2006-02-09)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吾爱吾党，誓为担之。中国××党执政面临的最大隐患是什么？腐败？人民民主意识的高涨还是颜色革命？其实最致命的是臃官冗吏、臃肿的官僚机构其产生的一系列的连锁负面效应最终会拖垮中共的整个运作体系。
一、其主要表现：
1、管理层级繁复
首先有两套管理架构平行运作，但实际上只发挥一套管理架构的功效，这就是党委与政府两套班子，各占一个系列，这两套班子都是法定的管理机构，职能上有分开的部分，有重叠的部分，也有交叉的部分，但于重叠的时候居多，有时候实质上管理职能是重叠的，但为了名正言顺，也对外做一个分开的姿态，但两套班子的机构、人员却一个不能少，我举苏北的一个县级市为例：一套县级党委班子，书记一人，副书记五人，常委11人，委员20人，这些书记副书记们实际上能行使政府班子所有的权力，底下办公室、纪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人武等有一系列部门人员近200人，然后另有一套政府班子，市长一人，副市长7人，县长助理2人， 其下属有46个职能机构：政府办、国税局、教育局、计生委、统计局、农业局、外事办、公安局、人防办、水务局、民政局、财政局、体育局、交通局、文化局、农开局、海渔局、司法局、粮食局、科技局、广电局、国土局、农机局、工商局、民发局、环保局、经贸委、烟草局、卫生局、劳动局、盐务局、质监局、计经委、城管局、外贸局、审计局、水产局、计划委、药监局、人事局、地税局、建设局、法制办、物价局、林业局、供销社，初步统计在编人员共计6300人（不计离退休人员），另有人大、政协、法检系统等人员未计在内，该县级市辖14个乡镇，212个行政村，每个乡镇有书记、镇长各一人，副书记、副镇长平均9人，镇级列入正式编制人员平均为30人，每个行政村书记、村长各一人，领有国家补贴，综上统计，在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县级市里，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管理机构成本负担。因为上面还有地级市的、省级的、国家级的管理机构成本要分摊。
2、机构之间管理职能重复，或职能空泛
除了我上文所说的党委与政府之间的职能重复，从理论上来说党委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是不重叠的，但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重叠与越权现象屡见不鲜。这是由我们的党领导一切的性质所决定的。除了党委与政府之间的管理重叠以外，其它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管理职能也有交叉和重叠，也有机构本身的职能空泛化：
（1）国税局与地税局：常常一个企业有两个收税的人到，都是收税的，为什么非要搞两个名堂呢？企业可搞不清你们什么地税国税，你一次性来收就得了。
（2）工商局与技监局：所谓技监局管生产环节，工商局管流通环节，结果管不了的事情谁都不管，有利可图的事情争着管。工商局；我反正肥得很，人家来注册一个商标，先要到我这儿办理查询，人家已经注册了你就不能办理，但也要交查询费，你哪怕查十次你就要交十次的查询费，我就不告诉你哪个商标你已经不能注册了，我就让你查，反正我收钱，好玩，巴不得你一直查下去。
（3）科技局：一年到头写几份总结汇报，办了什么科技方面的事谁都不知道，经费少不了，有什么实效不知道。
（4）司法局：一年到头也忙个不停，忙什么？总结汇报，汇报起来洋洋洒洒，汇报什么？普法啊。有什么实效？不知道，反正工资少不了。
（5）物价局：我们管物价啊。市场经济的价格我们越管越乱，国家垄断机关的价格我们管不了啊。如2004年化肥价格上涨，我们出台了限价措施，可最后到农民手中的化肥价格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限价，因为供需矛盾我们无法解决啊。
（6）农业局：科普下乡的事现在也很少搞了。
（7）文化局：文化馆、文化宫都已经承包给个人了，我们很清闲。
（8）供销社：我们是计划经济留下的怪胎，现在靠出卖出租资产过日子，但是我们有很多遗留问题没办法解决啊。
3、机构内部的人员臃肿，人浮于事
（1）一个粮食局有五位正副局长，粮食经营已经市场化了，可干的事情可不多啊。干什么呢？喝茶、看报加陪餐啊。
（2）教育局：人事科长：有人事科啊，可暑假调动所有的人事调动权力都在局一把手，不，一把手也得先听上面打了招呼的，我们作些善后工作。
（3）税务局：能进我们系统的都要有些后台的，能进来就是进了保险箱了。我们局长办公室有五个人闲着没事做。不，有事做：陪人吃饭。
（4）人大办公室：我们秘书有7、8个，忙三个月，闲九个月。
（5）某乡镇：我们是合并过来的，现在有副书记、副镇长7人，反而事情更难办，什么都要请示大家，什么事情大家都不做主。但不请示他们他们又认为瞧不起他们，事情又难办。
。。。。。。
（以上是在一个地级市与当事人的真实对话）
4、多余的地级管理机构
中国的特色是管理的层级复杂，其中省级以下的地级市又可以说是个多余的管理怪胎，难道说省级机构不能直管县级吗？非要通过一个累赘的地级机构呢？又浪费时间，又降低效率，又增加管理成本，又增加官僚作风的滋长。一个地级管理机构的所有部门都与省、县级一一对口，有大量的官吏人员，经我们初步测算，一个地级市的公务人员（官吏）近一万人，把他们的工资福利加上电话、交通、招待等各种费用加起来将达10个亿之巨，这仅是一个地级市的开支，而仅仅江苏省就有10个地级市，如果把这一笔费用省下来一年就有一百个亿，整个中国三十个左右的省区就能省近三千多个亿（大概），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可以救助多少生活困难的老百姓，而且节省了管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机构臃肿带来的严重后果：
1、国家财政支出的严重负担。为了保证冗余机构人员的工资福利，国家必须多支出更多的国家财政（指必须以外的冗余人员），除了工资福利以外，按中国的特色，还有一大笔的招待、交通、通讯等额外费用，按照我们的统计，所有总数将在五千亿之巨。这笔数目差不多是全国所有城市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招待、交通费用是中国管理运营架构中的一个巨大黑洞，一个县级市的一个局一年的招待费礼品费竟达30万元，前几天披露的教育局扶贫招待用人头马也是很正常的事，旅游、桑拿、私人购物等费用充入招待费用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认为公家的钱不用白不用，就好像他们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这一点上不能苛责他们的素质低，因为你首先是国家的制度让他们有空子钻。一个县级市一年的招待费达1500万元（数字来源于2000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全国一年公费招待费用累计竟达2000亿元之巨（数字来源于2005年5月4日人民网），而国家1997年全年的教育投入总额也不过1800亿。
2、挪用了教育、医疗、养老的费用，误导教育、医疗、养老的改革方向，造成严重的社会隐患。可以说我们的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是远远超过了解放前和改革开放前，但目前整个国家的教育、医疗、养老却面临着重大的困难。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九年制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上个小学中学家长都要付出每年几百几千的各种名目的费用，二三十年代教授的薪水达三百大洋以上，是普通工人的十倍，可以让他很体面的养一家老小，而现在只能削尖脑袋搞创收。学校乱收费，你能把全部责任推在学校身上吗？江苏南通地区的一个县中，向高一的新生总数收了8、9百万的议价费，其中有500万给地方政府拿走了。其他剩下的要还造教学楼的贷款，这造教学楼本来是政府的事，可政府没钱投学校只能自己想办法。政府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可我们政府对一些大众文化宣传阵地如文化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的建设和活动的开展有多少的投入，眼见是变成喧嚣的商场、变成黄色草台戏的演出场所，政府不要对此承担责任吗？光空口要让大众提高精神素质，无疑是缘木求鱼。医疗：医疗保障残缺不全，有名无实，50%的病人上不起医院，你能责怪医院收费高吗？现在政府完全把医疗推向市场化，完全让医院来承担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难道说是个合理的要求吗？养老：除了一些城镇居民和富裕地区外，更多的农民听天由命。教育、医疗、养老本来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最根本的福利，也是体现一个国家制度优越的最根本的标准，但当一个国家没有钱投入到教育、医疗、养老中去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将它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养老产业化，把它当一个生意在做，什么都产业化，却偏偏忘了国家在其中的责任，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了老百姓的个人身上，但老百姓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啊，于是造成了穷人更穷，穷人等死的现象。
3、降低了工作的效率。机构的臃肿，职能的重叠，造成能管事的人不管事，不能管事的人乱管事，老百姓多头办事，管理机构多头推诿，老百姓增加办事成本，党和政府的形象增加负面评价。
4、增加了腐败的几率。当一个国家机关人浮于事，工作人员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们便会更容易去想一些如何以权谋私的事情，而不会去想一些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当我们的政府更多的去考虑让它的雇员如何去满负荷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公务员考虑腐败的时间会减少一些，当然这不是万能，但绝对是一种可能。
5、危害更甚于腐败。臃官冗吏占据着国家的资源是一种名正言顺的国家预算下的占据，不需冒任何的法律风险，而腐败的占据还冒着法律的风险，臃官冗吏占据大量的国家预算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合理分配，而腐败还不能直接占据国家预算，国家最后的财政困难不会因腐败而发生，但却会因臃官冗吏占据大量的国家预算而发生。中国庞大的管理运营机构占据着国家财政的一大块费用，但我们认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臃官冗吏占用着，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会有一系列的综合反应，并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隐患，朱?基曾想用铁腕去撬动这一铁幕，但最终无功而返，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太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利益团体，但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结果：中国国家机构的惯性是一种膨胀的惯性，当你觉得你似乎把握住总体的时候实际上他还在膨胀，因为按中国的特色，进来了我无法让你走，但该来的还是得来。
如让我最后说一句话，那就是：目前中国的国家管理机关改革，在压缩掉三分之一的编制、二分之一的费用的情况下，国家管理照样会有条不紊，甚至更有效率。我们在提倡“节约中国”，节约能源固是好事，但我们必须知道，裁撤臃官冗吏更能体现节约的本质，更能取到节约的实效，对中共来说甚至超过了节约本身的含义。。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吾爱吾党，誓为担之。中国××党执政面临的最大隐患是什么？腐败？人民民主意识的高涨还是颜色革命？其实最致命的是臃官冗吏、臃肿的官僚机构其产生的一系列的连锁负面效应最终会拖垮中共的整个运作体系。
一、其主要表现：
1、管理层级繁复
首先有两套管理架构平行运作，但实际上只发挥一套管理架构的功效，这就是党委与政府两套班子，各占一个系列，这两套班子都是法定的管理机构，职能上有分开的部分，有重叠的部分，也有交叉的部分，但于重叠的时候居多，有时候实质上管理职能是重叠的，但为了名正言顺，也对外做一个分开的姿态，但两套班子的机构、人员却一个不能少，我举苏北的一个县级市为例：一套县级党委班子，书记一人，副书记五人，常委11人，委员20人，这些书记副书记们实际上能行使政府班子所有的权力，底下办公室、纪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人武等有一系列部门人员近200人，然后另有一套政府班子，市长一人，副市长7人，县长助理2人， 其下属有46个职能机构：政府办、国税局、教育局、计生委、统计局、农业局、外事办、公安局、人防办、水务局、民政局、财政局、体育局、交通局、文化局、农开局、海渔局、司法局、粮食局、科技局、广电局、国土局、农机局、工商局、民发局、环保局、经贸委、烟草局、卫生局、劳动局、盐务局、质监局、计经委、城管局、外贸局、审计局、水产局、计划委、药监局、人事局、地税局、建设局、法制办、物价局、林业局、供销社，初步统计在编人员共计6300人（不计离退休人员），另有人大、政协、法检系统等人员未计在内，该县级市辖14个乡镇，212个行政村，每个乡镇有书记、镇长各一人，副书记、副镇长平均9人，镇级列入正式编制人员平均为30人，每个行政村书记、村长各一人，领有国家补贴，综上统计，在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县级市里，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管理机构成本负担。因为上面还有地级市的、省级的、国家级的管理机构成本要分摊。
2、机构之间管理职能重复，或职能空泛
除了我上文所说的党委与政府之间的职能重复，从理论上来说党委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是不重叠的，但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重叠与越权现象屡见不鲜。这是由我们的党领导一切的性质所决定的。除了党委与政府之间的管理重叠以外，其它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管理职能也有交叉和重叠，也有机构本身的职能空泛化：
（1）国税局与地税局：常常一个企业有两个收税的人到，都是收税的，为什么非要搞两个名堂呢？企业可搞不清你们什么地税国税，你一次性来收就得了。
（2）工商局与技监局：所谓技监局管生产环节，工商局管流通环节，结果管不了的事情谁都不管，有利可图的事情争着管。工商局；我反正肥得很，人家来注册一个商标，先要到我这儿办理查询，人家已经注册了你就不能办理，但也要交查询费，你哪怕查十次你就要交十次的查询费，我就不告诉你哪个商标你已经不能注册了，我就让你查，反正我收钱，好玩，巴不得你一直查下去。
（3）科技局：一年到头写几份总结汇报，办了什么科技方面的事谁都不知道，经费少不了，有什么实效不知道。
（4）司法局：一年到头也忙个不停，忙什么？总结汇报，汇报起来洋洋洒洒，汇报什么？普法啊。有什么实效？不知道，反正工资少不了。
（5）物价局：我们管物价啊。市场经济的价格我们越管越乱，国家垄断机关的价格我们管不了啊。如2004年化肥价格上涨，我们出台了限价措施，可最后到农民手中的化肥价格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限价，因为供需矛盾我们无法解决啊。
（6）农业局：科普下乡的事现在也很少搞了。
（7）文化局：文化馆、文化宫都已经承包给个人了，我们很清闲。
（8）供销社：我们是计划经济留下的怪胎，现在靠出卖出租资产过日子，但是我们有很多遗留问题没办法解决啊。
3、机构内部的人员臃肿，人浮于事
（1）一个粮食局有五位正副局长，粮食经营已经市场化了，可干的事情可不多啊。干什么呢？喝茶、看报加陪餐啊。
（2）教育局：人事科长：有人事科啊，可暑假调动所有的人事调动权力都在局一把手，不，一把手也得先听上面打了招呼的，我们作些善后工作。
（3）税务局：能进我们系统的都要有些后台的，能进来就是进了保险箱了。我们局长办公室有五个人闲着没事做。不，有事做：陪人吃饭。
（4）人大办公室：我们秘书有7、8个，忙三个月，闲九个月。
（5）某乡镇：我们是合并过来的，现在有副书记、副镇长7人，反而事情更难办，什么都要请示大家，什么事情大家都不做主。但不请示他们他们又认为瞧不起他们，事情又难办。
。。。。。。
（以上是在一个地级市与当事人的真实对话）
4、多余的地级管理机构
中国的特色是管理的层级复杂，其中省级以下的地级市又可以说是个多余的管理怪胎，难道说省级机构不能直管县级吗？非要通过一个累赘的地级机构呢？又浪费时间，又降低效率，又增加管理成本，又增加官僚作风的滋长。一个地级管理机构的所有部门都与省、县级一一对口，有大量的官吏人员，经我们初步测算，一个地级市的公务人员（官吏）近一万人，把他们的工资福利加上电话、交通、招待等各种费用加起来将达10个亿之巨，这仅是一个地级市的开支，而仅仅江苏省就有10个地级市，如果把这一笔费用省下来一年就有一百个亿，整个中国三十个左右的省区就能省近三千多个亿（大概），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可以救助多少生活困难的老百姓，而且节省了管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机构臃肿带来的严重后果：
1、国家财政支出的严重负担。为了保证冗余机构人员的工资福利，国家必须多支出更多的国家财政（指必须以外的冗余人员），除了工资福利以外，按中国的特色，还有一大笔的招待、交通、通讯等额外费用，按照我们的统计，所有总数将在五千亿之巨。这笔数目差不多是全国所有城市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招待、交通费用是中国管理运营架构中的一个巨大黑洞，一个县级市的一个局一年的招待费礼品费竟达30万元，前几天披露的教育局扶贫招待用人头马也是很正常的事，旅游、桑拿、私人购物等费用充入招待费用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认为公家的钱不用白不用，就好像他们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这一点上不能苛责他们的素质低，因为你首先是国家的制度让他们有空子钻。一个县级市一年的招待费达1500万元（数字来源于2000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全国一年公费招待费用累计竟达2000亿元之巨（数字来源于2005年5月4日人民网），而国家1997年全年的教育投入总额也不过1800亿。
2、挪用了教育、医疗、养老的费用，误导教育、医疗、养老的改革方向，造成严重的社会隐患。可以说我们的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是远远超过了解放前和改革开放前，但目前整个国家的教育、医疗、养老却面临着重大的困难。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九年制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上个小学中学家长都要付出每年几百几千的各种名目的费用，二三十年代教授的薪水达三百大洋以上，是普通工人的十倍，可以让他很体面的养一家老小，而现在只能削尖脑袋搞创收。学校乱收费，你能把全部责任推在学校身上吗？江苏南通地区的一个县中，向高一的新生总数收了8、9百万的议价费，其中有500万给地方政府拿走了。其他剩下的要还造教学楼的贷款，这造教学楼本来是政府的事，可政府没钱投学校只能自己想办法。政府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可我们政府对一些大众文化宣传阵地如文化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的建设和活动的开展有多少的投入，眼见是变成喧嚣的商场、变成黄色草台戏的演出场所，政府不要对此承担责任吗？光空口要让大众提高精神素质，无疑是缘木求鱼。医疗：医疗保障残缺不全，有名无实，50%的病人上不起医院，你能责怪医院收费高吗？现在政府完全把医疗推向市场化，完全让医院来承担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难道说是个合理的要求吗？养老：除了一些城镇居民和富裕地区外，更多的农民听天由命。教育、医疗、养老本来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最根本的福利，也是体现一个国家制度优越的最根本的标准，但当一个国家没有钱投入到教育、医疗、养老中去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将它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养老产业化，把它当一个生意在做，什么都产业化，却偏偏忘了国家在其中的责任，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了老百姓的个人身上，但老百姓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啊，于是造成了穷人更穷，穷人等死的现象。
3、降低了工作的效率。机构的臃肿，职能的重叠，造成能管事的人不管事，不能管事的人乱管事，老百姓多头办事，管理机构多头推诿，老百姓增加办事成本，党和政府的形象增加负面评价。
4、增加了腐败的几率。当一个国家机关人浮于事，工作人员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们便会更容易去想一些如何以权谋私的事情，而不会去想一些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当我们的政府更多的去考虑让它的雇员如何去满负荷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公务员考虑腐败的时间会减少一些，当然这不是万能，但绝对是一种可能。
5、危害更甚于腐败。臃官冗吏占据着国家的资源是一种名正言顺的国家预算下的占据，不需冒任何的法律风险，而腐败的占据还冒着法律的风险，臃官冗吏占据大量的国家预算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合理分配，而腐败还不能直接占据国家预算，国家最后的财政困难不会因腐败而发生，但却会因臃官冗吏占据大量的国家预算而发生。中国庞大的管理运营机构占据着国家财政的一大块费用，但我们认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臃官冗吏占用着，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会有一系列的综合反应，并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隐患，朱?基曾想用铁腕去撬动这一铁幕，但最终无功而返，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太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利益团体，但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结果：中国国家机构的惯性是一种膨胀的惯性，当你觉得你似乎把握住总体的时候实际上他还在膨胀，因为按中国的特色，进来了我无法让你走，但该来的还是得来。
如让我最后说一句话，那就是：目前中国的国家管理机关改革，在压缩掉三分之一的编制、二分之一的费用的情况下，国家管理照样会有条不紊，甚至更有效率。我们在提倡“节约中国”，节约能源固是好事，但我们必须知道，裁撤臃官冗吏更能体现节约的本质，更能取到节约的实效，对中共来说甚至超过了节约本身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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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 卧云] [2006-05-12 23:50:52 |
摘自 《人民网・强国博客・卧云博客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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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公共目标的改革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句许多年以来人们时常挂在嘴上的话，不但表明改革之坚久攻不下，改革步履非常艰难，也表明大众对改革的殷切期待，但这只是现象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某些改革在全速推进，它们不断遭到大众的反对和抵制。就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而言，最近几年中最引人注意的改革，要数产权制度和经营城市两项改革。
在中国某些地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由企业管理者自己，或者与官员联手，通过自卖自买、低卖低买的方式完成的；而经营城市的改革是政府官员以大规模圈地的方式完成的。前一项改革对广大职工的利益视而不见，他们被要求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后一项改革把千千万万的农民赶入失业行列，买卖土地的巨额差价―以低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进和以高价卖出，分别流入了政府的部门小金库以及少数个人手中。
这些改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改革的发起者。在刚刚兴起的公车改革中，再次呈现出这一特点。车改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观望和按兵不动之后，一些地方官员终于发现了改革“机遇”，就是可以利用改革给自己大幅提高“补贴”，于是车改的力度在2004年下半年突然加大了。其中海南省一个县的车改尤其富有“创新精神”，车改后，它的大部分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共260多人，用购车奖励金和交通补贴，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新车。新华社最近报道说，该县的改革经验立即吸引了不少市、县领导。
这些顺利进行的大众不希望甚至反对的改革，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排斥了那些有切身利益的大多数。在国企改制中，占企业人数90%以上的职工沦为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听从由少数几个人构成的“强势群体”摆布，国有企业变成了管理者的企业。经营城市更是地方官的专利，在一段时间里，任何个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经营城市的“大局”。
这些改革是在一片叫好声中开始的，但它们随之造成的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幸，引起了普通民众越来越强的反感。这种反感来自于他们的被剥夺感。尽管每一项改革都会有它各自的具体目标，比如说是搞活企业，或者说是发展经济，但都应遵循一个共同的准则，这就是正义准则。改革必须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着眼于少数人的改革，不可能是正义的改革。排斥了大众参与的改革，可能只是权势者的改革，它通过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权势者的自身利益，大众参与改革，如果不能采取直接参与的形式，那也必须是间接参与。间接参与就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发表意见，干预改革。因此，他们的代表是否能够真实地代表其群体的利益，决定参与的真实程度。
他们的代表身份是大众直接选举的结果。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自己才能代表。
事实是，民众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的代表―从企业的管理者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不需要民众授权，更谈不上受民众控制。可想而知，公众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这样的代表手中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程度，超过我们把贵重物品托付给一个毫不相识的人看管。你在需要找个陌生人临时照管自己的行李时，至少可以选择一个看上去比较可靠的人，而且时间很短；可是替我们大伙管理财产的人，不仅不由我们自己选择，而且还得长期交给他们看管。
制度改革被搁置起来后，只留下切蛋糕的改革单兵突进，而且切蛋糕的刀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决定切的方式，他们决定谁得多，谁得少。切蛋糕本身并没有错，错误的是切蛋糕的方式，它使少数人趁机自肥。改革面临的真正风险，也许不是改革失去控制，而是改革背离多数人的利益。
民主参与比正确领导更重要
所有人的利益只有置于所有人的共同监管之下，才能得到可信的保障。而实现共同监管的基础是，所有人在他们的共同事务中，拥有平等发言权。
存在两种衡量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一是给予道德评价，这就是正义标准，关于善不善的判断；一是给予技术评价，这就是正确标准，关于对不对的判断。它们各有自己的重点适用领域，政治社会中的最高标准是正义标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验中，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正确标准是最高标准。
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需要正确而明智的领导，正确决策的能力是政府进行正确领导的条件，但是，公众共同而平等参与管理是一项更为迫切的需要，是要优先满足的需要。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理由总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它更“善”，而不是更“对”。政治上的善，在于人民有多少管理自己的权力。
对社会的民主治理是由两种不同的权力实现的，它们是统治权和治理权。统治权为人民共同拥有，人民不但以她的意志作为法律，而且以她的选票决定行政治理权。因此，大众虽然没有直接进行决策，但总具有最后监管治理权和对决策发挥影响的手段。当公众把行政治理权托付给少数人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统治权。统治权不能取代行政治理权，行政治理权亦不能僭越统治权。
我们不时听到有人对多数人的暴政表示担忧，他们举出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作为论据。我们这一代人的确看到过群众集体施暴的场面，但它与民主毫无关系。被发动起来的“多数”绝非民主多数。不存在民主的地方，就不存在“多数”，只存在被利用的群众。由于“多数”并不亲自管理政府，而仅仅是授予政府权力，因而“多数统治”不可能变为“多数暴政”。在社会的多数人是权力的源泉这一点上，多数人表明是统治者。
我相信麦迪逊的这句话，人民不可能自动形成一个针对某一特定的少数进行压迫的多数。在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地方谈论多数人的暴政几乎是杞人忧天。倒是相反的情况尤其要加以警惕：掌权的少数因为人数少，容易形成团体的特殊利益，为了特殊利益，他们会彼此支持，结成利益联盟，损害多数的利益，压制多数的反对。
比起政府能否进行正确的领导来，实现人民自我治理是更为根本的问题。相对后者，行政治理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即以有效率的方式在法律范围内对社会进行管理。正确的领导无非是指符合共同利益需要的技术管理，它以其专业机构和守法精神在经济、教育、国防、维护治安等广泛的公共领域内做出正确决策。它只是政治的一部分。人民统治和政府治理的结合，才构成全部的政治内容。我们用对与错衡量政府的治理水平，却是以善的标准来衡量整体政治状况的。
多数同意比少数手中的真理更重要
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多数同意原则也是大众平等参与原则的归宿，大众拥有平等发言权，最后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哪一种意见将成为公共政策的依据。质疑多数同意原则的人经常列举的理由是，群众服从感情胜于服从理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发现真理的确不是在广场上群众集会的时刻，而是对少数探索者孜孜以求的奖酬。他们独立思考，头脑敏锐，发现规律，纠正谬误。
但是，从一个命题的真转到一种社会政策的善，两者之间并非总是自动完成的。许多年来的改革都努力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经济学于是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者成为真理的新代言人，他们的建议成为改造社会的良方，人们从他们强调效率优先的声音中去发现繁荣的奥妙。
在经济范畴中，经济活动的效率基于明晰的产权，明晰产权的重要性、正确性毋庸置疑；而在国企改革中如何明晰产权，则属于政治范畴了，必须满足善的要求。对国有经济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其中，分配正义不能不受到高度重视。分配正义要求的是，确保人们能够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在我们的产权改革试验中，正是忽视了分配正义。
对经济学者设计的改革方案的最初反对，来自那些在改革中失去了饭碗的广大普通职工，他们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流失了。他们不断上访，集体抗议，阻断交通，人数虽多，但声音微弱。他们的思想被看成不符合改革精神，因此观念有待转变；他们的行为被认为过激和不利于稳定，应该予以制止。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它往往不是财富创造的结果，而是财富分配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曾以才智平平的多数人的判断优于贤明出众的少数人的判断为由，替多数人掌权的政体辩护。他把多数人的集体智力优势作为多数人权力的基础。但是多数人的权力基础并不在这里，多数人的权力基础是共同利益。当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托付给共同体的时候，权利就同时产生了。虽然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上不平等，但在共同利益领域，即政治领域，人们的权利是完全平等的。
在一个股份制公司中，根据占有股份的多寡确定股东权利的大小，大股东拥有的发言权要大一些。但在“国家公司”中，在对全民财产的管理中，每个人以他们同等的权利入股，对国家事务有同等的发言权。这里不存在大股东的权利和小股东的权利，只存在多数人的权利和少数人的权利。多数人的权利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经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肯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从少数人那里得到保障，而只能由多数人来保证。
人民群众不会拒绝服从真理，但真理是通过说服使大众接受的。不能强迫人们服从真理，正如不能强迫人们进食，即使是珍馐美味。在多数人未认识少数人的真理之前，少数人也只得先委屈一下。要允许人们在真理面前犹豫。少数人的正确观点要经过反复传播、获得多数共识，进而成为社会的选择。正确的观点产生正确的决策，但只有同时获得了多数同意后，正确的决策得到了正义的支持，才有了推行的可能性。
因此，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为民谋利的政策，如果在没有得到公众多数同意的情况下强力推行，仍然是不行的。一旦今天容忍了正确的政策能够不顾公众的反对大力推行，那么明天他们就只好被迫接受所有那些自称是正确的政策了。
据说古代希腊人有句谚语，“要过好的生活就必须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城邦”。按照他们的理解，在一个能被称为伟大的城邦中，人们遵守法律，他们获取个人幸福不能牺牲他人利益，正义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就不能过上好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改革达到这一伟大国家的目标，我们的生活未来就并不乐观。
摘自 《人民网・强国博客・卧云博客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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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公共目标的改革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句许多年以来人们时常挂在嘴上的话，不但表明改革之坚久攻不下，改革步履非常艰难，也表明大众对改革的殷切期待，但这只是现象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某些改革在全速推进，它们不断遭到大众的反对和抵制。就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而言，最近几年中最引人注意的改革，要数产权制度和经营城市两项改革。
在中国某些地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由企业管理者自己，或者与官员联手，通过自卖自买、低卖低买的方式完成的；而经营城市的改革是政府官员以大规模圈地的方式完成的。前一项改革对广大职工的利益视而不见，他们被要求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后一项改革把千千万万的农民赶入失业行列，买卖土地的巨额差价―以低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进和以高价卖出，分别流入了政府的部门小金库以及少数个人手中。
这些改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改革的发起者。在刚刚兴起的公车改革中，再次呈现出这一特点。车改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观望和按兵不动之后，一些地方官员终于发现了改革“机遇”，就是可以利用改革给自己大幅提高“补贴”，于是车改的力度在2004年下半年突然加大了。其中海南省一个县的车改尤其富有“创新精神”，车改后，它的大部分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共260多人，用购车奖励金和交通补贴，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新车。新华社最近报道说，该县的改革经验立即吸引了不少市、县领导。
这些顺利进行的大众不希望甚至反对的改革，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排斥了那些有切身利益的大多数。在国企改制中，占企业人数90%以上的职工沦为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听从由少数几个人构成的“强势群体”摆布，国有企业变成了管理者的企业。经营城市更是地方官的专利，在一段时间里，任何个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经营城市的“大局”。
这些改革是在一片叫好声中开始的，但它们随之造成的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幸，引起了普通民众越来越强的反感。这种反感来自于他们的被剥夺感。尽管每一项改革都会有它各自的具体目标，比如说是搞活企业，或者说是发展经济，但都应遵循一个共同的准则，这就是正义准则。改革必须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着眼于少数人的改革，不可能是正义的改革。排斥了大众参与的改革，可能只是权势者的改革，它通过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权势者的自身利益，大众参与改革，如果不能采取直接参与的形式，那也必须是间接参与。间接参与就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发表意见，干预改革。因此，他们的代表是否能够真实地代表其群体的利益，决定参与的真实程度。
他们的代表身份是大众直接选举的结果。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自己才能代表。
事实是，民众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的代表―从企业的管理者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不需要民众授权，更谈不上受民众控制。可想而知，公众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这样的代表手中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程度，超过我们把贵重物品托付给一个毫不相识的人看管。你在需要找个陌生人临时照管自己的行李时，至少可以选择一个看上去比较可靠的人，而且时间很短；可是替我们大伙管理财产的人，不仅不由我们自己选择，而且还得长期交给他们看管。
制度改革被搁置起来后，只留下切蛋糕的改革单兵突进，而且切蛋糕的刀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决定切的方式，他们决定谁得多，谁得少。切蛋糕本身并没有错，错误的是切蛋糕的方式，它使少数人趁机自肥。改革面临的真正风险，也许不是改革失去控制，而是改革背离多数人的利益。
民主参与比正确领导更重要
所有人的利益只有置于所有人的共同监管之下，才能得到可信的保障。而实现共同监管的基础是，所有人在他们的共同事务中，拥有平等发言权。
存在两种衡量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一是给予道德评价，这就是正义标准，关于善不善的判断；一是给予技术评价，这就是正确标准，关于对不对的判断。它们各有自己的重点适用领域，政治社会中的最高标准是正义标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验中，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正确标准是最高标准。
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需要正确而明智的领导，正确决策的能力是政府进行正确领导的条件，但是，公众共同而平等参与管理是一项更为迫切的需要，是要优先满足的需要。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理由总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它更“善”，而不是更“对”。政治上的善，在于人民有多少管理自己的权力。
对社会的民主治理是由两种不同的权力实现的，它们是统治权和治理权。统治权为人民共同拥有，人民不但以她的意志作为法律，而且以她的选票决定行政治理权。因此，大众虽然没有直接进行决策，但总具有最后监管治理权和对决策发挥影响的手段。当公众把行政治理权托付给少数人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统治权。统治权不能取代行政治理权，行政治理权亦不能僭越统治权。
我们不时听到有人对多数人的暴政表示担忧，他们举出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作为论据。我们这一代人的确看到过群众集体施暴的场面，但它与民主毫无关系。被发动起来的“多数”绝非民主多数。不存在民主的地方，就不存在“多数”，只存在被利用的群众。由于“多数”并不亲自管理政府，而仅仅是授予政府权力，因而“多数统治”不可能变为“多数暴政”。在社会的多数人是权力的源泉这一点上，多数人表明是统治者。
我相信麦迪逊的这句话，人民不可能自动形成一个针对某一特定的少数进行压迫的多数。在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地方谈论多数人的暴政几乎是杞人忧天。倒是相反的情况尤其要加以警惕：掌权的少数因为人数少，容易形成团体的特殊利益，为了特殊利益，他们会彼此支持，结成利益联盟，损害多数的利益，压制多数的反对。
比起政府能否进行正确的领导来，实现人民自我治理是更为根本的问题。相对后者，行政治理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即以有效率的方式在法律范围内对社会进行管理。正确的领导无非是指符合共同利益需要的技术管理，它以其专业机构和守法精神在经济、教育、国防、维护治安等广泛的公共领域内做出正确决策。它只是政治的一部分。人民统治和政府治理的结合，才构成全部的政治内容。我们用对与错衡量政府的治理水平，却是以善的标准来衡量整体政治状况的。
多数同意比少数手中的真理更重要
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多数同意原则也是大众平等参与原则的归宿，大众拥有平等发言权，最后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哪一种意见将成为公共政策的依据。质疑多数同意原则的人经常列举的理由是，群众服从感情胜于服从理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发现真理的确不是在广场上群众集会的时刻，而是对少数探索者孜孜以求的奖酬。他们独立思考，头脑敏锐，发现规律，纠正谬误。
但是，从一个命题的真转到一种社会政策的善，两者之间并非总是自动完成的。许多年来的改革都努力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经济学于是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者成为真理的新代言人，他们的建议成为改造社会的良方，人们从他们强调效率优先的声音中去发现繁荣的奥妙。
在经济范畴中，经济活动的效率基于明晰的产权，明晰产权的重要性、正确性毋庸置疑；而在国企改革中如何明晰产权，则属于政治范畴了，必须满足善的要求。对国有经济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其中，分配正义不能不受到高度重视。分配正义要求的是，确保人们能够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在我们的产权改革试验中，正是忽视了分配正义。
对经济学者设计的改革方案的最初反对，来自那些在改革中失去了饭碗的广大普通职工，他们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流失了。他们不断上访，集体抗议，阻断交通，人数虽多，但声音微弱。他们的思想被看成不符合改革精神，因此观念有待转变；他们的行为被认为过激和不利于稳定，应该予以制止。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它往往不是财富创造的结果，而是财富分配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曾以才智平平的多数人的判断优于贤明出众的少数人的判断为由，替多数人掌权的政体辩护。他把多数人的集体智力优势作为多数人权力的基础。但是多数人的权力基础并不在这里，多数人的权力基础是共同利益。当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托付给共同体的时候，权利就同时产生了。虽然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上不平等，但在共同利益领域，即政治领域，人们的权利是完全平等的。
在一个股份制公司中，根据占有股份的多寡确定股东权利的大小，大股东拥有的发言权要大一些。但在“国家公司”中，在对全民财产的管理中，每个人以他们同等的权利入股，对国家事务有同等的发言权。这里不存在大股东的权利和小股东的权利，只存在多数人的权利和少数人的权利。多数人的权利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经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肯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从少数人那里得到保障，而只能由多数人来保证。
人民群众不会拒绝服从真理，但真理是通过说服使大众接受的。不能强迫人们服从真理，正如不能强迫人们进食，即使是珍馐美味。在多数人未认识少数人的真理之前，少数人也只得先委屈一下。要允许人们在真理面前犹豫。少数人的正确观点要经过反复传播、获得多数共识，进而成为社会的选择。正确的观点产生正确的决策，但只有同时获得了多数同意后，正确的决策得到了正义的支持，才有了推行的可能性。
因此，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为民谋利的政策，如果在没有得到公众多数同意的情况下强力推行，仍然是不行的。一旦今天容忍了正确的政策能够不顾公众的反对大力推行，那么明天他们就只好被迫接受所有那些自称是正确的政策了。
据说古代希腊人有句谚语，“要过好的生活就必须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城邦”。按照他们的理解，在一个能被称为伟大的城邦中，人们遵守法律，他们获取个人幸福不能牺牲他人利益，正义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就不能过上好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改革达到这一伟大国家的目标，我们的生活未来就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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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心灵之约 2006-6-4 15:39:00
关于“软刀子”的极有深度的文章 摘自 ＜凤凰网 心灵之约博客＞
中国人想一心一意埋头搞建设，但有人不允许，头一个就是日本。
一百多年以来，日本已经两次打掉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机会。一个甲午战争，打掉了满清的洋务运动；一个“七．七”全面侵华战争，打掉了国民党号称的“十年黄金时 代”。
这绝非偶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策就是不准中国强盛，辛亥革命后又加上一条：不准中国统一。张学良刚搞东北易帜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日本马上发动“九．一八”，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经过两次侵华战争已经跟中国结了血仇，又死皮赖脸不肯向中国人老老实实道歉以取得中国人的宽恕。日本人自己也清楚：中国一旦强大，日本就只有派“遣唐史”、当小伙计的份；那时就不是日本人肯不肯向中国人道歉的问题，而是中国人肯不肯接受日本人道歉的问题。因此日本千方百计要第叁次打掉中国崛起的机会。
有些中国人只忙着自我陶醉发大财，没看到针对中国新的战争危机正在形成，没有看到日本人第叁次又来了。不过这次打头阵的是赖在台湾的那些没当上日本人的日本人，那些拼命想当未来日本人的“台独二鬼子”。说是“台湾独立”，实为“台湾回归日本”。如果当真只想“台独”，至少懂得“投鼠忌器”，舍不得把台湾打烂，必然只求维持现状，不敢惹火烧身。现在“台独”势力惟恐天下不乱，根本不在乎把台湾打烂。这就蹊跷。调查刑事犯罪，首先要调查谁是犯罪的最大获益者。分析台海危机，首先要分析谁是危机的最大受惠人。鼓动台湾“独立”引发中美战争对日本而言是“一箭叁雕”：中美大战，两败俱伤，一举削弱日本两大强敌；顺便借刀杀人，把台湾岛内当真积极上战场去“保卫台湾”的傻瓜们除个差不多，剩下来的都是心知肚明“台独”把戏真目的的“二鬼子”。到那时再发动“台湾回归日本”运动自然水到渠成。这最符合日本利益。
中国面对的实际不是什么“台湾同胞”，而是日本鬼子在台湾留下的孽种──“台独二鬼子”。他们不是中国人，却劫持了中国的台湾投奔日本，肆无忌惮霸占中国领土。台海危机实际是是日本假“台独”代理人之手第叁次打掉中国重新崛起的新战争，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抗日战争的继续。跟这帮日本种的“台独二鬼子”讲什么“骨肉情”“中国心”是瞎了眼，连“对牛弹琴”都不够格，因为那样既糟蹋了琴又侮辱了牛。能凑合用的形容词是“对骡子发嗲──自做多情”，虽然这样说对骡子也不甚公平。一旦“台独二鬼子”设定“台独”时间表，摊牌便进入倒计时，中国想“韬光养晦”也不成了。那就是又一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那时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再来一次“马关条约”，放弃台湾，任人宰割，再度沉沦；要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然，日本人暗中出马，中国人也用不着明着宣战。反击“台独二鬼子”就是抗日，揍在“台独二鬼子”身上就是揍在日本大鬼子心上。形势所逼，中国没有选择，不存在上不上日本人的当的问题，美国则难说。
日本的如意算盘能否行得通，要看美国的算盘怎么打。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自己的世界霸权。如果美国卷 入台海冲突，中国是为主权而战，美国是为霸权而战。
主权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整体人权的总集合。整体人权丢了，个体人权的丧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主权问题是生死问题，打的是生死仗，只能不惜代价；霸权问题是利益问题，打的是生意仗，不能不惜代价。打生死仗是你死我活，有进无退；打生意仗是唯利是图，进退自如。但“千做万做，赔本生意不做”，所以打生意仗得斤斤计较，边打算盘边打仗：中国是否直接威胁了我的世界霸权？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人威胁我的世界霸权？丢了台湾会不会丢掉我的世界霸权？保住台湾又能不能保住我的世界霸权？为保住台湾跟中国开战要付多大代价？会不会赔上老本以至于他人渔翁得利白白捞走我的世界霸权？如果保住台湾却丢了世界霸权合算不合算？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怎么办？如果兵力被拖在台湾海峡动弹不得给其他地方恐怖组织可乘之机怎么办？如果把中国逼急了全世界卖核武器怎么办？如果重新封锁中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利益和代理人从此全部丧失怎么办？……对这一连串芝麻西瓜谁大谁小之类的定义和选择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中国人管不了，但美国的决心怎么下却实实在在取决中国的实力和意志。
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有两条很有意思的建议，一是要“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使中国至少倒退五十年；二是决不能派兵登陆中国，因为“如果我们在大陆使用了陆军，会影起严重的后果。中国能接受一驾被击落的U2，但中国很难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
怪了，不在乎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却在乎中国是否能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都炸成石器时代了还不敢登陆，还不如鸦片战争时代的英国大兵。自相矛盾的建议道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美国敢于想象跟中国打“高科技”战争，不敢想象跟中国打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就凭这一条，谁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没有战略威慑作用？谁说中国今天的和平离得开毛泽东打出的国威军威？现在中国要破解台湾 “独立”的陷阱，仍然离不开毛泽东。
美国对台湾的决心怎么下要看中国的决心有多大：打生死仗，还是打生意仗。如果中国准备拼死相搏奉陪到底，那美国是一种决心；如果中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那美国肯定又是一种决心。你不惜代价，人家可不能不惜代价，同归于尽不是美国的传统。你瞻前顾后心存侥幸，那人家可最善于讨价还价，敲诈讹诈。美国如何判断中国的决心？实际上就看你准不准备按毛泽东的理论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战争；持久战；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仇敌忾，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准备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深挖洞，广积粮”；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要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着敌人的一切经济封锁……不对抗不意味着不抵抗，爱和平不意味着怕战争。
如果美国发现中国只是嘴上喊喊口号，并没有认真准备全面长期战争，没有开足马力整军备战，没有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转轨准备工作，没有未雨绸缪采取有效措施分散风险，开始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和国库资金逐步转移出美国，并防止投机分子向海外转移子女财产，没有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冒核大战的风险，没有宁可经受经济封锁再过苦日子也要捍卫国土的决心和措施，那人家怎么能相信中国要为台湾打生死仗？
南斯拉夫的“精英”们被“北约”的炸弹炸得没了电，过不上舒服日子，马上失魂落魄，放弃了领土还不算，还自己把自己的领导人捆好送上门去求饶。中国的 “精英”们则现在就开始鼓噪“为台湾牺牲大陆的发展不合算”、“中日友好新思维”，开始为新的“马关条约”打伏笔，造舆论。
怪不得这些人那么热衷于吹捧美化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只能加强美国认为中国不敢打生死仗的判断，刺激美国铤而走险的决心。“树欲静而风不止”，台湾海峡危机是别人强加于中国的，中国想躲也躲不掉。与其整天白费心思察言观色琢磨美国的底牌，不如老老实实按毛泽东的主张办，实实在在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备而无用” 意味着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 用而无备”意味着战略战术双重失败，从头输到尾。
总之日本的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响要看美国，而美国的决心怎么下要看中国己。按毛泽东的主张做准备，中国还有可能安然化解“台独二鬼子”制造的台海危机，从此统一中国，彻底翻身，否则必然第叁次被日本打下去。
中国人生存都朝不保夕，更别谈什么继续致富了。想致富首先得保住中国的和平大环境，而毛泽东挣来的和平大环境正在遭受日本“台独二鬼子”的严重威胁。所以想致富先得解决“台独二鬼子”制造的台海危机。而如果战争可能避免，那只有靠毛泽东的学说才可以避免；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更要靠毛泽东思想才可以制胜。所以说中国人靠毛泽东才能富起来，也只有靠毛泽东才能富下去。
有人借口“大跃进”否定毛泽东。这些人从来不承认如下事实：
一．毛泽东搞“ 大跃进”本来目的是搞建设，不是搞破坏；是想造福，不是想造祸，更不是蓄意制造饥荒。蓄意在中国制造饥荒的人是那些对中国搞经济封锁的人，是那些在中国出现饥荒时故意逼中国用食品还债的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在中国制造饥荒，采取那样的措施就是为了得到那样的后果，目的与后果完全一致，他们才属于蓄意犯罪。
二．灾荒发生后毛泽东是尽力救灾，而在此时拼命反华、武装侵犯中国的人则不但是见死不救，而且是趁火打劫，阻止毛泽东救灾。没有这些人的破坏捣乱，中国的灾情不会如此严重。
三．毛泽东再也没有重复过同样的失误。而指责毛泽东造成中国灾荒的“精英”们则现在都还天天全力以赴要把中国搞崩溃，企图制造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灾荒。他们甚至满腔热情想象着中国崩溃后出现大规模私刑仇杀、血流成河的情景，无限憧憬着中国崩溃后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后果。他们才是真正的蓄谋犯罪，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现行蓄谋犯罪。
最大最毒的“软刀子”
家贼难防，内奸最毒。要破除外来的“软刀子”就必须破除来自内部的“软刀子”。来自中国内部最大最毒的“软刀子”是某些中国 “精英”极力“证明”中国人是“劣等文化劣等人”，必须全盘西化，如此一来什么外来的“软刀子”都能畅通无阻，充分发挥。当然，“精英”自有“精英”之道，不一定直接指着鼻子骂娘。人家的高招是换个方式变相论证，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只要否定成立，“劣等文化劣等人”的帽子想躲都躲不掉。
中国人喜欢 “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方人喜欢“惟以成败论英雄”，其核心意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演，优胜劣败”。你胜了就是??人打遍全球无??是西方白人目空一切，视一切有色人种为劣等。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跟洋人打一仗败一仗，败一仗来一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以至于国家破产，精神崩溃，“月亮也是外国的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后来有些中国人没有西方国家发话屁都不敢放一个。
从1931年9．18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整整十年有余，中国丢了东北，丢了华北，丢了华东，丢了中南，丢了首都南京，遭受了南京大***，经受了无穷伤害，国民党政府却居然还不敢对日宣战，居然还一直跟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二天才匆匆忙忙跟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如此软弱无能，在人家眼里非“劣”而何？
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面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来没有成功的英雄，从来只有悲剧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他们奋斗了，他们牺牲了，但他们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谁也没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尽管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虽死犹生，虽败犹荣，但在洋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失败者，丝毫不能阻止列强来侵略，来掠夺，来任意支配中国。唯有毛泽东真正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顶住了一切外来干涉。 即使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也照样栽在毛泽东手下。美国在朝鲜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直接较量，失败了。美国人不服气，拿越南当实验战场，间接跟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再较量，又失败了。抗美援朝把美国军队打怕了；越南战争把美国社会打怕了。证据之一就是从此美国朝野上下“中国吃惊病”流行，做梦也要哼哼两声“中国威胁论”，顺便也就放弃了军事上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战略设想。
美国“挟天子令诸侯”，利用联合国动员全世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整整较量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对毛泽东始终无可奈何。封锁中国几十年，中国不但没垮，反而成了核大国。在有毛泽东思想之前，中国人只有尊孔忠君的思想，崇洋媚外的思想，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思想，无所作为、逃避现实的思想，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思想，等等等等。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原有的一切传统思想武器全部失灵。中国人翻遍了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求遍了老子如来耶酥安拉，捧来了“民主”“自由”“人权”之类跟西方国家班门弄 斧……目的只有一个：从中找出一条救国之道。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才真正从精神上成为强者，使局面根本改观。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毛泽东从来没有躲在国外到处化缘，从来不靠别人施舍恩赐，一切靠自己，一切白手起家，以弱胜强，转弱为强，从赤手空拳到打下天下。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绞尽脑汁也不知该如何破解毛泽东思想，只好祷告上帝保佑让毛泽东后人的毛泽东思想色彩不要那么浓。经过那么多年的反复较量，有亲身经历的美国“精英”们除了那些铁杆洋阿Q，凡讲点实事求是的都不得不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美国万般无奈又有求于中国，不得不放下架子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主动登门求和。纵观历史， 横看世界，能让白种人里第一强的国家如此这般的有色人种唯独毛泽东一人。
在毛泽东面前，再不可一世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牛不起来。在毛泽东面前，崇拜“优胜劣败”原则的西方白人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历史的胜利者，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厉害，不得不承认诞生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不得不承认孕育出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文化不是劣等文化。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不愧 “顶天立地奇男子， 焰古腾今大丈夫”。
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危亡中浴火重生，重新崛起，关键在于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承认中国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人面前连一个成功的民族英雄都没有，不是自认劣等又是什么？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等于承认中国文化产生不出能抗衡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同样是自认劣等。既然“优胜劣败”，你不承认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那起码得举出个国家级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跟东西方外来侵略较量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连这都否定，那还有什么可嘴硬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想见识什么叫“精英” 级“软刀子”吗？这就是。
有些中国人很热衷于列举中国人如何聪明能干，如何温良恭俭让，文化历史如何灿烂，希望由此证明中国人并非劣种，应获尊重。有些人喜欢说中国人之所以被人瞧不起是因为中国人素质低、不文明，不卫生，等等。这种逻辑只适用于个人关系，不适用于国家关系。国际关系的现实规律是只尊重强者，瞧不起弱者。国家之间只以强者为尊，弱者再有教养也照样被人瞧不起。不管有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现实世界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仍然是弱肉强食。
不错，现在直接用武力征服殖民地似乎不那么时髦了，因为没多大必要了。当年大家都“没开化”，所以要用洋枪洋炮先“开化”一番。等把你治服，乖乖赶进圈，这时再讲“文明”，按人家订的规矩办：叫你挤奶就挤奶，叫你出血就出血，叫你割肉就割肉，叫你上屠宰流水线就上屠宰流水线，和平“接轨”，皆大欢喜。如果谁敢不遵，马上惩罚，轻则经济制裁，重则武力伺候，打你没商量。以为靠“德才工貌”或委曲求全就可以获得尊敬，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为甘当弱者被人瞧不起也没什么关系，无非是嗟来之食或胯下之辱，脸皮一厚钻个裤挡就算完事，这是“以小巫之心，度大巫之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卑鄙 ， “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是迂腐，“以小巫之心，度大巫之腹”则是既坏 又蠢。弱肉强食，甘当“弱肉”就得准备着被“强食”。
西方曾流行一句话：“ 为了不妨碍强者，弱者应当死去。”甘当弱者就别抱怨南京大***，因为那就是弱肉强食的体现，哪里是区区脸皮不脸皮的问题。顶多人家本来把你当兔子麻雀一样打死吃肉，经你一番“论证”，人家承认你原来还有美丽的鹿角或漂亮的羽毛之类，可以制成标本放在客厅里供人观赏。“待遇”变了，仍然是猎物。既为猎物，何尊之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别之一在于对异国异类的思维方式。
一个讲究和平共处，互不侵犯，思维方式如大象犀牛之类草食动物；一个崇尚“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思维方式如虎豹豺狼之类肉食动物。所以一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个是 “人不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人如果不了解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就永远搞不懂该如何跟人家打交道，也搞不清何为“尊重”，何为“瞧不起”，虽欲和平共处仍不可得。国家关系中的所谓“尊重”就是不敢贸然扑上来跟你直接较量，但保不准会打着哈哈围着你打转，时不时还有意无意踹你一脚试探试探，看你还有没有那么强。如果你昏昏入睡或自己变虚，那“尊重”就变成瞧不起。所谓“瞧不起”就是轻则随随便便就给你一巴掌，然后说你小子欠揍；重则把你一口吞了，骨头渣都不剩下。
尊重与瞧不起从来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一劳永逸的，而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变化。
你哪处强人家哪处尊重你，处处强处处尊重，一时强一时尊重，时时强时时尊重。同样，你哪处弱人家哪处瞧不起你，处处弱处处瞧不起，一时弱一时瞧不起，时时弱时时瞧不起。所谓强，不仅仅指有无强大实力，更指有无强者气质。
想成为强者必须先有强者气质。没有强者气质的“强者”属于外强中干，迟早衰败。要说瞧不起，没有丝毫强者气质的弱者民族最叫人瞧不起。这样的民族不仅现在是弱者，而且永远也成不了强者。一个没有现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民族怎么可能不被人彻底瞧不起？什么是强者气质？作为一个民族，至少得有叁条：一．精神上是强者；二．懂得保护自己；叁．能够一致对外。
人生在世，物质是基础，精神是支柱。没有物质，人不能生存；没有精神，人不成其为人。没有人类的创造和需求，世界上只有物质，没有财富。人对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和吸收能力与人的精神财富密切相关，精神财富越足，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和吸收能力越强越持久，反之越弱越短暂。物质财富是死的、被动的，只能说明过去和现在；精神财富是活的、主动的，能够主导未来。“事在人为”，而人有精神才能有所为。
一个民族物质上弱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局面可以通过奋发图强来改变；如果精神上弱那才真可怕，因为那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将来。 当然，想到的事不一定做得到，但想都不敢想的事则一定做不到。
精神上的强者与弱者并不难判断：但凡有事，弱者求人，强者求己；处于逆境，弱者怨人，强者励己。看看在台湾的国民党描述中国抗战史的纪录片，简直满目凄凉，一派丧气，除了怨天就是尤人：怪中国穷，怪满清留了个烂摊子，怪美国援助太少，怪 毛泽东不听话，怪日本太强大……说来说去都是自己吃败仗有理，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就凭这精神状态，国民党丢了中国大陆一点都不冤。就这样还没学会好好吸取教训，难怪搞得现在自己最后一点立足之地都岌岌可危。
鸦片战争至今160多年了。前80多年（1840-1921）中国精神上处处被动挨打，物质上也就江河日下，从“天朝大国”一步步走向没落破产；精神上从妄自尊大、盲目乐观一步步走向彻底崩溃。后80多年（1921-2003）中国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思想，从此在精??
中国人首先扫荡了一切盲目自卑自负的错误心理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精神上的强大一步步导致了物质上的强大。
星星之火变成了一个新中国，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可上九天揽月”的世界核大国。古人云“一言兴邦”，这就是例子。
而当年苏联物质力量不可谓不强，一旦精神上自我否定，“改换门庭”全盘西化，顷刻间土崩瓦解。“一言丧邦”，这也是例子。精神与物质孰轻孰重？精神崩溃了，物质力量再强又有何用？要成为强者，首先精神上必须是强者。古今中外所有的强国没有一个是自然而然消极被动就稀里糊涂强盛起来的，无一不是“奋发图强”。不“奋”不“发”，不“图”不“强”。精神上连图强的勇气都没有，那除了等着别人来收拾还能干什么？
当年荷兰人用24美元的玻璃珠子之类就从印地安人手里捞到了纽约曼哈顿岛。对此西方人的想法第一是：这群不识货的傻瓜。第二是：既然能捞到个曼哈顿岛， 为什么不能把整个美洲大陆都捞过来？中国骂人贪心的成语是“得寸进尺”，英语里类似的成语是“得寸进哩”（Give an inch, take a mile。1英哩=63360英寸）。论起贪心来中国人还是嫩了点，野心膨胀十倍就觉得够坏了，哪象人家，胃口一涨就是六万叁千多倍，汉语成语都不够用。你在根本利益上让一分，就得准备着人家野心暴涨几万倍。
不知道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要害，不懂得对外保持起码的警觉，这是典型的不懂得自我保护。这样的民族不仅被人瞧不起，而且必然引狼入室。保护自己不挨揍是自我保护，保护自己的银行帐号密码是自我保护，保护自己的头脑清醒同样是自我保护。就是说，保护自己有叁重内容：安全，物质，精神。传统打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战争是“枪炮未动，电子先行”，而一个民族的自我保护则是“物质未动，精神先行”。精神上无保护，叁下两下就被人绕昏了头，物质上的防护还能坚持多久？而要在精神上保护自己，首先得识货，知道什么是珍宝，什么是垃圾。外国列强欺负中国一百多年无敌手，唯独碰上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后才束手无策。
毛泽东对中国的份量有些中国人不清楚，跟毛泽东较量过的外国对手则一清二楚。现在有些中国人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垃圾，把人家的陈芝麻烂谷子当宝贝；诽谤污蔑毛泽东，津津乐道李鸿章、袁世凯……看到中国出了这种败家子，把玻璃当钻石买，把钻石当玻璃；把英雄当**骂，把**当英雄拜，人家当然心花怒放，胃口大开。朝鲜战争在毛泽东在世时被美国人忘得光光的，的的确确成了“被遗忘的战争”。中国一开始有人否定毛泽东，人家就开始想起朝鲜战争来了，修了个“朝鲜战争纪念碑”。你越鼓吹“反思”抗美援朝，人家纪念朝鲜战争就越来劲。你请人家“消气”，人家马上炸了你的使馆。“反思”抗美援朝、否定毛泽东，等于公开告诉人家：我们不敢再反抗了，你们也别再害“中国吃惊病” 了，别把进攻中国当成是不可想象的恶梦了，放心来征服吧。
总之是向人家发出征服中国的邀请函。对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听之任之等于放弃保护自己，甘愿由强转弱。总之，对中国人来说现实的问题不是“软刀子”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识别，如何破除的问题。
有些中国“精英”现在很热衷于“一切与国际接轨”，而且无条件、无保留。叫花子上街是别人给什么要什么，捞着什么吃什么。
精明的主妇上街则只挑有用的，只拣买得起的，只要货真价实的，还要再讨价还价。同样是开放引进，中国应该学哪种？ “与国际接轨”，有些你想接也接不上。
比如引渡贪污犯，别看有些国家整天痛骂中国贪污腐败，一副疾恶如仇大义凛然，但从中国逃过去的贪污犯去一个收一个，你要引渡，它不是要保护贪污犯的“人权”，就是要你就地打官司，一拖好几年，先把贪污犯带过去的不义之财全变成他那里的律师费再说。等油水榨干自己捞足，引不引渡意思也不大了。
况且司法领域很可能成为西方对付中国的下一个王牌“软刀子”。你要盲目“接轨”，接来接去搞不好会弄得居然让自己的政府上人家法庭的被告席，求人家的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一下子就把中国的主权置于人家的法庭股掌之间。而人家搞的是判例法，开一个例，等于立一条法，从此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援引此例把中国的事搬到外国法庭告中国政府。如此一来别的不说，光律师费这一项就足以让你破产，用不着再搞什么关税非关税平衡赤字那一套了。这种“软刀子”滋味如何？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借口“调停”“有功”，又威胁“兵端不难屡兴”，兵不血刃，一下子就割了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甲午战争前满清热衷于请外国“调停”而不热衷于备战，结果一败涂地。
九．一八时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理由之一是“如果不发一枪，那么就可 以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他一边，谴责日本”。结果用整个东北只换来“国际联盟”对日本毫无约束的一纸谴责声明。
八．一三松沪抗战，蒋介石以短击长，把中国军队主力集中到在最有利于日军发挥火力优势的地方硬拼消耗，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军事需要，而是想配合“国际调停”。结果伤亡惨重，兵败如山倒，然后是南京大***。
蒋介石想靠美国人打败日本，却被美苏在雅尔塔拿中国的主权做了笔交易。蒋介石不敢推翻这笔交易，又不敢直接承认外蒙古独立，便耍小聪明要外蒙古“民族自决”，被苏联顺水推舟，拉着他一起去监票。不折不扣“叫人家卖了，还去帮着数票子”。中共曾让自己的军队接受共产国际派的洋专家指挥，结果一败再败，军队一下子从叁十万变成不足叁万，差点全军覆没。
翻翻中国人的经历，中国人因依赖外国，或因盲目寄希望于外国而吃的亏往往比人家直接用武力来打还大。再看看苏联“休克疗法”的教训，结论：不能盲目迷信依赖外国。“与国际接轨”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无原则、无条件、无防范。鼓吹无条件地“与国际接轨”，本身就有点“软刀子”的味道
*毛泽东是伟大的，他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的、四分五裂的、民不聊生的、满目疮痍的中国，变成了一个谁也不敢小看的大国，而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
在美国立国二百年来在海外唯一没有打赢的战争――朝鲜战争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对中国的警告就再也不敢当成耳旁风了，始终不敢越过北纬37度――这是一百多年来历届中国政府连想都不敢想的；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指东打西，八面威风，被他打过的国家、制裁过的国家、封锁过的国家，他连正眼也不会瞧一瞧，可他的总统却不得不放下架子，率先到中国来寻求中国的帮助以便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脚来。
作为一个中国人，谁不感到自己的脊梁因毛泽东而挺直了？试问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有谁能让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国际上得到如此的尊重？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毛泽东。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关于“软刀子”的极有深度的文章 摘自 ＜凤凰网 心灵之约博客＞
中国人想一心一意埋头搞建设，但有人不允许，头一个就是日本。
一百多年以来，日本已经两次打掉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机会。一个甲午战争，打掉了满清的洋务运动；一个“七．七”全面侵华战争，打掉了国民党号称的“十年黄金时 代”。
这绝非偶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策就是不准中国强盛，辛亥革命后又加上一条：不准中国统一。张学良刚搞东北易帜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日本马上发动“九．一八”，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经过两次侵华战争已经跟中国结了血仇，又死皮赖脸不肯向中国人老老实实道歉以取得中国人的宽恕。日本人自己也清楚：中国一旦强大，日本就只有派“遣唐史”、当小伙计的份；那时就不是日本人肯不肯向中国人道歉的问题，而是中国人肯不肯接受日本人道歉的问题。因此日本千方百计要第叁次打掉中国崛起的机会。
有些中国人只忙着自我陶醉发大财，没看到针对中国新的战争危机正在形成，没有看到日本人第叁次又来了。不过这次打头阵的是赖在台湾的那些没当上日本人的日本人，那些拼命想当未来日本人的“台独二鬼子”。说是“台湾独立”，实为“台湾回归日本”。如果当真只想“台独”，至少懂得“投鼠忌器”，舍不得把台湾打烂，必然只求维持现状，不敢惹火烧身。现在“台独”势力惟恐天下不乱，根本不在乎把台湾打烂。这就蹊跷。调查刑事犯罪，首先要调查谁是犯罪的最大获益者。分析台海危机，首先要分析谁是危机的最大受惠人。鼓动台湾“独立”引发中美战争对日本而言是“一箭叁雕”：中美大战，两败俱伤，一举削弱日本两大强敌；顺便借刀杀人，把台湾岛内当真积极上战场去“保卫台湾”的傻瓜们除个差不多，剩下来的都是心知肚明“台独”把戏真目的的“二鬼子”。到那时再发动“台湾回归日本”运动自然水到渠成。这最符合日本利益。
中国面对的实际不是什么“台湾同胞”，而是日本鬼子在台湾留下的孽种──“台独二鬼子”。他们不是中国人，却劫持了中国的台湾投奔日本，肆无忌惮霸占中国领土。台海危机实际是是日本假“台独”代理人之手第叁次打掉中国重新崛起的新战争，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抗日战争的继续。跟这帮日本种的“台独二鬼子”讲什么“骨肉情”“中国心”是瞎了眼，连“对牛弹琴”都不够格，因为那样既糟蹋了琴又侮辱了牛。能凑合用的形容词是“对骡子发嗲──自做多情”，虽然这样说对骡子也不甚公平。一旦“台独二鬼子”设定“台独”时间表，摊牌便进入倒计时，中国想“韬光养晦”也不成了。那就是又一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那时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再来一次“马关条约”，放弃台湾，任人宰割，再度沉沦；要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然，日本人暗中出马，中国人也用不着明着宣战。反击“台独二鬼子”就是抗日，揍在“台独二鬼子”身上就是揍在日本大鬼子心上。形势所逼，中国没有选择，不存在上不上日本人的当的问题，美国则难说。
日本的如意算盘能否行得通，要看美国的算盘怎么打。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自己的世界霸权。如果美国卷 入台海冲突，中国是为主权而战，美国是为霸权而战。
主权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整体人权的总集合。整体人权丢了，个体人权的丧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主权问题是生死问题，打的是生死仗，只能不惜代价；霸权问题是利益问题，打的是生意仗，不能不惜代价。打生死仗是你死我活，有进无退；打生意仗是唯利是图，进退自如。但“千做万做，赔本生意不做”，所以打生意仗得斤斤计较，边打算盘边打仗：中国是否直接威胁了我的世界霸权？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人威胁我的世界霸权？丢了台湾会不会丢掉我的世界霸权？保住台湾又能不能保住我的世界霸权？为保住台湾跟中国开战要付多大代价？会不会赔上老本以至于他人渔翁得利白白捞走我的世界霸权？如果保住台湾却丢了世界霸权合算不合算？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怎么办？如果兵力被拖在台湾海峡动弹不得给其他地方恐怖组织可乘之机怎么办？如果把中国逼急了全世界卖核武器怎么办？如果重新封锁中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利益和代理人从此全部丧失怎么办？……对这一连串芝麻西瓜谁大谁小之类的定义和选择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中国人管不了，但美国的决心怎么下却实实在在取决中国的实力和意志。
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有两条很有意思的建议，一是要“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使中国至少倒退五十年；二是决不能派兵登陆中国，因为“如果我们在大陆使用了陆军，会影起严重的后果。中国能接受一驾被击落的U2，但中国很难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
怪了，不在乎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却在乎中国是否能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都炸成石器时代了还不敢登陆，还不如鸦片战争时代的英国大兵。自相矛盾的建议道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美国敢于想象跟中国打“高科技”战争，不敢想象跟中国打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就凭这一条，谁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没有战略威慑作用？谁说中国今天的和平离得开毛泽东打出的国威军威？现在中国要破解台湾 “独立”的陷阱，仍然离不开毛泽东。
美国对台湾的决心怎么下要看中国的决心有多大：打生死仗，还是打生意仗。如果中国准备拼死相搏奉陪到底，那美国是一种决心；如果中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那美国肯定又是一种决心。你不惜代价，人家可不能不惜代价，同归于尽不是美国的传统。你瞻前顾后心存侥幸，那人家可最善于讨价还价，敲诈讹诈。美国如何判断中国的决心？实际上就看你准不准备按毛泽东的理论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战争；持久战；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仇敌忾，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准备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深挖洞，广积粮”；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要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着敌人的一切经济封锁……不对抗不意味着不抵抗，爱和平不意味着怕战争。
如果美国发现中国只是嘴上喊喊口号，并没有认真准备全面长期战争，没有开足马力整军备战，没有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转轨准备工作，没有未雨绸缪采取有效措施分散风险，开始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和国库资金逐步转移出美国，并防止投机分子向海外转移子女财产，没有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冒核大战的风险，没有宁可经受经济封锁再过苦日子也要捍卫国土的决心和措施，那人家怎么能相信中国要为台湾打生死仗？
南斯拉夫的“精英”们被“北约”的炸弹炸得没了电，过不上舒服日子，马上失魂落魄，放弃了领土还不算，还自己把自己的领导人捆好送上门去求饶。中国的 “精英”们则现在就开始鼓噪“为台湾牺牲大陆的发展不合算”、“中日友好新思维”，开始为新的“马关条约”打伏笔，造舆论。
怪不得这些人那么热衷于吹捧美化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只能加强美国认为中国不敢打生死仗的判断，刺激美国铤而走险的决心。“树欲静而风不止”，台湾海峡危机是别人强加于中国的，中国想躲也躲不掉。与其整天白费心思察言观色琢磨美国的底牌，不如老老实实按毛泽东的主张办，实实在在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备而无用” 意味着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 用而无备”意味着战略战术双重失败，从头输到尾。
总之日本的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响要看美国，而美国的决心怎么下要看中国己。按毛泽东的主张做准备，中国还有可能安然化解“台独二鬼子”制造的台海危机，从此统一中国，彻底翻身，否则必然第叁次被日本打下去。
中国人生存都朝不保夕，更别谈什么继续致富了。想致富首先得保住中国的和平大环境，而毛泽东挣来的和平大环境正在遭受日本“台独二鬼子”的严重威胁。所以想致富先得解决“台独二鬼子”制造的台海危机。而如果战争可能避免，那只有靠毛泽东的学说才可以避免；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更要靠毛泽东思想才可以制胜。所以说中国人靠毛泽东才能富起来，也只有靠毛泽东才能富下去。
有人借口“大跃进”否定毛泽东。这些人从来不承认如下事实：
一．毛泽东搞“ 大跃进”本来目的是搞建设，不是搞破坏；是想造福，不是想造祸，更不是蓄意制造饥荒。蓄意在中国制造饥荒的人是那些对中国搞经济封锁的人，是那些在中国出现饥荒时故意逼中国用食品还债的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在中国制造饥荒，采取那样的措施就是为了得到那样的后果，目的与后果完全一致，他们才属于蓄意犯罪。
二．灾荒发生后毛泽东是尽力救灾，而在此时拼命反华、武装侵犯中国的人则不但是见死不救，而且是趁火打劫，阻止毛泽东救灾。没有这些人的破坏捣乱，中国的灾情不会如此严重。
三．毛泽东再也没有重复过同样的失误。而指责毛泽东造成中国灾荒的“精英”们则现在都还天天全力以赴要把中国搞崩溃，企图制造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灾荒。他们甚至满腔热情想象着中国崩溃后出现大规模私刑仇杀、血流成河的情景，无限憧憬着中国崩溃后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后果。他们才是真正的蓄谋犯罪，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现行蓄谋犯罪。
最大最毒的“软刀子”
家贼难防，内奸最毒。要破除外来的“软刀子”就必须破除来自内部的“软刀子”。来自中国内部最大最毒的“软刀子”是某些中国 “精英”极力“证明”中国人是“劣等文化劣等人”，必须全盘西化，如此一来什么外来的“软刀子”都能畅通无阻，充分发挥。当然，“精英”自有“精英”之道，不一定直接指着鼻子骂娘。人家的高招是换个方式变相论证，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只要否定成立，“劣等文化劣等人”的帽子想躲都躲不掉。
中国人喜欢 “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方人喜欢“惟以成败论英雄”，其核心意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演，优胜劣败”。你胜了就是??人打遍全球无??是西方白人目空一切，视一切有色人种为劣等。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跟洋人打一仗败一仗，败一仗来一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以至于国家破产，精神崩溃，“月亮也是外国的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后来有些中国人没有西方国家发话屁都不敢放一个。
从1931年9．18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整整十年有余，中国丢了东北，丢了华北，丢了华东，丢了中南，丢了首都南京，遭受了南京大***，经受了无穷伤害，国民党政府却居然还不敢对日宣战，居然还一直跟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二天才匆匆忙忙跟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如此软弱无能，在人家眼里非“劣”而何？
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面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来没有成功的英雄，从来只有悲剧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他们奋斗了，他们牺牲了，但他们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谁也没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尽管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虽死犹生，虽败犹荣，但在洋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失败者，丝毫不能阻止列强来侵略，来掠夺，来任意支配中国。唯有毛泽东真正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顶住了一切外来干涉。 即使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也照样栽在毛泽东手下。美国在朝鲜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直接较量，失败了。美国人不服气，拿越南当实验战场，间接跟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再较量，又失败了。抗美援朝把美国军队打怕了；越南战争把美国社会打怕了。证据之一就是从此美国朝野上下“中国吃惊病”流行，做梦也要哼哼两声“中国威胁论”，顺便也就放弃了军事上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战略设想。
美国“挟天子令诸侯”，利用联合国动员全世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整整较量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对毛泽东始终无可奈何。封锁中国几十年，中国不但没垮，反而成了核大国。在有毛泽东思想之前，中国人只有尊孔忠君的思想，崇洋媚外的思想，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思想，无所作为、逃避现实的思想，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思想，等等等等。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原有的一切传统思想武器全部失灵。中国人翻遍了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求遍了老子如来耶酥安拉，捧来了“民主”“自由”“人权”之类跟西方国家班门弄 斧……目的只有一个：从中找出一条救国之道。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才真正从精神上成为强者，使局面根本改观。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毛泽东从来没有躲在国外到处化缘，从来不靠别人施舍恩赐，一切靠自己，一切白手起家，以弱胜强，转弱为强，从赤手空拳到打下天下。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绞尽脑汁也不知该如何破解毛泽东思想，只好祷告上帝保佑让毛泽东后人的毛泽东思想色彩不要那么浓。经过那么多年的反复较量，有亲身经历的美国“精英”们除了那些铁杆洋阿Q，凡讲点实事求是的都不得不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美国万般无奈又有求于中国，不得不放下架子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主动登门求和。纵观历史， 横看世界，能让白种人里第一强的国家如此这般的有色人种唯独毛泽东一人。
在毛泽东面前，再不可一世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牛不起来。在毛泽东面前，崇拜“优胜劣败”原则的西方白人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历史的胜利者，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厉害，不得不承认诞生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不得不承认孕育出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文化不是劣等文化。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不愧 “顶天立地奇男子， 焰古腾今大丈夫”。
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危亡中浴火重生，重新崛起，关键在于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承认中国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人面前连一个成功的民族英雄都没有，不是自认劣等又是什么？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等于承认中国文化产生不出能抗衡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同样是自认劣等。既然“优胜劣败”，你不承认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那起码得举出个国家级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跟东西方外来侵略较量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连这都否定，那还有什么可嘴硬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想见识什么叫“精英” 级“软刀子”吗？这就是。
有些中国人很热衷于列举中国人如何聪明能干，如何温良恭俭让，文化历史如何灿烂，希望由此证明中国人并非劣种，应获尊重。有些人喜欢说中国人之所以被人瞧不起是因为中国人素质低、不文明，不卫生，等等。这种逻辑只适用于个人关系，不适用于国家关系。国际关系的现实规律是只尊重强者，瞧不起弱者。国家之间只以强者为尊，弱者再有教养也照样被人瞧不起。不管有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现实世界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仍然是弱肉强食。
不错，现在直接用武力征服殖民地似乎不那么时髦了，因为没多大必要了。当年大家都“没开化”，所以要用洋枪洋炮先“开化”一番。等把你治服，乖乖赶进圈，这时再讲“文明”，按人家订的规矩办：叫你挤奶就挤奶，叫你出血就出血，叫你割肉就割肉，叫你上屠宰流水线就上屠宰流水线，和平“接轨”，皆大欢喜。如果谁敢不遵，马上惩罚，轻则经济制裁，重则武力伺候，打你没商量。以为靠“德才工貌”或委曲求全就可以获得尊敬，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为甘当弱者被人瞧不起也没什么关系，无非是嗟来之食或胯下之辱，脸皮一厚钻个裤挡就算完事，这是“以小巫之心，度大巫之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卑鄙 ， “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是迂腐，“以小巫之心，度大巫之腹”则是既坏 又蠢。弱肉强食，甘当“弱肉”就得准备着被“强食”。
西方曾流行一句话：“ 为了不妨碍强者，弱者应当死去。”甘当弱者就别抱怨南京大***，因为那就是弱肉强食的体现，哪里是区区脸皮不脸皮的问题。顶多人家本来把你当兔子麻雀一样打死吃肉，经你一番“论证”，人家承认你原来还有美丽的鹿角或漂亮的羽毛之类，可以制成标本放在客厅里供人观赏。“待遇”变了，仍然是猎物。既为猎物，何尊之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别之一在于对异国异类的思维方式。
一个讲究和平共处，互不侵犯，思维方式如大象犀牛之类草食动物；一个崇尚“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思维方式如虎豹豺狼之类肉食动物。所以一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个是 “人不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人如果不了解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就永远搞不懂该如何跟人家打交道，也搞不清何为“尊重”，何为“瞧不起”，虽欲和平共处仍不可得。国家关系中的所谓“尊重”就是不敢贸然扑上来跟你直接较量，但保不准会打着哈哈围着你打转，时不时还有意无意踹你一脚试探试探，看你还有没有那么强。如果你昏昏入睡或自己变虚，那“尊重”就变成瞧不起。所谓“瞧不起”就是轻则随随便便就给你一巴掌，然后说你小子欠揍；重则把你一口吞了，骨头渣都不剩下。
尊重与瞧不起从来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一劳永逸的，而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变化。
你哪处强人家哪处尊重你，处处强处处尊重，一时强一时尊重，时时强时时尊重。同样，你哪处弱人家哪处瞧不起你，处处弱处处瞧不起，一时弱一时瞧不起，时时弱时时瞧不起。所谓强，不仅仅指有无强大实力，更指有无强者气质。
想成为强者必须先有强者气质。没有强者气质的“强者”属于外强中干，迟早衰败。要说瞧不起，没有丝毫强者气质的弱者民族最叫人瞧不起。这样的民族不仅现在是弱者，而且永远也成不了强者。一个没有现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民族怎么可能不被人彻底瞧不起？什么是强者气质？作为一个民族，至少得有叁条：一．精神上是强者；二．懂得保护自己；叁．能够一致对外。
人生在世，物质是基础，精神是支柱。没有物质，人不能生存；没有精神，人不成其为人。没有人类的创造和需求，世界上只有物质，没有财富。人对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和吸收能力与人的精神财富密切相关，精神财富越足，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和吸收能力越强越持久，反之越弱越短暂。物质财富是死的、被动的，只能说明过去和现在；精神财富是活的、主动的，能够主导未来。“事在人为”，而人有精神才能有所为。
一个民族物质上弱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局面可以通过奋发图强来改变；如果精神上弱那才真可怕，因为那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将来。 当然，想到的事不一定做得到，但想都不敢想的事则一定做不到。
精神上的强者与弱者并不难判断：但凡有事，弱者求人，强者求己；处于逆境，弱者怨人，强者励己。看看在台湾的国民党描述中国抗战史的纪录片，简直满目凄凉，一派丧气，除了怨天就是尤人：怪中国穷，怪满清留了个烂摊子，怪美国援助太少，怪 毛泽东不听话，怪日本太强大……说来说去都是自己吃败仗有理，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就凭这精神状态，国民党丢了中国大陆一点都不冤。就这样还没学会好好吸取教训，难怪搞得现在自己最后一点立足之地都岌岌可危。
鸦片战争至今160多年了。前80多年（1840-1921）中国精神上处处被动挨打，物质上也就江河日下，从“天朝大国”一步步走向没落破产；精神上从妄自尊大、盲目乐观一步步走向彻底崩溃。后80多年（1921-2003）中国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思想，从此在精??
中国人首先扫荡了一切盲目自卑自负的错误心理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精神上的强大一步步导致了物质上的强大。
星星之火变成了一个新中国，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可上九天揽月”的世界核大国。古人云“一言兴邦”，这就是例子。
而当年苏联物质力量不可谓不强，一旦精神上自我否定，“改换门庭”全盘西化，顷刻间土崩瓦解。“一言丧邦”，这也是例子。精神与物质孰轻孰重？精神崩溃了，物质力量再强又有何用？要成为强者，首先精神上必须是强者。古今中外所有的强国没有一个是自然而然消极被动就稀里糊涂强盛起来的，无一不是“奋发图强”。不“奋”不“发”，不“图”不“强”。精神上连图强的勇气都没有，那除了等着别人来收拾还能干什么？
当年荷兰人用24美元的玻璃珠子之类就从印地安人手里捞到了纽约曼哈顿岛。对此西方人的想法第一是：这群不识货的傻瓜。第二是：既然能捞到个曼哈顿岛， 为什么不能把整个美洲大陆都捞过来？中国骂人贪心的成语是“得寸进尺”，英语里类似的成语是“得寸进哩”（Give an inch, take a mile。1英哩=63360英寸）。论起贪心来中国人还是嫩了点，野心膨胀十倍就觉得够坏了，哪象人家，胃口一涨就是六万叁千多倍，汉语成语都不够用。你在根本利益上让一分，就得准备着人家野心暴涨几万倍。
不知道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要害，不懂得对外保持起码的警觉，这是典型的不懂得自我保护。这样的民族不仅被人瞧不起，而且必然引狼入室。保护自己不挨揍是自我保护，保护自己的银行帐号密码是自我保护，保护自己的头脑清醒同样是自我保护。就是说，保护自己有叁重内容：安全，物质，精神。传统打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战争是“枪炮未动，电子先行”，而一个民族的自我保护则是“物质未动，精神先行”。精神上无保护，叁下两下就被人绕昏了头，物质上的防护还能坚持多久？而要在精神上保护自己，首先得识货，知道什么是珍宝，什么是垃圾。外国列强欺负中国一百多年无敌手，唯独碰上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后才束手无策。
毛泽东对中国的份量有些中国人不清楚，跟毛泽东较量过的外国对手则一清二楚。现在有些中国人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垃圾，把人家的陈芝麻烂谷子当宝贝；诽谤污蔑毛泽东，津津乐道李鸿章、袁世凯……看到中国出了这种败家子，把玻璃当钻石买，把钻石当玻璃；把英雄当**骂，把**当英雄拜，人家当然心花怒放，胃口大开。朝鲜战争在毛泽东在世时被美国人忘得光光的，的的确确成了“被遗忘的战争”。中国一开始有人否定毛泽东，人家就开始想起朝鲜战争来了，修了个“朝鲜战争纪念碑”。你越鼓吹“反思”抗美援朝，人家纪念朝鲜战争就越来劲。你请人家“消气”，人家马上炸了你的使馆。“反思”抗美援朝、否定毛泽东，等于公开告诉人家：我们不敢再反抗了，你们也别再害“中国吃惊病” 了，别把进攻中国当成是不可想象的恶梦了，放心来征服吧。
总之是向人家发出征服中国的邀请函。对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听之任之等于放弃保护自己，甘愿由强转弱。总之，对中国人来说现实的问题不是“软刀子”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识别，如何破除的问题。
有些中国“精英”现在很热衷于“一切与国际接轨”，而且无条件、无保留。叫花子上街是别人给什么要什么，捞着什么吃什么。
精明的主妇上街则只挑有用的，只拣买得起的，只要货真价实的，还要再讨价还价。同样是开放引进，中国应该学哪种？ “与国际接轨”，有些你想接也接不上。
比如引渡贪污犯，别看有些国家整天痛骂中国贪污腐败，一副疾恶如仇大义凛然，但从中国逃过去的贪污犯去一个收一个，你要引渡，它不是要保护贪污犯的“人权”，就是要你就地打官司，一拖好几年，先把贪污犯带过去的不义之财全变成他那里的律师费再说。等油水榨干自己捞足，引不引渡意思也不大了。
况且司法领域很可能成为西方对付中国的下一个王牌“软刀子”。你要盲目“接轨”，接来接去搞不好会弄得居然让自己的政府上人家法庭的被告席，求人家的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一下子就把中国的主权置于人家的法庭股掌之间。而人家搞的是判例法，开一个例，等于立一条法，从此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援引此例把中国的事搬到外国法庭告中国政府。如此一来别的不说，光律师费这一项就足以让你破产，用不着再搞什么关税非关税平衡赤字那一套了。这种“软刀子”滋味如何？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借口“调停”“有功”，又威胁“兵端不难屡兴”，兵不血刃，一下子就割了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甲午战争前满清热衷于请外国“调停”而不热衷于备战，结果一败涂地。
九．一八时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理由之一是“如果不发一枪，那么就可 以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他一边，谴责日本”。结果用整个东北只换来“国际联盟”对日本毫无约束的一纸谴责声明。
八．一三松沪抗战，蒋介石以短击长，把中国军队主力集中到在最有利于日军发挥火力优势的地方硬拼消耗，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军事需要，而是想配合“国际调停”。结果伤亡惨重，兵败如山倒，然后是南京大***。
蒋介石想靠美国人打败日本，却被美苏在雅尔塔拿中国的主权做了笔交易。蒋介石不敢推翻这笔交易，又不敢直接承认外蒙古独立，便耍小聪明要外蒙古“民族自决”，被苏联顺水推舟，拉着他一起去监票。不折不扣“叫人家卖了，还去帮着数票子”。中共曾让自己的军队接受共产国际派的洋专家指挥，结果一败再败，军队一下子从叁十万变成不足叁万，差点全军覆没。
翻翻中国人的经历，中国人因依赖外国，或因盲目寄希望于外国而吃的亏往往比人家直接用武力来打还大。再看看苏联“休克疗法”的教训，结论：不能盲目迷信依赖外国。“与国际接轨”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无原则、无条件、无防范。鼓吹无条件地“与国际接轨”，本身就有点“软刀子”的味道
*毛泽东是伟大的，他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的、四分五裂的、民不聊生的、满目疮痍的中国，变成了一个谁也不敢小看的大国，而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
在美国立国二百年来在海外唯一没有打赢的战争――朝鲜战争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对中国的警告就再也不敢当成耳旁风了，始终不敢越过北纬37度――这是一百多年来历届中国政府连想都不敢想的；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指东打西，八面威风，被他打过的国家、制裁过的国家、封锁过的国家，他连正眼也不会瞧一瞧，可他的总统却不得不放下架子，率先到中国来寻求中国的帮助以便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脚来。
作为一个中国人，谁不感到自己的脊梁因毛泽东而挺直了？试问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有谁能让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国际上得到如此的尊重？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毛泽东。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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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道生 2006年06月05日20:31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责任编辑：陈城）
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为什么会发展、泛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家长制”又开始重新复活了，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民主少了一点，“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了“绝对化”，变成了“一言堂”，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也就变成了“第一把手”的“私家领地”，在一些地方、部门，“第一把手”居然变成了“第一霸首”，在这种态势下谁敢监督？谁能监督？谁会监督？于是党纪国法就只能成为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第一把手”装饰门面的道具了。
所以，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腐败之一大“特色”就是“第一把手”腐败问题，其案情之重、落马之多是“空前”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第一把手”的专权、特权和霸权在作怪。
所以，当我们认真去剖析那些震惊国内外的大案要案时，当我们仔细研究高发区、重灾区的腐败现象，“腐败和民主成反比”几乎无一例外，几乎成为一个“铁律”。
所以，腐败和民主永远是成反比例的，民主越少腐败就越多，腐败越多民主就越少，高度集中的权力的确是催生腐败的根源。
当今中国社会反腐败的力度大不大？不仅大，而且很大。中国对腐败官员处理厉害不厉害？不仅厉害，而且很厉害。中国反腐败的机构、人员多不多？不仅多，而且很多。中国的党纪法规严密不严密？不仅严密，而且非常严密。然而腐败现象仍是层出不穷，腐败官员仍是“前赴后继”，广大人民仍是不怎么很满意。什么原因？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反腐败有一个不足之处：即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单纯地依赖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反腐方式。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对反腐败形势认识不足？非也。与过去相比，《中国××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表明了执政党加快了用发展民主来防治腐败的步伐，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运行的反腐败还是比较快的，但这些长足的进步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与客观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的反腐败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民主、轻视民主。
譬如，在一些地方的反腐败搞得非常神秘，反腐败只是少数人在那儿忙，广大群众只是从反腐败的专门机构的公告中才能获得本地反腐败的进展，人们的反腐败之热情也只能表现在对本地反腐败机构发表公告的感想、欢呼之中，而且越是腐败形势严峻的地方，广大群众就越不知情，所出台的反腐败“土政策”亦是往往与民众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再如，谁都知道，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有一段时间我们社会舆论监督与腐败形势之间成反比例发展趋势。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腐败发展的高峰期，从理论上讲这是最需要舆论监督的时期，然而实际情况呢？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来说，“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新闻调查》“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为什么越需要舆论监督时舆论监督反而“软弱”了起来？我想，主要原因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势力在“压制”着舆论监督，它们不喜欢民主，不喜欢大众的舆论监督。
又如，打击报复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一种违法乱纪的反民主现象。党内监督条例绝对地保护支持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和监督的积极性，绝对地禁止被监督者滥用权力打击报复，而现实呢？监督者受到打击报复却不是一种个别现象，种种事例表明反腐败过程中的民主进程之艰难。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责任编辑：陈城）
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为什么会发展、泛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家长制”又开始重新复活了，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民主少了一点，“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了“绝对化”，变成了“一言堂”，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也就变成了“第一把手”的“私家领地”，在一些地方、部门，“第一把手”居然变成了“第一霸首”，在这种态势下谁敢监督？谁能监督？谁会监督？于是党纪国法就只能成为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第一把手”装饰门面的道具了。
所以，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腐败之一大“特色”就是“第一把手”腐败问题，其案情之重、落马之多是“空前”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第一把手”的专权、特权和霸权在作怪。
所以，当我们认真去剖析那些震惊国内外的大案要案时，当我们仔细研究高发区、重灾区的腐败现象，“腐败和民主成反比”几乎无一例外，几乎成为一个“铁律”。
所以，腐败和民主永远是成反比例的，民主越少腐败就越多，腐败越多民主就越少，高度集中的权力的确是催生腐败的根源。
当今中国社会反腐败的力度大不大？不仅大，而且很大。中国对腐败官员处理厉害不厉害？不仅厉害，而且很厉害。中国反腐败的机构、人员多不多？不仅多，而且很多。中国的党纪法规严密不严密？不仅严密，而且非常严密。然而腐败现象仍是层出不穷，腐败官员仍是“前赴后继”，广大人民仍是不怎么很满意。什么原因？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反腐败有一个不足之处：即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单纯地依赖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反腐方式。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对反腐败形势认识不足？非也。与过去相比，《中国××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表明了执政党加快了用发展民主来防治腐败的步伐，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运行的反腐败还是比较快的，但这些长足的进步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与客观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的反腐败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民主、轻视民主。
譬如，在一些地方的反腐败搞得非常神秘，反腐败只是少数人在那儿忙，广大群众只是从反腐败的专门机构的公告中才能获得本地反腐败的进展，人们的反腐败之热情也只能表现在对本地反腐败机构发表公告的感想、欢呼之中，而且越是腐败形势严峻的地方，广大群众就越不知情，所出台的反腐败“土政策”亦是往往与民众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再如，谁都知道，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有一段时间我们社会舆论监督与腐败形势之间成反比例发展趋势。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腐败发展的高峰期，从理论上讲这是最需要舆论监督的时期，然而实际情况呢？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来说，“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新闻调查》“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为什么越需要舆论监督时舆论监督反而“软弱”了起来？我想，主要原因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势力在“压制”着舆论监督，它们不喜欢民主，不喜欢大众的舆论监督。
又如，打击报复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一种违法乱纪的反民主现象。党内监督条例绝对地保护支持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和监督的积极性，绝对地禁止被监督者滥用权力打击报复，而现实呢？监督者受到打击报复却不是一种个别现象，种种事例表明反腐败过程中的民主进程之艰难。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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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白云] 于 2006-06-07 19:25:18上贴 《强国论坛》
最近读了一本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至尊管理法则》，颇有收获，其中的“破窗效应”理论，确实令人获益非浅。“破窗效应”理论是这样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做过这样一项试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一辆停在比较杂乱的街区，一辆停在中产阶级的社区。他把停在杂乱街区的那一辆的车牌摘掉，顶棚打开，结果一天之内就被人偷走了。而摆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一辆过了一个星期也安然无恙。但是，当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后，紧急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此后，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根据这项试验，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窗户的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如果在这种公众对破窗现象习以为常、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迅速滋生、蔓延。“破窗理论”无论在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的玻璃窗户玻璃”，否则会对社会对企业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乃至致命的后果。
联系到我们身边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佩服“破窗理论”发明者对社会现象观察的是如此的透彻和精辟。这些年来，我们身边无数的事实都验证着这一理论是非常正确的。就从近期社会公众对媒体披露的我国公费消费每年达9000亿元来说，就足以证明这一理论是非常正确的。就公务接待而言，从开始的几十元一桌，慢慢演变到几百元、几千元、上万元一桌，都是在我见你吃，你见我吃，反正都是吃国家的，不管吃多少，都没人受批评，更没人因为吃了喝了受到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如此而来，就变成你吃我吃大家吃，你喝五粮液，我和茅喝酒；你喝人头马，我和路易十八；大家都互相攀比，看谁豪吃海喝，谁能豪吃海喝，谁就有本事。对公款吃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结果就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局面――每年公款吃喝两三千个亿元，吃得民怨沸腾、形象败坏。公车私用、公款旅游也是一样，今天张三用了、游了，明天李四也一样用、一样游，今天你用公车办私事半天，明天我用公车办私事一天；今天你去了欧洲“考察”，明天我去美洲“学习”；反正是花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没权想花也没有办法花。
不仅公务接待、公车私用、公款旅游这样，目前所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贪污腐化、环境污染、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假冒伪劣商品、坑农伤农和黄、赌、毒等等，也都是如此。这些问题都是从滋生，到听之任之、互相模仿、互相攀比、不断蔓延这样一个过程，最后到了泛滥的地步。所以，各级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应当高度重视“破窗效应”，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每一扇“玻璃窗”，即使未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也应当在第一扇“玻璃窗” 一旦被砸碎了的时候，及时进行修复，千万不要等到人们群起而效仿，将一扇又一扇“玻璃窗”砸碎，到了覆水难收的时候才引起重视。当社会的一扇又一扇“玻璃窗”被砸碎到了覆水难收的时候才组织人力、物力进行修复，即便是修复好了，那也是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
最近读了一本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至尊管理法则》，颇有收获，其中的“破窗效应”理论，确实令人获益非浅。“破窗效应”理论是这样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做过这样一项试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一辆停在比较杂乱的街区，一辆停在中产阶级的社区。他把停在杂乱街区的那一辆的车牌摘掉，顶棚打开，结果一天之内就被人偷走了。而摆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一辆过了一个星期也安然无恙。但是，当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后，紧急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此后，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根据这项试验，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窗户的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如果在这种公众对破窗现象习以为常、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迅速滋生、蔓延。“破窗理论”无论在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的玻璃窗户玻璃”，否则会对社会对企业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乃至致命的后果。
联系到我们身边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佩服“破窗理论”发明者对社会现象观察的是如此的透彻和精辟。这些年来，我们身边无数的事实都验证着这一理论是非常正确的。就从近期社会公众对媒体披露的我国公费消费每年达9000亿元来说，就足以证明这一理论是非常正确的。就公务接待而言，从开始的几十元一桌，慢慢演变到几百元、几千元、上万元一桌，都是在我见你吃，你见我吃，反正都是吃国家的，不管吃多少，都没人受批评，更没人因为吃了喝了受到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如此而来，就变成你吃我吃大家吃，你喝五粮液，我和茅喝酒；你喝人头马，我和路易十八；大家都互相攀比，看谁豪吃海喝，谁能豪吃海喝，谁就有本事。对公款吃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结果就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局面――每年公款吃喝两三千个亿元，吃得民怨沸腾、形象败坏。公车私用、公款旅游也是一样，今天张三用了、游了，明天李四也一样用、一样游，今天你用公车办私事半天，明天我用公车办私事一天；今天你去了欧洲“考察”，明天我去美洲“学习”；反正是花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没权想花也没有办法花。
不仅公务接待、公车私用、公款旅游这样，目前所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贪污腐化、环境污染、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假冒伪劣商品、坑农伤农和黄、赌、毒等等，也都是如此。这些问题都是从滋生，到听之任之、互相模仿、互相攀比、不断蔓延这样一个过程，最后到了泛滥的地步。所以，各级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应当高度重视“破窗效应”，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每一扇“玻璃窗”，即使未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也应当在第一扇“玻璃窗” 一旦被砸碎了的时候，及时进行修复，千万不要等到人们群起而效仿，将一扇又一扇“玻璃窗”砸碎，到了覆水难收的时候才引起重视。当社会的一扇又一扇“玻璃窗”被砸碎到了覆水难收的时候才组织人力、物力进行修复，即便是修复好了，那也是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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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檀 2006年06月09日09:25
摘自：人民网>>理论>>经济社会>>经济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责任编辑：字秀春）
不论处于哪个时代，改革无非是财富生产与分配手段的变化。目前，我们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进程中，有必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经济改革，本意当然是为了强国富民、“与民生息”，很少有发了狂的统治者，为剥夺民众而剥夺民众。但其后改革往往不可抑制地走向剥夺民财之路，实在是越来越强大的自我膨胀式的路径依赖，让统治者不得不向既得利益者妥协。无论是汉代的盐铁专卖，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重新界定田亩、廓清赋税的努力，最后无一不走向与民争利的宿命式悲剧。
专卖毫无疑问可为朝廷敛财，当政府急需用钱时，对于社会必须物资的专卖与金融垄断经营权就会适时推出。如汉代推出盐铁专卖，主要原因在于武帝的开疆拓土急需大笔费用，王安石变法也是因为宋朝的岁贡，以及与西夏作战，在经济上捉襟见肘。
这些改革有预设的前提条件，如政府是公正的，而商贩是逐利无良的，把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权收归政府，可以使百姓享受到更公平的价格与更合理的服务。可惜这一政府只存在于儒家的理想社会中，当政府经由官员的手真实地介入经济调控中时，他们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
比如，当汉初的朝廷垄断了农具铁器的供应时，农民不得不出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得到一堆质量低劣得多甚至无法使用的农具。朝廷当然规定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但这一价格从来只落在纸面上，而朝廷也没有办法广泛地实施有效的质量监督体系。无法可施，西汉初期的一些农民只有舍弃农具，胼手胝足，回到前铁器时代。但你不能指责朝廷不作为，他们仍然惩处了一些贪赃坑民的恶吏，却终于面对越来越泛滥的群体性腐败败下阵来。
中国的盐铁专卖从春秋时代绵延数千年未曾断绝，原因就在于，在农耕社会，盐铁实在太重要，离开这两项物资，农民比茹毛饮血也就差得不远。在专卖制度下，官员上下其手，腐败大行其道，且为防止私贩，有严酷法律相随，在某种程度上，专卖制度成为民众的生存税。只有得到特批手握垄断权的商人们发了大财。
不过，一项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政策坚持不了那么久，其中的好处就是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确实获益匪浅。
王安石变法，从皇佑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朝廷财政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钱粮充盈。但与此同时，民众叫苦不迭，他们在一心讨好新政求取政绩的官员逼迫下，不得不向政府借用比市场价格还高的青苗钱，在缴纳了雇佣兵的份子钱之后还不得不扛起枪来当团练。以均输法与青苗法为例，王安石的本义是为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打击强势阶层，保护弱势群体。由政府来根据各地商品价格不同，亲自长途贩运，损有余以补不足，以期起到稳定市面价格的作用。但该政策到了一些官员手中，却不顾价格一味转运，重重盘剥，岂止起不到平抑物价的作用，简直还是各地价格动荡的罪魁。青苗法同样如此，本来政府是想在收割前农民青黄不接时给予“低息贷款”，等收获后收取低于市场的利息，于国于民双益。但现实情况是，官员为政绩强迫农民借款，并且借款利息高过市场，除了中饱私囊者之外，朝廷与农民双输。政策大面积扭曲的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甚至豪强与官员串通一气，农民多了一重盘剥者。
根本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传导过程中，政策遭到扭曲几乎是必然的。
在政府方面，越是依赖于经济集权下的垄断收益，越是会为这些垄断找到种种理由，事实上，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这些旨在加强政府经济调配权的改革无一例外地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欢迎。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满足了国库的暂时所需，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无数的机会主义行径。直到民国时期，孔祥熙执掌央行帅印，其对金融、税收的调配也一味以满足中央政府的短期需求为能事。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就在收入与路径依赖过程中，坐视垄断主体越来越大。可以说，垄断收入越高，社会经济越是危险，当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所谓的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
摘自：人民网>>理论>>经济社会>>经济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责任编辑：字秀春）
不论处于哪个时代，改革无非是财富生产与分配手段的变化。目前，我们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进程中，有必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经济改革，本意当然是为了强国富民、“与民生息”，很少有发了狂的统治者，为剥夺民众而剥夺民众。但其后改革往往不可抑制地走向剥夺民财之路，实在是越来越强大的自我膨胀式的路径依赖，让统治者不得不向既得利益者妥协。无论是汉代的盐铁专卖，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重新界定田亩、廓清赋税的努力，最后无一不走向与民争利的宿命式悲剧。
专卖毫无疑问可为朝廷敛财，当政府急需用钱时，对于社会必须物资的专卖与金融垄断经营权就会适时推出。如汉代推出盐铁专卖，主要原因在于武帝的开疆拓土急需大笔费用，王安石变法也是因为宋朝的岁贡，以及与西夏作战，在经济上捉襟见肘。
这些改革有预设的前提条件，如政府是公正的，而商贩是逐利无良的，把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权收归政府，可以使百姓享受到更公平的价格与更合理的服务。可惜这一政府只存在于儒家的理想社会中，当政府经由官员的手真实地介入经济调控中时，他们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
比如，当汉初的朝廷垄断了农具铁器的供应时，农民不得不出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得到一堆质量低劣得多甚至无法使用的农具。朝廷当然规定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但这一价格从来只落在纸面上，而朝廷也没有办法广泛地实施有效的质量监督体系。无法可施，西汉初期的一些农民只有舍弃农具，胼手胝足，回到前铁器时代。但你不能指责朝廷不作为，他们仍然惩处了一些贪赃坑民的恶吏，却终于面对越来越泛滥的群体性腐败败下阵来。
中国的盐铁专卖从春秋时代绵延数千年未曾断绝，原因就在于，在农耕社会，盐铁实在太重要，离开这两项物资，农民比茹毛饮血也就差得不远。在专卖制度下，官员上下其手，腐败大行其道，且为防止私贩，有严酷法律相随，在某种程度上，专卖制度成为民众的生存税。只有得到特批手握垄断权的商人们发了大财。
不过，一项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政策坚持不了那么久，其中的好处就是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确实获益匪浅。
王安石变法，从皇佑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朝廷财政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钱粮充盈。但与此同时，民众叫苦不迭，他们在一心讨好新政求取政绩的官员逼迫下，不得不向政府借用比市场价格还高的青苗钱，在缴纳了雇佣兵的份子钱之后还不得不扛起枪来当团练。以均输法与青苗法为例，王安石的本义是为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打击强势阶层，保护弱势群体。由政府来根据各地商品价格不同，亲自长途贩运，损有余以补不足，以期起到稳定市面价格的作用。但该政策到了一些官员手中，却不顾价格一味转运，重重盘剥，岂止起不到平抑物价的作用，简直还是各地价格动荡的罪魁。青苗法同样如此，本来政府是想在收割前农民青黄不接时给予“低息贷款”，等收获后收取低于市场的利息，于国于民双益。但现实情况是，官员为政绩强迫农民借款，并且借款利息高过市场，除了中饱私囊者之外，朝廷与农民双输。政策大面积扭曲的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甚至豪强与官员串通一气，农民多了一重盘剥者。
根本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传导过程中，政策遭到扭曲几乎是必然的。
在政府方面，越是依赖于经济集权下的垄断收益，越是会为这些垄断找到种种理由，事实上，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这些旨在加强政府经济调配权的改革无一例外地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欢迎。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满足了国库的暂时所需，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无数的机会主义行径。直到民国时期，孔祥熙执掌央行帅印，其对金融、税收的调配也一味以满足中央政府的短期需求为能事。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就在收入与路径依赖过程中，坐视垄断主体越来越大。可以说，垄断收入越高，社会经济越是危险，当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所谓的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