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出版了一本叫《学衡》的文学理论刊物,为《学衡》撰稿的一帮人有共同的立场、观点、情趣和理想,因此他们被称为学衡派。这帮人专一和新文化派作对,也可以说他们是为反对新文化派才创办了这一刊物。
被扭曲了的历史给予他们以极不公正的待遇,沉冤八十载了,整整地。他们被诬陷,被抹白了鼻梁,甚而被挂一幅魔鬼般的面具。在某些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常被唯心主义地视为不存在,提都懒得提一句,有的提了却是贬斥性的一笔带过。大革文化命中,四人帮的十一只笔杆子(十一歌)倒很看重学衡派的,其看中方式就是给他们扣上顶重得吓人的大帽: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因为他们大都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读过书,得过硕士、博士衔,于是被扣以“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
近些年学衡派曾引起部分学界人士的注意,有人进行研究。他们中一些人出版了专集,但大都是自费出版或由友人资助出版。但研究者即使有比较客观的文章,也总忘不了给他们派送一顶保守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
在西方,保守并非贬词,英国的一个大党就叫保守党。但在中国,保守是迂腐、无知、愚昧、拒绝新事物的同义词,距离反动、反革命只一步之隔。所以给学衡派加上保守二字,对学衡派倒无所谓,对自己则保了险,表示和学衡派划清了界限,秋后算帐时就有用了。
学衡派之被压被排挤就在它呱呱坠地之时,周作人指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称之为“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周氏兄弟一承认其复古,一直指其为假货。鲁迅的一篇《估〈学衡〉》,给后来的十一歌提供了炮弹,十一歌说学衡人物“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其实这才是十一歌之流的夫子自道,他们要达到学衡派的学问水平,得认真苦读二十年,外加面壁十年。学衡派人物的学问素养,比之新文化派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国外拿到的硕士、博士头衔比新文化派多数倍,他们没一个人朱紫其衣,黄马其褂,他们从未依附哪派政治强人,终生奔走风尘于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桃李满天下,有重大成就者,未计其数。
八十年过去了,世界已几底沧桑,他们最终被证明是胜利者。他们当年的主张、观点经得住历史的验证,得到准确的定位,如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冷落之、嘲讽之、打击之、诬陷之,使之尝遍苦涩,历尽艰辛。
中国文化人内战,第一枪在美国响起
胡适、陈独秀是以否定中国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二人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后来,胡适的态度,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任加入战团之后,使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愤怒,有张鑫海(后来成为博士)者,愤慨地说,因“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学问未成,同志未集,大约就是学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学衡》的创刊意味着“鏖战”已经开始。
《学衡》首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立了基地,受到实际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曾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学生的刘伯明的支持,刘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吴宓(哈佛大学硕士)及胡先(马肃)(哈佛大学博士)合议创办,由吴任总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个刊物都命长。它没有官方背景,没拿官方津贴,经费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动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们拒收。刊物没有经费,投稿者虽然一篇篇大块文章发表,但没有“收大洋xx泉”的记帐。他们志行高洁,谋求的不是私利。请看他们的发刊宗旨及办法: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对于国学则主张)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主张)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学衡》有一个整齐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吴、胡三人外,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征、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征、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
还有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光有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学衡》的学术水平。它固然以新文化派为靶标,但也发表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译著。
攻城略地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对立有个总的聚焦,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聚焦。它就是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请注意“都是”“只有”几个副词,这是极有重量和硬度的副词,也是他的大前提。胡适一下子打死了中国二千年中所有文言文学,时间之长,面积之大,横尸之众,令人怀疑作者是个嗜杀狂。但胡适犯了最简单的逻辑错误,在“都是”“只有”之后却突然来了句“凡是有一些价值和生命的都是白话式或接近白话的文字写的。”当然,也只是“有一些”而已,并非真有。胡适的逻辑、用词混乱之极,而《石壕吏》、《兵车行》就是他所说的白话诗,是不值一驳的。
胡适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个文言当废的结论。世界上各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头语、书面语的区别。“母病速归”是文言的书面语,用口头语则当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来。”中国文言是古代的书面语,它和古代口头语,落差不大,从《诗经》中的《风》诗可以看出,文言书面语,简洁概括,为口头白话所远远不及。在这一认知里,学衡派与章士钊、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卫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区别,区别在于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梅光迪说:“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这显然是十分正确的。笔者一九八一年在《为诗词形式一辩》中就指出,中国诗史上“新旧体诗的并存,意味着诗人有更多的抒情言志的工具,可以为诗人们的不同题材,不同需要服务。一种新诗体的出现,显示着诗的园圃中培植了新的花朵,诗的家族里有了名新的成员,中国诗史上从未一种新诗体一出台亮相,就摆出排斥前贤老辈,要取而代之,唯我独存,其余统统该死之霸主架势。”新东西的诞生不标志着旧东西死亡这个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为古文罪状,其实这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情。八股的结构初时并非一无是处,但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坏东西。梅光迪说“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清末废八股并未废古文。古文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创作了无数优秀篇章,显露了古代作家们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说“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的价值。”
当时新文化派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成了他们研究文学的根据。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套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听似乎没错,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时代色彩,问题在于他们要求时代只有一种文学,以前存在的文学都是死的,都应该去死。因为他们的进化论说,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年轻的胜过年老的,新的来了旧的滚开,儿子生了老子死去,否则它必将成为新生的绊脚石。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本是生物界的规律,套之于文学,就十分荒谬。文化现象是新的来了,旧的存在,新的必孕育于旧的之中,任何东西都赖父本母体才生,即使生物界,绝大部分生物也不同类相食。正因为文化物种不遵循生物进化论的逻辑,才形式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各逞其妙。而文学史证明新的不一定能胜过旧的,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至今仍保持着它的不可企及。中国诗歌史上大诗人很多,但能超过李杜的尚未出生。作家协会会员千千万万,但还没创造出一部胜过或者赶上《红楼梦》的作品。法国没有第二个巴尔扎克,讹国没有托尔斯泰第二,英国没有再生出位莎士比亚。如果有人要胜过他们,我祝愿他成功!
这里说说笔者中学时代的事。那是四十年代初的东北(伪满),课本上有白话文,也有少数文言文、译文、新诗,但语文老师给我们格外加餐,其中有《岳阳楼记》、《滕王阁序》、《陈情表》、前后出师表》、《前后赤壁赋》、《祭十二郎文》、《李斯谏逐客书》、《吊古战场文》等,其中有些文章叫人读之泣下,有些读之使人悲慨,或叫人沉醉,其思想之深沉,感情之浓烈,使人无法忘却。他们都是死文学,没有真价值,没有真生命吗?
遗憾的是学衡派极少甚至没有选取这一角度予以辩驳,而花了太多的笔墨说明文言文之不可废。用文言文本体的优秀作品为例证,那才是最强有力的辩护,因为那是文言文的实践,而文言文的实践最足检验文言文的真价值和真生命力,说明我们的文学史。如按胡适的评断,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岂不太荒凉,只有几株树木,几丛花草了吗?
胡先哓说Chaucer(即乔叟)去今五百年了,Snencer(即斯宾塞)去今已四百年了,他们的诗在英国已如我国商周之诗难读,而我国周秦之书尚未如此,但宋元白话文,如宋元语录,元人戏曲,则大异于今多不可解,原因是其中用了许多当时的方言土语,而宋元文章,则与今日无别。笔者想,后者可能象今天的文言普通话,故能读之无碍,而今日某些大量使用方言土语的小说,大约几百年后就要由研究家们作注和考证了。这情形我们在《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里都经常遇见。
胡先骁的意见,是对“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的批评。胡适主张“言文一致”,其实言文是不能真正一致的。文学的语言,不管怎么“白话”,它必须是文学语言,即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即从口头语中提炼出来有文学品位的语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中有文,才是文学语言,文是刺于身上的花纹,意即艺术。胡先骁说“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意,文学则于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者皆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书,信口所说,便足成文学。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乃昧于此理矣。”
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有差别,有雅俗、粗细和文野之相异。胡适取消这一差别,就取消了文学语言,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文学语言必须精确地符合塑造形象化的需要,符合人物形象的身份、气质、性格、环境、氛围和规定的典型环境。
胡先骁因此批评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这么说就这么说”之论,是“盖泛滥横绝,别无制裁之谓也。”是“不问此话是否应说,是否应于此处说,则将不问此话是否合理,是否承题,是否可以服人,是否委婉曲折可以动人,是否明辨可以服众?”
言文分离是当然的,其分离是因为“言”是文的原料,文是言的加工过的成品,原料本身却不是成品。“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结果必然“言之无文”而“行而不远”。
学衡派不反对白话,但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学衡派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主张文言不必废除,而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中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话文当初面世时,古文就不曾出面反对,否则就没有了宋元语录、宋元戏曲、以及那么多文学名著。《学衡》上就发表过好几篇白话小说,包括《学衡》主编吴宓的一篇。所谓学衡派反对白话是子虚之论。
白话文由来已久,历史近千年,小说中产生过象《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白话并非胡适所发明。白话出来后,与古文一向和平相处,从未因其异己而互相另眼相看,甚至不共戴天。正如梅光迪所说:“所谓二十世纪之活文学,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它们同是祖孙。
梅光迪所主张文学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如足下(指胡适)言改革,直欲将吾国文学尽行推翻,本体与流弊无别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徐世昌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时,曾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大概认为这是他提倡白话文的胜利,但他不满足,立即主张中学课本上也只载白话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化文好的太少,难选,就主张用他所喜欢的白话小说代替。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二十部到五十部白话小说。这主张真够荒唐透顶,这么多中长篇小说塞(实际上是代替)入中学课本,学生还有时间学习其它功课吗?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曾激烈批评这一主张。他认为学生读小说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决不能将之列入正课,占用正课时间。学生的正课时间本来是不多的。他主张中学生要多读古文,古文好的多,易选。而中学生学语文的目的是掌握文字:使其文理通顺而非培养学生当作家。梁启超的批评无异是正确的,谁能设想英国会把狄更斯、勃郎特、高尔斯华斯、劳伦斯等作家作品,法国把伏尔泰、司汤达、莫泊桑等作家作品,意大利把《神曲》、《十日谈》等名作,俄国把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塞给他们的中学生当课本,除非他们的教育部长发了疯,而学生们的家长都是哑巴。
梁启超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朱光潜在《雨天的书》中就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潜先生说“他们也许不承认。”别人没表态,唯鲁迅表态不承认,并指责这是复古思潮,是新文艺的自杀。说他自己“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鲁迅说得“旧营垒”,就是指他读过的中国书、古文。也就是他的“强敌”,他要反戈一击,制以死命。无疑,鲁迅视中国书,亦即中国文化为仇寇,而非培养他成为大作家、大文豪的中国文言文、中国书。所以鲁迅主张青年少读或干脆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不知中国书中是否包括他自己写的书,如果中国青年也一样不读他的书,那么他还写那么多书干什么?抗战时在战时首都重庆,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有一青年向他发问,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然而没有出现宋明以后那么多满清的遗老遗少,这原因很简单,不必细说,他们大多“咸与维新”了,少数的归老林泉,吟诗、书法、玩鸟、看戏,如陈宝森、陈三立、罗振玉、郑孝胥、康有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倡白话,废古文,对他们来说,毫无兴趣,没有出面一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说家,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喊倒好,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组织了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刘半农科隆出了一个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诞不经,再由刘半农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轩”一通,大力宣传了新文化派的应天顺人,应时运而进化。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比这显得文明些的是不屑与之争辨,对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骁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此种战法能使挑战一方暴跳如雷,假如对方修养不足的话。更能使学问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对方大丢面子。很象两将交锋之际,一将指对方不合枪法,故退出战场。古代战场上似乎未闻有此情形。
新文化运动中又一领军人物是陈独秀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胡适的《改良》一文一出,首先响应并表示全力拥护和效命是陈独秀,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以极端激进的语言,痛诋中国文学,提出了三个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非不斐然可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学作品都是应予推倒的对象。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抄袭孔孟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为表示效忠的决心,他抗着上书“文化革命军”的大旗,“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
胡适既然有了“文化革命军”,有“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作“前驱”,胆子立即壮了起来,好像吃了壮行酒,有了将“改良”改为“革命”的勇气,扩大化了陈独秀要推倒的中国文学,扩大成二千年来只有没有真价值的真生命的死文学。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有异议。”当时陈独秀的头脑里还没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个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左派。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更无须说反对意见。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当时他还是非党人士,且未掌握枪杆子,只能算半个独裁者或口头独裁者。陈独秀虽然如此赤胆忠心地愿为胡适的“前驱”,但胡适对他的这一套却并不欣赏,立即写信给陈,指出这是专制主义作风,这话太偏执了,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
不要忘记,胡适是在民主自由的美国留学的,陈独秀是在有天皇专制,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留学的。
陈虽如此专制,但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学衡派不但纷纷出来表示异议,乃至直截了当地极力反对。胡适曾指责《学衡》“谩骂”,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尝不骂,汪懋祖就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骂加上专制之风,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凉,教授、大学的学长,风度何在?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陈独秀表示了正当的不满。当陈将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夕,他被捕了,众多人为他求情,为他作出保释的签名。胡适就告诉他签名者有两位他痛骂过的“桐城谬种”,即古文学家马通伯和姚叔节,胡适说:“我怕这种不容人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陈没有早些取得成功,而使这种社会推迟了数十年。但早在此时,陈独秀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科学、民主便长时间地成为中国人梦中物。更希奇的是陈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竟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的章士钊。其辩护词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说陈“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词用的文言,党非国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说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诗、文、说话与男女之别
诗是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首要问题,中国文学之被否定,诗是第一个受害者。胡适所说二千年的死文学,诗是首位死文学,或者是该死的文学。诗的该死首先是因为诗有格律,诗有声韵和音节(西方叫音步),这些全被认为是诗神的枷锁镣铐,打破这,诗才能解放,这是诗的进化,那就是取消诗的一切特点,诗要向文看齐,“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诗则同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了。
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文有别,正如男女之有别一样,如果男女无别,不仅伦常乖舛,最终将导致人类的灭绝,诗的向文向说话看齐,诗也就灭绝了。
胡适的这类观点早在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来了。他受到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的批评。胡适曾在信中与梅相约:“愿与足下责善规过,交相勉之。”但在实际问题上,胡适根本没考虑过梅的意见,空闻责善,不值规过,反而变本加厉,上了梁山,搞了个《建议的文学革命论》出来。这篇文章标志着梅胡友谊的正式结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谓‘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文是文,诗是诗,“诗之文学(protsedicloin)与文之文学(protsedicloi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他举华兹华斯(Wordsworth)为例,认为华兹华斯也曾力主诗文一体,且谓“诗之文字与寻常语无异,然观其诗则诗,非文也。”胡适的主张是否来自华兹华斯,很令人怀疑。梅指出“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梅反对“诗家成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诗。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是足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本体与流弊分别对待是对的。他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适之白话自由诗如儿时所听的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者”。他说欧美也有类似的大举革命旗者,他劝胡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梅光迪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谓作到真正的“责善规过”,极尽诤友之义。可惜胡适昧于一偏,无法逆转。他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容人提出异议,毕竟是胡适的胜人处。
学衡派的又一大将胡光骁有一篇长文《评〈尝试集〉》,有人责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尝试集》似乎离题,实则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尝试集》必须评其诗论,如新诗之短长并古今中外之论诗之说等等。实则并未离题。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之说作出对比,以证胡适理论实践之荒谬。
胡先骁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之共识,并非胡适之首创,其实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言及。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
胡先骁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但胡先骁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诗中的神话故事,已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臻于用滥。到莎士比亚、弥尔敦的诗作出来,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问题是看用的是否恰到好处,用的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但胡适不认错,坚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声调格律、声韵、音节(或叫音步)严格地区分了诗文,连普通老百姓也懂得押韵,懂得用符合汉语音节来写唱民歌。鲁迅曾说老百姓羡慕士大夫,士大夫作七言诗,所以他们的民歌也用七言。这种言论,过去、现在听起来都会令人发笑。
胡适为提倡白话诗,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大诗人都曾如此。胡先骁说,俗字之能否入诗,必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能增强诗感诗味,而非什么俗字俗语都入诗。胡先骁举了很多例证,然后问到“何胡君之白话诗不如郑子尹郑苏庵之白话诗乎?则由于胡君但能作白话而不能作诗之故。”他说胡适《尝试集》的新诗,仅仅是白话,而非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e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胡适之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全部取消,只保留着从外国诗借来的分行排列。胡适《尝试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见。把一些散文、白话分行排列就叫诗,学会分行就叫诗人。作诗容易,猎名容易,作者便多,看起来阵容便大。
胡先骁是位大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他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有开创的功勋。我国第一间庐山植物园即由他一手创办。但他对中外文学之熟悉与研究,足使许多专家逊色。可惜罪恶的时代给了他一个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死。
对于诗,他论述很多,本文无法多作引用。而他的诗作是经大师钱钟书订定的。
下面再看看吴宓的论述。
吴宓是《学衡》的主编,为刊物的编辑出版,他抛洒了比他人多几倍的心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学比较文学,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被尊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曾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又为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自称有龙虎豹三大弟子,龙为钱钟书,虎为曹禺,豹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羡林、周一良、梁实秋等大家,他与大师陈寅恪有着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弃东北大学五千元的月薪,而自愿到东南大学去领月薪两千元,为的是编《学衡》,《学衡》的发刊宗旨等显系出自他手。为支撑《学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学兼中外,渊博而精深,涉猎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领域,同时还是位优秀的诗人,缪越曾给与高度评价。在诗论中他创“三境”说,自成一系,他爱国、爱民族、反对民族自卑,洋奴行径。他对胡适倡导而众人跟进的白话自由诗,认为是暗效美国的自由诗(freeverse),我们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笔者记得郭沫若有诗: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阵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莲花”和“莲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诗一出,便受到众多诗人和读者的抨击,出版社长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这种不要格律音韵的自由诗在部分青年中却有市场,正如吴宓所说“今日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名无学,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故不以次为诗也。”
白话自由诗脱离了诗的特有形式,丢弃了民族诗歌传统。汉诗格律是汉语特点所形成,是不以个人的主张意志改变得了的。它的严格的格律既经优秀诗人所创造,又经许多代诗人创造实践证明,它是最适于汉语诗的创作,最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当然,某些白话自由诗也可以有些诗味,正如写画也可以写出诗味,但那是画,不是诗,而白话自由诗,则有白话,有自由,但缺少的是诗的形式,诗的味道。
吴宓不主张诗走老路,他特别注重内容,他坚持说,改造中国诗的关键是充实其内容,即诗中应能容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风土、过谦、民俗、法政、科学、理论???名家著述、英雄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等等无不使之入诗,即他所说的,“熔铸新材料以入旧诗格律”,这就使诗扩大了它的题材,丰富了它的内容,表现更多事物,这当然会使中国数千年来的格律诗发生历史性的新变,“若无新变,何以代雄”(《文心雕龙》)“掇莎米之精英,扬李杜之光焰,创为真正的新诗”(莎指莎士比亚,米指弥尔敦)。吴宓眼中的新诗,就是这样的新诗,而不是非驴非马毫无中国诗气味的大白话。
“旧瓶装新酒”这是新文化运动中闹腾了一阵之后,人们为诗歌指出的一条路子,因为它一不排斥新题材、新内容,二坚持诗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这一思想的,应是吴宓。
吴宓说:“诗者,以切契高妙之笔,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诗能“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培育其进取之精神”,使“民德进而国事兴”、“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炼,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这里提出以内容美促进和影响形式美,以内容影响民心和国事,他如胡先骁一样,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格律、节奏的异同,如希腊拉丁诗、英国诗,从而证明诗与文之有别,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从而证明诗文一致的不符合文学实际。这种研究无异是学衡派对诗学的贡献,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用说新文化派,八十年来很少有一位诗歌理论家做下这一工作。大多数翻译诗出来不讲(大概也不懂)外国诗的格律,而把外国格律诗译成中国自由白话诗,让广大诗读者以为如此这般的洋货,土产也就可以照样炮制。于是“异种也称王”,而土货称臣。直到五十年代,中国神都还在说“以发展新诗为主”,大讲诗词格律在“束缚思想”。
在诗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世界,难道中国之外的世界都是那么发达富有吗?也不,还有很多比中国还愚昧、还落后、贫穷甚至过着原始人生活的世界,只知道有那么个专门欺负、侵略中国的世界,也正是胡适可指的世界。那个世界有人憎恨,有人害怕,有人钦羡。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倡导人: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泽东)。
被扭曲了的历史给予他们以极不公正的待遇,沉冤八十载了,整整地。他们被诬陷,被抹白了鼻梁,甚而被挂一幅魔鬼般的面具。在某些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常被唯心主义地视为不存在,提都懒得提一句,有的提了却是贬斥性的一笔带过。大革文化命中,四人帮的十一只笔杆子(十一歌)倒很看重学衡派的,其看中方式就是给他们扣上顶重得吓人的大帽: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因为他们大都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读过书,得过硕士、博士衔,于是被扣以“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
近些年学衡派曾引起部分学界人士的注意,有人进行研究。他们中一些人出版了专集,但大都是自费出版或由友人资助出版。但研究者即使有比较客观的文章,也总忘不了给他们派送一顶保守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
在西方,保守并非贬词,英国的一个大党就叫保守党。但在中国,保守是迂腐、无知、愚昧、拒绝新事物的同义词,距离反动、反革命只一步之隔。所以给学衡派加上保守二字,对学衡派倒无所谓,对自己则保了险,表示和学衡派划清了界限,秋后算帐时就有用了。
学衡派之被压被排挤就在它呱呱坠地之时,周作人指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称之为“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周氏兄弟一承认其复古,一直指其为假货。鲁迅的一篇《估〈学衡〉》,给后来的十一歌提供了炮弹,十一歌说学衡人物“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其实这才是十一歌之流的夫子自道,他们要达到学衡派的学问水平,得认真苦读二十年,外加面壁十年。学衡派人物的学问素养,比之新文化派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国外拿到的硕士、博士头衔比新文化派多数倍,他们没一个人朱紫其衣,黄马其褂,他们从未依附哪派政治强人,终生奔走风尘于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桃李满天下,有重大成就者,未计其数。
八十年过去了,世界已几底沧桑,他们最终被证明是胜利者。他们当年的主张、观点经得住历史的验证,得到准确的定位,如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冷落之、嘲讽之、打击之、诬陷之,使之尝遍苦涩,历尽艰辛。
中国文化人内战,第一枪在美国响起
胡适、陈独秀是以否定中国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二人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后来,胡适的态度,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任加入战团之后,使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愤怒,有张鑫海(后来成为博士)者,愤慨地说,因“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学问未成,同志未集,大约就是学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学衡》的创刊意味着“鏖战”已经开始。
《学衡》首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立了基地,受到实际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曾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学生的刘伯明的支持,刘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吴宓(哈佛大学硕士)及胡先(马肃)(哈佛大学博士)合议创办,由吴任总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个刊物都命长。它没有官方背景,没拿官方津贴,经费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动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们拒收。刊物没有经费,投稿者虽然一篇篇大块文章发表,但没有“收大洋xx泉”的记帐。他们志行高洁,谋求的不是私利。请看他们的发刊宗旨及办法: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对于国学则主张)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主张)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学衡》有一个整齐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吴、胡三人外,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征、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征、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
还有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光有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学衡》的学术水平。它固然以新文化派为靶标,但也发表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译著。
攻城略地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对立有个总的聚焦,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聚焦。它就是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请注意“都是”“只有”几个副词,这是极有重量和硬度的副词,也是他的大前提。胡适一下子打死了中国二千年中所有文言文学,时间之长,面积之大,横尸之众,令人怀疑作者是个嗜杀狂。但胡适犯了最简单的逻辑错误,在“都是”“只有”之后却突然来了句“凡是有一些价值和生命的都是白话式或接近白话的文字写的。”当然,也只是“有一些”而已,并非真有。胡适的逻辑、用词混乱之极,而《石壕吏》、《兵车行》就是他所说的白话诗,是不值一驳的。
胡适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个文言当废的结论。世界上各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头语、书面语的区别。“母病速归”是文言的书面语,用口头语则当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来。”中国文言是古代的书面语,它和古代口头语,落差不大,从《诗经》中的《风》诗可以看出,文言书面语,简洁概括,为口头白话所远远不及。在这一认知里,学衡派与章士钊、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卫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区别,区别在于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梅光迪说:“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这显然是十分正确的。笔者一九八一年在《为诗词形式一辩》中就指出,中国诗史上“新旧体诗的并存,意味着诗人有更多的抒情言志的工具,可以为诗人们的不同题材,不同需要服务。一种新诗体的出现,显示着诗的园圃中培植了新的花朵,诗的家族里有了名新的成员,中国诗史上从未一种新诗体一出台亮相,就摆出排斥前贤老辈,要取而代之,唯我独存,其余统统该死之霸主架势。”新东西的诞生不标志着旧东西死亡这个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为古文罪状,其实这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情。八股的结构初时并非一无是处,但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坏东西。梅光迪说“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清末废八股并未废古文。古文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创作了无数优秀篇章,显露了古代作家们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说“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的价值。”
当时新文化派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成了他们研究文学的根据。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套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听似乎没错,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时代色彩,问题在于他们要求时代只有一种文学,以前存在的文学都是死的,都应该去死。因为他们的进化论说,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年轻的胜过年老的,新的来了旧的滚开,儿子生了老子死去,否则它必将成为新生的绊脚石。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本是生物界的规律,套之于文学,就十分荒谬。文化现象是新的来了,旧的存在,新的必孕育于旧的之中,任何东西都赖父本母体才生,即使生物界,绝大部分生物也不同类相食。正因为文化物种不遵循生物进化论的逻辑,才形式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各逞其妙。而文学史证明新的不一定能胜过旧的,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至今仍保持着它的不可企及。中国诗歌史上大诗人很多,但能超过李杜的尚未出生。作家协会会员千千万万,但还没创造出一部胜过或者赶上《红楼梦》的作品。法国没有第二个巴尔扎克,讹国没有托尔斯泰第二,英国没有再生出位莎士比亚。如果有人要胜过他们,我祝愿他成功!
这里说说笔者中学时代的事。那是四十年代初的东北(伪满),课本上有白话文,也有少数文言文、译文、新诗,但语文老师给我们格外加餐,其中有《岳阳楼记》、《滕王阁序》、《陈情表》、前后出师表》、《前后赤壁赋》、《祭十二郎文》、《李斯谏逐客书》、《吊古战场文》等,其中有些文章叫人读之泣下,有些读之使人悲慨,或叫人沉醉,其思想之深沉,感情之浓烈,使人无法忘却。他们都是死文学,没有真价值,没有真生命吗?
遗憾的是学衡派极少甚至没有选取这一角度予以辩驳,而花了太多的笔墨说明文言文之不可废。用文言文本体的优秀作品为例证,那才是最强有力的辩护,因为那是文言文的实践,而文言文的实践最足检验文言文的真价值和真生命力,说明我们的文学史。如按胡适的评断,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岂不太荒凉,只有几株树木,几丛花草了吗?
胡先哓说Chaucer(即乔叟)去今五百年了,Snencer(即斯宾塞)去今已四百年了,他们的诗在英国已如我国商周之诗难读,而我国周秦之书尚未如此,但宋元白话文,如宋元语录,元人戏曲,则大异于今多不可解,原因是其中用了许多当时的方言土语,而宋元文章,则与今日无别。笔者想,后者可能象今天的文言普通话,故能读之无碍,而今日某些大量使用方言土语的小说,大约几百年后就要由研究家们作注和考证了。这情形我们在《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里都经常遇见。
胡先骁的意见,是对“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的批评。胡适主张“言文一致”,其实言文是不能真正一致的。文学的语言,不管怎么“白话”,它必须是文学语言,即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即从口头语中提炼出来有文学品位的语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中有文,才是文学语言,文是刺于身上的花纹,意即艺术。胡先骁说“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意,文学则于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者皆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书,信口所说,便足成文学。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乃昧于此理矣。”
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有差别,有雅俗、粗细和文野之相异。胡适取消这一差别,就取消了文学语言,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文学语言必须精确地符合塑造形象化的需要,符合人物形象的身份、气质、性格、环境、氛围和规定的典型环境。
胡先骁因此批评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这么说就这么说”之论,是“盖泛滥横绝,别无制裁之谓也。”是“不问此话是否应说,是否应于此处说,则将不问此话是否合理,是否承题,是否可以服人,是否委婉曲折可以动人,是否明辨可以服众?”
言文分离是当然的,其分离是因为“言”是文的原料,文是言的加工过的成品,原料本身却不是成品。“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结果必然“言之无文”而“行而不远”。
学衡派不反对白话,但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学衡派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主张文言不必废除,而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中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话文当初面世时,古文就不曾出面反对,否则就没有了宋元语录、宋元戏曲、以及那么多文学名著。《学衡》上就发表过好几篇白话小说,包括《学衡》主编吴宓的一篇。所谓学衡派反对白话是子虚之论。
白话文由来已久,历史近千年,小说中产生过象《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白话并非胡适所发明。白话出来后,与古文一向和平相处,从未因其异己而互相另眼相看,甚至不共戴天。正如梅光迪所说:“所谓二十世纪之活文学,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它们同是祖孙。
梅光迪所主张文学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如足下(指胡适)言改革,直欲将吾国文学尽行推翻,本体与流弊无别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徐世昌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时,曾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大概认为这是他提倡白话文的胜利,但他不满足,立即主张中学课本上也只载白话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化文好的太少,难选,就主张用他所喜欢的白话小说代替。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二十部到五十部白话小说。这主张真够荒唐透顶,这么多中长篇小说塞(实际上是代替)入中学课本,学生还有时间学习其它功课吗?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曾激烈批评这一主张。他认为学生读小说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决不能将之列入正课,占用正课时间。学生的正课时间本来是不多的。他主张中学生要多读古文,古文好的多,易选。而中学生学语文的目的是掌握文字:使其文理通顺而非培养学生当作家。梁启超的批评无异是正确的,谁能设想英国会把狄更斯、勃郎特、高尔斯华斯、劳伦斯等作家作品,法国把伏尔泰、司汤达、莫泊桑等作家作品,意大利把《神曲》、《十日谈》等名作,俄国把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塞给他们的中学生当课本,除非他们的教育部长发了疯,而学生们的家长都是哑巴。
梁启超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朱光潜在《雨天的书》中就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潜先生说“他们也许不承认。”别人没表态,唯鲁迅表态不承认,并指责这是复古思潮,是新文艺的自杀。说他自己“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鲁迅说得“旧营垒”,就是指他读过的中国书、古文。也就是他的“强敌”,他要反戈一击,制以死命。无疑,鲁迅视中国书,亦即中国文化为仇寇,而非培养他成为大作家、大文豪的中国文言文、中国书。所以鲁迅主张青年少读或干脆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不知中国书中是否包括他自己写的书,如果中国青年也一样不读他的书,那么他还写那么多书干什么?抗战时在战时首都重庆,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有一青年向他发问,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然而没有出现宋明以后那么多满清的遗老遗少,这原因很简单,不必细说,他们大多“咸与维新”了,少数的归老林泉,吟诗、书法、玩鸟、看戏,如陈宝森、陈三立、罗振玉、郑孝胥、康有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倡白话,废古文,对他们来说,毫无兴趣,没有出面一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说家,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喊倒好,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组织了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刘半农科隆出了一个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诞不经,再由刘半农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轩”一通,大力宣传了新文化派的应天顺人,应时运而进化。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堂堂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比这显得文明些的是不屑与之争辨,对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骁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此种战法能使挑战一方暴跳如雷,假如对方修养不足的话。更能使学问不足的青年折服,而使对方大丢面子。很象两将交锋之际,一将指对方不合枪法,故退出战场。古代战场上似乎未闻有此情形。
新文化运动中又一领军人物是陈独秀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胡适的《改良》一文一出,首先响应并表示全力拥护和效命是陈独秀,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以极端激进的语言,痛诋中国文学,提出了三个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非不斐然可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学作品都是应予推倒的对象。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抄袭孔孟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为表示效忠的决心,他抗着上书“文化革命军”的大旗,“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
胡适既然有了“文化革命军”,有“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作“前驱”,胆子立即壮了起来,好像吃了壮行酒,有了将“改良”改为“革命”的勇气,扩大化了陈独秀要推倒的中国文学,扩大成二千年来只有没有真价值的真生命的死文学。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有异议。”当时陈独秀的头脑里还没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个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左派。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更无须说反对意见。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当时他还是非党人士,且未掌握枪杆子,只能算半个独裁者或口头独裁者。陈独秀虽然如此赤胆忠心地愿为胡适的“前驱”,但胡适对他的这一套却并不欣赏,立即写信给陈,指出这是专制主义作风,这话太偏执了,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
不要忘记,胡适是在民主自由的美国留学的,陈独秀是在有天皇专制,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留学的。
陈虽如此专制,但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学衡派不但纷纷出来表示异议,乃至直截了当地极力反对。胡适曾指责《学衡》“谩骂”,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尝不骂,汪懋祖就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骂加上专制之风,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凉,教授、大学的学长,风度何在?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陈独秀表示了正当的不满。当陈将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夕,他被捕了,众多人为他求情,为他作出保释的签名。胡适就告诉他签名者有两位他痛骂过的“桐城谬种”,即古文学家马通伯和姚叔节,胡适说:“我怕这种不容人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陈没有早些取得成功,而使这种社会推迟了数十年。但早在此时,陈独秀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科学、民主便长时间地成为中国人梦中物。更希奇的是陈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竟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的章士钊。其辩护词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说陈“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词用的文言,党非国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说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诗、文、说话与男女之别
诗是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首要问题,中国文学之被否定,诗是第一个受害者。胡适所说二千年的死文学,诗是首位死文学,或者是该死的文学。诗的该死首先是因为诗有格律,诗有声韵和音节(西方叫音步),这些全被认为是诗神的枷锁镣铐,打破这,诗才能解放,这是诗的进化,那就是取消诗的一切特点,诗要向文看齐,“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诗则同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了。
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文有别,正如男女之有别一样,如果男女无别,不仅伦常乖舛,最终将导致人类的灭绝,诗的向文向说话看齐,诗也就灭绝了。
胡适的这类观点早在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来了。他受到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的批评。胡适曾在信中与梅相约:“愿与足下责善规过,交相勉之。”但在实际问题上,胡适根本没考虑过梅的意见,空闻责善,不值规过,反而变本加厉,上了梁山,搞了个《建议的文学革命论》出来。这篇文章标志着梅胡友谊的正式结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谓‘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文是文,诗是诗,“诗之文学(protsedicloin)与文之文学(protsedicloi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他举华兹华斯(Wordsworth)为例,认为华兹华斯也曾力主诗文一体,且谓“诗之文字与寻常语无异,然观其诗则诗,非文也。”胡适的主张是否来自华兹华斯,很令人怀疑。梅指出“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梅反对“诗家成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诗。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是足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本体与流弊分别对待是对的。他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适之白话自由诗如儿时所听的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者”。他说欧美也有类似的大举革命旗者,他劝胡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梅光迪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谓作到真正的“责善规过”,极尽诤友之义。可惜胡适昧于一偏,无法逆转。他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容人提出异议,毕竟是胡适的胜人处。
学衡派的又一大将胡光骁有一篇长文《评〈尝试集〉》,有人责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尝试集》似乎离题,实则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尝试集》必须评其诗论,如新诗之短长并古今中外之论诗之说等等。实则并未离题。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之说作出对比,以证胡适理论实践之荒谬。
胡先骁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之共识,并非胡适之首创,其实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言及。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
胡先骁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但胡先骁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诗中的神话故事,已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臻于用滥。到莎士比亚、弥尔敦的诗作出来,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问题是看用的是否恰到好处,用的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但胡适不认错,坚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声调格律、声韵、音节(或叫音步)严格地区分了诗文,连普通老百姓也懂得押韵,懂得用符合汉语音节来写唱民歌。鲁迅曾说老百姓羡慕士大夫,士大夫作七言诗,所以他们的民歌也用七言。这种言论,过去、现在听起来都会令人发笑。
胡适为提倡白话诗,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大诗人都曾如此。胡先骁说,俗字之能否入诗,必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能增强诗感诗味,而非什么俗字俗语都入诗。胡先骁举了很多例证,然后问到“何胡君之白话诗不如郑子尹郑苏庵之白话诗乎?则由于胡君但能作白话而不能作诗之故。”他说胡适《尝试集》的新诗,仅仅是白话,而非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e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胡适之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全部取消,只保留着从外国诗借来的分行排列。胡适《尝试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见。把一些散文、白话分行排列就叫诗,学会分行就叫诗人。作诗容易,猎名容易,作者便多,看起来阵容便大。
胡先骁是位大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他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有开创的功勋。我国第一间庐山植物园即由他一手创办。但他对中外文学之熟悉与研究,足使许多专家逊色。可惜罪恶的时代给了他一个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死。
对于诗,他论述很多,本文无法多作引用。而他的诗作是经大师钱钟书订定的。
下面再看看吴宓的论述。
吴宓是《学衡》的主编,为刊物的编辑出版,他抛洒了比他人多几倍的心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学比较文学,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被尊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曾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又为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自称有龙虎豹三大弟子,龙为钱钟书,虎为曹禺,豹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羡林、周一良、梁实秋等大家,他与大师陈寅恪有着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弃东北大学五千元的月薪,而自愿到东南大学去领月薪两千元,为的是编《学衡》,《学衡》的发刊宗旨等显系出自他手。为支撑《学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学兼中外,渊博而精深,涉猎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领域,同时还是位优秀的诗人,缪越曾给与高度评价。在诗论中他创“三境”说,自成一系,他爱国、爱民族、反对民族自卑,洋奴行径。他对胡适倡导而众人跟进的白话自由诗,认为是暗效美国的自由诗(freeverse),我们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笔者记得郭沫若有诗: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阵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莲花”和“莲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诗一出,便受到众多诗人和读者的抨击,出版社长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这种不要格律音韵的自由诗在部分青年中却有市场,正如吴宓所说“今日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名无学,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故不以次为诗也。”
白话自由诗脱离了诗的特有形式,丢弃了民族诗歌传统。汉诗格律是汉语特点所形成,是不以个人的主张意志改变得了的。它的严格的格律既经优秀诗人所创造,又经许多代诗人创造实践证明,它是最适于汉语诗的创作,最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当然,某些白话自由诗也可以有些诗味,正如写画也可以写出诗味,但那是画,不是诗,而白话自由诗,则有白话,有自由,但缺少的是诗的形式,诗的味道。
吴宓不主张诗走老路,他特别注重内容,他坚持说,改造中国诗的关键是充实其内容,即诗中应能容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风土、过谦、民俗、法政、科学、理论???名家著述、英雄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等等无不使之入诗,即他所说的,“熔铸新材料以入旧诗格律”,这就使诗扩大了它的题材,丰富了它的内容,表现更多事物,这当然会使中国数千年来的格律诗发生历史性的新变,“若无新变,何以代雄”(《文心雕龙》)“掇莎米之精英,扬李杜之光焰,创为真正的新诗”(莎指莎士比亚,米指弥尔敦)。吴宓眼中的新诗,就是这样的新诗,而不是非驴非马毫无中国诗气味的大白话。
“旧瓶装新酒”这是新文化运动中闹腾了一阵之后,人们为诗歌指出的一条路子,因为它一不排斥新题材、新内容,二坚持诗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这一思想的,应是吴宓。
吴宓说:“诗者,以切契高妙之笔,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诗能“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培育其进取之精神”,使“民德进而国事兴”、“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炼,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这里提出以内容美促进和影响形式美,以内容影响民心和国事,他如胡先骁一样,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格律、节奏的异同,如希腊拉丁诗、英国诗,从而证明诗与文之有别,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从而证明诗文一致的不符合文学实际。这种研究无异是学衡派对诗学的贡献,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用说新文化派,八十年来很少有一位诗歌理论家做下这一工作。大多数翻译诗出来不讲(大概也不懂)外国诗的格律,而把外国格律诗译成中国自由白话诗,让广大诗读者以为如此这般的洋货,土产也就可以照样炮制。于是“异种也称王”,而土货称臣。直到五十年代,中国神都还在说“以发展新诗为主”,大讲诗词格律在“束缚思想”。
在诗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世界,难道中国之外的世界都是那么发达富有吗?也不,还有很多比中国还愚昧、还落后、贫穷甚至过着原始人生活的世界,只知道有那么个专门欺负、侵略中国的世界,也正是胡适可指的世界。那个世界有人憎恨,有人害怕,有人钦羡。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倡导人: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