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开学报名当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的22500元的“超生罚款”。近些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执法”的现象并不罕见，贵州自去年开展“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以来，这一做法得以强化。被捆绑的不单义务教育，医保报销、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也包含在内。在王光荣死后第二天，贵州黔西南州明确表态取缔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但在贵州其他地方，“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仍在推进。
在捱过穷困、债务、病痛和牢狱之后，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最终被22500元的“超生罚款”压垮了。
今年3月3日，开学报名当天，这名4个孩子的父亲用美工刀片割断了自己的手腕，自杀身亡。
消息通过网络传出迅速引发关注。舆论的矛头指向被计生政策捆绑的义务教育――学生开学报名时，需要带上有计生部门开具的“超生罚款”缴清证明，不然无法进校读书。
兴义当地很快辟谣，称王光荣之死与“超生罚款”无关，四个孩子均已在当天入学。至于王光荣的死因，“正在调查”。与此同时，王光荣的妻子吴金敏获得了6万元的安葬费以及政府帮忙建房的承诺。
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何与同为“国策”的义务教育发生关联？早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近些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之法”的现象并不罕见；而贵州自2013年开展“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以来，这一做法得以强化。被捆绑的不单义务教育，医保报销、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也包含在内。一旦人们在计划生育政策上违规，办理其他事项都会受到掣肘，一些诸如低保之类的普惠政策也难以享受。
那么，作为“超生父亲”的王光荣，在了断自己之前遭遇了怎样的现实困厄？
“计生证明”
王光荣有4个孩子，除最小的儿子外，其余三个都是女儿。长女和次女在万屯读初一，三女和儿子在村子里的下坝小学读小学。开学前，这个不识字的农民听说他家属于“严重超生”，所要缴纳的罚款数额可能比较大，赶紧跑到万屯计生站去打听。回来后告诉妻子，罚款一共是22500元。
万屯镇计划生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吴万斌告诉早报记者，王光荣超生的两个孩子，合计应缴纳“社会抚养费” 18000元；王的第二个孩子要缴纳“超怀费、无证生育费”4500元，两者合计22500元。
直到大约开学前一周，下坝小学的大门前贴出通知，告知家长开学的时间和报名所要携带的材料，其中包括缴清罚款的“计生证明”，“其实就是叫你交罚款”。附近多位村民向早报记者证实，曾看到过这份用毛笔写在红纸上的通知。
但下坝小学校长刘福否认了张贴通知的事。“学生都是直接来报名，立马发书，还吃了午餐呢。”5月6日，早报记者在下坝小学大门侧面，看到被撕去的红纸留下的痕迹。刘福则解释说，“只是贴了通知关于开学的时间，没有说带计生证明。”
早报记者注意到，村民们所说的“计生证明”，实际上是一本巴掌大的《万屯镇社会抚养费缴纳证明》，上面注明了所需缴纳费用的总额，以及每次所缴纳的数额。
看到通知后，村民们紧张起来，开始四处筹钱。
这笔“超生罚款”让王光荣一筹莫展。这期间他又去万屯计生站询问了一次，据吴金敏回忆，丈夫带回的原话是：“至少要交18000元，一手干（即一次缴清）”。丈夫还告诉他，听说报名前未缴清的，过期将会加倍罚款。
之前他们听说，有邻居应该交10000多元，但去说情之后打了5折，只交了5000多元。王光荣和妻子合计着，说不定自己交10000多元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为此，吴金敏向娘家借了6000多元，以为再想点办法就可以渡过难关。
无从知晓王光荣所言“打折”和“加倍罚款”从何而来，但这笔罚款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算。“他是个文盲，别人说什么他都信，肯定是被吓住了。”事后吴金敏分析丈夫当时的心理。随后的几天，她发现丈夫变得沉默了很多，“很少说话，也不出去玩了。”王光荣偶尔会在她面前感叹：“娃娃读不成书，以后就和我们一样（是文盲）了。”
王光荣并未放弃努力。一向不喜欢求人的王光荣开始给熟络的人打电话，但愿望往往落空。“都要交罚款，人家也帮不上忙。”吴金敏说。临近开学的前几个晚上，王光荣仍在打电话借钱，吴金敏听见丈夫挂断电话后偶尔会叹气，但他并没有在妻子面前流露出太多忧虑。
割腕
村民唐永江说，许多家庭都是举债或者卖掉牲口凑钱，他有两个儿子，罚款共计2300元，此前陆续交过一些，当时还剩下1000多元。为此他将家里的一头半大的小猪卖掉，偿清了这笔罚款。
但王光荣没有可以变卖的家产，3间老旧的房子还是从邻居家里买过来的，即使卖掉家里的1头猪和5只鸡，也无法凑齐18000元这个“天文数字”。
当天适逢农历二月初二，当地有祭山的习俗。惯常的程序是，村里每家凑点钱，到后山一座龙王庙做一顿饭吃。王光荣从万屯回来后，被邻居们吆喝着去祭山，并没有和妻子说太多罚款的事。
吴金敏甚至觉得，前几日有些焦虑的丈夫当时心情不错。她让王光荣盛一碗米饭带过去，王却笑着回答道：“有肉吃，还吃什么饭！”
一切似乎看不出征兆。下午三四点祭山结束后，王光荣又到村里的唐永健家帮忙，唐家正好为儿子办满月宴。吴金敏也在这里帮忙，她记得当晚丈夫还和几个村里的人玩了一会儿牌。大约晚上8点多，他们一起回到家里。
第二天早上就是孩子们报名的时间了。吴金敏一大早就起来给四个孩子收拾行李，按照约定，由丈夫70岁的父亲李水强（李水强本姓王，过继到李家后改姓李）送孩子们去读书。
吴金敏发现丈夫醒了，但并没有起床。10岁的三女儿向父亲要生活费，父亲说他没有钱，“找你妈要”。小女孩又说要带“计生证明”，父亲同样拒绝了，“他说我们没有证明，要到计生站去开”。
三女儿向早报记者回忆，此前几天她曾向父亲要过几次“计生证明”，“感觉他好像要烦了”。7点左右，4个孩子跟着爷爷沿着田埂的小路，走到村头的公路上去赶车。
8点多，从兴义回来的大哥王甫来到王光荣家，问他是否要去唐家帮忙。王光荣当时告诉他腿疼。王甫掏出500元钱丢到床上。王甫说，此前，王光荣陆陆续续欠他4000多元，但王光荣很少开口借钱，多半都是他看不过去，主动给的。
9点多的时候，老母刘会香亲自过来看望儿子，给了他100元钱。“我说先拿去交一点，但他就是不要，还说我不懂。”
收拾好家务，吴金敏出门时将近11点，这时正好碰到邻村的幺舅李万华来串门。吴金敏得知，李万华也是来借钱的，去年他贷的10000元款即将到期了。李万华告诉早报记者，见面后两人喝了一些酒，他试探着问了王光荣有没有钱借，王回答他，“两个娃娃可能都读不成书了，村子里到处都在借钱。”
不多时，去万屯送孙子的李水强正好回来，吴金敏开始张罗着做午饭。吃完午饭将近12点，李万华和李水强离开了王光荣家。吴金敏随后去邻居家帮忙了。
临走时，王光荣说他觉得冷，还想到床上去躺一会再去帮忙。
12点50分左右，同在唐家帮忙的邻居告诉吴金敏，说听见他们家有“砰砰”的响声，吴赶紧跑回家。
她推开门，看到王光荣跪在床边，头栽倒在地上的一块土坑里。屋里光线很暗，她还以为丈夫晕倒了。吴金敏赶紧上前，丈夫已经浑身冰凉，“土坑里都流满了血”。
随后，她在丈夫身边找到了割腕用的刀片。
“超生父亲”
吴金敏事后回忆，丈夫在自杀前几天叨念孩子报名的事，这在以前很少有过。“他经常说要让娃娃多读点书，不要长大像我们一样。”吴金敏告诉早报记者。
王家的小儿子小金（化名）来之不易。2000年前后，吴金敏生下了大女儿小燕（化名），两年后又诞下二女小樱（化名）后，意味着这对夫妻合法生育权利的终结。
王光荣兄弟四人，重男思想较重，加之大哥王甫膝下也没儿子，作为二弟的他觉得一定要为家族增添一名男丁。在二女儿两岁的时候，王光荣和妻子逃离下坝，来到邻镇郑屯，准备在这里继续生第三个孩子。
王光荣开始在镇上找零工干，有时候也贩卖蔬菜做小生意。“那时候日子很苦，每天还担惊受怕的”。但第三胎又是个女儿。
王光荣决定再赌一次，很快妻子的肚子又隆起了。这段时间王光荣更加勤奋，他还开了一个做蜂窝煤的小厂子，自己做自己卖。每天能做1000多个煤块，一个卖一毛钱。“有时候能卖几百个，有时候一个也卖不出去。”吴金敏说。
据王家人的讲述，2004年，一个在郑屯的朋友借了王光荣100元钱，后王光荣因为缺钱前去讨要，对方不给，还威胁要打他。随后双方发生了冲突，王光荣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伤了这名男子。
据当地人讲述，这位受伤的男子住院一段时间后就回家了，但王光荣为此付出了4年的自由。2006年，他被关进了安顺监狱，直到2010年出狱。
吴金敏说，出事后他们从郑屯搬到了兴义，王光荣去一个隧道做工，但没多久就遭遇塌方，腰部损伤，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不久，又查出膀胱结石。当时妻子即将到达预产期，无法找活儿干，他们只能四处借钱生活、治病。
就在儿子7个月的时候，王光荣被警方带走。王光荣从未向妻子说起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吴金敏只记得每次监狱那边打来电话，都说需要钱。她从狱警那里得知丈夫身体不好，每次都要东挪西凑几千元带过去。吴金敏说，4年时间，丈夫在监狱里就花了1万多元。
出狱后，王光荣极少说起自己的病痛，不过大哥王甫告诉早报记者，直到去年底，王光荣仍旧在吃治疗膀胱结石的药，还到兴义医院检查过。今年没再服药，他也不清楚是因为没钱还是病情好转。
王光荣坐牢期间，妻子几乎都靠亲戚接济过活。出狱后的王光荣，儿子已经4岁了，还债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当时一家人还挤在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王光荣借钱买了邻居家三间旧屋。他对妻子说，“以后有钱了自己再盖。”
看起来，这个男人准备开始新生活了。吴金敏说，丈夫出狱不久就到广东一家家具厂打工，但待了不到一个月因为家里有事折返。此后，他又到各地找活儿干，由于既无文化又无技能，只能找些体力活儿打零工。就在自杀前段时间，他还去昆明做水泥工，但也只待了一个月左右。吴金敏说，家里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至今还欠下银行3万元的贷款。贷款也是为了还债，“当时还完就还剩几千块了”。
“捆绑式执法”
在王光荣逃离下坝的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该案间接影响到了当地计生工作的执法方式。 2004年元月，安龙县海子乡计生站的站长刘超带领11个人到安王村开展计生工作。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附近村民回忆说，这群人其实就是为了追讨罚款，安王村刘武厚的三儿媳严文珍是计生对象。
贵州高院2004年10月8日作出的终审判决显示，计生工作人员通知严文珍缴社会抚养费，严不配合，随后发生冲突。刘武厚的四子刘进元看到后，从家里拿来一把手电筒，刘超等人怀疑其带着刀，便将其按倒在地实施殴打。
见到儿子和媳妇遭遇殴打，68岁的刘武厚回家拿起一把杀猪刀，冲向人群。一阵乱捅之后，刘超当场死亡；另一位计生干部赵庭专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其余多名干部受伤。
半年之后，刘武厚在一个山洞里被抓，后被判处死刑。
附近村民告诉早报记者，凶案发生后，计生站的执法明显柔和了很多，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从未提过交罚款的事，暴力执法越来越少见了。相关部门也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即人们在计生政策上出现违规，办理其他事项将受到限制。这成为近些年计生政策执法的显著变化。
但与之相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据媒体报道，在广州、江西等地，都出现过因无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学生无法报名上学的情况。计生政策普遍与住房、入学、医保，甚至暂住证绑定执行。
早报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至少在2011年，兴义市就开始将义务教育绑定在计生政策上。当地兴义网的一篇名为《兴义教育系统强力推进计生工作》的报道中，提到“各站（校）与学生家长签订诚信计生协议或合同，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运行机制”。
这篇报道还专门提到，“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凡是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和从外校转入的其他年级学生，需携带计生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方能办理入学手续”。
不过，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告诉早报记者，教育系统对计生单位的要求并不满意，“他们并不是不懂法，义务教育也是国家政策”。因此，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吴金敏告诉早报记者，此前4个孩子入学，均未要求查看“计生证明”，所以她家22500元的超生罚款一分未交。
“通俗地说，就是如果你不交‘超生罚款’，别的事也办不了。”前述匿名人士告诉早报记者，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
王光荣死后，当地迅速辟谣称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无关。但吴金敏告诉早报记者，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吴金敏哭诉着喊道：“你来叫他们找你爸爸要，人都四脚朝天了。”
巧合的是，在王光荣死后第二天，当地媒体报道，3月3日，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桑维亮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就抓好人口计生“双诚信双承诺”工作整改有关事宜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原与教育捆绑的‘双诚信双承诺’文件作废”。
早报记者查询发现，这也是贵州唯一一个地区，明确表态取缔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在贵州其他地方，“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仍在推进，打开网页，相关新闻仍频频出现。
（原标题：贵州“超生父亲”之死：捆绑式计生执法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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