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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白二中的历史 (2人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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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榕木头下的顽童 @ 2006年06月14日 Wednesday, 02:49 PM)
那位校友知道我们学校的历史情况？如建校时间等等。。。
从下面的记载，电白二中的历史起码有120年的历史了。。。
下面来自高州市教育介绍文字：
我市的高州中学，高州二中，分界中学，茂名市五中，化州一中，中垌中学，电白一中，电白二中，电白四中，西江中学等十所历史名校，分别创办于晚清“废科举，兴学堂”至“五 四”前的“辛亥革命”时期。这正是我国由古代封建文化向近代新文化变革转型的飞跃时期。这些学校在粤西大地上破土而出，见证了我国近代新文化教育冲破旧封建文化桎梏的变革和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此，追寻她们走过的足迹，缅怀这段文化历史，总结她们的经验和教训，珍惜她们创造出来的成果，以及保护好这些名校，让她们在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的时代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补注：
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
那位校友知道我们学校的历史情况？如建校时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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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自高州市教育介绍文字：
我市的高州中学，高州二中，分界中学，茂名市五中，化州一中，中垌中学，电白一中，电白二中，电白四中，西江中学等十所历史名校，分别创办于晚清“废科举，兴学堂”至“五 四”前的“辛亥革命”时期。这正是我国由古代封建文化向近代新文化变革转型的飞跃时期。这些学校在粤西大地上破土而出，见证了我国近代新文化教育冲破旧封建文化桎梏的变革和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此，追寻她们走过的足迹，缅怀这段文化历史，总结她们的经验和教训，珍惜她们创造出来的成果，以及保护好这些名校，让她们在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的时代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补注：
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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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
作者/张鸣
今年，是科举废除百周年。百年前，一项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就这么完了。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1905年这年，关于废科举，居然一字未提。戊戌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哇国里，知识界看起来已经贴然接受这个在我们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被美籍华人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居然完结的这么无声无嗅，波澜不惊，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而且让当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惊奇之余，未免有点盲目乐观，《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理循没有明白，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以及中间小的变革，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形成了实际上的"半公司"架构，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人治"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纲"，每次出了问题，大家就指望"纲举目张"，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选举制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随着中国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越来越高。当然，一般说来，这种批判的内容大抵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之中，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本质上跟明末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批判，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西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利，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说服力。事实上，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败，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而且引发了改革的紧迫感，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人们不仅听到了"破"的呼声，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样，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在事实上跟科举制度并不对应，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一个台阶--进学成为生员（秀才）。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引述古义（周礼所谓的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误会，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维方式，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们，即使是最西化的先进分子，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类学上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失误，从一开始就拿西方的学校制度来类比科举。一直比到科举废除还意犹未尽。
其实，尽管清朝官学是跟科举捆绑在一起的，但恰是因为这种捆绑，反而使得官学逐渐退化，到了晚清时节，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段可有可无的阑尾。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房屋设备齐全，但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进学的实际意义，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主要是为了拥有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并得到民间的尊重，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而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选举社会"，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无论是早先的察举，还是后来的科举，都既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更是使社会围绕着政府旋转的磁石。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其次是举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从进士到童生，台阶虽然只有四层，可上层和下层，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数十万。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用《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样要赶考。自元朝以来，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举考试不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一批居住了城市里，专门编制、评点"考试复习资料"为生的读书人，也刺激了乡村的私学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口径的谋生饭碗，使得中国的古代社会有了惊人的识字率。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塑造了大批的读书人"应考--谋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谓"耕--读"的模式（许多乡村的读书人，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种地）。这种模式不仅给了读书人还算体面的生活，而且为乡村礼俗生活提供了"礼教"的资源，维持了乡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试不止，不仅仅出于他们对仕途的迷恋，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模式。
在科举废除的时候，虽然来自西方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已经进得门来几十年，在政治上，业已成功地将中国拉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但在社会生活上，除了少数的沿海口岸城市外，这些外来者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换言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尽管已经进入20世纪，依然还是按着古老步调，演着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旧戏"。那些沿海城市，虽然也逐渐有了记者、律师、银行职员之类的现代职业，但由于过于稀缺，一时也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们的需要。在科举废除前，虽然学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学堂办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务部门。而西方教会办的新式学校，毕业生如果不设法留洋的话，只有留在教会内部消化。事实上，直到科举废除，在学堂里读书的人们，多半是脚踩两只船，一边学着声光化电和ABCD，一边复习着八股文，背诵子曰诗云，随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年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后来回忆，在科举废除前夕，在学堂读书的他，仍然受家里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参加秀才考试，"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有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笔者注），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知堂回想录》）不管社会舆论对科举的态度如何，在周氏昆仲和其他类似处境的读书人来说，脚踏两只船，无非是多一条发达晋升的途径而已。
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科举之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送到省城里上学堂。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粮子"（过去对士兵的称呼）。显然，他们这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民。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烧先生""打学堂"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兴办学堂的不满。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科举的声音。
人类学告诉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国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状态的改变和混乱。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最后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梁的一根稻草。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现在我们现在是无法弄清了。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恶运中走出来，不仅有识之士，每每谈及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最糟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虽然比进士出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处理）。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不仅科举复活，而且我们的学校以及相关的教育机构，也有复古的迹象。学校基本上变成了衙门，而教师有官阶和官身，但没有权力、薪水微薄而且寒酸，现在也差不多。过去是学官管着教师，现在依然，过去是学生看重学官而不看重教师，现在依然。虽然，改革已经有了20多年历史，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更要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现象。
实际上，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决然地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干部选拔（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结果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干部选拔制度，变得历史上空前的糟糕。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改掉高考像科举的毛病，更没有办法改掉教育按给定式形式灌输的弊病，同时也没有办法真正通过考试来选拔干部，例行的公务员的考试，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干部选拔制度的一个小小的补充。这种变革，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极权体制对官员畸形的控制欲望，和对教育赋予"思想改造"内涵的基本逻辑。就是，更多的考虑控制，而轻视效率，更不用说人权。教育的逻辑，是所谓的李申科思想的合理延伸。既然是培养齿轮和螺丝钉，那么，教育就只在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技术，二是驯化。在这种情形下，科举的复活，也就成为必然。当年的官味十足的金字塔，依然重现于现在，因为现在由这个需要，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一百年了，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出来，甚至更糟。
作者/张鸣
今年，是科举废除百周年。百年前，一项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就这么完了。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1905年这年，关于废科举，居然一字未提。戊戌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哇国里，知识界看起来已经贴然接受这个在我们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被美籍华人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居然完结的这么无声无嗅，波澜不惊，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而且让当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惊奇之余，未免有点盲目乐观，《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理循没有明白，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以及中间小的变革，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形成了实际上的"半公司"架构，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人治"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纲"，每次出了问题，大家就指望"纲举目张"，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选举制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随着中国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越来越高。当然，一般说来，这种批判的内容大抵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之中，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本质上跟明末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批判，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西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利，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说服力。事实上，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败，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而且引发了改革的紧迫感，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人们不仅听到了"破"的呼声，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样，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在事实上跟科举制度并不对应，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一个台阶--进学成为生员（秀才）。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引述古义（周礼所谓的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误会，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维方式，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们，即使是最西化的先进分子，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类学上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失误，从一开始就拿西方的学校制度来类比科举。一直比到科举废除还意犹未尽。
其实，尽管清朝官学是跟科举捆绑在一起的，但恰是因为这种捆绑，反而使得官学逐渐退化，到了晚清时节，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段可有可无的阑尾。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房屋设备齐全，但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进学的实际意义，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主要是为了拥有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并得到民间的尊重，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而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选举社会"，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无论是早先的察举，还是后来的科举，都既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更是使社会围绕着政府旋转的磁石。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其次是举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从进士到童生，台阶虽然只有四层，可上层和下层，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数十万。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用《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样要赶考。自元朝以来，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举考试不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一批居住了城市里，专门编制、评点"考试复习资料"为生的读书人，也刺激了乡村的私学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口径的谋生饭碗，使得中国的古代社会有了惊人的识字率。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塑造了大批的读书人"应考--谋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谓"耕--读"的模式（许多乡村的读书人，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种地）。这种模式不仅给了读书人还算体面的生活，而且为乡村礼俗生活提供了"礼教"的资源，维持了乡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试不止，不仅仅出于他们对仕途的迷恋，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模式。
在科举废除的时候，虽然来自西方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已经进得门来几十年，在政治上，业已成功地将中国拉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但在社会生活上，除了少数的沿海口岸城市外，这些外来者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换言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尽管已经进入20世纪，依然还是按着古老步调，演着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旧戏"。那些沿海城市，虽然也逐渐有了记者、律师、银行职员之类的现代职业，但由于过于稀缺，一时也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们的需要。在科举废除前，虽然学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学堂办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务部门。而西方教会办的新式学校，毕业生如果不设法留洋的话，只有留在教会内部消化。事实上，直到科举废除，在学堂里读书的人们，多半是脚踩两只船，一边学着声光化电和ABCD，一边复习着八股文，背诵子曰诗云，随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年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后来回忆，在科举废除前夕，在学堂读书的他，仍然受家里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参加秀才考试，"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有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笔者注），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知堂回想录》）不管社会舆论对科举的态度如何，在周氏昆仲和其他类似处境的读书人来说，脚踏两只船，无非是多一条发达晋升的途径而已。
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科举之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送到省城里上学堂。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粮子"（过去对士兵的称呼）。显然，他们这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民。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烧先生""打学堂"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兴办学堂的不满。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科举的声音。
人类学告诉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国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状态的改变和混乱。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最后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梁的一根稻草。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现在我们现在是无法弄清了。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恶运中走出来，不仅有识之士，每每谈及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最糟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虽然比进士出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处理）。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不仅科举复活，而且我们的学校以及相关的教育机构，也有复古的迹象。学校基本上变成了衙门，而教师有官阶和官身，但没有权力、薪水微薄而且寒酸，现在也差不多。过去是学官管着教师，现在依然，过去是学生看重学官而不看重教师，现在依然。虽然，改革已经有了20多年历史，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更要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现象。
实际上，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决然地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干部选拔（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结果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干部选拔制度，变得历史上空前的糟糕。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改掉高考像科举的毛病，更没有办法改掉教育按给定式形式灌输的弊病，同时也没有办法真正通过考试来选拔干部，例行的公务员的考试，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干部选拔制度的一个小小的补充。这种变革，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极权体制对官员畸形的控制欲望，和对教育赋予"思想改造"内涵的基本逻辑。就是，更多的考虑控制，而轻视效率，更不用说人权。教育的逻辑，是所谓的李申科思想的合理延伸。既然是培养齿轮和螺丝钉，那么，教育就只在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技术，二是驯化。在这种情形下，科举的复活，也就成为必然。当年的官味十足的金字塔，依然重现于现在，因为现在由这个需要，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一百年了，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出来，甚至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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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激烈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历史原因
文章作者：[华山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首的一批文人为什么会激烈反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直是令许多人困惑不清的事情，这里，笔者简单追溯一下该问题的几个历史原因。
一，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长期持续的中西方政治经济主权冲突的一个延续事件，这件事情更多的是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错误相关，也与参加巴黎和会的梁启超对这件涉及到国家主权事件上的文化鼓动相关，所以，尽管陈独秀等人后来都参加了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当时他们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不是五四政治运动的主角，五四运动的主角除了当时北洋政府的一些政治要人外，就应该算是当时介于政界和文化界的要人梁启超了，所以，五四运动的主角，应该首推梁启超。后来，由于革命宣传的原因，我们今人常常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且误将陈独秀等人当成为了五四运动的主角。严格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救亡国家的政治运动，不是新文化运动，这是今人应该搞明白的。现今人们常说的五四反帝运动，主要就是指的这场五四政治运动事件。
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指陈独秀从日本回国以后，于1915年开办《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中所掀起的一场宣传外国各种主义和批判孔子礼教及其倡导新文学形式的运动，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是护法政治军事运动。后来，许多人出于理解上的方便原因，将1915年到1937年爆发全面抗日战争的这段时间中的所有涉及到所谓新旧文化和各种主义之争的事件，都叫做新文化运动，这样，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就非常宽泛了，包括了许多人物和文化事件，到目前为止，关于新文化运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和事件事件的公认定位。由于这场文化运动主要是宣传外来的各种主义和批判中国的所谓的旧文化，所以，今人所说的五四反封建，就是指的这场新文化运动。
二，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外部原因
尽管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从形式与内涵及其组织成员上都属于两个事件，但是，由于这两件事件又都共同孕育于中国近代史中的许多共同事件，所以，现在人们将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称呼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如果追溯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事件，都直接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相关，而中国的这一系列内变事件则又与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相关，所以，搞清楚中西方最初的一些冲突事件，是我们今人搞清楚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激烈反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法门。
16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民族国家形式形成，他们对外的军事和经济扩张，拉开了世界从此动荡的序幕。17世纪，西方基督教发生新教革命，基督教新教的普世热情，又拉开了西方对外文化扩张的帷幕。
中国历史上是个无宗教排他性的国度，所以，当时西方各国各教派的基督教传教士几乎无阻力的就进入中国开始传播基督教，但是，由于基督教是个具有强烈排异性质的宗教，他们进入中国以后，要求自己的中国教徒和中国教区不能够按照中国任何传统礼仪制度行为，一切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基督教教规，这样，就在中国发生了连续几百年的“礼仪之争”，甚至导致了几百年的一系列教案。后来，随着西方军事经济对外扩张能力的加强，这样的“礼仪之争”在中国越演越烈，甚至导致了康熙皇帝介入调协此事，但是，由于西方基督教并不打算自己象历史上的佛教那样入乡随俗，这样，宗教中的礼仪之争逐步发展成为教案冲突，再后来又直接和间接导致了许多政治和军事冲突事件，甚至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中国近代史上持续几百年的礼仪制度之争，实质上首先是由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只准自己的中国教徒和教区民众信仰遵守自己的严格教义所引发的，这样的礼仪之争，就是后来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源头。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后来的所谓的反帝和反封建，都是西方人的对外经济军事扩张和文化扩张行为所强加的，并非是中国人的自愿。
三，太平天国的原因
由于以上所说的的历史原因，到了太平天国这里，便发展成为了由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去主动反儒释道的“斩邪留正”政治文化运动，这就是说，太平天国的“斩邪留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封建的主要理论来源。
四，洋务运动的原因
洋务运动是中国主动适应外来西方列强的冲击的一次内部改革运动，这样的运动只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的具备内在求变的文化国度中，张之洞等洋务运动的领导人当时表现了极大的开放性，主动向外派遣留学生，甚至向战胜自己的敌国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的自然科学技术者为自己的国家带回了许多实用的科学技术，但是，也有许多象严复这样的学者带回了外来的各种主义，其中，民国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都在外国学到了不成系统的外国主义理论，他们回国以后，便以为自己为中国已经偷到了天火，甚至普遍产生了一种中国的救世主心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反中国传统的。
五，日本福泽谕吉的原因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绝大部分人都是留日人员，这些人多少都受到了福泽谕吉的影响，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文化领袖人物，是脱亚入欧的主要人物，也是大力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早人物，这就是说，福泽谕吉对一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人之所以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原因，这反映出了当时的中国文人邯郸学步的荒唐性。
六，中国文化结构本身问题的原因
中国朱熹理学具有排他性，这就是说，朱熹理学本身带有一定的亚宗教性质，这点，目前中国学界还普遍没有注意到。由于朱熹理学在建立的时候，不仅将以扬雄为代表的蜀学学统全部打压了下去，他还对佛老之学加以排斥，甚至对与他同时代的陆九渊和陈亮叶适等人的学说全部进行打压，朱熹在他建立的学统中几乎把中国历代先哲批判了个完，他只赞扬孔子、孟子、张良和诸葛亮及其二程周敦颐等人，所以，当后来统治者选择了朱熹理学为正统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以后，事实上就使中国的其他学说思想处于了受压制状态，这样，中国在元明清三代的文化结构是严重失调的，也使本来极其开放的儒学带有亚宗教性质，在朱熹理学的影响下，地方家族宗法和科举题目也开始十分的压抑人，这是中国自己文化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后来洪秀全等人大势反孔且伤及其他所有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道理在其中。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文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是朱熹理学有问题；朱熹理学从学术上讲，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中国的政治选择有问题。这就是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缺乏了完善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这样才导致了后来中国社会实用性的思想文化结构出现了压抑人的问题。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文化，虽然暴露了他们这批学人的简单武断性问题，但是，他们反传统本身也是事出有因。
七，对科学理解不精的原因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完全将“科学”当成为了解救中国出苦海的洋菩萨，加上他们本身的激进排他问题，所以，他们这批基本无科学实践素养的人，在反起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上是异常激烈的，但是，反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不科学的行为，这点，恐怕他们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致死也没有搞明白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八，袁世凯的尊孔原因
当时，陈独秀之所以激烈反孔，主要是为护法运动鼓噪，应该说，陈独秀当时的反孔的政治动机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至少应该知道袁世凯称帝尊孔也不过是在利用孔子而已，所以，他应该极力批判袁世凯的行为，不应该去攻击孔子，这也表现出了陈独秀等人的短视和功利性。这就是说，当时的陈独秀等人批孔却不直接批评北洋政府，他们是将批孔演义成为了“打龙袍”的闹剧了。所以，后来袁世凯死亡以后，陈独秀又在不同场合表达自己并非彻底否定孔子，但是，他所造起的反孔却已经烧起来了，并从而导致了后来陈序经胡适等人的“彻底西化”，这，的确是一次历史的误途，给中国造成了许多麻烦。现在的许多技艺不精的中国学人，都还在延续着这样的历史误途！
以上仅是浅说，希望大家补充和批评。
文章作者：[华山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首的一批文人为什么会激烈反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直是令许多人困惑不清的事情，这里，笔者简单追溯一下该问题的几个历史原因。
一，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长期持续的中西方政治经济主权冲突的一个延续事件，这件事情更多的是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错误相关，也与参加巴黎和会的梁启超对这件涉及到国家主权事件上的文化鼓动相关，所以，尽管陈独秀等人后来都参加了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当时他们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不是五四政治运动的主角，五四运动的主角除了当时北洋政府的一些政治要人外，就应该算是当时介于政界和文化界的要人梁启超了，所以，五四运动的主角，应该首推梁启超。后来，由于革命宣传的原因，我们今人常常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且误将陈独秀等人当成为了五四运动的主角。严格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救亡国家的政治运动，不是新文化运动，这是今人应该搞明白的。现今人们常说的五四反帝运动，主要就是指的这场五四政治运动事件。
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指陈独秀从日本回国以后，于1915年开办《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中所掀起的一场宣传外国各种主义和批判孔子礼教及其倡导新文学形式的运动，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是护法政治军事运动。后来，许多人出于理解上的方便原因，将1915年到1937年爆发全面抗日战争的这段时间中的所有涉及到所谓新旧文化和各种主义之争的事件，都叫做新文化运动，这样，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就非常宽泛了，包括了许多人物和文化事件，到目前为止，关于新文化运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和事件事件的公认定位。由于这场文化运动主要是宣传外来的各种主义和批判中国的所谓的旧文化，所以，今人所说的五四反封建，就是指的这场新文化运动。
二，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外部原因
尽管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从形式与内涵及其组织成员上都属于两个事件，但是，由于这两件事件又都共同孕育于中国近代史中的许多共同事件，所以，现在人们将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称呼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如果追溯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事件，都直接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法战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相关，而中国的这一系列内变事件则又与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相关，所以，搞清楚中西方最初的一些冲突事件，是我们今人搞清楚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激烈反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法门。
16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民族国家形式形成，他们对外的军事和经济扩张，拉开了世界从此动荡的序幕。17世纪，西方基督教发生新教革命，基督教新教的普世热情，又拉开了西方对外文化扩张的帷幕。
中国历史上是个无宗教排他性的国度，所以，当时西方各国各教派的基督教传教士几乎无阻力的就进入中国开始传播基督教，但是，由于基督教是个具有强烈排异性质的宗教，他们进入中国以后，要求自己的中国教徒和中国教区不能够按照中国任何传统礼仪制度行为，一切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基督教教规，这样，就在中国发生了连续几百年的“礼仪之争”，甚至导致了几百年的一系列教案。后来，随着西方军事经济对外扩张能力的加强，这样的“礼仪之争”在中国越演越烈，甚至导致了康熙皇帝介入调协此事，但是，由于西方基督教并不打算自己象历史上的佛教那样入乡随俗，这样，宗教中的礼仪之争逐步发展成为教案冲突，再后来又直接和间接导致了许多政治和军事冲突事件，甚至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中国近代史上持续几百年的礼仪制度之争，实质上首先是由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只准自己的中国教徒和教区民众信仰遵守自己的严格教义所引发的，这样的礼仪之争，就是后来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源头。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后来的所谓的反帝和反封建，都是西方人的对外经济军事扩张和文化扩张行为所强加的，并非是中国人的自愿。
三，太平天国的原因
由于以上所说的的历史原因，到了太平天国这里，便发展成为了由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去主动反儒释道的“斩邪留正”政治文化运动，这就是说，太平天国的“斩邪留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封建的主要理论来源。
四，洋务运动的原因
洋务运动是中国主动适应外来西方列强的冲击的一次内部改革运动，这样的运动只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的具备内在求变的文化国度中，张之洞等洋务运动的领导人当时表现了极大的开放性，主动向外派遣留学生，甚至向战胜自己的敌国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的自然科学技术者为自己的国家带回了许多实用的科学技术，但是，也有许多象严复这样的学者带回了外来的各种主义，其中，民国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都在外国学到了不成系统的外国主义理论，他们回国以后，便以为自己为中国已经偷到了天火，甚至普遍产生了一种中国的救世主心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反中国传统的。
五，日本福泽谕吉的原因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绝大部分人都是留日人员，这些人多少都受到了福泽谕吉的影响，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文化领袖人物，是脱亚入欧的主要人物，也是大力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早人物，这就是说，福泽谕吉对一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人之所以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原因，这反映出了当时的中国文人邯郸学步的荒唐性。
六，中国文化结构本身问题的原因
中国朱熹理学具有排他性，这就是说，朱熹理学本身带有一定的亚宗教性质，这点，目前中国学界还普遍没有注意到。由于朱熹理学在建立的时候，不仅将以扬雄为代表的蜀学学统全部打压了下去，他还对佛老之学加以排斥，甚至对与他同时代的陆九渊和陈亮叶适等人的学说全部进行打压，朱熹在他建立的学统中几乎把中国历代先哲批判了个完，他只赞扬孔子、孟子、张良和诸葛亮及其二程周敦颐等人，所以，当后来统治者选择了朱熹理学为正统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以后，事实上就使中国的其他学说思想处于了受压制状态，这样，中国在元明清三代的文化结构是严重失调的，也使本来极其开放的儒学带有亚宗教性质，在朱熹理学的影响下，地方家族宗法和科举题目也开始十分的压抑人，这是中国自己文化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后来洪秀全等人大势反孔且伤及其他所有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道理在其中。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文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是朱熹理学有问题；朱熹理学从学术上讲，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中国的政治选择有问题。这就是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缺乏了完善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这样才导致了后来中国社会实用性的思想文化结构出现了压抑人的问题。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文化，虽然暴露了他们这批学人的简单武断性问题，但是，他们反传统本身也是事出有因。
七，对科学理解不精的原因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完全将“科学”当成为了解救中国出苦海的洋菩萨，加上他们本身的激进排他问题，所以，他们这批基本无科学实践素养的人，在反起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上是异常激烈的，但是，反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不科学的行为，这点，恐怕他们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致死也没有搞明白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八，袁世凯的尊孔原因
当时，陈独秀之所以激烈反孔，主要是为护法运动鼓噪，应该说，陈独秀当时的反孔的政治动机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至少应该知道袁世凯称帝尊孔也不过是在利用孔子而已，所以，他应该极力批判袁世凯的行为，不应该去攻击孔子，这也表现出了陈独秀等人的短视和功利性。这就是说，当时的陈独秀等人批孔却不直接批评北洋政府，他们是将批孔演义成为了“打龙袍”的闹剧了。所以，后来袁世凯死亡以后，陈独秀又在不同场合表达自己并非彻底否定孔子，但是，他所造起的反孔却已经烧起来了，并从而导致了后来陈序经胡适等人的“彻底西化”，这，的确是一次历史的误途，给中国造成了许多麻烦。现在的许多技艺不精的中国学人，都还在延续着这样的历史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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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
2004-04-28 10:45:20 人民日报 龚书铎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绪的宣泄”。
●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旧思想、旧传统，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新的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发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直至如今，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年，还仍然是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观点相去甚远，需要继续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情绪化”的产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登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他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大搞帝制复辟。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命令全国“尊崇孔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尊孔复古组织。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袁世凯的所谓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更是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指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挹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圣人革命”，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与辛亥革命党人对待纲常名教和孔子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把五四运动说成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情绪的宣泄”、“非理性感情在起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提倡，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状况的严肃思考后作出的抉择。这种抉择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的客观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宽阔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而且是要救国，要“再造中华”。尽管《新青年》标榜“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有脱离政治。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旧思想”的针对性是很鲜明的。他们集中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
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纲五伦。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完全否定。如陈独秀就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并认为孔子学说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发展。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谈前期不谈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 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马克思主义开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1919年到1 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各种主义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正是经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俄接受来的教条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把问题简单化了。十月革命无疑对中国影响很大，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从苏俄来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受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周恩来、蔡和森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则是在法国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内，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党宣言》中文本在上海出版。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在北京也有据德文版《××党宣言》翻译的中文油印本。1883年、1888年恩格斯先后为《××党宣言》德文版、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一再明确指出，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内，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这说明中国××党人接受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不是什么苏俄的教条主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新文化运动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越来越偏离其初始的方向，是出于偏见。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就是对科学和民主精神继承和发展的最好的例证。
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这里，毛泽东对从五四运动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作了概括，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所谓民族的文化，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其次，“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这种吸收是批判的吸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而且吸收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有“民族的特点”，“民族的形式”。
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要加以继承发扬，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尊重自己的历史，“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所谓大众的文化，就是“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从而是民主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在这个基本纲领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明确指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
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而其根本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无疑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1999年05月06日第9版）（编辑：姜志）
2004-04-28 10:45:20 人民日报 龚书铎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绪的宣泄”。
●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旧思想、旧传统，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新的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发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直至如今，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年，还仍然是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观点相去甚远，需要继续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情绪化”的产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登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他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大搞帝制复辟。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命令全国“尊崇孔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尊孔复古组织。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袁世凯的所谓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更是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指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挹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圣人革命”，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与辛亥革命党人对待纲常名教和孔子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把五四运动说成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情绪的宣泄”、“非理性感情在起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提倡，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状况的严肃思考后作出的抉择。这种抉择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的客观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宽阔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而且是要救国，要“再造中华”。尽管《新青年》标榜“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有脱离政治。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旧思想”的针对性是很鲜明的。他们集中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
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纲五伦。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完全否定。如陈独秀就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并认为孔子学说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发展。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谈前期不谈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 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马克思主义开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1919年到1 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各种主义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正是经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俄接受来的教条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把问题简单化了。十月革命无疑对中国影响很大，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从苏俄来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受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周恩来、蔡和森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则是在法国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内，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党宣言》中文本在上海出版。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在北京也有据德文版《××党宣言》翻译的中文油印本。1883年、1888年恩格斯先后为《××党宣言》德文版、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一再明确指出，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内，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这说明中国××党人接受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不是什么苏俄的教条主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新文化运动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越来越偏离其初始的方向，是出于偏见。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就是对科学和民主精神继承和发展的最好的例证。
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这里，毛泽东对从五四运动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作了概括，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所谓民族的文化，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其次，“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这种吸收是批判的吸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而且吸收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有“民族的特点”，“民族的形式”。
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要加以继承发扬，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尊重自己的历史，“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所谓大众的文化，就是“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从而是民主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在这个基本纲领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明确指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
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而其根本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无疑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1999年05月06日第9版）（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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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书院，初创于清乾隆十年（1745），在永丰镇借民房设义学。《双峰书院记》载：湘乡书院“有东皋、涟滨，皆育士之所。惟地大土广，治东南至永丰百里，上与邵邑接址，则又远矣，士多艰于来学”，故在永丰始设义学。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县倡仪兴建学舍，中里十六都（今双峰县范围）人士共集银千余两，购买本镇周家码头园地作校址，派人督修，翌年建成。因书院面对两峰峥嵘的双峰山，故取名“双峰书院”。
以后，双峰书院于嘉庆二年（1797）重修；道光五年（1825）增修讲堂和斋舍；二十三年（1842）在院内建文昌阁；同治二年（1863）在书院之湄水对岸建文峰塔；八年（1869）复增修斋舍16间、厅堂3间，及校前门石路。至此双峰书院已具规模，且成永丰古镇一景。
书院面山带水，环境幽雅。文昌阁与文峰塔、双峰山跨湄水，三足鼎立，气势磅礴，视野壮观。有联云：“两派交流，好向此间寻活水；双峰对峙，更从何处仰高山。”文昌阁主厅大成殿金壁辉煌，四周绿茵簇拥。殿内“先圣”孔子灵位居中而立，两庙配“先哲”。每逢春秋仲月之上丁日，及孔子诞生纪念日，全院师生和地方官绅，络绎前来虔诚祭祀，顶礼膜拜，如同闹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科举，书院更名为湘乡县立双峰高级小学堂。革命先烈蔡和森、黄公略等，先后就读于此。1941年，升为湘乡县私立初级中学。解放初，与蔡和森之母葛健豪所建的湘乡县私立第二女子初级职业学校合并，成立湘乡县第二初级中学。1952年建立双峰县，改名为双峰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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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双峰书院于嘉庆二年（1797）重修；道光五年（1825）增修讲堂和斋舍；二十三年（1842）在院内建文昌阁；同治二年（1863）在书院之湄水对岸建文峰塔；八年（1869）复增修斋舍16间、厅堂3间，及校前门石路。至此双峰书院已具规模，且成永丰古镇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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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科举，书院更名为湘乡县立双峰高级小学堂。革命先烈蔡和森、黄公略等，先后就读于此。1941年，升为湘乡县私立初级中学。解放初，与蔡和森之母葛健豪所建的湘乡县私立第二女子初级职业学校合并，成立湘乡县第二初级中学。1952年建立双峰县，改名为双峰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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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书院
双峰书院，初创于清乾隆十年（1745），在永丰镇借民房设义学。《双峰书院记》载：湘乡书院“有东皋、涟滨，皆育士之所。惟地大土广，治东南至永丰百里，上与邵邑接址，则又远矣，士多艰于来学”，故在永丰始设义学。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县倡仪兴建学舍，中里十六都（今双峰县范围）人士共集银千余两，购买本镇周家码头园地作校址，派人督修，翌年建成。因书院面对两峰峥嵘的双峰山，故取名“双峰书院”。
以后，双峰书院于嘉庆二年（1797）重修；道光五年（1825）增修讲堂和斋舍；二十三年（1842）在院内建文昌阁；同治二年（1863）在书院之湄水对岸建文峰塔；八年（1869）复增修斋舍16间、厅堂3间，及校前门石路。至此双峰书院已具规模，且成永丰古镇一景。
书院面山带水，环境幽雅。文昌阁与文峰塔、双峰山跨湄水，三足鼎立，气势磅礴，视野壮观。有联云：“两派交流，好向此间寻活水；双峰对峙，更从何处仰高山。”文昌阁主厅大成殿金壁辉煌，四周绿茵簇拥。殿内“先圣”孔子灵位居中而立，两庙配“先哲”。每逢春秋仲月之上丁日，及孔子诞生纪念日，全院师生和地方官绅，络绎前来虔诚祭祀，顶礼膜拜，如同闹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科举，书院更名为湘乡县立双峰高级小学堂。革命先烈蔡和森、黄公略等，先后就读于此。1941年，升为湘乡县私立初级中学。解放初，与蔡和森之母葛健豪所建的湘乡县私立第二女子初级职业学校合并，成立湘乡县第二初级中学。1952年建立双峰县，改名为双峰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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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重新整理一下发成一个贴吗》》？？
laogong75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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