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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农民兄弟的思考 (2人在浏览)

梦回故里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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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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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农民兄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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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潘采夫

  一个单纯的农民兄弟特别热爱思考,一天他迷惑不解地问我:“俺们到城里来都得办暂住证,城里人到俺农村为啥不办暂住证呢?”这个问题难倒了我,难在我不知怎么对他说清楚,说人跟人不一样?说农民兄弟就比城里人低一等?我就解释说城市太挤了,挤得像监狱,只可暂住,不能长住。

  这个兄弟又问:“狗也得办暂住证?”我纠正说狗戴的叫狗牌,他又问办这个牌多少钱,我说大概要5000元。他大惊:“我的暂住证才200元。”

  单纯的农民兄弟又问我:“报纸上不是说农村城市化的潮流不可阻挡么,不是说俺们为城市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么,那为啥俺们在大街上散步警察看见就抓呢?”没等我回答,这位兄弟开始揣摩答案:“是不是俺们穿得太土了,是不是俺们长得像小偷?那是不是俺们光挣钱不舍得花钱呢?要不就是俺们爱在广场看人跳舞就是不买票进舞厅?”我回答:“这主要是你们没有拉动城市的内需。不过解决办法也有,花几万块钱买个户口,或者把孩子送进小哈佛念书都保你没事,或者经常去夜总会消费上几百元,最差的办法是买西装穿上、领带打上。”农民兄弟说潘老师你说的俺都懂,俺就是没钱,再一个你教教俺穿上西装俺咋搬砖盖楼哩?

  单纯的农民兄弟给老家打了个电话,回来对我说:“潘老师,我家院子那里三棵百十年的老树卖给政府了,你猜咋回事?政府把他们栽到城市里了,我们那个乡的老树卖得差不多了。”我告诉他几条消息,大连买了50万棵大树进城来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浙江余姚买了500多棵树龄在100至400余年的古树,天津买了七万多棵大树,其他还有很多,兄弟你算算,如果照这样农村是不是很快就没大树了?单纯的农民兄弟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最终憨厚地笑了笑说:“反正俺们那儿遍地都是新鲜空气,不在那几棵树,可是我拼死进不了城,反倒是这些树先进城了,还不要暂住证,跟城市人一样待遇。”

  单纯的农民兄弟爱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突然他大惊失色地问我:“潘老师,这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咋也被收容了呢?还打死了!收容站不是收容俺们和上访的吗?这警察是不是业务不熟?”我苦笑了一下,说不定你还得感谢孙志刚哩,发现了没?大学生被打死了意义大不一样,下指示的,拍桌子的,喊限期破案的,忙着抓凶手的,还有要废了收容制度的,一窝蜂,保不准以后你和你的乡亲们就不用再提心吊胆地防备着散步时被突然遣送了。

  这位单纯的农民沉默了下来,他愣了一会儿,喃喃自语着说:“要是俺们都得了你的好,志刚兄弟你就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啊。不过虽然你走了,我也得替年老的爹娘说你两句,警察问你要暂住证你就得赶紧掏,要是没有带你就赶紧说好话,千万别跟他们犟。在收容所里可别当李逵,你肯定和收容所的同志顶嘴了才遭这天大的罪呀,你不知道到外面受多大的委屈都得忍着!你看看你读这么多年书都没活明白!”这个单纯的农民兄弟边唉声叹气地数落,边掉鼻涕眼泪,依我对他的单纯的了解,我想他此时的心情绝对不是兔死狐悲,而是伤心志刚兄弟年迈的父母一辈子的希望全都落了空.
 
给农民减负是给农民以自由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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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杜兆勇

  今年起北京市将免征农业税,农民人均负担接近于零。这是绝大的利好消息,也是将给农民以自由的信号。

  中国问题简言之即农民问题,这话并不夸张。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什幺呢?是现代化的中国越来越不需要农民(peasantry),只需要农业者(farmers),即以现代化手段提供农产品参加市场竞争的利益主体。即便是一家人也是一个企业,只不过不能解雇家庭成员,是一无限企业罢了。

  农业显然是在各种产业中居于价值链条下游中的一种,循各国惯例,对农业无不在市场经济规律只外,又加以政策的扶植。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农业特别缺乏竞争力已经暴露无疑,又缺少政策的有利支持,已经使国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看来要想保持像台湾地区那样从1952年到1993年,40年来经济增长率平均8、8%的增长速度,是要打个问号了。

  农民在传统中国,表面上是享受着士农工商价值序列的待遇。而实际情形却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官。农民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残酷的超经济剥削,没有取得平等地位。即使在这种歧视性待遇面前,中国农民的优秀人物也没有完全认命,也曾有过感天动地的壮举,比如清代的武训,忍辱负重兴办义学。

  在鸦片战争以后,农业之国败给了任何一个工业化小国,教训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没有自由,效率不可能持久。市场经济以支持效率开始,以实现自由为目的。农业之国的出路就在于,要打破士农工商的原始序列,农业必须进行实业化改造,参与市场竞争。就这样,中国近代实业开山鼻祖张謇状元放弃了仕途前程,建成了大生纱厂。以后上海滩涌现了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大班,有的成为闻人,有的成为大亨,他们原来都是农民!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农民拿着地契,在着实欢喜了一阵子之后,进入了人民公社,社员们“出工像鸭子,干活像公子,收工像兔子”,这种搞笑的制度,被安徽小岗农民的“18个血手印”颠覆。人民公社制度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链条,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用工农业剪刀差使农民为工业积累,结果使农民成为二等公民的黑人。

  小岗村农民“18个血手印”以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如果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中国农业发展水平总的来说还很不够。而中国农民数量又是如此之多,注定农业的工业化,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镇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

  人生而尊贵,却因制度不同而有差别。如何使农业稀缺,农民尊贵起来呢?减少农民,最少客观上使农民人均提供的农产品数量得到大幅攀升,进而质量有所改进,使农民的竞争力得到提高。又如何使农民的数量减少呢?需要给农民国民待遇,需要大开城市之门,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需要迁徙自由,需要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农民之所以为农民,就在于“耕者有其田”。农村土地制度不进行市场化改革,就像产权不明晰的国有企业一样,一定没有效率,这是造成农村贫困化的根源。导致对农村的投资入口不畅,农村土地的价格无法真实体现,结果只能是被侵占,农民和国家都遭到损失,引发危机。

  鉴于中国几千年的基本矛盾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所以政府从农村退出,还农民以自由,给地方以自治,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办法。此可以称作非正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即农民领袖孙大午先生所说的一不办执照,而不纳税的小规模经济,以培植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实南方先进地区已经实现了这种管理方式的变革,不但没有了“三农问题”,而且另一种方式的税源――工业税收大量增加,并且养成了市民社会,拥有18万人口的龙港就是典型的自由市。

  北京市今年起不再征收本来在市财政所占比重不多的农业税,恢复了税的本来意义,征有余以奉不足。想使另一种税自动大量增加吗?请给农民以自由。
 
今天将水园游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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