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曹天风(1903--1992),浙江天台人氏，原名祖建，字国材，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四一二”后，他为抗议清党，愤而改名“天疯”，意谓“如此暗无天日，莫非天也为之气疯。”以《生日志疚》一诗“茫茫九有外，道溺竟谁援。入世两行泪，万河我策源”，为校长于右任激赏，大惊曰：“男儿可希圣，何以疯为？”遂易今名DD天风。笔名有小瞒、小男、鞭狮手、半家、未龛等，私谥铁桥。
曹父嘉桂曾试用福州知县，未几因丁艰返家，即从事实业，在上海开办书店、肥皂厂，在天台办机械实验所和面粉厂。天台是儒、释（佛教天台宗）、道（道教南宗）、耶并盛之地，生长于斯的天风，自是浸染有之，却也不曾消沉下去，反而在五四的洗礼中破除了学术上政治上的三迷信，即个人（如圣人）、最高权利（如皇帝、领袖）及纯观念（如形而上学）等偶像崇拜。1919年，年仅16岁的曹天风便开始走上街头，与回乡宣传的北师大学生陈荩民（原名陈宏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及先锋战士，当代著名数学家、教育家，浙江天台人。）等，率先宣讲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1922年，曹天风考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年底经由宣中华、张崇德介绍加入国民党“上大区分部”，并在瞿秋白、李达等人指导下，积极组织与众同乐部，开办平民夜校，推动社会改革……
“上大”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当时李季、高语罕、瞿秋白、恽代英、李达、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诸先进学者及著名共产党人咸执教于此，天风耳濡目染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先后与许杰、王槐、金平欧等筹组国民党天台县党部及工会、农会、商会、妇女协会及青年联合会等民众团体，提出“打打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官僚，一切土豪买办，同志莫忘打”、“平平平，达到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洪水猛兽都不怕，乱臣贼子也可做，但是千万不要为总理之罪人”（《中央日报・伤心惨绝的呼声》引）等口号，更让人意外的是打出的幡旗竟是“镰刀与斧头”，而且是他亲手设计绘制的。在北阀军挺进浙江期间，他又成功地策动管带李介人，逮捕勾结劣绅的县知事卢鸿缇，宣布天台独立，并主持千人大会，缺席审判卢的罪状。然而，在革命者的内部，在国民党内，由于阶级利益和派系冲突往往牵系着军阀的神经，一旦成果在望，争抢以至斗争便是自然而然的。1927年，浙江省“省县联席会议”闭幕后，已被选为五人主席团成员的曹天风一返回天台，“四一二”清党就开始了，蒋介石的刺刀不仅指向了共产党，也指向了积极鼓吹国共合作的孙中山之真实信徒，当时参加策动的许杰、王槐、金平欧六人被捕，曹天风也亡命到宁波、上海、南京、南昌及武汉。
亡命期间，他在南京结识罗青（建国后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李向荣，于是转战苏州、镇江、南京、上海一带，创办《大众运动》刊物，负责民运工作。其中颇有反复，曾四次被控告。1929年2月，为国民党黄埔系学生告发，以袒护策划天台北山区农民抗租运动，兼以“共产嫌疑”罪，囚禁南京卫戍司令部军人监狱，连坐者有王槐、金平欧、王佐卿等。嗣经辛亥革命老人于右任、张羽生、孙杏春等保释，他又参加罗青领导的反对国共分裂，维护三大政策的“镇江起义”，事败，遭通缉，遂南亡故乡，拜黄山（安徽）、作嵩樵（河南）、倚剑南（四川）、过梁洲（河南）、度湘江、进韶关、抵广州、上武夷……先后配合宋庆龄、冯玉祥、冯翊、张发奎、唐生智、陈济棠等部的反蒋行动……这是曹天风第二次流亡革命。
尤值一提的是，1932D1935年流亡至杭州的曹天风与郁达夫偶然相遇，一见如故，以住所相去不远，遂“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了忘形交。郁读其亡命期间所为诗稿，叹为“楚骚绝唱”，并选出数十首绍介各报发表，并在“浪迹天涯何计是，不成大寇不成僧”诸诗后手批云“如此俊品，愿天下有心人共赏之。”盖两人意气相激，倾盖而语焉。（详见附录）
抗战军兴，国共二次合作。曹天风始以一介书生奋起伐暴，在温岭 、黄岩一带和梁耀南等组织“青年战时服务团”，发动群众抗日运动。当他听说朱老总指挥八路军开赴前线时，喜不自禁，赋《延颈》一绝：“万方延颈望中兴，传檄定教倭寇惊。天赐吾华一飞将，沿江预筑受降城。”后又出任浙江省第三区政工指导室主任、战时工作队教育长，主编《战旗》杂志，撰写社论，鼓吹“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万绿丛中一点红”，浙江爱国青年纷纷响应旗下。
1939年3月27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巡视浙东，路经绍兴，天风被各界推为总代表，在欢迎晚会上，他语惊全场，断论“地球向东转，世界向左倾，是不可抗拒的两大伟力”。因所见略同，周总理曾与之倾谈者三，相与作东湖快阁禹穴越王台并秋风亭游，一路臧否古今人物及时事治乱得失，甚为总理推许（详参曹天风《回忆周恩来总理1939年绍兴之行》）。临别前夕，周总理手书巨幅诗轴以赠，跋云：“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承曹先生远迎，复得聆谠论，极感奋，爰录吾绍沈复生先生近作，应天风先生雅属，并留纪念。”临行，天风倚马作：“桂棹山阴凌暮烟，有宾如月酒如川。相逢不作惊人语，我亦江南一哑鹃。”“绿瘦红苏蝶信偏，千金难买小春天。未来乐土犹戈壁，欲共驼耕少铁肩”“好峰多半不知名，折节那堪赋两京。他日紫骝肯借我，探花直过芙蓉城。”（《酬周恩来氏》）“逆风雁啸五云门，何处重招古国魂。我作剑僧卿作盗，人间天上两昆仑。”（《送客度沦区》）“据鞍忍论今天下，蜀魄犹号古帝乡。万里危途独归去，青山影压帽檐斜。”（《又一首》），慨然赋别。
曹天风对鲁迅先生极为敬崇，至于两人的神交，可从他与周总理的对话及其《悼鲁迅先生》诗中略见一斑。在绍兴期间，总理曾问他：“你和鲁迅有过文字缘吗？”他答道：“我和鲁迅先生没有直接的文字缘。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缘。”因为，郁达夫等人曾对鲁迅提过他，鲁迅先生亦表示要与他会面，好好地谈一谈。但由于种种原因，天风终究未能买辔申江，拜谒迅翁。待到噩耗传来，天风于歌哭无端之季，赋悼诗九首，中有句云“待办半囊阿睹物，申江买辔悔来迟”，便是这种心情的纪实。当他将这句诗念给总理听时，总理问他：“曹先生，你对鲁迅为什么这么崇拜？”他答道：“鲁迅的诗文与众不同。他有不满社会的思想，又有改造社会的思想，这是我喜欢鲁迅的第一点。第二点，别人的诗文虽有激愤，却陷于怨沉；有的虽也幽默，但失于低级，甚至成为笑料。鲁迅呢，激愤而幽默，又是高级的幽默，这种幽默我看只有鲁迅一个人够得上。所以，我崇拜他。”（郑心伶《关于挽鲁迅诗及其作者DD致吴有恒同志》）
1939年4月，绍兴沦陷，曹天风转入天目山区，任浙西行署政工队教育长、浙西民族文化馆馆长、天目书院副院长、《民族日报》社社长、浙西训练团教育长，培训战时基层行政干部，主办《民族通讯》、《敌伪研究》等报刊。当××高潮袭击来时，他竭尽全力保护共产党人，营救革命青年，“要求工作的，妥为安排；受迫害的，说情解脱；被捕的尽力为之保释；要离开的，予以方便，准假放行（杨吾冰《天长风清托哀思》）”，如王维（原《解放日报》总编辑）、夏狱、吴曼华、贺友榕、鲍曙林等共产党员被当局关押，也是靠他挺身营救，转赴革命根据地的。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一味的诛除异己，1942年底，曹天风携卢文迪先生（《民族日报》副社长）拂袖下山。
曹天风既倾身革命，探究真理，然于功名终究淡薄。他说：“官籍中可无我，人籍中不可无我。”又说“三星（福、禄、寿也）邀我游，回电婉谢绝。非不爱高迁，人籍不可脱。”看来他是唾弃人格官位交易的，所谓“人格不独立，官几品何用？”独立之人格必然导致自由之精神，从而铸就“吾头有时飞，吾笔终不缴”的斗士，其于真理则是“屈膝真理前，打煞还不起”。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他说，真理简而言之就是人民的利益，“能当得众生奴的最荣誉称呼的，上帝也向他低头”，所以他自诫“宁以身殉真理，勿使真理殉我；宁以身殉大众，不能让大众殉我。”于是“误生左墨（墨翟）右杨国（杨朱）”的他，到处高喊着“全世界的人都迷途了，能引导大家走出迷途的，只有一个导师，他姓科学，名叫社会主义。”所以当倪文亚三持蒋介石手谕，于1943年请他再出山时，他以“书生自负凌云节，羞为蒋山撰寿言”，拒不受命。他也知道，只要他放弃“联共反蒋”的政治主张，就可蒙“特擢之恩”，但他认为这种“为主谋则智，为国谋则愚”的奴才，直是字纸笼里的字纸，虽则被暂时保存或受相当礼遇，但终有被毁弃的一天。于是他高唱“独立昂臧身七尺，耻随天地共浮沉”、“十年破袖凌风舞，肯为苍生拭泪痕。浪迹天涯何计是，不成大寇不成僧”，孑然泽畔。
1943年夏，在家居闲的曹天风被邑里各界人士推为天台中学校长。他借浙东行署驻节天台人才云集之机，延揽了郭莽西、袁心灿、陈康白、郭静堂、杨吾冰、俞易晋、杜天縻、曹湘渠、胡才甫、管听石、陈伯卿等教授名流，倾资办学直致“腊夜邀朋议卖田”而自己避债山寺，“儒林托钵”。 他既以“创学术上之新天台宗与宇宙间的大理想国”为办学宗旨，自期“不羡豪门艳桃李，满门枫桕傲霜栽”，又说“亲爱的儿女们，子弟们，勿一味地模仿我，你还有资格超越我！不但超越我，你还有权利叛变我啊！”遂使四方青年纷纷慕名而来，“声望卓著，超出省立台中”之上（干人俊《天台县民国新志稿》）。却因当局思想相悖，他愤而辞职。此后，除1947年一度去复旦大学任教，就一直在家闲居。
解放后，何燮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曾应邀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杨吾冰（原民革中央委员、浙江省民革副主任、秘书长）、李士豪（原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浙江省主委）等联名致信曹天风称其为“浙江民主人士的旗帜”“吁请赴省从政”，概被天风婉拒，而是应请担任建国后第一任天台中学校长。
文革浩劫， 曹天风亦难幸免。由于他一再拒绝诬供他早年交往及保护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为“叛徒”、“特务”，而被造反派长期管制。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胡耀邦同志的直接指示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被延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曹天风人格既高、学识且渊，所著《牧狼庵偶语》乃愤世嫉俗之作，尤擅于诗骚，自谓“余平生心力瘁于此，平生薄技亦止于此”。又有新诗《灵焰集》，迥异时流，颇于神韵处得力，然无肤廓之感。其他文章或散于报章，或毁于文革，今之《水平集》乃天幸余灰，亦仅原稿之一二，而《别调集》、《新百喻经》、《万鸦朝我楼随笔》及《诗谏草》（大抵是文革诗作）、《鸡冠花》（新诗）等，均佚。
1992年4月30日，八十九岁高龄的曹天风怀着对盛世的欣悦，安眠于赤城山麓。钟大禺有诗赞曰：
“语不惊人死不休，奇才隽句有谁俦？
神州鼎沸风云变，甘为苍生作马牛。”
“忧国忧民屈子心，问天无语只行吟；
而今妖雾正驱散，一代英名昭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