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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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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就是个重史重文的国度，文史并立，以史为镜，作文而思。
《万古山河》没有看过，《万历十五年》多年前看过一部分，当时看书时年纪尚轻，人生历练浅，很多东西体悟不到。现在疲于奔命，书就少看很多了，一叹。。。
网上看到一篇两者比较的文章，转来各位看看。
从万历十五年到万古山河
#线 评论 万古江河 2008-05-08 19:48:04
终其白昼，连带昏睡两次，又看撩一遍《万历十五年》。当年读书时这本书一度很红，我在心中书社买的，那时候心中书社还龟缩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的乒乓房尽头。不过手头这本乃是新书，同样由老婆当当而来，2006年第2版，第23次印刷，我自家书柜那册应当是1997年的第1版，乖乖不得了，一本儿学术书能卖那么多年印那么多次，而且区区2张d9价钱还有折扣，委实值得一天看光！
《万古山河》书如其名，上下五千年也不止，《万历十五年》其实有点挂羊头，不过以1587年为点，前后所论何止百年。而全书主旨，则是以万历年间的人事为纲，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由极盛走向崩溃的历史转折。
《万历十五年》所论之纲，是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学者李贽等见诸正史的人物，而抽丝剥茧，意在检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的种种问题。
看似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实则已经末路穷途，只是以传统的强大惯性延续运作。取明而代之的清帝国，起家正在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马上得天下，可康乾雍盛世威名之下，其实仍然在沿着明朝老路一道下滑，举国体制并无根本扭转，以至于1840年以降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万古山河》，论述至明清一节，同样定论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暮年晚期。不过此《万》与彼《万》比，更着重从经济角度，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人文。《万古山河》认为，明清之际，全国范围的经济系统已经在小农社会的基础上运行起来。
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属江南之地，原为鱼米之乡，而因为丝织业利润丰厚，各地乡村劳动力均投身其间，以至于粮产不足以维持口粮，于是有两湖米运江南、江南布运京畿这样的全国性商品流转。而江南的丝织业发达，又赖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一村专事养蚕，一村专事抽丝，一村专事纺织，而成品又汇聚到漕运汇聚的中心城市。
还有，东南沿海从时开时禁而又禁而不绝的国际贸易获利丰厚，晋商徽商则是这个经济系统相当成熟的产物。而广大农村，则在乡绅士大夫阶层的治理下，维持运转，以补效率低下的政府行政之不足。
以《四书》为基本准则，父子、男女、君臣，道德推而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社会运行的基础。政府的治理与其说是诉诸行政、法律、经济管理，不如说其实就是以推行道德一元来管理整个庞大帝国。
而《万古山河》的视野在全球，时至明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传统社会就一定无法继续自给自足。从贸易顺差时白银大量流入，到1840年以后贸易逆差，白银大量流出，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世界经济系统里，就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
农村经济在洋布、洋火等等西方工业产品的打击下毫无竞争力而迅速破产；铁路形成点到点、城市到城市的商品流通体系，传统的驿站、漕运等等以及相关产业也迅速破产；白银流出打击了传统的金融体系，晋商徽商也迅速式微⋯⋯国力衰颓，放到这样的视野底下，便能明白。
在社会文化方面，《万古山河》即指出，在明清之际，在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两套不同的文化体系。读书人以科举制度作为人生发展的通道。戏剧、小说等等才是真正影响民众的传播途径。民间的价值体系，乃是由三国、说岳、水浒等等传奇故事，混杂的信仰。两个文化体系，全赖乡绅士大夫阶层的调整而并行不悖。比如普通农民子弟，可以进入族亲地主开办的私塾启蒙，其中优秀分子便有可能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社会上层。当整个中国经济破产，社会系统愈加运转不灵，整个文化系统也便随之破产。
《万历十五年》则从更细致的角度，和《万古山河》的这番分析，可以做对照观。在《万历十五年》看来，一个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乃是要能从数目字上进行管理。而这一点恰恰是明清帝国所无法做到、也没有想要去做到过的事情。
政府的职能，如前所述，与其说是一个行政、法律、经济管理，不如说是一个推行道德的教化机构。政府由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组成。科举制度的考核标准，是对《四书》的理解、文字的能力，而不是行政的能力。儒学相信，孝悌的教化，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皇帝是这个文官系统的核心，他必须参加各种形式的典礼、仪式，以向天下作出表率。辅佐皇帝的最高阶官员，乃是文渊阁大学士，所谓首辅，理论上就是皇帝和太子的老师，并不是一个行政官阶。整个文官系统，便是要自上而下推行教化。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事实上的主人。儒家的理想是所有人各安本分的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道德境界。可是当道德取代了法律和行政，则社会的运行便难免僵化而脆弱。
种种历史因缘，又令这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本身不断出现裂隙。比如，皇帝，作为统领这个文官集团的首脑，本身又不得不受制于这个文官集团。万历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多年不理朝政的昏庸皇帝，在《万历十五年》看来，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皇帝本人，由立储问题、首辅张居正死后遭清算开始，看透了这个文官集团，而开始以消极怠工的态度当皇帝。再比如，有明一代文官薪俸微薄，造成从地方官到京官的“常例”这一不成文规矩，造成明末农民大起义直接原因的横征暴敛，事实上与整个官员薪俸制度的不合理也大有关系。横征暴敛所得，大部分其实是所谓“常例”，而国库收入并不丰厚。万历年间国库所得与相应年份英国的行政收入大致相当，而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五十倍，可见赋税并不重，重是重在种种不成文的“常例”。
加上国家经济管理能力的效率底下，对耕地、人口根本没有系统的统计方法，一地承担赋税的多少，依据往往都是百十年前的数字。军备、全国交通系统等等都没有统一的国家统筹，其混乱、低效以及个中漏洞之严重，便可想而知。
有趣的是，两《万》都提到，中国文化经济的重心，自两晋便可是南移。至于明清之际，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已经成为中华文明事实上的中心。而所谓中原，则是自然条件严酷、经济凋敝、民生不振的区域。明末农民大起义，风卷云涌，一直打到北京城，却也没有南下长江。而清军入关，在北方进展非常迅速，倒是在南方遭遇了激烈抵抗，尤其是几处文化名城，扬州、嘉定，在明室已经覆灭的情况下，仍然由书生振臂一呼，兵民困守孤城，上演玉石俱焚的壮烈故事。到了清末，太平军起于广西，驰骋半个中国，打到南京，却只是空据一座孤城，被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团团围住。而消灭太平军的主要力量，居然也不是清军八旗，而是曾国藩、左宗棠在自己家乡临时招募志愿子弟成立的湘军、淮军。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清室西逃的时候，东南各省也是声明，各省联合自保。着一系列史事，正是因为南方经济发达，普通民众生活富裕，而且文化发达，明清之际重要的学术流派都开创于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外族入侵激起强烈反抗，正是说明中国文化的中心所在。曾、左的湘淮军，正说明曾、左这样的士绅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之大。
由此一路联想，百万大军过长江，也是一样道理⋯⋯⋯⋯⋯⋯挖嘎嘎～～～
《万古山河》没有看过，《万历十五年》多年前看过一部分，当时看书时年纪尚轻，人生历练浅，很多东西体悟不到。现在疲于奔命，书就少看很多了，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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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十五年到万古山河
#线 评论 万古江河 2008-05-08 19:48:04
终其白昼，连带昏睡两次，又看撩一遍《万历十五年》。当年读书时这本书一度很红，我在心中书社买的，那时候心中书社还龟缩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的乒乓房尽头。不过手头这本乃是新书，同样由老婆当当而来，2006年第2版，第23次印刷，我自家书柜那册应当是1997年的第1版，乖乖不得了，一本儿学术书能卖那么多年印那么多次，而且区区2张d9价钱还有折扣，委实值得一天看光！
《万古山河》书如其名，上下五千年也不止，《万历十五年》其实有点挂羊头，不过以1587年为点，前后所论何止百年。而全书主旨，则是以万历年间的人事为纲，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由极盛走向崩溃的历史转折。
《万历十五年》所论之纲，是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学者李贽等见诸正史的人物，而抽丝剥茧，意在检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的种种问题。
看似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实则已经末路穷途，只是以传统的强大惯性延续运作。取明而代之的清帝国，起家正在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马上得天下，可康乾雍盛世威名之下，其实仍然在沿着明朝老路一道下滑，举国体制并无根本扭转，以至于1840年以降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万古山河》，论述至明清一节，同样定论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暮年晚期。不过此《万》与彼《万》比，更着重从经济角度，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人文。《万古山河》认为，明清之际，全国范围的经济系统已经在小农社会的基础上运行起来。
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属江南之地，原为鱼米之乡，而因为丝织业利润丰厚，各地乡村劳动力均投身其间，以至于粮产不足以维持口粮，于是有两湖米运江南、江南布运京畿这样的全国性商品流转。而江南的丝织业发达，又赖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一村专事养蚕，一村专事抽丝，一村专事纺织，而成品又汇聚到漕运汇聚的中心城市。
还有，东南沿海从时开时禁而又禁而不绝的国际贸易获利丰厚，晋商徽商则是这个经济系统相当成熟的产物。而广大农村，则在乡绅士大夫阶层的治理下，维持运转，以补效率低下的政府行政之不足。
以《四书》为基本准则，父子、男女、君臣，道德推而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社会运行的基础。政府的治理与其说是诉诸行政、法律、经济管理，不如说其实就是以推行道德一元来管理整个庞大帝国。
而《万古山河》的视野在全球，时至明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传统社会就一定无法继续自给自足。从贸易顺差时白银大量流入，到1840年以后贸易逆差，白银大量流出，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世界经济系统里，就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
农村经济在洋布、洋火等等西方工业产品的打击下毫无竞争力而迅速破产；铁路形成点到点、城市到城市的商品流通体系，传统的驿站、漕运等等以及相关产业也迅速破产；白银流出打击了传统的金融体系，晋商徽商也迅速式微⋯⋯国力衰颓，放到这样的视野底下，便能明白。
在社会文化方面，《万古山河》即指出，在明清之际，在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两套不同的文化体系。读书人以科举制度作为人生发展的通道。戏剧、小说等等才是真正影响民众的传播途径。民间的价值体系，乃是由三国、说岳、水浒等等传奇故事，混杂的信仰。两个文化体系，全赖乡绅士大夫阶层的调整而并行不悖。比如普通农民子弟，可以进入族亲地主开办的私塾启蒙，其中优秀分子便有可能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社会上层。当整个中国经济破产，社会系统愈加运转不灵，整个文化系统也便随之破产。
《万历十五年》则从更细致的角度，和《万古山河》的这番分析，可以做对照观。在《万历十五年》看来，一个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乃是要能从数目字上进行管理。而这一点恰恰是明清帝国所无法做到、也没有想要去做到过的事情。
政府的职能，如前所述，与其说是一个行政、法律、经济管理，不如说是一个推行道德的教化机构。政府由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组成。科举制度的考核标准，是对《四书》的理解、文字的能力，而不是行政的能力。儒学相信，孝悌的教化，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皇帝是这个文官系统的核心，他必须参加各种形式的典礼、仪式，以向天下作出表率。辅佐皇帝的最高阶官员，乃是文渊阁大学士，所谓首辅，理论上就是皇帝和太子的老师，并不是一个行政官阶。整个文官系统，便是要自上而下推行教化。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事实上的主人。儒家的理想是所有人各安本分的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道德境界。可是当道德取代了法律和行政，则社会的运行便难免僵化而脆弱。
种种历史因缘，又令这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本身不断出现裂隙。比如，皇帝，作为统领这个文官集团的首脑，本身又不得不受制于这个文官集团。万历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多年不理朝政的昏庸皇帝，在《万历十五年》看来，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皇帝本人，由立储问题、首辅张居正死后遭清算开始，看透了这个文官集团，而开始以消极怠工的态度当皇帝。再比如，有明一代文官薪俸微薄，造成从地方官到京官的“常例”这一不成文规矩，造成明末农民大起义直接原因的横征暴敛，事实上与整个官员薪俸制度的不合理也大有关系。横征暴敛所得，大部分其实是所谓“常例”，而国库收入并不丰厚。万历年间国库所得与相应年份英国的行政收入大致相当，而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五十倍，可见赋税并不重，重是重在种种不成文的“常例”。
加上国家经济管理能力的效率底下，对耕地、人口根本没有系统的统计方法，一地承担赋税的多少，依据往往都是百十年前的数字。军备、全国交通系统等等都没有统一的国家统筹，其混乱、低效以及个中漏洞之严重，便可想而知。
有趣的是，两《万》都提到，中国文化经济的重心，自两晋便可是南移。至于明清之际，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已经成为中华文明事实上的中心。而所谓中原，则是自然条件严酷、经济凋敝、民生不振的区域。明末农民大起义，风卷云涌，一直打到北京城，却也没有南下长江。而清军入关，在北方进展非常迅速，倒是在南方遭遇了激烈抵抗，尤其是几处文化名城，扬州、嘉定，在明室已经覆灭的情况下，仍然由书生振臂一呼，兵民困守孤城，上演玉石俱焚的壮烈故事。到了清末，太平军起于广西，驰骋半个中国，打到南京，却只是空据一座孤城，被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团团围住。而消灭太平军的主要力量，居然也不是清军八旗，而是曾国藩、左宗棠在自己家乡临时招募志愿子弟成立的湘军、淮军。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清室西逃的时候，东南各省也是声明，各省联合自保。着一系列史事，正是因为南方经济发达，普通民众生活富裕，而且文化发达，明清之际重要的学术流派都开创于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外族入侵激起强烈反抗，正是说明中国文化的中心所在。曾、左的湘淮军，正说明曾、左这样的士绅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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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讲座：
我为何写《万古江河》
今天我讲的题目，好像在替我自己的书做广告的样子。但《万古江河》这本书，不是作为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或者一般的通史而写，而是有一定的想法的。从中国的史学传统言,大概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和抄他的摹本做续集的班固的《汉书》这两部书，关注的不仅是政治，也关注商业、社会、交通等等问题。这两部史书不仅关注到皇帝的家事和国事，还关注到老百姓中的一些特殊人物。“二十四史”是断代史，《史记》、《汉书》以下，讲的几乎都是政府、国家与皇帝的事情，还有就是对外的征伐等等，对于老百姓的事情，对于一般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象几乎都没有多少关注。到了近代，有了一般通史。我得益甚多的钱穆钱宾四先生，他写的《国史大纲》是最好的通史了。他在书中讲了很多文化现象，但是主要还是上层的思想史，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他的书里也不交代。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有可以补足的空间。
我一辈子做的工作，是从社会经济起首，然后作了文化史研究。常常有人问我，什么什么事情，在哪本书里可以找到。比如，我曾在一家旅馆吃饭，主人亲自出来招待，他就问中国菜这样那样的烹饪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一想，哎，真是，中国通史上没交代。那次之后的两三个月，有饮食文化研究会找我去讲演。我就专门找中国小炒菜的起源。为什么做小炒菜？一般来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小炒菜不能大块吃肉，是小口吃肉啊！那篇文章得到了很多的反响，还被内地的《寻根》杂志拿了去登出来。可以说，这些小零碎的事情，跟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信仰都有点关系，但史书里却不交代。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也有人写，但都是笔记。这里一段，那里一段，通常不被人注意。我太太也常跟我说，她常常被人家问，你们夫妻俩都学历史，能不能介绍一本我们看得懂的中国通史给我们看。他们说，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论的都是天大地大的问题，又是引经据典，我们老百姓看不懂。我太太总是碰到这个问题，也总让她无以为答。后来她被逼急了，就说我让我先生写一本去。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是我写作《万古江河》最初的动机。
但更重要的动机是，我想告诉我们的同胞，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而是慢慢长大的。几千年来，我们中国是自成局面的，今天大多数的同胞，总以为中国从古以来就这么大的一块。自从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就这么大一块以后，天下其他地方都不太管了。除了常在世界各地走动的人，我们大多数同胞脑子里的世界地图，在自己脑子里的中国地图边界以外都是模模糊糊的，很像中古时代欧洲人画的地图。当时欧洲人画的地图，遇到画不出来的地方就画水，再画不出来的地方就画个大雪山。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加个渔叉扮个海神，或者画个天使飞在天上。而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根本就不太管外面的事，好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突然就蹦出黄帝来了，然后黄帝生了一大群儿子，然后我们慢慢就出来了。谁生女儿啊？没问。黄帝这么多儿子得娶媳妇才有子孙啊！难道我们都是孙猴子，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笑声）所以，这些事情一直以来大家都是模模糊糊的，形成了“中国中心论”。
更常见的是“中原中心论”，说我们四面是“蛮夷戎狄”。“夷”这个字还不错，一个人背着一张弓，还是个人嘛！“狄”这个字也还可以，有狗有火，在草原上过日子，带只狗带个火还过得了日子。（笑声）“蛮”是个虫，其实“蛮”正规写起来，是头上梳了两个辫子盘髻的一个女孩子蹲在地上。“戎”是背武器的人。这对四邻都是不太礼貌的说法。这四个字，从原来的字根讲起来，都是描绘人们的生活形态，但演变到后来呢，只有我们中华是特别好，外面都“蛮夷戎狄”。我在海外过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热心、很爱国的同胞跟我说，我们中国人是特别优秀，你看这个学校里功课最好的都是中国人。我则常常跟他们说不见得。他说，我们优秀得很。我说，你优秀，我不优秀，我普通得很。
这种自大的、自我中心的观念，是几千年来“中华帝国”、“天朝上国”这个观念演变出来的。在过去，我们关着门过日子，能够跟我们打架的都远得很，打不动的都已经投降了，所以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们是在世界上过国际社会的日子，就不能再这样了。我们想想看，住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家破落户，他老跟你讲我祖宗是大学士。几代祖宗啊？十八代以前。他说，我看不起你，你的门第不高，你赚的是黑心钱，我家是世家大族。（笑声）你听了多不舒服啊！跟这种人不能正常交朋友。所以我写作《万古江河》的第二个动机，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一块，是慢慢长大的，当年的“蛮夷戎狄”就是今天的腹地，当年的敌人就是今天的邻居，同样的，将来的邻居也可能是今天的敌人。
我深受感召的梁启超先生，原本要写一部中国史，可惜没写成，只写了一个绪论。他说，“中国”是从“中原”开始的，中原变成了中国，中原的中国慢慢扩张变成中国之中国，然后超越中国之外，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变成了东亚的中国，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亚洲的中国，将来还要进入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梁任公写这篇绪论是在一百年前，他真是目光如炬！今天世界的大格局、全球化的现象的确出现了。在一百年前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说。所以我在《万古江河》的序文中，特别提到我欠梁任公先生的情，因为他对我的重要启示，使得我一步一步地做着展开的工作。我自己是读上古史的，最初只关注春秋战国，也正是梁先生所谓“中原之中国”时代的“中原”。但后来我的研究往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方向往下，延伸到汉代；一个方向往上，延伸到商周、延伸到新石器时代。
我现在最喜欢到国内看考古遗址,看人家不看的破破碎碎的瓦片。别人看来这些破瓦片盯着它翻来覆去看，有什么意思？其实一片瓦片可以告诉你许多许多事情。既然我搞上古史，慢慢慢慢地想起“中原”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原”也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在古代那么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发展着他们不同的过日子的方法，这些人的每一群跟另外一群之间，谁也不是“上”，谁也不是“下”，谁也不是“中”，谁也不是“外”。地球是个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这时，我就开始想，这些古代的地方上的文化是怎么样聚合的呢？我因此自认为，各处都有自己寻找的方向、都有自己过生活的方式。
国内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老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他已经过世。中国考古史学界过去比较受制于“一条鞭”的单一理论，主要是“单线的演化论”、“中原的扩张论” 两种说法。苏秉琦先生在这种风气之下，居然突破所有的关口，从证据说话，从实实在在的事情上说话，找出了一个理论，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 ”。他认为，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地区性的文化圈，文化圈里又有不同的类、不同的系。他根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现象，将中国划分为六七个区，每一个地区都有至少三四层的次级系统。如果我们追溯到新时期时代初期的话，当时区还没形成，系也没形成，类也没形成，型也没形成，每个地方都是将就着当地的资源过当地的日子。经过互相学习、互相模仿、商品的交换、知识的交换，还有人口的交换，最重要的是男婚女嫁，以及抓人家做奴隶。经过如此这般交换以后，慢慢才并合成一条线、一条线，然后再慢慢并合成一个区、一个区。这一套理论，和梁任公先生的理论是完全配套的。只不过梁先生是从“中原”起头，苏先生是从“中原以前”起头。我自己也找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时代。
公元前3000年左右，陕西形成一个文化，后来分为两条线，一个是陕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另一个就是旁边的河南陕州古城南的庙底沟文化。“文化”的意思，在考古学意义上讲，就是怎么样过日子、住什么样的房子、烧什么样的陶器、用什么工具来敲石头、敲成什么样子等等。我们主要靠发掘出来的破罐碎瓦等来考察。这两个文化，本来是很类似的文化，后来有了不同的发展。我们从半坡文化的工具看，渔猎工具越来越多，农耕农具的比例比较少；而庙底沟呢，农耕农具的比例相当大。等于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隔着河过日子，然后慢慢地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庙底沟文化的实力逐渐强大了，它的文化渗透力大，于是慢慢地往外展开了，越到后来，越往东走，并不是往西走。这样东边的地方慢慢地就采用庙底沟文化的生活方式。庙底沟这条线一直拉，拉到河南郑州。不但是一条线，它还往两边扩张。也就是说，这种生活生产方式，附近的人、两侧的人也都慢慢地学习掌握了，并逐渐变成了黄河边上一个相当显著的生活生产方式。当然这不是那时候最高、最强有力的生活生产方式。当时东北的红山文化，就早于庙底沟文化，是有玉器、玉刻的文明，还有神庙、很大的墓，有等级不同、规模很大的聚落。浙江杭州旁边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也有很好的玉刻器具，有很大的土台，有很好的木结构房子，还有水稻。湖北、石家河那一带，有一连串的城市，每一个都比庙底沟看着要像样子。而山东的大汶口，可能过的日子也不错，甚至可能有文字，因为有几个字留下来了，不是普通的符号，而是文字。
你看，四周有这么好这么多的大的文明，居然在公元前2000年前几乎全塌下来了。为什么塌下来啊？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但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是气候？人口压力？过度浪费？都有可能。但庙底沟文明，不但没塌，还变得更强大，影响范围更广了。考察其中的原因，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色，平凡得很，没有石头、雕刻，也没有大的土台，也没有城市。但我跟你讲，刚刚所讲的几乎所有的好的、漂亮的器物的文明，它都从中学到了一点。庙底沟文明向两边扩展，它去了黄河南岸的河南、黄河北岸的山西，尤其是山西的运城平原。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极大的古城，有城墙，有道路，有宗庙，有大的礼仪性建筑，有大的公共建筑，有非常大的水沟，这些现在还在继续的发掘中。
注意到这一串现象，我就认为这个庙底沟二期，在其他文明塌下来之后，它站起来了，应该讲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其他更早的文明。早到五千年以前就有了，而且很多很多。但我认为，庙底沟文明是核心。考古学家将之称为“夏文化”，我觉得夏文化应该是“诸夏”，在文献上讲夏朝就是诸夏，就是许多的夏，并不只是一个夏。“夏”大概是一些人自己称自己的名称。诸夏，彼此之间有很多小的差别。山西运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都肯采纳别处的东西，因此东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虽然没有大的显赫的成就，但是肯接纳、肯吸收。而且，这一群人在那附近居住，一些考古界人士认为那是国家住址。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二里头可能是一个公共的聚会中心，这样的聚会中心还不止它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地方。这些人、单位肯聚在一起，讨论、解决共同问题，肯去接受外来文化。这个动力、这个特性，使它可以变成一个强固的核心，有了核心，它就慢慢成长。
我写的《万古江河》就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旨在填补梁任公先生在中原以前的那一段。我讲文化的扩大，不讲武力。——我向来不喜欢讲武功，因为我从小在战争中长大，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我知道什么叫做鲜血，所以我最反对歌颂战争中的英雄、歌颂鲜血。我不讲武功，不讲汉帝唐宗、成吉思汗，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我所讲的主调是：在文化圈的扩大过程中，我们有“给”，我们也有“拿”。我们给过很多四邻中国的文化，我们也从四邻的文化中吸收接纳。从庙底沟二期开始，我们就继续不断地向四周“给”，也从四周“拿”，不然庙底沟二期也不会长大。
等到庙底沟二期长大了，到后来“中原”变成了“商”，“商”也不断地给予、吸纳，而“周”在“商”的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不仅继承了商代文化，也接受了许多其他文化的东西。秦人原来在西方，在今天甘肃天水一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壮大，东迁至陕西关中一带。秦由小小的牧马民族逐渐变成秦帝国，是吸收了六国的长处、吸收了六国的人才，才得以壮大。汉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个文化体，也是不断地进行文化输出和输入。汉朝的文化输出，东到日本、东南亚，西到天山，北到大漠；汉朝的文化输入，最典型的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还有北方巫术文明和各地的巫术，也被汉武帝通通接受，后来变成道教的重要成分。汉文化一路向南开拓，将南方的动植物引进中国，从西域也带进来西瓜、葡萄，从北方带进来骆驼、野驴子等等很多很多的物产。这样无穷的文化交流、物产交换，使得汉文化异常博大丰富。
所以，每一朝文化在扩大的时候，都是“有给有拿”。我们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这个人才是一个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人。有好的我就学，见贤思齐，人家肯向我学，我也诚恳教人。教书这一行，最好的一点，就是我教给人家越多，自己收获也越多。这跟做买卖不同，不会是我拿出去了，自己就少了。所以，在这样子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中国慢慢地成长了。
我在《万古江河》中为什么以1500年做断代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新大陆被欧洲人占领，1505年侵占的白银就开始运到中国来了。这也是中国面临第一次世界格局的形成的时候，所以我取个整数以1500年做了断代，前面写了半本，后面写了半本。1500年以后近代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更密切。最重要的是我们碰到了一个重大关口，就是面临一个不比我们差、到后来比我们更有力的文化系统。我们面临的对手不简单，不能够轻易对付他，我们曾经输过，我们也正在爬起来。从1500年到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挑战，恰恰是这个挑战。现在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怎样跟他们做个交叉，叫他们变成识别器，我们也变成识别器，大家作合理的融合，而不是单向的学习。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有所谓“全盘西化”的说法，前几年，我又经常看到“先进国家”这个名称。用“先进”一词，就是承认他们的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只是我们落在后面，晚了一步。如果说齐头并进，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间有道路的交叉，就没有所谓的“先进”、“后进”。
事实上，西方文明也是经历了梁任公先生所说的那些步骤，从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尖端的西方，到地中海东端的西方，到地中海的西方，然后才有欧洲的西方，有大西洋的西方，有跨洋的西方，最终有现在几乎笼罩全世界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发展步骤和我们一样，它的成长过程也是“有给有拿”。只是到了近代两百年来，它逞凶霸道，只夺取别人的东西，还强迫别人接受它的文明。如果之前不是“有给有拿”，为什么会出现基督教呢？怎么会学了火药呢？怎么学了阿拉伯字母呢？更广泛地说，世界上几大文明的成长过程基本上的格式都一样，而且阶段划分也是相当接近的。我要写的下一本书就是从世界几个文明着眼，讲几个文明齐头并进的阶段以及每一个阶段是什么情况。但我最苦恼的就是找不到一个刺激变化的原因。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就盼望能给读者提供一本书，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可以得到初步的解答。我们首先要在心理上重新整理自己，不要再囿于“中华中心论”，尤其是“中原中心论”。这样子我们才心胸坦荡，可以组织起一个大的文明团体，而这个文明团体也更需要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地面对那些曾经压迫、欺负我们的文明团体。我们应当承认，别人的方案不一定错，我们的方案不一定对，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不足。我们对的地方，可以重新整理，为未来全世界所用。你认为非常好的部分，到今天出了毛病了，也要想想要不要丢掉，要不要重新来过。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大家才可能和谐共处。
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很深层的改变。西方近代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体制永远膨胀。这话不对。经济的膨胀，必定要消费，消费必定要资源，而世界的资源经不起永远的消费。因此，经济体不能永远膨胀。怎么样叫稳定？怎么样叫衰退？怎么样叫繁荣？都要重新界定。这都是西方文明近几百年来的重要基础。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化，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它要加以整顿。
譬如，资本主义本身所依据的股份制度、金融制度，都发生了极大的问题。这事说来话长，我只简单举个例子。在今天的美国，股份已经分散到全美国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基本上都拥有一点点某个公司的股权。这些股权都分散在共同基金上，共同基金变成许多人的保险金、退休金的基础。我就是教员，每个月拿退休金，而这一大笔钱储存在一个二三十万教员所组成的基金管理委员会里。这个会投资全世界的共同基金，是投资在所有的不同公司的每个员工头上。所以说，我拥有全世界任何公司一小块或者说是几千万之一。这时候，我们任何一个股东，实际上是无权监督公司的，公司的运作就在没有监督之下。照过去的想法，公司的经理人和所有人是分开的，这很容易理解。但是今天，公司的所有人变成了无数的小老百姓，而经理人变成是年薪一两千万美金的专业人员。经理人只在乎他的薪水，不在乎小股东的权利。这样的一种形式，导致今天各公司的经营变得非常不合理了。取短利、做假账的现象,已经是常见。最近有个安然公司被判罪，这家公司的资金大概是 1000亿，是第一家因为这个事情被判罪的大公司。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资本主义的许多基石都在动摇。
我们中国呢，几千年来是集体主义，社区、宗族、大家庭都是集体主义，每人都要为大的单位而牺牲小的单位。话说有一家姓张的，五代六代同堂，皇帝就问张家的大家长：“你们一家五六代人能住在一起，靠的是什么？”他就说是“忍”。“忍”是什么？就是吃亏也算了，就是每个人都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笑声）这种“ 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精神，是中国慢慢成长的条件。但这个条件到了一定地步也出了问题。孙中山先生就说：集体主义到了今天，如果想走下去，分配是很重要的。分配要影响到人的工作的积极性。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迅速成长，正是因为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分配是调动了你个人的意愿，这和集体主义是相违背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了。西方资本主义要反省，我们也要反省。
再比如说，我们儒家是不讲“神”的，我们讲“良心”，而天主教、基督教讲“上帝”。“上帝”是西方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没有上帝，很难讲到人权。“天赋人权”，西方人的“天”就是“上帝”啊！有一个保证人在那里啊！保证给你人权。但在今天，美国的教会衰落了，教堂里的会员越来越少，大多数人不太相信了。我们也看到，美国天主教会的学校一家一家地关闭。我家斜对面是一个基督教会，每个礼拜五要举行bingo来赚钱。耶稣基督当然是不允许在殿堂上赌博的，但是穷啊，为了维持教堂的存在只好出此下策。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在生物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很多当年建立起上帝信仰的那些话，已经很难再说服人了。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础，将来怎么办？也要修改，要向我们中国“以人为本”的方向修改。
印度人非常重视自然。各位看过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对不对？“天龙八部”这名词出自佛经，包括“非人”、“天”、“龙”、“乾达婆”、“阿修罗”、“ 迦楼罗”、“紧那罗”和“摩呼罗迦”八种神道精怪。在印度人看来，“人”并不比这些神道精怪占什么大优势，并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 ”，注重“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调节、和谐，讲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截然不同。浮士德把他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然后换得一切都“更好、更好、更好”。西方的主流观念就是永远成长、永远扩张、永远要“更高、更快、更好”。但这也就意味着永远在浪费自然。在这个事情上，西方要向中国和印度学习。但是印度推行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极不平等，这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国因为集体主义，比较重亲属、欺外人，重邻居、欺陌生人。这个也要改变。投票制度是一人一票，如果在这个课堂里投票，选出来的大首长肯定是姓王的、姓李的和姓张的。王、李、张这三个姓加起来，肯定超过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甚至可能占到五分之一。照这样以亲疏关系来投票，完了，我们许家就要永远做奴隶了。王、李、张三家人一讨论，说加征许家的税，那还不是一致通过了吗？这一种状况，我们中国要向西方学习。
个人的权力是个人的。中国人认为“生儿养老”，好像儿子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他想要往东，你却叫他往西。这个可不对啊！儿子是一个人，他有人格啊！你作为父亲，也不能这样剥夺他的权力。我们中国人在海外，20年前家家户户都叫小孩学医，15年前家家户户又叫小孩学电脑。我对我儿子说，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饿饭是你，不饿饭也是你，你追求的是你的兴趣。不过，我的儿子现在确实在饿饭的边缘，他搞了个艺术。他搞的是理论人类学家艺术。看运气吧，靠他自己碰去吧！我对他的劝告是，真的没什么办法的话，你开个照相馆。开个照相馆，赚了钱，再搞你的艺术。他的艺术跟摄影艺术互不相悖嘛！你们将来要照婚纱照，我介绍我儿子，他照得特别好。（笑声、掌声）
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畅销书，书名叫《世界是平的》。他说，不管肤色、不管信仰、不管种族，大家一律平等。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们进入全球社会的时候，记得不要完全听他这个话。大家一律平等之后要竞争，但是竞争遵循谁的规则？在哪个操场上竞争呢？如果在你的操场上竞争，或者按照你的规则竞争，我肯定吃亏。对不对？所以他讲的这个并不完全可用，世界并不是那么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比如我比你们矮，我手脚完全不行，就不如你们。我到体育场上竞争，根本进都进不去嘛，还怎么竞争？所以，我盼望将来的全球化是一个有各地的特色、有各地的专长、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范围的全球化，但没有自主的战争。不许自主地说“我爱打谁就打谁”，这不可以。昨天，美国的共和党大败，真是大快人心！地球上将来有什么样的天灾人祸、会有如何严重的后果，我们很难预料。可能是地震，可能是气候的暖化，也可能是疾病。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疾病正在酝酿当中，许多天灾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人的愚蠢、贪婪和无情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当天灾人祸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套答案就能对付的。这一套答案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可行，而另一套答案呢，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行。这种危急时刻，要靠存在许多可能的答案、可能的解救方法，人类共同的前途才不会受到威胁。所以，我希望将来这个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补充，各地的专长同样存在。
现场提问选摘
问：胡適先生说过“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您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是怎样保持历史的客观性的？
答：凭自己史学家的良心，凭一个史学家的判断能力。胡適先生讲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反讽。当时跟他对抗最厉害的是“左派”思想，胡先生就说“左派”是捏出来的历史，和他理解的历史是不一样的。这是反讽的话。但确实我们不要认为历史可以完全客观。任何事件都没有天然的边缘，但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边缘必须要有一个裁定。一个史学家要处理一个事件，必须硬性规定它的边缘，这个硬性规定的本身就是判断。一旦有判断，就不能很客观。比如，两个村落打群架这样一个事件，那么你的记载是打斗在前线的人的记载，还是后方的长老的记载，还是警察局来抓他们的记载，还是法院审判他们的记载，还是回过头来看两个村落几百年累积起来的恩恩怨怨的记载？你要真正重现这一事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重新活过一遍，不是一个人的一遍，而是无数人的一遍，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从不同的角度怎么拼合，前线的小兵，还是后方的指挥部，不同的信息怎么拼合？这个完全靠判断。这个判断是能力问题，故意不故意却是良心问题。因此，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们自己觉得心里有一杆秤，不仅称事件，也称自己。有没有良心？有没有故意说错话？有没有捏造或隐匿证据，只因为这些证据对我的整个立场不利？这是良心问题，是“ 史德”。自古以来，对史学家的要求就是“史识”、“史德”、“史才”、“史笔”，这四项都具备，才能做一个非常优秀的史学家。但是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史识”，要靠培养。“史德”，要靠坚守。“史才”，是天生的。“史笔”，是合理、简洁、清楚、明白地写，不是说你写东西眼花缭乱就够了。这是一个好的史学家一辈子追求的目标。你认为你几乎到了那个境界了，可是你会发现还差了那么一点。特别要时刻谨记自己对“史德”的坚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问：许先生对战争持否定态度，但我个人认为战争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请问您在研究历史、面对历史因素的时候，是怎样处理战争因素的？
答：请注意，我并不是说我主张历史书要忽略战争。我所说的是，因为我曾经历战争，所以我厌恶战争，希望将来永远不再有战争。战争通常是因为人类心理上的“ 贪”、“欲”和“野心”构成的，尤其可怕的是常常是领袖们的野心导致了战争。战争的后果，毁灭性和建设性都可能有。建设性的部分，我举近代的例子，比如声呐是在战争中为了遥测而发明。这一套学问慢慢演变到今天，发展成应用在医学上的超声波，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福祉。但是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常常是无可回头的。不要说原子弹掉下来，将导致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死亡，就是一枪打死一个人，对被打死的人和他的家属、他的爱人，这也是无可挽回的哀伤和损失。
战争所毁伤和毁失的部分是不能挽回的，而得到益处的情况是相当偶然的。我早年研究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发现是战争使中国的交通网发展开来。因为战争需要兵车通行，当时兵车相当大，比现在的汽车还宽，所以需要相当宽的路。而且当时的兵车也没有橡胶轮胎，是木轮子在那里滚，所以黄土地必须夯打得坚坚实实，兵车才能过去。春秋时代中国道路网的形成，和当时若干次大的战役有着重大关联，对当时以及后世的人流、物流交换也有很大的好处。这是战争带来的益处，但不是由战争的挑动者设计的。挑起战争的人，不会说我留下一个声呐给你们用用，我留下一条道路给你们用用，不会的。他的想法是：“我灭了他再说！”大家看看，布什在伊拉克搞成什么样子！布什以为凭美国的战争能力三天就可以打下伊拉克回去了，但是到现在也没完。天天死人、天天炸弹、天天放火，这种灾害不仅是生命的灾害，对人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也是永远的。那种恐惧是永远的。我在八年抗战时期长大，看见了战争的残酷。我27岁到了美国，美国的警车声和当年的空袭警报声是一样的，所以我到晚上听见警车声，就立刻跳起来，赶快穿裤子，准备逃啦！这是自动的反应。当年在万县、在重庆、在宜昌，月明之夜，日本飞机五十架、一百架轰隆隆地卷过去。所以我望见月亮，没有想到嫦娥的情绪，只有对于敌机轰炸的恐惧。这种心灵上的伤害是永远的。所以提这个问题的朋友，我盼望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尤其是将来的战争，杀伤力极强大，假如是生物战争、核战争，那更是祸殃几代的。俄国核泄漏的地方，至今旁边的村落是寸草不生。所以战争不能用英雄史观来歌颂它，不能够!（完）
我为何写《万古江河》
今天我讲的题目，好像在替我自己的书做广告的样子。但《万古江河》这本书，不是作为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或者一般的通史而写，而是有一定的想法的。从中国的史学传统言,大概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和抄他的摹本做续集的班固的《汉书》这两部书，关注的不仅是政治，也关注商业、社会、交通等等问题。这两部史书不仅关注到皇帝的家事和国事，还关注到老百姓中的一些特殊人物。“二十四史”是断代史，《史记》、《汉书》以下，讲的几乎都是政府、国家与皇帝的事情，还有就是对外的征伐等等，对于老百姓的事情，对于一般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象几乎都没有多少关注。到了近代，有了一般通史。我得益甚多的钱穆钱宾四先生，他写的《国史大纲》是最好的通史了。他在书中讲了很多文化现象，但是主要还是上层的思想史，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他的书里也不交代。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有可以补足的空间。
我一辈子做的工作，是从社会经济起首，然后作了文化史研究。常常有人问我，什么什么事情，在哪本书里可以找到。比如，我曾在一家旅馆吃饭，主人亲自出来招待，他就问中国菜这样那样的烹饪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一想，哎，真是，中国通史上没交代。那次之后的两三个月，有饮食文化研究会找我去讲演。我就专门找中国小炒菜的起源。为什么做小炒菜？一般来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小炒菜不能大块吃肉，是小口吃肉啊！那篇文章得到了很多的反响，还被内地的《寻根》杂志拿了去登出来。可以说，这些小零碎的事情，跟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信仰都有点关系，但史书里却不交代。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也有人写，但都是笔记。这里一段，那里一段，通常不被人注意。我太太也常跟我说，她常常被人家问，你们夫妻俩都学历史，能不能介绍一本我们看得懂的中国通史给我们看。他们说，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论的都是天大地大的问题，又是引经据典，我们老百姓看不懂。我太太总是碰到这个问题，也总让她无以为答。后来她被逼急了，就说我让我先生写一本去。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是我写作《万古江河》最初的动机。
但更重要的动机是，我想告诉我们的同胞，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而是慢慢长大的。几千年来，我们中国是自成局面的，今天大多数的同胞，总以为中国从古以来就这么大的一块。自从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就这么大一块以后，天下其他地方都不太管了。除了常在世界各地走动的人，我们大多数同胞脑子里的世界地图，在自己脑子里的中国地图边界以外都是模模糊糊的，很像中古时代欧洲人画的地图。当时欧洲人画的地图，遇到画不出来的地方就画水，再画不出来的地方就画个大雪山。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加个渔叉扮个海神，或者画个天使飞在天上。而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根本就不太管外面的事，好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突然就蹦出黄帝来了，然后黄帝生了一大群儿子，然后我们慢慢就出来了。谁生女儿啊？没问。黄帝这么多儿子得娶媳妇才有子孙啊！难道我们都是孙猴子，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笑声）所以，这些事情一直以来大家都是模模糊糊的，形成了“中国中心论”。
更常见的是“中原中心论”，说我们四面是“蛮夷戎狄”。“夷”这个字还不错，一个人背着一张弓，还是个人嘛！“狄”这个字也还可以，有狗有火，在草原上过日子，带只狗带个火还过得了日子。（笑声）“蛮”是个虫，其实“蛮”正规写起来，是头上梳了两个辫子盘髻的一个女孩子蹲在地上。“戎”是背武器的人。这对四邻都是不太礼貌的说法。这四个字，从原来的字根讲起来，都是描绘人们的生活形态，但演变到后来呢，只有我们中华是特别好，外面都“蛮夷戎狄”。我在海外过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热心、很爱国的同胞跟我说，我们中国人是特别优秀，你看这个学校里功课最好的都是中国人。我则常常跟他们说不见得。他说，我们优秀得很。我说，你优秀，我不优秀，我普通得很。
这种自大的、自我中心的观念，是几千年来“中华帝国”、“天朝上国”这个观念演变出来的。在过去，我们关着门过日子，能够跟我们打架的都远得很，打不动的都已经投降了，所以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们是在世界上过国际社会的日子，就不能再这样了。我们想想看，住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家破落户，他老跟你讲我祖宗是大学士。几代祖宗啊？十八代以前。他说，我看不起你，你的门第不高，你赚的是黑心钱，我家是世家大族。（笑声）你听了多不舒服啊！跟这种人不能正常交朋友。所以我写作《万古江河》的第二个动机，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一块，是慢慢长大的，当年的“蛮夷戎狄”就是今天的腹地，当年的敌人就是今天的邻居，同样的，将来的邻居也可能是今天的敌人。
我深受感召的梁启超先生，原本要写一部中国史，可惜没写成，只写了一个绪论。他说，“中国”是从“中原”开始的，中原变成了中国，中原的中国慢慢扩张变成中国之中国，然后超越中国之外，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变成了东亚的中国，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亚洲的中国，将来还要进入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梁任公写这篇绪论是在一百年前，他真是目光如炬！今天世界的大格局、全球化的现象的确出现了。在一百年前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说。所以我在《万古江河》的序文中，特别提到我欠梁任公先生的情，因为他对我的重要启示，使得我一步一步地做着展开的工作。我自己是读上古史的，最初只关注春秋战国，也正是梁先生所谓“中原之中国”时代的“中原”。但后来我的研究往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方向往下，延伸到汉代；一个方向往上，延伸到商周、延伸到新石器时代。
我现在最喜欢到国内看考古遗址,看人家不看的破破碎碎的瓦片。别人看来这些破瓦片盯着它翻来覆去看，有什么意思？其实一片瓦片可以告诉你许多许多事情。既然我搞上古史，慢慢慢慢地想起“中原”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原”也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在古代那么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发展着他们不同的过日子的方法，这些人的每一群跟另外一群之间，谁也不是“上”，谁也不是“下”，谁也不是“中”，谁也不是“外”。地球是个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这时，我就开始想，这些古代的地方上的文化是怎么样聚合的呢？我因此自认为，各处都有自己寻找的方向、都有自己过生活的方式。
国内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老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他已经过世。中国考古史学界过去比较受制于“一条鞭”的单一理论，主要是“单线的演化论”、“中原的扩张论” 两种说法。苏秉琦先生在这种风气之下，居然突破所有的关口，从证据说话，从实实在在的事情上说话，找出了一个理论，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 ”。他认为，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地区性的文化圈，文化圈里又有不同的类、不同的系。他根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现象，将中国划分为六七个区，每一个地区都有至少三四层的次级系统。如果我们追溯到新时期时代初期的话，当时区还没形成，系也没形成，类也没形成，型也没形成，每个地方都是将就着当地的资源过当地的日子。经过互相学习、互相模仿、商品的交换、知识的交换，还有人口的交换，最重要的是男婚女嫁，以及抓人家做奴隶。经过如此这般交换以后，慢慢才并合成一条线、一条线，然后再慢慢并合成一个区、一个区。这一套理论，和梁任公先生的理论是完全配套的。只不过梁先生是从“中原”起头，苏先生是从“中原以前”起头。我自己也找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时代。
公元前3000年左右，陕西形成一个文化，后来分为两条线，一个是陕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另一个就是旁边的河南陕州古城南的庙底沟文化。“文化”的意思，在考古学意义上讲，就是怎么样过日子、住什么样的房子、烧什么样的陶器、用什么工具来敲石头、敲成什么样子等等。我们主要靠发掘出来的破罐碎瓦等来考察。这两个文化，本来是很类似的文化，后来有了不同的发展。我们从半坡文化的工具看，渔猎工具越来越多，农耕农具的比例比较少；而庙底沟呢，农耕农具的比例相当大。等于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隔着河过日子，然后慢慢地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庙底沟文化的实力逐渐强大了，它的文化渗透力大，于是慢慢地往外展开了，越到后来，越往东走，并不是往西走。这样东边的地方慢慢地就采用庙底沟文化的生活方式。庙底沟这条线一直拉，拉到河南郑州。不但是一条线，它还往两边扩张。也就是说，这种生活生产方式，附近的人、两侧的人也都慢慢地学习掌握了，并逐渐变成了黄河边上一个相当显著的生活生产方式。当然这不是那时候最高、最强有力的生活生产方式。当时东北的红山文化，就早于庙底沟文化，是有玉器、玉刻的文明，还有神庙、很大的墓，有等级不同、规模很大的聚落。浙江杭州旁边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也有很好的玉刻器具，有很大的土台，有很好的木结构房子，还有水稻。湖北、石家河那一带，有一连串的城市，每一个都比庙底沟看着要像样子。而山东的大汶口，可能过的日子也不错，甚至可能有文字，因为有几个字留下来了，不是普通的符号，而是文字。
你看，四周有这么好这么多的大的文明，居然在公元前2000年前几乎全塌下来了。为什么塌下来啊？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但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是气候？人口压力？过度浪费？都有可能。但庙底沟文明，不但没塌，还变得更强大，影响范围更广了。考察其中的原因，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色，平凡得很，没有石头、雕刻，也没有大的土台，也没有城市。但我跟你讲，刚刚所讲的几乎所有的好的、漂亮的器物的文明，它都从中学到了一点。庙底沟文明向两边扩展，它去了黄河南岸的河南、黄河北岸的山西，尤其是山西的运城平原。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极大的古城，有城墙，有道路，有宗庙，有大的礼仪性建筑，有大的公共建筑，有非常大的水沟，这些现在还在继续的发掘中。
注意到这一串现象，我就认为这个庙底沟二期，在其他文明塌下来之后，它站起来了，应该讲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其他更早的文明。早到五千年以前就有了，而且很多很多。但我认为，庙底沟文明是核心。考古学家将之称为“夏文化”，我觉得夏文化应该是“诸夏”，在文献上讲夏朝就是诸夏，就是许多的夏，并不只是一个夏。“夏”大概是一些人自己称自己的名称。诸夏，彼此之间有很多小的差别。山西运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都肯采纳别处的东西，因此东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虽然没有大的显赫的成就，但是肯接纳、肯吸收。而且，这一群人在那附近居住，一些考古界人士认为那是国家住址。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二里头可能是一个公共的聚会中心，这样的聚会中心还不止它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地方。这些人、单位肯聚在一起，讨论、解决共同问题，肯去接受外来文化。这个动力、这个特性，使它可以变成一个强固的核心，有了核心，它就慢慢成长。
我写的《万古江河》就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旨在填补梁任公先生在中原以前的那一段。我讲文化的扩大，不讲武力。——我向来不喜欢讲武功，因为我从小在战争中长大，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我知道什么叫做鲜血，所以我最反对歌颂战争中的英雄、歌颂鲜血。我不讲武功，不讲汉帝唐宗、成吉思汗，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我所讲的主调是：在文化圈的扩大过程中，我们有“给”，我们也有“拿”。我们给过很多四邻中国的文化，我们也从四邻的文化中吸收接纳。从庙底沟二期开始，我们就继续不断地向四周“给”，也从四周“拿”，不然庙底沟二期也不会长大。
等到庙底沟二期长大了，到后来“中原”变成了“商”，“商”也不断地给予、吸纳，而“周”在“商”的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不仅继承了商代文化，也接受了许多其他文化的东西。秦人原来在西方，在今天甘肃天水一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壮大，东迁至陕西关中一带。秦由小小的牧马民族逐渐变成秦帝国，是吸收了六国的长处、吸收了六国的人才，才得以壮大。汉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个文化体，也是不断地进行文化输出和输入。汉朝的文化输出，东到日本、东南亚，西到天山，北到大漠；汉朝的文化输入，最典型的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还有北方巫术文明和各地的巫术，也被汉武帝通通接受，后来变成道教的重要成分。汉文化一路向南开拓，将南方的动植物引进中国，从西域也带进来西瓜、葡萄，从北方带进来骆驼、野驴子等等很多很多的物产。这样无穷的文化交流、物产交换，使得汉文化异常博大丰富。
所以，每一朝文化在扩大的时候，都是“有给有拿”。我们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这个人才是一个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人。有好的我就学，见贤思齐，人家肯向我学，我也诚恳教人。教书这一行，最好的一点，就是我教给人家越多，自己收获也越多。这跟做买卖不同，不会是我拿出去了，自己就少了。所以，在这样子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中国慢慢地成长了。
我在《万古江河》中为什么以1500年做断代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新大陆被欧洲人占领，1505年侵占的白银就开始运到中国来了。这也是中国面临第一次世界格局的形成的时候，所以我取个整数以1500年做了断代，前面写了半本，后面写了半本。1500年以后近代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更密切。最重要的是我们碰到了一个重大关口，就是面临一个不比我们差、到后来比我们更有力的文化系统。我们面临的对手不简单，不能够轻易对付他，我们曾经输过，我们也正在爬起来。从1500年到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挑战，恰恰是这个挑战。现在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怎样跟他们做个交叉，叫他们变成识别器，我们也变成识别器，大家作合理的融合，而不是单向的学习。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有所谓“全盘西化”的说法，前几年，我又经常看到“先进国家”这个名称。用“先进”一词，就是承认他们的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只是我们落在后面，晚了一步。如果说齐头并进，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间有道路的交叉，就没有所谓的“先进”、“后进”。
事实上，西方文明也是经历了梁任公先生所说的那些步骤，从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尖端的西方，到地中海东端的西方，到地中海的西方，然后才有欧洲的西方，有大西洋的西方，有跨洋的西方，最终有现在几乎笼罩全世界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发展步骤和我们一样，它的成长过程也是“有给有拿”。只是到了近代两百年来，它逞凶霸道，只夺取别人的东西，还强迫别人接受它的文明。如果之前不是“有给有拿”，为什么会出现基督教呢？怎么会学了火药呢？怎么学了阿拉伯字母呢？更广泛地说，世界上几大文明的成长过程基本上的格式都一样，而且阶段划分也是相当接近的。我要写的下一本书就是从世界几个文明着眼，讲几个文明齐头并进的阶段以及每一个阶段是什么情况。但我最苦恼的就是找不到一个刺激变化的原因。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就盼望能给读者提供一本书，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可以得到初步的解答。我们首先要在心理上重新整理自己，不要再囿于“中华中心论”，尤其是“中原中心论”。这样子我们才心胸坦荡，可以组织起一个大的文明团体，而这个文明团体也更需要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地面对那些曾经压迫、欺负我们的文明团体。我们应当承认，别人的方案不一定错，我们的方案不一定对，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不足。我们对的地方，可以重新整理，为未来全世界所用。你认为非常好的部分，到今天出了毛病了，也要想想要不要丢掉，要不要重新来过。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大家才可能和谐共处。
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很深层的改变。西方近代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体制永远膨胀。这话不对。经济的膨胀，必定要消费，消费必定要资源，而世界的资源经不起永远的消费。因此，经济体不能永远膨胀。怎么样叫稳定？怎么样叫衰退？怎么样叫繁荣？都要重新界定。这都是西方文明近几百年来的重要基础。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化，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它要加以整顿。
譬如，资本主义本身所依据的股份制度、金融制度，都发生了极大的问题。这事说来话长，我只简单举个例子。在今天的美国，股份已经分散到全美国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基本上都拥有一点点某个公司的股权。这些股权都分散在共同基金上，共同基金变成许多人的保险金、退休金的基础。我就是教员，每个月拿退休金，而这一大笔钱储存在一个二三十万教员所组成的基金管理委员会里。这个会投资全世界的共同基金，是投资在所有的不同公司的每个员工头上。所以说，我拥有全世界任何公司一小块或者说是几千万之一。这时候，我们任何一个股东，实际上是无权监督公司的，公司的运作就在没有监督之下。照过去的想法，公司的经理人和所有人是分开的，这很容易理解。但是今天，公司的所有人变成了无数的小老百姓，而经理人变成是年薪一两千万美金的专业人员。经理人只在乎他的薪水，不在乎小股东的权利。这样的一种形式，导致今天各公司的经营变得非常不合理了。取短利、做假账的现象,已经是常见。最近有个安然公司被判罪，这家公司的资金大概是 1000亿，是第一家因为这个事情被判罪的大公司。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资本主义的许多基石都在动摇。
我们中国呢，几千年来是集体主义，社区、宗族、大家庭都是集体主义，每人都要为大的单位而牺牲小的单位。话说有一家姓张的，五代六代同堂，皇帝就问张家的大家长：“你们一家五六代人能住在一起，靠的是什么？”他就说是“忍”。“忍”是什么？就是吃亏也算了，就是每个人都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笑声）这种“ 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精神，是中国慢慢成长的条件。但这个条件到了一定地步也出了问题。孙中山先生就说：集体主义到了今天，如果想走下去，分配是很重要的。分配要影响到人的工作的积极性。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迅速成长，正是因为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分配是调动了你个人的意愿，这和集体主义是相违背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了。西方资本主义要反省，我们也要反省。
再比如说，我们儒家是不讲“神”的，我们讲“良心”，而天主教、基督教讲“上帝”。“上帝”是西方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没有上帝，很难讲到人权。“天赋人权”，西方人的“天”就是“上帝”啊！有一个保证人在那里啊！保证给你人权。但在今天，美国的教会衰落了，教堂里的会员越来越少，大多数人不太相信了。我们也看到，美国天主教会的学校一家一家地关闭。我家斜对面是一个基督教会，每个礼拜五要举行bingo来赚钱。耶稣基督当然是不允许在殿堂上赌博的，但是穷啊，为了维持教堂的存在只好出此下策。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在生物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很多当年建立起上帝信仰的那些话，已经很难再说服人了。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础，将来怎么办？也要修改，要向我们中国“以人为本”的方向修改。
印度人非常重视自然。各位看过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对不对？“天龙八部”这名词出自佛经，包括“非人”、“天”、“龙”、“乾达婆”、“阿修罗”、“ 迦楼罗”、“紧那罗”和“摩呼罗迦”八种神道精怪。在印度人看来，“人”并不比这些神道精怪占什么大优势，并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 ”，注重“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调节、和谐，讲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截然不同。浮士德把他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然后换得一切都“更好、更好、更好”。西方的主流观念就是永远成长、永远扩张、永远要“更高、更快、更好”。但这也就意味着永远在浪费自然。在这个事情上，西方要向中国和印度学习。但是印度推行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极不平等，这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国因为集体主义，比较重亲属、欺外人，重邻居、欺陌生人。这个也要改变。投票制度是一人一票，如果在这个课堂里投票，选出来的大首长肯定是姓王的、姓李的和姓张的。王、李、张这三个姓加起来，肯定超过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甚至可能占到五分之一。照这样以亲疏关系来投票，完了，我们许家就要永远做奴隶了。王、李、张三家人一讨论，说加征许家的税，那还不是一致通过了吗？这一种状况，我们中国要向西方学习。
个人的权力是个人的。中国人认为“生儿养老”，好像儿子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他想要往东，你却叫他往西。这个可不对啊！儿子是一个人，他有人格啊！你作为父亲，也不能这样剥夺他的权力。我们中国人在海外，20年前家家户户都叫小孩学医，15年前家家户户又叫小孩学电脑。我对我儿子说，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饿饭是你，不饿饭也是你，你追求的是你的兴趣。不过，我的儿子现在确实在饿饭的边缘，他搞了个艺术。他搞的是理论人类学家艺术。看运气吧，靠他自己碰去吧！我对他的劝告是，真的没什么办法的话，你开个照相馆。开个照相馆，赚了钱，再搞你的艺术。他的艺术跟摄影艺术互不相悖嘛！你们将来要照婚纱照，我介绍我儿子，他照得特别好。（笑声、掌声）
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畅销书，书名叫《世界是平的》。他说，不管肤色、不管信仰、不管种族，大家一律平等。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们进入全球社会的时候，记得不要完全听他这个话。大家一律平等之后要竞争，但是竞争遵循谁的规则？在哪个操场上竞争呢？如果在你的操场上竞争，或者按照你的规则竞争，我肯定吃亏。对不对？所以他讲的这个并不完全可用，世界并不是那么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比如我比你们矮，我手脚完全不行，就不如你们。我到体育场上竞争，根本进都进不去嘛，还怎么竞争？所以，我盼望将来的全球化是一个有各地的特色、有各地的专长、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范围的全球化，但没有自主的战争。不许自主地说“我爱打谁就打谁”，这不可以。昨天，美国的共和党大败，真是大快人心！地球上将来有什么样的天灾人祸、会有如何严重的后果，我们很难预料。可能是地震，可能是气候的暖化，也可能是疾病。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疾病正在酝酿当中，许多天灾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人的愚蠢、贪婪和无情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当天灾人祸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套答案就能对付的。这一套答案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可行，而另一套答案呢，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行。这种危急时刻，要靠存在许多可能的答案、可能的解救方法，人类共同的前途才不会受到威胁。所以，我希望将来这个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补充，各地的专长同样存在。
现场提问选摘
问：胡適先生说过“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您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是怎样保持历史的客观性的？
答：凭自己史学家的良心，凭一个史学家的判断能力。胡適先生讲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反讽。当时跟他对抗最厉害的是“左派”思想，胡先生就说“左派”是捏出来的历史，和他理解的历史是不一样的。这是反讽的话。但确实我们不要认为历史可以完全客观。任何事件都没有天然的边缘，但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边缘必须要有一个裁定。一个史学家要处理一个事件，必须硬性规定它的边缘，这个硬性规定的本身就是判断。一旦有判断，就不能很客观。比如，两个村落打群架这样一个事件，那么你的记载是打斗在前线的人的记载，还是后方的长老的记载，还是警察局来抓他们的记载，还是法院审判他们的记载，还是回过头来看两个村落几百年累积起来的恩恩怨怨的记载？你要真正重现这一事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重新活过一遍，不是一个人的一遍，而是无数人的一遍，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从不同的角度怎么拼合，前线的小兵，还是后方的指挥部，不同的信息怎么拼合？这个完全靠判断。这个判断是能力问题，故意不故意却是良心问题。因此，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们自己觉得心里有一杆秤，不仅称事件，也称自己。有没有良心？有没有故意说错话？有没有捏造或隐匿证据，只因为这些证据对我的整个立场不利？这是良心问题，是“ 史德”。自古以来，对史学家的要求就是“史识”、“史德”、“史才”、“史笔”，这四项都具备，才能做一个非常优秀的史学家。但是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史识”，要靠培养。“史德”，要靠坚守。“史才”，是天生的。“史笔”，是合理、简洁、清楚、明白地写，不是说你写东西眼花缭乱就够了。这是一个好的史学家一辈子追求的目标。你认为你几乎到了那个境界了，可是你会发现还差了那么一点。特别要时刻谨记自己对“史德”的坚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问：许先生对战争持否定态度，但我个人认为战争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请问您在研究历史、面对历史因素的时候，是怎样处理战争因素的？
答：请注意，我并不是说我主张历史书要忽略战争。我所说的是，因为我曾经历战争，所以我厌恶战争，希望将来永远不再有战争。战争通常是因为人类心理上的“ 贪”、“欲”和“野心”构成的，尤其可怕的是常常是领袖们的野心导致了战争。战争的后果，毁灭性和建设性都可能有。建设性的部分，我举近代的例子，比如声呐是在战争中为了遥测而发明。这一套学问慢慢演变到今天，发展成应用在医学上的超声波，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福祉。但是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常常是无可回头的。不要说原子弹掉下来，将导致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死亡，就是一枪打死一个人，对被打死的人和他的家属、他的爱人，这也是无可挽回的哀伤和损失。
战争所毁伤和毁失的部分是不能挽回的，而得到益处的情况是相当偶然的。我早年研究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发现是战争使中国的交通网发展开来。因为战争需要兵车通行，当时兵车相当大，比现在的汽车还宽，所以需要相当宽的路。而且当时的兵车也没有橡胶轮胎，是木轮子在那里滚，所以黄土地必须夯打得坚坚实实，兵车才能过去。春秋时代中国道路网的形成，和当时若干次大的战役有着重大关联，对当时以及后世的人流、物流交换也有很大的好处。这是战争带来的益处，但不是由战争的挑动者设计的。挑起战争的人，不会说我留下一个声呐给你们用用，我留下一条道路给你们用用，不会的。他的想法是：“我灭了他再说！”大家看看，布什在伊拉克搞成什么样子！布什以为凭美国的战争能力三天就可以打下伊拉克回去了，但是到现在也没完。天天死人、天天炸弹、天天放火，这种灾害不仅是生命的灾害，对人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也是永远的。那种恐惧是永远的。我在八年抗战时期长大，看见了战争的残酷。我27岁到了美国，美国的警车声和当年的空袭警报声是一样的，所以我到晚上听见警车声，就立刻跳起来，赶快穿裤子，准备逃啦！这是自动的反应。当年在万县、在重庆、在宜昌，月明之夜，日本飞机五十架、一百架轰隆隆地卷过去。所以我望见月亮，没有想到嫦娥的情绪，只有对于敌机轰炸的恐惧。这种心灵上的伤害是永远的。所以提这个问题的朋友，我盼望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尤其是将来的战争，杀伤力极强大，假如是生物战争、核战争，那更是祸殃几代的。俄国核泄漏的地方，至今旁边的村落是寸草不生。所以战争不能用英雄史观来歌颂它，不能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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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队希望收政府官员为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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