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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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中央纪委16日上午连发处理三名省委常委的情况通报，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分别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或降职处理。
令人震撼的是，3名副省级官员同日被中纪委通报案情，虽然均被开除党籍，但公职处分“待遇”各有不同：一名被双开，一名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干部，另一名则被罕见地降为科员。
尤其是赵智勇从省部级副职降至科员，达七级之多，确为罕见。而张田欣也降至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直降级别也不小。
尽管其两人没有被双开，也保留了工作岗位。但在近些年来的官员惩处方面，还是释放出了一些新的信号。
一是进一步加大了违反党纪政纪处理的力度，体现了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执政的治理思路，特别是对违纪问题“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法治化。过去，有些官员往往认为，只要不触犯法律，违违纪律，特别是“四风”方面的问题，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比如有的官员就认为，吃点喝点不算什么，关键是不能装腰包；还有的认为收点礼金、礼品，也是无所谓的；尤其是有的官员认为，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重大决策失误了也没有什么，留下大堆债务，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从此次张田欣的处理来看，其中就有“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而最近屡屡曝光的“官员通奸”问题，也应是中央对于违纪问题“零容忍”的坚定表现。毕竟在过去一些官员看来，男女作风似乎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不涉及经济问题，往往就是睁一眼闭一眼。
对于这样一些的违纪问题，过去可能也有过处理，但往往轻描淡写，处理过轻，尤其以“异地调任或平级调动”而结束。
二是有利于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改革制度的逐步形成，充分发挥干部惩处的“降级使用”功能，寻求整体突破。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干部“降低使用”方面开始尝试。2013年底，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截至去年底全国通报的近300个违反八项规定具体案例中，有5例采取了降级处分。
据有关专家分析，这或许意味着，以后对干部的惩处，一是不会“一抹到底”；二是被免职干部不会没有道理地“复出”；三是降级处理会更经常使用。
而从违纪层面的干部惩处入手，能否进一步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制度的形成，也是一个有力的突破口，真正让那些有用之才、老实人有用武之地，而让那些庸才、老好人靠边站，实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三是对于违纪所得的处理，也是一个新的信号，特别是对一些官员的灰色收入形成震慑，而且未来有没有可能将违纪所得直接转换为违法所得，也是值得观察的。从对赵智勇和张田欣的通报中，均出现了“收缴其违纪所得”的表述，也就是说，两位都曾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过私利，只是被认定为违纪所得，而非违法所得。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是金额大小问题，还是方法手段问题。但是却由此警告在职官员大量够不了贪腐的灰色收入，将会不再安全。这也可能预示着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步伐加快。
四是有利于推动反腐的法治化进程，更加促进反腐败的程序正义和透明。应该说，此番处理，体现了中纪委惩治官员的新思路，但从程序上来看还是有可以完善之处。如果涉事官员确实没有违法，只做党纪处分是无需置疑的。但是通报中是否应该说清楚其“严重违纪”的程度，如有多少违纪所得、违的什么纪。这些违纪所得究竟是不是违法所得，是否还需要法律部门来认定。不过，由于历史制度的一些欠帐，一些腐败问题往往牵涉到制度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因素，因此进一步的反腐动作，显然需要在法治层面大大加速，否则就仍然会在运动化反腐上循环，无法根治。
令人震撼的是，3名副省级官员同日被中纪委通报案情，虽然均被开除党籍，但公职处分“待遇”各有不同：一名被双开，一名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干部，另一名则被罕见地降为科员。
尤其是赵智勇从省部级副职降至科员，达七级之多，确为罕见。而张田欣也降至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直降级别也不小。
尽管其两人没有被双开，也保留了工作岗位。但在近些年来的官员惩处方面，还是释放出了一些新的信号。
一是进一步加大了违反党纪政纪处理的力度，体现了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执政的治理思路，特别是对违纪问题“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法治化。过去，有些官员往往认为，只要不触犯法律，违违纪律，特别是“四风”方面的问题，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比如有的官员就认为，吃点喝点不算什么，关键是不能装腰包；还有的认为收点礼金、礼品，也是无所谓的；尤其是有的官员认为，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重大决策失误了也没有什么，留下大堆债务，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从此次张田欣的处理来看，其中就有“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而最近屡屡曝光的“官员通奸”问题，也应是中央对于违纪问题“零容忍”的坚定表现。毕竟在过去一些官员看来，男女作风似乎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不涉及经济问题，往往就是睁一眼闭一眼。
对于这样一些的违纪问题，过去可能也有过处理，但往往轻描淡写，处理过轻，尤其以“异地调任或平级调动”而结束。
二是有利于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改革制度的逐步形成，充分发挥干部惩处的“降级使用”功能，寻求整体突破。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干部“降低使用”方面开始尝试。2013年底，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截至去年底全国通报的近300个违反八项规定具体案例中，有5例采取了降级处分。
据有关专家分析，这或许意味着，以后对干部的惩处，一是不会“一抹到底”；二是被免职干部不会没有道理地“复出”；三是降级处理会更经常使用。
而从违纪层面的干部惩处入手，能否进一步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制度的形成，也是一个有力的突破口，真正让那些有用之才、老实人有用武之地，而让那些庸才、老好人靠边站，实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三是对于违纪所得的处理，也是一个新的信号，特别是对一些官员的灰色收入形成震慑，而且未来有没有可能将违纪所得直接转换为违法所得，也是值得观察的。从对赵智勇和张田欣的通报中，均出现了“收缴其违纪所得”的表述，也就是说，两位都曾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过私利，只是被认定为违纪所得，而非违法所得。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是金额大小问题，还是方法手段问题。但是却由此警告在职官员大量够不了贪腐的灰色收入，将会不再安全。这也可能预示着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步伐加快。
四是有利于推动反腐的法治化进程，更加促进反腐败的程序正义和透明。应该说，此番处理，体现了中纪委惩治官员的新思路，但从程序上来看还是有可以完善之处。如果涉事官员确实没有违法，只做党纪处分是无需置疑的。但是通报中是否应该说清楚其“严重违纪”的程度，如有多少违纪所得、违的什么纪。这些违纪所得究竟是不是违法所得，是否还需要法律部门来认定。不过，由于历史制度的一些欠帐，一些腐败问题往往牵涉到制度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因素，因此进一步的反腐动作，显然需要在法治层面大大加速，否则就仍然会在运动化反腐上循环，无法根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