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但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作为一个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要走那么长的路、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不过，感觉最明显的，其实还是自己的心情和脑子里的思想与五十年前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1949年9月30日下午，26岁的我临时受命去迎接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据说这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是当时唯一的外国贺客。我在天津迎到了贵宾，10月1日上午乘专车到达BJ，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BJ饭店参加欢迎宴会后，我本应回机关去，不料当时街道已戒严，我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团长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余成员就由我们陪着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从下午3点一直呆到晚上10点，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并无倦意，整整7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未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中若干委员名字时的声音。
那时，我不断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继而参加革命、以后从延安一路走到BJ的经历；想到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不禁热泪盈眶；再想到毛主席11天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语，更是惊叹他的话总是那么简洁、有力、响亮。百感交集之际，竭力想把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在脑子里不断重复着:“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到了晚9点多钟，当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天安门广场上带领着BJ各大学的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心中的上述感受达到了顶点。以前我曾长期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在此刻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不过，还是有人把我自觉绝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种感情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后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连载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现在我已完全记不得那诗的内容，但仍能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毛笔手书的这五个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那时的思想和心理。而且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建设毛主席所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走了这条道路，有苏联作样板，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我历来是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时间开始了”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自己也绝对想像不到的是，六年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直到胡风去世三年后的1988年，这个案子才最后昭雪平反。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建国八年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照毛主席的说法，“右派分子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类事件还仅仅是开始。
除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时，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并未举行。1989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5月19日下的戒严令还未解除，BJ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达80-90％。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了，晚上我则以因反对“六四”镇压而犯严重错误之身、被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要先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BJ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人坐着打扑克，别人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后，才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焰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却不知有几人于四十年前曾预见到。
1949年9月30日下午，26岁的我临时受命去迎接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据说这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是当时唯一的外国贺客。我在天津迎到了贵宾，10月1日上午乘专车到达BJ，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BJ饭店参加欢迎宴会后，我本应回机关去，不料当时街道已戒严，我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团长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余成员就由我们陪着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从下午3点一直呆到晚上10点，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并无倦意，整整7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未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中若干委员名字时的声音。
那时，我不断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继而参加革命、以后从延安一路走到BJ的经历；想到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不禁热泪盈眶；再想到毛主席11天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语，更是惊叹他的话总是那么简洁、有力、响亮。百感交集之际，竭力想把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在脑子里不断重复着:“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到了晚9点多钟，当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天安门广场上带领着BJ各大学的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心中的上述感受达到了顶点。以前我曾长期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在此刻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不过，还是有人把我自觉绝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种感情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后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连载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现在我已完全记不得那诗的内容，但仍能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毛笔手书的这五个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那时的思想和心理。而且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建设毛主席所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走了这条道路，有苏联作样板，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我历来是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时间开始了”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自己也绝对想像不到的是，六年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直到胡风去世三年后的1988年，这个案子才最后昭雪平反。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建国八年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照毛主席的说法，“右派分子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类事件还仅仅是开始。
除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时，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并未举行。1989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5月19日下的戒严令还未解除，BJ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达80-90％。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了，晚上我则以因反对“六四”镇压而犯严重错误之身、被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要先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BJ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人坐着打扑克，别人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后，才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焰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却不知有几人于四十年前曾预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