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是个非常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百姓为什么喜欢上访？其实说穿了就是一句话：中国百姓在骨子里相信权力不相信法律。
上访的基本动机是希望惊动更高的权力来为自己解决问题。如果法院还要看权力的脸色来行事。久而久之百姓就明白，与其到法院兜个圈子不如直接找到更高的权力、甚至最高的权力，省时省事得多。如果这样，法律就没有权威，司法就不能独立。
上访与诉讼，其成本相差悬殊。上访的成本无非是交通费、住宿费，外加一些打字和复印费，而诉讼的费用就过于昂贵了。诉讼费加上律师费，不是普通百姓承担得起的。这是中国百姓宁愿上访不愿意诉讼的主要原因。
从效率上看，只要上访的运气好，碰上了更高的权力，路子对了头，上访的效率显然极大地高于诉讼。比如“大胆农妇熊德明”投诉当地县政府欠薪的事，如果走法院的路，法院就要讲证据，录音录相，照片，签字，财务报表，等等，谁主张谁举证，否则，官司是打不成的。而且，已经有权威媒体统计过，民工维权平均耗时462天。可是熊德明运气好，碰上了温总理，向总理一说，事情很快搞定。这件事全国媒体都大张旗鼓地做了报道，客观上却起了鼓励百姓上访的作用，特别是鼓励百姓向高权力上访的作用。就好比一名中了500万大奖的彩民的事迹，会带动更多的穷人买彩票一样，其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再比如，河南某市农民抱怨说卖桃难，刚好就碰上了温总理，结果，这件事“今天就地解决”。这些消息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助推中国百姓的“权力崇拜症”。领导人越是能够解决问题，百姓就越是不相信法律，百姓就越是喜欢上访。故此，全国各地很多人有什么诉求就去找温总理，让温总理应接不暇。
“上访”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法制不健全时期的过渡现象。如果中国的法制很健全，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现象被消除，百姓打官司的成本很低，打官司的效率很高，“上访”这一特殊产物自然就会逐步消失。然而现在不行。在社会转型、转轨时期，利益格局大洗牌，矛盾多发，“深层次问题”层出不穷，信访就是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办法和渠道。
百姓喜欢上访，第一说明中国百姓对党和政府仍然信任，仍然抱有希望。第二，说明确实有些事没有做好，激起了群众愤慨。第三，说明当今中国这块土地适宜上访的存在，说明允许上访存在的宽容宽松尚未泯灭。
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而妥善地对待群众上访，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不容回避的问题。
上访的基本动机是希望惊动更高的权力来为自己解决问题。如果法院还要看权力的脸色来行事。久而久之百姓就明白，与其到法院兜个圈子不如直接找到更高的权力、甚至最高的权力，省时省事得多。如果这样，法律就没有权威，司法就不能独立。
上访与诉讼，其成本相差悬殊。上访的成本无非是交通费、住宿费，外加一些打字和复印费，而诉讼的费用就过于昂贵了。诉讼费加上律师费，不是普通百姓承担得起的。这是中国百姓宁愿上访不愿意诉讼的主要原因。
从效率上看，只要上访的运气好，碰上了更高的权力，路子对了头，上访的效率显然极大地高于诉讼。比如“大胆农妇熊德明”投诉当地县政府欠薪的事，如果走法院的路，法院就要讲证据，录音录相，照片，签字，财务报表，等等，谁主张谁举证，否则，官司是打不成的。而且，已经有权威媒体统计过，民工维权平均耗时462天。可是熊德明运气好，碰上了温总理，向总理一说，事情很快搞定。这件事全国媒体都大张旗鼓地做了报道，客观上却起了鼓励百姓上访的作用，特别是鼓励百姓向高权力上访的作用。就好比一名中了500万大奖的彩民的事迹，会带动更多的穷人买彩票一样，其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再比如，河南某市农民抱怨说卖桃难，刚好就碰上了温总理，结果，这件事“今天就地解决”。这些消息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助推中国百姓的“权力崇拜症”。领导人越是能够解决问题，百姓就越是不相信法律，百姓就越是喜欢上访。故此，全国各地很多人有什么诉求就去找温总理，让温总理应接不暇。
“上访”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法制不健全时期的过渡现象。如果中国的法制很健全，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现象被消除，百姓打官司的成本很低，打官司的效率很高，“上访”这一特殊产物自然就会逐步消失。然而现在不行。在社会转型、转轨时期，利益格局大洗牌，矛盾多发，“深层次问题”层出不穷，信访就是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办法和渠道。
百姓喜欢上访，第一说明中国百姓对党和政府仍然信任，仍然抱有希望。第二，说明确实有些事没有做好，激起了群众愤慨。第三，说明当今中国这块土地适宜上访的存在，说明允许上访存在的宽容宽松尚未泯灭。
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而妥善地对待群众上访，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不容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