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 倍受关注的“茂名黑老大”李振刚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听判后，24名被告人中，除3名未被指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被告之外，其余众多被告人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提起上诉。
我是两年前接受本案其中一名被告人亲属的委托，参加到这起案件的辩护中来的。最初，我的当事人仅仅是以涉嫌“敲诈勒索”的罪名被刑事拘留的，但随着办案时间的推移，他涉嫌的罪名增加到“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拘禁、非法经营”等多项。不久后我知道了，虽然单个犯罪嫌疑人是以涉嫌不同的罪名立案，但这起案件其实一开始便是以涉黑案件来侦查的，同时和逐渐被拘捕的犯罪嫌疑人达20多人。
4月下旬，我被通知到广州中院查阅本案的案卷，当我看到分批次阅卷的律师如此众多，超过200多本案卷堆积如山的时候，才真正觉得这个案件非同寻常。尤其是，当我看到案卷中记载的一些闻所未闻的犯罪事实，一时感到震惊。本案时间跨度有10年之久，案中案逾30多宗。由于时间关系，每个辩护律师不可能同时看完所有的案卷材料，只是抽取其中与自己当事人有关的材料认真复制，在翻找案卷的过程中，我无意间接触到其他被告人以及其他各类案件的材料，不禁触目惊心。我感叹的，不是这个被指控的黑社会案件，它发生了多少残酷的命案，曝光了多少精良的武器，披露了多少骇人的暴行，相比其它典型的黑社会案件，我唯一感到气愤的是，这个案件，居然有法官参与其中！
在本案一审开庭过程中，我写了一组博客文章。我们律所的一位同事看过之后，问我是否在为曾是法官的那位被告人鸣不平？我说：“非也！非也！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法官，我只是想客观地描述一下，一个风光一时的法官在法庭上被审判时的特别情形。”同事说：“是这样啊，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宣判之后，一位被告法官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在旁听席上声嘶力竭地哭得死去活来，并一时瘫倒在地，还不时地用土话拚命地高呼着什么。被判决的法官凝望着老泪纵横的母亲，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他抓住话筒气呼呼地冲着女审判长说：“我一定要上诉，推翻今天你们的这个判决！”
与其他辩护律师一样，作为为被告人减轻罪责的辩护人，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同情我的当事人，也同情象这位老母亲一样的当事人的亲属们。
在5月中旬的开庭期间，一位瘦小的中年男子，心事重重地傍着我对我说这说那。我问他：“您是谁的亲属？”他说：“是那个女孩的父亲。”他所指的那个女孩，一个涉世未深的小鸟依人的女子，任李振刚公司的出纳员。
昨天，这位穿着陈旧的可怜兮兮的父亲，又一次来到我身边，对着我喃喃自语。我问他：“您女儿判了多少？”他说：“判了8年！她这一辈子都完了！她一辈子都完了！”这个看上去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被判处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出资罪三罪并罚，总和刑期8年10个月，决定执行8年，并处罚金40万元。
与这个善良的心碎的父亲一样，我也认为她女儿判得太重了。不仅如此，我认为，其中的一些出身贫寒的被告人，包括我的当事人，判得都太重了。
闭庭后，三五成群的亲属们，一个个红着眼圈，纷纷围着各自聘请的律师，喋喋不休地诉说着。是的，这些亲属们，大都是良民百姓，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亲人，被判决参加了黑社会组织，并被判处他们无法接受的至少在3年以上的刑罚。
作为辩护律师，作为本起刑事诉讼的全程参与者，或许我不应该对这起案件说三道四。但与此同时，我也是一位公民，我对社会，对法律与现实，也有自己法庭之外的认识。
这起案件，对一部分涉案人员来说，与其说是一起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案件，毋宁说是一起小老百姓傍大款的案件。李振刚，虽然现在大家都说他是黑老大，或许在茂名当地，早就有人说他是黑老大，但毕竟在案发之前，他是茂名市的堂堂人大代表，富甲一方的社会名流，连公检法都可任其摆布，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对他当然只有羡慕的份。所以其中的一部分被告人，其实并没有直接得到李老板的任何好处，李老板也没有给他们发一分钱的工资，他们只是觉得“人往高处走”、“大树底下好乘凉”，利用家乡人李老板的大名自己出钱放高利贷，得了好处也不用上交李老板，有的根本就不认为李老板是黑老大。这起案件，虽然定性为黑社会案件，但对其中一部分被告人而言，主要就是参与放高利贷，因为放高利贷而卷入了黑社会案件并最终不能独善其身。
要说这起案件的黑，黑就黑在有法官等司法人员参与，通过法院裁判等合法方式，将非法的黑钱洗白，而这些腐败的司法资源，并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所能利用的。警察、法官等司法官员，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辨别能力，他们最清楚什么是黑社会，什么是合法和非法，而一般平民百姓，由于认知的局限，并不一定清楚什么是黑社会，什么是违法和非法。可以说，本起案件，如果没有司法人员的参与，或许不会称之为黑社会案件。然而，本案被控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民事枉法裁判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罪名的2名法官，一人仅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名仅被判处5年，被而其他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非法经营罪的被告人，最轻的都被判处3年。
被判处犯非法经营罪的被告人，其非法经营的事实，说到底就是参与放高利贷。或许之前我们对放高利贷深恶痛绝，但是，前不久，当我们听到温州高利贷资金链断裂，亿万富翁们一夜之间纷纷“跑路”时，我们才知道原来高利贷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已经是如此司空见惯、如此震惊朝野。近年来，我们听得最多的是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贷款难、流动性紧缩、中小企业倒闭、生意难做，很多企业和个人无法做实业，便去炒楼、炒股票、炒钱。高利贷，它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土壤之下应运而生的，它反映的是一种民生状态和社会经济状态。
与其他辩护律师一样，我原以为，这个案件，一部分被告人不会被判处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非法经营罪，如果那样的话，我的当事人，以及其他律师的当事人，会判得轻很多。但最后，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的心情，与这些当事人的亲属们一样，无比沉重。一本厚厚的判决书，撕碎的，是十数个家庭善良的心，或许还会为这个社会，埋下怨恨的种子。
前些天，我家保姆阿姨在外地为老板跑业务的儿子连续两天没给她打电话，而且关了机，她着急了，害怕儿子被人劫财谋杀了。我在帮她寻找儿子的同时，安慰她说：“你儿子被人杀了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他真的失踪的话，很可能是因为他老板出事了。”阿姨气愤地说：“他老板犯了法，关我儿子什么事？”我无语，没有回答她。因为，这样的案件，我已经历很多了。其中有个来自四川贫困地区的大学生，全家省衣节食供他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广州一家公司谋了几个月经理，但不幸的是，他的老板是“非法经营”，他也因此被判处2年刑罚。这位大学生在法庭上多次失声痛哭喊冤叫屈，连他的同案都为之动容，但现实是残酷的，人民法院不相信眼泪。（好在没多久，阿姨的儿子终于来电了，我们虚惊的心，才放下来。）
愿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公平，越来越安全，越来越美好。
我是两年前接受本案其中一名被告人亲属的委托，参加到这起案件的辩护中来的。最初，我的当事人仅仅是以涉嫌“敲诈勒索”的罪名被刑事拘留的，但随着办案时间的推移，他涉嫌的罪名增加到“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拘禁、非法经营”等多项。不久后我知道了，虽然单个犯罪嫌疑人是以涉嫌不同的罪名立案，但这起案件其实一开始便是以涉黑案件来侦查的，同时和逐渐被拘捕的犯罪嫌疑人达20多人。
4月下旬，我被通知到广州中院查阅本案的案卷，当我看到分批次阅卷的律师如此众多，超过200多本案卷堆积如山的时候，才真正觉得这个案件非同寻常。尤其是，当我看到案卷中记载的一些闻所未闻的犯罪事实，一时感到震惊。本案时间跨度有10年之久，案中案逾30多宗。由于时间关系，每个辩护律师不可能同时看完所有的案卷材料，只是抽取其中与自己当事人有关的材料认真复制，在翻找案卷的过程中，我无意间接触到其他被告人以及其他各类案件的材料，不禁触目惊心。我感叹的，不是这个被指控的黑社会案件，它发生了多少残酷的命案，曝光了多少精良的武器，披露了多少骇人的暴行，相比其它典型的黑社会案件，我唯一感到气愤的是，这个案件，居然有法官参与其中！
在本案一审开庭过程中，我写了一组博客文章。我们律所的一位同事看过之后，问我是否在为曾是法官的那位被告人鸣不平？我说：“非也！非也！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法官，我只是想客观地描述一下，一个风光一时的法官在法庭上被审判时的特别情形。”同事说：“是这样啊，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宣判之后，一位被告法官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在旁听席上声嘶力竭地哭得死去活来，并一时瘫倒在地，还不时地用土话拚命地高呼着什么。被判决的法官凝望着老泪纵横的母亲，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他抓住话筒气呼呼地冲着女审判长说：“我一定要上诉，推翻今天你们的这个判决！”
与其他辩护律师一样，作为为被告人减轻罪责的辩护人，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同情我的当事人，也同情象这位老母亲一样的当事人的亲属们。
在5月中旬的开庭期间，一位瘦小的中年男子，心事重重地傍着我对我说这说那。我问他：“您是谁的亲属？”他说：“是那个女孩的父亲。”他所指的那个女孩，一个涉世未深的小鸟依人的女子，任李振刚公司的出纳员。
昨天，这位穿着陈旧的可怜兮兮的父亲，又一次来到我身边，对着我喃喃自语。我问他：“您女儿判了多少？”他说：“判了8年！她这一辈子都完了！她一辈子都完了！”这个看上去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被判处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出资罪三罪并罚，总和刑期8年10个月，决定执行8年，并处罚金40万元。
与这个善良的心碎的父亲一样，我也认为她女儿判得太重了。不仅如此，我认为，其中的一些出身贫寒的被告人，包括我的当事人，判得都太重了。
闭庭后，三五成群的亲属们，一个个红着眼圈，纷纷围着各自聘请的律师，喋喋不休地诉说着。是的，这些亲属们，大都是良民百姓，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亲人，被判决参加了黑社会组织，并被判处他们无法接受的至少在3年以上的刑罚。
作为辩护律师，作为本起刑事诉讼的全程参与者，或许我不应该对这起案件说三道四。但与此同时，我也是一位公民，我对社会，对法律与现实，也有自己法庭之外的认识。
这起案件，对一部分涉案人员来说，与其说是一起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案件，毋宁说是一起小老百姓傍大款的案件。李振刚，虽然现在大家都说他是黑老大，或许在茂名当地，早就有人说他是黑老大，但毕竟在案发之前，他是茂名市的堂堂人大代表，富甲一方的社会名流，连公检法都可任其摆布，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对他当然只有羡慕的份。所以其中的一部分被告人，其实并没有直接得到李老板的任何好处，李老板也没有给他们发一分钱的工资，他们只是觉得“人往高处走”、“大树底下好乘凉”，利用家乡人李老板的大名自己出钱放高利贷，得了好处也不用上交李老板，有的根本就不认为李老板是黑老大。这起案件，虽然定性为黑社会案件，但对其中一部分被告人而言，主要就是参与放高利贷，因为放高利贷而卷入了黑社会案件并最终不能独善其身。
要说这起案件的黑，黑就黑在有法官等司法人员参与，通过法院裁判等合法方式，将非法的黑钱洗白，而这些腐败的司法资源，并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所能利用的。警察、法官等司法官员，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辨别能力，他们最清楚什么是黑社会，什么是合法和非法，而一般平民百姓，由于认知的局限，并不一定清楚什么是黑社会，什么是违法和非法。可以说，本起案件，如果没有司法人员的参与，或许不会称之为黑社会案件。然而，本案被控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民事枉法裁判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罪名的2名法官，一人仅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名仅被判处5年，被而其他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非法经营罪的被告人，最轻的都被判处3年。
被判处犯非法经营罪的被告人，其非法经营的事实，说到底就是参与放高利贷。或许之前我们对放高利贷深恶痛绝，但是，前不久，当我们听到温州高利贷资金链断裂，亿万富翁们一夜之间纷纷“跑路”时，我们才知道原来高利贷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已经是如此司空见惯、如此震惊朝野。近年来，我们听得最多的是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贷款难、流动性紧缩、中小企业倒闭、生意难做，很多企业和个人无法做实业，便去炒楼、炒股票、炒钱。高利贷，它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土壤之下应运而生的，它反映的是一种民生状态和社会经济状态。
与其他辩护律师一样，我原以为，这个案件，一部分被告人不会被判处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非法经营罪，如果那样的话，我的当事人，以及其他律师的当事人，会判得轻很多。但最后，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的心情，与这些当事人的亲属们一样，无比沉重。一本厚厚的判决书，撕碎的，是十数个家庭善良的心，或许还会为这个社会，埋下怨恨的种子。
前些天，我家保姆阿姨在外地为老板跑业务的儿子连续两天没给她打电话，而且关了机，她着急了，害怕儿子被人劫财谋杀了。我在帮她寻找儿子的同时，安慰她说：“你儿子被人杀了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他真的失踪的话，很可能是因为他老板出事了。”阿姨气愤地说：“他老板犯了法，关我儿子什么事？”我无语，没有回答她。因为，这样的案件，我已经历很多了。其中有个来自四川贫困地区的大学生，全家省衣节食供他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广州一家公司谋了几个月经理，但不幸的是，他的老板是“非法经营”，他也因此被判处2年刑罚。这位大学生在法庭上多次失声痛哭喊冤叫屈，连他的同案都为之动容，但现实是残酷的，人民法院不相信眼泪。（好在没多久，阿姨的儿子终于来电了，我们虚惊的心，才放下来。）
愿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公平，越来越安全，越来越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