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view.news.qq.com/a/20111005/000011.htm
刘锋：为钱自我成奴 民族没有希望
刘锋 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一个只想着赚钱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富有的民族不止是有钱，还要有一套正价值观。一个富有正价值观生活习惯的民族才是真正富有的民族
今天的中国，静谧的深夜，有两种人常睡不着觉，一种人是赚到钱的，一种人是没有赚到钱的。
赚到钱的人想把钱存好、打理好，生怕一不小心贬值、被偷了，又怕找不到钱生钱的门路，为此，常常肝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钱在手里还不放心，如此活法，好生奇怪，追究原因无非就一条，钱的来去已经绑架了有钱人的生活。
200多年以前，有个叫亚当•斯密的苏格兰人写了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个经济学学科，其中，最有名的断语就是“看不见的手”可以自由地让国民发财致富。起初，中国人对这段话并不相信，因为他们从另一位经济学的高手马克思那里获得了新的理解，这就是“看不见的手”会引起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因而是万恶之源，应被追求幸福的人类抛弃，并代之以“看得见的手”来计划和调节。
然而，中国人试验了二三十年，发现“看得见的手”更不靠谱，于是退而求其次，重拾“看不见的手”。于是改革开放来了，市场经济来了，以前的了不得的“万元户”现在也成了亿万富翁了，富豪榜上有了中国人的名字，世界五百强也有了中国企业，“不差钱”成了时代口头语。一切像盛开的鲜花，太美好了。
有钱了，得享受一下生活，那就得花钱，或者说得大方点，投资生活。怎么个投法呢？往哪里投？当然往钱能生钱的地方投。大蒜、绿豆、猪肉、楼市、股市、汇市、黄金、收藏、娱乐、网络等等，能被人想到的地方，都被钱眼盯住、死磕，搞得PPI、CPI虚火上升，国民心理脆弱，生活的安全感摇摆。“你投资生活，怎么损害了我的生活质量呢？你搞投资，钱生钱，也得遵循点帕累托最优原理，不能使我的钱包凭空瘪了不少。往大了说，你钱生钱，得有起码的底线，也就是价值观的底线――利己不能损人。”
如果一个人突破了底线，只能说明两点：一是不知道利己还能损人；二是知道利己能损人，还接着干。前一点说明此人无知，无知者无畏，损害了别人不知道害怕，对付他的办法，只能是先让他知道，启蒙他的思维，然后再告诉他什么叫价值观，怎么按价值观要求办。后一点说明此人有知，但无所谓，明知故犯，这是最让社会寒心的，也是损害他人最大的。究其原因，他是被钱绑架了，没有底线了，当然也没有价值观判断了，钱的数量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最基本的前提。他的行为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异化”，他成了金钱的奴隶。做不了钱的主人，就成了奴隶，而且是自我成奴，由此造就了一种突破了底线的价值观，或者叫做负价值观、非正义价值观。
负价值观由这个有钱人扩散开来，就形成了影响，被影响的人继续从事这种负价值观的宣传，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染上一种奴隶病。谁愿意当奴隶呢？不就是为了点臭钱嘛。当有些人暂时远离了赚钱轨迹、深夜躺在床上扪心自问时，就有人就睡不着觉了，会觉得自己做奴隶真受罪，想摆脱开来，金盆洗手，从此回到价值观的水平线上来。当然，也不乏有人睡不着觉的时候，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人活着不就是受罪嘛，次日继续深化自己的负价值观，继续自己的奴隶生活，直至成为一辈子的习惯。
对付这种负价值观的人只能靠外在的监督与法治了，而且要在其突破底线后给予严厉的惩处，继而再给予温情的正价值观抚慰，简言之，先法后教。
与赚到钱的人相比，没有赚到钱的人的煎熬一点也不逊色。“凭什么别人就赚到钱，而我没有赚到呢？”这是一个常常在没有钱人脑中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就没有赚到钱呢？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出身不好，学历不高，人际交往不多，不会拍领导马屁，不会“跑部进钱”，不会投机钻营，不会贪污受贿，不会在众人面前表演庸俗，不会沽名钓誉，才智不优吧。有的有法改变，有的没法改变。有法改变的，就是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多读点书，对社会有自己的判断，交朋友知道良莠，多听听那些有正价值观的人的谈吐，从中“偷学”点智慧，把自信之火烧旺，就有了所谓赚钱的本领，之后，投身赚钱行当，体验赚钱的过程和乐趣，体验正价值观的魅力。
如果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怎么办？那就先去认识到底是哪些体制在起不好的作用，怎么起这些不好的作用的，然后再去找突破口纠正。回想起“一大二公三纯”的年代，赚钱是一种耻辱、污点，是“罪恶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一起只能受穷的日子里，大家平等地挨饿，平等地做贫穷的奴隶，平等地享受那纯洁高尚的所谓价值观，几千万人为此付出了饿死的代价。正因为，中国人做够了贫穷的奴隶，也想富一回，于是就有了邓小平振臂一呼、亿人回应的致富局面，体制的改变也就有了民意基础。农民分了承包地，工人有了股份责任制，企业有了雇人的法规，法人有了合同法，政府有了服务理念，一种较好的体制很快地使穷人变成了富人。体制之功吗？非也，而是支撑体制的正价值观。
虽然体制有了功劳，但是它也有过失。过失就是没有配套的正价值观随着致富的过程一起被体验，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在致富的过程中不择手段、忘乎所以、为富不仁。富豪榜上的首富牟其中、黄光裕等人锒铛入狱，使很多人的偶像情节陨落，不知道何去何从；一些官员们在花天酒地的从政体验中，几乎毫不费力地花着“三公经费”，“天价烟”、“天价酒”、“天价旅游”更是不在话下，耳濡目染的下一代们心甘情愿地做起“官二代”，“我爸是李刚”成为代名词，考上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研究生成功的标志；被称为“社会良心”职业的教师、律师、医生、警察被潜规则把持；企业家们不安心转变经济结构、创新创造，千方百计地向房地产行业中投入资金，以求最快地圈钱；被拆迁的居民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律，信命不信制，“自焚抗争”反被认作暴力抗法，不少人的居住权、产权在城市化的口号下被公然践踏；炫富的“郭美美”们在骂声中越来越能赚钱，众多企业也抓住这些摇钱树死不放手；“娱乐至死”的精神被商业化推波助澜。正价值观跟不上，负价值观就会横行，整个社会的矛盾就会突出，维稳就会成为所谓“核心利益”。
因为体制上推行的正价值观跟不上，一些人发财致富的进程就会受阻。常有人追问为什么，有明白的，也有不明白的。明白的想改变，但又提不出很好的改进思路，失眠；不明白的，怎么也想不通那些钱怎么就流向了那些更富的人的口袋了呢，心理失衡，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的人，其实都在为价值观思考，但是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不能形成合力，所以无法撼动现有局面。其实，中国目前缺的就是把价值观具体化的问题，即底线以下的价值观是哪些，底线以上的价值观又分为那些层次，哪些人应该有哪些层次的要求等，之后，就是要把自由、民主、公平、平等、诚信、善美、法治等价值原则穿透其中，把维护价值观的一套体制框架搭好，渐次落实下去，形成国民的自觉。
一个只想着赚钱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富有的民族不止是有钱，还要有一套正价值观。一个富有正价值观生活习惯的民族才是真正富有的民族。
刘锋：为钱自我成奴 民族没有希望
刘锋 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一个只想着赚钱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富有的民族不止是有钱，还要有一套正价值观。一个富有正价值观生活习惯的民族才是真正富有的民族
今天的中国，静谧的深夜，有两种人常睡不着觉，一种人是赚到钱的，一种人是没有赚到钱的。
赚到钱的人想把钱存好、打理好，生怕一不小心贬值、被偷了，又怕找不到钱生钱的门路，为此，常常肝火旺盛，口舌生疮，失眠多梦。钱在手里还不放心，如此活法，好生奇怪，追究原因无非就一条，钱的来去已经绑架了有钱人的生活。
200多年以前，有个叫亚当•斯密的苏格兰人写了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个经济学学科，其中，最有名的断语就是“看不见的手”可以自由地让国民发财致富。起初，中国人对这段话并不相信，因为他们从另一位经济学的高手马克思那里获得了新的理解，这就是“看不见的手”会引起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因而是万恶之源，应被追求幸福的人类抛弃，并代之以“看得见的手”来计划和调节。
然而，中国人试验了二三十年，发现“看得见的手”更不靠谱，于是退而求其次，重拾“看不见的手”。于是改革开放来了，市场经济来了，以前的了不得的“万元户”现在也成了亿万富翁了，富豪榜上有了中国人的名字，世界五百强也有了中国企业，“不差钱”成了时代口头语。一切像盛开的鲜花，太美好了。
有钱了，得享受一下生活，那就得花钱，或者说得大方点，投资生活。怎么个投法呢？往哪里投？当然往钱能生钱的地方投。大蒜、绿豆、猪肉、楼市、股市、汇市、黄金、收藏、娱乐、网络等等，能被人想到的地方，都被钱眼盯住、死磕，搞得PPI、CPI虚火上升，国民心理脆弱，生活的安全感摇摆。“你投资生活，怎么损害了我的生活质量呢？你搞投资，钱生钱，也得遵循点帕累托最优原理，不能使我的钱包凭空瘪了不少。往大了说，你钱生钱，得有起码的底线，也就是价值观的底线――利己不能损人。”
如果一个人突破了底线，只能说明两点：一是不知道利己还能损人；二是知道利己能损人，还接着干。前一点说明此人无知，无知者无畏，损害了别人不知道害怕，对付他的办法，只能是先让他知道，启蒙他的思维，然后再告诉他什么叫价值观，怎么按价值观要求办。后一点说明此人有知，但无所谓，明知故犯，这是最让社会寒心的，也是损害他人最大的。究其原因，他是被钱绑架了，没有底线了，当然也没有价值观判断了，钱的数量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最基本的前提。他的行为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异化”，他成了金钱的奴隶。做不了钱的主人，就成了奴隶，而且是自我成奴，由此造就了一种突破了底线的价值观，或者叫做负价值观、非正义价值观。
负价值观由这个有钱人扩散开来，就形成了影响，被影响的人继续从事这种负价值观的宣传，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染上一种奴隶病。谁愿意当奴隶呢？不就是为了点臭钱嘛。当有些人暂时远离了赚钱轨迹、深夜躺在床上扪心自问时，就有人就睡不着觉了，会觉得自己做奴隶真受罪，想摆脱开来，金盆洗手，从此回到价值观的水平线上来。当然，也不乏有人睡不着觉的时候，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人活着不就是受罪嘛，次日继续深化自己的负价值观，继续自己的奴隶生活，直至成为一辈子的习惯。
对付这种负价值观的人只能靠外在的监督与法治了，而且要在其突破底线后给予严厉的惩处，继而再给予温情的正价值观抚慰，简言之，先法后教。
与赚到钱的人相比，没有赚到钱的人的煎熬一点也不逊色。“凭什么别人就赚到钱，而我没有赚到呢？”这是一个常常在没有钱人脑中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就没有赚到钱呢？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出身不好，学历不高，人际交往不多，不会拍领导马屁，不会“跑部进钱”，不会投机钻营，不会贪污受贿，不会在众人面前表演庸俗，不会沽名钓誉，才智不优吧。有的有法改变，有的没法改变。有法改变的，就是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多读点书，对社会有自己的判断，交朋友知道良莠，多听听那些有正价值观的人的谈吐，从中“偷学”点智慧，把自信之火烧旺，就有了所谓赚钱的本领，之后，投身赚钱行当，体验赚钱的过程和乐趣，体验正价值观的魅力。
如果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怎么办？那就先去认识到底是哪些体制在起不好的作用，怎么起这些不好的作用的，然后再去找突破口纠正。回想起“一大二公三纯”的年代，赚钱是一种耻辱、污点，是“罪恶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一起只能受穷的日子里，大家平等地挨饿，平等地做贫穷的奴隶，平等地享受那纯洁高尚的所谓价值观，几千万人为此付出了饿死的代价。正因为，中国人做够了贫穷的奴隶，也想富一回，于是就有了邓小平振臂一呼、亿人回应的致富局面，体制的改变也就有了民意基础。农民分了承包地，工人有了股份责任制，企业有了雇人的法规，法人有了合同法，政府有了服务理念，一种较好的体制很快地使穷人变成了富人。体制之功吗？非也，而是支撑体制的正价值观。
虽然体制有了功劳，但是它也有过失。过失就是没有配套的正价值观随着致富的过程一起被体验，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在致富的过程中不择手段、忘乎所以、为富不仁。富豪榜上的首富牟其中、黄光裕等人锒铛入狱，使很多人的偶像情节陨落，不知道何去何从；一些官员们在花天酒地的从政体验中，几乎毫不费力地花着“三公经费”，“天价烟”、“天价酒”、“天价旅游”更是不在话下，耳濡目染的下一代们心甘情愿地做起“官二代”，“我爸是李刚”成为代名词，考上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研究生成功的标志；被称为“社会良心”职业的教师、律师、医生、警察被潜规则把持；企业家们不安心转变经济结构、创新创造，千方百计地向房地产行业中投入资金，以求最快地圈钱；被拆迁的居民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律，信命不信制，“自焚抗争”反被认作暴力抗法，不少人的居住权、产权在城市化的口号下被公然践踏；炫富的“郭美美”们在骂声中越来越能赚钱，众多企业也抓住这些摇钱树死不放手；“娱乐至死”的精神被商业化推波助澜。正价值观跟不上，负价值观就会横行，整个社会的矛盾就会突出，维稳就会成为所谓“核心利益”。
因为体制上推行的正价值观跟不上，一些人发财致富的进程就会受阻。常有人追问为什么，有明白的，也有不明白的。明白的想改变，但又提不出很好的改进思路，失眠；不明白的，怎么也想不通那些钱怎么就流向了那些更富的人的口袋了呢，心理失衡，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的人，其实都在为价值观思考，但是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不能形成合力，所以无法撼动现有局面。其实，中国目前缺的就是把价值观具体化的问题，即底线以下的价值观是哪些，底线以上的价值观又分为那些层次，哪些人应该有哪些层次的要求等，之后，就是要把自由、民主、公平、平等、诚信、善美、法治等价值原则穿透其中，把维护价值观的一套体制框架搭好，渐次落实下去，形成国民的自觉。
一个只想着赚钱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富有的民族不止是有钱，还要有一套正价值观。一个富有正价值观生活习惯的民族才是真正富有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