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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沦为一穷二白国家 (1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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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歌功颂德 @ 2011年07月15日 Friday, 11:39 AM)
中国的中小学课本告诉我们：“旧中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都不能自己制造，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以至于很多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带一个“洋”字，称为“洋火”、“洋蜡”、“洋钉”、“洋灰”。还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建国前，中国真的就这么落后吗？
其实，“旧中国”不但能生产“洋火”、“洋灰”，还能制造飞机、大炮、轮船。北洋军阀后期，全国各地有火柴厂100多家，上海“鸿生火柴公司”生产的火柴不仅在国内是抢手货，还打入南洋市场。1906年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该厂生产的水泥由于产品质量好，销路顺畅，为全国重大工程所采用。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甲午战争时期，江南制造局就已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1919年8月，福州船政局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拥有直辖兵工厂24个，能够完全满足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的消耗，基本满足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的消耗，还能生产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早在1920-1921年，中国就有能力建造“万吨级轮船”，而且一口气建造了四艘，分别是“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这些船根据美国政府的订单建造，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那么，“新中国”又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呢？
1，摒弃西方主流国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1945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只好转而寻求第三世界的穷国的支持。直到1964年，中国才与西方主流国家――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人们常以为中国与西方交恶是由于美国的敌对政策，然而，历史资料却显示，1949年前后美国曾一度向“新中国”示好。1949年1月，美国将其“当前目标”确定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南京，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6月，司徒雷登与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民盟领导人罗隆基接触，要求罗隆基向中共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援助。这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遗憾的是，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的报告时，不敢把“50亿美元援助之事”转达给中央。不久，美国把它在亚洲的战略工作中心放到了日本。
“向西方学习”是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叙事。中国加入苏联帝国主义阵营，意外地打破了这一历史进程，也让中国自绝于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
2，清除外资企业
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1933年，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一次工业普查。后来，巫宝三进一步修订了普查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全国有华资工厂3167 家，外资工厂674 家，雇用工人总数73.8万名，总产值2.2亿元，其中外资工厂产值约占1/3。据C.F.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到1936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已达34.83 亿美元。其中，英国投资占35%，日本投资占40%，美国投资占8.6%，法国投资占6.7%，德国投资占4.3%。
建国伊始，中国仍然存留大量外资企业。据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估算：外资企业1192家，职工12.6万人，资产12.1亿美元，其中美资企业有288家。徐京利则认为：中国当时有外资企业1700多家，投资总额8.6亿美元，其中英资企业最多有299家，美资企业次之有212家。
1949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第二阶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比如，本朝军事管制了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友邦银行、美孚火油、美国X光医疗用器公司等115家企业。1951年4月30日，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全部财产被人民政府征用。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如煤矿、机器制造、石油、造船、等已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企业由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减至4.5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由409个，职工由10.4万人减至1.5万人，资产由6.9亿元；美国企业由288个减至69个，职工由1.4万人减至1500人，资产由3.9亿元减至1600万元。
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本朝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譬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就这样，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了。还有一个可喜的功绩：不欠外国一分钱！
3，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
解放前，民国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占全部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1949年上半年，中央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到1949年底，共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企业2858个，职工129万人。1951年1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至此，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任务彻底完成。
1953年9月，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此后三年，本朝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什么是“赎买”呢？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老毛明确地说，“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当时，全国私营企业的资产被评为24.1864亿元，此数额不及实际数额的十分之一。改造完成后，71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10万资方代理人最终全部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普通职工。
做了普通职工就没事了吗？夺其财，还要杀其人。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84270人被捕，1193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3760人死亡或伤残。在以后历次运动中，资本家都成为重点迫害、折磨的对象。
4，消灭乡村士绅阶层
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
1949年以后，本朝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量食。表面看来，土改运动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实际上，土改的真实目的是让农民跟党走。1956年9约，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说，“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
《人民日报》前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广东省则流行着“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乡绅阶层一方面垄断了农村的部分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也以其宗族凝聚力和儒家人格成为乡村伦理道德的基础。地主阶级被腥风血雨地消灭，彻底破坏了社会的道德规范。
5，消灭知识分子
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这些精神气质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水火难容的。毛泽东说：“读书越多越糊涂”，“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1949年以后，本朝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1955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彻底摒弃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批判和“否定过去”，“从头学起”，检讨自己的“反动买办思想”、“剥削思想”，检查自己的“清高思想”，接受亿万“工农兵”的批判。运动过后，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彻底被打倒了，以至于在“大跃进”中出现惊天谎言没有人敢去捅破。
1957-1958年“反右”运动中，有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1978年，全国只有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345万右派神秘消失。纪念一下这些消失的民族文化精英吧：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f、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小白玉霜……
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朋友和老师；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盼望有一天能春暖花开。（源自网络）
2。 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讯。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给某人的一封信 ，信中对美国大加吹捧捧。这两件线索将张东荪纳入公安部门的视线。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竟不顾人格国格，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他进行教育，也教育知识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3.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贸然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张东荪辩解说，他是出于让中国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灾，才进行他的所谓“个人外交”，他拒不承认“叛国”和“美国特务”的罪名，只是就无意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国特务，还是骗子，目前尚未澄清。―――― 散木：从“张东荪案”到“Ｘ社案”（《文史精华》2003年第11期）
中国的中小学课本告诉我们：“旧中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都不能自己制造，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以至于很多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带一个“洋”字，称为“洋火”、“洋蜡”、“洋钉”、“洋灰”。还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建国前，中国真的就这么落后吗？
其实，“旧中国”不但能生产“洋火”、“洋灰”，还能制造飞机、大炮、轮船。北洋军阀后期，全国各地有火柴厂100多家，上海“鸿生火柴公司”生产的火柴不仅在国内是抢手货，还打入南洋市场。1906年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该厂生产的水泥由于产品质量好，销路顺畅，为全国重大工程所采用。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甲午战争时期，江南制造局就已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1919年8月，福州船政局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拥有直辖兵工厂24个，能够完全满足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的消耗，基本满足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的消耗，还能生产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早在1920-1921年，中国就有能力建造“万吨级轮船”，而且一口气建造了四艘，分别是“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这些船根据美国政府的订单建造，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那么，“新中国”又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呢？
1，摒弃西方主流国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1945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只好转而寻求第三世界的穷国的支持。直到1964年，中国才与西方主流国家――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人们常以为中国与西方交恶是由于美国的敌对政策，然而，历史资料却显示，1949年前后美国曾一度向“新中国”示好。1949年1月，美国将其“当前目标”确定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南京，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6月，司徒雷登与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民盟领导人罗隆基接触，要求罗隆基向中共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援助。这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遗憾的是，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的报告时，不敢把“50亿美元援助之事”转达给中央。不久，美国把它在亚洲的战略工作中心放到了日本。
“向西方学习”是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叙事。中国加入苏联帝国主义阵营，意外地打破了这一历史进程，也让中国自绝于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
2，清除外资企业
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1933年，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一次工业普查。后来，巫宝三进一步修订了普查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全国有华资工厂3167 家，外资工厂674 家，雇用工人总数73.8万名，总产值2.2亿元，其中外资工厂产值约占1/3。据C.F.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到1936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已达34.83 亿美元。其中，英国投资占35%，日本投资占40%，美国投资占8.6%，法国投资占6.7%，德国投资占4.3%。
建国伊始，中国仍然存留大量外资企业。据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估算：外资企业1192家，职工12.6万人，资产12.1亿美元，其中美资企业有288家。徐京利则认为：中国当时有外资企业1700多家，投资总额8.6亿美元，其中英资企业最多有299家，美资企业次之有212家。
1949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第二阶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比如，本朝军事管制了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友邦银行、美孚火油、美国X光医疗用器公司等115家企业。1951年4月30日，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全部财产被人民政府征用。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如煤矿、机器制造、石油、造船、等已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企业由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减至4.5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由409个，职工由10.4万人减至1.5万人，资产由6.9亿元；美国企业由288个减至69个，职工由1.4万人减至1500人，资产由3.9亿元减至1600万元。
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本朝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譬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就这样，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了。还有一个可喜的功绩：不欠外国一分钱！
3，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
解放前，民国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占全部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1949年上半年，中央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到1949年底，共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企业2858个，职工129万人。1951年1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至此，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任务彻底完成。
1953年9月，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此后三年，本朝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什么是“赎买”呢？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老毛明确地说，“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当时，全国私营企业的资产被评为24.1864亿元，此数额不及实际数额的十分之一。改造完成后，71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10万资方代理人最终全部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普通职工。
做了普通职工就没事了吗？夺其财，还要杀其人。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84270人被捕，1193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3760人死亡或伤残。在以后历次运动中，资本家都成为重点迫害、折磨的对象。
4，消灭乡村士绅阶层
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
1949年以后，本朝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量食。表面看来，土改运动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实际上，土改的真实目的是让农民跟党走。1956年9约，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说，“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
《人民日报》前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广东省则流行着“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乡绅阶层一方面垄断了农村的部分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也以其宗族凝聚力和儒家人格成为乡村伦理道德的基础。地主阶级被腥风血雨地消灭，彻底破坏了社会的道德规范。
5，消灭知识分子
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这些精神气质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水火难容的。毛泽东说：“读书越多越糊涂”，“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1949年以后，本朝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1955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彻底摒弃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批判和“否定过去”，“从头学起”，检讨自己的“反动买办思想”、“剥削思想”，检查自己的“清高思想”，接受亿万“工农兵”的批判。运动过后，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彻底被打倒了，以至于在“大跃进”中出现惊天谎言没有人敢去捅破。
1957-1958年“反右”运动中，有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1978年，全国只有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345万右派神秘消失。纪念一下这些消失的民族文化精英吧：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f、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小白玉霜……
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朋友和老师；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盼望有一天能春暖花开。（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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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讯。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给某人的一封信 ，信中对美国大加吹捧捧。这两件线索将张东荪纳入公安部门的视线。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竟不顾人格国格，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他进行教育，也教育知识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3.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贸然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张东荪辩解说，他是出于让中国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灾，才进行他的所谓“个人外交”，他拒不承认“叛国”和“美国特务”的罪名，只是就无意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国特务，还是骗子，目前尚未澄清。―――― 散木：从“张东荪案”到“Ｘ社案”（《文史精华》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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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4万亿的刺激是对的，但是4万亿的流向不对就是这个道理么！
分配体制严重的畸形
国有资源根本就没有发挥到：稳定经济、工资导向、合理分配的意义，反而在占用纳税人无数的税款后，利用国有资源进一步最大利润化的压榨人民，政府是个大公司，事业单位是小公司，国有企业那更是红顶公司。。。。。。
咱们养的物价局基本是白养！！
如果没这帮垃圾，老百姓还可以生气，有这帮垃圾发个文件，这些人的离谱价格反而成为合理价格！
工商局也是，工商局不是想着怎么样方便商业发展，而是想着怎么多收管理费。。。。。。
其他部门呢？
没有人民监督的体制这些都不会改变，高薪也无法养廉。。。。。。。
非常痛心！
分配体制严重的畸形
国有资源根本就没有发挥到：稳定经济、工资导向、合理分配的意义，反而在占用纳税人无数的税款后，利用国有资源进一步最大利润化的压榨人民，政府是个大公司，事业单位是小公司，国有企业那更是红顶公司。。。。。。
咱们养的物价局基本是白养！！
如果没这帮垃圾，老百姓还可以生气，有这帮垃圾发个文件，这些人的离谱价格反而成为合理价格！
工商局也是，工商局不是想着怎么样方便商业发展，而是想着怎么多收管理费。。。。。。
其他部门呢？
没有人民监督的体制这些都不会改变，高薪也无法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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