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30年：电白5万精壮劳力“筑”梦他乡
2011-06-27 08:17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旦场镇青福村内的“红皮语录”已经废置。 南都记者 叶志文摄
电白县旦场镇王村保存着的最“大”的一个“番薯印”―――刻着“电白县旦场王村建筑工程队”的印章。 南都记者 叶志文 摄
在没有身份证的年代，有了介绍信就等于让外出人员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那(介绍信)可是像命一样珍贵的啊！”旦场镇镇长林票回忆，自己出门那年开到介绍信后，为了避免丢失，一直把介绍信藏在内裤里。
在当时，能拿到“指标”的人员都有着强大的社会关系。为了外出，一些拿不到指标的生产队员开始尝试将番薯削平，然后仿照大队的公章进行雕刻，自己开上一封介绍信，盖上“公章”。
旦场镇是电白县下属的一个小镇。也是电白的建筑行业的发源地。旦场建筑业的发展就是电白建筑行业的一个缩影。
旦场镇南濒南海、东北是420座低山和土丘构成的丘陵地带，耕地面积很少，“贫穷和残破”是老一辈人对于此前旦场镇貌的记忆。不过，如今的旦场镇是有着“建筑之乡”美誉的乡镇。5月末，南都记者来到旦场镇访，走进旦场镇下属的乡村，首先展现在眼前的是鳞次栉比的三层小楼，独门单户、造型迥异。富裕起来的村民默契地用自己最擅长的建筑，来表达着对自己、家人乃至家乡的犒赏。村里基础设施完善，富裕的村民也热心公益事业，修公路、建学校。尽管，村民建造的房屋因为缺乏规划稍显凌乱，但村道的干净整洁却让人明显感到财富给村民带来的变化。然而，在老人和孩子悠闲自在的村舍里，几乎见不到一个年轻力壮的身影，龙尾村村长刘冠奇解释说：“他们过年才回来，都要在外面打工的。”
事实上，外出打工已经成为这个“建筑之乡”村民的生命轨迹里不可缺失的一程，30多年来始终如此，不曾间断。
生产队里有人不见了
“饥饿是走出去的最大动力。”这是电白老一辈从事建筑的人集体记忆。
广州市某香料公司的董事长邓宁是旦场镇王村人，现如今已经身家过亿，他也是建筑起家。他说，1973年到1974年是家里最穷的两年，“不到一斤米全家八口人能吃上一天”，“就是加水，看不到米的，掺合几块小小的地瓜”。邓宁清楚地记得，每逢有机会拜山许愿都会重复同一句：“长大了，每礼拜要有一顿干饭吃，要一辆红棉牌自行车。”
谁是第一个外出从事建筑的人，现已不可考。而当时电白旦场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吴兆祺却是电白建筑业萌芽期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旦场镇现任镇长林票甚至用“电白建筑之父”来形容吴兆奇对于电白建筑业的贡献。不过，这个被誉为“电白建筑业之父”的人其实一辈子都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而现任镇长林票1981年高中毕业后也到海南去做过建筑工人，1984年之后重新回乡读书，毕业之后开始从政。
1979年以前，国家关于农村发展的主导性政策仍然沿用城市模式，人民公社在经营管理上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当时的电白旦场大队规定：精壮劳动力算10工分、1工分8分钱，折合一天就是8毛钱。当然，这些都是工分的上限了，当时叫“大工分”，而“小工分”就是老人、妇女和小孩。
在大锅饭的年代里，所有人都要参加劳动，当天记录，年终算账。旷工就扣下那个季度的地瓜，也就是基本口粮，分给做工多的人。一天不参加就要上交一天的工分。
事实上，对于人多地少的电白县而言，都上工又哪里有那么多要耕种的土地和农作物。去了怎么办？一批人做工，就有一批人歇着。当地有一种用竹管做的水烟筒，半米长，可加一点碎烟叶点燃着抽来解闷。有人回忆说，当时歇着的一批人就浩浩荡荡坐在田间地头，轮流抽那根烟筒，抽厌倦了就把正在干活的人替换下来，接着抽，还是那一根烟筒。
闲散重复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更难挨的是食不果腹。大批年轻小伙子辍学在家，没有书读，饭也难吃饱，百无聊赖的日子就这样重复着。他们没想到应该做什么去改变，但他们隐隐觉得这样肯定无法长久。年轻人焦躁不安，家长们也寻思着，小伙子有的是力气，他们若是能使上力气填饱肚子，那就是再好不过了。
1973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吴兆祺接到下面各生产小组的报告，说自己生产小组里面“一些人不见了”，他们既没有出工，也不在家里。他私下里去打听才知道，“这几个人悄悄地出去了”，“好像有亲戚说有什么活帮忙做”，“去海南了”。大队里慢慢地也开始传出这些“不见了的人”的消息。
在那个年代，这种不参加生产队劳动、偷偷摸摸外出可是属于离经叛道，是要被批斗，开学习班的。
配额开出介绍信默许外出打工
该如何处理这些人却让吴兆祺颇费脑筋。
他清楚地知道，村民外出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把这些人抓起来，批斗一番，可以高枕无忧，自己也没有责任，不过必须面对的是，将有更多人分薄本来就很少的口粮。但如果这样让他们出去，那么上级会怎么看？
为了村民不被饿死，吴兆祺在上级领导的默许和大队干部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一次不自觉的“改革”。这次改革使得一直根植在土地的农民减少了对土地的依赖，完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工输出这一个环节。
吴兆祺的做法是，村民可以外出做事，但是要到大队进行登记，由大队开出介绍信才能外出。外出人员不但不享有村里的年终算账，还要同意买工分后才能批准外出。比如一个精壮劳动里，一天的工分是10分，那么外出人员不但要购买这10分，还要在这个基础上额外多买一些工分。购买工分的钱，就由大队按照劳动情况分配给村里的劳动力。
1961年11月11日，中央批转了公安部颁发的《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决定由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将那些没有开介绍信的流入城市的人口收容起来遣送回原籍。在没有身份证的年代，有了介绍信就等于让外出人员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让他们从偷偷摸摸走向了光明正大。“那(介绍信)可是像命一样珍贵的啊！”旦场镇镇长林票回忆，自己出门那年开到介绍信后，为了避免丢失，一直把介绍信藏在内裤里。他至今还记得介绍信上落款日期：1981年7月23日。
按照吴兆祺事后对人的说法，他设置相关的条款就是不想让队里的劳动力流失得太厉害。可随之而来的是，想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一拥而上，局面难控。
为了不让精壮劳动完全流失，吴兆祺决定按照报名人数的10%-20%开出介绍信。如此一来，既保证公社的劳动生产又适当满足当时外出的实际要求。就这样，外出务工在“指标人数”让旦场在可限制范围内完成了向现实过渡。
镇长林票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大队长吴兆祺大的做法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甚至可以说是性质很严重。
事实上，旦场大队的这个做法在一两年后才在电白的其他乡镇进行普及。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10月，中央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实行政社分离，建立乡政府。
也许吴兆祺当时就是出于人多地少的口粮考虑暂时放行，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此旦场大队农民工可以外出，在政策限制和上层领导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构成了事实。可以很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吴兆祺当时那次不自觉的改革，电白的建筑历史可能在萌芽期间就被扼杀了。
吴兆祺已于今年初过世，但他当时的决断依然被熟知这段历史的人所津津乐道。
盖上“番薯印”的“介绍信”
旦场镇镇长林票说，电白县靠海，村里有很多渔民，海的另外一边是海南，说着和他们基本相同的语言，在饥饿的压力下，一些头脑灵活、“游手好闲”的村民开始到海南去承包建房，海南也是电白从事建筑农民工相对比较集中的省份。
为什么选择海南？镇里人回忆说，当年海南当地人大都不会造房子，而且是女主外男主内，男人普遍不劳动，地里的活儿从种到收，女人们都一把给抓了。自然，建房子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如果当地男人不愿做，女人不会做，就只能留给不甘饥饿不甘寂寞的电白人了。
1981年，旦场镇的青年李家民独自一人来到了海南。他的目的是找到在海南做建筑的老乡，然后留下。在他的身上，揣着一张介绍信，不同的是，这张介绍信上的印章是他自己用番薯仿照大队的印章雕出来的。
这类的印章在旦场有一个响亮的称呼―――“番薯印”，记者在电白采访时，许多人谈到当时的番薯印，当年的无奈和豪气涌上心头，化作今天的会心一笑。
番薯印的产生正是缘于吴兆祺限制精壮劳动力外流的那10%-20%指标。
在当时，能拿到“指标”的人员都有着强大的社会关系。比如，电白县马踏镇的吴广，因为其伯父当时是镇书记，才分到一个“外出指标”，拿到这个批标后，吴广到广州打工。这正是马踏镇的第一个农民工外出指标。
压迫和反抗是相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总是一起出现。
为了外出，有人开始尝试将番薯削平，然后仿照大队的公章进行雕刻，自己开上一封介绍信，盖上“公章”。在交通信息极度不发达的年代，盖有这样印章介绍信的真假极难核实，于是，偷偷跑出的村民在外面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还有很多偷跑出来没有介绍信的队员，把在城里混熟了的同乡的介绍信借来，用刀片刮掉名字，再写上自己的名字继续用。
“没有办法，没有介绍信，你不能坐车。也住不到店，就算偷偷到了地方，当地的保卫部门还要查夜。”没有这封证明就会被遣送回去。”当年的海南没有那么多遣送资金，可是惩罚是必须的。抓住没有介绍信的农民工先是当面“劝回”，没路费回去？那很好，去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劳动包括修建水利设施、修路、做各种苦工等。
林票就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事，1981年，和林票一起到海南打工的另外三个同伴，查出没有介绍信后，被惩罚做了一个月的免费苦工，然后遣送回家
实际上，在那段历史中，最“大”的一个“番薯印”并不是个人刻的，而是一个叫“电白县旦场王村建筑工程队”的印章。
“电白县旦场王村建筑工程队”的印章并不是真的用番薯雕刻的，它是用木头雕刻的。这枚印章至今还保存在旦场镇王村村委会，上面“建筑大队”的“建”字还保留了当年的简笔书写方式。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番薯印，是因为这个印同样是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是大队私下刻的。“这个木头章本质上与当时民间私刻的番薯印并没有区别。”林票说。
私刻这枚最大“番薯印”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海南，外来务工人员逐年增多，城市开始注重治安管理。在建筑业，单个的人员已经很难得到一些部门的信任。“如果我把工程包给了你，一旦出了事，该由谁来负责？”在承包合同上，业主开始要求施工方填写“风险承担人”这一项以作保障。这个要求可难倒了大量零散的农民工。
难题反映回生产大队，大队商量决定：顺应外出打工的同乡的要求，成立一个承担风险的“组织机构”吧，研究决定以“生产大队建筑工程队”的名义来为个人开具身份证明，表明他们是属于这个组织的，他们是有组织依靠的。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敷衍的对策，并没有任何组织和保证可言，但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证明，打工者在外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行了，包工头也能顺理成章地接到工程。
在今天看来，这枚“番薯印”其实是旦场的第二次改革萌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这种做法在电白的一些乡镇推广，各镇先后成立了多个类似的“建筑工程队”。而这些建筑工程队在之后的日子，在县有关部门的组织认同下组建成了包括电白二建在内的多个建筑公司。
传帮带催生建筑生力军
“最早期的建筑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那样的高楼大厦，那时候基本上就是一层楼，技术性并不强，当时往往是由稍有技术含量的木匠作为建筑的领头人。可以这样说，那时候只要有力气就可以从事这个行业。”旦场镇镇长林票说。
上世纪70年代离乡的第一批农民工对外一无所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都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跟从性。电白人因为饥饿选择了当建筑工作为自己解决温饱的途径。《电白县建设志》这样写道：“由于水工、木工、石匠行业使用工具较为简单，一般操作技术易学，无需投入较多资本。因此，城镇居民、乡村农民为了谋求生计，不少人便投向建筑业，故建筑工人遍及城乡。后来者则在前一批外出人员的传、帮、带中成为了这一行业的生力军。”
旦场镇王村的邓宁一家在建筑业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就浓缩了这段历史。邓宁的祖、父辈包括他们这一辈都从事建筑行业。邓宁的祖辈主要是在家乡建房子，那时候他们的足迹从没有迈出过电白这个小县城。父辈则开始前往海南、贵州等地打工。邓宁有六兄妹。他的大哥也在父辈的影响及带领下从事建筑。他则在他的父亲和大哥的带领下，18岁就投入了建筑工人的大潮。“我受我哥哥的影响很深，我的父亲从事建筑，做的都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也就是常说的小工、大工。我大哥则很快上手，打工不久就开始做了包工头，自己带了一队人。在当时，出去做建筑就是我们绝大部分学生的念想。”
邓宁在去做建筑工人前，曾经是电白四中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不过那时候的学生并不像现在那样被“知识改变命运”的环境和引导。那个时候，留给学生更多的是迷茫。“在当时，只有10%左右的学生能够参加高考。这些人里面，有大约50%的学生是老师的儿子，另外一部分人是那些当官或者有关系的人的孩子。那时候，绝大部分的学生的心思也不在学业，因为高考与他们关系不大。”据说当时电白县读高三的学生有200名。“给了20个指标，其中有10个给老师的子女，还有就是政治思想因素考核产生的地方推荐。”180名学生觉得高考和自己关系不大。
事实上，在1982年，邓宁的那届高中毕业生中，有70%的学生加入了建筑行业的大军，2%-3%参军，5%左右的人当了老师，其他人则在从事别的工作。
在这样传帮带后，电白建筑行业雏形显现，当时的特点是，从业人员多，包工头也很多。
而值得一提的是，电白建筑业的由乱到治，由治到今天的在全国建筑行业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最为关键的居然是外力。
林票告诉记者，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许多人意识到，建筑工人提供的这些村里所谓的“生产队建筑大队”单位其实是无据可查，并没实质作用，于是要求建筑承包方必须是“有案可查”的建筑公司，即真正赋有法律效力的单位才可以合作生产。这也就是说，必须要成立建筑公司，这个公司必须在当地建委报备盖章。镇长林票说，这股外力驱使了“建筑工程大队”这批草班子必须改头换面向建筑公司过渡。
以1978年电白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为代表，一大批建筑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电白的建筑大业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萌动发芽期开始迈入了坚实的行动生长期。
据《电白县建设志》介绍，1980年以后是全县建筑业的兴旺时期。在这个时期，电白县经资质审查的建筑企业有24个，其中：县属三级公司6个，乡镇三级公司1个，乡镇四级公司13个，五级队4个，在册人数达1.8万人，还有大批的册外人员。全县估计从事建筑业、土石方的人员逾5万人。
历史回放
●建筑业是农民较早可以“分享”的城市职位之一。福建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在“文革”前建筑施工任务比较饱满的年份，固定工与农民合同工(包括季节工、临时工)的比例已达到6：4。“文革”期间虽然停止，1978年后，农民合同工数量再次增加，1984年，前半年即招收1569人。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全国农村建筑队有5万多个，总收入为45亿元。江西省农村建筑队，承担着省内城乡建设中80%的建设任务；江苏省在大庆油田的农村建筑队，当年开工工程竣工率达90%，比当地国营建筑企业高出一倍，四年时间完成了242万平方米住宅建设，解决了几万职工的居住困难。1983年时，农村建筑队伍有200多万人活跃在全国各城市的建筑市场，占全部农村注筑队伍的57%强。
●1984年10月5日，国务院批准实施《国营建筑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和使用农村建筑队暂行办法》，允许企业“就近招收”农民合同制工人，规定“企业所需的劳动力，除少数必需的专业技术工种和技术骨干外，应当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逐步降低固定工的比例。企业也可以使用农村建筑队参加施工”。 □整理：谭万能
掌故
“空巢村”里的“红皮语录”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建筑业的发展，青福村就涌现了一批“先富的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一方面引起他人的艳羡，另一方面却成为了斗争的对象。电白县旦场镇的青福村――― 这个空巢村里的“红皮语录”就是一个明证。
“红皮语录”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间房子。
电白县旦场镇的青福村是一个有2000多户、9000多人的大村，整个村庄楼房林立，还建有很多欧式别墅。由于村里60%以上的劳动力都在外做建筑，其他的也在外从事别的行业，这个村成了“空巢村”，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
1976年，青福村在韶关承包建筑的包工头李德方，赚了一笔钱后回村盖起了自家房子。不同以往该村别的新房，他家的墙砖使用了烧好后的红砖，屋顶用上了瓦块代替茅草。这在周围还大都茅草土坯和泥砖房的时代，被衬托尤其醒目，或者就是刺眼。于是，大队代村里人封了他的房子，还给这个红砖房子起了个颇有时代感的绰号“红皮语录”。李德方本人被“办学习班”，以“投机倒把的暴发户”名义强制他去做苦工修路、建水库作为惩罚。青福村村主任魏福全说，那时候这种活动叫“打击投机倒把”、“打击包工头”。
如今，这座“红皮语录”已经被废置。房屋四周，富起来的邻居纷纷建起了两三层的楼房和别墅，这间“红皮语录”因破败而再次醒目起来，成为青福村极有历史意义的“地标”。
样本意义
地处粤西的海滨小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素有“建筑之乡”的美称。
资料记载，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电白县，是中国建筑行业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并且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积累发展起一大批极具行业权威的建筑公司和领军人物。在全县建筑业的兴旺时期，估计从事建筑业、土石方的人员逾5万人。
30年来，建筑业一度是电白生存的救命稻草，是维系的经济来源；继而成为发展的支柱产业，积淀构筑起几代人薪火相传的志业信仰。包括电白人自己也时常会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电白？
和粤东粤西的大多数地区相似，改革开放前这些极端贫困的沿海县城有着诸多发展限制性因素：人多地少、土壤不适宜粮食作物生长、教育落后、生存尚难以为继等等。然而谁也没能想到，仿佛一夜之间，建筑这个钢筋水泥的陌生行业突然和电白这个濒海小镇建立了浩大的时空联系，异军突起于粤西大地。
重新审视电白建筑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电白人民在改革开放前，在生存压力下那种不自觉的改革萌动，电白的建筑也正是在当初“不自觉的改革”中，“走了属于自己的路”，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南都记者 谭林 实习生 杨硕 通讯员 李华斌
总策划：曹轲、庄慎之、任天阳
总统筹：王钧、南香红、张蜀梅
学术支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潘劲松
分组统筹：陈良军、张炜
“中国第一老板县”的沦落
发布：2011-06-27 09:25:39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本报记者 田加刚 发自广东茂名 浏览：0次 【大 中 小】
杨光亮、李振刚、吴日晶、朱育英、潘潇、严得……这些几乎同时陷落的“精英”，有一个共同的籍贯：广东省电白县。
电白号称中国“老板最多的县”，全国各地的电白籍亿万富豪人数过百。位于滨海区域，占据地利、人和的电白并没有获得快速发展，反而越来越没落，在民间，则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诈骗、贩枪、造假钞团伙。
精英阶层沉沦，民间盛行巧取豪夺，当前又面临“废县改区”，这个小县城将何去何从？
2011年6月19日下午3点，电白“广州同乡会”在喧闹中开场。联谊会有一个前缀词“振兴电白”。在以往，“振兴”只是一个大而空洞的口号，而今，这二字却显得十分沉重。此前此后的几天，与会者将密集听到让电白人心情沉重的新闻：
16日，广州原花都区委书记潘潇腐败案进入司法程序；
20日，广州市检察院通报“左手公安右手法院”的黑老大李振刚案保护伞情况；
20日，卖官成灾的茂港区原公安局长杨强被广东高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
21日，家产1.3亿的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在广州中院受审。
巨贾名流
电白商人可以与潮商媲美，以百万人口县的区域，造就了上百个在全球舞台上活动的亿万富豪，电白以此自称是“老板最多的县”。
电白是有名的“建筑之乡”，在广州随处可见“电白二建”、“电白三建”的招牌。据统计，电白人做老板的房产和建筑公司在广州就有上百家，能工巧匠有10万多人，广州20%的大厦为电白人所建。知名的建筑企业家有广东正域集团崔真基、广东恒鑫集团杨秋等。
一个在广州上学的电白学生对记者讲了一个他认识的建筑老板陈源池的故事。陈曾捐资60万帮助全镇贫困户建新房，捐180万整治河堤，捐40万为全村安装自来水，捐30万建孤儿学校，3年捐出600多万用于乡村公益事业。如此大行慈善的陈源池，在电白还算不上多有名。
电白籍企业家遍及全国，关于他们有很多惊艳的传说。今年6月海口新地标“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落成，中心耗资57亿元，而且还将建设一个108层的七星级海岛酒店作为配套项目。酒店将堪比迪拜七星级帆船酒店，预计耗资80亿元。如此大手笔，投资人是电白老板，名叫蔡得，是深圳天利集团董事局主席。
2009年，中国本溪发现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铁矿，储量预计超过100亿吨。开采者竟是深圳一个民营企业亿众鑫矿业公司。而亿众鑫背后则是万利加集团主席李伟波，也是电白人，建筑工人出身。2007年底李伟波在深圳的酒店开业之时，曾动用60辆法拉利、保时捷助阵，并邀请众多明星捧场，轰动一时。
蔡得、李伟波在电白老板中还不能算“一哥”，最富传奇色彩的要算林英乐、王勇，两人都有“赌王”的名号。据称，林英乐“叠码仔”出身，现今不到50岁身家已超过150亿，是仅次于何鸿龅男乱淮赌王，他的百家乐网是全亚洲最大的赌网。同时，他还涉足酒店、娱乐业、机场，打造了一个“林氏王国”。王勇则垄断了缅甸赌场，旗下26间赌场遍布东南亚。他成名比林英乐更早，早期曾借给林10万块钱助他出道。
靠实业起家的电白老板，要数林国文。林国文白手起家，现为香港华宝集团董事局主席，号称中国香精大王，主营烟用香精，其妻朱林瑶曾以135亿元身家被福布斯评为“内地最年轻女富豪”。在“香精大王”带动下，电白有了300家香精香料企业，占全国香精香料的60%以上市场份额。
电白有本以同乡联谊为主旨的杂志《电白人》，它比喻电白人是“中国犹太人”，精明、勤奋，极富创业精神，并称电白是中国“老板最多的县”。记者看到，该杂志理事会成员列有11页，每页36人，前3页是电白在全国的政界名流，后8页都是商界大腕。政界的人物包括：深圳特区首任市长李灏、珠海现任市长钟世坚、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等等。在广东省的各个厅局，几乎都有电白籍的领导。
早期的电白商界大鳄，无一不是白手起家，并且都是一步一步迈向成功，不像山西老板靠煤炭资源暴富，也不像珠三角商人靠活用政策暴富。电白多富豪，但是这些富豪基本散落在全国各地，电白县贫穷而落后，在电白本地经营的亿万富豪，知名的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李振刚。
李振刚是其他富豪们公认的“害群之马”，人称“放数大王”，靠放高利贷、开赌场发家，跟公安、法院联合大行敲诈之事。李振刚因公安部督办落网，仅被公安局查抄的财产就高达4亿。
李振刚同伙达24人，但一个电白人对记者说，把电白政界、社会风气都搞坏的不是黑老大，而是那些贪腐成风的官员。
巨贪成商
走在电白县城，很难感受到一个城市的气氛，楼房都比较低矮，除了一个“海景湾大酒店”没有其他像样的酒店，没有一辆出租车，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滨海城区。电白发展迟滞，很多人认为跟官场的腐败有关。在今年3月，电白“一把手”县委书记李日添落马。
电白籍的巨贪官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都是将官场当成了生意场。
杨光亮在电白从村支书一直做到县委书记，尔后入主茂名市委常委，官至常务副市长。2009年10月，杨光亮被省纪委“双规”。被抓时，仅存折就达60多本，本本上百万。今年6月20日，杨光亮在广州中院受审。据指控，杨光亮涉嫌受贿11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4100万元，另有违纪收入7535万元，其财产总值超过1.3亿元。
杨光亮在法庭上自称“对得起人民”，引起舆论大哗。知情人告诉记者，杨光亮在做官上，不贪污，不卖官，不祸害百姓，他最大的劣迹就是受贿，收钱替人办事。要是没有办成事就一分不少地退钱，像生意人做买卖一样，非常讲诚信。
杨光亮将贿收的赃款进行投资，在广州、珠海等地购买了14套房产炒房，通过放高利贷获利1500多万元。杨光亮还通过其他人的名义经商，他利用茂名市建设菜篮子工程的机会，用其亲戚、司机的名义投资120万元入股了茂名菜篮子基地发展有限公司；还以其亲戚谢宗良的名义出资50万，入股茂名市幸福楼餐饮名店。
从言行看，杨光亮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是杨光亮常说的一句话，他戴着大粗戒指、高档手表，油光可鉴的头发，也喜欢把自己扮成大款和老板。有人说，如果杨光亮去做商人，或许也是一个商界巨鳄。
杨强是茂名市公安局茂港分局局长，今年6月被广东高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他做的生意是“卖官帽”。2007-2009年，他任公安局长期间，几乎将茂港公安分局各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副所长及分局内等要职，均明码标价“出售”，共有36名民警花重金购买，此项获利345万多元。
茂港境内的大小赌场，均由杨强同意才能开设，并按期缴纳“保护费”。面积仅420平方公里的茂港，纪委公布的资料显示曾先后出现39个赌场，遍布全区7个街镇。身家过千万的杨强，在茂名、广州、佛山等地，炒房买楼，与人合股从事钢材运输、煤炭贩卖，向人放高利贷等。事发后，纪委查获杨强的资产高达2000多万元。
信宜原市委书记朱育英、花都原区委书记潘潇，两个曾经被电白人引以为豪的地方一把手，都在今年被纪委“双规”，而他们俩的亲兄弟，在茂名商界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严得，茂港区法院原院长，他新的身份是黑老大李振刚的保护伞，在任时致力为老乡李振刚讨债。茂名市公安局原刑警支队队长程彬，为了帮老乡李振刚的马仔脱困，不惜伪造资料，称其是警方“特情人员”。李振刚的江湖地位，正是由这些官员们相助而成。
在做生意上，“官商”吴日晶很失败。吴日晶是国有企业集团“新广国际”的前董事长，新广国际隶属于广东省国资委，由57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组成，主营业务包括工程建设和劳务输出。吴在任时，将资产40亿的企业，倒腾一空，亏损22亿，负债40亿无法偿还。2009年广东省纪委查处了包括吴日晶在内的98人的贪腐群体，目前也正陆续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电白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日添因涉市委书记罗荫国案，今年3月被广东省纪委“双规”，所涉问题，据称是在春节时向罗荫国贿送30万巨款。李日添是高州人，跟罗荫国是老乡。电白、高州两地民风相似，历史上，高州曾是电白的一个辖区。
有人认为电白这个弹丸之地“盛产贪官”，原因无非是他们的价值观受到富豪们的影响。从电白出去的富豪，靠赌场、建筑业为生，而这些行业往往灰色交易盛行。
电白之耻
电白地理位置优越，有长达220公里的漫长海岸线，是一个海滨县城。海洋造就了电白人敢于拼搏和冒险的精神。这种精神既能产生富豪，也能滋生铤而走险的犯罪心理。要论电白在全国有影响的“品牌”，除了建筑和香料，人们还会说有三件：【过滤违规】18、假币和电话诈骗。
电白【过滤违规】18有多少，没有确切统计。有人说，一个10多岁的小孩出去打架可能就会持枪，还有人说，电白的枪收起来，可以跟越南军队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电白公安局认为，电白涉枪案件有几大原因：一是电白是茂名唯一的沿海县，一些渔民长期在外打鱼，有时几个月才回，为保安全习惯上需要【过滤违规】18防身；其二是电白背靠大西南、东南沿海，旁边就是325国道，交通便利反而成了【过滤违规】18流通的一条通道。
2009年，电白县被列为全国打击涉枪犯罪重点地区和广东省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此时，茂名市新调来了一位“铁腕”公安局长何成华，在他的指挥下，电白县短短几个月就打掉涉枪团伙30个，抓获83人，还摧毁了全省最大的一个制枪团伙。在重拳缉枪时，电白县政府拨款500万元，群众捐助500万元，集合了上千名干警进行誓师，声势极为浩大。
电白的假币也是名声在外。2011年1月25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的东莞史上最大制造假币案，涉及金额达1.6亿元。
16名被告中，除了部分四川籍印刷工外，其他主犯都是广东茂名电白县人，其中不乏兄弟连、父子兵和夫妻档。至今，流向社会的5600万元假币仍未能查明去向。
早在10年前，电白的假币生产就形成了产业，并形成了“假币一条村”。许多“加工户”通过发传单、贴广告等形式明目张胆推销假币，大街小巷张贴着“假币供应”广告，大部分农户都做起了假币“生意”。
电白另一个“享誉全国”的是电话诈骗。2007年，一批电白人采用“猜猜我是谁”的电话诈骗手法，行骗全国，受害人遍及17个省份的160多个县市。麻岗镇和树仔镇是电话诈骗的重灾区，电话诈骗使一些村民暴富。据称在麻岗一村庄，单广本小车就有400多台。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是，有时电白一个县的电话网络繁忙超过华尔街。
2009年，电白被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确定为“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电白警方成立了打击电话诈骗工作组，开展集中治理。2009年3月起，半年时间抓获了上百名涉嫌电话诈骗的人。仅在麻岗镇，就有903人因涉嫌从事电话诈骗而处于公安机关的监控范围内。
但电白的电话诈骗已经蔓延全国，且手法越来越高超、巧妙。2010年5月，大连破获一宗500万元的电话诈骗案，此事在电白引为传奇。诈骗者有时也会冒充党政领导，通过手机换号软件，使受害者电话显示的来电号码为某领导的手机号码骗钱。
“电白骗子”名声在外，据在广州的一个电白人说，他告诉人们自己是茂名人，而不敢轻易提“电白人”，怕别人以异样的眼光看他。
精英阶层沉沦，民间盛行巧取豪夺，一些外地电白人对此感到十分忧虑。而他们更为忧虑的是，谁来关心电白这个小县城的发展呢？官员各为其利，群众自顾不暇，而上级政府，则一味只考虑自身的发展，不惜一次次牺牲电白县的利益。
何去何从
在电白官场，很容易感受到人们的一种悲观情绪，因为在茂名大力推进的规划版图上，电白越来越微不足道，“电白”这个名称甚至可能面临消亡。而电白籍官员的持续落马，为这些忧虑抹上更浓重的悲剧色彩。按照茂名市的“建设滨海新区”新规划，电白要么“废县改区”，要么远迁茂名更为贫瘠落后的东部。电白将何去何从，引起了官方到民间空前的热议。
据介绍，2000年之前，电白辖有25镇，现仅辖17镇，有三分之一的区域在2001年1月被划出去新成立了“茂港区”，划出的坡心、羊角都曾是电白经济最发达的强镇。
茂港区成立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茂名确立了“大港口、大工业、大城市、大发展”的战略，但是茂港并没有建设出一个国际港口，滨海旅游更是一塌糊涂，十年的发展迟滞不前。在电白人的心目中，将茂港分出去“单干”，也就成了一个错误的决策。在前不久的廉政风暴中，茂港区委书记钟火明、政法委书记杨强、常务副区长谭伟华、法院院长严得等大大小小的官员相继落马，则成了茂港长期发展迟滞的一个侧面写照。
据有关人士透露，电白面临着第二次分割。茂名当前大力推进的“广东省茂名滨海新区”，将是一个省级开发区，规划区域包括电白现在的中心城区水东镇。而电白的命运有两种选择，要么迁移到电城（原城区）或博贺港，那时电白县的管辖面积将在现有基础上缩水一半，成为一个小而又小的县城；要么是“废县建区”，甚至将电白直接融合进新的“滨海新区”。
就电白官员来讲，无论哪种方案，都意味编制、财权、地域的空前压缩，失落感自然充斥了每个人心间，认为“电白被抛弃了”。有电白官员告诉记者，建设新区，无非是再一次的“大圈地”运动，等土地卖光了，就又出现一个新的烂而又烂的“茂港区”。花如此大力气建“滨海新区”，不如花力气搞好沿海的茂港。
在电白民间，则出现了两种相反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电白是一个千年古城，不能说废就废；另一种声音认为，建设新区，必将有利于改善本地居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应举双手欢迎。
据了解，茂名市既定的规划方案，是城市中心“往东向南靠海发展”，也就是向电白区域发展。茂名号称“油城”，因油页岩而闻名天下。茂名首府设在茂南区，但是茂南区四周被矿山、炼油厂、企业、铁路、密集的村庄、基本农田所包围，导致茂名城区近10年来无法向外扩张，也没有因征地获得多少土地收益。茂名市委、市政府当前已经开始招商、建设的“环水东湾新城”，规划总面积约200~300平方公里，大部是从电白县的行政区域里所得。
也有人认为，电白这个城市的发展，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建不建新区，而是三大问题：一、反贪；二、打击黑社会；三、吸引各位大老板能回家投资建设。
2011-06-27 08:17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旦场镇青福村内的“红皮语录”已经废置。 南都记者 叶志文摄
电白县旦场镇王村保存着的最“大”的一个“番薯印”―――刻着“电白县旦场王村建筑工程队”的印章。 南都记者 叶志文 摄
在没有身份证的年代，有了介绍信就等于让外出人员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那(介绍信)可是像命一样珍贵的啊！”旦场镇镇长林票回忆，自己出门那年开到介绍信后，为了避免丢失，一直把介绍信藏在内裤里。
在当时，能拿到“指标”的人员都有着强大的社会关系。为了外出，一些拿不到指标的生产队员开始尝试将番薯削平，然后仿照大队的公章进行雕刻，自己开上一封介绍信，盖上“公章”。
旦场镇是电白县下属的一个小镇。也是电白的建筑行业的发源地。旦场建筑业的发展就是电白建筑行业的一个缩影。
旦场镇南濒南海、东北是420座低山和土丘构成的丘陵地带，耕地面积很少，“贫穷和残破”是老一辈人对于此前旦场镇貌的记忆。不过，如今的旦场镇是有着“建筑之乡”美誉的乡镇。5月末，南都记者来到旦场镇访，走进旦场镇下属的乡村，首先展现在眼前的是鳞次栉比的三层小楼，独门单户、造型迥异。富裕起来的村民默契地用自己最擅长的建筑，来表达着对自己、家人乃至家乡的犒赏。村里基础设施完善，富裕的村民也热心公益事业，修公路、建学校。尽管，村民建造的房屋因为缺乏规划稍显凌乱，但村道的干净整洁却让人明显感到财富给村民带来的变化。然而，在老人和孩子悠闲自在的村舍里，几乎见不到一个年轻力壮的身影，龙尾村村长刘冠奇解释说：“他们过年才回来，都要在外面打工的。”
事实上，外出打工已经成为这个“建筑之乡”村民的生命轨迹里不可缺失的一程，30多年来始终如此，不曾间断。
生产队里有人不见了
“饥饿是走出去的最大动力。”这是电白老一辈从事建筑的人集体记忆。
广州市某香料公司的董事长邓宁是旦场镇王村人，现如今已经身家过亿，他也是建筑起家。他说，1973年到1974年是家里最穷的两年，“不到一斤米全家八口人能吃上一天”，“就是加水，看不到米的，掺合几块小小的地瓜”。邓宁清楚地记得，每逢有机会拜山许愿都会重复同一句：“长大了，每礼拜要有一顿干饭吃，要一辆红棉牌自行车。”
谁是第一个外出从事建筑的人，现已不可考。而当时电白旦场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吴兆祺却是电白建筑业萌芽期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旦场镇现任镇长林票甚至用“电白建筑之父”来形容吴兆奇对于电白建筑业的贡献。不过，这个被誉为“电白建筑业之父”的人其实一辈子都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而现任镇长林票1981年高中毕业后也到海南去做过建筑工人，1984年之后重新回乡读书，毕业之后开始从政。
1979年以前，国家关于农村发展的主导性政策仍然沿用城市模式，人民公社在经营管理上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当时的电白旦场大队规定：精壮劳动力算10工分、1工分8分钱，折合一天就是8毛钱。当然，这些都是工分的上限了，当时叫“大工分”，而“小工分”就是老人、妇女和小孩。
在大锅饭的年代里，所有人都要参加劳动，当天记录，年终算账。旷工就扣下那个季度的地瓜，也就是基本口粮，分给做工多的人。一天不参加就要上交一天的工分。
事实上，对于人多地少的电白县而言，都上工又哪里有那么多要耕种的土地和农作物。去了怎么办？一批人做工，就有一批人歇着。当地有一种用竹管做的水烟筒，半米长，可加一点碎烟叶点燃着抽来解闷。有人回忆说，当时歇着的一批人就浩浩荡荡坐在田间地头，轮流抽那根烟筒，抽厌倦了就把正在干活的人替换下来，接着抽，还是那一根烟筒。
闲散重复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更难挨的是食不果腹。大批年轻小伙子辍学在家，没有书读，饭也难吃饱，百无聊赖的日子就这样重复着。他们没想到应该做什么去改变，但他们隐隐觉得这样肯定无法长久。年轻人焦躁不安，家长们也寻思着，小伙子有的是力气，他们若是能使上力气填饱肚子，那就是再好不过了。
1973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吴兆祺接到下面各生产小组的报告，说自己生产小组里面“一些人不见了”，他们既没有出工，也不在家里。他私下里去打听才知道，“这几个人悄悄地出去了”，“好像有亲戚说有什么活帮忙做”，“去海南了”。大队里慢慢地也开始传出这些“不见了的人”的消息。
在那个年代，这种不参加生产队劳动、偷偷摸摸外出可是属于离经叛道，是要被批斗，开学习班的。
配额开出介绍信默许外出打工
该如何处理这些人却让吴兆祺颇费脑筋。
他清楚地知道，村民外出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把这些人抓起来，批斗一番，可以高枕无忧，自己也没有责任，不过必须面对的是，将有更多人分薄本来就很少的口粮。但如果这样让他们出去，那么上级会怎么看？
为了村民不被饿死，吴兆祺在上级领导的默许和大队干部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一次不自觉的“改革”。这次改革使得一直根植在土地的农民减少了对土地的依赖，完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工输出这一个环节。
吴兆祺的做法是，村民可以外出做事，但是要到大队进行登记，由大队开出介绍信才能外出。外出人员不但不享有村里的年终算账，还要同意买工分后才能批准外出。比如一个精壮劳动里，一天的工分是10分，那么外出人员不但要购买这10分，还要在这个基础上额外多买一些工分。购买工分的钱，就由大队按照劳动情况分配给村里的劳动力。
1961年11月11日，中央批转了公安部颁发的《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决定由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将那些没有开介绍信的流入城市的人口收容起来遣送回原籍。在没有身份证的年代，有了介绍信就等于让外出人员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让他们从偷偷摸摸走向了光明正大。“那(介绍信)可是像命一样珍贵的啊！”旦场镇镇长林票回忆，自己出门那年开到介绍信后，为了避免丢失，一直把介绍信藏在内裤里。他至今还记得介绍信上落款日期：1981年7月23日。
按照吴兆祺事后对人的说法，他设置相关的条款就是不想让队里的劳动力流失得太厉害。可随之而来的是，想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一拥而上，局面难控。
为了不让精壮劳动完全流失，吴兆祺决定按照报名人数的10%-20%开出介绍信。如此一来，既保证公社的劳动生产又适当满足当时外出的实际要求。就这样，外出务工在“指标人数”让旦场在可限制范围内完成了向现实过渡。
镇长林票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大队长吴兆祺大的做法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甚至可以说是性质很严重。
事实上，旦场大队的这个做法在一两年后才在电白的其他乡镇进行普及。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10月，中央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实行政社分离，建立乡政府。
也许吴兆祺当时就是出于人多地少的口粮考虑暂时放行，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此旦场大队农民工可以外出，在政策限制和上层领导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构成了事实。可以很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吴兆祺当时那次不自觉的改革，电白的建筑历史可能在萌芽期间就被扼杀了。
吴兆祺已于今年初过世，但他当时的决断依然被熟知这段历史的人所津津乐道。
盖上“番薯印”的“介绍信”
旦场镇镇长林票说，电白县靠海，村里有很多渔民，海的另外一边是海南，说着和他们基本相同的语言，在饥饿的压力下，一些头脑灵活、“游手好闲”的村民开始到海南去承包建房，海南也是电白从事建筑农民工相对比较集中的省份。
为什么选择海南？镇里人回忆说，当年海南当地人大都不会造房子，而且是女主外男主内，男人普遍不劳动，地里的活儿从种到收，女人们都一把给抓了。自然，建房子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如果当地男人不愿做，女人不会做，就只能留给不甘饥饿不甘寂寞的电白人了。
1981年，旦场镇的青年李家民独自一人来到了海南。他的目的是找到在海南做建筑的老乡，然后留下。在他的身上，揣着一张介绍信，不同的是，这张介绍信上的印章是他自己用番薯仿照大队的印章雕出来的。
这类的印章在旦场有一个响亮的称呼―――“番薯印”，记者在电白采访时，许多人谈到当时的番薯印，当年的无奈和豪气涌上心头，化作今天的会心一笑。
番薯印的产生正是缘于吴兆祺限制精壮劳动力外流的那10%-20%指标。
在当时，能拿到“指标”的人员都有着强大的社会关系。比如，电白县马踏镇的吴广，因为其伯父当时是镇书记，才分到一个“外出指标”，拿到这个批标后，吴广到广州打工。这正是马踏镇的第一个农民工外出指标。
压迫和反抗是相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总是一起出现。
为了外出，有人开始尝试将番薯削平，然后仿照大队的公章进行雕刻，自己开上一封介绍信，盖上“公章”。在交通信息极度不发达的年代，盖有这样印章介绍信的真假极难核实，于是，偷偷跑出的村民在外面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还有很多偷跑出来没有介绍信的队员，把在城里混熟了的同乡的介绍信借来，用刀片刮掉名字，再写上自己的名字继续用。
“没有办法，没有介绍信，你不能坐车。也住不到店，就算偷偷到了地方，当地的保卫部门还要查夜。”没有这封证明就会被遣送回去。”当年的海南没有那么多遣送资金，可是惩罚是必须的。抓住没有介绍信的农民工先是当面“劝回”，没路费回去？那很好，去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劳动包括修建水利设施、修路、做各种苦工等。
林票就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事，1981年，和林票一起到海南打工的另外三个同伴，查出没有介绍信后，被惩罚做了一个月的免费苦工，然后遣送回家
实际上，在那段历史中，最“大”的一个“番薯印”并不是个人刻的，而是一个叫“电白县旦场王村建筑工程队”的印章。
“电白县旦场王村建筑工程队”的印章并不是真的用番薯雕刻的，它是用木头雕刻的。这枚印章至今还保存在旦场镇王村村委会，上面“建筑大队”的“建”字还保留了当年的简笔书写方式。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番薯印，是因为这个印同样是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是大队私下刻的。“这个木头章本质上与当时民间私刻的番薯印并没有区别。”林票说。
私刻这枚最大“番薯印”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海南，外来务工人员逐年增多，城市开始注重治安管理。在建筑业，单个的人员已经很难得到一些部门的信任。“如果我把工程包给了你，一旦出了事，该由谁来负责？”在承包合同上，业主开始要求施工方填写“风险承担人”这一项以作保障。这个要求可难倒了大量零散的农民工。
难题反映回生产大队，大队商量决定：顺应外出打工的同乡的要求，成立一个承担风险的“组织机构”吧，研究决定以“生产大队建筑工程队”的名义来为个人开具身份证明，表明他们是属于这个组织的，他们是有组织依靠的。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敷衍的对策，并没有任何组织和保证可言，但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证明，打工者在外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行了，包工头也能顺理成章地接到工程。
在今天看来，这枚“番薯印”其实是旦场的第二次改革萌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这种做法在电白的一些乡镇推广，各镇先后成立了多个类似的“建筑工程队”。而这些建筑工程队在之后的日子，在县有关部门的组织认同下组建成了包括电白二建在内的多个建筑公司。
传帮带催生建筑生力军
“最早期的建筑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那样的高楼大厦，那时候基本上就是一层楼，技术性并不强，当时往往是由稍有技术含量的木匠作为建筑的领头人。可以这样说，那时候只要有力气就可以从事这个行业。”旦场镇镇长林票说。
上世纪70年代离乡的第一批农民工对外一无所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都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跟从性。电白人因为饥饿选择了当建筑工作为自己解决温饱的途径。《电白县建设志》这样写道：“由于水工、木工、石匠行业使用工具较为简单，一般操作技术易学，无需投入较多资本。因此，城镇居民、乡村农民为了谋求生计，不少人便投向建筑业，故建筑工人遍及城乡。后来者则在前一批外出人员的传、帮、带中成为了这一行业的生力军。”
旦场镇王村的邓宁一家在建筑业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就浓缩了这段历史。邓宁的祖、父辈包括他们这一辈都从事建筑行业。邓宁的祖辈主要是在家乡建房子，那时候他们的足迹从没有迈出过电白这个小县城。父辈则开始前往海南、贵州等地打工。邓宁有六兄妹。他的大哥也在父辈的影响及带领下从事建筑。他则在他的父亲和大哥的带领下，18岁就投入了建筑工人的大潮。“我受我哥哥的影响很深，我的父亲从事建筑，做的都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也就是常说的小工、大工。我大哥则很快上手，打工不久就开始做了包工头，自己带了一队人。在当时，出去做建筑就是我们绝大部分学生的念想。”
邓宁在去做建筑工人前，曾经是电白四中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不过那时候的学生并不像现在那样被“知识改变命运”的环境和引导。那个时候，留给学生更多的是迷茫。“在当时，只有10%左右的学生能够参加高考。这些人里面，有大约50%的学生是老师的儿子，另外一部分人是那些当官或者有关系的人的孩子。那时候，绝大部分的学生的心思也不在学业，因为高考与他们关系不大。”据说当时电白县读高三的学生有200名。“给了20个指标，其中有10个给老师的子女，还有就是政治思想因素考核产生的地方推荐。”180名学生觉得高考和自己关系不大。
事实上，在1982年，邓宁的那届高中毕业生中，有70%的学生加入了建筑行业的大军，2%-3%参军，5%左右的人当了老师，其他人则在从事别的工作。
在这样传帮带后，电白建筑行业雏形显现，当时的特点是，从业人员多，包工头也很多。
而值得一提的是，电白建筑业的由乱到治，由治到今天的在全国建筑行业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最为关键的居然是外力。
林票告诉记者，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许多人意识到，建筑工人提供的这些村里所谓的“生产队建筑大队”单位其实是无据可查，并没实质作用，于是要求建筑承包方必须是“有案可查”的建筑公司，即真正赋有法律效力的单位才可以合作生产。这也就是说，必须要成立建筑公司，这个公司必须在当地建委报备盖章。镇长林票说，这股外力驱使了“建筑工程大队”这批草班子必须改头换面向建筑公司过渡。
以1978年电白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为代表，一大批建筑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电白的建筑大业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萌动发芽期开始迈入了坚实的行动生长期。
据《电白县建设志》介绍，1980年以后是全县建筑业的兴旺时期。在这个时期，电白县经资质审查的建筑企业有24个，其中：县属三级公司6个，乡镇三级公司1个，乡镇四级公司13个，五级队4个，在册人数达1.8万人，还有大批的册外人员。全县估计从事建筑业、土石方的人员逾5万人。
历史回放
●建筑业是农民较早可以“分享”的城市职位之一。福建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在“文革”前建筑施工任务比较饱满的年份，固定工与农民合同工(包括季节工、临时工)的比例已达到6：4。“文革”期间虽然停止，1978年后，农民合同工数量再次增加，1984年，前半年即招收1569人。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全国农村建筑队有5万多个，总收入为45亿元。江西省农村建筑队，承担着省内城乡建设中80%的建设任务；江苏省在大庆油田的农村建筑队，当年开工工程竣工率达90%，比当地国营建筑企业高出一倍，四年时间完成了242万平方米住宅建设，解决了几万职工的居住困难。1983年时，农村建筑队伍有200多万人活跃在全国各城市的建筑市场，占全部农村注筑队伍的57%强。
●1984年10月5日，国务院批准实施《国营建筑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和使用农村建筑队暂行办法》，允许企业“就近招收”农民合同制工人，规定“企业所需的劳动力，除少数必需的专业技术工种和技术骨干外，应当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逐步降低固定工的比例。企业也可以使用农村建筑队参加施工”。 □整理：谭万能
掌故
“空巢村”里的“红皮语录”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建筑业的发展，青福村就涌现了一批“先富的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一方面引起他人的艳羡，另一方面却成为了斗争的对象。电白县旦场镇的青福村――― 这个空巢村里的“红皮语录”就是一个明证。
“红皮语录”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间房子。
电白县旦场镇的青福村是一个有2000多户、9000多人的大村，整个村庄楼房林立，还建有很多欧式别墅。由于村里60%以上的劳动力都在外做建筑，其他的也在外从事别的行业，这个村成了“空巢村”，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
1976年，青福村在韶关承包建筑的包工头李德方，赚了一笔钱后回村盖起了自家房子。不同以往该村别的新房，他家的墙砖使用了烧好后的红砖，屋顶用上了瓦块代替茅草。这在周围还大都茅草土坯和泥砖房的时代，被衬托尤其醒目，或者就是刺眼。于是，大队代村里人封了他的房子，还给这个红砖房子起了个颇有时代感的绰号“红皮语录”。李德方本人被“办学习班”，以“投机倒把的暴发户”名义强制他去做苦工修路、建水库作为惩罚。青福村村主任魏福全说，那时候这种活动叫“打击投机倒把”、“打击包工头”。
如今，这座“红皮语录”已经被废置。房屋四周，富起来的邻居纷纷建起了两三层的楼房和别墅，这间“红皮语录”因破败而再次醒目起来，成为青福村极有历史意义的“地标”。
样本意义
地处粤西的海滨小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素有“建筑之乡”的美称。
资料记载，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电白县，是中国建筑行业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并且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积累发展起一大批极具行业权威的建筑公司和领军人物。在全县建筑业的兴旺时期，估计从事建筑业、土石方的人员逾5万人。
30年来，建筑业一度是电白生存的救命稻草，是维系的经济来源；继而成为发展的支柱产业，积淀构筑起几代人薪火相传的志业信仰。包括电白人自己也时常会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电白？
和粤东粤西的大多数地区相似，改革开放前这些极端贫困的沿海县城有着诸多发展限制性因素：人多地少、土壤不适宜粮食作物生长、教育落后、生存尚难以为继等等。然而谁也没能想到，仿佛一夜之间，建筑这个钢筋水泥的陌生行业突然和电白这个濒海小镇建立了浩大的时空联系，异军突起于粤西大地。
重新审视电白建筑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电白人民在改革开放前，在生存压力下那种不自觉的改革萌动，电白的建筑也正是在当初“不自觉的改革”中，“走了属于自己的路”，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南都记者 谭林 实习生 杨硕 通讯员 李华斌
总策划：曹轲、庄慎之、任天阳
总统筹：王钧、南香红、张蜀梅
学术支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潘劲松
分组统筹：陈良军、张炜
“中国第一老板县”的沦落
发布：2011-06-27 09:25:39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本报记者 田加刚 发自广东茂名 浏览：0次 【大 中 小】
杨光亮、李振刚、吴日晶、朱育英、潘潇、严得……这些几乎同时陷落的“精英”，有一个共同的籍贯：广东省电白县。
电白号称中国“老板最多的县”，全国各地的电白籍亿万富豪人数过百。位于滨海区域，占据地利、人和的电白并没有获得快速发展，反而越来越没落，在民间，则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诈骗、贩枪、造假钞团伙。
精英阶层沉沦，民间盛行巧取豪夺，当前又面临“废县改区”，这个小县城将何去何从？
2011年6月19日下午3点，电白“广州同乡会”在喧闹中开场。联谊会有一个前缀词“振兴电白”。在以往，“振兴”只是一个大而空洞的口号，而今，这二字却显得十分沉重。此前此后的几天，与会者将密集听到让电白人心情沉重的新闻：
16日，广州原花都区委书记潘潇腐败案进入司法程序；
20日，广州市检察院通报“左手公安右手法院”的黑老大李振刚案保护伞情况；
20日，卖官成灾的茂港区原公安局长杨强被广东高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
21日，家产1.3亿的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在广州中院受审。
巨贾名流
电白商人可以与潮商媲美，以百万人口县的区域，造就了上百个在全球舞台上活动的亿万富豪，电白以此自称是“老板最多的县”。
电白是有名的“建筑之乡”，在广州随处可见“电白二建”、“电白三建”的招牌。据统计，电白人做老板的房产和建筑公司在广州就有上百家，能工巧匠有10万多人，广州20%的大厦为电白人所建。知名的建筑企业家有广东正域集团崔真基、广东恒鑫集团杨秋等。
一个在广州上学的电白学生对记者讲了一个他认识的建筑老板陈源池的故事。陈曾捐资60万帮助全镇贫困户建新房，捐180万整治河堤，捐40万为全村安装自来水，捐30万建孤儿学校，3年捐出600多万用于乡村公益事业。如此大行慈善的陈源池，在电白还算不上多有名。
电白籍企业家遍及全国，关于他们有很多惊艳的传说。今年6月海口新地标“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落成，中心耗资57亿元，而且还将建设一个108层的七星级海岛酒店作为配套项目。酒店将堪比迪拜七星级帆船酒店，预计耗资80亿元。如此大手笔，投资人是电白老板，名叫蔡得，是深圳天利集团董事局主席。
2009年，中国本溪发现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铁矿，储量预计超过100亿吨。开采者竟是深圳一个民营企业亿众鑫矿业公司。而亿众鑫背后则是万利加集团主席李伟波，也是电白人，建筑工人出身。2007年底李伟波在深圳的酒店开业之时，曾动用60辆法拉利、保时捷助阵，并邀请众多明星捧场，轰动一时。
蔡得、李伟波在电白老板中还不能算“一哥”，最富传奇色彩的要算林英乐、王勇，两人都有“赌王”的名号。据称，林英乐“叠码仔”出身，现今不到50岁身家已超过150亿，是仅次于何鸿龅男乱淮赌王，他的百家乐网是全亚洲最大的赌网。同时，他还涉足酒店、娱乐业、机场，打造了一个“林氏王国”。王勇则垄断了缅甸赌场，旗下26间赌场遍布东南亚。他成名比林英乐更早，早期曾借给林10万块钱助他出道。
靠实业起家的电白老板，要数林国文。林国文白手起家，现为香港华宝集团董事局主席，号称中国香精大王，主营烟用香精，其妻朱林瑶曾以135亿元身家被福布斯评为“内地最年轻女富豪”。在“香精大王”带动下，电白有了300家香精香料企业，占全国香精香料的60%以上市场份额。
电白有本以同乡联谊为主旨的杂志《电白人》，它比喻电白人是“中国犹太人”，精明、勤奋，极富创业精神，并称电白是中国“老板最多的县”。记者看到，该杂志理事会成员列有11页，每页36人，前3页是电白在全国的政界名流，后8页都是商界大腕。政界的人物包括：深圳特区首任市长李灏、珠海现任市长钟世坚、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等等。在广东省的各个厅局，几乎都有电白籍的领导。
早期的电白商界大鳄，无一不是白手起家，并且都是一步一步迈向成功，不像山西老板靠煤炭资源暴富，也不像珠三角商人靠活用政策暴富。电白多富豪，但是这些富豪基本散落在全国各地，电白县贫穷而落后，在电白本地经营的亿万富豪，知名的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李振刚。
李振刚是其他富豪们公认的“害群之马”，人称“放数大王”，靠放高利贷、开赌场发家，跟公安、法院联合大行敲诈之事。李振刚因公安部督办落网，仅被公安局查抄的财产就高达4亿。
李振刚同伙达24人，但一个电白人对记者说，把电白政界、社会风气都搞坏的不是黑老大，而是那些贪腐成风的官员。
巨贪成商
走在电白县城，很难感受到一个城市的气氛，楼房都比较低矮，除了一个“海景湾大酒店”没有其他像样的酒店，没有一辆出租车，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滨海城区。电白发展迟滞，很多人认为跟官场的腐败有关。在今年3月，电白“一把手”县委书记李日添落马。
电白籍的巨贪官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都是将官场当成了生意场。
杨光亮在电白从村支书一直做到县委书记，尔后入主茂名市委常委，官至常务副市长。2009年10月，杨光亮被省纪委“双规”。被抓时，仅存折就达60多本，本本上百万。今年6月20日，杨光亮在广州中院受审。据指控，杨光亮涉嫌受贿11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4100万元，另有违纪收入7535万元，其财产总值超过1.3亿元。
杨光亮在法庭上自称“对得起人民”，引起舆论大哗。知情人告诉记者，杨光亮在做官上，不贪污，不卖官，不祸害百姓，他最大的劣迹就是受贿，收钱替人办事。要是没有办成事就一分不少地退钱，像生意人做买卖一样，非常讲诚信。
杨光亮将贿收的赃款进行投资，在广州、珠海等地购买了14套房产炒房，通过放高利贷获利1500多万元。杨光亮还通过其他人的名义经商，他利用茂名市建设菜篮子工程的机会，用其亲戚、司机的名义投资120万元入股了茂名菜篮子基地发展有限公司；还以其亲戚谢宗良的名义出资50万，入股茂名市幸福楼餐饮名店。
从言行看，杨光亮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是杨光亮常说的一句话，他戴着大粗戒指、高档手表，油光可鉴的头发，也喜欢把自己扮成大款和老板。有人说，如果杨光亮去做商人，或许也是一个商界巨鳄。
杨强是茂名市公安局茂港分局局长，今年6月被广东高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他做的生意是“卖官帽”。2007-2009年，他任公安局长期间，几乎将茂港公安分局各派出所所长、教导员、副所长及分局内等要职，均明码标价“出售”，共有36名民警花重金购买，此项获利345万多元。
茂港境内的大小赌场，均由杨强同意才能开设，并按期缴纳“保护费”。面积仅420平方公里的茂港，纪委公布的资料显示曾先后出现39个赌场，遍布全区7个街镇。身家过千万的杨强，在茂名、广州、佛山等地，炒房买楼，与人合股从事钢材运输、煤炭贩卖，向人放高利贷等。事发后，纪委查获杨强的资产高达2000多万元。
信宜原市委书记朱育英、花都原区委书记潘潇，两个曾经被电白人引以为豪的地方一把手，都在今年被纪委“双规”，而他们俩的亲兄弟，在茂名商界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严得，茂港区法院原院长，他新的身份是黑老大李振刚的保护伞，在任时致力为老乡李振刚讨债。茂名市公安局原刑警支队队长程彬，为了帮老乡李振刚的马仔脱困，不惜伪造资料，称其是警方“特情人员”。李振刚的江湖地位，正是由这些官员们相助而成。
在做生意上，“官商”吴日晶很失败。吴日晶是国有企业集团“新广国际”的前董事长，新广国际隶属于广东省国资委，由57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组成，主营业务包括工程建设和劳务输出。吴在任时，将资产40亿的企业，倒腾一空，亏损22亿，负债40亿无法偿还。2009年广东省纪委查处了包括吴日晶在内的98人的贪腐群体，目前也正陆续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电白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日添因涉市委书记罗荫国案，今年3月被广东省纪委“双规”，所涉问题，据称是在春节时向罗荫国贿送30万巨款。李日添是高州人，跟罗荫国是老乡。电白、高州两地民风相似，历史上，高州曾是电白的一个辖区。
有人认为电白这个弹丸之地“盛产贪官”，原因无非是他们的价值观受到富豪们的影响。从电白出去的富豪，靠赌场、建筑业为生，而这些行业往往灰色交易盛行。
电白之耻
电白地理位置优越，有长达220公里的漫长海岸线，是一个海滨县城。海洋造就了电白人敢于拼搏和冒险的精神。这种精神既能产生富豪，也能滋生铤而走险的犯罪心理。要论电白在全国有影响的“品牌”，除了建筑和香料，人们还会说有三件：【过滤违规】18、假币和电话诈骗。
电白【过滤违规】18有多少，没有确切统计。有人说，一个10多岁的小孩出去打架可能就会持枪，还有人说，电白的枪收起来，可以跟越南军队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电白公安局认为，电白涉枪案件有几大原因：一是电白是茂名唯一的沿海县，一些渔民长期在外打鱼，有时几个月才回，为保安全习惯上需要【过滤违规】18防身；其二是电白背靠大西南、东南沿海，旁边就是325国道，交通便利反而成了【过滤违规】18流通的一条通道。
2009年，电白县被列为全国打击涉枪犯罪重点地区和广东省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此时，茂名市新调来了一位“铁腕”公安局长何成华，在他的指挥下，电白县短短几个月就打掉涉枪团伙30个，抓获83人，还摧毁了全省最大的一个制枪团伙。在重拳缉枪时，电白县政府拨款500万元，群众捐助500万元，集合了上千名干警进行誓师，声势极为浩大。
电白的假币也是名声在外。2011年1月25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的东莞史上最大制造假币案，涉及金额达1.6亿元。
16名被告中，除了部分四川籍印刷工外，其他主犯都是广东茂名电白县人，其中不乏兄弟连、父子兵和夫妻档。至今，流向社会的5600万元假币仍未能查明去向。
早在10年前，电白的假币生产就形成了产业，并形成了“假币一条村”。许多“加工户”通过发传单、贴广告等形式明目张胆推销假币，大街小巷张贴着“假币供应”广告，大部分农户都做起了假币“生意”。
电白另一个“享誉全国”的是电话诈骗。2007年，一批电白人采用“猜猜我是谁”的电话诈骗手法，行骗全国，受害人遍及17个省份的160多个县市。麻岗镇和树仔镇是电话诈骗的重灾区，电话诈骗使一些村民暴富。据称在麻岗一村庄，单广本小车就有400多台。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是，有时电白一个县的电话网络繁忙超过华尔街。
2009年，电白被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确定为“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电白警方成立了打击电话诈骗工作组，开展集中治理。2009年3月起，半年时间抓获了上百名涉嫌电话诈骗的人。仅在麻岗镇，就有903人因涉嫌从事电话诈骗而处于公安机关的监控范围内。
但电白的电话诈骗已经蔓延全国，且手法越来越高超、巧妙。2010年5月，大连破获一宗500万元的电话诈骗案，此事在电白引为传奇。诈骗者有时也会冒充党政领导，通过手机换号软件，使受害者电话显示的来电号码为某领导的手机号码骗钱。
“电白骗子”名声在外，据在广州的一个电白人说，他告诉人们自己是茂名人，而不敢轻易提“电白人”，怕别人以异样的眼光看他。
精英阶层沉沦，民间盛行巧取豪夺，一些外地电白人对此感到十分忧虑。而他们更为忧虑的是，谁来关心电白这个小县城的发展呢？官员各为其利，群众自顾不暇，而上级政府，则一味只考虑自身的发展，不惜一次次牺牲电白县的利益。
何去何从
在电白官场，很容易感受到人们的一种悲观情绪，因为在茂名大力推进的规划版图上，电白越来越微不足道，“电白”这个名称甚至可能面临消亡。而电白籍官员的持续落马，为这些忧虑抹上更浓重的悲剧色彩。按照茂名市的“建设滨海新区”新规划，电白要么“废县改区”，要么远迁茂名更为贫瘠落后的东部。电白将何去何从，引起了官方到民间空前的热议。
据介绍，2000年之前，电白辖有25镇，现仅辖17镇，有三分之一的区域在2001年1月被划出去新成立了“茂港区”，划出的坡心、羊角都曾是电白经济最发达的强镇。
茂港区成立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茂名确立了“大港口、大工业、大城市、大发展”的战略，但是茂港并没有建设出一个国际港口，滨海旅游更是一塌糊涂，十年的发展迟滞不前。在电白人的心目中，将茂港分出去“单干”，也就成了一个错误的决策。在前不久的廉政风暴中，茂港区委书记钟火明、政法委书记杨强、常务副区长谭伟华、法院院长严得等大大小小的官员相继落马，则成了茂港长期发展迟滞的一个侧面写照。
据有关人士透露，电白面临着第二次分割。茂名当前大力推进的“广东省茂名滨海新区”，将是一个省级开发区，规划区域包括电白现在的中心城区水东镇。而电白的命运有两种选择，要么迁移到电城（原城区）或博贺港，那时电白县的管辖面积将在现有基础上缩水一半，成为一个小而又小的县城；要么是“废县建区”，甚至将电白直接融合进新的“滨海新区”。
就电白官员来讲，无论哪种方案，都意味编制、财权、地域的空前压缩，失落感自然充斥了每个人心间，认为“电白被抛弃了”。有电白官员告诉记者，建设新区，无非是再一次的“大圈地”运动，等土地卖光了，就又出现一个新的烂而又烂的“茂港区”。花如此大力气建“滨海新区”，不如花力气搞好沿海的茂港。
在电白民间，则出现了两种相反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电白是一个千年古城，不能说废就废；另一种声音认为，建设新区，必将有利于改善本地居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应举双手欢迎。
据了解，茂名市既定的规划方案，是城市中心“往东向南靠海发展”，也就是向电白区域发展。茂名号称“油城”，因油页岩而闻名天下。茂名首府设在茂南区，但是茂南区四周被矿山、炼油厂、企业、铁路、密集的村庄、基本农田所包围，导致茂名城区近10年来无法向外扩张，也没有因征地获得多少土地收益。茂名市委、市政府当前已经开始招商、建设的“环水东湾新城”，规划总面积约200~300平方公里，大部是从电白县的行政区域里所得。
也有人认为，电白这个城市的发展，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建不建新区，而是三大问题：一、反贪；二、打击黑社会；三、吸引各位大老板能回家投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