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网址：https://db2.mom（可微信分享）、https://0668.es、https://0668.cc（全加密访问）
您赞成严刑峻法吗？ (1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飘落的黄叶
- 开始时间
QUOTE(liang2004 @ 2011年06月24日 Friday, 12:53 PM)
答案很明显,但黄叶兄以为有用吗?我对这个专制独裁的政党已彻底绝望.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在历朝历代，都是争议非常大的人物，唯有红色时代，他们三位才获一致好评。然后这片红土地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跟这种评价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说，个人接触轻典思想，是从香港影视作品开始滴。而历史上，重典和轻典的直接较量，我看要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王安石、苏轼（三苏代表）、司马光三家之争最为经典。苏轼一生的荣辱浮沉，都与重典之争有关。
有没有用不知，希望这样的讨论，可以对部分参与者正本清源吧。
答案很明显,但黄叶兄以为有用吗?我对这个专制独裁的政党已彻底绝望.
[snapback]3167616[/snapback]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在历朝历代，都是争议非常大的人物，唯有红色时代，他们三位才获一致好评。然后这片红土地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跟这种评价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说，个人接触轻典思想，是从香港影视作品开始滴。而历史上，重典和轻典的直接较量，我看要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王安石、苏轼（三苏代表）、司马光三家之争最为经典。苏轼一生的荣辱浮沉，都与重典之争有关。
有没有用不知，希望这样的讨论，可以对部分参与者正本清源吧。
- 注册
- 2005-04-11
- 帖子
- 2,058
- 反馈评分
- 1
- 点数
- 61
QUOTE(飘落的黄叶 @ 2011年06月24日 Friday, 01:27 PM)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在历朝历代，都是争议非常大的人物，唯有红色时代，他们三位才获一致好评。然后这片红土地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跟这种评价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说，个人接触轻典思想，是从香港影视作品开始滴。而历史上，重典和轻典的直接较量，我看来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王安石、苏轼（三苏代表）、司马光。苏轼一生的荣辱浮沉，都与重典之争有关。
有没有用不知，希望这样的讨论，可以对部分参与者正本清源吧。
苏联,柬甫寨,东德,朝鲜等历史上都没有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请问黄叶兄,当如何理解此种现象?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在历朝历代，都是争议非常大的人物，唯有红色时代，他们三位才获一致好评。然后这片红土地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跟这种评价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说，个人接触轻典思想，是从香港影视作品开始滴。而历史上，重典和轻典的直接较量，我看来数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王安石、苏轼（三苏代表）、司马光。苏轼一生的荣辱浮沉，都与重典之争有关。
有没有用不知，希望这样的讨论，可以对部分参与者正本清源吧。
[snapback]3167634[/snapback]
苏联,柬甫寨,东德,朝鲜等历史上都没有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请问黄叶兄,当如何理解此种现象?
苏轼应进士试时，论述的就是轻典思想。当时的进士，在文官制度下的北宋，正是国家柱石，而进士试时的题目，可管窥一个国家的治理观念。
苏轼应进士试的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附文均源于网络：
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1]
苏轼应进士试的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附文均源于网络：
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1]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注释：
⑴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 ⑵欢休：和善也。 ⑶惨戚：悲哀也。 ⑷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⑸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⑹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 ⑺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 ⑻士：狱官也。 ⑼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 ⑽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 ⑾方命：逆名也。 ⑿圯族：犹言败类也。 ⒀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 ⒁祉：犹喜也。 ⒂遄：速也。 ⒃沮：止也。[1]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译文：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人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2]
来源：网络
⑴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 ⑵欢休：和善也。 ⑶惨戚：悲哀也。 ⑷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⑸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⑹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 ⑺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 ⑻士：狱官也。 ⑼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 ⑽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 ⑾方命：逆名也。 ⑿圯族：犹言败类也。 ⒀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 ⒁祉：犹喜也。 ⒂遄：速也。 ⒃沮：止也。[1]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译文：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人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2]
来源：网络
QUOTE(飘落的黄叶 @ 2011年06月24日 Friday, 01:37 PM)
解释不了，兄请留意，苏俄原来是不是农奴制？东德其实受制于苏俄，柬埔寨、朝鲜都可称得“儒家”文化圈。苏俄和中国历史上都有一个共性：潜意识里面都将人当器物。
补充：这片土地不仅仅有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也有苏轼、范希文，我的意思是红色中国将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一概褒扬招致国人大多数认同重典思想的后果（重典思想的前提是将人当器物），其实并不是宣传导致重典的结果，而是预设了重典的前提，再从历史上找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作重典的法理支撑。表达不到位，惭愧
解释不了，兄请留意，苏俄原来是不是农奴制？东德其实受制于苏俄，柬埔寨、朝鲜都可称得“儒家”文化圈。苏俄和中国历史上都有一个共性：潜意识里面都将人当器物。
[snapback]3167638[/snapback]
补充：这片土地不仅仅有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也有苏轼、范希文，我的意思是红色中国将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一概褒扬招致国人大多数认同重典思想的后果（重典思想的前提是将人当器物），其实并不是宣传导致重典的结果，而是预设了重典的前提，再从历史上找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作重典的法理支撑。表达不到位，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