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和尚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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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人重视。
据《新快报》6月14日报道，广东省老龄委调研报告预测2047年广东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需供养40名65岁以上老人，“超出国际标准两倍多”，建议推迟退休年龄并放宽计生政策――“2016年起每对夫妻可生两胎”。
6月9日《南方周末》《最早变老的上海，最先遭遇养老危机》一文告诉人们，“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上海，现在是三个在职人员供养两个退休人员，早已遇上‘老龄社会危机时点’。如果照此发展，20年后，上海的户籍人口中，每个在职人员都得供养一个退休人员。”
由于近二十年来广东作为人口流入地吸收了比上海、北京、天津多得多的外来年轻人口，广东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是最轻的，远比三个老直辖市和内地农村地区轻。广东省老龄委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能够提出“2016年起每对夫妻可生两胎”的建议，在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尚处试点阶段的今天，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但是广东省老龄委的调研报告仍然没有充分估计广东未来养老问题的严峻性。无论计算抚养比或老龄化程度时是否把外来无户籍劳动人口计入，他们客观上是为广东的养老做了贡献的。而且最近二十年来外地人入户广东的人数，也相当可观。这种养老的外来活水是不可能持续的。用工荒所导致的内地工资上升和土地成本相对低廉，已经使沿海地区失去了吸引劳动力和资本的优势。
广东省老龄委开出的药方就更加可疑。人口变迁有它自身的规律，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有巨大的惯性，不是政府要求每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就能实现每对夫妻两个孩子的。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的9年内，政策生育率比现在高不了多少，即使不考虑有几年时间城乡一律一胎，并且把全国都看成农村，也只有1.5的政策生育率。但是中国大陆整个8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仍然接近2.4，跟1976－1979年几乎没有区别。用梁中堂教授的话说，人家妇女想生，你今年给她堕胎她明年再怀，你明年给她堕胎她后年再怀，孩子还是生得一样多，无非让她多遭了两次罪，除非你堕得她终身不育或者同时给她做绝育手术。
这当然不是说政策完全不起作用，因为80年代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妇女在育龄妇女中占比很高。但是加快生育率下降速度尚且如此之难，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更谈何容易？强制少生的作用都不过如此，“放开二胎”、“恢复生育自由”甚至“鼓励生育”对于提高生育率的作用更不可高估。事实上现今低生育率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许多欧洲国家都在为“鼓励生育”不见效果而头痛不已。
我国未来鼓励生育的艰巨程度，还要远远超过那些现在鼓励生育的低生育率国家。其实在德国这样的欧洲低生育率国家，大部分有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生两三个孩子，生育率低是因为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根本不能或不愿生孩子。在日本、韩国、俄罗斯这样的超低生育率国家，大部分有孩子的家庭也仍然在生两个孩子。但是我国城市却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绝大部分人只有一个孩子。长期的少子化产生了一种中国城市独特的养育模式，就是孩子丝毫不能离开成人的视线，孩子在吃、穿、玩上极尽浪费之能事，父母为了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而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晚上、周末去上各种昂贵而低效的钢琴班、围棋班、舞蹈班、外语班。这意味着一个孩子要占用一个成人劳动力。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相对于多子女家庭成了主流和标准，以至于多子女的妈妈们也都向独生子女妈妈学习，养两个孩子变成了养两个“独生子女”，不只是在经济上使家庭不堪重负，甚至让爸爸无法正常工作！雇保姆？保姆的工资已经高得让绝大部分工薪家庭难以承受，而且随着用工荒加剧还会继续上涨，你雇得起吗？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两个孩子，在小城市行得通，在大城市你买得起那么大的房吗？
有人总是说农民的生育意愿强劲，农民的房子大。可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总人口城市化的程度虽然比台、港地区及日、韩等国家低得多，但育龄人口城市化的程度却低不了多少！这些身在城市打工的育龄农民往往是城市中家庭收入最低的，他们一般连小城市的房都买不起，又不像土生土长的城市年轻人那样可以住在父母家里，要过家庭生活就必须租房子。他们一面给自己交着养老保险，一面还要给自己在农村的没有退休金的父母以养老补贴。在这样的经济重压下，他们有多大比例可能生两三个孩子？
有人总是担心停止计划生育甚至“放开二胎”后生育率反弹，但是能反弹到哪里去？从1991年以来我国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迄今已超过20年，早已形成超低生育率趋势。《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未婚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1.46个。这说明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可能还在继续下降。如今避孕手段发达，意外怀孕而又拒绝堕胎的能有多大比例？相反，不育率却越来越高，卫生部多年前承认的数据就高达10%~12.5%。加上育前死亡的、育龄结束前未婚的和丁克，估计有四分之一的人无后。事实上北京、上海的生育率近10年来只有0.7左右，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无后。
2016年“放开二胎”，虽然多少可以使得一些受政策压制的生育意愿得以释放，但是过低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高达四分之一的无后率，决定了“放开二胎”的效果极其有限。同时2016年后1991年低生育率和高性别比以后出生的女孩进入生育高峰，母亲人数将大大减少。1986－1990年每年出生女孩高达一千一二百万，但1991年以后每年出生的女孩将从九百多万经过5年时间逐步下降到六百多万。两相抵消，估计每年出生的孩子较现在不但不会增加，估计经过两年补生之后反而会大量减少。靠继续减少孩子总量能解决老龄化问题？
据《新快报》6月14日报道，广东省老龄委调研报告预测2047年广东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需供养40名65岁以上老人，“超出国际标准两倍多”，建议推迟退休年龄并放宽计生政策――“2016年起每对夫妻可生两胎”。
6月9日《南方周末》《最早变老的上海，最先遭遇养老危机》一文告诉人们，“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上海，现在是三个在职人员供养两个退休人员，早已遇上‘老龄社会危机时点’。如果照此发展，20年后，上海的户籍人口中，每个在职人员都得供养一个退休人员。”
由于近二十年来广东作为人口流入地吸收了比上海、北京、天津多得多的外来年轻人口，广东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是最轻的，远比三个老直辖市和内地农村地区轻。广东省老龄委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能够提出“2016年起每对夫妻可生两胎”的建议，在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尚处试点阶段的今天，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但是广东省老龄委的调研报告仍然没有充分估计广东未来养老问题的严峻性。无论计算抚养比或老龄化程度时是否把外来无户籍劳动人口计入，他们客观上是为广东的养老做了贡献的。而且最近二十年来外地人入户广东的人数，也相当可观。这种养老的外来活水是不可能持续的。用工荒所导致的内地工资上升和土地成本相对低廉，已经使沿海地区失去了吸引劳动力和资本的优势。
广东省老龄委开出的药方就更加可疑。人口变迁有它自身的规律，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有巨大的惯性，不是政府要求每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就能实现每对夫妻两个孩子的。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的9年内，政策生育率比现在高不了多少，即使不考虑有几年时间城乡一律一胎，并且把全国都看成农村，也只有1.5的政策生育率。但是中国大陆整个8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仍然接近2.4，跟1976－1979年几乎没有区别。用梁中堂教授的话说，人家妇女想生，你今年给她堕胎她明年再怀，你明年给她堕胎她后年再怀，孩子还是生得一样多，无非让她多遭了两次罪，除非你堕得她终身不育或者同时给她做绝育手术。
这当然不是说政策完全不起作用，因为80年代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妇女在育龄妇女中占比很高。但是加快生育率下降速度尚且如此之难，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更谈何容易？强制少生的作用都不过如此，“放开二胎”、“恢复生育自由”甚至“鼓励生育”对于提高生育率的作用更不可高估。事实上现今低生育率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许多欧洲国家都在为“鼓励生育”不见效果而头痛不已。
我国未来鼓励生育的艰巨程度，还要远远超过那些现在鼓励生育的低生育率国家。其实在德国这样的欧洲低生育率国家，大部分有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生两三个孩子，生育率低是因为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根本不能或不愿生孩子。在日本、韩国、俄罗斯这样的超低生育率国家，大部分有孩子的家庭也仍然在生两个孩子。但是我国城市却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绝大部分人只有一个孩子。长期的少子化产生了一种中国城市独特的养育模式，就是孩子丝毫不能离开成人的视线，孩子在吃、穿、玩上极尽浪费之能事，父母为了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而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晚上、周末去上各种昂贵而低效的钢琴班、围棋班、舞蹈班、外语班。这意味着一个孩子要占用一个成人劳动力。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相对于多子女家庭成了主流和标准，以至于多子女的妈妈们也都向独生子女妈妈学习，养两个孩子变成了养两个“独生子女”，不只是在经济上使家庭不堪重负，甚至让爸爸无法正常工作！雇保姆？保姆的工资已经高得让绝大部分工薪家庭难以承受，而且随着用工荒加剧还会继续上涨，你雇得起吗？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两个孩子，在小城市行得通，在大城市你买得起那么大的房吗？
有人总是说农民的生育意愿强劲，农民的房子大。可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总人口城市化的程度虽然比台、港地区及日、韩等国家低得多，但育龄人口城市化的程度却低不了多少！这些身在城市打工的育龄农民往往是城市中家庭收入最低的，他们一般连小城市的房都买不起，又不像土生土长的城市年轻人那样可以住在父母家里，要过家庭生活就必须租房子。他们一面给自己交着养老保险，一面还要给自己在农村的没有退休金的父母以养老补贴。在这样的经济重压下，他们有多大比例可能生两三个孩子？
有人总是担心停止计划生育甚至“放开二胎”后生育率反弹，但是能反弹到哪里去？从1991年以来我国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迄今已超过20年，早已形成超低生育率趋势。《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未婚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1.46个。这说明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可能还在继续下降。如今避孕手段发达，意外怀孕而又拒绝堕胎的能有多大比例？相反，不育率却越来越高，卫生部多年前承认的数据就高达10%~12.5%。加上育前死亡的、育龄结束前未婚的和丁克，估计有四分之一的人无后。事实上北京、上海的生育率近10年来只有0.7左右，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无后。
2016年“放开二胎”，虽然多少可以使得一些受政策压制的生育意愿得以释放，但是过低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高达四分之一的无后率，决定了“放开二胎”的效果极其有限。同时2016年后1991年低生育率和高性别比以后出生的女孩进入生育高峰，母亲人数将大大减少。1986－1990年每年出生女孩高达一千一二百万，但1991年以后每年出生的女孩将从九百多万经过5年时间逐步下降到六百多万。两相抵消，估计每年出生的孩子较现在不但不会增加，估计经过两年补生之后反而会大量减少。靠继续减少孩子总量能解决老龄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