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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夏县教育局长短信举报县长后遭刑拘抄家 (1人在浏览)

四中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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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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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夏县教育局长短信举报县长后遭刑拘抄家
2010年11月17日09:37华龙网罗洁琪我要评论(414) 字号:T|T
举报之殃

山西夏县教育局长短信举报县长之后,半个月内遭遇电话监听、刑拘、“抄家”等厄运

人生如戏。仅仅15天时间,山西运城市夏县教育局局长吴东强,经历了因举报被刑拘、被“抄家”、取保候审、恢复上班的过程。这一出无妄之灾,只缘于他举报县长的两条短信。

这两条短信并没有在民间“病毒式传播”,收信人只是八名市县领导。吴东强认为自己是以党员的名义向上级领导反映违纪问题。

短信内容是已在县城广为流传的两件事情――县长李晋学收受粮食局职工为解决财政工资问题集资送给他的20万元;以及在夏县泗交宜林地为其父亲建别墅。

第二个短信于10月25日发出。三天后,县公安局以涉嫌诬告陷害,将吴东强刑事拘留,并翻箱倒柜地搜查了吴家,扣押了所有的存折、证件和现金。

10月29日,此事震惊运城市市委。当日下午,吴东强被取保候审,市委派出调查组介入。

尽管暂获自由,但吴东强仍然陷于继续被治罪的恐慌。11月1日,苦闷的吴东强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发帖讲述遭遇,并提到更多当地有关李晋学工作作风和廉政情况的“群众议论”。两三天之后,该帖子被神秘删除。

峰回路转。11月11日,运城市市委调查组通知吴东强,该案已撤销,归还被扣押的财物,恢复上班。但是,对于县长是否滥用职权,动用警力打击报复举报人,则尚未有结论。

多名当地的官员表示:“举报的代价太大,政治需要智慧。”

两条举报短信

夏县,位于山西省南部,因夏朝在该地建都而得名,是司马光的故乡。当地官员介绍,从2005年开始,转业军人出身的李晋学担任夏县县委副书记和县长。其父李桂喜曾任运城市委副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苏安乐被认为“为政稳重”,据当地老干部介绍,李父把李晋学安排在苏的身边,有意让其学习,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五年来,李晋学的为政风格迥异于苏安乐。据吴东强的说法,李晋学蛮横霸道,语言粗劣,经常侮辱谩骂各级干部。

本刊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多名官员称,李晋学的口头禅是“我要撤你的职,找纪委查你”;当下属汇报工作时,如果李晋学不满,会把文件扔在地上,大声斥骂,“你给我滚出去”。无论是在大会上还是在有群众围观的街头,李晋学都会用脏话辱骂下属。

在夏县官场,众所周知的是,教育局局长吴东强被骂得最狠。吴今年45岁,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过六年多,2008年12月,调任教育局局长。

据接近吴东强的人称,吴在县政府开完会后,在办公室独自抽烟,他的同事就知道他当天又被骂了。有时候,他和任县工商联副主席的妻子一起参加县里的会议。吴妻的同事常常在桌子底下踢脚,轻声说,“你爱人又被骂了”。有时候,难以忍受了,吴东强偶尔会回家对着妻子落泪,甚至曾向领导提出过辞职。

不过,经常挨骂并不意味着吴东强工作能力差。“敬业、认真,思路清晰”,是多名校长及其官场同僚对其评价。担任局长后,吴东强曾推动了民主选举校长,调整学校布局。

但吴东强称,尽管自己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多项工作受到省市肯定,却遭受县长排斥、侮辱和不计其数的谩骂。

据当地官员介绍,吴东强的遭遇并非惟一,有县委工作经历的人,当局长之后,容易被县长李晋学因人划线。

10月22日,当吴东强和副局长下乡考察时,李晋学在电话中再次狠狠地骂了吴东强。当日夜里回到家,吴感叹,这样的领导干部竟然仕途通达,难道上级领导不知道?干部、群众为什么没有人敢于大胆直言?

在那个夜晚,平常压抑的愤懑突然爆发。吴东强拿起手机给约八名市县领导发了短信,反映十名粮食局职工集资20万元,由粮食局局长交给李晋学,请求给予十职工解决财政工资待遇的事情。据和吴东强熟悉的人透露,吴东强用的是家中闲置的北京芯卡,手机是其妻子的。由于害怕被打击报复,发完短信后,吴东强立刻扔弃了芯卡。

短信发出后,次日早晨,粮食局局长就把20万元退还职工。该局的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证实,粮食局局长已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而职工集资20万元由粮食局长交给李晋学一事属实。

10月25日晚上,吴东强再次用妻子的手机及号码发短信给三个领导,反映李晋学为其父亲建造别墅的事。据本刊记者了解,该别墅确实存在,但是否违法还有待查实。

山西夏县教育局长短信举报县长之后,半个月内遭遇电话监听、刑拘、“抄家”等厄运

《新世纪》周刊 记者 罗洁琪

窃听和“抄家”

第二天,不知情的吴妻仍旧使用手机。她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

举报短信总是蹊跷地被李晋学及时掌握。10月22日晚上,李晋学就知道有人短信举报他,于是亲自安排县公安局局长孙宏军购买监测手机的设备。由于设备太贵,改从别的地区借用。

从10月26日晚上开始,吴妻的通讯进入监测设备的“偷窥”中,她的手机何时开机、关机,都被监控。

10月27日,李晋学确认是吴妻的手机发出举报短信,于是紧急要求在外开会的孙宏军立刻赶回夏县,对吴夫妇进行抓捕。当日下午,警察对吴家实施监控,清楚地掌握了吴妻的行踪。后来吴东强在网贴中披露,李晋学曾派人专程去北京查寻第一个发举报短信的号码,还安排人从移动公司查寻了吴妻的通话记录。

27日天黑之后,晚上21时,吴夫妇在家看电视,突然传来敲门声。开门后,十余名手持警棍和监测仪器的警察冲进家门,将夫妇俩包围住,责令他们交出手机和北京芯卡。随后,吴夫妇俩被带到县公安局。

吴东强后来在网帖中透露了公安局局长孙宏军对他说的话:“咱们都是同朝为官,李县长交代的事情,我有我的难处,请你理解。”据当地人介绍,孙宏军的父亲为现任运城市财政局局长,孙宏军与李晋学关系密切。

一个半小时后,孙宏军让吴妻在搜查令上签字,然后带领警察在吴家搜查,扣押了所有的存款单和现金。

据当地官员分析,这一“抄家”行为用意明显,是想找到吴东强的经济问题,然后以贪腐罪名将其治罪。

次日凌晨,李晋学安排召开了“三长会议”,即当地公安、检察院、法院一把手参与的会议。据后来孙宏军对吴东强转述,李晋学在会上要求先把他拘起来再说,理由是涉嫌诬告陷害。

突然失去自由之后,吴东强心生恐惧,于是在讯问中承认,自己是酒后失控才发了短信,请求李晋学宽宏大量放他出去。10月28日晚,吴妻被释放回家,吴东强却在29日凌晨被关进县公安局大院后面的看守所,在8号监房与14名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10月29日,运城市市委书记惊闻此事,立刻派出调查组奔赴夏县。当日下午,吴东强被取保候审,由其妻领回家。据和吴东强熟悉的人透露,吴妻再也不敢用手机。她认为,所有能发出信号的东西都可能被监听,因为公安局的人说,监听设备是高科技的。

在过去的半个月中,吴东强70多岁的父亲终日忧心忡忡。一旦见不到儿子,就以为公安局又把他抓走了。

近日,而在夏县的官场中,“有事面谈”一词成为时髦词汇。部分干部对手机心怀警惕,在手机通话中不愿意多说话,而是说“有事面谈”,甚至面谈的时候也会把手机关机。



SOSO 山西夏县教育局长短信举报县长后遭刑拘抄家
2010年11月17日09:37华龙网罗洁琪我要评论(414) 字号:T|T

谁泄露了举报短信

吴东强认为,自己是向组织反映情况,但他始料不及,所有的举报短信很快就到达被举报者李晋学或者与李关系密切的人手中。

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吴东强的第一条短信发出。次日清晨,粮食局局长就把之前送给县长的20万元集资款退还给职工;10月25日晚上,第二条短信发出,次日下午,吴妻的手机就被监听。

为了证明自己只是向组织反映情况,并没有向社会传播,吴东强后来在网帖上公布了举报短信的发送对象,分别是运城市委书记、副书记、市人大副主任,县政法委书记和县人大副主任等人。

根据这个名单,夏县部分官员通过分析人物派系,暗中揣摩,谁是泄密者?但答案至今成谜。

有些官员认为,尽管政策和法规都规定要保护举报人,但在现实中,这种保护难以落实,因为有泄密者。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贺学敏并不在举报短信发送对象名单上,但是,11月11日,他对本刊记者称,他也收到了别人给他转发的短信,并且是在吴东强被刑拘之前。10月27日,在警察对吴夫妇进行抓捕的时候,贺学敏也在现场。

贺学敏对本刊记者称,吴东强的举报失当,因为干部应该向纪委反映问题,不能向市委书记和副书记等其他人员发举报短信。

截至本文发稿,运城市纪委的调查组人员对本刊记者称,调查尚未结束。县长李晋学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理由是市委正在调查,尚未有结果。公安局局长孙宏军也婉拒了采访,但是强调,“我们是依法办案,不受任何人的因素干扰”。

受托请李晋学帮忙解决职工财政工资待遇的粮食局局长则被当地纪委调查。吴东强认为,这是李晋学想推脱收受职工集资送礼的责任。

当地多名官员称,李晋学被举报后,动用警力去寻找举报人已不是第一次。以前收到举报信,会让警察拿着举报信的信封,寻找同一批次的信封,甚至去复印店排查谁曾来店打印举报信。

这一次,李晋学采取激烈的方式对待举报者,当地官员分析称,是因为他有望被提拔为县委书记。按照常规,其“升官”可能会在一两个月之后。半年前,现任县委书记苏安乐被任命为运城市人大副主任。

当地一名干部对本刊记者称,县长的权力很大了,尽管只是处级干部,却能调动“人、财、军(警察)”等方方面面的力量,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位官员说,同级纪委一般无权监督本级党政一把手,而且彼此通常比较熟络;上级的监督也不到位,如果无严重的经济问题,一般也不会追查,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辖区发生丑事。

据吴的朋友称,目前,吴东强夫妇暂住父母家里,准备把现在的住房卖掉,因为总疑心家中被安放了窃听器。

当地官员称,吴东强的做法没错,但也不妥。“举报的代价太大”,当了“出头鸟”,肯定会遭报复。所以,“政治需要智慧”,要学会忍辱负重。

“社会其他人员”

《新世纪》周刊 记者 罗洁琪

这次的目的地是山西夏县。要报道的故事是,一局长向上级领导发匿名短信举报县长,让人家的官运节外生枝,于是被打击报复。但举报短信是如何被外泄的?这是看点之一。

进了县政府,我被带到办公室主任面前。他斜眼瞪着我,问,“记者证呢?”

“我有工作证和单位介绍信。我通过了新闻总署的考试,但是,他们还没给我发记者证。”

“那你有什么资格来采访我?”

“我只想问一下局长发短信举报县长的问题,为什么会被刑拘?”

“我问你一个问题:党员应该向谁举报?纪委。那他给社会其他人员发短信,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短信的发送名单,包括了市委书记和副书记,还有市人大主任和政法委书记等。他们怎么会是社会的其他人员呢?”

主任有些急,说,领导分管的工作不同,不管纪检的领导就是社会其他人员。“我也知道短信都发给谁,你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看到那些短信。”

我忙问,他发送的名单里面好像没有您的名字啊?

主任很严肃的样子说,“其他人转发给我的。”

“是谁呢?”

“你赶紧出去!没有记者证,有什么资格问我这些问题?”

我识趣地离开。在街头晃荡了十几分钟,很不服气。于是又跑进主任的办公室。

“主任我有个疑问,您刚才说您收到转发的短信。这是在局长被刑拘前还是刑拘后?”

他不耐烦地说,“刑拘前。”

“请问是哪位领导给你转发的短信?”我问,“县长是否安排公安局刑拘举报人?这是否构成打击报复?”

他说这是公安局的事情,你不要问我这些社会其他人员。

我又疑惑,“您一个办公室主任,怎么会是社会其他人员?”

“我回家跟儿子说话的时候,我还是主任吗?你回去和你老公说话的时候,还是记者吗?”他提高声调,“你给我出去,我现在对你,算是客气!”

他突然拍起桌子,高喊一声,“赶紧出去!”据《新世纪》周刊 记者 罗洁琪
 
据手机制造者介绍,每个手机在生产时都有一组串码。该串码是随手机主板芯片来的,每次打电话都会和手机号码一起发送的移动公司的网络,网络就记忆下手机的串码和打出电话的手机卡号码。
手机卡号码是北京的,但是他老婆又用该手机打电话,就暴露了手机的串码,通过电话公司的网络就可以查到他老婆的电话号码,再查出他曾用他老婆的手机(串码)发送过改短信息。
 
七品官的土皇帝,所言一点不假!
在天朝,地方党魁只需要对一个人负责。
就这个县委书记来说,只要给市委书记付了钱,买到了乌纱帽,
那么,这个县都是他的财产
辖下的人也是他的人,要你死你不敢活

这个教育局长,有冤也无诉路!在本县,纪委、公检法是县委书记的,市级的纪委、公检法是县委书记同一根绳上之兄弟的,想要到省级申诉,可是,不能越级啊。。
想要通过当地的媒介申冤、得到舆论的支持,这便是奢侈的想法了,媒介是党魁的喉舌。

人大安能让书记兼职?!
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的不是人民民主,而是成了党的意志。

天朝,实在是集权制的国家,太集了,到了“极”权的境界。
 
一个县委书记,可以动用公检法为其服务,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tongue.gif
QUOTE(四中乐叔 @ 2010年11月17日 Wednesday, 08:47 PM)
据手机制造者介绍,每个手机在生产时都有一组串码。该串码是随手机主板芯片来的,每次打电话都会和手机号码一起发送的移动公司的网络,网络就记忆下手机的串码和打出电话的手机卡号码。
手机卡号码是北京的,但是他老婆又用该手机打电话,就暴露了手机的串码,通过电话公司的网络就可以查到他老婆的电话号码,再查出他曾用他老婆的手机(串码)发送过改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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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叔所言极是,
最好是买一个新卡,一个新机,发一次短信,就换卡,
 
QUOTE(byronroy @ 2010年11月17日 Wednesday, 10:24 PM)
一个县委书记,可以动用公检法为其服务,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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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手机制造者介绍,每个手机在生产时都有一组串码。该串码是随手机主板芯片来的,每次打电话都会和手机号码一起发送的移动公司的网络,网络就记忆下手机的串码和打出电话的手机卡号码。
手机卡号码是北京的,但是他老婆又用该手机打电话,就暴露了手机的串码,通过电话公司的网络就可以查到他老婆的电话号码,再查出他曾用他老婆的手机(串码)发送过短信息。
在外国,手机的通话记录和通话录音,电话公司有保留的,通过公安机关的刑侦开证明到电话公司可以调用出一切记录,这叫技术侦察。
手机还有定位功能,只要开着手机,就可以知道你的位置。在国外的电话公司有专用技术可以监听你的通话,尽管你不开机,都可以用软件开启你的手机附近的声音,只有扒开电池才能不被监听到。
国外媒体报道,几年前,苏联的车臣激进分子头目使用卫星电话时被苏联的导弹点位打中。
 
QUOTE(四中乐叔 @ 2010年11月17日 Wednesday, 10:40 PM)
据手机制造者介绍,每个手机在生产时都有一组串码。该串码是随手机主板芯片来的,每次打电话都会和手机号码一起发送的移动公司的网络,网络就记忆下手机的串码和打出电话的手机卡号码。
手机卡号码是北京的,但是他老婆又用该手机打电话,就暴露了手机的串码,通过电话公司的网络就可以查到他老婆的电话号码,再查出他曾用他老婆的手机(串码)发送过短信息。
在外国,手机的通话记录和通话录音,电话公司有保留的,通过公安机关的刑侦开证明到电话公司可以调用出一切记录,这叫技术侦察。
手机还有定位功能,只要开着手机,就可以知道你的位置。在国外的电话公司有专用技术可以监听你的通话,尽管你不开机,都可以用软件开启你的手机附近的声音,只有扒开电池才能不被监听到。
国外媒体报道,几年前,苏联的车臣激进分子头目使用卫星电话时被苏联的导弹点位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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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无法查到的就是将使用过的手机仍掉,或将电池拨开,永不再开机,即使关机,电池不拨开,一样可以定位
 
怎么好像FBI反追踪教程一样
ha.gif
 
其实,这个事件再次印证了以下言论:



QUOTE(byronroy @ 2010年11月04日 Thursday, 07:30 AM)
一头咬人兼自噬的制度怪兽
2010-11-4 6:49

作者按:我一直认为我们国家的制度是许多灾难的根源,因此我用各种事实来证明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制度是头咬人兼自噬的怪兽,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像这样缺陷多多的制度,不加以改进,实在是对人之尊严和权利的侵犯。2010年11月4日6:46分于成都



我一直认为比较好的制度演进――亦即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制度演进和发展,而非谁有天大的本事来“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供人们马上享用――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模仿,即仿生学意义上的制度演进。众所周知,生物界的生物链就是大家互为依靠、互相制约,没有谁有免于制约的权力,即使是百兽之王也不行。换言之,比较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演进,那就是它吸收了大自然生物链对人类的启示,意即权力再大的个人或者机构,都没有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进一步说,如果制度是专制独裁制度,总有人和机构成为免受制衡的漏网之鱼,这个制度就是在打破人人必受制衡和监督的社会“生物链”,其无法公正、公平、公开、透明运转就是必然的,最终会导致任何人的权利都因同受捆绑而受损。



绕了这么一大圈,我是想说目下中国人所生活的社会制度,就是一个失衡和破坏社会“生物链”的专制独裁制度。这个专制独裁制度,使得上至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下至普通人同受捆绑,同样失却尊严和自由,也就是我常说的“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六十一年来,不仅百姓无辜死亡几千万,就是中共高层的亲人朋友包括自己,无不遭受诸种虐待,有的甚至惨死。刘项之争中,项羽将刘邦的父亲当作人质,以作为与刘邦争斗的砝码,哪知“革命家“刘邦竟说你要剁我父亲的话,“幸分我一杯羹”,还以“为天下者不顾家”为己任。这样的事,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才有,到了中共得鼎后,可谓变本加厉。如邓小平不顾其妻兄蒲承统的死活,被关押到狱中服毒自尽;周恩来不顾其弟之岳父Rh卿之死活(周之母长期居住在马家),使他在烈日下被批斗而毙命;毛泽东更是直接说他父亲幸好死得早,否则会被划成富农而遭镇压。一个制度糟糕到自己亲人都保护不了的地步,可能还不算最坏的,最坏的是连所有人都必然受害,咬人兼自噬。

大家都知道,利己而不损人,是人与人之间最佳的博弈状态,亦即多赢。其次是损人利己,这虽然在道德上有可议之处,但在良好的法律制度许可范围内,依旧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你损人利己也就罢了,最不可解的是,不少人玩损人不利己这类“负和游戏”。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你咬人自然不对,但还有个冷血的利己理由,但你自噬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事实上,四九年后的独裁专制制度,不仅无度地咬人,而且有无所不在的自噬倾向。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整人者,人恒整之,固然是普遍现象。但问题在于,专制独裁的“制度设计”,使得所有人同受捆绑不说,也没有任何人能逃脱专制独裁的巨大黑洞,对于人之肉体和灵魂的吞噬。从远的来说,许多地下党不辞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到头来都被诬为“红旗党”,四川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被打成“红旗党”特务,绝命自尽诗是:“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至死都不明白,是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专制独裁制度,必然置人于死地的宿命――南京刚一解放,毛泽东就批示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可见这个制度的咬人兼自噬是一惯的,不是什么“慈亲”――而“冤死慈亲手”的想法,和上个世纪八十年许多人平反后,感激整自己的这个制度一样,只有用患了愚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解释了。


从中期的事实来说,独裁专制制度,没有任何人有安全感,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刘少奇、林彪的惨死,并非是独裁制度下的例外,而是此种制度的必然。就像毛泽东死后,不管官方把他包装得多么光鲜,但有一个不为大家所注意的身份是“反革命家属”――打倒“四人帮”后,江青到死都是个“反革命”――也就是说,天安门所谓的“毛主席纪念堂”,你如果说它是“反革命家属纪念堂”,也是有事实依据和道理的。你想一想,一个为建立独裁制度立下“殊勋”的最高领导人,到头来也被他参与创建的这个独裁制度吊诡地戏耍了一把,而许多人去参观“反革命家属纪念堂”而不自知,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连毛泽东这样拥有绝对权威的人,其下场也竟是个“反革命家属”,还不能向那些“沉睡不醒”的官员们透露一点独裁制度的真正实质吗?


从近期的事实来看,独裁制度的咬人、互害兼自噬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陕西伤残军人胥灵军被饿死,广西信访办退休局长上访,湖北警察集体维权,大庆国安十年维权不果,湖南“共和国卫士”熊灿辉惨死等,都证明着这个制度除了咬人之外的自噬特性,因为这些人本身从事的工作,就有一定的“害人”特性,但吊诡的是,他们也因此成了这个制度自噬互害的牺牲品。有许多为独裁制度添砖加瓦,甚至过度发挥其毒性的军警人员和官员,都怀着非常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永远是吃糖的人,肯定不会倒霉,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透专制独裁的本质。你还没有受害,是因为从概率上讲还没轮到你,并不表明你一定躲得过这个制度造就的普遍劫难。很多人靠着侥幸心理去害人整人,为眼前的可见利益超水平发挥,全然不为自己留点做人的后路,等到自己倒霉的时候,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比如枉法整治《南方都市报》的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其被调查整治固然是共产党内部一惯互害甚至是政争的思路,当他忽视法律来整治“南都”的时候,他哪里知道自己也有这样被走法律审判形式,却缺少实质正义的可悲下场呢



体制内的官员包括负责一线维稳的警官,有不少人很少想像到自己倒霉后是个什么样子,以为自己可以笃定地靠住这个体制发大财,以为自己永远没有被这个制度收拾的后顾之忧。其实这都是对这个制度的咬人、互害兼自噬认识不够所致。从概率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被专制独裁制度所害;从事实上讲,的确也有许多人受害的例子,但有不少总以为自己是上帝选出来的幸运者。事实上体制内官员之间的倾轧乃至互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因为利益冲突太大太过直接,所以官员的互整比没有规矩的黑社会更黑。纪委的双规成了悬在官员头上的利剑,当你被纪委双规带走的时候,你再大的官也会感到有些无助。想保你的人可能因为有所顾忌而不伸出援手(有的甚至可能趁机落井下石),传媒不会帮你忙,舆论不会替你说话,法律对你没有用,民众甚至还拍手称快,你也得不到任何一点道义支持(因为没谁敢说自己当官而不贪,只是不查你而已),因此双规中有不少人失踪和自杀,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有过被双规经历的官员可能会说,双规真是太无法无天了,但我要告诉你,是专制独裁制度成全了这样的无法无天,而且你在遭难以前也是极力成全这个作恶制度的一份子,最终你被它所收拾很难说不是咎由自取



概而言之,独裁专制制度既需要你与它一同犯罪,同分一杯羹,在体制内扩大利益受众面,以利其专制统治;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各个官员都当作人质,让你腐败,但你得听我的话,听我的话还不成,还要看你能否跟对人,跟对人还要看运气好不好,否则勿谓“双规”不来也。也就是说,在专制独裁制度下,所有官员都在玩轮盘赌,自己哪天倒霉,没有体面与自由,这是说不清楚的事,因此大家才会看到各级官员为什么好风水、喜八卦、学周易(进国学班主要学这个),和不少佛、道界的掌门人往来密切。独裁制度下的不安全感是普遍的,是互相的,变态维稳就是普遍不安的体现,维者和被维者都有恐惧。当重庆移动原总经理沈长富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提交议案《关于加强网络规范管理,构建健康网络环境的建议》,建议“给所有电脑、手机都装上监控软件”、“网络游戏分时开放”的时候,他哪里知道他会成为自己变态维稳建议的牺牲品和笑柄。沈长富这样的国企领导,显然对独裁制度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他想为独裁制度出点头、挣点表现,趁机往上爬,自然会受到民众的强烈非议,但他哪知早有黄雀在后觊觎他这个重庆移动公司总经理的肥缺。在这个年月,要想为独裁制度强出头,玩绝活,到时候玩火自焚的例子,是很多的。可惜没有多少官员在整人在维稳时,为自己留条后路,总认为自己是集各种幸运于一身的“特选者”,永远不知道自己被点的死穴在什么地方。



最后让我用一个原郯城公安局黄山派出所所长、三级警督陈卓的例子,来给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们,继续伸说一下独裁制度的咬人兼自噬的特性。这位叫陈卓的三级警督,为自身权益上访,我们应该支持。但我想说的是,他是否曾经想过自己也有今天,恐怕大部分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可能都不会这么想。但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你永不受伤害,哪怕你奉公守法也不行。也就是说,在独裁制度下,你想做个十足的良民而不得,因为任何时刻你的权益都可能无辜地被非法侵犯,而得不到任何救济和公正。由于陈卓是警察,他上访当然还是得到了一些普通民众没有得到的照顾,他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虽然他没有参与过截访,但在当派出所长期间也处理过上访问题,‘没想到多年后我们成了上访的。我们是警察,截访的人才很客气,要是老百姓,早就让安元鼎那种公司扔进车里,遣送回去,办学习培训班了。’”但他最终能否获得公平正义,夺回自己的正当权益,那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更具讽刺意味的事还在后头,“10月9日国庆节后第二次赴京上访期间,陈卓收到一条短信,称:‘狗日的警察,你们也有今天!平时作恶、治人,现在小心你们领导弄死你们。’”看清楚了吧,民众都知道这是个咬人、互害兼自噬的制度,包括警官在内的官员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2010年10月29至30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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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听老人说,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斗官穷,斗鬼绝。
经典啊
 
从小就开始教育了,民间智慧高
 
宁相信上有天堂,下有地狱,也不相信GDC会执政为民
 
有样学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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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录于2010年11月18日《深圳商报》

举报被抄家 不能没说法

胡 艺



  仅仅15天时间,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教育局局长吴东强,经历了因举报被刑拘、被“抄家”、取保候审、恢复上班的过程。这一出无妄之灾,只缘于他举报县长的两条短信。短信内容是县长李晋学收受粮食局职工为解决财政工资问题集资送给他的20万元。(11月17日《新世纪》周刊报道)    漫画:美 堂


据媒体报道,吴东强这两条短信并没有在民间“病毒式传播”,收信人只是八名市县领导。吴东强认为自己是以党员的名义向上级领导反映违纪问题。
从彭水诗案、稷山文案、西丰诽谤案、王帅诽谤案,到吴东强因短信举报县长被刑拘、被“抄家”,公民因言获罪闹剧不断重演,让人无法不愤怒。尽管运城市委调查组介入以后,事情峰回路转。运城市委通知吴东强,该案已撤销,归还被扣押的财物,恢复上班。但是,对于县长是否滥用职权,动用警力打击报复举报人,尚无结论。案件已经撤销,却不给吴东强一个说法,实在令人费解。李晋学以后会不会被穿小鞋,令人担忧。
其实,该案不仅给吴东强及家人带来心理创伤,也给夏县官场造成震动,给当地官员造成心理阴影。由于李晋学动用警力监控举报者手机信息,在夏县官场,“有事面谈”成为时髦词汇。部分干部对手机心怀警惕,在手机通话中不愿意多说话,甚至面谈的时候也会把手机关机。而且,据多名官员介绍,李晋学动用警力去寻找举报人已不是第一次。以前收到举报信,会让警察拿着举报信信封,寻找同一批次的信封,甚至去复印店排查谁曾来店打印举报信。警察成了县长的家丁,县长让抓谁就抓谁,法律尊严、公民权利何处安放?权力之蛮横、霸道在李晋学这个县太爷身上暴露无遗。
笔者注意到,李晋学给吴东强安的罪名是“诬告陷害罪”。刑法告诉我们,诬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行为。但是“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除外。吴东强根据县城广为流传的两件事情向有关领导检举县长李晋学,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根本不是捏造事实,何来诬告陷害之说?
换个角度说,吴东强的举报虽然让李晋学很难堪,但是从后来李晋学退钱的现实来看,吴东强的举报并非凭空捏造。县长李晋学为何没有容忍舆论监督、自证清白的勇气呢?县长滥用警力抓捕短信举报人,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而且是欲盖弥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县长滥用权力抓捕举报人,实际上是县长的一次“自我举报”。上级调查组不仅要撤销案件,而且要深入调查,把短信举报的内容、李晋学滥用权力、官德丧失背后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而且,从长远来看,从立法层面给滥权者戴上法律“紧箍咒”,把权力关进笼子,更为重要。
□ 胡 艺
 
社会主义好
 
QUOTE(yuka @ 2010年11月17日 Wednesday, 10: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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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叔所言极是,
最好是买一个新卡,一个新机,发一次短信,就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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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生佬成功一次就扔一台机和卡呢?这就是原因。
有人说,到麻岗的河里能捞一把手机出来。
 
QUOTE(异乡飘零 @ 2010年11月17日 Wednesday, 11:15 PM)
唯一无法查到的就是将使用过的手机仍掉,或将电池拨开,永不再开机,即使关机,电池不拨开,一样可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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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就看过这种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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