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湖海山人 @ 2010年09月11日 Saturday, 07:12 PM)
咋地成了乌龟了?
孙中山先生说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知道如何爱国。
一个整天在网上反美的人竟然认为爱国不爱不要紧,用心何在?
连爱国不爱国这样的大是大非都不清楚,不知道如何是爱国,还有什么资格喋喋不休地谈什么中华道德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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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海山人”抄撰两幅有关中国“博爱”起源论,目的即“博爱”非西方之独有,“博爱”乃中华之宝也。诚然,韩愈诞于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24年(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而西方“博爱”,最早出于《旧约圣经》。最近发现的希伯莱铭文陶片研究表明,《圣经•旧约》一些章节写于公元前10世纪,比目前确认的年代提前至少400年(《圣经•旧约》里面便有“必须善待奴隶、寡妇和孤儿”等内容)。用最保守的观点来审读韩愈之《原道》与《圣经•旧约》提出“博爱”的年代,两者相差至少千年以上。是故,且不论“博爱”之内容区别,单就文字来论,也是西方人比韩愈早提出了“博爱”的理念。至于中华什么时候已有“仁爱”之论,此可追朔到孔子时代。
《论语》和《圣经》分别是东西方文化中的两个经典文本,它们对人类文明和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中国,有“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之说,这高度概括了《论语》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西方,《圣经》是基督教的圣书,自中世纪以来,《圣经》有“惟一的书”和“书中之书”的称号,从世界文化史上看,一千多年来没有第二部书能够像它那样对西方文化产生过那么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占据中西文化中心位置的《论语》和《圣经》。他们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也有相似之处。
《论语》是孔子儒家思想的集中反映,其中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仁”的意义几乎包括了一切美德。什么是“仁”?孔子说 “仁者爱人。”即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用什么方法去“爱人”?就是推己及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自己想要得到的好处也给予别人);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想做的事情,决不要强加于人),甚至提出“以德报怨”之理念。此便是中华最早的“仁爱”。
而《圣经》中也有相似的记载,一个法利赛人律法师问耶稣:“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圣经》中还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由此可见,《论语》所倡导的“仁”与《圣经》所倡导的“博爱”的伦理道德观是很相似的。然而它们在倡导“仁爱”道德核心的前提下又有着重大的不同:《论语》之“仁”温和,《圣经》之“爱”极端;《论语》之“仁”有差等,《圣经》之“爱”惠及众生;《论语》与《圣经》的“爱”都以“孝”为首,然而又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正体现了中西伦理道德各自的特征。
因此,作为现代居民(是否可以包含撰写“33根蜡烛”的中国学生与“飘落的黄叶”等辈),应如何正确看待“博爱”?中国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道德标准,如“农人与蛇”的教训,西方有西方自己的传统道德观念,两种各自形成了几千年的传统与道德标准(虽然各有长短),不是一两代人就可以将之融合为一的,不知需要多少个世纪的磨合方能有共同的准则,这恐怕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力所能及的了。若将西方一些伦理观念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将之作为攻击中华传统道德的武器,那是中华子孙所不能接受的。
至于 “什么五千年文化,在1840年的一片炮响后,鸟都不是!”之说,我等却不敢苟同。“五千年文化”也可以谓之“中华文明”,是否到了1840年“一声炮响”就“烟消云散”了?非也!中华文明并非“坚船利炮”可以征服,更不可能消灭。我看你“下笔千言”而“言之凿凿”,可见中华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湮灭,你说呢?中华尚未有亡国之史,何况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