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是越南人 我们只能做黑户？
来源:南方农村报 发表时间：2010-02-04 08: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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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偷渡到中国的越南女大都已结婚生子，这个群体在粤西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绝不会是少数
■她们的子女是学龄儿童，也是“三非”人口，由国籍而认定的就业、升学等让她们忧心忡忡，更担心“世代都是黑户”
■她们仍在政策夹缝里生存，其子女获得“名分”的前提是她们原则上要被遣返回国，这考验着政府人口管理的智慧
“不知道该怎么办，读两年书回来做农民呗。”除去中国境内“三非”(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人员身份，14岁的莫水燕跟她的同学看不出任何差别，而她流利的普通话让小学校长都艳羡不已。
但她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因为母亲陈红文是“从越南过来的”。
陈红文还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她们进入中国时的那条河流。狠心砸下200元人民币，混在“有证件”的生意人中间，艄公便将他们摆渡到广西南部的东兴市，再由东兴散布于两广地区的某些县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越南籍的“陈红文们”，或者家境贫寒，衣食无着；或者年龄渐大，尚未成家。她们以打工为名，来到中国谋生，最后大都嫁到广东西部山区。
这个群体，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在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高良镇，仅在大同村，南方农村报记者就发现十几个越南女子。“在德庆县将近有100个。”多名知情村民称，在罗定、郁南和封开等靠近广西的县市，人数可能更多。
一封匿名求援信件
2009年12月，一封投寄到南方农村报的匿名信，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公之于众。书信落款是，一个知情人代笔。字迹工整的书信中，“知情人”言辞恳切地写到――
他们是一群学龄儿童和学龄前儿童，现在和同龄儿童一起在学校读书，或将进入学校读书，但父母为他们的前途和未来多了一份特别的忧心――这是一群报不上户口的黑户籍儿童。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真不知道他们今后继续升学，就业该怎么办。
嫁到中国的越南女子在有了自己的小孩后，能够面对现实，在家里安居，和丈夫一起抚养子女。像这样的越南女子，据估计，在德庆就有近百人，其他县市更多。
她们中有些人虽然曾经一次或多次回越南探亲，但仍未能取得合法的婚姻证明。大部分越南女子一年辛勤劳动，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部分人的丈夫年龄较大，有的甚至已丧失了劳动能力。
“我们早已融入中国”
邻国越南，历史上的战乱造成男女比例约为3：5，许多姑娘愿意外嫁他国。
越南当地甚至有专门的“养妈”，在乡下找些貌美、想远嫁的姑娘，集中统一培训仪表、修养，然后专门介绍给外国男子。在十几年前，她们远嫁的目的地之一是中国，不过是以打工的名义前来。于是，这个群体从贫穷的山区，移位到能吃饱穿暖的“富庶之地”――尽管这里也是连绵的大山。
阮金红，现年35岁，1999年随远嫁到中国的堂姐到中国打工，经人介绍后嫁给了德庆县高良镇大同村村民徐进源。“只给了介绍人300块的利市。”说起这段姻缘，两鬓染白的徐进源仍止不住憨笑：“当时30岁了，家里穷，找不到媳妇，急啊。”
1月29日，慵懒的阳光照进徐进源围闭的庭院，徐父晃动着斑白的山羊须，守着两个孙女和7岁的小孙子，怡然自得地晒着太阳。听闻记者到访，徐进源特意从地里赶回来，满脸挂着微笑――今年结着硕果的沙糖桔，让他们一家释缓了一年的耕作疲惫。
“如果不是她嫁过来，我可能活不到今天。”徐父说，儿子在而立之年娶到阮金红，这是徐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记者在徐家采访时，高良镇江南村的陈红文也在场，她笑声清脆而爽朗。她用流利的粤语说：“那时候我又黑又瘦，已经30岁了，在越南根本找不到老公。”1995年，在中国做了两年宰鸡的本行后，她嫁给了43岁的江南村民莫洪芬。来中国刚半年，陈红文就能用地道的粤西方言，跟顾客讲价。现在，58岁的丈夫莫洪芬一人留在江南村大都塘村小组，守着几亩稻田。而为人活络的陈红文，沿袭了在越南河内老家经商的思路，带着女儿莫水燕搬到高良镇上，继续做宰卖鸡的生意。
高良镇江南村治保主任梁树林说，该村曾迎接了10个越南女子，除了2个嫌弃“丈夫家”过于贫穷而跑掉外，其余的都在村里生了孩子，并安心地相夫教子。在高良镇另外一个2000人的村庄――大同村，村委会副主任谈咏告诉记者，十五六个越南新娘在此安家，约二十个“黑户”孩子到了学龄阶段。
“我们早已经融入中国了，这里就是家。”当莫水燕撒娇着央求母亲，用越南语说一句“我爱你”时，陈红文思索半天才缓缓吐出，之后，笑声依旧清脆爽朗。
莫水燕从来没有跟母亲回过越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没有概念。”
可享粮补合作医疗
远嫁的越南女子得到了村镇等基层组织的默认，但要想从政策上“扶正”，则显得困难重重。她们最大的担忧是，子女户籍问题及其派生的迁徙、就业、升学等问题无法解决。
阮金红家里，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相邻的一面则被各类奖状糊满。虽然是“三非”儿童，村里还是默许了阮金红三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村里出了一个证明，中小学对他们一视同仁，跟村里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大同村委会副主任谈咏说。
“他们接受义务教育也是免费的。”莫水燕的校长李伟耿说，除了领不到严格“按户口来”的困难家庭助学金，“三非”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与他人并无二致。
在德庆县，“一视同仁”还延伸到了其他方面。去年，阮金红和孩子们同样分到了国家下拨的种粮补贴。“合作医疗、养老保险都可以买，村里不会区别对待。”大同村委会副主任谈咏说。
子女入户几无可能
1995年，高良镇江南村村民莫国华退伍转业时，已是大龄青年。“没有姻缘嘛，所以才花钱讨越南媳妇。”现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2007年，他带着接生婆手写的出生证明和村委会盖上的大红印章，到县公安局为儿子莫振煌上户口。
“公安局说没有这个政策啊。”莫国华年轻时曾试图跳出农门，未能如愿。“孩子没有户口，可能连我都比不上，起码我出去过，见过世面。”莫国华低头猛吸了一口烟，然后用力地吐出来，幽幽地说：“难道老莫家世世代代都要做黑户吗？”
阮金红三个孩子读书个个拔尖，孩子们优异的学习成绩是徐进源和阮金红辛勤劳作的动力。但户籍问题像不断收紧的紧箍咒，让徐进源头疼不已。“考上大学却上不了，孩子会不会怨我一辈子？”
江南村罗阳小学校长李伟耿这样表述“三非”儿童的境况：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但政策却很难给他们“名分”。
按照婚姻法规定，取得户籍需要如下手续：越南新娘回国开具婚姻状况证明，具备国家机关颁发的身份及户籍证明，要有护照和来华签证，子女具备中国医院的出生证明。
现实情形是，对于粤西山区的家庭来说，上述每个证件，他们都难以拿到。莫国华的妻子黄欣嫁过来15年，从来没有回过家，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回去一趟要花很多钱，要是我有能力办到这么多证明，就不需要娶越南新娘了。”莫国华说。
“在民政部门登记中，中越跨国婚姻，一个都没有。”德庆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何桂来说。
德庆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记得，几年前他们曾就这个问题请示过省里。当时省有关部门回复了指导性意见：如有出生证明可以办理入户。但前提有三个：父亲强烈要求孩子留在国内，且不违反计生政策；父亲要证明与入户孩子间的父子关系，要验DNA；最后一条是，原则上对越南新娘遣返回国。
“操作性不强。”德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荣也感到头疼，他知道在贫穷的粤西，每一个前提的实现都几无可能。“地方政府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又不能违反国家政策，我们有行政许可法啊。”
当南方农村报记者问阮金红是否担心被遣返回国时，她扭头看着院子，健谈的她开始沉默。许久，她撇撇嘴说：“我都来了十几年了。”一直到南方农村报记者离开这个偏僻的山村，阮金红仍对这句提问耿耿于怀，没有再跟记者说一句话，连道别都没有。
而日渐长大的“三非”儿童，却在期待着与“黑户”道别。
来源:南方农村报 发表时间：2010-02-04 08: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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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偷渡到中国的越南女大都已结婚生子，这个群体在粤西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绝不会是少数
■她们的子女是学龄儿童，也是“三非”人口，由国籍而认定的就业、升学等让她们忧心忡忡，更担心“世代都是黑户”
■她们仍在政策夹缝里生存，其子女获得“名分”的前提是她们原则上要被遣返回国，这考验着政府人口管理的智慧
“不知道该怎么办，读两年书回来做农民呗。”除去中国境内“三非”(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人员身份，14岁的莫水燕跟她的同学看不出任何差别，而她流利的普通话让小学校长都艳羡不已。
但她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因为母亲陈红文是“从越南过来的”。
陈红文还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她们进入中国时的那条河流。狠心砸下200元人民币，混在“有证件”的生意人中间，艄公便将他们摆渡到广西南部的东兴市，再由东兴散布于两广地区的某些县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越南籍的“陈红文们”，或者家境贫寒，衣食无着；或者年龄渐大，尚未成家。她们以打工为名，来到中国谋生，最后大都嫁到广东西部山区。
这个群体，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在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高良镇，仅在大同村，南方农村报记者就发现十几个越南女子。“在德庆县将近有100个。”多名知情村民称，在罗定、郁南和封开等靠近广西的县市，人数可能更多。
一封匿名求援信件
2009年12月，一封投寄到南方农村报的匿名信，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公之于众。书信落款是，一个知情人代笔。字迹工整的书信中，“知情人”言辞恳切地写到――
他们是一群学龄儿童和学龄前儿童，现在和同龄儿童一起在学校读书，或将进入学校读书，但父母为他们的前途和未来多了一份特别的忧心――这是一群报不上户口的黑户籍儿童。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真不知道他们今后继续升学，就业该怎么办。
嫁到中国的越南女子在有了自己的小孩后，能够面对现实，在家里安居，和丈夫一起抚养子女。像这样的越南女子，据估计，在德庆就有近百人，其他县市更多。
她们中有些人虽然曾经一次或多次回越南探亲，但仍未能取得合法的婚姻证明。大部分越南女子一年辛勤劳动，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部分人的丈夫年龄较大，有的甚至已丧失了劳动能力。
“我们早已融入中国”
邻国越南，历史上的战乱造成男女比例约为3：5，许多姑娘愿意外嫁他国。
越南当地甚至有专门的“养妈”，在乡下找些貌美、想远嫁的姑娘，集中统一培训仪表、修养，然后专门介绍给外国男子。在十几年前，她们远嫁的目的地之一是中国，不过是以打工的名义前来。于是，这个群体从贫穷的山区，移位到能吃饱穿暖的“富庶之地”――尽管这里也是连绵的大山。
阮金红，现年35岁，1999年随远嫁到中国的堂姐到中国打工，经人介绍后嫁给了德庆县高良镇大同村村民徐进源。“只给了介绍人300块的利市。”说起这段姻缘，两鬓染白的徐进源仍止不住憨笑：“当时30岁了，家里穷，找不到媳妇，急啊。”
1月29日，慵懒的阳光照进徐进源围闭的庭院，徐父晃动着斑白的山羊须，守着两个孙女和7岁的小孙子，怡然自得地晒着太阳。听闻记者到访，徐进源特意从地里赶回来，满脸挂着微笑――今年结着硕果的沙糖桔，让他们一家释缓了一年的耕作疲惫。
“如果不是她嫁过来，我可能活不到今天。”徐父说，儿子在而立之年娶到阮金红，这是徐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记者在徐家采访时，高良镇江南村的陈红文也在场，她笑声清脆而爽朗。她用流利的粤语说：“那时候我又黑又瘦，已经30岁了，在越南根本找不到老公。”1995年，在中国做了两年宰鸡的本行后，她嫁给了43岁的江南村民莫洪芬。来中国刚半年，陈红文就能用地道的粤西方言，跟顾客讲价。现在，58岁的丈夫莫洪芬一人留在江南村大都塘村小组，守着几亩稻田。而为人活络的陈红文，沿袭了在越南河内老家经商的思路，带着女儿莫水燕搬到高良镇上，继续做宰卖鸡的生意。
高良镇江南村治保主任梁树林说，该村曾迎接了10个越南女子，除了2个嫌弃“丈夫家”过于贫穷而跑掉外，其余的都在村里生了孩子，并安心地相夫教子。在高良镇另外一个2000人的村庄――大同村，村委会副主任谈咏告诉记者，十五六个越南新娘在此安家，约二十个“黑户”孩子到了学龄阶段。
“我们早已经融入中国了，这里就是家。”当莫水燕撒娇着央求母亲，用越南语说一句“我爱你”时，陈红文思索半天才缓缓吐出，之后，笑声依旧清脆爽朗。
莫水燕从来没有跟母亲回过越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没有概念。”
可享粮补合作医疗
远嫁的越南女子得到了村镇等基层组织的默认，但要想从政策上“扶正”，则显得困难重重。她们最大的担忧是，子女户籍问题及其派生的迁徙、就业、升学等问题无法解决。
阮金红家里，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相邻的一面则被各类奖状糊满。虽然是“三非”儿童，村里还是默许了阮金红三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村里出了一个证明，中小学对他们一视同仁，跟村里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大同村委会副主任谈咏说。
“他们接受义务教育也是免费的。”莫水燕的校长李伟耿说，除了领不到严格“按户口来”的困难家庭助学金，“三非”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与他人并无二致。
在德庆县，“一视同仁”还延伸到了其他方面。去年，阮金红和孩子们同样分到了国家下拨的种粮补贴。“合作医疗、养老保险都可以买，村里不会区别对待。”大同村委会副主任谈咏说。
子女入户几无可能
1995年，高良镇江南村村民莫国华退伍转业时，已是大龄青年。“没有姻缘嘛，所以才花钱讨越南媳妇。”现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2007年，他带着接生婆手写的出生证明和村委会盖上的大红印章，到县公安局为儿子莫振煌上户口。
“公安局说没有这个政策啊。”莫国华年轻时曾试图跳出农门，未能如愿。“孩子没有户口，可能连我都比不上，起码我出去过，见过世面。”莫国华低头猛吸了一口烟，然后用力地吐出来，幽幽地说：“难道老莫家世世代代都要做黑户吗？”
阮金红三个孩子读书个个拔尖，孩子们优异的学习成绩是徐进源和阮金红辛勤劳作的动力。但户籍问题像不断收紧的紧箍咒，让徐进源头疼不已。“考上大学却上不了，孩子会不会怨我一辈子？”
江南村罗阳小学校长李伟耿这样表述“三非”儿童的境况：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但政策却很难给他们“名分”。
按照婚姻法规定，取得户籍需要如下手续：越南新娘回国开具婚姻状况证明，具备国家机关颁发的身份及户籍证明，要有护照和来华签证，子女具备中国医院的出生证明。
现实情形是，对于粤西山区的家庭来说，上述每个证件，他们都难以拿到。莫国华的妻子黄欣嫁过来15年，从来没有回过家，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回去一趟要花很多钱，要是我有能力办到这么多证明，就不需要娶越南新娘了。”莫国华说。
“在民政部门登记中，中越跨国婚姻，一个都没有。”德庆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何桂来说。
德庆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记得，几年前他们曾就这个问题请示过省里。当时省有关部门回复了指导性意见：如有出生证明可以办理入户。但前提有三个：父亲强烈要求孩子留在国内，且不违反计生政策；父亲要证明与入户孩子间的父子关系，要验DNA；最后一条是，原则上对越南新娘遣返回国。
“操作性不强。”德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荣也感到头疼，他知道在贫穷的粤西，每一个前提的实现都几无可能。“地方政府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又不能违反国家政策，我们有行政许可法啊。”
当南方农村报记者问阮金红是否担心被遣返回国时，她扭头看着院子，健谈的她开始沉默。许久，她撇撇嘴说：“我都来了十几年了。”一直到南方农村报记者离开这个偏僻的山村，阮金红仍对这句提问耿耿于怀，没有再跟记者说一句话，连道别都没有。
而日渐长大的“三非”儿童，却在期待着与“黑户”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