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周世立的能量为何远超大人物卡恩
作者：张镇强
来源日期：2011-7-9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0 7:19:49
卡恩全名斯特劳斯・卡恩，法国人，刚辞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原拟回国代表法国社会党竞选2012年法国总统职位，名副其实的世界著名大人物。但就在其春风得意，憧憬其更加美好的政治前景时，5月14日，62岁的卡恩因涉嫌性侵犯酒店女服务员在纽约被逮捕，受到强奸未遂等7项罪名指控，随后辞去IMF总裁职务。
虽然，他在交纳100万美元保释金并提供500万美元保证金后获得保释，但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多25年的监禁。出人意料的是，7月1日，美国纽约法院再次开庭，宣布斯特劳斯・卡恩无担保释放，并将退还他100万美元保释金。
卡恩性侵案的峰回路转，最大的原因是女服务员的证词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公诉方认为这会让陪审团无法相信她的证词。但目前纽约曼哈顿法庭，仍继续扣留卡恩的护照，以限制其出境，令其在7月18日再次出庭。因为一名检察官表示，对卡恩性侵案的调查还没有结束。
周世立何许人也?他是我国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2009年6月13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现政协副主席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向贵阳市中华北路派出所报案，指控周世立于2008年1月8日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强奸了她。当天，虽已被立案调查，但进展异常缓慢。
2008年圣诞夜，田小龙当时在北京中戏预科班读书，与同学一起到工体的CK迪吧庆祝，周世立以找女孩拍电影为名与田小龙交谈。周当时自称是贵州省原政协主席黄瑶(因巨额贪贿，已被判死缓)的干儿子，而黄瑶与田小龙之父田万昌是同事，周称自己只有30多岁，未婚，于是田小龙对周有了“亲切感”和往来。2009年1月8日，田小龙在贵阳参加中戏贵州省联考后准备回北京。田小龙说：“那天上午，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周世立将我强奸。”
事发后，机灵的田小龙将附有周世立的精液的衣物和床单隐藏起来。五个月后，她决定报案，起诉周世立，将这些衣物床单交警方做DNA鉴定，证明与周的DNA比对完全吻合。由于警方侦查迟迟无果，田小龙决定逐级上访。但省信访局的回答是：最好选择私了。最好不要告周行贿之事，周能量很大，否则，田可能很危险。因为周在贵州与多名地方高官关系颇深，拥有煤炭等矿产资源4亿多吨，年利润超过3亿元，在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占有20%的股份。田小龙之母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了，国安系统向省政府反映此案，省政府也说“周不是共产党员，管不了。”
2011年1月，田小龙之父田万昌不得不走上前台，带着妻女一起进京上访。为了不露身份，夫妇两都戴口罩，与女儿隔距离行走，只向女儿提供技术指导。
2011年7月6日，周世立首次对记者说：“我没有强迫她，我们是有感情的。”至于裤子上留下的东西也不可能证明我强奸了她。但他也承认他当时对田小龙隐瞒了自己是有妇之夫，有儿之父。同时宣布他已辞去省政协常委之职。
现在可以明确地说，卡恩的国内和国际知名度与周世立相比，前者绝对称得上有影响有势力的大人物，后者只能算一位小人物。(在贵州省例外)。卡恩犯强奸罪，虽未被彻底推翻，但至少原告或所谓受害人已无法自圆其说，露出了一些自己否定自己的破绽。以致美国媒体公开指她是妓女，敲诈政治人物。周世立则已明确承认与田小龙发生了性行为，也不否认田小龙的DNA鉴定是有效的。唯一的辩解是，他们的性行为是两方自愿。
既如此，为什么卡恩和周世立所受的待遇又有如此的区别，如此的不同呢?前者一经被起诉，就被立即立案、逮捕、调查、审讯，侦查期间须交100万美元保释金等等。后者则不仅立案侦查难，更谈不上被起诉，反而迫使原告或“受害人”不断“上访”，最后竞迫使受害人的父亲、曾主管政法和维稳工作的副市长田万昌和身为国安官员的母亲也一起乔装进京上访。这不是很值得深思和探究的大问题吗?
两案对比，让我们首先看到：西方民主国家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完全消除了人治因素。不管是国内的大人物还是国际的大人物，只要在本国领土上犯了法，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律依法治罪。卡恩性侵案是最有力的证明。论财力和政治影响力，卡恩绝对远超周世立。但人们看到卡恩被起诉后立即被逮捕，没有任何国际国内的权势人物和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美两国的总统、政要和政党出现为卡恩说情或暗中解围。同时表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要和人民多么自觉地尊重司法独立，确信法律会公平公正地依法处事。而被告卡恩既坚信自己无罪，也相信美国法院最终会作出公正处理，从而静待法院的侦审，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进行各种院外寻租活动。
反观周世立案，赤裸裸地露出了我们是打着法治之名大行人治之实。贵州省信访局和省政府公然对原告、受害人田小龙说，周世立能量很大，不要告他行贿之事，否则，田可能很危险，说什么周不是共产党员，他们管不了，等等。这是蔑视法治、膜拜人治的典型。
在我国，口头上也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谁有权有钱，谁就可能免受法律的管束和惩罚，谁的钱更多，权力更大，就更可能免受法律的管束和惩罚。周世立是省政协常委，钱更多，更能行贿收买更多高官，所以就敢强奸比他职位低、钱更少的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的年轻漂亮的女儿而不受司法起诉和法律追究。这是当代中国人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对比卡恩案和周世立案，人们清楚地看出，西方民主国家的司法案件不掺杂任何经济因素，包括依据对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利益的影响来立案和判案，以及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行贿来影响判决。中国则相反，立案后和判案中的经济考量很大，有的甚至起决定性作用。贵州省司法部门和党政部门之所以拒绝对周世立立案侦查和进行司法起诉，最大考量之一就是经济利益。一是周在贵州拥有巨大的矿产资源和财力，害怕板倒了周世立，影响贵州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二是周收买了一批省级现行高官，周若倒台，这些高官必被暴露而跟着倒台。所以省级权力机关也反对起诉周世立，主张受害人和他私了，甚至恐吓受害人如不私了，她本人生命有危险。这是露骨的经济利益至上，党和政府的政治和道德后者完全被置诸脑后。至于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也证明，“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千年古语现在仍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大显灵光。而只要这句话还在起作用，中国的司法独立和公正必然是空话。
对比卡恩案和周世立案，人们还可断言，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决反对专制独裁和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实行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特别要强调司法独立。卡恩案之所以获得平稳平衡和良性处理，从根本上说归功于民主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公正。周世立案则相反，它受阻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和一党专政。人们从这一案件中看不到检察院和法院有一丁点独立性，它们完全听命于党政领导机关和主要官员的意志和决定，听命于地方和官员利益的需要，根本不考虑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甚至连维护党和政府的基本形象的需要也不考虑。
人们同时能从两案对比中看出，有独立和公正的司法保障哪怕是相对独立和公正的司法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安全就有相应的保障，任何人遇到强权虐待和不公正对待，都可通过独立公正的司法讨回公道。卡恩在美国法院面前，开始似乎遇到了不公正对待，但最终还是同一法院纠正了自己的不适当处置，还卡恩以某种公道。而它又完全不需要像在中国那样，倾举家之力，历时一年多去上访，经历艰苦旅程和折磨，却仍然得不到公正答案。
尤有甚者，在中国的一个权力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司法完全不独立，人们也不相信司法独立，而不得不求助于唯一的最高权力的背景下，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不自由不安全，包括现在的执掌政权者。过去无数历史大人物的遭遇就不谈了。此前不断有法官和维稳安全官员替自己的妻子上访维权或被公开殴打，这次贵州省主管政法和维稳工作的副市长也带着妻女进京上访，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它也生动深刻地证明，一党执政、一个权力控制国家一切的的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是绝对片面之词。它绝对违反人性，违反客观发展规律，不具普适性和普世性。它只对少数统治者及其忠实支持者的特权有利，它只会加剧社会矛盾，阻挠社会进步，最终必将被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体制所取代。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作者：张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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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恩全名斯特劳斯・卡恩，法国人，刚辞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原拟回国代表法国社会党竞选2012年法国总统职位，名副其实的世界著名大人物。但就在其春风得意，憧憬其更加美好的政治前景时，5月14日，62岁的卡恩因涉嫌性侵犯酒店女服务员在纽约被逮捕，受到强奸未遂等7项罪名指控，随后辞去IMF总裁职务。
虽然，他在交纳100万美元保释金并提供500万美元保证金后获得保释，但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多25年的监禁。出人意料的是，7月1日，美国纽约法院再次开庭，宣布斯特劳斯・卡恩无担保释放，并将退还他100万美元保释金。
卡恩性侵案的峰回路转，最大的原因是女服务员的证词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公诉方认为这会让陪审团无法相信她的证词。但目前纽约曼哈顿法庭，仍继续扣留卡恩的护照，以限制其出境，令其在7月18日再次出庭。因为一名检察官表示，对卡恩性侵案的调查还没有结束。
周世立何许人也?他是我国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2009年6月13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现政协副主席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向贵阳市中华北路派出所报案，指控周世立于2008年1月8日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强奸了她。当天，虽已被立案调查，但进展异常缓慢。
2008年圣诞夜，田小龙当时在北京中戏预科班读书，与同学一起到工体的CK迪吧庆祝，周世立以找女孩拍电影为名与田小龙交谈。周当时自称是贵州省原政协主席黄瑶(因巨额贪贿，已被判死缓)的干儿子，而黄瑶与田小龙之父田万昌是同事，周称自己只有30多岁，未婚，于是田小龙对周有了“亲切感”和往来。2009年1月8日，田小龙在贵阳参加中戏贵州省联考后准备回北京。田小龙说：“那天上午，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周世立将我强奸。”
事发后，机灵的田小龙将附有周世立的精液的衣物和床单隐藏起来。五个月后，她决定报案，起诉周世立，将这些衣物床单交警方做DNA鉴定，证明与周的DNA比对完全吻合。由于警方侦查迟迟无果，田小龙决定逐级上访。但省信访局的回答是：最好选择私了。最好不要告周行贿之事，周能量很大，否则，田可能很危险。因为周在贵州与多名地方高官关系颇深，拥有煤炭等矿产资源4亿多吨，年利润超过3亿元，在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占有20%的股份。田小龙之母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了，国安系统向省政府反映此案，省政府也说“周不是共产党员，管不了。”
2011年1月，田小龙之父田万昌不得不走上前台，带着妻女一起进京上访。为了不露身份，夫妇两都戴口罩，与女儿隔距离行走，只向女儿提供技术指导。
2011年7月6日，周世立首次对记者说：“我没有强迫她，我们是有感情的。”至于裤子上留下的东西也不可能证明我强奸了她。但他也承认他当时对田小龙隐瞒了自己是有妇之夫，有儿之父。同时宣布他已辞去省政协常委之职。
现在可以明确地说，卡恩的国内和国际知名度与周世立相比，前者绝对称得上有影响有势力的大人物，后者只能算一位小人物。(在贵州省例外)。卡恩犯强奸罪，虽未被彻底推翻，但至少原告或所谓受害人已无法自圆其说，露出了一些自己否定自己的破绽。以致美国媒体公开指她是妓女，敲诈政治人物。周世立则已明确承认与田小龙发生了性行为，也不否认田小龙的DNA鉴定是有效的。唯一的辩解是，他们的性行为是两方自愿。
既如此，为什么卡恩和周世立所受的待遇又有如此的区别，如此的不同呢?前者一经被起诉，就被立即立案、逮捕、调查、审讯，侦查期间须交100万美元保释金等等。后者则不仅立案侦查难，更谈不上被起诉，反而迫使原告或“受害人”不断“上访”，最后竞迫使受害人的父亲、曾主管政法和维稳工作的副市长田万昌和身为国安官员的母亲也一起乔装进京上访。这不是很值得深思和探究的大问题吗?
两案对比，让我们首先看到：西方民主国家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完全消除了人治因素。不管是国内的大人物还是国际的大人物，只要在本国领土上犯了法，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律依法治罪。卡恩性侵案是最有力的证明。论财力和政治影响力，卡恩绝对远超周世立。但人们看到卡恩被起诉后立即被逮捕，没有任何国际国内的权势人物和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美两国的总统、政要和政党出现为卡恩说情或暗中解围。同时表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要和人民多么自觉地尊重司法独立，确信法律会公平公正地依法处事。而被告卡恩既坚信自己无罪，也相信美国法院最终会作出公正处理，从而静待法院的侦审，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进行各种院外寻租活动。
反观周世立案，赤裸裸地露出了我们是打着法治之名大行人治之实。贵州省信访局和省政府公然对原告、受害人田小龙说，周世立能量很大，不要告他行贿之事，否则，田可能很危险，说什么周不是共产党员，他们管不了，等等。这是蔑视法治、膜拜人治的典型。
在我国，口头上也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谁有权有钱，谁就可能免受法律的管束和惩罚，谁的钱更多，权力更大，就更可能免受法律的管束和惩罚。周世立是省政协常委，钱更多，更能行贿收买更多高官，所以就敢强奸比他职位低、钱更少的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的年轻漂亮的女儿而不受司法起诉和法律追究。这是当代中国人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对比卡恩案和周世立案，人们清楚地看出，西方民主国家的司法案件不掺杂任何经济因素，包括依据对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利益的影响来立案和判案，以及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行贿来影响判决。中国则相反，立案后和判案中的经济考量很大，有的甚至起决定性作用。贵州省司法部门和党政部门之所以拒绝对周世立立案侦查和进行司法起诉，最大考量之一就是经济利益。一是周在贵州拥有巨大的矿产资源和财力，害怕板倒了周世立，影响贵州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二是周收买了一批省级现行高官，周若倒台，这些高官必被暴露而跟着倒台。所以省级权力机关也反对起诉周世立，主张受害人和他私了，甚至恐吓受害人如不私了，她本人生命有危险。这是露骨的经济利益至上，党和政府的政治和道德后者完全被置诸脑后。至于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也证明，“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千年古语现在仍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大显灵光。而只要这句话还在起作用，中国的司法独立和公正必然是空话。
对比卡恩案和周世立案，人们还可断言，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决反对专制独裁和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实行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特别要强调司法独立。卡恩案之所以获得平稳平衡和良性处理，从根本上说归功于民主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公正。周世立案则相反，它受阻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和一党专政。人们从这一案件中看不到检察院和法院有一丁点独立性，它们完全听命于党政领导机关和主要官员的意志和决定，听命于地方和官员利益的需要，根本不考虑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甚至连维护党和政府的基本形象的需要也不考虑。
人们同时能从两案对比中看出，有独立和公正的司法保障哪怕是相对独立和公正的司法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安全就有相应的保障，任何人遇到强权虐待和不公正对待，都可通过独立公正的司法讨回公道。卡恩在美国法院面前，开始似乎遇到了不公正对待，但最终还是同一法院纠正了自己的不适当处置，还卡恩以某种公道。而它又完全不需要像在中国那样，倾举家之力，历时一年多去上访，经历艰苦旅程和折磨，却仍然得不到公正答案。
尤有甚者，在中国的一个权力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司法完全不独立，人们也不相信司法独立，而不得不求助于唯一的最高权力的背景下，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不自由不安全，包括现在的执掌政权者。过去无数历史大人物的遭遇就不谈了。此前不断有法官和维稳安全官员替自己的妻子上访维权或被公开殴打，这次贵州省主管政法和维稳工作的副市长也带着妻女进京上访，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它也生动深刻地证明，一党执政、一个权力控制国家一切的的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是绝对片面之词。它绝对违反人性，违反客观发展规律，不具普适性和普世性。它只对少数统治者及其忠实支持者的特权有利，它只会加剧社会矛盾，阻挠社会进步，最终必将被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体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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