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教育下的“好老师”
教育部的文件不断在提倡要加大学校的自主权，但是，现实表现却是对学校愈来愈密的控制。不办学校的人很难体会到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行政部门各种检查十分的机械和复杂，学校和教师对此皆苦不堪言：例如，面对“合格校验收”制度，学校要上交的检查资料就有安全教育制度、工作制度、教导教研制度、学习制度、考勤制度、办学规划、会议记录、家访记录、各科教学计划等等。面对“年度检查”制度，学校要上交“工作总结”，其中包括工作总结、教研总结、安全教育总结、德育工作总结、少先队工作总结。同时，我们学校还要应付各种定期不定期的“对口检查”，如电脑培训、绿化、安全设施、教学改革、升学率指标、教师听课记录、教学日志、单元测试、抽考记录等等。我们的校领导班子和教师们辛辛苦苦准备好这些材料，教育部门的那些大小官僚们会认真看吗？从来不看，这只是一种形式和程序。教育官僚们不是不知道这只是形式，但是还是要求学校一定要按规定准时交上去。校长与教育部门官僚的个人关系好（吃饭送礼、办个人私事），检查就完全流于形式。如果关系不好，教育部门的小官们就折磨你，有的小官骂校长和教师就像骂孙子似的。这是在为学校好吗？是在为学生好吗？不是，纯粹是在玩弄权术，官僚们只是通过这些复杂烦琐的形式提醒学校和教师们说：我们，只有我们这些官才是教育的真正主人。我们的政府法律和文件从来强调的是公民的受教育权问题，但从来不讲公民社会的教育权的问题。教育官僚们最不愿被削弱的，就是他们控制和垄断的教育的权力。我慢慢明白，我们的老师并不是灵魂的工程师，最多只能算是灵魂工程助理工程师，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我们的许多老师被迫成为他们的帮凶。中国社会信yang之沦落，德行之败坏，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教育行政部门的灵魂工程师们搞坏的。
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造成了教师队伍精神上的大缺陷。在教育行政部门以考试制度为手段，以垄断利益为目标的严密的控制体系下，我们的教师们普遍因为没有自由而个性萎靡，普遍因为没有自尊而被迫庸俗。公立学校的教师们为什么要逼孩子拼命补课和做题呢？因为孩子的应试成绩与教师的职称、评比、工资、福利、提拔等完全挂勾了，孩子考不好，不仅仅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是跟老师过不去。老师威逼孩子提高考试分数，是老师自己的私利在起决定性作用。每补一节课老师都有补课费，每提高一点全班平均分老师就有尊严。公立学校盛行的“评价如儿戏，分低就没戏”的教师评价制度，也自然会延伸进我们的学校管理之中。校长管理和评价教师，主要依据就是学生的考分，对老师的解聘、晋级加薪最后都得以考分为准。校长为了学校的声誉，狠抓考分。教师为了自己的地位和饭碗，不得不狠抓考分。教育部门的压迫，就这样通过校长转向老师，通过老师转向学生。学生学习压大太大，对老师就有畏惧和逆反的心理，造成了“不让学生讨厌的老师就不是好老师”的现象。谁让我们是应试教育呢？我慢慢明白了一点，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标准控制之下，所谓的好老师，就是那些善于猜题和压题的老师，就是那些能够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极为严密的控制的老师，就是那些信息灵敏，善于通过关系搞到出题、考卷情报的老师，就是那些在考场上能最巧妙地教孩子作弊的老师！也就是说，所谓好老师，就是那些最不顾孩子的个性和特点，最不顾孩子的身体和心灵发育，最不顾孩子终生命运的老师。2001年，山东曹县高考舞弊案，近80人涉嫌替考，老师成为找人替考的“掮客”。2004年，河南濮阳高考舞弊案，多名中学教师参与传递答案，据说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由于分数决定到老师的根本利益，一些学校的老师在考试时，从编位置上做起，将成绩好的学生的前后左右，都安排上几个成绩差的学生，让他们偷看作弊，这样来提高全班考试成绩。公立学校发生这种事，处理几位责任人就行了。如果是民办学校发生这种事，整个学校马上就会被关闭。我们南洋不敢搞这样的玩法，又如何去参与分数竞争呢？
令人最痛苦不堪的是，在公立学校这种竞争模式的压力之下，我们校长们为了学校的生源和生存，不得不花钱专门请最善长于应试教育的教师，不得不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和尊重。一位公立学校的校长悄悄给我面授机宜说：“考试分数上去了，生源就来了。要想考试分数上去，决窍只有一个：别把孩子当人看待。要找敢给学生施大压力的老师。”听得我目瞪口呆！怪不得我们南洋的有些教师劝我不要对学生太软，要硬起来！分数和升学率决定着学校的地位，因此教师的等级就是分数的等级，教师的价值就是升学率的价值，这样的规则成了学校一切管理的核心。
小时候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曾对我说：“语文语文，多读会写。读多了好文章就会写了。”我认识一些作家，他们谈经验，仍然是逃不出“多读多写多想”这几个字。但是，现在的语文是怎么教的呢？我认识一位公立学校高三语文的把关老师，他是最会训练学生语文考试的名老师。他告诉我他的办法是：“根据考试的知识点，一个点一个点地磨学生。成语是一个知识点，那就好好练两个星期的成语。拼音是一个知识点，但占考卷分数比例低一点，那就练上一个星期。什么是语文课，做试卷，改题，改错，重复记忆，训练学生注重考点的能力。考试的决窍是，多做试卷题，多复习试卷题。”这样的应试教育经验，不是在教语文，而是在教如何考语文试，这对学生的思考和写作能力完全是一种破坏。
我们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任总，数学学习，重要的是学习数学思维方式。而数学思维方式，首先就是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有数学的关系，这个宇宙是由数学规则组织起来的。其次，就是要学会去找这种数学关系，能找出一对数学关系来，就是伟大的科学家。宇宙自然的奥秘，就体现在数的关系的奥秘之中。但是，我们这些数学教材，只是将过去的科学家找出的数学关系告诉学生，让学生死记硬背好考试，而不是刺激学生的数学兴趣，不是刺激学生去找自然万物的数学关系的兴趣。物理所学的，就是物理现象的数学关系。化学所学的，就是化学现象的数学关系。‘数’穿透一切。但是，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之间，根本没有密切的联系，各教各的，学生看不到其中的根本性联系。无聊的考试破坏了学生的兴趣。我要当好老师，首先就要以考试为中心，也就是说先破坏学生的科学兴趣。”
我们一位高中教政治的老师对我说：“任总，我教政治课真是一种悲哀。我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学生问：‘老师，现在那么多腐败，算不算是主要矛盾？’我只能说，这是次要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因为腐败者是少部分人。学生就说：‘那么说起来，腐败不是大问题了。’我说：‘是大问题，但不是主要矛盾。’学生问：‘如果主要矛盾不是大问题，那么主要矛盾指小问题吗？’现在的学生有想法的多了。我讲我们国家是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和国家领导人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学生就问：‘真是这样的？’我只能说：‘《宪法》和《选举法》上就是这样规定的。无论你们怎么想，要想得高分，只能这样考。’学生就说：‘原来讲假话才能得高分。’你说，我还有什么尊严？我们要求讲诚信，但我们自己首先就不诚信了，我们就这样在扭曲学生。”陶行知谈到教育的核心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但是，我们的好老师，就是那些不敢教学生求真做真人的人。做真人就考不好试了！面对这些情况，当我看到教育行政部门那些强调要“抢抓机遇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引向深入”的文件，心里感受到的，只能用“黑色幽默”这四个字才能形容。
我们南洋许多老师很有思想，很希望在教育上开拓新的空间，但是，在现行专制的教育制度下，我与教师们一样，我们都不得不听从教育行政部门官僚指挥棒的安排，我们都是囚室里的囚犯，我们都是被迫强制劳动的奴隶，我们只是一支难以走出困境的奴隶队伍，我不过是这支奴隶队伍的领班而已。为支撑南洋这12个学校，我累得要命。如果能真能体现自己和许多教师们内心的价值追求，再累也心甘。但是，想到我们教育体制上的这些问题，我愈来愈感到这份自己工作的无聊。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用什么价值观去鼓励教师们努力奋斗呢？鼓励他们当好教育官僚的奴隶？鼓励他们以孩子为敌，为了分数和考试，用大量机械而枯燥的试卷，而把孩子弄成死气沉沉的小老头和小老太太？
专制毁灭人格
南洋学校到现在，使用的仍然是全国统一性的教材，没有开发出自己的校本课程。南洋学校分布在东西南北不同地方，区域差异极大，孩子家庭环境也有很大差异，但所有的孩子用的却是统一的教材，所有的教师遵循的是统一的教学大纲，实施统一的教法。是我们南洋想这样吗？不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曾想过约一些著名科学家、专家学者和我们学校的老师结合起来，开发我们南洋自己特色的教程和能力测试方案，我认为这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想搞出特色教育，要想发展素质教育，教师、家长和学生就应当成为教材编制的参与者，要让教师成为独立自主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教师一定要具有教材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能力。不然，教师年年教一样的东西，职业枯竭，生命发展不了。这样的想法，多年都没有机会实践。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里面提到：“学校可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我找一些有想法的老师商量开发南洋本校课程的事，但是，教师们的反应打消了我的念头。老师们说：“教育部门的教研室负责出考题，教研室决定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的选择，如果针对学生特点开发我们自己的教材，我们的学生在统一考试上肯定会失败。教育部门的官会看笑话：‘你可以不按我们规定的办法教，但你不得不按我们规定的办法来考！’我们搞自己的教材，对孩子是一定好事，对考试却一定是坏事。学生的平均考分跌下来，教育部门一评比公布，我们学校的声誉就完了。家长不明白道理，要到学校来吵闹，要退学，怎么办呢？”面对这样冷冰冰的大实话，我实在无言以对。学校无论有多少创新的想法，也跳不出教育管理部门的手掌心。这样的控制，毁灭了千千万万教师的首创性，苦了教师，最终苦了我们孩子。教师的创新意识和职业尊严被毁灭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和天生的灵气也就这样毁在教育官僚们手中。我们南洋有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很有想法，他对高中课本的选文很不满意，一直期望结合学生特点，搞一套全新的本级语文教材。但今年年初，他约我见面，对我说：“任总，我来南洋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梦。但现在我已失望了，不是对你有意见，而是因为南洋并不是世外桃园，我们挡不住教育部门的控制，我们搞不了新的教育，我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我决定不搞教育了。”要在过去，我会千方百计劝说他挽留他，说些希望在明天，我们一起拼搏这样的话，但是到现在，我自己都快绝望了，我无话可说，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课程决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谁有权来决定我们的课程。在我们大一统的专制的教育制度下，教育行政官僚直接决定学生应当学什么，怎么学。就连如何欣赏一首古诗，行政官僚们都规定有严格的标准答案！对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教师无权决定，对孩子命运最关心的家长无权参与，对中国教育事业饱含热情的著名的专家学者们无权过问，这一切都是教育行政官僚说了算。行政官僚们完全按照自己的那点智力和他们的权力、利益需要来决定考试和课程选择，以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倾向来塑造教师和孩子的灵魂。在社会舆论要求素质教育的压力之下，教育部在2000年前后开始推出基础教育领域的新课程。比起过去僵死的课程，新课程给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空间。但是，令人感到可笑的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对每个人的独立创造的尊重，这就意味着，重要的是将课程选择和编制权下放到学校或教师手中。教育部统一推出新课程，并没有改变全国统一的模式，它仍然是专制的。教育部门对素质教育的理解模式，成为强制推行的统一模式，这本身就是对素质教育的嘲弄。个性化教育都搞统一的模式，还叫什么个性化教育。究其原因，追求素质化教育，也得按教育部的指挥棒转。在教育部推动素质化教育的课程改革中，专制权力之手也仍然在挥舞。当然，背后就有那些与教材、教辅、考试相关的利益因素。只要是统一的，就有垄断利益。在素质教育搞得最好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地，都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和教学大纲，无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教师和家长对课程和教材具有很大的自治权，教师有权参与课程政策的制定，这就使教师的人格自主和专业能力有了发展空间。我们的现实是，教育行政的集权、课程的统一、教材的统一、考试的统一，一切都是为了教育部门控制的便利，一切都是教育官僚在控制。
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巨大的控制权力，我们对教育部门的政策和文件从来十分敏感。研究教育部门的文件和它们现实的做法，我感到了强烈的反差，我概括为“话讲得好，事干得邪”。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各种文件中，新观念满天飞。每届领导都有一些新观念新政策，然后教育行政部门就将这些新玩意写到文件中来，逼着学校和老师学习领会。似乎行政官僚们思想最为高深、道德最为高贵、综合素质最高、办事能力最强，他们完全有资格成为学校和老师们的导师。但是，他们所用的文字愈来愈新，做法却愈来愈陈旧，嘴上讲得愈来愈好，动作都愈来愈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是教育部门近年来两份十要重要的文件，里面都强调：改革课程实施过程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这些话讲得多好！从文件上看，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都是明白的。但是，为什么折磨学生的应试教育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是变本加厉了呢？教育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考评，为什么愈来愈严密、愈来愈机械和量化？孔夫子说，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为什么教育部门的言行如此不一致呢？从这样的反差中，我看出了权力和利益的影子。因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既不愿被人说成没有思想水平，所以他们把所有新辞都说完。但是又不愿失去他们专制的权力和垄断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强化控制。说归说，干归干。如果各学校有自己的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教育部门的官员们用什么统一标准来检查和惩罚各学校呢？他们的权力如何体现呢？如果各学校开发自己的校本教材，教育部门规定的教材、教辅和试卷买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体现呢？长期以来，为什么我们民办学校不断受到打压，我们的老师在职称、评比等方面不断受到歧视，我看原因只有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人选不是教育部门定的，因此不会到教育部门搞关系；民办学校的学费不交到教育部门进行再分配，而许多公立学校收的学费要进入教育部门的账号再拨出来。民办学校与教育部门不是权力和利益的共同体。最近，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秘书告诉我说：“教育部门的一些领导秘书告诉我：“秘书写文件和领导讲话稿，要参阅世界上许多材料，把新的东西都写进稿子去。领导拿来念念，进得了眼，但入不了心，只是应付场面的需要。文件发完，讲稿念完，也就差不多忘了。简不多就是这样。”怪不得如此！我只能用几句话来形容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行为原则：屁股指挥脑袋，利益控制权力。以不公平的权力来获取不合理的利益。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老师会有多大的创新空间呢？为了孩子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教育必须创新和变革，应当更以孩子xing摹⒏注重孩子的身体和?灵的发育、更注重孩子的自尊和个性的发展，但是，为了服从教育行政官僚们的需要，教育就必须应试化、僵死化，教育就要把孩子的个性和自尊彻底磨平。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压抑和扭曲，根源就在于此。当老师们经过统一教研、统一备课、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答案、统一评分标准的严格训练后，手里拿着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参考书和统一的教材走上讲台时，他只是在按教育行政部门输入的规定程序在活动，他们只是教育行政官僚控制下的教学机器而已。年复一时单调、重复、僵化的教学生活、激烈的生学率竞争、考试成绩的排序、评比，威胁教师饭碗的量化考绩改革，迫死教师们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超负荷运行状态，使教师的教育热情和理想不断被耗尽，造成教师普遍存在的职业停滞与倦怠。我们的老师们挣扎在教育部门的管制和孩子的需要之间，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在教育部门官僚的指挥棒下。最近，一些关心南洋命运的老师们不断来找我，劝我向公立学校看齐，劝我不要再搞那些素质教育的尝试，劝我要加强管制，要以试卷练习为核心进行教育，要将孩子的分数与教师的个人利益完全挂勾、统一起来。看着他们真诚的面孔和无奈的表情，我实实在在感到了彻底的无望。
中国专制的教育精神和教育制度，首先毁灭了教师独立自主的人格，随后让教师再来毁灭孩子的独立自尊。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们合起来在干什么呢？先把自我价值追求和理想主义自动毁灭，然后毁灭孩子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最后毁灭整个国家的开放与创新的力量。当我开始将老师们并不理想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与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时，我感到了巨大的困惑与无奈，怎么办呢？面对覆盖中国各个角落的专制的教育控制机器，我感到了个人的无力与缈小。我个人如何来面对中国可怕的教育专制和邪e的垄断特权利益集团呢？我与我的教师队伍一起，我们都是可怜的任人欺负的奴隶而已。现在，每当看到教育部门要求推动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的文件，我就想到我们每个学校面对的教育部门以应试为中心的千奇百怪的管制手法，“强调素质教育与强化管制”，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现象，我们的教育部门可以奇怪地一起用。前者用在嘴上，后者用在行动上。官方文件说：“你们要自主一些创新一些！”但是，囚室中的囚犯有自由吗?有，他可以在囚室里来回走动。官方文件说：“你们要敢于试验敢于探索！”但是，戴着镣铐的奴隶有自由吗？有，他可以戴着镣铐跳舞。有时我甚至想，教育部门的那些行政官僚们是不是由于生活无聊，找刺激，才玩这样的游戏，他们纯粹是在玩弄教师们的人格。
再提教育独立
中国教师身心之疲劳、精神之衰败、人格之萎缩，自尊之低落，对孩子这般之折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从事教育的权利，就在于他们没有自由思考自由创新的权利，就在于教师没有对孩子承担责任的真正权利。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没有对孩子命运负责的条件，还谈得上什么“师道尊严”！没有人格完整的独立与自尊，没有对人与人平等的尊重，还谈得上什么“师德”！早在1922年，蔡元培等人就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要求，中国的教育界还联合发出了《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宣言》，里面写道：“吾国教育界同人，所受教育不独立之痛苦，牺牲学业者有之，牺牲生命者有之，大罢课者有之。而受思想不自由之压迫者，更不知多少。”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领教了什么是“教育不独立之痛苦，思想不自由之痛苦”。蔡元培还说过，“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而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从蔡先生到现在已有几十年了，我们现在真是只能彻彻底底、规规矩矩地做到“循教育部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如果蔡元培先生回到今天，他会如何给我们当代的教育定性呢？五十多年前，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但中国还出现了以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陶行之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在教育上还有一点独立自主的空间。现在我们中国还能有教育家吗？一个都不可能有，剩下的只是专门负责管制教育并从管制权力中谋私利的行政官僚而已。没有教育的独立与自主，从教师中就不会成长起教育家来。而没有教育家的境界和追求，我们老师队伍的人格怎么能够不断完善，老师们的专业能力怎么能够不断提高呢？老师们被逼入奴隶的心态中，被打掉了职业的尊严和上进心，他们还怎么能够培养出独立自主、自尊自爱的学生来呢？在本质上被剥夺了教育权的老师群体，根本无法发展他们的师德，也无法发展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也就成了没有人格尊严和职业尊严的群体了。多少年了，蔡元培先生提到的教育自由和教育独立原则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甚至出现了大到退！几十年来，我国教育的总量大大扩展了，但精神却大大萎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教育不是发展了而是沉沦了，愈来愈沉沦在教育行政官僚们日趋膨胀的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的泥潭中了。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说，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德行，下面必然仿效。2004年6月28日，新华网报出一则消息，原阳县一位叫杜保岑的老师，长期以来上课如同古代皇帝上朝，要求学生向他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学生苗苗回忆说：“杜老师一上课就喊‘上朝’，我们就要跪在地上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杜老师说‘平身’，我们还要说‘谢皇上’，才能回到座位上上课。”正是“杜老师”这样的专制精神状态，才导致了全国性的禽兽老师奸污学生和恶霸老师毒打学生这些恶性案件。公立学校的老师是官员而不是百姓，官员当然可以任意摆布百姓嘛！皇权时代，官师一体化，官就是师，师就像官。这种传统到今天似乎更加严重。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深深体会到，没有人格的自由与平等，就没有人格的自尊，就没有人格的完善。邪e的教育现象之所以在国内屡见不鲜，是专制精神在作怪，专制精神是层层从上面传达到下面的，根子在上面，现象在下面。永顺小学中发生的这样可悲的现象，无非是以戏剧般的形式，真实地传达了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僚们与我们的教师间的关系。第一所南洋学校建立，我就规定一条原则，教室里不设高一级的讲台，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师生平等的氛围。但是，我们南洋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教育等级专制的外部力量，时时在影响我们学校内部，我们无力与之对抗。以我个人的力量，我知道我无力改变大局。但是我也知道，这样邪e的教育专制实在没有理由再延续下去了。
教育思想问题
不是教育思想的问题
南洋教育十多年，就是起起伏伏、问题和困难不断的十多年，也是我天天忙于应付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十多年。我喜欢行动，喜欢直接解决问题，我并不善于抽象思考。我的习惯是见子打子，有了一个明确方向，确定了一个明确目标后，就努力争取去实现目标。如遇到问题，就迅速行动搞定问题。近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愈来愈多，我和同事们愈来愈累，愈来愈疲力奔命。南洋分布在全国10个省市，每个省市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我们能一一去搞定吗？教育部的各种变脸政策，被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层层放大和利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内外环境，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搞定呢？教育行政部门是我们的皇帝，他们的想法和政策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完全是不可抗力，决定着我们的兴衰存亡，我们只能逆来顺受，我们怎么去搞定呢？搞定把关设卡的大大小小的教育官员，要我们放弃人格尊严低声下气，要我们增加学校的经济成本，要我们增大学校规范管理的风险，即便如此，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有一丝丝努力的空间，但是，对那些由上压到下的教育法律和政策，我们没有参与和影响的权利。面对教育部门利益化，教育部门利益法制和政策化的整体趋向，我感到了个人的缈小和无能为力。我深深感到，我所习惯的这种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老办法，逐渐进入了困境。我们南洋的发展，已接近了中国教育制度所能容许的边界，要再突破发展，就与教育制度相撞了。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何况我们也许连卵那点微弱的力量都没有。
为什么会是这样？困境逼我去想一些过去不想的大问题，逼我去读一些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和不少学究气的文章。关于我们现行教育制度的思想背景，我大体归纳出三种看法：一是强调封建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观念决定着制度，制度决定着政策，政策决定着具体的管理实践。他们从今天的应试教育制度追到计划经济观念，再从计划经济观念追到古代的科举考试，从古代的科举制度追到秦始皇创立的君主官僚制度，最后追到春秋战国的儒家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思想传统之中去。二是强调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过去计划经济观念的遗毒，是计划经济思想还在控制着我们的教育事业。三是认为这是工厂化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是来自西方的工厂化统一标准制度影响的结果。就我自己判断看，这第三种强调工业化标准化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的工厂化水平和标准化程度肯定比我国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教育标准的一元化程度就比我们高。事实是，愈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教育愈是多元化和自主化。因此完全不能说我们的教育制度的一元化、统一化标准是工厂化标准的产物。按照学术界的观点，我将现行教育制度的思想背景归结为“科举考试+计划经济”。但仅仅这样归纳，似乎也只是现象的概括，没有说明原因。为什么“科举考试+计划经济”这样的形态如此顽固地存在并放大呢？我感到其实不是什么观念上的原因，不是什么教育思想的问题。
观念的力量是不是从来不存在呢？也不是。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观念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教育。毛泽东的行为很大程度是受理论和思想观念支配的，他个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确实对现实的政治和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他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搞政治挂帅，因此教育全部公立化，教育内容全面政治化；他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和工厂，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他强调教育要大众化、工农兵化，因此取消入学考试，搞推荐制，使许多工农兵出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们不用考试直接进入大学。毛泽东是有一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原则的人，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强行在教育领域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指导思想。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说，教育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要向世界开放。这就在教育思想领域打破了禁锢。现代化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概念，这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框子里塞进自己的想法，教育思想的边界被扩大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教育词汇都进入了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文件之中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法》第32条也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但你去问问高校校长，是这样吗？这些法律规定只是形同虚设，哄人的。与教育部门的官员们交流，有时是一件令人十分难堪的事，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懂，他们对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讲得比你还好。他们考察过全世界最先进的学校，讲起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时眉飞色舞，感叹不已。完了还会告诉你，他们的孩子在国外那所那所大学读书。但一说起国内教育的情况，他们就深有体会地说：“没办法。”从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必要将现在的问题追到孔夫子、秦始皇和科举制，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根本不是观念支配行为，而是利益支配行为，是屁股指挥脑袋。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是意识形态（某种政治理想）支配权力，而现在是部门垄断利益支配权力。只要是对教育官僚们的权力和利益有所帮助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还是现代西方的新玩意，他们都海纳百川一起接收。只要一涉及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进行约束，那就是“没办法。”不是没办法，而是不愿自己的权力和垄断利益的发展受到任何制约。所以，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什么抽象的教育思想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利益问题。所以，中国真正的教育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如何面对教育专制垄断利益集团的问题。如果我们容忍他们以权谋私、胡作非为，那责任在我们自己，那是我们何该被蹂躏，是我们自己的胆怯和懦弱造成了我们自己的苦难。
1980年5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第一次提出“四有”的培养目标，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有体力”，这对少年的成长，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但到1985年，这一表述被教育部门微妙地改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将“有体力”改为“有纪律”，这就是说，学生的身体好不好不重要，听不听话才重要。纪律的标准由谁来定呢？当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有纪律，听话，不仅是对少年的要求，也是对全国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要求。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就是纪律。理想是什么？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道德是什么？由教育部门来定。知识是什么？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听话，学习领会，这就是纪律。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者也是有孩子的人，他们会不知道孩子身体的重要吗？但为什么他们会把邓小平确定的“有体力”都改了呢？是权力欲望使然。当然，他们的孩子可能不用受中国教育体制的折磨，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国外去学习和训练体力。
中国教育的无数弊病，根子就在我们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中。但是，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容忍得下这样一个腐败的教育制度呢？教育涉及到我们每个人，教育暴露的问题如此明显，为什么如此多的家长、学生和教职工只能在私下发发牢骚，没有胆量来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呢？想想我自己，我自己也是逆行顺受这么多年，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人格低劣吗？这是几千年人格压抑的结果，这是多年来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压抑的结果。鲁迅先生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由于我们自己奴性太重，由于我们自己习惯于逆来顺受讨生活，所以高高在上的教育官僚们才如此的霸道骄横！也可以说，我们怪不得我们的教育官僚，我们只能怪我们自己，怪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力量太弱，怪我们自己太不明白自主和平等的人生价值，怪我们没有形成对不合理管制的强有力的抗拒力量。
在教育上谁说了算？
在教育上谁说了算？现在当然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是官说了算。思考再三，中国教育之所以弊病丛生，就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造成的。有一次参加一次教育研讨会，一位专家盛赞美国的教育，得出的结论是：应当扩大教育经费所占GDP的比例。这完全叫着不得要领。从美国教育发展的经验中应当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发展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的减少成正比。中国教育要发展，就要大大减少和限制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如果把教育部划归民政部或扶贫办，成为它们下面的一个教育扶贫办公室，专门负责给品学皆优的学生发放教育补助金，中国的教育马上就会大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没有教育部的中国教育，一定会强于有教育部的中国教育。有一个弱教育部的中国教育，一定会强于有一个强教育部的中国教育。十二年的教育炼狱，十二年多种教育探索的艰难，使我明白了美国当年建国者们在教育思想上的伟大。美国公立学校的管理权在州政府，联邦政府无权制定强制性的统一的教学大纲和统一教材。同时，开放私立学校，企业和民间公益团体有权开办或支持学校发展。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的教育自主权和教育多元化，形成了教育领域公私并存多元竞争的格局。联邦政府和各州也搞各种教育标准，但没有一个标准是强制执行的，对学校来说只是一种可以自主选择和参考的标准。在我看来，美国教育成功的经验其实主要就是一条：联邦政府无权控制垄断教育权。美国联邦政府也设有教育部，但是美国的联邦教育部对于全国的教育的权限相当有限，根本无权管制各级学校的课程、教学、行政、人事等事务。教师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权利，是由联邦《宪法》所保护的。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6年就已超过80%。按平均购买力计算，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20，却创造了占世界1/5以上的财富总量，如果没有社会教育自主这一条，这样的辉煌成绩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有一位朋友是老子专家，他对我说，老子的教育思想是“教不教”，这就是说，中央政府要以不管教育作为管理教育的办法。看来美国的教育文化正是“教不教”，当把联邦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元化教育垄断权取消后，客观上就形成了“教不教”的局面，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马上涌入教育领域，支持了百花齐放的繁荣的教育世界。蔡元培先生追求的“教育独立”和“教育自由”，是针对谁说的呢？当然是针对当时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说的。
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不应当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呢？别的不说，我只说一条，就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不管就业。只能让能管就业的机构来决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大多数家长送孩子上学，首先是为孩子今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了工作才会有出息，才谈得上有所成就，才谈得上有一个好的将来。我这样一说，大家可能会认为我教育的意义看低了，单纯看成了为创业和就业所做的准备。其实，孩子人格的完善、精神的独立与尊严、创新与创业、团队合作精神等等，都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最到培养和表现，没有了工作，人生就失去了依托。如果孩子在找工作上失败了，责任就在教育行政部门，是你把孩子塑造成了一个就业市场上不需要的人，是你毁了孩子的前程。早在1918年，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就强调教育乃“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他说：“吾人在世之目的与天赋之责任，其决非仅为个人生活明矣。虽然，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找到一份工作以谋生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更大的贡献和理想！教育是孩子谋生之准备，是孩子就业之准备，我们理所应当从孩子就业和谋生的角度来考虑教育的结构安排。可惜，教育部门的官僚养尊处优，不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他们有什么心思去追踪人力市场的千变万化，但是他们却严密控制着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权力，严密控制着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的教育权力和考试权力。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便、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在决定教育供给结构，他们不是根据市场的人力需求结构的变化而随时进行供给调整，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自己而垄断了塑造学生的权力，但却不管学生的就业和发展。
根据近年来各种社会调查机构的调查，现在人们最关心的第一位的问题是就业，腐败问题排在第二位。随着市场对优质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大，受良好的教育是提高本领和适应市场变化的重要条件，这就是教育需求日趋膨胀的根本原因。按照这样的社会需求和民情民意，谁决定就业，谁就应当决定教育。教育行政部门不能决定就业，所以它不具备决定教育的合理资格。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我就可以回答本节“谁在教育上谁说了算”这个问题。答案就是：谁是就业的提供者，谁在教育问题上就应当说了算。现在社会中谁在决定就业呢？主要是企业。其实，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就是企业化时代的到来，就是愈来愈多的人要在企业中谋生和发展。我理解的现代化，根本上就是企业化。所以所谓的“面向现代化”，在实际上就是面向企业的人力需求。现在的状态是，一方面企业急缺人才，一方面大量的大学生失业。这种教育失衡现象的原因，就是企业需求的原则没有透入我们的教育领域。企业已成为就业的源泉，但我们的教育制度却是按照行政官员的需要在塑造人，不是按照企业的需要在塑造人。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企业需要敬业诚信的人，而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说一套做一套，自己就不敬业不诚信，而且在一些科目上（如政治课）上鼓励孩子撒谎；企业需要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不培养学生面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企业需要对社会需求极度敏感的人，我们的教育制度却将孩子与社会隔绝开来，一心只读无用书；企业需要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不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而只通过考试斗争刺激孩子狭隘的个人奋斗精神；企业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人，教育行政部门正在千方百计毁灭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压抑孩子的创新精神；企业需要具有个性的人，因为差异是竞争的优势所在，但教育行政部门却以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考试压制和毁灭孩子的个性发展；企业需要善于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从来没有鼓励孩子自主寻找信息和运行信息；企业需要身体健康有活力的人，而教育行政部门却以残酷的考试竞争毁坏孩子的身体，造成成千上万的“分数状元”和“健康白丁”。这样的控诉，我们还可以一排排地不断写下去。
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与现实中企业和社会的需要背道而驰，而真理不在教育行政部门这一边。在教育上谁应当说了算，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还是企业和社会说了算，当然只能是企业或社会，因为孩子今后生活的舞台就是企业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的权利应当还归企业和社会。市场经济已主导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因此在教育问题上，只能听市场的不能听官场的，这样简单的道理，还需要再讨论吗？教育行政部门不代表市场，所以必须还学政于社会，还学政于学校，还学政于教师，还学政于企业，还学政于百姓。
难以实现的愿望
以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和原则为核心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造，这样的想法并不完全是出自我的实践体会。国外的教育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
1988年，美国出台了一个国家质量奖（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这是政府授予美国企业的最高奖项，以表彰绩效优异的企业。从1999年开始，这项奖项向教育界开放，美国任何一个大中小学，都有权利申请这一最高质量奖。也就是说，评价企业绩效的标准与评价学校的标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重合，企业标准向学校延伸，这是一个以企业为本位的国家才可能做得出来的事情，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最具竞争优势。这件事在国内的杂志上有介绍，但不可能引起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兴趣，因为这样的标准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管理正好完全矛盾。这个标准要求学校必须研究和了解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变化，并将这种变化迅速转化为课程的内容。我们的教育部门要了解的只是上级领导的意志和自己的权力需要；这个标准要求培养学生面对市场问题和解决市场问题的自主能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所要求的，是学会考试取得高分的能力；这个标准要求学校认清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化和人的天然禀赋的多样性，要求对所有不同的学生给予平等的发展期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以单一的考试分数对学生进行三六九等的排列，以陶汰多数个性丰富的学生为已任；这个标准要求学校培养学生自尊自信的能力，给学生成就感，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则破坏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自尊自信，使学生厌恶学习，在学习中没有成就感。
在教育思想领域，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所有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无非都在强调要尊重和发展孩子的个性，让孩子在学习中感到欢乐、感到成就、感到成长。一个国家的教育搞得好不好，真的不在于教育思想新不新、好不好，而在于教育权力是否被社会所拥有。只要打破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垄断权，多元的社会力量就会营造出多元的教育发展，而企业的原则就一定会透入教育领域，真正培养出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人才队伍。我这样说，我欣赏这样的绩效标准，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只是人家搞得更早更系统，引起了我的共鸣。作为一个曾经从事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人，读到关于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介绍资料后，我感到非常理解，心里很激动，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希望能在我们南洋学校里进行一些尝试。专家们开玩笑说：“好是好，但等你当了教育部长后再说吧！”一句话就把我推到的冰窟窿里了！我们不是不可以尝试，但如果这样，就把我们南洋学校推向死路了！我们可以组织一些产品让孩子去卖，卖回来的钱作为对孩子的奖励，这可以训练孩子的说服和营销能力；我们可以组织材料，让孩子学习自己做一些玩具，训练他们的生产能力；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个性和特点，在学校里开发不同的学习模式，由孩子来选择，这样可以训练孩子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能力；我们可以组织孩子到校外从事公益性活动，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社会性；我们可以设立小发明奖，鼓励孩子从事创造性活动，让孩子从小习惯于创新思维。我们可以从电灯、校舍设计、自来水这些孩子熟悉的事物来分析数学关系，使孩子知道我们的物质财富是由于掌握了数学关系的结果，让孩子知道数的关系无处不在。水为什么会上山？电是如何到这儿的？这里面有那些数学关系呢？以此培养孩子寻找数学关系的兴趣，实现数学学习的本来目的；我们可以常常举办小小说和诗歌大赛，训练孩子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使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提高，实现语文课的真正目的；我们可以找来反映世界各国的电影片科教片，教师与孩子一起讨论分析，让孩子从中学会全球化思维；我们可以组织孩子一起分析他们所用的食品、衣服和用具的来源，引着孩子们搞市场调查，追踪一些商品的市场变化，让孩子明白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的原理；我们可以像《史记》那样，像评书说书人那样给孩子讲解历史人物的故事，让孩子通过具体人物的言行来掌握历史，回归中国历史著作以人为本的传统，这样孩子的历史兴趣会得以提高，实现历史课以伟大人物来教育孩子的应有之意；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医院，让孩子了解一些典型病例，使孩子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自然环境之中，请专家给他们讲解树、草、山、水、鸟，让他们了解自然亲近自然，体会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让女孩子练习体操和芭蕾，使女孩子举止文雅、仪态优美；我们可以让男孩子练习武道武术，使男孩子身体健强、意志坚决、刚毅勇敢；我们可以请各领域的成功人士到学校来，给孩子讲成功背后的努力与艰辛，以活生生的例子让孩子明白“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从孩子的生命需求和未来市场竞争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探索许多训练的方法，但是，这一切都占用了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与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控制的应试教育毫无关系，考试分数一下来，教育部门不给你评优，让你出丑，不明就里的家长也不会答应，学校的声誉下跌，好心绝对不会有好报。我如果强行推动这种以企业绩效标准为核心的教育评价模式，等于是自己砸学校和老师们的饭碗。也就是说，为了孩子的命运，我们可以开动脑筋充分想象，探索各种最有益于孩子的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但是，只要有教育行政部门的严密管制在，我们的理想就变成了幻想，热情就变成了冰水，激情就会走向愤怒。你们要控制全部的教育权力，你们就把事情好好做好呀！你们控制着权力，只知道以权谋私，不好好干事，不管教师的成长和学生的死活，又不让别人来好好干事，你们算是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造成一个好心一定没有好报的社会呢？
教育收费问题
是谁在乱收费？
2003年7月，农民景统仕的女儿景艳梅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学费要1万元。景统仕家里贫困，只好外出借钱。但他家里有的也只是穷亲戚。景统仕外出几天，空手而回。他听说可以为女儿申请大学的贫困生资助，就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没想到盖几个公章有这么难，他最终还是没有盖下章来。2003年7月14日这一天，景统仕喝下了农药。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在 2003年8月6日播放的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面对电视镜头，景艳梅哭着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眼前。他就跟我嫂子说，我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
看完这个片子，我实在找不到语言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们南洋是民办学校，但我们每年都要免费招收相当一部分品学皆优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应当为品学皆优的贫困学生提供帮助，为什么要向贫困生收取这么高的学费呢？国家有助学贷款等政策，为什么景统仕的办不下来呢？我心里只有愤怒和茫然。在这样如同黄河般污泥浊水的教育恶流面前，我们南洋学校财力有限，我们自己再努力，也解决不了多少贫困生的问题！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我们个人点滴的努力可以改善的，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必须有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革M。第二天，我将自己在南洋教育集团的股份全部给了别人，我彻底退出了南洋教育集团。我早就知道大学收费愈来愈高，景统仕这件事，刺激我追踪公立学校的收费问题，刺激我思考教育收费与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教育乱收费背后的邪e机制了！
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慢慢清理出了头绪。1994年以前，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的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按考分选拔录取+公费生+工作统一分配”这样的政策，从1977年延续到1994年，约有17年的时间。17年的时间，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公立学校也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1994年起，高校招生开始改为缴费上学，经过6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缴费上大学基本在全国高校推开。一些专家论证说，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是一种教育投资行为，理应收费。就这样，教育迅速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普通家庭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前面所述的陕西农民景统仕的悲剧，就是被高等教育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是不是没有行动呢？也有。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教育财政每年拔款约1亿元，用于对中央部属高校中贫困学生的资助，到2002年，这笔资助提高为每年2亿元。高速公路每公里成本就在1亿元左右，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贫困大学生，教育财政每年只拿出2亿元，这只能是杯水车薪了！给我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做秀！
高中属于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我国高中招生，从政策上看应当是按照划区招生、就近入学、学生享受公费培养的政策。高中的收费，是从“择校生”交的“择校费”开始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培养支持重点学校的政策，人为造成了校际水平的差距，有权有势有门路的家庭，不愿再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办事，拼命将自己的孩子塞进重点学校，“择校生”开始出现，重点学校利用家长这种选校心情，开始以赞助费等各种手段实行收费招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些本来就属于重点学校划片招生区域的孩子，也必须交费上学了。1995年3月27日，国家教委召开了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义正词严地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但是，据《人民日报》科教文部的一份调研报告，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京海淀区“教育改革试验区”在全区率先恢复了小学毕业升初中的统考，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一半名额收费录取。收费标准是：海淀区的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收3~5万元，如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每名学生收4万元。北大附中、清华附中还分别在香山中学、北京47中办“分校”，全部学生高收费，每名学生1.3~3万元。“十一学校”1995年只收了17%的义务教育生，其余名额均是收费“实验班”。初中择校收费马上扩散开来。到1996年，初中收“择校生”并收取高额费用之风已遍及全市重点学校。收费情况如下，北京市重点学校每名“择校生”收4~6万元，如二中、五中；区重点学校在3万元左右，如35中、14中；还有“准重点”，定价为每名学生约3万元，这些学校共有80所左右。初中高收费与高中高收费相互刺激，到1996年，高中招收“议价生”的收费标准，市重点学校已突破8万元，区重点已突破5万元。重点学校不断拉高录取分数线，以将更多的孩子变成“议价生”，收取高额学费。
1995年~1996年，北京教育界的奇观是：一边国家教委在高喊“就近入学，禁止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一边是国家教委眼皮子底下的北京各重点中学开始了大规模的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的收费运动，双方各得其所。一方面国家教委“贯彻落实”了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反腐败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是北京各重点学校实惠地狂收学费，大家相得宜张。这样的“双赢”（教育行政部门嘴上不断反对乱收费和重点学校拼命不断乱收费同时并存）模式，被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重点学校蜂起效仿，反对教育乱收费的文件愈来愈多，而教育乱收费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曾问一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朋友说：“明明知道管不住，明明不想管，为什么又不断发各种禁止乱收费的文件呢？”这位朋友给我面授机宜说：“发出了文件，说明我们重视，我们的责任就解脱了。上面说过了，下面不执行，这是下面的事。谁想真去执行！过去几年，择校生所交的高额费用，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要流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账户，然后再分出来给学校。大家原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现在，择校生交的费用，开始流向名校所办民校，屁股就控制了脑袋了。实在闹得过分，引出事件，找一两个下面的替罪羊就行了。上面永远没错，永远处于主动。”原来如此！原来他们不是不明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
中国公立教育高收费浪潮的引发者，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以国家财政经费喂养出来的公立重点学校，而它们高收费活动的积极保护者，就是不断下文反对乱收费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保护，从上世纪90年代的暗保发展到了2003年的明保，脸上的面具终于公开扯下来了，这就是鼓励重点中小学“名校办民校”和鼓励大学兴办二级学院的“独立学院”政策的全面出台。至此，教育乱收费全部合法化，而且乱收来的费用，进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关系户（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的股东）的腰包。
2003年7月，教育行政部门发出《关于公办高中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的通知》，要求公办高中在招收择校生时，必须严格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看到这样的通知，我就会想起1995年3月27日教育行政部门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上“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的禁令。最近，教育行政部门又确定了“公立学校不择校，择校找民校”的政策。多年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这样的政策是想说明，择校费不要交到公办学校的账上，要交到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举办的民校的账上。一句话，把钱直接交到我的私人账号上。
根据今年中旬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信息，全国价格举报的六个热点问题中，教育乱收费居首位，其次才是交通运输、医疗服务、房地产和物业、电力电信、政府职能部门等。教育至此成为中国十大垄断暴利行业的第二名。
过去的十年，中国公立教育领域最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老爹们（教育行政部门）不断高喊禁止教育乱收费，而他们的儿子（重点学校）则不断提高乱收费的强度，最后，老爹们、儿子们、利益关联者们，大家一起挽起手来，通通变成“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合法股东，海盗们就这样上岸洗钱了！“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就像蚂蟥一样吸附在重点公立学校身上吸血。公立重点学校录取线只要略提高一点，就会将成千上万的学生逼向“独立学院”或公办“民校”，钱就哗哗地收。教育行政部门仍然沿用传统的老办法，嘴上要求各“独立学院”和公民“民校”名称要独立、财务要独立、学历文凭要独立，实际上则睁只眼闭只眼，以此让这些蚂蟥们疯狂吸食纳税人的血。就这样，教育行政部门这清水衙门变成了铜气熏天的大钱庄，学校这教育圣地变成了黑暗的营利场。
讲到这，谁在乱收费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已经会有结论了。
公立中小学不收费，公立大学低收费
公立中小学校绝不能收费，公立大学低收费，但也要保障低收入家庭品学皆优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这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所应保障的基本条件。所谓公立大学低收费，低到什么程度呢？必须有一个量化的标准，这个标准无论如何测定，都不能超过国民人均年收入水平的50%以上。
贫穷家庭有才华的孩子普遍得不到社会承认，这样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教育公平是打破阶级隔层的根本办法，教育普及是让贫困家庭的品学皆优的孩子地位提升的根本途径。公立学校绝不能竖起高收费的围墙来强化中国社会阶级隔绝。社会阶级的封闭的隔绝，从来是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教育政策不能成为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动荡的负面力量，而应当成为社会和谐和阶级团结的正面力量当代社会，教育日趋成为阶级分化的基础性力量，知识的差异愈来愈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因此普及教育和知识，推进教育公平，是打破阶级隔离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措施，因此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主要就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这样的道理，放之世界而皆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教育不是承担着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的功能，惟有近几年的中国公立教育改革除外。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大开公立学校收费之门，使教育成为社会矛盾的激化源头之一。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保护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提高效率和强化国家竞争力量，从来都承认并保护合理的社会竞争等级。但同时，为了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也下大力气解决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的问题。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教育部机构法》中规定了联邦教育部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保证联邦政府关于人人得到平等教育机会的承诺得以实现”。美国联邦教育部权力很小，无权干预学校教学，每年掌握的经费仅为300亿美元，但就在这300亿美元中，有36%左右直接用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联邦教育部门是干什么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扶贫。
美国有公立中小学88223多所，占全国中小学数的76%左右，承担了89%的学生容量。公立中小学一律免费，孩子上公立中小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认为，公立学校是由纳税人交的钱建立的，要对所有孩子公平开放。无论你搬到什么地方，只有有了固定的住所，带上孩子的身份证明，到当地的学区委员会申请，就可以安排孩子入学。如果一个学区内有许多学校，家长有权自由选择其中一家学校让孩子读书。任何公立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所属学区内的孩子入学。美国公立学校不仅免学杂费，也免教材费，甚至还为低收入的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美国农业部每年向公立中小学提供87亿美元的财物，用于实施儿童营养计划，这些计划也主要是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的。怪不得有人说，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社HZY的色彩更浓。
在发达国家中，北欧国家的公立大学收费最低，而美国公立大学的收费算比较高的。2002年平均收费水平达到了4694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年收入的13%左右。公立大学收费标准，仅相当于私立大学收费标准的23%左右。而且，私立大学设立各种奖学金，国家也开放各种社会助学基金，教会、企业和各种社团对贫困学生也有极大帮助。在美国，股本金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社会基金就有3000多家，它们都开展各种资助教育的项目。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全社会热心于教育的资金都被调动了起来，无论家庭经济情况如何差，只要孩子品学皆优，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不上起大学。与此相比，近年我国北京地区明文规定的大学收费约在4200~6000元不等，这几经达到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5%~78%的高水平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指导性标准，从来低于实际的收费标准。前面所述的东北师范大学并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费标准，就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平均收入线。公立大学收费，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发达国家，公立大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我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公立大学收费敢超出国民人均收入的50%以上。在保护公立学校高收费的行为上，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算得上是“敢为天下先了”。
公立中小学乱收费，除学校负责人的主观原因外，是不是没有客观原因呢？客观原因也确实有。与公立学校的校长们交流，他们也有苦衷。他们说：“不准收费，那么学校的营运无法维系，财政拔款不到我们支出所需的一半，要我们自筹。学校靠什么来自筹，不靠学费靠什么呢？现在校长们在忙什么？不就是在忙钱吗！没有钱就留不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搞关系。如果我们不会搞钱，不敢分钱，我们这些校长如何当？”查一下资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并不是在讲假话，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367.66亿元，其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83%。也就是说，有2317亿多是各学校自筹的，主要是来自家长们。能不乱收费吗？有人因此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1%，太低，这是全国公立学校乱收费的根源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提高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财政投入不足，当然是我国公立教育供给不足和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一个原因，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了多年，仍然没有较大改观呢？近年来，我国税收占GDP的比例直线提高，税收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GDP增长2位数以上，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但是为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却一年比一年减少呢？2002年就比2001年减少了5.08个百分点。财政教育投入本来就不足，而且许多资金并没有用到学生身上，这是公立学校乱收费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我国的教育财政支出和支出审计，从来是一个黑洞，纳税人无法参与决策，为什么财政收入年年增高，但我们的财政教育投入仍然不能保证公立中小学yun行经费呢？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公大楼、宿舍修得很好、超标准超数量用车，而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却破败不堪呢？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投票表决，大家一定会支持加大财政教育投入，让公立中小学一律实行免费的。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监督，大家一定会让更多的财政教育投入经费真正用到教师和孩子身上，而不是大量用到教育行政官僚们身上。按2002年的数据，只要财政教育投入再增加2300多亿元，就应当可以保障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了。据有关研究，每年各级政府公款吃喝，就吃掉2000亿元。每年公车使用支出费用，就耗掉3000多亿元。也就是说，只要管好基层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就可以轻松地挤出5000亿元的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一半，就足以让全国公立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部免费招生了。显然，变黑财政为透明，实现财政民主化，让纳税人知晓并参与财政决策，是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要开放社会各种非公教育基金的建立，对企业用于对贫困学生的支持款项，要抵扣税收，以鼓励广泛的社会助学活动。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保障每个孩子免费上公立学校的机会，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企业和社会的助学活动给予开放和保护。
私立学校必须公平竞争
公立中小学不能收费，这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公立大学只能低收费，这是社会公平的条件。私立学校有权自主收费，其地位由市场来定。但是，私立学校的竞争必须公平，这同样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
公立教育不能收费，这在情理之中。私立教育必收费，这也在情理之中。从中国教育史来看，孔夫子是第一位开办私立学校并收取私立教育费用的人。孔夫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修”，指干肉，十条干肉为一“束”。“束修”就是十条干肉。孔子这句话是说，学生自已带来十条干肉，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也就是说，十条干肉是孔子规定的入学最低价格。教师首先要能活下去，才能教育学生。学校首先要有足够的经费，才得保障正常运行。孔子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财政供养，他不收学费，如何养活自己教育学生呢？好在当时没有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孔子的收费标准，也没有听说有税务部门来找孔子收税，不然，孔子未必能收到三千学生并培养出七十二贤人。更没有听说当时有什么部门来规定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考试。孔子如生在现在，他一无文凭二无教案，述而不作，又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又没有教学许可证，又不按统一教材教学，又不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考试，为了因材施教而故意不规定统一的标准答案，而且他还自定教育收费价格，不上税，这些罪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让一个县教委主任禁止他教学，闹不好还要被关进牢里。如果没有教育开放、思想自由、教育自主、收费自由的环境，孔夫子是当不了孔圣人和教育家的。中国二十多年来艰难发展的民办（私立）教育，走的是孔夫子的路，但却没有孔夫子所拥有的那种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大家都是戴着精神和经济的双重镣铐搞教育，所以一个教育家也出不来。
相比起我国，在西方发达国家，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政府以财政资源提供教育公平的较高底线，人人可以享受基本的教育。但如果有条件的家庭不满意公立学校提供的公平教育的底线，可以自己出钱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从教育资源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使有钱家庭的孩子不用再来占用公共财政资源，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可以支持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真是一举两得。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教育行政部门过去多年就是不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有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在骂民办学校为高收费的“贵族学校”，要求对民办学校的收费进行调查和控制，真是缺少眼光和责任心！他们不明白到民办学校的孩子，多是不适应公立应试教育的孩子，他们不是什么“贵族”，而是应试教育标准下的“弱势群体”。这样的看法，带来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学校的管卡压。从收费来看，“（民办）学校必须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并使用有关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类似的规定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的收费问题管不住，但对民办教育的收费问题则盯得紧紧的。在不少地方，民办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的价格，要由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来确定。民办学校要取得学历教育资格，必须提供出以下一些条件：学校校园面积得有150亩，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不少于70人，适用的教学仪器总值不得少于600万元，适用图书不得少于80万册等等。无数的管制性的烦琐政策，将无数教育热情粗暴地阻挡在了教育的门槛之外。
从更根本的价值观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不是什么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恩赐，这本来就是教育权的社会化问题，本来就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教育领域的体现。美国大学公立与私立并存。私立学校中，又分营利与非营利的两种。不营利的私立学校，指学校拥有者不分利润走，而营利的则可分利润。营利的私立学校有614所，占全美高校的26.6%。2003年，全美私立学校学费平均水平为19710美元，私立学校学生年平均花费约为26860美元。虽然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35060美元的高水平，但这样的私立学费和教育花费水平（占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76%左右）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私立收费学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孩子不再来占有财政教育经费，美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才能突破80%的高水平。
私立学校的发展，能为低收入家庭留出公共教育资金，因此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这样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人想不明白。正是因为想通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在保障公立教育中小学免费和公立大学低收费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总是说，要防止有人借教育之名来谋利，他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教育是一个十分赢利的行业，那么就会有大量资金涌入教育领域，最终必然在各学校的竞争中趋向平均利润率，而教育供给总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扩张了。从经济上说，没有赢利的空间和机会，没有赢利的预期，就根本不会有资本进入。如果要使私立学校得以大发展，从逻辑上就应当给私立学校创造出更多的赢利空间，以便让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多年来就是悟不过来。十二年来，我们没有将南洋学校的收入拿出学校系统的范围，我们不断将南洋学校的收益集中起来投入建设新的学校，以收费养学校，以收费扩建新学校，终于建设出来了十二所优秀的学校。如果没有足够的赢利能力，我们南洋学校靠什么来积累和发展呢？资本追逐利润，如果教育领域充满赢利的空间和可能，谁会将资本抽逃出去呢？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事业充满了赢利的机会，那么不用教育行政部门做什么说服动员工作，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并留在私立教育领域之中发展。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多一些利润空间，我们的教育供给不应当这样紧张，我们公立学校就不再有理由来狂收费了。
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谓步履维艰，步步艰辛！粗略概括一下，建国后中国的私立学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改造和消灭的阶段。建国以来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本占中国教育半壁江山的私立学校几乎被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是开放和打压并存的阶段。邓小平改革以来，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开始逐步鼓励民办学校发展，但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却紧紧盯死和管制民办学校，就怕民办学校赚钱，千方百计压缩民办学校的收益空间，民办学校这个后娘养的孩子在歧视、冷眼、不公平待遇中艰难生长。第三个阶段，就是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膨胀阶段。教育行政部门打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旗帜，以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全力以赴扶持自己的由官僚资本控制的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所办的私立“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所办私立的“民校”），让与自己有关联利益的私立学校来占有生源和利润空间，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私立学校进行围剿。就在短短的一、二年时间内，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就将原有的民间私立学校逼死了一大片，剩下的也只能是赶快投诚受招安，苟颜残喘，难看到出头之日。南洋教育的十二年，是我们辛辛苦苦努力的十二年，现在我们却眼睁睁看着我们养大的姑娘只有为教育官僚资本当小妾或当妓女的份，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两种命运，一是当定了奴隶的时候，二是想当奴隶而当不成的时候。中国真正的民办教育，似乎就是这两种命运，过去十多年，是多少当定了应试教育奴隶的时候，而现在，逐渐进入了想当应试教育的奴隶都当不成的时候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真是变化快，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教育行政官僚从绝对不准社会办私立学校到以行政权力直接扶持自己的私立学校，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从一块不公正的石头跳到另一块不公正的石头上。他们将教育行政专制垄断转化成了官商合一的教育官僚资本的垄断与腐败，加剧了中国“坏的市场经济”的恶化趋势。
从经费上来说，我国的教育政策三大罪：一是教育财政不能保障公立中小学校免费教育和公立大学收费低收费；二是教育行政对民间私立学校招生、收费、税收、融资等进行打压和控制，使民间私立教育难以发展；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建立重点中小学，人为造成公立中小学校际教育水平的差异，最后又借发展民办教育之名，将这些优势的公共教育资源转为垄断性的官僚教育资本，这些教育官僚资本赤裸裸地借行政暴力的力量，强占和垄断教育市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呼吁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呼吁要公正的市场经济，不要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没有公平的竞争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就没有社会矛盾的缓解，这个道理对现代中国可能更有针对性，尤其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更有针对性。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的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真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学校的数量似乎愈来愈多，大学也在不断扩招，这些表面成绩所掩盖的，是教育领域里严重的不公平，是教育的腐败，是教育精神的死亡，是教育行尸走肉的存在。
教育乃立国之本，教育兴，国家兴，教育坏，国本坏。再这样下去，中国的教育就死了。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必须严格分离，保障公立教育的公平，保障私立教育的自主，保障私立教育的公平竞争。概括起来，中国社会应当享有以下这些权利；
1、公立中小学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一律免费教育，不准收费。
2、公立大学实行低价收费，任何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水平都不准超过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0%。
3、教育财政投入必须保障上述原则的落实。
4、公立学校不准开办私立学校，已开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民校”的，必须完全彻底的脱勾，以遏制教育腐败和保证私立学校的公平竞争；
5、私立学校自主决定收费标准，私立教育服务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力量自行调节；
6、开放社会各界建立各种形式的助学基金，企业助学资金可以抵扣税金，保护企业和社会支持教育的热情。
教育国际化问题：谁在阻碍教育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教育？
两种教育文化的冲突
“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这是我们南洋的六大探索之一。南洋学校建立初期，我们就成立国际合作部，积极努力寻求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1996年开始，我们南洋学校开始组织孩子到国外进行学习交流，聘请外籍教师来教授英语。2000年，南洋学校与美国南卡州的本里朋（BEN LIPPEN）中学开始国际课程的合作，探索“中外方师资+中外方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2002年，南洋与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教育部、经济发展部、塔斯马尼亚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开展国际合作项目。2002年9月，大连南洋中澳国际高中开学。2003年，昆明南洋、太原南洋和洛阳南洋也正式开始这个项目，现在中澳国际高中的学生已有200多名。同时，南洋学生也招收了上百名南韩和缅旬等国的外籍学生到南洋学习。
南洋“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可谓步步艰辛。最初我们引进外籍教师和外国教材，目的是希望学习国外好的教学经验，在引进的基础上形成我们南洋融东西方教育优点为一体的教学文化。但从一开始，我们南洋国际合作部与各学校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西方国家的教学活动，建立在个性教育、师生平等、互动式教学的基础上。而我们的校长们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不得不以升学率作为考核标准，不得不以提高应试成绩这个目标来组织教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我们国际合作部试图推进的外国教学模式当成麻烦。要么是我们的外籍教师有意见，要么是我们的校长有意见。当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和校长们的抱怨都将反映到我这儿时，我开始体会到了西方国家教学模式、教育制度与我国教学模式和教育制度的对立。我心里认为，我们外方合作者带来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本的，他们更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更尊重学生的人格，在教学过程中更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师生互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有一种愉悦的氛围。但我慢慢明白，这种以学生为本的个性化教育的花，是以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文化为土壤的。我们可以将花移置过来，但我们却移置不了这花所依赖的土壤。将花移了进来，在不适当的土壤中很容易枯萎掉。虽然外方带来的教学方式更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但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下却很难行得通。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教育模式，无法融合在一起。我国教育界似乎有一种提法，这就是说西方的基础教育不如我国，高等教育优于我国。因为我国中小学生基础扎实，而西方国家的中小学生知识基础不好。其实这是一种愚蠢的看法。凡事皆有利弊，我们的中小学生为换来一个“基础扎实”的赞美，却失去了他们的独立个性和创造性的思维习惯，我们这种严格管制下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实在是弊大于利，对孩子的生命发展根本不负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科学成就主要出在西方国家，目前企业领域的核心技术也主要源于西方企业和研究机构，这就是人家教育得法的明证。这几年到美国参观中小学，给我的大体印象是，西方中小学管理宽松，学生自由自在，教师鼓励学生表现自己，文体美活动很多，不像我们的中小学管得这么紧。我非常认同这样的宽松教育模式。我认为中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强化身体和培养创造性的思维习惯，知识记忆只能是次要的。要有一个好身体，就得多玩多运动，要形成创新的思维习惯，就得养育出蔑视权威和独立思考的心态。这两点，正是西方中小学教育的长项，而正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所不允许的。与我们的应试教育不同，我们的升学压力减少了学生玩弄和运动的时间，我们的考试压力逼学生顺应权威和死记硬背死知识。爱因斯坦说，我从来蔑视权威。如果他不蔑视权威，他如何能突破牛顿物理学的框子，搞出相对论来呢？一些教育领域的学者专家们最近在讨论“学生主体性”问题，我看发达国家的学校就是以学生的身体和自由发展为核心的，就是注重学生主体性的。但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却如同训猴一样地训练记忆和奴性思维。我们南洋虽然是民办学校，我们追求更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但是，如果一点不按国内这种训猴方法来折磨学生，我们学校的平均考分就会下来，那就没有生存的余地。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我十分希望能过国际合作，实现一种融合。我希望南洋的教育模式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让南洋学校在国内分数竞争中不落下来，但又要将国外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模式引入。到现在，我承认我这样的希望是破灭了。
在教育环境逼迫下，我们最后不得不放弃通过国际合作而在教育思想、课程设定和教学模式上的探索，转而将国际合作主要定位于为学生的出国留学服务，中澳国际高中正是这样的探索。它的设定是招收高中生进行培养，获国内和澳大利亚的高中毕业书两种毕业书，高中毕业后到塔斯马尼亚大学或其它西方国家大学读书。这样，国际合作的项目就脱离了我国高考应试的轨道，与南洋学校的其它学生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的教学单元，这样国际合作教育与国内教育就不再混在一起，各走各的路。这样的分离，是环境和形势所迫，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教育模式，不同的考试制度，很难融合在一起。从南洋学校的管理上来说，是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分开管理，但从南洋教育本身的探索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我们冥顽不灵的、僵死的教育制度抗拒下，我们实在无法将西方素质教育的好的经验吸纳进来，我们融合东西方教育思想和方法的长处的愿望算是失败了。
可笑的被殖民恐惧症
在国际合作上，最令我心痛的失败，是南洋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合作谈判。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希望能对中国的民办学校予以支持。作为中国民办教育的代表之一，我代表南洋与国际金融公司开始商议教育合作事宜。从1999年~2000年，我先后与世界银行当时的行长彼德?沃森、副行长斯蒂格里兹（著名经济学家）有过直接的交谈，他们对南洋和中国民办教育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期望和信心。初步商定国际金融公司对南洋给予2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3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但是，这么好的合作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步步艰难，不仅没有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支持，而是遭到种种阻挠，直到这个项目无法再深入下去。我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热情支持，而是一些教育官僚种种冷漠的脸嘴和小动作，我迄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样的项目，对南洋是一件好事，对中国的民办教育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南洋也有足够的实力承接下来，但为什么就得不到教育行政部门起码的肯定和支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困惑了相当的时间。除去教育官僚的嫉妒、我不会搞政府关系和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外，是否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个项目的失败让我左思右想了好几年，最后我将教育行政部门阻挠国际合作的深层原因概括为“被殖民恐惧症”。近几个月来，我有时间来查找资料和与专家交流，希望追寻这种“被殖民恐惧症”的来龙去脉。随着我对此了解的加深，我从愈来愈多的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中发现了这种病症，甚至从许多专家学者所写的文章中，我也能闻到这种病症的朽腐气味。我感到，中国现在已经走上了全球化的道理，而我们相当一部分教育官员的思维仍停留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惶恐心态之中。我认为，如果教育官僚群和一些学者专家心中这种可笑的“被殖民恐惧症”不从根子上消除，中国教育的国际合作难以有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教育管制封闭落后的状态将难以有根本改观。
今年8月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位研究人员到我家里来玩，我们谈起教育国际化问题。他十分深思熟虑地说：“教育国际化从短期来看有好处，从长期来看坏处大。过多推动国际合作，过多搞中外合作办学或者外资独资办学，短期看带来了资金和新的教育模式，但从长期看，这会使中国教育愈来愈依赖外国资金和外国教育模式，造成国民对西方教育文化霸权的认同，这就会危害国家的教育主权，危害国家的文化安全。”我们南洋推动教育国际化时，似乎没有从这样的角度思考过问题。对他这样的看法，我当时一时想不好，没有做什么评价。后来与更多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或研究人员交流，我发现类似的说法还十分流行。我慢慢发现，这种流行说法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许多与国际合作有关的文件和政策规定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以2003年3月1日公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例，中间有这样一些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其它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未经批准，不得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聘任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经审批机关核准。中外合作办学者不得举办义务教育性质的教育的机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1/2等等。从所有这些行政限制性规定中，我们能体会出一种担心和恐惧。担心外国教育机构独资办学，担心中外合作大学的校长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权转到外方，担心中外合作教育机构自主收费，担心中国国籍的人控制不了理事会。我发现，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外合作办学及国内民办教育的有关政策，精神都是一致的，都存有一种担心，担心自己失去权力，都希望严加控制。也就是说，对外国教育力量忧心忡忡，对国内社会教育力量忧心忡忡。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充满着“两怕”，一怕外国人，二怕百姓。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虽然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虽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已提出“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虽然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也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但是，这样的教育开放思想一落到具体实施环节，就烟消云散了，留给社会的就是层层管卡压，就是种种限制性框架。中国分管教育的有关领导曾很开明地说过，中国的教育要发展，不能仅靠公立教育一只轮子开独轮车，这样难开好。要加上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教育两个轮子，形成三轮车，这样才跑得远跑得稳。这些大道理，教育官僚们都明白，但一到具体实施中，就不断砍伐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教育这两个轮子，搞得中国教育车走得歪歪倒倒的。民办教育的篇章我已说得够多，在此仅谈谈国际教育合作。从上述规定来看，关于教育国际合作这样的规定，首先将国外私立大学排除在外了，而国外最好的大学，往往是私立大学。其次，不准国外资金进入义务教育阶段，这也将国外私立中小学排除在外了。把国际合作教育规定为纯公益事业，要求收费要用在教学上，这就将国外教育资本挡住了。校长要由中国国籍的人担任，而且要经过教育行政部门任命，所收学费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这就将国外有影响有规模的正规学校几乎排除在外了，谁愿意来受这种窝囊气？这样的规定，传达出来的信息似乎是：你可以来办学，但必须与我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你如果接受不了我的专制权力，那你可以不来。说到底，你爱来不来！最好别来。中外合作办学对提高中国教育供给的贡献作用，中国的家长和孩子们对此怎么想，他们才不管呢？在这样的限制政策下，要想让中外教育合作成为中国教育的三个轮子之一，怎么可能呢？
我们的家长送孩子读书，追求的是低学费和高质量的教育，为的是孩子今后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过上稳定的好日子。在家长眼里，教育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就是为孩子的未来社会生活进行准备。在家长的头脑里，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对“国家教育主权”的担忧，他们也不会管中国教育是否依赖外国投资和外国教育模式，更不会关心什么“西方教育文化霸权”这些概念。孩子能学好外语（西方教育文化霸权的最核心表现），家长会很高兴，因为这有助于孩子的就业发展。孩子能掌握更多的外国知识，家长会很高兴，因为这能开阔孩子的视眼，为孩子今后闯世界奠定基础。学校有外籍教师，家长会高兴，因为这能表现国际化教育的正宗味道。孩子能顺利留学，家长会感到高兴和自豪，这可能保证孩子一生的就业。很明显，我们的家长们和孩子们并不怕孩子出国留学，也不怕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学，甚至希望有愈来愈多的外国机构来中国办学，这样孩子的教育选择机会就更多了。显然，百姓并不怕外国人。百姓心中的想法，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呢？对国家来说，百姓的需要重要呢还是教育行政官僚的需要更重要呢？是成亿成亿的百姓的判断正确呢还是少数办公室的官僚判断正确呢？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说过：“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说，优秀的执政者内心总是没有自己的封闭固执的陈见，而是以开放的心态，追随百姓之心的变化。百姓之心才是自然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执政者的心态不能与百姓之心相左。百姓之心不怕外国教育的进入，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怕，百姓之心不怕私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我
教育部的文件不断在提倡要加大学校的自主权，但是，现实表现却是对学校愈来愈密的控制。不办学校的人很难体会到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行政部门各种检查十分的机械和复杂，学校和教师对此皆苦不堪言：例如，面对“合格校验收”制度，学校要上交的检查资料就有安全教育制度、工作制度、教导教研制度、学习制度、考勤制度、办学规划、会议记录、家访记录、各科教学计划等等。面对“年度检查”制度，学校要上交“工作总结”，其中包括工作总结、教研总结、安全教育总结、德育工作总结、少先队工作总结。同时，我们学校还要应付各种定期不定期的“对口检查”，如电脑培训、绿化、安全设施、教学改革、升学率指标、教师听课记录、教学日志、单元测试、抽考记录等等。我们的校领导班子和教师们辛辛苦苦准备好这些材料，教育部门的那些大小官僚们会认真看吗？从来不看，这只是一种形式和程序。教育官僚们不是不知道这只是形式，但是还是要求学校一定要按规定准时交上去。校长与教育部门官僚的个人关系好（吃饭送礼、办个人私事），检查就完全流于形式。如果关系不好，教育部门的小官们就折磨你，有的小官骂校长和教师就像骂孙子似的。这是在为学校好吗？是在为学生好吗？不是，纯粹是在玩弄权术，官僚们只是通过这些复杂烦琐的形式提醒学校和教师们说：我们，只有我们这些官才是教育的真正主人。我们的政府法律和文件从来强调的是公民的受教育权问题，但从来不讲公民社会的教育权的问题。教育官僚们最不愿被削弱的，就是他们控制和垄断的教育的权力。我慢慢明白，我们的老师并不是灵魂的工程师，最多只能算是灵魂工程助理工程师，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我们的许多老师被迫成为他们的帮凶。中国社会信yang之沦落，德行之败坏，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教育行政部门的灵魂工程师们搞坏的。
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造成了教师队伍精神上的大缺陷。在教育行政部门以考试制度为手段，以垄断利益为目标的严密的控制体系下，我们的教师们普遍因为没有自由而个性萎靡，普遍因为没有自尊而被迫庸俗。公立学校的教师们为什么要逼孩子拼命补课和做题呢？因为孩子的应试成绩与教师的职称、评比、工资、福利、提拔等完全挂勾了，孩子考不好，不仅仅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是跟老师过不去。老师威逼孩子提高考试分数，是老师自己的私利在起决定性作用。每补一节课老师都有补课费，每提高一点全班平均分老师就有尊严。公立学校盛行的“评价如儿戏，分低就没戏”的教师评价制度，也自然会延伸进我们的学校管理之中。校长管理和评价教师，主要依据就是学生的考分，对老师的解聘、晋级加薪最后都得以考分为准。校长为了学校的声誉，狠抓考分。教师为了自己的地位和饭碗，不得不狠抓考分。教育部门的压迫，就这样通过校长转向老师，通过老师转向学生。学生学习压大太大，对老师就有畏惧和逆反的心理，造成了“不让学生讨厌的老师就不是好老师”的现象。谁让我们是应试教育呢？我慢慢明白了一点，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标准控制之下，所谓的好老师，就是那些善于猜题和压题的老师，就是那些能够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极为严密的控制的老师，就是那些信息灵敏，善于通过关系搞到出题、考卷情报的老师，就是那些在考场上能最巧妙地教孩子作弊的老师！也就是说，所谓好老师，就是那些最不顾孩子的个性和特点，最不顾孩子的身体和心灵发育，最不顾孩子终生命运的老师。2001年，山东曹县高考舞弊案，近80人涉嫌替考，老师成为找人替考的“掮客”。2004年，河南濮阳高考舞弊案，多名中学教师参与传递答案，据说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由于分数决定到老师的根本利益，一些学校的老师在考试时，从编位置上做起，将成绩好的学生的前后左右，都安排上几个成绩差的学生，让他们偷看作弊，这样来提高全班考试成绩。公立学校发生这种事，处理几位责任人就行了。如果是民办学校发生这种事，整个学校马上就会被关闭。我们南洋不敢搞这样的玩法，又如何去参与分数竞争呢？
令人最痛苦不堪的是，在公立学校这种竞争模式的压力之下，我们校长们为了学校的生源和生存，不得不花钱专门请最善长于应试教育的教师，不得不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和尊重。一位公立学校的校长悄悄给我面授机宜说：“考试分数上去了，生源就来了。要想考试分数上去，决窍只有一个：别把孩子当人看待。要找敢给学生施大压力的老师。”听得我目瞪口呆！怪不得我们南洋的有些教师劝我不要对学生太软，要硬起来！分数和升学率决定着学校的地位，因此教师的等级就是分数的等级，教师的价值就是升学率的价值，这样的规则成了学校一切管理的核心。
小时候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曾对我说：“语文语文，多读会写。读多了好文章就会写了。”我认识一些作家，他们谈经验，仍然是逃不出“多读多写多想”这几个字。但是，现在的语文是怎么教的呢？我认识一位公立学校高三语文的把关老师，他是最会训练学生语文考试的名老师。他告诉我他的办法是：“根据考试的知识点，一个点一个点地磨学生。成语是一个知识点，那就好好练两个星期的成语。拼音是一个知识点，但占考卷分数比例低一点，那就练上一个星期。什么是语文课，做试卷，改题，改错，重复记忆，训练学生注重考点的能力。考试的决窍是，多做试卷题，多复习试卷题。”这样的应试教育经验，不是在教语文，而是在教如何考语文试，这对学生的思考和写作能力完全是一种破坏。
我们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任总，数学学习，重要的是学习数学思维方式。而数学思维方式，首先就是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有数学的关系，这个宇宙是由数学规则组织起来的。其次，就是要学会去找这种数学关系，能找出一对数学关系来，就是伟大的科学家。宇宙自然的奥秘，就体现在数的关系的奥秘之中。但是，我们这些数学教材，只是将过去的科学家找出的数学关系告诉学生，让学生死记硬背好考试，而不是刺激学生的数学兴趣，不是刺激学生去找自然万物的数学关系的兴趣。物理所学的，就是物理现象的数学关系。化学所学的，就是化学现象的数学关系。‘数’穿透一切。但是，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之间，根本没有密切的联系，各教各的，学生看不到其中的根本性联系。无聊的考试破坏了学生的兴趣。我要当好老师，首先就要以考试为中心，也就是说先破坏学生的科学兴趣。”
我们一位高中教政治的老师对我说：“任总，我教政治课真是一种悲哀。我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学生问：‘老师，现在那么多腐败，算不算是主要矛盾？’我只能说，这是次要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因为腐败者是少部分人。学生就说：‘那么说起来，腐败不是大问题了。’我说：‘是大问题，但不是主要矛盾。’学生问：‘如果主要矛盾不是大问题，那么主要矛盾指小问题吗？’现在的学生有想法的多了。我讲我们国家是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和国家领导人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学生就问：‘真是这样的？’我只能说：‘《宪法》和《选举法》上就是这样规定的。无论你们怎么想，要想得高分，只能这样考。’学生就说：‘原来讲假话才能得高分。’你说，我还有什么尊严？我们要求讲诚信，但我们自己首先就不诚信了，我们就这样在扭曲学生。”陶行知谈到教育的核心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但是，我们的好老师，就是那些不敢教学生求真做真人的人。做真人就考不好试了！面对这些情况，当我看到教育行政部门那些强调要“抢抓机遇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引向深入”的文件，心里感受到的，只能用“黑色幽默”这四个字才能形容。
我们南洋许多老师很有思想，很希望在教育上开拓新的空间，但是，在现行专制的教育制度下，我与教师们一样，我们都不得不听从教育行政部门官僚指挥棒的安排，我们都是囚室里的囚犯，我们都是被迫强制劳动的奴隶，我们只是一支难以走出困境的奴隶队伍，我不过是这支奴隶队伍的领班而已。为支撑南洋这12个学校，我累得要命。如果能真能体现自己和许多教师们内心的价值追求，再累也心甘。但是，想到我们教育体制上的这些问题，我愈来愈感到这份自己工作的无聊。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用什么价值观去鼓励教师们努力奋斗呢？鼓励他们当好教育官僚的奴隶？鼓励他们以孩子为敌，为了分数和考试，用大量机械而枯燥的试卷，而把孩子弄成死气沉沉的小老头和小老太太？
专制毁灭人格
南洋学校到现在，使用的仍然是全国统一性的教材，没有开发出自己的校本课程。南洋学校分布在东西南北不同地方，区域差异极大，孩子家庭环境也有很大差异，但所有的孩子用的却是统一的教材，所有的教师遵循的是统一的教学大纲，实施统一的教法。是我们南洋想这样吗？不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曾想过约一些著名科学家、专家学者和我们学校的老师结合起来，开发我们南洋自己特色的教程和能力测试方案，我认为这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想搞出特色教育，要想发展素质教育，教师、家长和学生就应当成为教材编制的参与者，要让教师成为独立自主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教师一定要具有教材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能力。不然，教师年年教一样的东西，职业枯竭，生命发展不了。这样的想法，多年都没有机会实践。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里面提到：“学校可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我找一些有想法的老师商量开发南洋本校课程的事，但是，教师们的反应打消了我的念头。老师们说：“教育部门的教研室负责出考题，教研室决定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的选择，如果针对学生特点开发我们自己的教材，我们的学生在统一考试上肯定会失败。教育部门的官会看笑话：‘你可以不按我们规定的办法教，但你不得不按我们规定的办法来考！’我们搞自己的教材，对孩子是一定好事，对考试却一定是坏事。学生的平均考分跌下来，教育部门一评比公布，我们学校的声誉就完了。家长不明白道理，要到学校来吵闹，要退学，怎么办呢？”面对这样冷冰冰的大实话，我实在无言以对。学校无论有多少创新的想法，也跳不出教育管理部门的手掌心。这样的控制，毁灭了千千万万教师的首创性，苦了教师，最终苦了我们孩子。教师的创新意识和职业尊严被毁灭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和天生的灵气也就这样毁在教育官僚们手中。我们南洋有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很有想法，他对高中课本的选文很不满意，一直期望结合学生特点，搞一套全新的本级语文教材。但今年年初，他约我见面，对我说：“任总，我来南洋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梦。但现在我已失望了，不是对你有意见，而是因为南洋并不是世外桃园，我们挡不住教育部门的控制，我们搞不了新的教育，我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我决定不搞教育了。”要在过去，我会千方百计劝说他挽留他，说些希望在明天，我们一起拼搏这样的话，但是到现在，我自己都快绝望了，我无话可说，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课程决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谁有权来决定我们的课程。在我们大一统的专制的教育制度下，教育行政官僚直接决定学生应当学什么，怎么学。就连如何欣赏一首古诗，行政官僚们都规定有严格的标准答案！对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教师无权决定，对孩子命运最关心的家长无权参与，对中国教育事业饱含热情的著名的专家学者们无权过问，这一切都是教育行政官僚说了算。行政官僚们完全按照自己的那点智力和他们的权力、利益需要来决定考试和课程选择，以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倾向来塑造教师和孩子的灵魂。在社会舆论要求素质教育的压力之下，教育部在2000年前后开始推出基础教育领域的新课程。比起过去僵死的课程，新课程给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空间。但是，令人感到可笑的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对每个人的独立创造的尊重，这就意味着，重要的是将课程选择和编制权下放到学校或教师手中。教育部统一推出新课程，并没有改变全国统一的模式，它仍然是专制的。教育部门对素质教育的理解模式，成为强制推行的统一模式，这本身就是对素质教育的嘲弄。个性化教育都搞统一的模式，还叫什么个性化教育。究其原因，追求素质化教育，也得按教育部的指挥棒转。在教育部推动素质化教育的课程改革中，专制权力之手也仍然在挥舞。当然，背后就有那些与教材、教辅、考试相关的利益因素。只要是统一的，就有垄断利益。在素质教育搞得最好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地，都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和教学大纲，无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教师和家长对课程和教材具有很大的自治权，教师有权参与课程政策的制定，这就使教师的人格自主和专业能力有了发展空间。我们的现实是，教育行政的集权、课程的统一、教材的统一、考试的统一，一切都是为了教育部门控制的便利，一切都是教育官僚在控制。
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巨大的控制权力，我们对教育部门的政策和文件从来十分敏感。研究教育部门的文件和它们现实的做法，我感到了强烈的反差，我概括为“话讲得好，事干得邪”。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各种文件中，新观念满天飞。每届领导都有一些新观念新政策，然后教育行政部门就将这些新玩意写到文件中来，逼着学校和老师学习领会。似乎行政官僚们思想最为高深、道德最为高贵、综合素质最高、办事能力最强，他们完全有资格成为学校和老师们的导师。但是，他们所用的文字愈来愈新，做法却愈来愈陈旧，嘴上讲得愈来愈好，动作都愈来愈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是教育部门近年来两份十要重要的文件，里面都强调：改革课程实施过程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这些话讲得多好！从文件上看，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都是明白的。但是，为什么折磨学生的应试教育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是变本加厉了呢？教育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考评，为什么愈来愈严密、愈来愈机械和量化？孔夫子说，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为什么教育部门的言行如此不一致呢？从这样的反差中，我看出了权力和利益的影子。因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既不愿被人说成没有思想水平，所以他们把所有新辞都说完。但是又不愿失去他们专制的权力和垄断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强化控制。说归说，干归干。如果各学校有自己的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教育部门的官员们用什么统一标准来检查和惩罚各学校呢？他们的权力如何体现呢？如果各学校开发自己的校本教材，教育部门规定的教材、教辅和试卷买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体现呢？长期以来，为什么我们民办学校不断受到打压，我们的老师在职称、评比等方面不断受到歧视，我看原因只有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人选不是教育部门定的，因此不会到教育部门搞关系；民办学校的学费不交到教育部门进行再分配，而许多公立学校收的学费要进入教育部门的账号再拨出来。民办学校与教育部门不是权力和利益的共同体。最近，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秘书告诉我说：“教育部门的一些领导秘书告诉我：“秘书写文件和领导讲话稿，要参阅世界上许多材料，把新的东西都写进稿子去。领导拿来念念，进得了眼，但入不了心，只是应付场面的需要。文件发完，讲稿念完，也就差不多忘了。简不多就是这样。”怪不得如此！我只能用几句话来形容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行为原则：屁股指挥脑袋，利益控制权力。以不公平的权力来获取不合理的利益。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老师会有多大的创新空间呢？为了孩子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教育必须创新和变革，应当更以孩子xing摹⒏注重孩子的身体和?灵的发育、更注重孩子的自尊和个性的发展，但是，为了服从教育行政官僚们的需要，教育就必须应试化、僵死化，教育就要把孩子的个性和自尊彻底磨平。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压抑和扭曲，根源就在于此。当老师们经过统一教研、统一备课、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答案、统一评分标准的严格训练后，手里拿着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参考书和统一的教材走上讲台时，他只是在按教育行政部门输入的规定程序在活动，他们只是教育行政官僚控制下的教学机器而已。年复一时单调、重复、僵化的教学生活、激烈的生学率竞争、考试成绩的排序、评比，威胁教师饭碗的量化考绩改革，迫死教师们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超负荷运行状态，使教师的教育热情和理想不断被耗尽，造成教师普遍存在的职业停滞与倦怠。我们的老师们挣扎在教育部门的管制和孩子的需要之间，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在教育部门官僚的指挥棒下。最近，一些关心南洋命运的老师们不断来找我，劝我向公立学校看齐，劝我不要再搞那些素质教育的尝试，劝我要加强管制，要以试卷练习为核心进行教育，要将孩子的分数与教师的个人利益完全挂勾、统一起来。看着他们真诚的面孔和无奈的表情，我实实在在感到了彻底的无望。
中国专制的教育精神和教育制度，首先毁灭了教师独立自主的人格，随后让教师再来毁灭孩子的独立自尊。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们合起来在干什么呢？先把自我价值追求和理想主义自动毁灭，然后毁灭孩子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最后毁灭整个国家的开放与创新的力量。当我开始将老师们并不理想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与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时，我感到了巨大的困惑与无奈，怎么办呢？面对覆盖中国各个角落的专制的教育控制机器，我感到了个人的无力与缈小。我个人如何来面对中国可怕的教育专制和邪e的垄断特权利益集团呢？我与我的教师队伍一起，我们都是可怜的任人欺负的奴隶而已。现在，每当看到教育部门要求推动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的文件，我就想到我们每个学校面对的教育部门以应试为中心的千奇百怪的管制手法，“强调素质教育与强化管制”，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现象，我们的教育部门可以奇怪地一起用。前者用在嘴上，后者用在行动上。官方文件说：“你们要自主一些创新一些！”但是，囚室中的囚犯有自由吗?有，他可以在囚室里来回走动。官方文件说：“你们要敢于试验敢于探索！”但是，戴着镣铐的奴隶有自由吗？有，他可以戴着镣铐跳舞。有时我甚至想，教育部门的那些行政官僚们是不是由于生活无聊，找刺激，才玩这样的游戏，他们纯粹是在玩弄教师们的人格。
再提教育独立
中国教师身心之疲劳、精神之衰败、人格之萎缩，自尊之低落，对孩子这般之折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从事教育的权利，就在于他们没有自由思考自由创新的权利，就在于教师没有对孩子承担责任的真正权利。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没有对孩子命运负责的条件，还谈得上什么“师道尊严”！没有人格完整的独立与自尊，没有对人与人平等的尊重，还谈得上什么“师德”！早在1922年，蔡元培等人就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要求，中国的教育界还联合发出了《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宣言》，里面写道：“吾国教育界同人，所受教育不独立之痛苦，牺牲学业者有之，牺牲生命者有之，大罢课者有之。而受思想不自由之压迫者，更不知多少。”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领教了什么是“教育不独立之痛苦，思想不自由之痛苦”。蔡元培还说过，“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而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从蔡先生到现在已有几十年了，我们现在真是只能彻彻底底、规规矩矩地做到“循教育部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如果蔡元培先生回到今天，他会如何给我们当代的教育定性呢？五十多年前，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但中国还出现了以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陶行之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在教育上还有一点独立自主的空间。现在我们中国还能有教育家吗？一个都不可能有，剩下的只是专门负责管制教育并从管制权力中谋私利的行政官僚而已。没有教育的独立与自主，从教师中就不会成长起教育家来。而没有教育家的境界和追求，我们老师队伍的人格怎么能够不断完善，老师们的专业能力怎么能够不断提高呢？老师们被逼入奴隶的心态中，被打掉了职业的尊严和上进心，他们还怎么能够培养出独立自主、自尊自爱的学生来呢？在本质上被剥夺了教育权的老师群体，根本无法发展他们的师德，也无法发展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也就成了没有人格尊严和职业尊严的群体了。多少年了，蔡元培先生提到的教育自由和教育独立原则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甚至出现了大到退！几十年来，我国教育的总量大大扩展了，但精神却大大萎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教育不是发展了而是沉沦了，愈来愈沉沦在教育行政官僚们日趋膨胀的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的泥潭中了。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说，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德行，下面必然仿效。2004年6月28日，新华网报出一则消息，原阳县一位叫杜保岑的老师，长期以来上课如同古代皇帝上朝，要求学生向他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学生苗苗回忆说：“杜老师一上课就喊‘上朝’，我们就要跪在地上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杜老师说‘平身’，我们还要说‘谢皇上’，才能回到座位上上课。”正是“杜老师”这样的专制精神状态，才导致了全国性的禽兽老师奸污学生和恶霸老师毒打学生这些恶性案件。公立学校的老师是官员而不是百姓，官员当然可以任意摆布百姓嘛！皇权时代，官师一体化，官就是师，师就像官。这种传统到今天似乎更加严重。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深深体会到，没有人格的自由与平等，就没有人格的自尊，就没有人格的完善。邪e的教育现象之所以在国内屡见不鲜，是专制精神在作怪，专制精神是层层从上面传达到下面的，根子在上面，现象在下面。永顺小学中发生的这样可悲的现象，无非是以戏剧般的形式，真实地传达了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僚们与我们的教师间的关系。第一所南洋学校建立，我就规定一条原则，教室里不设高一级的讲台，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师生平等的氛围。但是，我们南洋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教育等级专制的外部力量，时时在影响我们学校内部，我们无力与之对抗。以我个人的力量，我知道我无力改变大局。但是我也知道，这样邪e的教育专制实在没有理由再延续下去了。
教育思想问题
不是教育思想的问题
南洋教育十多年，就是起起伏伏、问题和困难不断的十多年，也是我天天忙于应付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十多年。我喜欢行动，喜欢直接解决问题，我并不善于抽象思考。我的习惯是见子打子，有了一个明确方向，确定了一个明确目标后，就努力争取去实现目标。如遇到问题，就迅速行动搞定问题。近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愈来愈多，我和同事们愈来愈累，愈来愈疲力奔命。南洋分布在全国10个省市，每个省市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我们能一一去搞定吗？教育部的各种变脸政策，被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层层放大和利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内外环境，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搞定呢？教育行政部门是我们的皇帝，他们的想法和政策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完全是不可抗力，决定着我们的兴衰存亡，我们只能逆来顺受，我们怎么去搞定呢？搞定把关设卡的大大小小的教育官员，要我们放弃人格尊严低声下气，要我们增加学校的经济成本，要我们增大学校规范管理的风险，即便如此，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有一丝丝努力的空间，但是，对那些由上压到下的教育法律和政策，我们没有参与和影响的权利。面对教育部门利益化，教育部门利益法制和政策化的整体趋向，我感到了个人的缈小和无能为力。我深深感到，我所习惯的这种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老办法，逐渐进入了困境。我们南洋的发展，已接近了中国教育制度所能容许的边界，要再突破发展，就与教育制度相撞了。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何况我们也许连卵那点微弱的力量都没有。
为什么会是这样？困境逼我去想一些过去不想的大问题，逼我去读一些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和不少学究气的文章。关于我们现行教育制度的思想背景，我大体归纳出三种看法：一是强调封建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观念决定着制度，制度决定着政策，政策决定着具体的管理实践。他们从今天的应试教育制度追到计划经济观念，再从计划经济观念追到古代的科举考试，从古代的科举制度追到秦始皇创立的君主官僚制度，最后追到春秋战国的儒家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思想传统之中去。二是强调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过去计划经济观念的遗毒，是计划经济思想还在控制着我们的教育事业。三是认为这是工厂化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是来自西方的工厂化统一标准制度影响的结果。就我自己判断看，这第三种强调工业化标准化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的工厂化水平和标准化程度肯定比我国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教育标准的一元化程度就比我们高。事实是，愈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教育愈是多元化和自主化。因此完全不能说我们的教育制度的一元化、统一化标准是工厂化标准的产物。按照学术界的观点，我将现行教育制度的思想背景归结为“科举考试+计划经济”。但仅仅这样归纳，似乎也只是现象的概括，没有说明原因。为什么“科举考试+计划经济”这样的形态如此顽固地存在并放大呢？我感到其实不是什么观念上的原因，不是什么教育思想的问题。
观念的力量是不是从来不存在呢？也不是。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观念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教育。毛泽东的行为很大程度是受理论和思想观念支配的，他个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确实对现实的政治和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他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搞政治挂帅，因此教育全部公立化，教育内容全面政治化；他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和工厂，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他强调教育要大众化、工农兵化，因此取消入学考试，搞推荐制，使许多工农兵出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们不用考试直接进入大学。毛泽东是有一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原则的人，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强行在教育领域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指导思想。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说，教育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要向世界开放。这就在教育思想领域打破了禁锢。现代化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概念，这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框子里塞进自己的想法，教育思想的边界被扩大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教育词汇都进入了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文件之中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法》第32条也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但你去问问高校校长，是这样吗？这些法律规定只是形同虚设，哄人的。与教育部门的官员们交流，有时是一件令人十分难堪的事，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懂，他们对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讲得比你还好。他们考察过全世界最先进的学校，讲起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时眉飞色舞，感叹不已。完了还会告诉你，他们的孩子在国外那所那所大学读书。但一说起国内教育的情况，他们就深有体会地说：“没办法。”从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必要将现在的问题追到孔夫子、秦始皇和科举制，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根本不是观念支配行为，而是利益支配行为，是屁股指挥脑袋。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是意识形态（某种政治理想）支配权力，而现在是部门垄断利益支配权力。只要是对教育官僚们的权力和利益有所帮助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还是现代西方的新玩意，他们都海纳百川一起接收。只要一涉及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进行约束，那就是“没办法。”不是没办法，而是不愿自己的权力和垄断利益的发展受到任何制约。所以，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什么抽象的教育思想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利益问题。所以，中国真正的教育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如何面对教育专制垄断利益集团的问题。如果我们容忍他们以权谋私、胡作非为，那责任在我们自己，那是我们何该被蹂躏，是我们自己的胆怯和懦弱造成了我们自己的苦难。
1980年5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第一次提出“四有”的培养目标，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有体力”，这对少年的成长，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但到1985年，这一表述被教育部门微妙地改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将“有体力”改为“有纪律”，这就是说，学生的身体好不好不重要，听不听话才重要。纪律的标准由谁来定呢？当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有纪律，听话，不仅是对少年的要求，也是对全国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要求。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就是纪律。理想是什么？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道德是什么？由教育部门来定。知识是什么？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听话，学习领会，这就是纪律。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者也是有孩子的人，他们会不知道孩子身体的重要吗？但为什么他们会把邓小平确定的“有体力”都改了呢？是权力欲望使然。当然，他们的孩子可能不用受中国教育体制的折磨，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国外去学习和训练体力。
中国教育的无数弊病，根子就在我们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中。但是，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容忍得下这样一个腐败的教育制度呢？教育涉及到我们每个人，教育暴露的问题如此明显，为什么如此多的家长、学生和教职工只能在私下发发牢骚，没有胆量来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呢？想想我自己，我自己也是逆行顺受这么多年，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人格低劣吗？这是几千年人格压抑的结果，这是多年来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压抑的结果。鲁迅先生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由于我们自己奴性太重，由于我们自己习惯于逆来顺受讨生活，所以高高在上的教育官僚们才如此的霸道骄横！也可以说，我们怪不得我们的教育官僚，我们只能怪我们自己，怪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力量太弱，怪我们自己太不明白自主和平等的人生价值，怪我们没有形成对不合理管制的强有力的抗拒力量。
在教育上谁说了算？
在教育上谁说了算？现在当然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是官说了算。思考再三，中国教育之所以弊病丛生，就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造成的。有一次参加一次教育研讨会，一位专家盛赞美国的教育，得出的结论是：应当扩大教育经费所占GDP的比例。这完全叫着不得要领。从美国教育发展的经验中应当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发展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的减少成正比。中国教育要发展，就要大大减少和限制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如果把教育部划归民政部或扶贫办，成为它们下面的一个教育扶贫办公室，专门负责给品学皆优的学生发放教育补助金，中国的教育马上就会大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没有教育部的中国教育，一定会强于有教育部的中国教育。有一个弱教育部的中国教育，一定会强于有一个强教育部的中国教育。十二年的教育炼狱，十二年多种教育探索的艰难，使我明白了美国当年建国者们在教育思想上的伟大。美国公立学校的管理权在州政府，联邦政府无权制定强制性的统一的教学大纲和统一教材。同时，开放私立学校，企业和民间公益团体有权开办或支持学校发展。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的教育自主权和教育多元化，形成了教育领域公私并存多元竞争的格局。联邦政府和各州也搞各种教育标准，但没有一个标准是强制执行的，对学校来说只是一种可以自主选择和参考的标准。在我看来，美国教育成功的经验其实主要就是一条：联邦政府无权控制垄断教育权。美国联邦政府也设有教育部，但是美国的联邦教育部对于全国的教育的权限相当有限，根本无权管制各级学校的课程、教学、行政、人事等事务。教师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权利，是由联邦《宪法》所保护的。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6年就已超过80%。按平均购买力计算，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20，却创造了占世界1/5以上的财富总量，如果没有社会教育自主这一条，这样的辉煌成绩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有一位朋友是老子专家，他对我说，老子的教育思想是“教不教”，这就是说，中央政府要以不管教育作为管理教育的办法。看来美国的教育文化正是“教不教”，当把联邦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元化教育垄断权取消后，客观上就形成了“教不教”的局面，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马上涌入教育领域，支持了百花齐放的繁荣的教育世界。蔡元培先生追求的“教育独立”和“教育自由”，是针对谁说的呢？当然是针对当时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说的。
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不应当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呢？别的不说，我只说一条，就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不管就业。只能让能管就业的机构来决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大多数家长送孩子上学，首先是为孩子今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了工作才会有出息，才谈得上有所成就，才谈得上有一个好的将来。我这样一说，大家可能会认为我教育的意义看低了，单纯看成了为创业和就业所做的准备。其实，孩子人格的完善、精神的独立与尊严、创新与创业、团队合作精神等等，都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最到培养和表现，没有了工作，人生就失去了依托。如果孩子在找工作上失败了，责任就在教育行政部门，是你把孩子塑造成了一个就业市场上不需要的人，是你毁了孩子的前程。早在1918年，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就强调教育乃“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他说：“吾人在世之目的与天赋之责任，其决非仅为个人生活明矣。虽然，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找到一份工作以谋生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更大的贡献和理想！教育是孩子谋生之准备，是孩子就业之准备，我们理所应当从孩子就业和谋生的角度来考虑教育的结构安排。可惜，教育部门的官僚养尊处优，不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他们有什么心思去追踪人力市场的千变万化，但是他们却严密控制着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权力，严密控制着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的教育权力和考试权力。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便、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在决定教育供给结构，他们不是根据市场的人力需求结构的变化而随时进行供给调整，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自己而垄断了塑造学生的权力，但却不管学生的就业和发展。
根据近年来各种社会调查机构的调查，现在人们最关心的第一位的问题是就业，腐败问题排在第二位。随着市场对优质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大，受良好的教育是提高本领和适应市场变化的重要条件，这就是教育需求日趋膨胀的根本原因。按照这样的社会需求和民情民意，谁决定就业，谁就应当决定教育。教育行政部门不能决定就业，所以它不具备决定教育的合理资格。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我就可以回答本节“谁在教育上谁说了算”这个问题。答案就是：谁是就业的提供者，谁在教育问题上就应当说了算。现在社会中谁在决定就业呢？主要是企业。其实，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就是企业化时代的到来，就是愈来愈多的人要在企业中谋生和发展。我理解的现代化，根本上就是企业化。所以所谓的“面向现代化”，在实际上就是面向企业的人力需求。现在的状态是，一方面企业急缺人才，一方面大量的大学生失业。这种教育失衡现象的原因，就是企业需求的原则没有透入我们的教育领域。企业已成为就业的源泉，但我们的教育制度却是按照行政官员的需要在塑造人，不是按照企业的需要在塑造人。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企业需要敬业诚信的人，而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说一套做一套，自己就不敬业不诚信，而且在一些科目上（如政治课）上鼓励孩子撒谎；企业需要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不培养学生面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企业需要对社会需求极度敏感的人，我们的教育制度却将孩子与社会隔绝开来，一心只读无用书；企业需要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不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而只通过考试斗争刺激孩子狭隘的个人奋斗精神；企业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人，教育行政部门正在千方百计毁灭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压抑孩子的创新精神；企业需要具有个性的人，因为差异是竞争的优势所在，但教育行政部门却以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考试压制和毁灭孩子的个性发展；企业需要善于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从来没有鼓励孩子自主寻找信息和运行信息；企业需要身体健康有活力的人，而教育行政部门却以残酷的考试竞争毁坏孩子的身体，造成成千上万的“分数状元”和“健康白丁”。这样的控诉，我们还可以一排排地不断写下去。
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与现实中企业和社会的需要背道而驰，而真理不在教育行政部门这一边。在教育上谁应当说了算，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还是企业和社会说了算，当然只能是企业或社会，因为孩子今后生活的舞台就是企业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的权利应当还归企业和社会。市场经济已主导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因此在教育问题上，只能听市场的不能听官场的，这样简单的道理，还需要再讨论吗？教育行政部门不代表市场，所以必须还学政于社会，还学政于学校，还学政于教师，还学政于企业，还学政于百姓。
难以实现的愿望
以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和原则为核心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造，这样的想法并不完全是出自我的实践体会。国外的教育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
1988年，美国出台了一个国家质量奖（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这是政府授予美国企业的最高奖项，以表彰绩效优异的企业。从1999年开始，这项奖项向教育界开放，美国任何一个大中小学，都有权利申请这一最高质量奖。也就是说，评价企业绩效的标准与评价学校的标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重合，企业标准向学校延伸，这是一个以企业为本位的国家才可能做得出来的事情，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最具竞争优势。这件事在国内的杂志上有介绍，但不可能引起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兴趣，因为这样的标准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管理正好完全矛盾。这个标准要求学校必须研究和了解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变化，并将这种变化迅速转化为课程的内容。我们的教育部门要了解的只是上级领导的意志和自己的权力需要；这个标准要求培养学生面对市场问题和解决市场问题的自主能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所要求的，是学会考试取得高分的能力；这个标准要求学校认清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化和人的天然禀赋的多样性，要求对所有不同的学生给予平等的发展期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以单一的考试分数对学生进行三六九等的排列，以陶汰多数个性丰富的学生为已任；这个标准要求学校培养学生自尊自信的能力，给学生成就感，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则破坏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自尊自信，使学生厌恶学习，在学习中没有成就感。
在教育思想领域，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所有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无非都在强调要尊重和发展孩子的个性，让孩子在学习中感到欢乐、感到成就、感到成长。一个国家的教育搞得好不好，真的不在于教育思想新不新、好不好，而在于教育权力是否被社会所拥有。只要打破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垄断权，多元的社会力量就会营造出多元的教育发展，而企业的原则就一定会透入教育领域，真正培养出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人才队伍。我这样说，我欣赏这样的绩效标准，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只是人家搞得更早更系统，引起了我的共鸣。作为一个曾经从事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人，读到关于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介绍资料后，我感到非常理解，心里很激动，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希望能在我们南洋学校里进行一些尝试。专家们开玩笑说：“好是好，但等你当了教育部长后再说吧！”一句话就把我推到的冰窟窿里了！我们不是不可以尝试，但如果这样，就把我们南洋学校推向死路了！我们可以组织一些产品让孩子去卖，卖回来的钱作为对孩子的奖励，这可以训练孩子的说服和营销能力；我们可以组织材料，让孩子学习自己做一些玩具，训练他们的生产能力；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个性和特点，在学校里开发不同的学习模式，由孩子来选择，这样可以训练孩子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能力；我们可以组织孩子到校外从事公益性活动，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社会性；我们可以设立小发明奖，鼓励孩子从事创造性活动，让孩子从小习惯于创新思维。我们可以从电灯、校舍设计、自来水这些孩子熟悉的事物来分析数学关系，使孩子知道我们的物质财富是由于掌握了数学关系的结果，让孩子知道数的关系无处不在。水为什么会上山？电是如何到这儿的？这里面有那些数学关系呢？以此培养孩子寻找数学关系的兴趣，实现数学学习的本来目的；我们可以常常举办小小说和诗歌大赛，训练孩子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使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提高，实现语文课的真正目的；我们可以找来反映世界各国的电影片科教片，教师与孩子一起讨论分析，让孩子从中学会全球化思维；我们可以组织孩子一起分析他们所用的食品、衣服和用具的来源，引着孩子们搞市场调查，追踪一些商品的市场变化，让孩子明白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的原理；我们可以像《史记》那样，像评书说书人那样给孩子讲解历史人物的故事，让孩子通过具体人物的言行来掌握历史，回归中国历史著作以人为本的传统，这样孩子的历史兴趣会得以提高，实现历史课以伟大人物来教育孩子的应有之意；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医院，让孩子了解一些典型病例，使孩子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自然环境之中，请专家给他们讲解树、草、山、水、鸟，让他们了解自然亲近自然，体会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让女孩子练习体操和芭蕾，使女孩子举止文雅、仪态优美；我们可以让男孩子练习武道武术，使男孩子身体健强、意志坚决、刚毅勇敢；我们可以请各领域的成功人士到学校来，给孩子讲成功背后的努力与艰辛，以活生生的例子让孩子明白“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从孩子的生命需求和未来市场竞争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探索许多训练的方法，但是，这一切都占用了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与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控制的应试教育毫无关系，考试分数一下来，教育部门不给你评优，让你出丑，不明就里的家长也不会答应，学校的声誉下跌，好心绝对不会有好报。我如果强行推动这种以企业绩效标准为核心的教育评价模式，等于是自己砸学校和老师们的饭碗。也就是说，为了孩子的命运，我们可以开动脑筋充分想象，探索各种最有益于孩子的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但是，只要有教育行政部门的严密管制在，我们的理想就变成了幻想，热情就变成了冰水，激情就会走向愤怒。你们要控制全部的教育权力，你们就把事情好好做好呀！你们控制着权力，只知道以权谋私，不好好干事，不管教师的成长和学生的死活，又不让别人来好好干事，你们算是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造成一个好心一定没有好报的社会呢？
教育收费问题
是谁在乱收费？
2003年7月，农民景统仕的女儿景艳梅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学费要1万元。景统仕家里贫困，只好外出借钱。但他家里有的也只是穷亲戚。景统仕外出几天，空手而回。他听说可以为女儿申请大学的贫困生资助，就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没想到盖几个公章有这么难，他最终还是没有盖下章来。2003年7月14日这一天，景统仕喝下了农药。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在 2003年8月6日播放的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面对电视镜头，景艳梅哭着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眼前。他就跟我嫂子说，我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
看完这个片子，我实在找不到语言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们南洋是民办学校，但我们每年都要免费招收相当一部分品学皆优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应当为品学皆优的贫困学生提供帮助，为什么要向贫困生收取这么高的学费呢？国家有助学贷款等政策，为什么景统仕的办不下来呢？我心里只有愤怒和茫然。在这样如同黄河般污泥浊水的教育恶流面前，我们南洋学校财力有限，我们自己再努力，也解决不了多少贫困生的问题！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我们个人点滴的努力可以改善的，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必须有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革M。第二天，我将自己在南洋教育集团的股份全部给了别人，我彻底退出了南洋教育集团。我早就知道大学收费愈来愈高，景统仕这件事，刺激我追踪公立学校的收费问题，刺激我思考教育收费与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教育乱收费背后的邪e机制了！
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慢慢清理出了头绪。1994年以前，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的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按考分选拔录取+公费生+工作统一分配”这样的政策，从1977年延续到1994年，约有17年的时间。17年的时间，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公立学校也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1994年起，高校招生开始改为缴费上学，经过6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缴费上大学基本在全国高校推开。一些专家论证说，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是一种教育投资行为，理应收费。就这样，教育迅速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普通家庭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前面所述的陕西农民景统仕的悲剧，就是被高等教育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是不是没有行动呢？也有。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教育财政每年拔款约1亿元，用于对中央部属高校中贫困学生的资助，到2002年，这笔资助提高为每年2亿元。高速公路每公里成本就在1亿元左右，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贫困大学生，教育财政每年只拿出2亿元，这只能是杯水车薪了！给我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做秀！
高中属于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我国高中招生，从政策上看应当是按照划区招生、就近入学、学生享受公费培养的政策。高中的收费，是从“择校生”交的“择校费”开始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培养支持重点学校的政策，人为造成了校际水平的差距，有权有势有门路的家庭，不愿再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办事，拼命将自己的孩子塞进重点学校，“择校生”开始出现，重点学校利用家长这种选校心情，开始以赞助费等各种手段实行收费招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些本来就属于重点学校划片招生区域的孩子，也必须交费上学了。1995年3月27日，国家教委召开了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义正词严地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但是，据《人民日报》科教文部的一份调研报告，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京海淀区“教育改革试验区”在全区率先恢复了小学毕业升初中的统考，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一半名额收费录取。收费标准是：海淀区的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收3~5万元，如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每名学生收4万元。北大附中、清华附中还分别在香山中学、北京47中办“分校”，全部学生高收费，每名学生1.3~3万元。“十一学校”1995年只收了17%的义务教育生，其余名额均是收费“实验班”。初中择校收费马上扩散开来。到1996年，初中收“择校生”并收取高额费用之风已遍及全市重点学校。收费情况如下，北京市重点学校每名“择校生”收4~6万元，如二中、五中；区重点学校在3万元左右，如35中、14中；还有“准重点”，定价为每名学生约3万元，这些学校共有80所左右。初中高收费与高中高收费相互刺激，到1996年，高中招收“议价生”的收费标准，市重点学校已突破8万元，区重点已突破5万元。重点学校不断拉高录取分数线，以将更多的孩子变成“议价生”，收取高额学费。
1995年~1996年，北京教育界的奇观是：一边国家教委在高喊“就近入学，禁止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一边是国家教委眼皮子底下的北京各重点中学开始了大规模的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的收费运动，双方各得其所。一方面国家教委“贯彻落实”了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反腐败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是北京各重点学校实惠地狂收学费，大家相得宜张。这样的“双赢”（教育行政部门嘴上不断反对乱收费和重点学校拼命不断乱收费同时并存）模式，被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重点学校蜂起效仿，反对教育乱收费的文件愈来愈多，而教育乱收费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曾问一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朋友说：“明明知道管不住，明明不想管，为什么又不断发各种禁止乱收费的文件呢？”这位朋友给我面授机宜说：“发出了文件，说明我们重视，我们的责任就解脱了。上面说过了，下面不执行，这是下面的事。谁想真去执行！过去几年，择校生所交的高额费用，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要流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账户，然后再分出来给学校。大家原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现在，择校生交的费用，开始流向名校所办民校，屁股就控制了脑袋了。实在闹得过分，引出事件，找一两个下面的替罪羊就行了。上面永远没错，永远处于主动。”原来如此！原来他们不是不明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
中国公立教育高收费浪潮的引发者，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以国家财政经费喂养出来的公立重点学校，而它们高收费活动的积极保护者，就是不断下文反对乱收费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保护，从上世纪90年代的暗保发展到了2003年的明保，脸上的面具终于公开扯下来了，这就是鼓励重点中小学“名校办民校”和鼓励大学兴办二级学院的“独立学院”政策的全面出台。至此，教育乱收费全部合法化，而且乱收来的费用，进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关系户（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的股东）的腰包。
2003年7月，教育行政部门发出《关于公办高中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的通知》，要求公办高中在招收择校生时，必须严格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看到这样的通知，我就会想起1995年3月27日教育行政部门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上“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的禁令。最近，教育行政部门又确定了“公立学校不择校，择校找民校”的政策。多年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这样的政策是想说明，择校费不要交到公办学校的账上，要交到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举办的民校的账上。一句话，把钱直接交到我的私人账号上。
根据今年中旬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信息，全国价格举报的六个热点问题中，教育乱收费居首位，其次才是交通运输、医疗服务、房地产和物业、电力电信、政府职能部门等。教育至此成为中国十大垄断暴利行业的第二名。
过去的十年，中国公立教育领域最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老爹们（教育行政部门）不断高喊禁止教育乱收费，而他们的儿子（重点学校）则不断提高乱收费的强度，最后，老爹们、儿子们、利益关联者们，大家一起挽起手来，通通变成“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合法股东，海盗们就这样上岸洗钱了！“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就像蚂蟥一样吸附在重点公立学校身上吸血。公立重点学校录取线只要略提高一点，就会将成千上万的学生逼向“独立学院”或公办“民校”，钱就哗哗地收。教育行政部门仍然沿用传统的老办法，嘴上要求各“独立学院”和公民“民校”名称要独立、财务要独立、学历文凭要独立，实际上则睁只眼闭只眼，以此让这些蚂蟥们疯狂吸食纳税人的血。就这样，教育行政部门这清水衙门变成了铜气熏天的大钱庄，学校这教育圣地变成了黑暗的营利场。
讲到这，谁在乱收费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已经会有结论了。
公立中小学不收费，公立大学低收费
公立中小学校绝不能收费，公立大学低收费，但也要保障低收入家庭品学皆优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这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所应保障的基本条件。所谓公立大学低收费，低到什么程度呢？必须有一个量化的标准，这个标准无论如何测定，都不能超过国民人均年收入水平的50%以上。
贫穷家庭有才华的孩子普遍得不到社会承认，这样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教育公平是打破阶级隔层的根本办法，教育普及是让贫困家庭的品学皆优的孩子地位提升的根本途径。公立学校绝不能竖起高收费的围墙来强化中国社会阶级隔绝。社会阶级的封闭的隔绝，从来是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教育政策不能成为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动荡的负面力量，而应当成为社会和谐和阶级团结的正面力量当代社会，教育日趋成为阶级分化的基础性力量，知识的差异愈来愈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因此普及教育和知识，推进教育公平，是打破阶级隔离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措施，因此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主要就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这样的道理，放之世界而皆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教育不是承担着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的功能，惟有近几年的中国公立教育改革除外。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大开公立学校收费之门，使教育成为社会矛盾的激化源头之一。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保护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提高效率和强化国家竞争力量，从来都承认并保护合理的社会竞争等级。但同时，为了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也下大力气解决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的问题。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教育部机构法》中规定了联邦教育部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保证联邦政府关于人人得到平等教育机会的承诺得以实现”。美国联邦教育部权力很小，无权干预学校教学，每年掌握的经费仅为300亿美元，但就在这300亿美元中，有36%左右直接用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联邦教育部门是干什么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扶贫。
美国有公立中小学88223多所，占全国中小学数的76%左右，承担了89%的学生容量。公立中小学一律免费，孩子上公立中小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认为，公立学校是由纳税人交的钱建立的，要对所有孩子公平开放。无论你搬到什么地方，只有有了固定的住所，带上孩子的身份证明，到当地的学区委员会申请，就可以安排孩子入学。如果一个学区内有许多学校，家长有权自由选择其中一家学校让孩子读书。任何公立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所属学区内的孩子入学。美国公立学校不仅免学杂费，也免教材费，甚至还为低收入的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美国农业部每年向公立中小学提供87亿美元的财物，用于实施儿童营养计划，这些计划也主要是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的。怪不得有人说，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社HZY的色彩更浓。
在发达国家中，北欧国家的公立大学收费最低，而美国公立大学的收费算比较高的。2002年平均收费水平达到了4694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年收入的13%左右。公立大学收费标准，仅相当于私立大学收费标准的23%左右。而且，私立大学设立各种奖学金，国家也开放各种社会助学基金，教会、企业和各种社团对贫困学生也有极大帮助。在美国，股本金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社会基金就有3000多家，它们都开展各种资助教育的项目。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全社会热心于教育的资金都被调动了起来，无论家庭经济情况如何差，只要孩子品学皆优，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不上起大学。与此相比，近年我国北京地区明文规定的大学收费约在4200~6000元不等，这几经达到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5%~78%的高水平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指导性标准，从来低于实际的收费标准。前面所述的东北师范大学并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费标准，就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平均收入线。公立大学收费，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发达国家，公立大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我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公立大学收费敢超出国民人均收入的50%以上。在保护公立学校高收费的行为上，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算得上是“敢为天下先了”。
公立中小学乱收费，除学校负责人的主观原因外，是不是没有客观原因呢？客观原因也确实有。与公立学校的校长们交流，他们也有苦衷。他们说：“不准收费，那么学校的营运无法维系，财政拔款不到我们支出所需的一半，要我们自筹。学校靠什么来自筹，不靠学费靠什么呢？现在校长们在忙什么？不就是在忙钱吗！没有钱就留不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搞关系。如果我们不会搞钱，不敢分钱，我们这些校长如何当？”查一下资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并不是在讲假话，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367.66亿元，其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83%。也就是说，有2317亿多是各学校自筹的，主要是来自家长们。能不乱收费吗？有人因此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1%，太低，这是全国公立学校乱收费的根源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提高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财政投入不足，当然是我国公立教育供给不足和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一个原因，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了多年，仍然没有较大改观呢？近年来，我国税收占GDP的比例直线提高，税收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GDP增长2位数以上，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但是为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却一年比一年减少呢？2002年就比2001年减少了5.08个百分点。财政教育投入本来就不足，而且许多资金并没有用到学生身上，这是公立学校乱收费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我国的教育财政支出和支出审计，从来是一个黑洞，纳税人无法参与决策，为什么财政收入年年增高，但我们的财政教育投入仍然不能保证公立中小学yun行经费呢？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公大楼、宿舍修得很好、超标准超数量用车，而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却破败不堪呢？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投票表决，大家一定会支持加大财政教育投入，让公立中小学一律实行免费的。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监督，大家一定会让更多的财政教育投入经费真正用到教师和孩子身上，而不是大量用到教育行政官僚们身上。按2002年的数据，只要财政教育投入再增加2300多亿元，就应当可以保障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了。据有关研究，每年各级政府公款吃喝，就吃掉2000亿元。每年公车使用支出费用，就耗掉3000多亿元。也就是说，只要管好基层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就可以轻松地挤出5000亿元的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一半，就足以让全国公立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部免费招生了。显然，变黑财政为透明，实现财政民主化，让纳税人知晓并参与财政决策，是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要开放社会各种非公教育基金的建立，对企业用于对贫困学生的支持款项，要抵扣税收，以鼓励广泛的社会助学活动。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保障每个孩子免费上公立学校的机会，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企业和社会的助学活动给予开放和保护。
私立学校必须公平竞争
公立中小学不能收费，这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公立大学只能低收费，这是社会公平的条件。私立学校有权自主收费，其地位由市场来定。但是，私立学校的竞争必须公平，这同样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
公立教育不能收费，这在情理之中。私立教育必收费，这也在情理之中。从中国教育史来看，孔夫子是第一位开办私立学校并收取私立教育费用的人。孔夫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修”，指干肉，十条干肉为一“束”。“束修”就是十条干肉。孔子这句话是说，学生自已带来十条干肉，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也就是说，十条干肉是孔子规定的入学最低价格。教师首先要能活下去，才能教育学生。学校首先要有足够的经费，才得保障正常运行。孔子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财政供养，他不收学费，如何养活自己教育学生呢？好在当时没有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孔子的收费标准，也没有听说有税务部门来找孔子收税，不然，孔子未必能收到三千学生并培养出七十二贤人。更没有听说当时有什么部门来规定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考试。孔子如生在现在，他一无文凭二无教案，述而不作，又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又没有教学许可证，又不按统一教材教学，又不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考试，为了因材施教而故意不规定统一的标准答案，而且他还自定教育收费价格，不上税，这些罪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让一个县教委主任禁止他教学，闹不好还要被关进牢里。如果没有教育开放、思想自由、教育自主、收费自由的环境，孔夫子是当不了孔圣人和教育家的。中国二十多年来艰难发展的民办（私立）教育，走的是孔夫子的路，但却没有孔夫子所拥有的那种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大家都是戴着精神和经济的双重镣铐搞教育，所以一个教育家也出不来。
相比起我国，在西方发达国家，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政府以财政资源提供教育公平的较高底线，人人可以享受基本的教育。但如果有条件的家庭不满意公立学校提供的公平教育的底线，可以自己出钱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从教育资源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使有钱家庭的孩子不用再来占用公共财政资源，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可以支持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真是一举两得。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教育行政部门过去多年就是不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有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在骂民办学校为高收费的“贵族学校”，要求对民办学校的收费进行调查和控制，真是缺少眼光和责任心！他们不明白到民办学校的孩子，多是不适应公立应试教育的孩子，他们不是什么“贵族”，而是应试教育标准下的“弱势群体”。这样的看法，带来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学校的管卡压。从收费来看，“（民办）学校必须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并使用有关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类似的规定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的收费问题管不住，但对民办教育的收费问题则盯得紧紧的。在不少地方，民办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的价格，要由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来确定。民办学校要取得学历教育资格，必须提供出以下一些条件：学校校园面积得有150亩，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不少于70人，适用的教学仪器总值不得少于600万元，适用图书不得少于80万册等等。无数的管制性的烦琐政策，将无数教育热情粗暴地阻挡在了教育的门槛之外。
从更根本的价值观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不是什么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恩赐，这本来就是教育权的社会化问题，本来就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教育领域的体现。美国大学公立与私立并存。私立学校中，又分营利与非营利的两种。不营利的私立学校，指学校拥有者不分利润走，而营利的则可分利润。营利的私立学校有614所，占全美高校的26.6%。2003年，全美私立学校学费平均水平为19710美元，私立学校学生年平均花费约为26860美元。虽然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35060美元的高水平，但这样的私立学费和教育花费水平（占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76%左右）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私立收费学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孩子不再来占有财政教育经费，美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才能突破80%的高水平。
私立学校的发展，能为低收入家庭留出公共教育资金，因此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这样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人想不明白。正是因为想通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在保障公立教育中小学免费和公立大学低收费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总是说，要防止有人借教育之名来谋利，他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教育是一个十分赢利的行业，那么就会有大量资金涌入教育领域，最终必然在各学校的竞争中趋向平均利润率，而教育供给总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扩张了。从经济上说，没有赢利的空间和机会，没有赢利的预期，就根本不会有资本进入。如果要使私立学校得以大发展，从逻辑上就应当给私立学校创造出更多的赢利空间，以便让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多年来就是悟不过来。十二年来，我们没有将南洋学校的收入拿出学校系统的范围，我们不断将南洋学校的收益集中起来投入建设新的学校，以收费养学校，以收费扩建新学校，终于建设出来了十二所优秀的学校。如果没有足够的赢利能力，我们南洋学校靠什么来积累和发展呢？资本追逐利润，如果教育领域充满赢利的空间和可能，谁会将资本抽逃出去呢？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事业充满了赢利的机会，那么不用教育行政部门做什么说服动员工作，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并留在私立教育领域之中发展。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多一些利润空间，我们的教育供给不应当这样紧张，我们公立学校就不再有理由来狂收费了。
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谓步履维艰，步步艰辛！粗略概括一下，建国后中国的私立学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改造和消灭的阶段。建国以来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本占中国教育半壁江山的私立学校几乎被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是开放和打压并存的阶段。邓小平改革以来，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开始逐步鼓励民办学校发展，但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却紧紧盯死和管制民办学校，就怕民办学校赚钱，千方百计压缩民办学校的收益空间，民办学校这个后娘养的孩子在歧视、冷眼、不公平待遇中艰难生长。第三个阶段，就是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膨胀阶段。教育行政部门打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旗帜，以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全力以赴扶持自己的由官僚资本控制的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所办的私立“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所办私立的“民校”），让与自己有关联利益的私立学校来占有生源和利润空间，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私立学校进行围剿。就在短短的一、二年时间内，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就将原有的民间私立学校逼死了一大片，剩下的也只能是赶快投诚受招安，苟颜残喘，难看到出头之日。南洋教育的十二年，是我们辛辛苦苦努力的十二年，现在我们却眼睁睁看着我们养大的姑娘只有为教育官僚资本当小妾或当妓女的份，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两种命运，一是当定了奴隶的时候，二是想当奴隶而当不成的时候。中国真正的民办教育，似乎就是这两种命运，过去十多年，是多少当定了应试教育奴隶的时候，而现在，逐渐进入了想当应试教育的奴隶都当不成的时候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真是变化快，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教育行政官僚从绝对不准社会办私立学校到以行政权力直接扶持自己的私立学校，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从一块不公正的石头跳到另一块不公正的石头上。他们将教育行政专制垄断转化成了官商合一的教育官僚资本的垄断与腐败，加剧了中国“坏的市场经济”的恶化趋势。
从经费上来说，我国的教育政策三大罪：一是教育财政不能保障公立中小学校免费教育和公立大学收费低收费；二是教育行政对民间私立学校招生、收费、税收、融资等进行打压和控制，使民间私立教育难以发展；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建立重点中小学，人为造成公立中小学校际教育水平的差异，最后又借发展民办教育之名，将这些优势的公共教育资源转为垄断性的官僚教育资本，这些教育官僚资本赤裸裸地借行政暴力的力量，强占和垄断教育市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呼吁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呼吁要公正的市场经济，不要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没有公平的竞争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就没有社会矛盾的缓解，这个道理对现代中国可能更有针对性，尤其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更有针对性。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的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真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学校的数量似乎愈来愈多，大学也在不断扩招，这些表面成绩所掩盖的，是教育领域里严重的不公平，是教育的腐败，是教育精神的死亡，是教育行尸走肉的存在。
教育乃立国之本，教育兴，国家兴，教育坏，国本坏。再这样下去，中国的教育就死了。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必须严格分离，保障公立教育的公平，保障私立教育的自主，保障私立教育的公平竞争。概括起来，中国社会应当享有以下这些权利；
1、公立中小学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一律免费教育，不准收费。
2、公立大学实行低价收费，任何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水平都不准超过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0%。
3、教育财政投入必须保障上述原则的落实。
4、公立学校不准开办私立学校，已开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民校”的，必须完全彻底的脱勾，以遏制教育腐败和保证私立学校的公平竞争；
5、私立学校自主决定收费标准，私立教育服务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力量自行调节；
6、开放社会各界建立各种形式的助学基金，企业助学资金可以抵扣税金，保护企业和社会支持教育的热情。
教育国际化问题：谁在阻碍教育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教育？
两种教育文化的冲突
“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这是我们南洋的六大探索之一。南洋学校建立初期，我们就成立国际合作部，积极努力寻求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1996年开始，我们南洋学校开始组织孩子到国外进行学习交流，聘请外籍教师来教授英语。2000年，南洋学校与美国南卡州的本里朋（BEN LIPPEN）中学开始国际课程的合作，探索“中外方师资+中外方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2002年，南洋与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教育部、经济发展部、塔斯马尼亚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开展国际合作项目。2002年9月，大连南洋中澳国际高中开学。2003年，昆明南洋、太原南洋和洛阳南洋也正式开始这个项目，现在中澳国际高中的学生已有200多名。同时，南洋学生也招收了上百名南韩和缅旬等国的外籍学生到南洋学习。
南洋“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可谓步步艰辛。最初我们引进外籍教师和外国教材，目的是希望学习国外好的教学经验，在引进的基础上形成我们南洋融东西方教育优点为一体的教学文化。但从一开始，我们南洋国际合作部与各学校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西方国家的教学活动，建立在个性教育、师生平等、互动式教学的基础上。而我们的校长们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不得不以升学率作为考核标准，不得不以提高应试成绩这个目标来组织教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我们国际合作部试图推进的外国教学模式当成麻烦。要么是我们的外籍教师有意见，要么是我们的校长有意见。当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和校长们的抱怨都将反映到我这儿时，我开始体会到了西方国家教学模式、教育制度与我国教学模式和教育制度的对立。我心里认为，我们外方合作者带来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本的，他们更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更尊重学生的人格，在教学过程中更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师生互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有一种愉悦的氛围。但我慢慢明白，这种以学生为本的个性化教育的花，是以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文化为土壤的。我们可以将花移置过来，但我们却移置不了这花所依赖的土壤。将花移了进来，在不适当的土壤中很容易枯萎掉。虽然外方带来的教学方式更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但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下却很难行得通。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教育模式，无法融合在一起。我国教育界似乎有一种提法，这就是说西方的基础教育不如我国，高等教育优于我国。因为我国中小学生基础扎实，而西方国家的中小学生知识基础不好。其实这是一种愚蠢的看法。凡事皆有利弊，我们的中小学生为换来一个“基础扎实”的赞美，却失去了他们的独立个性和创造性的思维习惯，我们这种严格管制下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实在是弊大于利，对孩子的生命发展根本不负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科学成就主要出在西方国家，目前企业领域的核心技术也主要源于西方企业和研究机构，这就是人家教育得法的明证。这几年到美国参观中小学，给我的大体印象是，西方中小学管理宽松，学生自由自在，教师鼓励学生表现自己，文体美活动很多，不像我们的中小学管得这么紧。我非常认同这样的宽松教育模式。我认为中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强化身体和培养创造性的思维习惯，知识记忆只能是次要的。要有一个好身体，就得多玩多运动，要形成创新的思维习惯，就得养育出蔑视权威和独立思考的心态。这两点，正是西方中小学教育的长项，而正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所不允许的。与我们的应试教育不同，我们的升学压力减少了学生玩弄和运动的时间，我们的考试压力逼学生顺应权威和死记硬背死知识。爱因斯坦说，我从来蔑视权威。如果他不蔑视权威，他如何能突破牛顿物理学的框子，搞出相对论来呢？一些教育领域的学者专家们最近在讨论“学生主体性”问题，我看发达国家的学校就是以学生的身体和自由发展为核心的，就是注重学生主体性的。但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却如同训猴一样地训练记忆和奴性思维。我们南洋虽然是民办学校，我们追求更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但是，如果一点不按国内这种训猴方法来折磨学生，我们学校的平均考分就会下来，那就没有生存的余地。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我十分希望能过国际合作，实现一种融合。我希望南洋的教育模式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让南洋学校在国内分数竞争中不落下来，但又要将国外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模式引入。到现在，我承认我这样的希望是破灭了。
在教育环境逼迫下，我们最后不得不放弃通过国际合作而在教育思想、课程设定和教学模式上的探索，转而将国际合作主要定位于为学生的出国留学服务，中澳国际高中正是这样的探索。它的设定是招收高中生进行培养，获国内和澳大利亚的高中毕业书两种毕业书，高中毕业后到塔斯马尼亚大学或其它西方国家大学读书。这样，国际合作的项目就脱离了我国高考应试的轨道，与南洋学校的其它学生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的教学单元，这样国际合作教育与国内教育就不再混在一起，各走各的路。这样的分离，是环境和形势所迫，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教育模式，不同的考试制度，很难融合在一起。从南洋学校的管理上来说，是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分开管理，但从南洋教育本身的探索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我们冥顽不灵的、僵死的教育制度抗拒下，我们实在无法将西方素质教育的好的经验吸纳进来，我们融合东西方教育思想和方法的长处的愿望算是失败了。
可笑的被殖民恐惧症
在国际合作上，最令我心痛的失败，是南洋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合作谈判。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希望能对中国的民办学校予以支持。作为中国民办教育的代表之一，我代表南洋与国际金融公司开始商议教育合作事宜。从1999年~2000年，我先后与世界银行当时的行长彼德?沃森、副行长斯蒂格里兹（著名经济学家）有过直接的交谈，他们对南洋和中国民办教育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期望和信心。初步商定国际金融公司对南洋给予2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3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但是，这么好的合作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步步艰难，不仅没有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支持，而是遭到种种阻挠，直到这个项目无法再深入下去。我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热情支持，而是一些教育官僚种种冷漠的脸嘴和小动作，我迄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样的项目，对南洋是一件好事，对中国的民办教育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南洋也有足够的实力承接下来，但为什么就得不到教育行政部门起码的肯定和支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困惑了相当的时间。除去教育官僚的嫉妒、我不会搞政府关系和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外，是否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个项目的失败让我左思右想了好几年，最后我将教育行政部门阻挠国际合作的深层原因概括为“被殖民恐惧症”。近几个月来，我有时间来查找资料和与专家交流，希望追寻这种“被殖民恐惧症”的来龙去脉。随着我对此了解的加深，我从愈来愈多的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中发现了这种病症，甚至从许多专家学者所写的文章中，我也能闻到这种病症的朽腐气味。我感到，中国现在已经走上了全球化的道理，而我们相当一部分教育官员的思维仍停留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惶恐心态之中。我认为，如果教育官僚群和一些学者专家心中这种可笑的“被殖民恐惧症”不从根子上消除，中国教育的国际合作难以有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教育管制封闭落后的状态将难以有根本改观。
今年8月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位研究人员到我家里来玩，我们谈起教育国际化问题。他十分深思熟虑地说：“教育国际化从短期来看有好处，从长期来看坏处大。过多推动国际合作，过多搞中外合作办学或者外资独资办学，短期看带来了资金和新的教育模式，但从长期看，这会使中国教育愈来愈依赖外国资金和外国教育模式，造成国民对西方教育文化霸权的认同，这就会危害国家的教育主权，危害国家的文化安全。”我们南洋推动教育国际化时，似乎没有从这样的角度思考过问题。对他这样的看法，我当时一时想不好，没有做什么评价。后来与更多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或研究人员交流，我发现类似的说法还十分流行。我慢慢发现，这种流行说法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许多与国际合作有关的文件和政策规定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以2003年3月1日公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例，中间有这样一些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其它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未经批准，不得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聘任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经审批机关核准。中外合作办学者不得举办义务教育性质的教育的机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1/2等等。从所有这些行政限制性规定中，我们能体会出一种担心和恐惧。担心外国教育机构独资办学，担心中外合作大学的校长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权转到外方，担心中外合作教育机构自主收费，担心中国国籍的人控制不了理事会。我发现，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外合作办学及国内民办教育的有关政策，精神都是一致的，都存有一种担心，担心自己失去权力，都希望严加控制。也就是说，对外国教育力量忧心忡忡，对国内社会教育力量忧心忡忡。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充满着“两怕”，一怕外国人，二怕百姓。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虽然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虽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已提出“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虽然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也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但是，这样的教育开放思想一落到具体实施环节，就烟消云散了，留给社会的就是层层管卡压，就是种种限制性框架。中国分管教育的有关领导曾很开明地说过，中国的教育要发展，不能仅靠公立教育一只轮子开独轮车，这样难开好。要加上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教育两个轮子，形成三轮车，这样才跑得远跑得稳。这些大道理，教育官僚们都明白，但一到具体实施中，就不断砍伐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教育这两个轮子，搞得中国教育车走得歪歪倒倒的。民办教育的篇章我已说得够多，在此仅谈谈国际教育合作。从上述规定来看，关于教育国际合作这样的规定，首先将国外私立大学排除在外了，而国外最好的大学，往往是私立大学。其次，不准国外资金进入义务教育阶段，这也将国外私立中小学排除在外了。把国际合作教育规定为纯公益事业，要求收费要用在教学上，这就将国外教育资本挡住了。校长要由中国国籍的人担任，而且要经过教育行政部门任命，所收学费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这就将国外有影响有规模的正规学校几乎排除在外了，谁愿意来受这种窝囊气？这样的规定，传达出来的信息似乎是：你可以来办学，但必须与我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你如果接受不了我的专制权力，那你可以不来。说到底，你爱来不来！最好别来。中外合作办学对提高中国教育供给的贡献作用，中国的家长和孩子们对此怎么想，他们才不管呢？在这样的限制政策下，要想让中外教育合作成为中国教育的三个轮子之一，怎么可能呢？
我们的家长送孩子读书，追求的是低学费和高质量的教育，为的是孩子今后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过上稳定的好日子。在家长眼里，教育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就是为孩子的未来社会生活进行准备。在家长的头脑里，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对“国家教育主权”的担忧，他们也不会管中国教育是否依赖外国投资和外国教育模式，更不会关心什么“西方教育文化霸权”这些概念。孩子能学好外语（西方教育文化霸权的最核心表现），家长会很高兴，因为这有助于孩子的就业发展。孩子能掌握更多的外国知识，家长会很高兴，因为这能开阔孩子的视眼，为孩子今后闯世界奠定基础。学校有外籍教师，家长会高兴，因为这能表现国际化教育的正宗味道。孩子能顺利留学，家长会感到高兴和自豪，这可能保证孩子一生的就业。很明显，我们的家长们和孩子们并不怕孩子出国留学，也不怕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学，甚至希望有愈来愈多的外国机构来中国办学，这样孩子的教育选择机会就更多了。显然，百姓并不怕外国人。百姓心中的想法，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呢？对国家来说，百姓的需要重要呢还是教育行政官僚的需要更重要呢？是成亿成亿的百姓的判断正确呢还是少数办公室的官僚判断正确呢？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说过：“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说，优秀的执政者内心总是没有自己的封闭固执的陈见，而是以开放的心态，追随百姓之心的变化。百姓之心才是自然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执政者的心态不能与百姓之心相左。百姓之心不怕外国教育的进入，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怕，百姓之心不怕私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