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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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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立新 @ 2007-7-12 0:49:53 阅读(1807)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立新按：说起二十世纪末的中国，1989和1992年，毫无疑问是两个关键年份。相比之下，1993年就显得过于平淡。不过，这一年还是发生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一件事情影响很大，知道的人也很多，就是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另一件事，没那么热闹，吴重庆等几个人在广州悄悄创办了《岭南文化时报》。这份文化周报坚持了六年，时间不长，但对中国报业的影响不小；在某种意义上，我以为该报至少可算是九十年代前期最牛的报纸之一。该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点：它首创了像“旧著新刊”等有意思的栏目；它讨论了像王小波这样有意思的话题，它刊登了像龙应台的《八十年代就这样走过》这样有意思的文章，还有就是它停刊那一期报纸的有意思的版面――一支将要燃尽的腊烛的照片，占了整整半个版面。报纸停刊两个多月后，吴重庆写了这篇《吴重庆办报记》，完整地回顾总结了该报的发展历程，阐释了该报的宗旨和精神。又过了几年，笔者有缘得识吴先生，蒙他慷慨惠赠一整套《岭南文化时报》，感激之余，本人曾立愿要写一篇研究时报的文章，可是岁月蹉跎，迄今未着一字！深有愧也。兹将吴先生亲撰的文章转录至此，与朋友们一起分享，题目略作改动。
吴重庆：岭南办报记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王阳明《传习录》
《岭南文化时报》从1993年10月27日创刊到1998年12月30日停刊，历经了1888个时日，不过，现在回头望去，只觉得是短暂的一瞬。而从其停刊至今，其实只70来天，但犹如前尘往事。长与短、近与远的双重错觉，更令我意识到及时记叙5年间人与事的必要性，以免"真成梦幻"。
缘 起
1981年至1991年，我一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做学生，当时主编过全校性学生刊物《中大青年》，办刊办报的热情初次触发。1991年7月，带着八十年代的激越和无奈，我到新成立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工作，有幸遇上李明华博士这样一位好所长。1992年夏，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成立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李博士安排我负责联络事务并任秘书长。我当时向他建议能否以中心名义申请办报，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自己曾在武汉主编过八十年代里风生水起的《青年论坛》，所以他能体会我的心思，表示放手让我独闯。
92年秋，我开始做起办报的梦，起草给广州市新闻出版局的申请报告，想象将来的报纸面貌。因为是以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名义申办，所以，报名只能叫"岭南文化时报"。那时，政府职能部门的腐败之风已开始盛行，职能部门办报，可以动用权力向管辖企业强征广告，"报纸"被视为摇钱树。于是，政府职能部门办报一时风起，而当时本地主管新闻出版的官员对申办省内刊号报纸，大都持宽容立场。"岭南文化时报"正是碰巧搭上这班"便车"的--93年6月29日上午，早上刚下过一场大雨，九、十点钟的太阳已很毒，我骑着单车，到位于水荫路的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领取批准"岭南文化时报"开办的"内部报纸出版许可证"。
从"想做什么"到"该怎么做"，对一介书生而言，的确有待考验其做事的耐力。
"四君子"
按规定，申办者必须在获得"出版许可证"的半年之内正式出报，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处理。为了及时筹集经费、征集稿件，必须先有报社的框架。
最初参与办报的四个人是：单世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和我。因没有钱租借办公室，前两次碰头分别是在少明和我家里进行的。93年7月8日，我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岭南文化时报》介绍"，目的在于寻求有识之士的经济资助。其中有这么几段话值得记忆--
"我们都曾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有过建树，共同的思想见解、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把我们紧紧相连。"
"我们认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参与时代生活，参与文化的创造。当代学人的天地不应只局限在书斋之中！因此，我们开始了这条充满荆棘和希望的报人生涯。"
"在建设精神文明、汇聚时代潮流、参与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本报将努力与众不同，敢于标新立异，不惮唱反调。本报将以其真实的个性和独特的见解，在人语喧哗的当代环境中顽强地表达自己的声音。"
最后是我们的自许和期盼--
"在成熟的夏季，我们把又一颗文化种子洒落岭南沃土。朋友，请给我们一片荫凉，给我们一点生命之水吧！今天我们是无声无息的小花，明天我们将成为参天大树。"
我们分头接触了各色人等，把我们将要做的事情描述得很感人，对方最后说，市场前景不明朗，但对我们表示钦佩。无奈之下，我们改变思路：先把报纸出出来，尽量在形式上高档一点，然后再拿着现成的报纸去说服人也许会凑效。
报社筹集到的第一笔资金是16000元，那是在出报之前的93年7月底，出资人是我所在的研究所的同事，他们是：李明华、李大华、贾云平、韩强、张勇、阮晓波、陈洁珍。那时时兴"股份制"，所以这笔钱也称"股金"。这笔钱解了我们燃眉之急，用这笔钱，我们在东山合群三马路（离中共"四大"旧址约100米）租了一间小屋作为编辑部，感觉有了"报社"。还购置了必备的办公用品，而余下的钱又使得我们敢于想到应该马上出报。（《岭南文化时报》虽然已被停刊了，但我还想在此最后一次代表热爱"时报"的全国各地读者，向我的同事们致谢！）
大概是在93年10月中旬，我们邀请了广州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近20位朋友座谈，地点是市委礼堂的一间小会议室。一方面是约稿，一方面也是发布创办《岭南文化时报》的消息。按惯例，应给与会者一笔"车马费"，由于经费拮据，我们送给朋友的是三联书店出的两本小书，一本是雅斯贝尔斯写的《什么是教育》，一本是弗兰克写的《活出意义来》，共值5.95元。记得书是李公明从北京路书店挑回来的。再说朋友们收到这份礼物后百感交集--出乎意外的免俗之喜和体会我等办报之难。时任《广州日报》记者的庞彩霞女士回去后把这种感受写成一篇"特写"，大样都出来了，但最后被老总枪毙了，理由是"会给人觉得党报的记者也天天拿'红包'"。
93年10月20日，我们编好创刊号，送到《南方日报》印刷厂。我们手中只有万把元钱，但胆子似乎很大，决定彩印，出周报，四开八版。那时纸张贵，彩印一万份（包括文字输入、制版）要9000元左右。幸好印刷厂张姨通融，决定让我们一个月结算一次。10月25日下午，我们四个人在印刷厂做终校，看到有模有样的创刊号即将出笼，兴奋难名。回家时天已微黑，有点凉意，我们各自骑着单车穿过五羊新城，好象刚从前线愉悦归来。而当时我们四个人并没有拿一分钱的"工资"。
创刊号上的发刊辞是陈少明主笔的，我们宣称："由青年学子创办的这份《时报》，是一块新开垦的精神试验园地。面对以大众传媒为主体的功利化文化洪流，我们想借这块小小的阵地，寻觅、团结更多的精神同道，联手对世纪末的庸俗化倾向作顽强的抗击。在这里，真理、理想之类日益被淡忘的价值观念，公正、客观之类渐趋逸失的新闻立场，将得到应有的重视。"版式是由与我们有深切认同的荷瑛小姐和阿翟先生不计工本精心设计的--一瓶香槟从一堆石头里喷薄而出，阿翟说，坚硬而棱角分明的石块是"时报"的性格，不可阻止的香槟是办报人的朝气。10月27日早晨，因为报纸要"出街"，我与李公明天没亮就出门，赶到广东电视台，在六点三十分的"早晨"节目里"自吹自擂"。我的导师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冯达文教授也是特地早起，为我们从电视上转录《岭南文化时报》的这段黎明中的告白。
因为援资未到，彩印周报只出到第8期。在这8期中，基本没有固定栏目，但有固定版面，如"岭南物语"、"西窗雨"、"满江红"、"学在人间"等。由于开始时稿源稀缺，近一半稿件都是我们自己充当"写手"。有领导因此批评道："现在还办同仁报纸？"
第8期的出版日期是94年1月8日，而第9期是1月28日出版的。中间空缺一期，是因为时已"断炊"。当时我拿着报纸找到了我的同学云木先生，他同意斥资4万元"入股"，这样，"时报"的轮子又动起来了。
从第9期开始，我们精打细算，把周报四开八版彩印改为旬报对开四版套红印刷、改周三出报为逢八出报（这一格局一直保持下来。不过，自98年3月10日的第119期起，又改为逢十出版），并更换了印刷厂，这样，每个月可以降低两万元的成本。编辑第8期时正好逢94年元旦，李公明写了一篇"新年献辞"登在第一版的右上角，楷体排版，署名"本报编辑部"，这就是从此每期不断的、出现在同一位置的、影响最广的"本报编辑部"文章（被读者视为"社论"）的"第一炮"。从第9期起，在"本报编辑部"专栏里出现了一个标志，我们自己视为"报徽"，那是由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位朋友义务设计的，粗线条的圆圈里，一只尖锐的老式自来水笔笔头，整个造形类似步枪的准星。我们自己把它理解为"以笔为枪，瞄准目标开火！"第9期的报头也有了变化，"岭南文化时报"六个字出自一位在深圳经商的低我三届的中大哲学系同学，延安人，叫苗延丰，后来一直用他的手书作报头。同时，还从此在报头上出现"South china culture review"（"南中国文化评论"）的歌德体字体，这小小的举动也可以反映出我们执意淡化岭南地域色彩而直面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报立场。这一时期，我们还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一李大钊先生的名言移作"时报"的广告语，我们发给他人的邀请及信函也一律以"同志"相称，我们的"社论"里也夹杂着"革命时期"的语言，如上述的"新年献辞"里称"我们的志向是任何艰难也阻止不了的，我们的志向一定要实现！"有点战天斗地的情形。
我们用上述的五万六千元及在此期间获得的带有赞助性质的三万元广告（这里要特别感谢李杨女士的帮助），支撑到94年5月18日，出版了15期报纸。又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时报"只好暗地里停刊一个月，到了6月18日才出版第16期。也是从这一期起，"时报"的主办单位"由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改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因为"上级"突然规定，只有局级单位才能办报。）
94年6月1日，报社从合群三马路搬到天河东路242号，那是广州禾田实业公司免费提供的场所。禾田公司的老板陈乐田先生是低我一届的系友，我在中大编辑《中大青年》时，乐田是一名重要作者。毕业后多年不见，大概是94年春季的一个毛毛细雨的午后，我在天河路遇乐田，向他谈起报纸的境况，他希望我跟他多联系。所以，当"时报"再度危机时，我自然想起乐田，而他也爽快地资助了5万元。"时报"又得以出版下去。
我们四个办报人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都有几位共同的"忘年交"，他们始终关注"时报"的生存。是袁伟时和何博传两位教授热情地向霍英东基金会的何铭思先生推荐"时报"，希望得到基金会资助。霍英东基金会决定从94年下半年到95年上半年，资助15万港元给"时报"（分三次拨款）。这是"时报"能迎来创刊一周年的关键所在。
94年10月28日，钟情书画的新光花园酒家副总经理黄尔荣先生慷慨地在号称"广州白宫"的流花湖新光花园酒家内摆设筵席，庆贺"时报"创刊一周年。那天，我们还在广州市的主要街道中山一路至八路两侧的公共汽车停靠站设立50个无人售报箱，首开国内街头无人售报之先例（此项活动得到广东银海集团和广州市电车广告公司的支持。之后的97年下半年，我们又在市内近百个书店设置新的无人售报箱）。28日下午3时，约120位来宾齐聚一堂，场面壮观。著名老漫画家廖冰兄先生当场挥毫，画面是一只耳朵的左右两侧站立对叫的喜鹊和乌鸦，并题曰"鹊唱诚悦耳，鸦啼亦惊人。传媒善兼听，报道力求真。"《山坳上中国》的作者何博传教授也即兴吟诗，诗曰："岭南春秋波，文化色彩多。相看四君子，倚角推天磨。"注解是："李鸿章是一代天绝，我们一代是天磨。四君子创报一年，奉献颇多。作为读者，无以为报，特作打油诗示谢。"从此便有了"四君子"之说。
欢迎光临《创业时代》！
"二人转"
"二人转"是比喻单世联和我两个人苦力支撑"时报"的局面。从94年下半年起，"四君子"中的陈少明、李公明二人由于教学和著书的压力而相继退居二线。所谓"二线"，是指他们还时常为"时报"约稿或撰写评论。别人经常问我报社有多少人，我总是含混作答，因为不仅单世联是兼职，我本人作为主编也仍然是兼职（广州市社科院作为主办单位既无钱可出也不出人，所以我还得完成社科院正常的年度工作量），这种无专职人员办报的情况，在我国报刊史上，可能是少有的。当然，后来还是有楚尘和付东流两热血青年相继加盟，负责头版头条的采访稿。
经过一年多的操作，出版的程序建立了，稿件的来源开通了，我们逐渐踏进了轨道。我约定单世联周二、五在编辑部碰头，周二商量下一期稿件，周五确定当期稿件。我们还同时交换各自获得的思想信息和读书体会。单世联口若悬河，但手比口还快，经常有应急中的神来之笔。"时报"的"社论"，约有七成出自他的手笔。他的普通话不仅快而且扬州口音浓重，许多人听不惯。由于我们长期相处彼此适应，以致一旦耳旁少了"单氏国语"，反而觉得没有了谈话氛围。他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一般是上午睡觉。若约他下午三点到编辑部，他总是自带方便面或饼干，一边进门一边嚷着："顶不住了顶不住了，妈的，今天一天没吃东西了。"
95年5月中旬，"时报"又从天河东路242号搬到天河路太平洋商业中心，那是个专营电脑的商厦，租金高得惊人，根本就不是"时报"所能承受的。当然是又路遇知音了。这知音便是广州明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改为"广州明珠电力企业集团"）。明珠电力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永喜先生其实是我们的同龄人，不过他事业早成，他领导下的明珠电力红红火火，他本人多次被市人事局请去给全市临上岗的应届毕业生做报告，我就是在这一场合结识他的。在霍英东基金会的资助即将期满之际，我找到他，直言相告，希望他支持。从95年5月18日出版的第47期起，"时报"的报头下出现了"协办单位广州明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从此至98年12月30日停刊的三年半时间里，明珠电力免费提供场所并斥百万巨资不间断且近乎无回报期待地资助"时报"出版。如果说"时报"能生存五年之久是一项奇迹的话，那么，象明珠电力这样倾情扶持文化事业，其实也是中国企业界的一项奇迹。我们作为书生无以回报，唯有希望读者在追忆"时报"时，也能感念明珠电力的壮举及其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们！
在"二人转"人手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策划了一些专版，如纪念"二战"50周年、纪念王小波病逝、"国情研究"、"香港回归"、粤北瑶胞贫困报道等专版，均产生很大反响，多家国内报纸作转载。这一时期，报纸的风格已形成，版面也进一步作了调整，如先后设立"三一工程"版（"一本书主义"、"一言堂"、"每日一课"）和"朝花夕拾"，俗称"四旧"版（"旧文新刊"、"旧人再见"、"旧图另看"、"旧事重提"），各版面都有专栏，如"本报编辑部"、"精英观察"、"反调俱乐部"、"旧文新刊"、"点名批评"等都是名重一时的专栏。"时报"还在此时成功地建立起几乎包括当今中国思想界所有知名人士及部分完全不为人知但确有份量的民间思想者在内的作者网络。"时报"也因此备受京沪两地思想界的关注。作为一份传播面窄的知识圈内报纸，我们一直不愿意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来填充版面。但所谓的"大报"则动辄转载"时报"文章（96年起几乎每期都有文章被转载），如《读者》、《新华文摘》、《文汇读书周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全国近三十家（据我们已收集的）报刊都曾作过转载。由于我们势单力薄，"大报"既不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不事后寄赠样报。不过说老实话，在"大报"把我们视为"小报"时，我们倒真的是坚持以"大报"的立场和责任评点世事，而把所谓的"大报"当作无聊"小报"的。
我们不惮唱反调，讨厌传媒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恶习。有人不从独立品格上作肯定，反指责我们是故作奇谈怪论。但随风转的所谓"大报"也有跟着我们这样的"小报"走的时候，如我们是最早专版评论王小波小说的报纸（95年1月8日第36期。而两年之后王小波才走红），后来"大报"的"老记"们就注意观察我们的动向了。
96年12月28日，承三和企业集团骆加中先生资助，"时报"假座"天鹅会"庆贺出版100期，那天，原广东省委书记、德高望重的任仲夷同志也到会祝贺。由于李明华博士和李公明先生主持有方，各项安排进展顺利且尚有余时，所以，两位主持临时要我上台讲几句话。在那一刻，我其实是沉浸在回忆之中--三年多来走过的每一步、付出的每一滴心血、数度关门的危险及其与某些无赖周旋的屈耻，所以在台上近20秒内竟无言以对，声音哽噎，不过我自己还是清楚记得当时讲的一句话--"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不过做了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应该做的工作。"事后，我们的朋友张志林教授说："哥们，我当时真想冲上去啊！"
97年6月初，"时报"又从天河路太平洋商业中心迁至天河北路452号天丰阁303室。此时，算是真正拥有一套完全独立的宽敞场所，并且建立起了电脑排版室，稿件可以在临出报前一天随时撤换，已具备对社会事件作出快速反应的条件。不管是从报纸风格内容、社会知名度还是办报的物质条件上看，应该说，从97年下半年起，"时报"已步入前所未有的顺境。现在"时报"不在了，但我与单世联还不时展望"时报"的"前景"--如果能拿到公开刊号，按98年的势头走下去，不出三年，"时报"当成为影响全国的真正大报。由民间培育一份全国性的报纸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风 波
办报既要顶住经济危机，还得直面一些非经济的压力。在五年历程中，还真是风波未断。
"上级"不定期地通知我们参加"新闻通气会"，我们还不断接到"新闻出版通讯"之类的内部材料，主要是列明近期要注意哪些事项：哪些事情不能说，哪些事情只能怎么说，哪些内容只能在版面上占多大篇幅等等。它们都是一些极其具体甚至称得上是琐屑的规定。"政治觉悟"不高的人还真看不出那些小事会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不过，我们倒是欢迎这样的"管理"办法的，因为禁区划定得越具体越细致，则其所留出的自由空间其实越宽广。上下五千年古今多少事，是主持设定禁区的人所能一一"过滤"的吗？所以，在办报的五年期间，我们自觉地不踏足禁区，因为犯不着，因为我们的视野远比这些人高远，因为在禁区之外还有我们的无限空间。
这里所谓的"风波"并非因触犯禁忌所致，而是一些无聊的"小人"在跟我们较真。以下依时间先后列举数例。
第4期（93年11月24日）上有篇讲农民起义"造反有理"但"造反无功"的文章，谈的本来是事实，但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一位领导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谈工作"，严正地说："你不觉得这期报纸出了什么问题吗？"我说暂时还没认识到。他不想兜圈子了，直言道："你们说农民起义造反无功，那毛主席是怎么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他还真的把毛的那段语录准备在手里，并当即拿给我看。在"铁证"面前，我唯有说以后会特别注意"政治"问题的。
第39期（95年2月28日）上登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玩笑"的"读者来信"，对香港的姚美良出钱在中山大学校园盖陵墓式的"永芳堂"（姚永芳为姚美良之父）提出批评。不料中大历史系的某位有名无实的"名教授"坚决要求中大党委出面与我们交涉此事（因"永芳堂"有一半房子是给历史系使用的），理由是我们打击并否定港澳侨胞的爱国义举，并扬言要把我们告到"全国政协"去（姚是政协常委吧），闹得市社科院领导出面请客求"私了"（当时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报道过此争端）。最后的妥协是："时报"必须登一篇由中大方面撰写的"正面"文章。（这些经过，我们都不在场。）文章的题目为"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署名为"钟达轩"（即"中大宣"的谐音）。在本报主办单位领导的巨大压力下，我们只好选择"破财消灾"的策略--刊登那篇"正面"文章的第41期"时报"事实上只开机印刷500份（低于这个数则印刷厂不干，不然我们只想印10份送给中大了事）。这期报纸除了送给中大党委外，所有的读者都没有见过。因为"时报"不在了，不妨把这个秘密揭一揭。
第58期（95年9月8日）头版也登了一篇被人视为"有无搞错"（即"有没有弄错，这也敢登？"）的文章，题目是"是奖给黎市长还是奖给黎子流？"文章直接指名批评当时的广州市市长黎子流。来由是作者"洋丁"在《广州日报》上看到一篇祝贺黎市长获国家语委颁发的"推广普通话特别奖"的文章，获奖的依据是：虽然黎的普通话很差，但在公众场合不怕现丑敢开讲。"洋丁"认为，"这个奖如果奖给作为公民的黎子流，我是非常赞同的；但若是奖给作为市长的黎市长，我就有些不满。"因为广州市的普通话推广工作是无成绩可言的。这本是充分说理的，但黎市长手下的一些人难以接受"黎市长居然在当地被点名批评"的事实。于是直接找到我们的"上级"施加压力。幸好黎市长本人尚能海涵此区区小事。
第88期（96年8月8日）头版头条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陈传席教授撰写的"关于'评刘海粟'一文风波答记者问"一文，文章进一步列举刘海粟污点的确凿证据，如剽窃抄袭他人作品，充当文化汉奸等等。文章出来后引起轩然大波，据我们所知，全国大概有十几家报刊杂志转载过此文。另外，刘海粟纪念馆的一帮人写来抗议信（我们当然不予理会），陈传席先生在南京也遭到围攻甚至电话恐吓。见我们无自我检讨的动静，那帮人也够有能耐，居然把江苏省委宣传部动员起来，而江苏省委宣传部也居然正儿八经地给广东省委宣传部发来一封函，意思是贵省的《岭南文化时报》太不象话，希望加强批评教育云云。有权力背景的告状人，一般不愿对簿公堂而喜欢通过所谓的"组织"，似乎"组织"之间一定是会相互给面子的。不过这一回算例外，此"组织"并不怎么给彼"组织"面子。
最后一次风波对"时报"来说则是灭顶的。第140期（98年11月20日）头版头条刊登"正北丰村调查"的长文，作者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应届毕业生，文章是他在假期回到家乡广东电白县正北丰村时做的调查报告，文中列举乡村官民对峙、组织涣散、超生成灾、犯罪滋生、失业严重、教育荒芜等严重社会问题。调查是极其细致的，所有结论都有大量的数据、事实作根据。但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某位"厅级干部"（据后来与我们交涉此事的一位干部声称）看了大为不满，认为我们夸大问题言过其实，于是派了一员手下干将（该人其实早与我们相识）到编辑部调查该文的背景。我们说没有什么背景，况且情况更严重的农村还不少呢。据说林若（前任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后来亲作批示，要求省委政策研究室派人到正北丰村再做调查。且说政研室的某领导认真翻阅这期报纸后，感觉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第3版"旧文新刊"专栏居然有一篇张奚若先生写于1946年的抨击国民党的"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的文章，他自以为我们是别有用心。有一情景我大概终生难忘，即那位干将在编辑部时对我指着这篇旧文说："你看，你看，这样的文章怎么好登呢？"我说："你具体看看内容就知道了。"他说："要是人家不看内容只看题目呢？"等等。在我们就此文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复述过该文的标题，我怀疑他没有勇气哪怕是当着我们的面把该标题念出来。如此这般之后（细节不便细说），"时报"终于在98年12月30日出完最后的第144期（按广州方言，"144"就是"一定死"的意思）。
停 刊
98年10月20日，第137期出版，头版并下转二版，刊载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的"八十年代这样走过"的长文，是北京一位与龙应台相熟的朋友为我们约的稿。象我们这些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读到这样的文字，只有用"感同身受"来形容--
"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听他们年轻激越的声音。"
"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许多人读到这篇文章后纷纷来电，抒发共同的感受，有人说是站着读完全文，有人说是流着泪读……我想不到，在这个据说已是图像化的时代里，文字居然还具有如此巨大的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的激情包括责任被进一步唤起，我们必须突显文字的先锋姿势。应该说，自137期之后，我们便有意识地不断加强评论的冲击力，犹如上了一趟已经启动的快车，只能顺着惯性，越来越快地向前。如"别一种水患"（138期）、"似曾相识：改革与反腐败"（139期）、"乡村社会名存实亡"（140期）、"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141期）、"清算'文革'前十七年文学"（142期）、"我们的教科书问题"（143期）、"身边的民主空间"（144期）等。我们本还想看看到底能向前再走多远！
98年12月20日，市新闻出版局通知我们前往办理99年的登记证。12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编辑人员到达，但被告知："我们在1小时之前刚刚接到上面的电话，说《岭南文化时报》99年不要办了。"我们要求"上级"给出一份正式的书面通知，列举必须停刊的原因。但"上级"说，你们是不是想进一步给自己找麻烦？
12月31日上午至夜10时，单世联和我都知道是在做最后一期的文字编辑。我们惜墨如金地起草停刊通知--"上级指示，本报必须在1999年暂停出版。"激动，悲情，被我们充分地节制，掩埋进本年度最后一天的夜幕里。
头版头条的图片是夜幕下迎风擦燃的火柴，让很多人想到戴安娜身亡后那首世界传唱的"风中蜡烛"。
我们也有简短的告别--"不说再见"。"新年钟声敲响/本报将消逝在世纪末的苍茫暮色之中/但我们不忍和朋友说再见。"望着窗外夜色，华灯已上，行人匆匆赶往迎新聚会。我不禁在心里说：你们尽管快乐地前行，而我们，也将抽身离去。
第二版的大半版面，依然是漆黑中的燃烧着的火柴。"上级"说，何必弄成这个样子？我们说，是啊，何必弄成这个样子？
报纸是在99年1月4日中午才在街头出现。下午二时起，编辑部的电话声不绝。电话的那头除了激越的声音还有独自的抽泣--"一张好好的报纸，本来好好的，为什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我们无法回答。但是，我们能体会她的伤感--她不愿也不会相信一位成了她生活中一部分的亲人有一天会在自己的身边突然消失掉。
从1月6日开始，法新社、共同社、美联社、香港《明报》、《南华早报》等媒体来电要求采访，但我们一一婉拒。因为我们的一贯立场是：我们不愿意参与"炒作"，也不愿意被他人"炒作"。
"时报"不在了，天也不会塌下来。
而我们的生活，仍然继续。
作者：吴重庆 1999年3月14日于白云山麓与点堂
附记：藏有《岭南文化时报》合订本的学术机构有：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已出微缩胶片）、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就近借阅。
立新按：说起二十世纪末的中国，1989和1992年，毫无疑问是两个关键年份。相比之下，1993年就显得过于平淡。不过，这一年还是发生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一件事情影响很大，知道的人也很多，就是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另一件事，没那么热闹，吴重庆等几个人在广州悄悄创办了《岭南文化时报》。这份文化周报坚持了六年，时间不长，但对中国报业的影响不小；在某种意义上，我以为该报至少可算是九十年代前期最牛的报纸之一。该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点：它首创了像“旧著新刊”等有意思的栏目；它讨论了像王小波这样有意思的话题，它刊登了像龙应台的《八十年代就这样走过》这样有意思的文章，还有就是它停刊那一期报纸的有意思的版面――一支将要燃尽的腊烛的照片，占了整整半个版面。报纸停刊两个多月后，吴重庆写了这篇《吴重庆办报记》，完整地回顾总结了该报的发展历程，阐释了该报的宗旨和精神。又过了几年，笔者有缘得识吴先生，蒙他慷慨惠赠一整套《岭南文化时报》，感激之余，本人曾立愿要写一篇研究时报的文章，可是岁月蹉跎，迄今未着一字！深有愧也。兹将吴先生亲撰的文章转录至此，与朋友们一起分享，题目略作改动。
吴重庆：岭南办报记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王阳明《传习录》
《岭南文化时报》从1993年10月27日创刊到1998年12月30日停刊，历经了1888个时日，不过，现在回头望去，只觉得是短暂的一瞬。而从其停刊至今，其实只70来天，但犹如前尘往事。长与短、近与远的双重错觉，更令我意识到及时记叙5年间人与事的必要性，以免"真成梦幻"。
缘 起
1981年至1991年，我一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做学生，当时主编过全校性学生刊物《中大青年》，办刊办报的热情初次触发。1991年7月，带着八十年代的激越和无奈，我到新成立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工作，有幸遇上李明华博士这样一位好所长。1992年夏，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成立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李博士安排我负责联络事务并任秘书长。我当时向他建议能否以中心名义申请办报，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自己曾在武汉主编过八十年代里风生水起的《青年论坛》，所以他能体会我的心思，表示放手让我独闯。
92年秋，我开始做起办报的梦，起草给广州市新闻出版局的申请报告，想象将来的报纸面貌。因为是以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名义申办，所以，报名只能叫"岭南文化时报"。那时，政府职能部门的腐败之风已开始盛行，职能部门办报，可以动用权力向管辖企业强征广告，"报纸"被视为摇钱树。于是，政府职能部门办报一时风起，而当时本地主管新闻出版的官员对申办省内刊号报纸，大都持宽容立场。"岭南文化时报"正是碰巧搭上这班"便车"的--93年6月29日上午，早上刚下过一场大雨，九、十点钟的太阳已很毒，我骑着单车，到位于水荫路的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领取批准"岭南文化时报"开办的"内部报纸出版许可证"。
从"想做什么"到"该怎么做"，对一介书生而言，的确有待考验其做事的耐力。
"四君子"
按规定，申办者必须在获得"出版许可证"的半年之内正式出报，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处理。为了及时筹集经费、征集稿件，必须先有报社的框架。
最初参与办报的四个人是：单世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和我。因没有钱租借办公室，前两次碰头分别是在少明和我家里进行的。93年7月8日，我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岭南文化时报》介绍"，目的在于寻求有识之士的经济资助。其中有这么几段话值得记忆--
"我们都曾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有过建树，共同的思想见解、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把我们紧紧相连。"
"我们认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参与时代生活，参与文化的创造。当代学人的天地不应只局限在书斋之中！因此，我们开始了这条充满荆棘和希望的报人生涯。"
"在建设精神文明、汇聚时代潮流、参与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本报将努力与众不同，敢于标新立异，不惮唱反调。本报将以其真实的个性和独特的见解，在人语喧哗的当代环境中顽强地表达自己的声音。"
最后是我们的自许和期盼--
"在成熟的夏季，我们把又一颗文化种子洒落岭南沃土。朋友，请给我们一片荫凉，给我们一点生命之水吧！今天我们是无声无息的小花，明天我们将成为参天大树。"
我们分头接触了各色人等，把我们将要做的事情描述得很感人，对方最后说，市场前景不明朗，但对我们表示钦佩。无奈之下，我们改变思路：先把报纸出出来，尽量在形式上高档一点，然后再拿着现成的报纸去说服人也许会凑效。
报社筹集到的第一笔资金是16000元，那是在出报之前的93年7月底，出资人是我所在的研究所的同事，他们是：李明华、李大华、贾云平、韩强、张勇、阮晓波、陈洁珍。那时时兴"股份制"，所以这笔钱也称"股金"。这笔钱解了我们燃眉之急，用这笔钱，我们在东山合群三马路（离中共"四大"旧址约100米）租了一间小屋作为编辑部，感觉有了"报社"。还购置了必备的办公用品，而余下的钱又使得我们敢于想到应该马上出报。（《岭南文化时报》虽然已被停刊了，但我还想在此最后一次代表热爱"时报"的全国各地读者，向我的同事们致谢！）
大概是在93年10月中旬，我们邀请了广州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近20位朋友座谈，地点是市委礼堂的一间小会议室。一方面是约稿，一方面也是发布创办《岭南文化时报》的消息。按惯例，应给与会者一笔"车马费"，由于经费拮据，我们送给朋友的是三联书店出的两本小书，一本是雅斯贝尔斯写的《什么是教育》，一本是弗兰克写的《活出意义来》，共值5.95元。记得书是李公明从北京路书店挑回来的。再说朋友们收到这份礼物后百感交集--出乎意外的免俗之喜和体会我等办报之难。时任《广州日报》记者的庞彩霞女士回去后把这种感受写成一篇"特写"，大样都出来了，但最后被老总枪毙了，理由是"会给人觉得党报的记者也天天拿'红包'"。
93年10月20日，我们编好创刊号，送到《南方日报》印刷厂。我们手中只有万把元钱，但胆子似乎很大，决定彩印，出周报，四开八版。那时纸张贵，彩印一万份（包括文字输入、制版）要9000元左右。幸好印刷厂张姨通融，决定让我们一个月结算一次。10月25日下午，我们四个人在印刷厂做终校，看到有模有样的创刊号即将出笼，兴奋难名。回家时天已微黑，有点凉意，我们各自骑着单车穿过五羊新城，好象刚从前线愉悦归来。而当时我们四个人并没有拿一分钱的"工资"。
创刊号上的发刊辞是陈少明主笔的，我们宣称："由青年学子创办的这份《时报》，是一块新开垦的精神试验园地。面对以大众传媒为主体的功利化文化洪流，我们想借这块小小的阵地，寻觅、团结更多的精神同道，联手对世纪末的庸俗化倾向作顽强的抗击。在这里，真理、理想之类日益被淡忘的价值观念，公正、客观之类渐趋逸失的新闻立场，将得到应有的重视。"版式是由与我们有深切认同的荷瑛小姐和阿翟先生不计工本精心设计的--一瓶香槟从一堆石头里喷薄而出，阿翟说，坚硬而棱角分明的石块是"时报"的性格，不可阻止的香槟是办报人的朝气。10月27日早晨，因为报纸要"出街"，我与李公明天没亮就出门，赶到广东电视台，在六点三十分的"早晨"节目里"自吹自擂"。我的导师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冯达文教授也是特地早起，为我们从电视上转录《岭南文化时报》的这段黎明中的告白。
因为援资未到，彩印周报只出到第8期。在这8期中，基本没有固定栏目，但有固定版面，如"岭南物语"、"西窗雨"、"满江红"、"学在人间"等。由于开始时稿源稀缺，近一半稿件都是我们自己充当"写手"。有领导因此批评道："现在还办同仁报纸？"
第8期的出版日期是94年1月8日，而第9期是1月28日出版的。中间空缺一期，是因为时已"断炊"。当时我拿着报纸找到了我的同学云木先生，他同意斥资4万元"入股"，这样，"时报"的轮子又动起来了。
从第9期开始，我们精打细算，把周报四开八版彩印改为旬报对开四版套红印刷、改周三出报为逢八出报（这一格局一直保持下来。不过，自98年3月10日的第119期起，又改为逢十出版），并更换了印刷厂，这样，每个月可以降低两万元的成本。编辑第8期时正好逢94年元旦，李公明写了一篇"新年献辞"登在第一版的右上角，楷体排版，署名"本报编辑部"，这就是从此每期不断的、出现在同一位置的、影响最广的"本报编辑部"文章（被读者视为"社论"）的"第一炮"。从第9期起，在"本报编辑部"专栏里出现了一个标志，我们自己视为"报徽"，那是由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位朋友义务设计的，粗线条的圆圈里，一只尖锐的老式自来水笔笔头，整个造形类似步枪的准星。我们自己把它理解为"以笔为枪，瞄准目标开火！"第9期的报头也有了变化，"岭南文化时报"六个字出自一位在深圳经商的低我三届的中大哲学系同学，延安人，叫苗延丰，后来一直用他的手书作报头。同时，还从此在报头上出现"South china culture review"（"南中国文化评论"）的歌德体字体，这小小的举动也可以反映出我们执意淡化岭南地域色彩而直面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报立场。这一时期，我们还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一李大钊先生的名言移作"时报"的广告语，我们发给他人的邀请及信函也一律以"同志"相称，我们的"社论"里也夹杂着"革命时期"的语言，如上述的"新年献辞"里称"我们的志向是任何艰难也阻止不了的，我们的志向一定要实现！"有点战天斗地的情形。
我们用上述的五万六千元及在此期间获得的带有赞助性质的三万元广告（这里要特别感谢李杨女士的帮助），支撑到94年5月18日，出版了15期报纸。又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时报"只好暗地里停刊一个月，到了6月18日才出版第16期。也是从这一期起，"时报"的主办单位"由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改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因为"上级"突然规定，只有局级单位才能办报。）
94年6月1日，报社从合群三马路搬到天河东路242号，那是广州禾田实业公司免费提供的场所。禾田公司的老板陈乐田先生是低我一届的系友，我在中大编辑《中大青年》时，乐田是一名重要作者。毕业后多年不见，大概是94年春季的一个毛毛细雨的午后，我在天河路遇乐田，向他谈起报纸的境况，他希望我跟他多联系。所以，当"时报"再度危机时，我自然想起乐田，而他也爽快地资助了5万元。"时报"又得以出版下去。
我们四个办报人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都有几位共同的"忘年交"，他们始终关注"时报"的生存。是袁伟时和何博传两位教授热情地向霍英东基金会的何铭思先生推荐"时报"，希望得到基金会资助。霍英东基金会决定从94年下半年到95年上半年，资助15万港元给"时报"（分三次拨款）。这是"时报"能迎来创刊一周年的关键所在。
94年10月28日，钟情书画的新光花园酒家副总经理黄尔荣先生慷慨地在号称"广州白宫"的流花湖新光花园酒家内摆设筵席，庆贺"时报"创刊一周年。那天，我们还在广州市的主要街道中山一路至八路两侧的公共汽车停靠站设立50个无人售报箱，首开国内街头无人售报之先例（此项活动得到广东银海集团和广州市电车广告公司的支持。之后的97年下半年，我们又在市内近百个书店设置新的无人售报箱）。28日下午3时，约120位来宾齐聚一堂，场面壮观。著名老漫画家廖冰兄先生当场挥毫，画面是一只耳朵的左右两侧站立对叫的喜鹊和乌鸦，并题曰"鹊唱诚悦耳，鸦啼亦惊人。传媒善兼听，报道力求真。"《山坳上中国》的作者何博传教授也即兴吟诗，诗曰："岭南春秋波，文化色彩多。相看四君子，倚角推天磨。"注解是："李鸿章是一代天绝，我们一代是天磨。四君子创报一年，奉献颇多。作为读者，无以为报，特作打油诗示谢。"从此便有了"四君子"之说。
欢迎光临《创业时代》！
"二人转"
"二人转"是比喻单世联和我两个人苦力支撑"时报"的局面。从94年下半年起，"四君子"中的陈少明、李公明二人由于教学和著书的压力而相继退居二线。所谓"二线"，是指他们还时常为"时报"约稿或撰写评论。别人经常问我报社有多少人，我总是含混作答，因为不仅单世联是兼职，我本人作为主编也仍然是兼职（广州市社科院作为主办单位既无钱可出也不出人，所以我还得完成社科院正常的年度工作量），这种无专职人员办报的情况，在我国报刊史上，可能是少有的。当然，后来还是有楚尘和付东流两热血青年相继加盟，负责头版头条的采访稿。
经过一年多的操作，出版的程序建立了，稿件的来源开通了，我们逐渐踏进了轨道。我约定单世联周二、五在编辑部碰头，周二商量下一期稿件，周五确定当期稿件。我们还同时交换各自获得的思想信息和读书体会。单世联口若悬河，但手比口还快，经常有应急中的神来之笔。"时报"的"社论"，约有七成出自他的手笔。他的普通话不仅快而且扬州口音浓重，许多人听不惯。由于我们长期相处彼此适应，以致一旦耳旁少了"单氏国语"，反而觉得没有了谈话氛围。他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一般是上午睡觉。若约他下午三点到编辑部，他总是自带方便面或饼干，一边进门一边嚷着："顶不住了顶不住了，妈的，今天一天没吃东西了。"
95年5月中旬，"时报"又从天河东路242号搬到天河路太平洋商业中心，那是个专营电脑的商厦，租金高得惊人，根本就不是"时报"所能承受的。当然是又路遇知音了。这知音便是广州明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改为"广州明珠电力企业集团"）。明珠电力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永喜先生其实是我们的同龄人，不过他事业早成，他领导下的明珠电力红红火火，他本人多次被市人事局请去给全市临上岗的应届毕业生做报告，我就是在这一场合结识他的。在霍英东基金会的资助即将期满之际，我找到他，直言相告，希望他支持。从95年5月18日出版的第47期起，"时报"的报头下出现了"协办单位广州明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从此至98年12月30日停刊的三年半时间里，明珠电力免费提供场所并斥百万巨资不间断且近乎无回报期待地资助"时报"出版。如果说"时报"能生存五年之久是一项奇迹的话，那么，象明珠电力这样倾情扶持文化事业，其实也是中国企业界的一项奇迹。我们作为书生无以回报，唯有希望读者在追忆"时报"时，也能感念明珠电力的壮举及其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们！
在"二人转"人手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策划了一些专版，如纪念"二战"50周年、纪念王小波病逝、"国情研究"、"香港回归"、粤北瑶胞贫困报道等专版，均产生很大反响，多家国内报纸作转载。这一时期，报纸的风格已形成，版面也进一步作了调整，如先后设立"三一工程"版（"一本书主义"、"一言堂"、"每日一课"）和"朝花夕拾"，俗称"四旧"版（"旧文新刊"、"旧人再见"、"旧图另看"、"旧事重提"），各版面都有专栏，如"本报编辑部"、"精英观察"、"反调俱乐部"、"旧文新刊"、"点名批评"等都是名重一时的专栏。"时报"还在此时成功地建立起几乎包括当今中国思想界所有知名人士及部分完全不为人知但确有份量的民间思想者在内的作者网络。"时报"也因此备受京沪两地思想界的关注。作为一份传播面窄的知识圈内报纸，我们一直不愿意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来填充版面。但所谓的"大报"则动辄转载"时报"文章（96年起几乎每期都有文章被转载），如《读者》、《新华文摘》、《文汇读书周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全国近三十家（据我们已收集的）报刊都曾作过转载。由于我们势单力薄，"大报"既不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不事后寄赠样报。不过说老实话，在"大报"把我们视为"小报"时，我们倒真的是坚持以"大报"的立场和责任评点世事，而把所谓的"大报"当作无聊"小报"的。
我们不惮唱反调，讨厌传媒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恶习。有人不从独立品格上作肯定，反指责我们是故作奇谈怪论。但随风转的所谓"大报"也有跟着我们这样的"小报"走的时候，如我们是最早专版评论王小波小说的报纸（95年1月8日第36期。而两年之后王小波才走红），后来"大报"的"老记"们就注意观察我们的动向了。
96年12月28日，承三和企业集团骆加中先生资助，"时报"假座"天鹅会"庆贺出版100期，那天，原广东省委书记、德高望重的任仲夷同志也到会祝贺。由于李明华博士和李公明先生主持有方，各项安排进展顺利且尚有余时，所以，两位主持临时要我上台讲几句话。在那一刻，我其实是沉浸在回忆之中--三年多来走过的每一步、付出的每一滴心血、数度关门的危险及其与某些无赖周旋的屈耻，所以在台上近20秒内竟无言以对，声音哽噎，不过我自己还是清楚记得当时讲的一句话--"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不过做了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应该做的工作。"事后，我们的朋友张志林教授说："哥们，我当时真想冲上去啊！"
97年6月初，"时报"又从天河路太平洋商业中心迁至天河北路452号天丰阁303室。此时，算是真正拥有一套完全独立的宽敞场所，并且建立起了电脑排版室，稿件可以在临出报前一天随时撤换，已具备对社会事件作出快速反应的条件。不管是从报纸风格内容、社会知名度还是办报的物质条件上看，应该说，从97年下半年起，"时报"已步入前所未有的顺境。现在"时报"不在了，但我与单世联还不时展望"时报"的"前景"--如果能拿到公开刊号，按98年的势头走下去，不出三年，"时报"当成为影响全国的真正大报。由民间培育一份全国性的报纸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风 波
办报既要顶住经济危机，还得直面一些非经济的压力。在五年历程中，还真是风波未断。
"上级"不定期地通知我们参加"新闻通气会"，我们还不断接到"新闻出版通讯"之类的内部材料，主要是列明近期要注意哪些事项：哪些事情不能说，哪些事情只能怎么说，哪些内容只能在版面上占多大篇幅等等。它们都是一些极其具体甚至称得上是琐屑的规定。"政治觉悟"不高的人还真看不出那些小事会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不过，我们倒是欢迎这样的"管理"办法的，因为禁区划定得越具体越细致，则其所留出的自由空间其实越宽广。上下五千年古今多少事，是主持设定禁区的人所能一一"过滤"的吗？所以，在办报的五年期间，我们自觉地不踏足禁区，因为犯不着，因为我们的视野远比这些人高远，因为在禁区之外还有我们的无限空间。
这里所谓的"风波"并非因触犯禁忌所致，而是一些无聊的"小人"在跟我们较真。以下依时间先后列举数例。
第4期（93年11月24日）上有篇讲农民起义"造反有理"但"造反无功"的文章，谈的本来是事实，但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一位领导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谈工作"，严正地说："你不觉得这期报纸出了什么问题吗？"我说暂时还没认识到。他不想兜圈子了，直言道："你们说农民起义造反无功，那毛主席是怎么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他还真的把毛的那段语录准备在手里，并当即拿给我看。在"铁证"面前，我唯有说以后会特别注意"政治"问题的。
第39期（95年2月28日）上登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玩笑"的"读者来信"，对香港的姚美良出钱在中山大学校园盖陵墓式的"永芳堂"（姚永芳为姚美良之父）提出批评。不料中大历史系的某位有名无实的"名教授"坚决要求中大党委出面与我们交涉此事（因"永芳堂"有一半房子是给历史系使用的），理由是我们打击并否定港澳侨胞的爱国义举，并扬言要把我们告到"全国政协"去（姚是政协常委吧），闹得市社科院领导出面请客求"私了"（当时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报道过此争端）。最后的妥协是："时报"必须登一篇由中大方面撰写的"正面"文章。（这些经过，我们都不在场。）文章的题目为"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署名为"钟达轩"（即"中大宣"的谐音）。在本报主办单位领导的巨大压力下，我们只好选择"破财消灾"的策略--刊登那篇"正面"文章的第41期"时报"事实上只开机印刷500份（低于这个数则印刷厂不干，不然我们只想印10份送给中大了事）。这期报纸除了送给中大党委外，所有的读者都没有见过。因为"时报"不在了，不妨把这个秘密揭一揭。
第58期（95年9月8日）头版也登了一篇被人视为"有无搞错"（即"有没有弄错，这也敢登？"）的文章，题目是"是奖给黎市长还是奖给黎子流？"文章直接指名批评当时的广州市市长黎子流。来由是作者"洋丁"在《广州日报》上看到一篇祝贺黎市长获国家语委颁发的"推广普通话特别奖"的文章，获奖的依据是：虽然黎的普通话很差，但在公众场合不怕现丑敢开讲。"洋丁"认为，"这个奖如果奖给作为公民的黎子流，我是非常赞同的；但若是奖给作为市长的黎市长，我就有些不满。"因为广州市的普通话推广工作是无成绩可言的。这本是充分说理的，但黎市长手下的一些人难以接受"黎市长居然在当地被点名批评"的事实。于是直接找到我们的"上级"施加压力。幸好黎市长本人尚能海涵此区区小事。
第88期（96年8月8日）头版头条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陈传席教授撰写的"关于'评刘海粟'一文风波答记者问"一文，文章进一步列举刘海粟污点的确凿证据，如剽窃抄袭他人作品，充当文化汉奸等等。文章出来后引起轩然大波，据我们所知，全国大概有十几家报刊杂志转载过此文。另外，刘海粟纪念馆的一帮人写来抗议信（我们当然不予理会），陈传席先生在南京也遭到围攻甚至电话恐吓。见我们无自我检讨的动静，那帮人也够有能耐，居然把江苏省委宣传部动员起来，而江苏省委宣传部也居然正儿八经地给广东省委宣传部发来一封函，意思是贵省的《岭南文化时报》太不象话，希望加强批评教育云云。有权力背景的告状人，一般不愿对簿公堂而喜欢通过所谓的"组织"，似乎"组织"之间一定是会相互给面子的。不过这一回算例外，此"组织"并不怎么给彼"组织"面子。
最后一次风波对"时报"来说则是灭顶的。第140期（98年11月20日）头版头条刊登"正北丰村调查"的长文，作者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应届毕业生，文章是他在假期回到家乡广东电白县正北丰村时做的调查报告，文中列举乡村官民对峙、组织涣散、超生成灾、犯罪滋生、失业严重、教育荒芜等严重社会问题。调查是极其细致的，所有结论都有大量的数据、事实作根据。但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某位"厅级干部"（据后来与我们交涉此事的一位干部声称）看了大为不满，认为我们夸大问题言过其实，于是派了一员手下干将（该人其实早与我们相识）到编辑部调查该文的背景。我们说没有什么背景，况且情况更严重的农村还不少呢。据说林若（前任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后来亲作批示，要求省委政策研究室派人到正北丰村再做调查。且说政研室的某领导认真翻阅这期报纸后，感觉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第3版"旧文新刊"专栏居然有一篇张奚若先生写于1946年的抨击国民党的"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的文章，他自以为我们是别有用心。有一情景我大概终生难忘，即那位干将在编辑部时对我指着这篇旧文说："你看，你看，这样的文章怎么好登呢？"我说："你具体看看内容就知道了。"他说："要是人家不看内容只看题目呢？"等等。在我们就此文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复述过该文的标题，我怀疑他没有勇气哪怕是当着我们的面把该标题念出来。如此这般之后（细节不便细说），"时报"终于在98年12月30日出完最后的第144期（按广州方言，"144"就是"一定死"的意思）。
停 刊
98年10月20日，第137期出版，头版并下转二版，刊载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的"八十年代这样走过"的长文，是北京一位与龙应台相熟的朋友为我们约的稿。象我们这些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读到这样的文字，只有用"感同身受"来形容--
"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听他们年轻激越的声音。"
"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许多人读到这篇文章后纷纷来电，抒发共同的感受，有人说是站着读完全文，有人说是流着泪读……我想不到，在这个据说已是图像化的时代里，文字居然还具有如此巨大的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的激情包括责任被进一步唤起，我们必须突显文字的先锋姿势。应该说，自137期之后，我们便有意识地不断加强评论的冲击力，犹如上了一趟已经启动的快车，只能顺着惯性，越来越快地向前。如"别一种水患"（138期）、"似曾相识：改革与反腐败"（139期）、"乡村社会名存实亡"（140期）、"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141期）、"清算'文革'前十七年文学"（142期）、"我们的教科书问题"（143期）、"身边的民主空间"（144期）等。我们本还想看看到底能向前再走多远！
98年12月20日，市新闻出版局通知我们前往办理99年的登记证。12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编辑人员到达，但被告知："我们在1小时之前刚刚接到上面的电话，说《岭南文化时报》99年不要办了。"我们要求"上级"给出一份正式的书面通知，列举必须停刊的原因。但"上级"说，你们是不是想进一步给自己找麻烦？
12月31日上午至夜10时，单世联和我都知道是在做最后一期的文字编辑。我们惜墨如金地起草停刊通知--"上级指示，本报必须在1999年暂停出版。"激动，悲情，被我们充分地节制，掩埋进本年度最后一天的夜幕里。
头版头条的图片是夜幕下迎风擦燃的火柴，让很多人想到戴安娜身亡后那首世界传唱的"风中蜡烛"。
我们也有简短的告别--"不说再见"。"新年钟声敲响/本报将消逝在世纪末的苍茫暮色之中/但我们不忍和朋友说再见。"望着窗外夜色，华灯已上，行人匆匆赶往迎新聚会。我不禁在心里说：你们尽管快乐地前行，而我们，也将抽身离去。
第二版的大半版面，依然是漆黑中的燃烧着的火柴。"上级"说，何必弄成这个样子？我们说，是啊，何必弄成这个样子？
报纸是在99年1月4日中午才在街头出现。下午二时起，编辑部的电话声不绝。电话的那头除了激越的声音还有独自的抽泣--"一张好好的报纸，本来好好的，为什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我们无法回答。但是，我们能体会她的伤感--她不愿也不会相信一位成了她生活中一部分的亲人有一天会在自己的身边突然消失掉。
从1月6日开始，法新社、共同社、美联社、香港《明报》、《南华早报》等媒体来电要求采访，但我们一一婉拒。因为我们的一贯立场是：我们不愿意参与"炒作"，也不愿意被他人"炒作"。
"时报"不在了，天也不会塌下来。
而我们的生活，仍然继续。
作者：吴重庆 1999年3月14日于白云山麓与点堂
附记：藏有《岭南文化时报》合订本的学术机构有：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已出微缩胶片）、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资料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就近借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