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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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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两个必备的要素，一是传统，二是思考。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那么，电视究竟把我们引向何方？引向娱乐。一种迷恋当下和排斥思考的文化，我们只能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娱乐。
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曾预言文化的灭亡，在奥威尔看来，其方式是书被禁读，真理被隐瞒，在赫胥黎看来，其方式是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成为滑稽戏。我相信，文化决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其恶劣甚于专制的环境。
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是一篇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书名全译出来是“把我们自己娱乐死”，我在后面加上一个问号，用作我的评论的标题。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确实时时听见一声急切有力的喝问：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
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电视在今日人类生活中的显著地位有目共睹，以至于难以想象，倘若没有了电视，这个世界该怎么运转，大多数人的日子该怎么过。拥护者们当然可以举出电视带来的种种便利，据此讴歌电视是伟大的文化现象。事实上，无人能否认电视带来的便利，分歧恰恰在于，这种便利在总体上是推进了文化，还是损害了文化？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拥护者和反对者所说的文化是两码事，真正的分歧在于对文化的不同理解。
波兹曼有一个重要论点：媒介即认识论。也就是说，媒介的变化导致了并且意味着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在印刷术发明后的漫长历史中，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人们主要通过书籍来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作为电视的前史，电报和摄影术的发明标志了新媒介的出现。电报所传播的信息只具有转瞬即逝的性质，摄影术则用图像取代文字作为传播的媒介。电视实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是瞬时和图像的二重奏。正是凭借这两个要素，电视与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书籍中，存在着一个用文字记载的传统，阅读使我们得以进入这个传统。相反，电视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所传播的信息越具有当下性似乎就越有价值。作者引美国电视业内一位有识之士的话说：“我担心我的行业会使这个时代充满遗忘症患者。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六十个世纪或六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我很佩服这位人士，他能不顾职业利益而站在良知一边，为历史的消失而担忧。书籍区别于电视的另一特点是，文字是抽象的符号，它要求阅读必须同时也是思考，否则就不能理解文字的意义。相反，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甚至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摩西第二诫禁止刻造偶像，作者对此解释道：犹太人的上帝是抽象的神，需要通过语言进行抽象思考方能领悟，而运用图像就是放弃思考，因而就是渎神。我们的确看到，今日沉浸在电视文化中的人已经越来越丧失了领悟抽象的神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一切讨论严肃精神问题的书籍都难懂如同天书。
由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揣测作者对于文化的理解了。文化有两个必备的要素，一是传统，二是思考。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很显然，在他看来，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电视却会使我们背离这个目标。那么，电视究竟把我们引向何方？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一种迷恋当下和排斥思考的文化，我们只能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娱乐。并不是说娱乐和文化一定势不两立，问题不在于电视展示了娱乐性内容，而在于在电视上一切内容都必须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依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
电视把一切都变成了娱乐。新闻是娱乐。电报使用之初，梭罗即已讽刺地指出：“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今天我们通过电视能够更迅速地知道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其中绝大多数与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所获得的大量信息既不能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也不需要我们做出任何回答。作者借用柯勒律治的话描述这种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但我们好像并不感到痛苦，反而在信息的泛滥中感到虚假的满足。看电视新闻很像看万花筒，画面在不相干的新闻之间任意切换，看完后几乎留不下任何印象，而插播的广告立刻消解了不论多么严重的新闻的严重性。政治是娱乐。政治家们纷纷涌向电视，化妆术和表演术取代智慧成了政治才能的标志。作者指出，美国前15位总统走在街上不会有人认出，而现在的总统和议员都争相让自己变得更上镜。宗教是娱乐。神父、大主教都试图通过电视表演取悦公众，《圣经》被改编成了系列电影。教育是娱乐。美国最大的教育产业是在电视机前，电视获得了控制教育的权力，担负起了指导人们读什么样的书、做什么样的人的使命。
波兹曼把美国作为典型对电视文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但是，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乐的倾向却是世界性的。譬如说，在我们这里，人们现在通过什么学习历史？通过电视剧。历史仅仅作为戏说、也就是作为娱乐而存在，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加彻底地消灭历史的方式了。又譬如说，在我们这里，电视也成了印刷媒介的榜样，报纸和杂志纷纷向电视看齐，使劲强化自己的娱乐功能，蜕变成了波兹曼所说的“电视型印刷媒介”。且不说那些纯粹娱乐性的时尚杂志，翻开几乎任何一种报纸，你都会看到一个所谓文化版面，所报道的全是娱乐圈的新闻和大小明星的逸闻。这无可辩驳地表明，文化即娱乐已经成为新的约定俗成，只有娱乐才是文化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共识。
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曾预言文化的灭亡，但灭亡的方式不同。在奥威尔看来，其方式是书被禁读，真理被隐瞒，文化成为监狱。在赫胥黎看来，其方式是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成为滑稽戏。作者认为，实现了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这个结论也许太悲观了。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绝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其恶劣甚于专制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面对这样的行径，我的感觉是，波兹曼的书名听起来像是一种诅咒。
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曾预言文化的灭亡，在奥威尔看来，其方式是书被禁读，真理被隐瞒，在赫胥黎看来，其方式是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成为滑稽戏。我相信，文化决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其恶劣甚于专制的环境。
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是一篇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书名全译出来是“把我们自己娱乐死”，我在后面加上一个问号，用作我的评论的标题。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确实时时听见一声急切有力的喝问：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
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电视在今日人类生活中的显著地位有目共睹，以至于难以想象，倘若没有了电视，这个世界该怎么运转，大多数人的日子该怎么过。拥护者们当然可以举出电视带来的种种便利，据此讴歌电视是伟大的文化现象。事实上，无人能否认电视带来的便利，分歧恰恰在于，这种便利在总体上是推进了文化，还是损害了文化？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拥护者和反对者所说的文化是两码事，真正的分歧在于对文化的不同理解。
波兹曼有一个重要论点：媒介即认识论。也就是说，媒介的变化导致了并且意味着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在印刷术发明后的漫长历史中，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人们主要通过书籍来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作为电视的前史，电报和摄影术的发明标志了新媒介的出现。电报所传播的信息只具有转瞬即逝的性质，摄影术则用图像取代文字作为传播的媒介。电视实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是瞬时和图像的二重奏。正是凭借这两个要素，电视与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书籍中，存在着一个用文字记载的传统，阅读使我们得以进入这个传统。相反，电视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所传播的信息越具有当下性似乎就越有价值。作者引美国电视业内一位有识之士的话说：“我担心我的行业会使这个时代充满遗忘症患者。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六十个世纪或六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我很佩服这位人士，他能不顾职业利益而站在良知一边，为历史的消失而担忧。书籍区别于电视的另一特点是，文字是抽象的符号，它要求阅读必须同时也是思考，否则就不能理解文字的意义。相反，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甚至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摩西第二诫禁止刻造偶像，作者对此解释道：犹太人的上帝是抽象的神，需要通过语言进行抽象思考方能领悟，而运用图像就是放弃思考，因而就是渎神。我们的确看到，今日沉浸在电视文化中的人已经越来越丧失了领悟抽象的神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一切讨论严肃精神问题的书籍都难懂如同天书。
由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揣测作者对于文化的理解了。文化有两个必备的要素，一是传统，二是思考。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很显然，在他看来，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电视却会使我们背离这个目标。那么，电视究竟把我们引向何方？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一种迷恋当下和排斥思考的文化，我们只能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娱乐。并不是说娱乐和文化一定势不两立，问题不在于电视展示了娱乐性内容，而在于在电视上一切内容都必须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依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
电视把一切都变成了娱乐。新闻是娱乐。电报使用之初，梭罗即已讽刺地指出：“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今天我们通过电视能够更迅速地知道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其中绝大多数与我们的生活毫无关联，所获得的大量信息既不能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也不需要我们做出任何回答。作者借用柯勒律治的话描述这种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但我们好像并不感到痛苦，反而在信息的泛滥中感到虚假的满足。看电视新闻很像看万花筒，画面在不相干的新闻之间任意切换，看完后几乎留不下任何印象，而插播的广告立刻消解了不论多么严重的新闻的严重性。政治是娱乐。政治家们纷纷涌向电视，化妆术和表演术取代智慧成了政治才能的标志。作者指出，美国前15位总统走在街上不会有人认出，而现在的总统和议员都争相让自己变得更上镜。宗教是娱乐。神父、大主教都试图通过电视表演取悦公众，《圣经》被改编成了系列电影。教育是娱乐。美国最大的教育产业是在电视机前，电视获得了控制教育的权力，担负起了指导人们读什么样的书、做什么样的人的使命。
波兹曼把美国作为典型对电视文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但是，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乐的倾向却是世界性的。譬如说，在我们这里，人们现在通过什么学习历史？通过电视剧。历史仅仅作为戏说、也就是作为娱乐而存在，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加彻底地消灭历史的方式了。又譬如说，在我们这里，电视也成了印刷媒介的榜样，报纸和杂志纷纷向电视看齐，使劲强化自己的娱乐功能，蜕变成了波兹曼所说的“电视型印刷媒介”。且不说那些纯粹娱乐性的时尚杂志，翻开几乎任何一种报纸，你都会看到一个所谓文化版面，所报道的全是娱乐圈的新闻和大小明星的逸闻。这无可辩驳地表明，文化即娱乐已经成为新的约定俗成，只有娱乐才是文化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共识。
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曾预言文化的灭亡，但灭亡的方式不同。在奥威尔看来，其方式是书被禁读，真理被隐瞒，文化成为监狱。在赫胥黎看来，其方式是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成为滑稽戏。作者认为，实现了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这个结论也许太悲观了。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绝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其恶劣甚于专制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面对这样的行径，我的感觉是，波兹曼的书名听起来像是一种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