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超500亿净利润要多久？科兴答：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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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兴1个内容
#新冠疫苗1个内容
#中国生物制药1个内容
近日，中国生物制药发布公告：今年上半年，中国生物制药归属于母公司持有者盈利84.8亿元，同比增长583.6%，而其中参股公司就贡献了75.85亿元。而在去年同期的财报中，这一项是负4000万元，2019年也只有700万元，那么今年的高速增长源自哪里？
中国生物制药最近一笔大规模投资是2020年12月，以5.15亿美元拿到科兴中维15.3%股权。据此，业内人士推测做灭活新冠疫苗的科兴，今年上半年疫苗销售净利润可能超过500亿元。
500亿元净利润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从全球范围来看，上半年利润超过500亿的药企还有两家：分别是强生和辉瑞。
500亿元占了2020年整个中国医药行业GDP的2.5%，相当于医药大龙头企业恒瑞医药过去十年利润的总和，相当于0.5个A股医药板。
如果要用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对比：500亿在2021年中国城市的财政收入中能够排进前20名，超过西安、东莞、沈阳等大城市。
而科兴作为一家疫苗企业，仅用6个月就做到了。
天意弄人
很多人说科兴是凭着新冠疫苗一战成名，大概有点低估了这家企业。
这家多少有点“时运不济”的企业，从研制我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开始，到第一支甲乙肝联合疫苗，再到与全球同步的大流行流感疫苗，一直都战斗在防疫的第一线。然而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却是那三次“天意弄人”的“紧急研发”。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甲肝疫情爆发，那时的科兴董事长尹卫东还只是一名基层的流行病医生，主要工作就是甲肝防治研究。相比于其他出身正统的民营疫苗公司，这个出身多少带了点草莽气息。
说起中国的疫苗产业，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是个逃不开的话题。
所谓六大所，即北京、成都、长春、武汉、兰州以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统筹协调下建起的各地方级疫苗研究机构，一直是中国疾控的中坚力量，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制药领域的人才。
改革开放后，大江南北春潮涌动，六大所培养的人才也纷纷投入改革的浪潮：华兰生物、智飞生物、康华生物、沃森生物等根红苗正的疫苗企业都有这六大所的影子。
1992年，在新中国的商业史上是至关重要的一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后，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踏实勤恳的民营企业家。尹卫东也在这一年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虽然没有六大所的出身背景，但后来他也获得了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的支持，实现了甲肝疫苗的批量生产，打破了国外生物医药巨头对于这个市场的垄断。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之后，科兴凭借高度的市场敏锐度，成为最早参与SARS疫苗研发的企业之一。在经过8个月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后，科兴率先完成了第一期临床试验。就在这个关键阶段，最后一个非典病人治愈出院，SARS疫情结束，疫苗二期临床试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这一次的研发，科兴不仅颗粒无收，并且为此停掉了成品疫苗生产线，成了一笔妥妥的“赔本生意“。
2009年H1N1流感和2013年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相继在国内出现，科兴拿到分离毒株，并将灭活疫苗推进到了三期临床试验。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疫苗研发出来了，疫情也过去了。
这三次有功无果的研发，让科兴成为了业内人士常常调侃的“倒霉蛋儿”。
一战成名
经历了SARS疫苗和禽流感疫苗产品研发出来了，却没了用武之地的尴尬，科兴虽然没有得到真金白银的收益，但那两次“战疫”中积累的对突发疫情的应对经验，在这次新冠疫苗的研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的春节，对于中国来说是悲情的，尤其是江城武汉。除夕前夜，武汉封城。
而就在封城的前三天，科兴负责研发的副总亲自带着新冠病毒毒株回到了北京。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晚上8点毒株被送进实验室进行纯化等工作，8小时后样本出炉，8天后动物试验，4月中旬获批一期临床试验……
几乎与科兴同步，中国疫苗企业向着5种技术路线同时进军，向攻克新冠病毒发起了总攻。
2020年3月15日，康希诺生物与军科院陈薇团队合作研发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进入一期临床试验；4月12日，国药中生武生所的新冠灭活疫苗进入一期临床试验；6月19日，智飞生物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也获批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单从时间上来看，没有占到先发优势的科兴能够后发制人，除了与之前研发SARS和禽流感疫苗积累的经验有关，也与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造成的特殊局势有关。
科兴的收益，除了源自国内疫苗的高接种率，更来自大量的出口订单。
2021年上半年，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国际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5亿剂的疫苗和原液，这相当于全球新冠疫苗总产量的六分之一，出口量是欧洲疫苗出口量的227%，是美国疫苗出口量的84倍。
科兴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在2021年上半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入紧急使用清单，同时被列入清单的除了中国的两款灭活疫苗，还有美国的两款mRNA疫苗。本来美国的疫苗应该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然而美国前政府和WHO矛盾不断，甚至在7月6日宣布退出WHO。 而WHO寄予厚望的印度，在疫苗研发上却迟迟没有突破。
最终，中国接住了这份幸运，科兴接住了这份幸运，一战定江山。
“幸运”不可复制
提起生物制药产业，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所谓“三高一长”的特性，即：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和长周期。仅仅在两三年前，这个高入门门槛、高行业天花板的产业还是许多资本不愿触碰的领域，而如今一旦沾上“新冠疫苗”的概念，企业估值和融资立马就能上去。
比如在刚刚过去的8月，国内生物医药领域就迎来了最大一笔投融资事件。艾博生物仅依靠两款与沃森合作的mRNA疫苗作为核心卖点展示便狂吸7亿美元（约45.36亿元人民币）C轮融资，刷新了中国生物医药公司IPO前单笔融资纪录。
新冠病毒疫苗，让投资人见识了创新药方向的崛起有多快。最近，除了复星医药的mRNA疫苗在等待获批外、两家mRNA疫苗在进行三期和一期临床试验外，至少还有20家企业扎堆进入新冠疫苗的赛道。
然而，科兴的“幸运”是可以复制的吗？
8月23日，美国FDA首次全面批准了辉瑞的新冠疫苗，使其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被正式批准的新冠疫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预示着新冠疫苗这条赛道下半场的游戏规则变了。
此前，包括辉瑞在内的新冠疫苗都是“紧急使用”状态，而“紧急获批”状态下，只能由政府牵头购买。
也就是说，科兴的新冠疫苗在海外大卖，是在EUA（紧急使用授权）模式下进出口，是由各国政府组织，在获得进口国政府批准使用后，通过商业协议给各国提供疫苗。
而FDA完全批准了辉瑞疫苗，就意味着辉瑞可以通过正常的出口方式，在每个国家申请进口注册，然后由当地代理商进口销售，并且当地政府和医院也可以直接和代理商采购。这样一来，整个国际疫苗市场的游戏规则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新冠疫情依旧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全世界疫苗缺口依然巨大。
然而对于一战成名天下知的科兴和中国生物制药行业来说，如何用实力将这份“幸运”继续下去，才是今后需要更多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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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生物制药发布公告：今年上半年，中国生物制药归属于母公司持有者盈利84.8亿元，同比增长583.6%，而其中参股公司就贡献了75.85亿元。而在去年同期的财报中，这一项是负4000万元，2019年也只有700万元，那么今年的高速增长源自哪里？
中国生物制药最近一笔大规模投资是2020年12月，以5.15亿美元拿到科兴中维15.3%股权。据此，业内人士推测做灭活新冠疫苗的科兴，今年上半年疫苗销售净利润可能超过500亿元。
500亿元净利润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从全球范围来看，上半年利润超过500亿的药企还有两家：分别是强生和辉瑞。
500亿元占了2020年整个中国医药行业GDP的2.5%，相当于医药大龙头企业恒瑞医药过去十年利润的总和，相当于0.5个A股医药板。
如果要用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对比：500亿在2021年中国城市的财政收入中能够排进前20名，超过西安、东莞、沈阳等大城市。
而科兴作为一家疫苗企业，仅用6个月就做到了。
天意弄人
很多人说科兴是凭着新冠疫苗一战成名，大概有点低估了这家企业。
这家多少有点“时运不济”的企业，从研制我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开始，到第一支甲乙肝联合疫苗，再到与全球同步的大流行流感疫苗，一直都战斗在防疫的第一线。然而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却是那三次“天意弄人”的“紧急研发”。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甲肝疫情爆发，那时的科兴董事长尹卫东还只是一名基层的流行病医生，主要工作就是甲肝防治研究。相比于其他出身正统的民营疫苗公司，这个出身多少带了点草莽气息。
说起中国的疫苗产业，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是个逃不开的话题。
所谓六大所，即北京、成都、长春、武汉、兰州以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统筹协调下建起的各地方级疫苗研究机构，一直是中国疾控的中坚力量，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制药领域的人才。
改革开放后，大江南北春潮涌动，六大所培养的人才也纷纷投入改革的浪潮：华兰生物、智飞生物、康华生物、沃森生物等根红苗正的疫苗企业都有这六大所的影子。
1992年，在新中国的商业史上是至关重要的一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后，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踏实勤恳的民营企业家。尹卫东也在这一年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虽然没有六大所的出身背景，但后来他也获得了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的支持，实现了甲肝疫苗的批量生产，打破了国外生物医药巨头对于这个市场的垄断。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之后，科兴凭借高度的市场敏锐度，成为最早参与SARS疫苗研发的企业之一。在经过8个月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后，科兴率先完成了第一期临床试验。就在这个关键阶段，最后一个非典病人治愈出院，SARS疫情结束，疫苗二期临床试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这一次的研发，科兴不仅颗粒无收，并且为此停掉了成品疫苗生产线，成了一笔妥妥的“赔本生意“。
2009年H1N1流感和2013年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相继在国内出现，科兴拿到分离毒株，并将灭活疫苗推进到了三期临床试验。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疫苗研发出来了，疫情也过去了。
这三次有功无果的研发，让科兴成为了业内人士常常调侃的“倒霉蛋儿”。
一战成名
经历了SARS疫苗和禽流感疫苗产品研发出来了，却没了用武之地的尴尬，科兴虽然没有得到真金白银的收益，但那两次“战疫”中积累的对突发疫情的应对经验，在这次新冠疫苗的研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的春节，对于中国来说是悲情的，尤其是江城武汉。除夕前夜，武汉封城。
而就在封城的前三天，科兴负责研发的副总亲自带着新冠病毒毒株回到了北京。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开始了。
晚上8点毒株被送进实验室进行纯化等工作，8小时后样本出炉，8天后动物试验，4月中旬获批一期临床试验……
几乎与科兴同步，中国疫苗企业向着5种技术路线同时进军，向攻克新冠病毒发起了总攻。
2020年3月15日，康希诺生物与军科院陈薇团队合作研发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进入一期临床试验；4月12日，国药中生武生所的新冠灭活疫苗进入一期临床试验；6月19日，智飞生物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也获批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单从时间上来看，没有占到先发优势的科兴能够后发制人，除了与之前研发SARS和禽流感疫苗积累的经验有关，也与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造成的特殊局势有关。
科兴的收益，除了源自国内疫苗的高接种率，更来自大量的出口订单。
2021年上半年，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国际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5亿剂的疫苗和原液，这相当于全球新冠疫苗总产量的六分之一，出口量是欧洲疫苗出口量的227%，是美国疫苗出口量的84倍。
科兴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在2021年上半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入紧急使用清单，同时被列入清单的除了中国的两款灭活疫苗，还有美国的两款mRNA疫苗。本来美国的疫苗应该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然而美国前政府和WHO矛盾不断，甚至在7月6日宣布退出WHO。 而WHO寄予厚望的印度，在疫苗研发上却迟迟没有突破。
最终，中国接住了这份幸运，科兴接住了这份幸运，一战定江山。
“幸运”不可复制
提起生物制药产业，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所谓“三高一长”的特性，即：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和长周期。仅仅在两三年前，这个高入门门槛、高行业天花板的产业还是许多资本不愿触碰的领域，而如今一旦沾上“新冠疫苗”的概念，企业估值和融资立马就能上去。
比如在刚刚过去的8月，国内生物医药领域就迎来了最大一笔投融资事件。艾博生物仅依靠两款与沃森合作的mRNA疫苗作为核心卖点展示便狂吸7亿美元（约45.36亿元人民币）C轮融资，刷新了中国生物医药公司IPO前单笔融资纪录。
新冠病毒疫苗，让投资人见识了创新药方向的崛起有多快。最近，除了复星医药的mRNA疫苗在等待获批外、两家mRNA疫苗在进行三期和一期临床试验外，至少还有20家企业扎堆进入新冠疫苗的赛道。
然而，科兴的“幸运”是可以复制的吗？
8月23日，美国FDA首次全面批准了辉瑞的新冠疫苗，使其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被正式批准的新冠疫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预示着新冠疫苗这条赛道下半场的游戏规则变了。
此前，包括辉瑞在内的新冠疫苗都是“紧急使用”状态，而“紧急获批”状态下，只能由政府牵头购买。
也就是说，科兴的新冠疫苗在海外大卖，是在EUA（紧急使用授权）模式下进出口，是由各国政府组织，在获得进口国政府批准使用后，通过商业协议给各国提供疫苗。
而FDA完全批准了辉瑞疫苗，就意味着辉瑞可以通过正常的出口方式，在每个国家申请进口注册，然后由当地代理商进口销售，并且当地政府和医院也可以直接和代理商采购。这样一来，整个国际疫苗市场的游戏规则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新冠疫情依旧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全世界疫苗缺口依然巨大。
然而对于一战成名天下知的科兴和中国生物制药行业来说，如何用实力将这份“幸运”继续下去，才是今后需要更多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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