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贷款买官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3人在浏览)

[四中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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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 [2006-06-06 08:15:29 | 八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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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熟悉的一位领导干部，为人不算太坏，专攻关系学、厚黑学，对升官发财颇有一番研究，论述甚丰，现将此公3年前的一份可研报告转发给大家，仅供欣赏研究，或许可窥得一些升官发财的秘诀。要说明的是，此公已顺利完成了贷款买官的一期工程，因受近两年来中央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的“不利”影响，二期工程虽在实施中，但前景并不乐观。

关于贷款买官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一、项目背景：
A.项目概况:此项目是本人今后５年的重点投资富已利家项目,共分三期工程.一期(2003年5月----2004年3月),总投资60万元,由目前的工作岗位调任某县县长；二期(2005年1月---2006年9月),总投资80万元,由县长提拔为副市长；三期(2007年1月---2008年9月),总投资200万元,副市长扶正。此报告为一期工程的可研报告。
B.资金来源:一期工程总需资金60万元,自筹5万元(注:一直在清水衙门工作,没什么外快,加上过年过节给上级领导送礼,所以本人没什么积蓄)；向亲戚朋友借款15万元；向银行贷款40万元.
C.项目特点:投资少,相对于其它买卖投资不算高,有能力筹集到所需资金；见效快,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收回成本；风险低,基本上没什么风险；利润高,绝不亚于搞房地产,开小煤矿。
二.市场分析:
A.社会环境分析:当前我省的环境对投资买官生意十分有利,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都较宽松。从别人的买官实践看,可谓屡试不爽,鲜有不成功的先例,实践证明,贷款买官确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
B.投资回报分析:当上县长后,回报是相当可观的,我要去的县虽是贫困县,但有30多个小煤矿,每个小煤矿平均向我进贡2万元(保守数字),一年可收入70万元；研究干部,提拔调动下属的局委办的头头们,一年只要有20人向我进贡,最少可收入40-50万元；过年过节收取红包,可收入20-30万元；其它收入20万元, 当然不只这些,如果上几个项目,回扣款要远高于前几项。如此算来,用不上一个季度就可全部收回成本。其余的全部是纯利润,现在还找不出哪个买卖有这么高的经济回报。
C.不确定因素分析:是投资就要有风险,但与其它生意比,贷款买官风险最低。1.一旦收我钱的领导工作调转怎么办？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一般他会把钱如数退给我，万一他不退，我去上门问一下，他是不敢不退的。2.一旦没得到预期的职位怎么办?县长职位炽手可热,争得激烈,别人给的钱多,我就可能落空,但大可以放心,领导是讲究平衡艺术的,县长作不成,可以考虑实权局长什么的,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3.一旦事情败露怎么办?一是不大可能,你知我知的事轻易露不了；二是出事也没什么大不了,Ｓ市XX卖官涉案260多人又处理几个?还不是依旧当官,有的还升了。上级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出了事不会坐视不管的。就算进去了,也死不了,死不了就有办法花钱摆平,我就知道有几个死缓的出来保外就医了,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
三.操作规程:
A.买官操作规程:俗话讲: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所以要集中火力主攻掌握官帽分发权的市委书记,并且不能撒芝麻盐,一炮就要让他动心、眼红，拟一次预付现金40万元。其它几位副书记、组织部长也不容忽视，拟在每人身上投资2万元，计10万元，这样他们就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为稳妥起见，也为了给书记一个较合理的拖辞，拟在省里找一位领导为我的事情打声招呼，拟投资10万元。另外，过年过节要进行感情投资，因为不谋取县长职务也免不了感情投资，所以此项投资暂不列入工程预算。
B.资金回流增值规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不会什么钱都收的都贪的。一是不可靠人的钱不收，送钱人必须是关系亲密且嘴巴严实的；二是事办不成的不收，当官必须讲究诚信，否则容易出事；三是有外人在场的不收，人多嘴杂容易败露。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突出重点，就是选准几个可靠的重点合作伙伴，收取大额的。兼顾一般，就是绝不放过蝇头小利，但不能一次多收，一般每次掌握在5000元以下，这样就不算是受贿，快刀切薄片，多收几次就有了，积少成多嘛。
四、综合效益评估：
A.经济效益：按照最保守的测算，一年纯收益至少在500万元以上，胆子再稍微大一点，收益可达1000万元以上。当然，第一年要稳当些，不能急着一口吃个胖子，要本着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原则，循序渐进，逐步加大力度。
B.社会效益：社会地位可明显提升，社会关系将超常增多，办起事来如履平地，家人、亲戚、朋友都可以跟着沾光，并可以在现有5个情人的基础上再发展一大批情人，从而自身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成就感大大增强，心理得到满足，有益于身心健康。
C.生态效益：当县长后，本人的仕途将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二三期工程不用借款，更不用贷款，可从一期工程的收益中解决，这种政治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贷款买官是相当的合算。


2006-6-10

 

[四中乐叔]

竟是谁在左右中国的最高决策？是某一个人吗？是毛？是邓？是江？是胡？当然是他们自己。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决策又是怎么做出来的？笔者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弄明白中国的决策过程。那么，你不能明白中国的决策过程，难道你能够弄明白美国的决策过程吗？抽象地说，能。但是，具体的说，你同样很难！
假如，美国国务卿赖斯向布什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政策建议。那么，请问：赖斯的政策又是怎么形成的？又是谁递交给赖斯这项政策建议的？递交这项政策时的最初考虑是什么？从助理国务卿到副国务卿再到国务卿，这中间的过程又是怎样的？赖斯自己又作了多少修改？对于这些特别具体的问题，但是又能反映其战略的问题，谁知道答案？Who knows? God knows!
不过，即使如此，美国的决策过程大致是：先是学界讨论并提出建议；然后，由学界向媒体公开提出；媒体的报道引起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注意，并由国会进行讨论和听证；接着，国会向总统施加压力。当然，行政部门自己也会经常提出一些东西。这是美国政府决策的大致情况。
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是什么样的呢？笔者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当年在美国留学做论文时，曾经调研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但是，笔者问过很多中国现职外交官，他们往往也都说不清中国外交决策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从办事员到处长到司长到部长到国务委员到最高领导人，没有人能够清楚描述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的外交官不明白，中国的外交事务专家也不明白，媒体和公众更是不明不白。由此，人们不难想像，在美国学校里讲授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教授们也不过是在一头雾水中用美国人的模板来套取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决策体制的不透明性，而这一点又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挑战和批评。
最近，笔者与中国数位大牌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国内专家多次进行“务虚”沟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长了很多见识，而对于中国政策的之所以形成，也有了一个印象比较模糊的轮廓，至少知道一点皮毛。这点皮毛就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被三股势力所左右。而这三股势力分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省级诸侯及其周边势力和跨国公司。从目前来看，中国大量政策措施的出台或出不了台，大致都是这些情景。
首先，“国”字当家，富了方丈，穷了庙。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决策的包袱，但是，无论是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影响力一直左右着中国主要的决策部门；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势力越来越衰弱，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民营企业的影响力远远没有达到超过国有企业的质变。最新的例子就是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正在带领中国200名企业家在美国购物，但是，笔者相信，其中绝大多数（应该是90％以上）仍然还是来自国有企业，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如此。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这样带有垄断性的“政治待遇”暂时还不会广泛地“授予”民营企业。一年前，笔者曾经就此问题问过中国商务部的高级官员，他们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同时，也在解释，“政治待遇”下放还需要一个过程，尽管个别民营企业家已经跟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后。
其次，地方诸侯，与中央争锋。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是有悠久的历史传承的，而以省级为代表的地方诸侯，在今天的中央决策中的作用已经非同寻常。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大佬说话的声音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诸侯，比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地在中央的影响力莫不如此。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域来源分析来看，出自上述地方的大员也是比比皆是。记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的叶飞之所以被请到中央“高就”，据说当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担心叶在地方上进一步坐大，进而影响中央政策在地方上的执行。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又何止叶一人？中央决策出不了中南海，并非空穴来风。最典型的例证还有，各省驻京办事处都是地方势力在京城的院外活动集团，都是在为地方利益效力，这也可能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最后，洋人携中外两股势力对中国中央政策施加强大压力。对于这一点，国人往往不是很清楚。典型的例证就是，给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国民待遇，但是，不给中国企业享有跨国公司享有的优惠待遇。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仅仅限于外国政府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既是外国企业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总结的一年，又是向中国未来施加新压力的开始的一年。一方面，跨国公司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每当中国领导人接见国外大企业家时，每当中国领导人出国参观大企业的工厂时，正是这些企业向中国“软压力”最好的时候。另一方面，在跨国公司直接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能得力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通过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再又本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由于跨国公司具备这样的优势，因此，在很多时候，中国国有企业甚至地方诸侯都无法与跨国公司抗衡。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天堂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位看官，除了这三大势力，难道还有其他的“恶”势力不成？

 

[四中乐叔]

2006-6-22 20:32:00 　摘自：《凤凰网・忽悠忽悠博客》

天欲亡之，必先征之；其未警醒，以其昏昏。

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覆亡之前，是有一些预兆的。若前苏联，若萨达姆的伊拉克，若东欧，若塔利班的阿富汗，亦若满清之中国、奥匈帝国等寺。

一、贪污腐败成风。贪污腐败乃是丧失一国之本的预兆。当贪污腐败成为风气，那么必然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按潜规则行事，而貌视国家法度。国家政令经贪官、恶官之手，必成为权力寻租工具。欺上瞒下，鱼肉百姓。满清政权灭亡前，连军费也被弄去盖园子。甲午海战，貌似强大的海军不堪一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很多炮弹是假弹。而当时的海战中，几发炮弹可以决定局部战斗的输赢，也会影响士气。司法腐败会使一个国家失去最后的一个屏障。

二、百姓被禁声。没有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对一个国家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不能说真话，那就只能说假话或选择沉默。周厉王动用卫国巫师当他的秘密警察，成功做到路无谤者，其结果是百姓起来推翻他的统治。大凡在专制政权末期，其对民众思想控制尤其严格。老百姓不能正常说话，小道消息、谣言就大行天下。

三、贫富差别过大。有一种基尼斯系数是来表示贫富差别的。历史上，当基尼斯系数超过0.4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很多状况。中国目前的基尼斯系数已达0.452，国家尚算稳定，但不可不警惕。少数人掌握国家太多财富，是国家不祥的征兆。

四、安全感的丧失。刑事案件不断，偷盗、抢劫、杀人事件不断，老百姓怨声载道，甚而私刑泛滥，那么国家权力体系，特别是警察机器，就得不到尊重。若警匪勾结，或警察的所作所为就像土匪，那么就更糟。

五、民不畏死。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人都难免一死，但如何面对死亡，却关系到社会的安定。若百姓认为生不如死，或生死无差别，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一定出问题。一群人如果对生命没有敬畏，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不尊重，他将变得十分可怕。形成这样的人群有经济上的原因，更有文化上的原因。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群人最容易变成暴民。

六、不自量力与外强对抗。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足以与外强对抗，却又不自量力，那只要适当的国际环境一经形成，那就必然灰飞烟灭。夜郎自大的教训，在历史上不断被重复。萨达姆的伊拉克曾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但美国入侵，仅以一二千人死亡的代价，就让拥有2500多万的一个国家的强势政权被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让这个世界重新认识强权的威胁。

七、经济增长停滞。经济上出了问题，基尼斯系数又过高，那么国家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一国大量出现失业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下，专制社会统治者必定采取更为专制的手段控制国家。但国家到了这个起步，一夜崩溃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八、社会形象极差。政府让老百姓看不起，心怀愤懑，在国际上受到孤立，那么这个国家政权是一定有问题的。

令人惹笑的是一个政权越是到其末期，越会粉饰太平，而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

当然，并非有了一二个忘国征兆，这个国家的现政权就立即灭亡。但在出现亡国征兆时，统治者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那么，亡国只会是时间问题。

 

[四中乐叔]

政治体制改革：二十年的理想与期待

――《中国的危机与思考》读书笔记
作者：阮思余， 来源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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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会发现，如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计时，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没有太多政治记忆的我辈来说，偶然获得的《中国的危机与思考》（黎明主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正好填补了这一记忆之维的空白。也算是对上一段改革历程探讨的智识上的补漏与提高。

书中有不少作者直接或者间接地论及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直指问题的关键：“中国并不存在区别于政治体制的真实独立的经济体制”，“只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中国社会全面配套改革的中心”，“政体改革才是社会改革的核心”，“社会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总体至少必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从绝对的意义上看虽然难以决定谁先谁后，但中国的历史相对确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地位。”（黎明语）……

二十年前的改革诤言，今天读来依然有切肤之痛，有时亦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二十年后的今天，类似的良言诤语逐渐地远离了我们的政治生活，或者潜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而很少有人愿意――或者是没有恰当的空间和机会――提及或者真实地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对此理当备加珍惜。

杨百揆先生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动力》一文中，就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四点主张：第一，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保障问题。诸如经济经营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其它基本人权的可靠的法律保障。第二、建立分权制衡体制。“不管权力是集中在党还是政，如果它是唯一的最高权力，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就不可能有效地防止。”分权和制衡体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第三、提高政治透明度和科学决策。第四、尽快完善社会择优机制。

陈奎德先生在《对解除社会危机的一些思考――评新权威主义》一文中，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如下“根本性”的建议：第一、必须勾划出某种分权的格局，并使民主党派逐步成为真正独立的政党；第二、行政权并非要削弱，但必须使之纳入某种横向权力制衡的体系中，使权力的配置各自更加独立，以防止滥用绝对权力制衡的事业循环发生；第三、逐步把选举制度由形式上的转换为实质上的；第四、把经济体制中的竞争机制引入到政治体制之中，创建权威的合法性基础；第五、用法律真正保障新闻自由和舆论独立，使合法民主党派可独立办刊办报。

时至今日，上述自由与权利依然是普罗大众的梦想在不断争取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重要质数之一。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人们的迁徙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也就大大影响了人们的从业和择业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虽已逐渐宽松，但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人权状况正在逐渐落实，政府近年发表白皮书以回应西方国家――主要是以美国为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控与挑衅，然而，我们依然不可回避的尚有这样的事实：对农民工的人权保障问题，基层政府及其执法机关对普通民众的人权恣意侵害问题……

就分权制衡而言，这是已被证明、并且晚近以来历世公认的人类政治文明――绝非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优秀成果。从洛克、孟德斯鸠到美国建国之初的联邦党人，无不对此“关怀备至”。最终成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常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要互相渗透、相互制衡，以避免某一项权力独大而导致腐败。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为可怕的是，因个别领导人的一句话把“三权分立”打入“冷宫”再也不能讨论，致使权力分立与制衡终究只能是“梦工厂”……

中共十六大报告终于把“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作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单列出来。“要完善深入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虽说这毕竟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我们在有些地方政府看到的也依然是这种原则性的表述以应付上面的“要求’――然而实际操作并非如此，因为如何把这种原则性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及其程序，则是其能够生效的重要前提；并且要真正将其纳入对地方主要党政领导人的重点考核内容之一。

在社会择优机制方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家对人才的择优选择方面逐步趋向规范化和制度化。2003年12月2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对人才工作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和举措，比如在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方面，强调要“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比此前的暂行条例更为具体、详细、全面、有针对性，凸出强调了“法律责任”，也意味着对公务员的规范从此走向法制化。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朝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不断努力和迈进的征程中，还有这方面那方面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事。诸如就业过程中的男女不平等――近年来有恶化的趋势；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从就业、升迁等来看，“关系资本”依然起着支配性、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如何在国家层面逐步实现、逐级推广真正竞争性的选举――其在社会层面有一定基础，发展起来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和经验借鉴，远离虚假的确认性选举，这是选举政治在中国发展的当然逻辑，而非意旨所能阻滞。

真正走向法治，用宪法和法律――而不是个别领导人的意旨、红头文件等――来保障和捍卫我们的新闻和舆论自由，而不是动辄利刃和刀剑指向我们的各种媒体。选用后者，既浪费了我们宝贵的刀剑，也伤害了我们的媒体。

黎明先生在《论当前我国改革的出路》一文中提出开放舆论的重要性及其措施，今天读来依然富有振奋力和鼓动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由的报刊和自由的记者是贪官污吏的天敌，是预报人类非理性危机的警报器。”“放开舆论，用法律形式确立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由个人或民众团体承包部分报刊、杂志以及其它大众传播媒介”。

政治协商要真正走向协商政治，实现审议民主。就必须改造我们的民主党派。这是协商政治和审议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当然要求。易言之，民主党派要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政党――否则另当别论――而存在，就必须赋予其正当的地位与功能。没有这样的改观，政治协商也好、协商政治也罢，都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无实质性意义和价值。

改革之途路漫漫，我辈仍需上下而求索……

 

[四中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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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乐叔]

[ 原创 ] [2006-06-29 20:23:55 | 陈汉斌] 《人民网・追求理想的天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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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浙江在线-钱江晚报（2006年6月6日）报道说，有“三玩干部”之称的原湖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在近万言的《我的沉痛的反思》中供认：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承认名副其实。雷渊利的犯罪卷宗有80册，这里面记载了这个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三玩市长”与九个情妇风花雪月的故事。


　　好一个“三玩干部”！


　　这个“三玩干部”如果撇开时代背景，将他的生活归类的话，这与咱们的封建皇帝何其相似乃尔！封建皇帝这么玩，是因为在他的脑子里装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白一点，就是这天下的人，这天下的土地，都是我可以随便处置的私产。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引申开来说，就是说，我有可以随便处置我属下的权力，我可以随心所欲弄来金钱，挥霍金钱，我可以随便玩弄我统治下的女人。


　　封建皇帝那么玩了，因为那是封建社会，没有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资产阶级限制他的权力，更没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枪毙他的权力，所以，封建皇帝玩得心安理得，玩得龙颜大悦，玩得恬不知耻。


　　很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已跳跃式地越过了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里，有着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国度里，竟然在局部地带出现封建回潮，皇帝抬头的现象，而且还远不止雷渊利这一个的怪现象，真有让那一地的百姓如通过“虫洞”回到封建社会的感觉。


　　按理说，咱们至少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至少也不会低到比资本主义还差的地步，在咱们这里怎么会产生这么多的人渣呢？而且这些个人渣，竟还是代表人类先进分子的××党人的身份，竟还是受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呢？


　　我们的主义没有错，在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帜上，绝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我们的法律也够严厉，无期、枪决，只差象大明王朝那样剥皮示众。那么我们究竟在那里出了问题，让咱们的一些公仆变成了皇帝呢？原来，我们在犯罪预防这重要一环和犯罪处理之警后上都有严重的漏洞。在犯罪预防上，我们的体制漏洞太多，对占有公权的人太具诱惑力了。


权力极易失察，权力监督效能太差


　　我们的公仆所在一地，往往是一地的行政长官，居于领导包括纪律、监督，甚至法律在内的一切职能部门的顶端，而有权实际督察的又处于行政上层，而其上层又是在上层行政长官的领导之下，就是说，各级能够管理行政长官的是没有实际的独立履行自身职能的权力的，所以，即使在行政中失误，乃至为所欲为，也会通过自身的行政权力和通过上级领导的行政权力使这种失误等成为存在。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乡级的行政长官有问题，乡级的纪律、监督等部门对此决不敢说话和动作，甚至会与被监督的行政长官沟通（实际就是告密），如果真有不识趣的，这些纪律和监督部门的领导就会被行政长官拿下官职一边站，乃至下岗。很多时候，上一级的纪律和监督部门得到下级行政长官失误乃至违法乱纪的信息也不敢有所作为，因为下级行政长官和上级行政长官更多的时候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得罪了下级行政长官，有时就是得罪了上级行政长官，所以更多的时候，还得通过自己一级的行政长官的首肯，才能对下级行政长官有动作。越级监督和检举在现实中又不被看好。更有神通的下级行政长官一条线通到上级上上级某些权力人物那里，一个电话，一个招呼，一个传话……就可以摆平问题。权力监督机构的独立行政权的缺失，使得权力极易失察，成为管理和监督我们公仆的摆设。这样的监督，就为产生皇帝或的官员提供了可能。


监督处理滞后，弹劾罢免程序缺位

　　我们的监督本来就效能太差，加之处理上的滞后，使得问题公仆越陷越深，有许多问题公仆于是带病行政，带病升迁。弹劾罢免程序的缺位，使得问题公仆罪不至死不被发现，孽不至大不被发现，所以，极易产生罪大恶极的贪官、赃官。一个比一个贪，一个比一个赃，经济犯罪一个比一个大。最可笑的是一个乡级贪官，知道自己罪行必将败露，连夜给那些求上门来的人批平时磨蹭着不想批的条子，连夜的忙着销毁犯罪的证据，忙着假造各种可能需要的证据，忙着建立攻守同盟，真可谓不亦乐乎。如果我们的官员一经被发现问题，就有可以独立行使监督职权的职能部门独立自由去介入调查，发现问题就启动弹劾罢免程序，我想，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就会小些，对其个人犯罪的程度就会轻些。这可以说，一利国家，二利个人。然而，我们在此一慢二缺，不让那些问题官员晋级为皇帝式的官员才怪。


责任追究不彻底，犯罪黑幕难展开

　　我们的官员为什么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为什么许多情况下处理了犯罪的官员却不能令社会公众满意？为什么公众对反腐行动热情不高？很简单的情形，一个犯罪的官员必有上面的背景和生存的环境。一个犯罪的官员，没有上一级的官员的赏识当不了官，没有上一级官员的支持底气也不足，更不敢乱来。所以，在目前我们的出事官员追责制迟迟没有出台前，处理一个官员这种孤立的行为，使得许多内幕乃至黑幕无法揭开，这就像处理一个教士的邪教行为，而置教主于其外一样，是作用甚微，意义不大的行为。贪污腐败生生不息也就不足为怪。再说犯罪官员的生存环境。犯罪官员所以能在一个环境里生存，甚至吃得开，离不开其犯罪的“良好”环境。有逢迎的，有拍马的，有助纣为虐的，有同流合污的……这些个人往往被犯罪官员早已安排在重要位置上，所以，即使你处理了个别犯罪官员，其环境未被破坏，就算新调一个头儿继任，如果是意志不够坚强的，或为了避免工作在开始就不能展开而招致能力不足、所谓群众基础不牢的非难的，到了这样的环境，要么就是不作为，要么就有可能沦为犯罪第二，第三的。要处理犯罪官员，就要处理干净其构成犯罪的环境，对那些长官犯罪，下属无人过问无人检举的要实行集体辞职，而这又很难办到，所以，前腐后继，环境使然。皇帝式的官员连着皇帝式的官员一路腐来一路歌。


媒体权力还很不够


　　媒体没有权力，甚至沦为像皇帝那样的官员手下的小丫环，连暴光丑恶和黑幕的正义权力也得听命于官的，没有任何的平等和独立的媒体权力，特别是客观地行使媒体自身的监督权力，这样的媒体不但失掉自身的魅力和作用，也于国家和人民无补。这样的媒体其实可有可无不如无，一少开支二少烦。当然，这样做，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又不容。我们还是需要媒体的。但一定要让媒体，这个其他力量不可替代的职能部门发挥作用才能让公众感到有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媒体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媒体起着更大的监督作用呢。只要是在监督官员犯罪方面有作为的，我们甚至可以给予更好的表彰，因为他们是在为避免官员造成超乎一般常人的损失而工作的，功德无量嘛！可是我们偏偏把媒体的作用看轻了位置放低了，“无冕之王”自然无缘，尽点良知有时也难。这样的报纸，这样的镜头，这样的电视电台，作用大打折扣，有时反而为皇帝式的官员出镜露脸扬名当“鸡头”，岂不悲哉！


反腐激励机制缺失


　　我们的土地上所以会产生像皇帝那样的犯罪官员，除了反腐成本太高，比如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个人负担公众利益的成本也高外，反腐激励机制是严重缺失的。个人为了良知，为了社会道德，为了履行法律赋予的主人公的权力，投身反腐，投入不小，有时是个人能力无法承担的，但结果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个人精神受伤害，经济受损失，人际关系受破坏，于国于民实是功臣，而结果是活着不算功臣，死了不算烈士，以至于出现万元损失打水漂，换来的是官员白眼，他人笑谈，自己心寒的事情。这样的为国为民反腐，是哪一个还需要食人间烟火的人轻易愿干的，除非他（她）的良知和道德水平，及主人公意识相当强烈才行。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法律，对已严重危害国家，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腐败进行检举和追查的行为给予重奖和保护，那么人民群众的反腐热情就才会被充分调动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文娟事件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皇帝式的官员产生后，要推翻他，实际上就是与握有公权掌握公产的重量级对手交锋，没有激励机制给予道义的补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普通大众还很贫穷的国家，是很困难的，也是很不公平的。然而现实总是让为国为民者损失经济太多，稍有顾虑者就会退后，所以，在我们的现实里，皇帝式的官员乘势而生。
太多内部预处理，易使权力者产生依赖心理。


　　我们的对官员的处理，甚至是犯罪官员的处理，往往是先留在党内处理，搞内部处理。这种内部预处理，易使权力者预先产生依赖心理：即使东窗事发，还要先经过内部处理呢，我还可通过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关系、金钱、能力等等的途径挡一阵子呢，只要善于对付，料想不会有多大问题的。要是倒霉的话，窃钩者也诛。大多数犯罪官员把东窗事发看成偶然，看成是运气不好，看成是人际关系不好，看成是不善弄钱造成，他们对内部预处理的党内纪律产生个人的心影，折出了虚拟的假象，使他们越滑越深，越走越远，直到罪当至死，罪不容诛。这就是说，我们对官员没有将其置于有效的法治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们的官员面前法律却要停顿下来，制裁要拐一个大弯子。像封建皇帝有皇帝特权一样，我们许多问题官员总期望着能有一个党权为他们法外开赦，这就为成为皇帝式的官员顽强存在提供可能。


　　要消灭“皇帝”，让真正的人民公仆回到现实中来，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早做早好。


2006-7-2

 

[四中乐叔]

2006-6-29 19:57:00

　摘自：凤凰博客　　　　　来源：东方网



中国围绕改革的三次争论，前两次都是由邓小平出来讲话，肯定改革的方向为终结。第三次争论还没有完，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明确指出，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三次大争论的由来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主题有过三次大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经济学家薛暮桥、吴敬琏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第二次争论是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说法，这是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个提法在“八九风波”后遭到了有些人的批判，认为“市场化、私有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后来邓小平出来表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我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当时，还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对立起来，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反对搞市场经济。而“皇甫平”文章的发表更引起激烈的论争，其实“皇甫平”文章就是按照邓小平思想写的。这场争论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告终，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得到了肯定。

　　第三次争论是2004年到现在，围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2004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走到这一步，出现了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新矛盾、新问题，利益分配格局矛盾的积累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今天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少了政治体制改革、法律体制改革的配套、相随，不是市场经济引发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够深刻、不够全面、不够完整。2004年以来，社会上有一股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出现，这很危险。去年底刘吉撰文批郎咸平，高尚全呼吁警惕否定改革思潮，这是促使我写《改革不可动摇》的主要动机，虽然还有客观因素，比如《世界》杂志约稿。我在文章中提出，一切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并批评了当前否定改革的部分言论倾向。对于反对之声，我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民粹主义有滋长的倾向，这在网络中更明显，他们以嘲讽、挖苦、打倒权威为快事，例如将吴敬琏等视为利益集团代言人。二是年轻人情绪化，他们对当前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住房难等现状极为不满，由于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便迁怒于改革，认为都是改革的错。三是有一部分人，一直抱着极左观点，从来不认同改革，利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将争论引入意识形态，重现“姓社姓资”之争，从而定论改革失败。他们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改革，要走回头路，这是要害，也是我最担心的。

　　中国围绕改革的三次争论，前两次都是由邓小平出来讲话，肯定改革的方向为终结。第三次争论还没有完，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明确指出，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应当重视公共产品供给滞后的问题

　　改革初期社会主要矛盾是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换句话说，是解决个人私人品缺乏的问题。

　　进入2000年，中国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两千多万人，大多数群众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在吃穿不愁之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所提高，社会公共品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例如人们希望住得更宽敞，出行更方便迅速，“住”和“行”也成为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更成为人们关注甚至担心的焦点。而社会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的供给是短缺、低效的，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承担，后来却要靠“希望工程”，叫人难以理解。从个人私人品滞后到社会公共品滞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矛盾方面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获得很好解决，大概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

　　而当前内地社会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内地过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弊端越来越多，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我们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走了很多年，一切都是政府管着，搞全能主义政治。改革开放后，尽管有了市场经济，但是政府职能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扮演经济指导型的角色，工作重点还是放在财政收入上，放在GDP是否增长、增长了多少上。

　　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后，大部分钱用来改造城市，建高楼大厦，结果政府办公楼(包括公安、司法、财政、工商管理)一个比一个漂亮。中国地一级城市政府办公楼，很多都比美国同等规模城市的政府办公楼漂亮得多，这在美国是无法办到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纳税人的钱，政府把自己的办公楼盖得富丽堂皇，纳税人不会支持。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政府不应该再扮演指导型角色，应当充当服务型角色，着重解决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这方面美国现在做得不错，但是在20世纪初，美国这方面也是很混乱的。1912年前后，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动员新闻界广泛揭露社会弊端，称为“扒粪运动”，同时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公共品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制，让每一个公民都有享受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保险的权利和公平机会。当然也有差别，这种差别是钱多的人房子住得大些，钱少得人房子住得小些，不会丧失住房的公平机会。

　　现在我们的政府主要精力还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依然在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着如何招商引资，没有真正承担起政府应做、可做，而市场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对公共需求品考虑不够，富余的财政收入也没有及时向公共事业倾斜。现在内地大小城市高楼大厦确实比从前多了很多，也漂亮了，但这只是改善了市容，对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研究不够，解决不够。例如看病难的问题，包括香港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城市，公营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收费就应该便宜，有钱人觉得公营医院服务水准不够，去看私家医院好了。我们现在是公营医院的收费很高，这就违背了社会公约。公共品短缺低效是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

　　我大学毕业后，60元的工资拿了十多年，但是过得还可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在群众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注意提供公共品。我上初中到大学，国家提供助学金，教育收费低廉；生病了，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保障；住房是公家分配；公共交通费用也很便宜，等等。所以尽管贫穷，却感觉到了公平。

　　改革后，经济发展了，个人收入提高了，私人品的供应充足了，但社会提供的公共品不足，公共品供给不仅短缺，且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成问题了。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贫富收入的差距也很大，但由于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公共品比较平等，穷人富人一样享受，例如旅游胜地富人能去穷人也能去，无非富人住五星级宾馆，穷人住三星级宾馆，社会矛盾就不突出了。现在我们有人感觉到社会不公平，是公共品短缺低效造成的，政府应该在自己的身上多找找原因。

　　中国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是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经济指导型转变为社会服务型，多发展社会福利，解决公共品欠账的问题。换句话说，改革该改到政府头上了。

　　应该承认，中国社会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主要方面还是好的，国家领导人并不是经济实体的占有者、垄断者。不像有的国家，领导人及其家族，控制所在国的国民经济一半以上，这是最大的腐败。但是政府的角色不转到服务型上来也是不行的，同样可以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例如房地产改革，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农民、市民在其中没有话语权，政府和地产商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结果不是带来政府的腐败，就是让地产商暴富。老百姓并不反对勤劳致富，但是如果像一些地方的官员搞权钱交易，由此产生腐败暴富，群众就不答应了。

　　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公共管理，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增加，政府要更重视向民众公平、公正地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共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职能做这方面的转变，但就是转变不过来，这关系到体制问题。

　　我们的经济体制目前还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资金的使用、资源的配置往往政府说了算；而一些垄断行业或是占有特殊资源的行业，却可以得到过高的超额利润分配。一些生产社会公共品的企业，因为利润太薄停产了。我们的社会公共品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萎缩。

　　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改革就此停止，甚至走回头路，中国内地就会出现夹生饭的局面，旧体制的坏处全面显现，新体制的好处却没有得到。所以我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可喜的是，在“十一五”规划中看到了政府在向社会服务型转变的决心和一些措施，财政也在向发展社会公共品方面倾斜，希望这些举措能够落到实处。

 

[四中乐叔]

摘自：《联合早报网》[866] (2006-02-09)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吾爱吾党，誓为担之。中国××党执政面临的最大隐患是什么？腐败？人民民主意识的高涨还是颜色革命？其实最致命的是臃官冗吏、臃肿的官僚机构其产生的一系列的连锁负面效应最终会拖垮中共的整个运作体系。

　　一、其主要表现：

　　1、管理层级繁复

　　首先有两套管理架构平行运作，但实际上只发挥一套管理架构的功效，这就是党委与政府两套班子，各占一个系列，这两套班子都是法定的管理机构，职能上有分开的部分，有重叠的部分，也有交叉的部分，但于重叠的时候居多，有时候实质上管理职能是重叠的，但为了名正言顺，也对外做一个分开的姿态，但两套班子的机构、人员却一个不能少，我举苏北的一个县级市为例：一套县级党委班子，书记一人，副书记五人，常委11人，委员20人，这些书记副书记们实际上能行使政府班子所有的权力，底下办公室、纪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人武等有一系列部门人员近200人，然后另有一套政府班子，市长一人，副市长7人，县长助理2人， 其下属有46个职能机构：政府办、国税局、教育局、计生委、统计局、农业局、外事办、公安局、人防办、水务局、民政局、财政局、体育局、交通局、文化局、农开局、海渔局、司法局、粮食局、科技局、广电局、国土局、农机局、工商局、民发局、环保局、经贸委、烟草局、卫生局、劳动局、盐务局、质监局、计经委、城管局、外贸局、审计局、水产局、计划委、药监局、人事局、地税局、建设局、法制办、物价局、林业局、供销社，初步统计在编人员共计6300人（不计离退休人员），另有人大、政协、法检系统等人员未计在内，该县级市辖14个乡镇，212个行政村，每个乡镇有书记、镇长各一人，副书记、副镇长平均9人，镇级列入正式编制人员平均为30人，每个行政村书记、村长各一人，领有国家补贴，综上统计，在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县级市里，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管理机构成本负担。因为上面还有地级市的、省级的、国家级的管理机构成本要分摊。

　　2、机构之间管理职能重复，或职能空泛

　　除了我上文所说的党委与政府之间的职能重复，从理论上来说党委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是不重叠的，但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重叠与越权现象屡见不鲜。这是由我们的党领导一切的性质所决定的。除了党委与政府之间的管理重叠以外，其它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管理职能也有交叉和重叠，也有机构本身的职能空泛化：

　　（1）国税局与地税局：常常一个企业有两个收税的人到，都是收税的，为什么非要搞两个名堂呢？企业可搞不清你们什么地税国税，你一次性来收就得了。

　　（2）工商局与技监局：所谓技监局管生产环节，工商局管流通环节，结果管不了的事情谁都不管，有利可图的事情争着管。工商局；我反正肥得很，人家来注册一个商标，先要到我这儿办理查询，人家已经注册了你就不能办理，但也要交查询费，你哪怕查十次你就要交十次的查询费，我就不告诉你哪个商标你已经不能注册了，我就让你查，反正我收钱，好玩，巴不得你一直查下去。

　　（3）科技局：一年到头写几份总结汇报，办了什么科技方面的事谁都不知道，经费少不了，有什么实效不知道。

　　（4）司法局：一年到头也忙个不停，忙什么？总结汇报，汇报起来洋洋洒洒，汇报什么？普法啊。有什么实效？不知道，反正工资少不了。

　　（5）物价局：我们管物价啊。市场经济的价格我们越管越乱，国家垄断机关的价格我们管不了啊。如2004年化肥价格上涨，我们出台了限价措施，可最后到农民手中的化肥价格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限价，因为供需矛盾我们无法解决啊。

　　（6）农业局：科普下乡的事现在也很少搞了。

　　（7）文化局：文化馆、文化宫都已经承包给个人了，我们很清闲。

　　（8）供销社：我们是计划经济留下的怪胎，现在靠出卖出租资产过日子，但是我们有很多遗留问题没办法解决啊。

　　3、机构内部的人员臃肿，人浮于事

　　（1）一个粮食局有五位正副局长，粮食经营已经市场化了，可干的事情可不多啊。干什么呢？喝茶、看报加陪餐啊。

　　（2）教育局：人事科长：有人事科啊，可暑假调动所有的人事调动权力都在局一把手，不，一把手也得先听上面打了招呼的，我们作些善后工作。

　　（3）税务局：能进我们系统的都要有些后台的，能进来就是进了保险箱了。我们局长办公室有五个人闲着没事做。不，有事做：陪人吃饭。

　　（4）人大办公室：我们秘书有7、8个，忙三个月，闲九个月。

　　（5）某乡镇：我们是合并过来的，现在有副书记、副镇长7人，反而事情更难办，什么都要请示大家，什么事情大家都不做主。但不请示他们他们又认为瞧不起他们，事情又难办。

　　。。。。。。

　　（以上是在一个地级市与当事人的真实对话）

　　4、多余的地级管理机构

　　中国的特色是管理的层级复杂，其中省级以下的地级市又可以说是个多余的管理怪胎，难道说省级机构不能直管县级吗？非要通过一个累赘的地级机构呢？又浪费时间，又降低效率，又增加管理成本，又增加官僚作风的滋长。一个地级管理机构的所有部门都与省、县级一一对口，有大量的官吏人员，经我们初步测算，一个地级市的公务人员（官吏）近一万人，把他们的工资福利加上电话、交通、招待等各种费用加起来将达10个亿之巨，这仅是一个地级市的开支，而仅仅江苏省就有10个地级市，如果把这一笔费用省下来一年就有一百个亿，整个中国三十个左右的省区就能省近三千多个亿（大概），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可以救助多少生活困难的老百姓，而且节省了管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机构臃肿带来的严重后果：

　　1、国家财政支出的严重负担。为了保证冗余机构人员的工资福利，国家必须多支出更多的国家财政（指必须以外的冗余人员），除了工资福利以外，按中国的特色，还有一大笔的招待、交通、通讯等额外费用，按照我们的统计，所有总数将在五千亿之巨。这笔数目差不多是全国所有城市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招待、交通费用是中国管理运营架构中的一个巨大黑洞，一个县级市的一个局一年的招待费礼品费竟达30万元，前几天披露的教育局扶贫招待用人头马也是很正常的事，旅游、桑拿、私人购物等费用充入招待费用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认为公家的钱不用白不用，就好像他们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这一点上不能苛责他们的素质低，因为你首先是国家的制度让他们有空子钻。一个县级市一年的招待费达1500万元（数字来源于2000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全国一年公费招待费用累计竟达2000亿元之巨（数字来源于2005年5月4日人民网），而国家1997年全年的教育投入总额也不过1800亿。

　　2、挪用了教育、医疗、养老的费用，误导教育、医疗、养老的改革方向，造成严重的社会隐患。可以说我们的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是远远超过了解放前和改革开放前，但目前整个国家的教育、医疗、养老却面临着重大的困难。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九年制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上个小学中学家长都要付出每年几百几千的各种名目的费用，二三十年代教授的薪水达三百大洋以上，是普通工人的十倍，可以让他很体面的养一家老小，而现在只能削尖脑袋搞创收。学校乱收费，你能把全部责任推在学校身上吗？江苏南通地区的一个县中，向高一的新生总数收了8、9百万的议价费，其中有500万给地方政府拿走了。其他剩下的要还造教学楼的贷款，这造教学楼本来是政府的事，可政府没钱投学校只能自己想办法。政府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可我们政府对一些大众文化宣传阵地如文化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的建设和活动的开展有多少的投入，眼见是变成喧嚣的商场、变成黄色草台戏的演出场所，政府不要对此承担责任吗？光空口要让大众提高精神素质，无疑是缘木求鱼。医疗：医疗保障残缺不全，有名无实，50%的病人上不起医院，你能责怪医院收费高吗？现在政府完全把医疗推向市场化，完全让医院来承担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难道说是个合理的要求吗？养老：除了一些城镇居民和富裕地区外，更多的农民听天由命。教育、医疗、养老本来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最根本的福利，也是体现一个国家制度优越的最根本的标准，但当一个国家没有钱投入到教育、医疗、养老中去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将它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养老产业化，把它当一个生意在做，什么都产业化，却偏偏忘了国家在其中的责任，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了老百姓的个人身上，但老百姓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啊，于是造成了穷人更穷，穷人等死的现象。

　　3、降低了工作的效率。机构的臃肿，职能的重叠，造成能管事的人不管事，不能管事的人乱管事，老百姓多头办事，管理机构多头推诿，老百姓增加办事成本，党和政府的形象增加负面评价。

　　4、增加了腐败的几率。当一个国家机关人浮于事，工作人员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们便会更容易去想一些如何以权谋私的事情，而不会去想一些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当我们的政府更多的去考虑让它的雇员如何去满负荷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公务员考虑腐败的时间会减少一些，当然这不是万能，但绝对是一种可能。

　　5、危害更甚于腐败。臃官冗吏占据着国家的资源是一种名正言顺的国家预算下的占据，不需冒任何的法律风险，而腐败的占据还冒着法律的风险，臃官冗吏占据大量的国家预算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合理分配，而腐败还不能直接占据国家预算，国家最后的财政困难不会因腐败而发生，但却会因臃官冗吏占据大量的国家预算而发生。中国庞大的管理运营机构占据着国家财政的一大块费用，但我们认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臃官冗吏占用着，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会有一系列的综合反应，并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隐患，朱?基曾想用铁腕去撬动这一铁幕，但最终无功而返，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太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利益团体，但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结果：中国国家机构的惯性是一种膨胀的惯性，当你觉得你似乎把握住总体的时候实际上他还在膨胀，因为按中国的特色，进来了我无法让你走，但该来的还是得来。

　　如让我最后说一句话，那就是：目前中国的国家管理机关改革，在压缩掉三分之一的编制、二分之一的费用的情况下，国家管理照样会有条不紊，甚至更有效率。我们在提倡“节约中国”，节约能源固是好事，但我们必须知道，裁撤臃官冗吏更能体现节约的本质，更能取到节约的实效，对中共来说甚至超过了节约本身的含义。。

 

[四中乐叔]

作者：郑永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摘自：＜联合早报网＞-2006.5.30



　　改善和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一直是这些年来中共高层的一项重要议程。但最近中国社会发展经验也表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还是令人担心的。从医疗、教育、科研等体制改革的失措到近来政府和房地产商之间的较量，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执政能力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有弱化的趋势。

　　在众多的原因中，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执政党和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还远远没有规范好。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执政党分不开。和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执政党显然很熟练地掌握了如何运用经济的、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来搞经济建设。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执政党主动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转型。

　　为了配合经济改革，执政党在政治上也作了诸多改革。在意识形态层面，主要表现在邓小平所提倡的“解放思想”，也就是从释放生产力和人民的积极性来看待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在组织和行政层面，执政党把推动经济发展（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考察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政治业绩的主要指标。意识形态、组织手段和大规模的经济分权运动，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巨大的能量。　　

社会以利益为基础　　　

　　快速经济发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从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转型到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

　　毛泽东时代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和社会结构都很单一。在人们都能接受以平均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社会容易治理。但随着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变得异常复杂，执政党就要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管治模式来提高执政能力。

　　并不能说执政党没有努力改变其执政方式。较之从前，今天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国家的宪法以及各方面的法律法规都较能反映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变化。

　　在近年，“利益”代表已经成为执政党扩大其社会基础、改善执政能力的主要目标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成为官方话语的核心，不仅表达在执政党的党纲上，也表达于国家宪法上。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利益代表”主要关注的是企业家阶层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阶层，那么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的“利益代表”显然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

　　从各国历史经验来看，这个发展方向应当说是合理的。但为什么执政党的努力并没有在实际层面大幅度地提高其执政能力呢？可以确定地说，执政党尽管学会了如何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管治由这种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利益社会。

　　执政能力或者管治能力是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但至少包括两大方面的能力。第一是政治能力，主要指的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其政策是否得到社会的大多数的认同和支持。第二是行政能力，主要指的是执政党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系统来实施其所制定的政策。

很多政策让强势者得益　

　　理性地来检验，这两方面都存在着问题。要提高政治能力，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利益开放政治过程。　　

　　这方面已经开始，但政治过程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开放程度很不均衡。一些社会利益能够影响甚至左右国家的政策制定，而另外一些社会利益则没有这样的能力，甚至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例如企业家阶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文化界和知识界就是强势社会力量。不难发现，从地方到中央，他们有太多的代表出现在政协、人大和政府系统。而代表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就没有政治影响力。

　　政治过程开放的不均衡，加上中国特殊的政商关系，有效地制约着执政党的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

　　问题不是没有改革政策，而是很多所谓的改革政策都是强势社会利益追求的结果。例如医疗、教育、科研、住房、福利等等方面，都有改革政策的出台，但这些政策大多使得强势群体获得巨大的利益，而牺牲的则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有强势社会利益在后面，这些政策的执行并不构成困难，但它们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

　　还有一种严重的情形是，如果中央的政策是能够使得社会的多数人获得利益的，那么就会因为没有强势社会利益的支持，这些政策就不能执行下去。

　　这后一种情况在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很多政策一出台，就没有了下文。政策到了地方层面，就被变相地“否决”。在地方层面，现在往往是官、商、法结成一体，甚至还要加上地方黑社会和恶势力。地方政府本身深陷各种利益之中，无以自拔。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对中央政策说“不”比做其他什么都要来得轻松自在。

　　政治开放的不均衡更使得中央政府的政治能力不能有效地转变成为行政能力。本来说，如果一项政策能得到社会大多数的认同和支持，就应当能够实施下去。但在中国则不一样。因为社会的大多数仍流离于政治过程之外，他们就没有任何制度性的方法来支持中央政策的实施。这就是中央无奈于地方政府和强势社会利益的根本原因。

　　现在已经到了进一步开放政治的时候了。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均衡状态，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财富不公正分配的现状长久不能得到改变已经失去了忍耐心，而对社会大多数有利的中央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如果政治过程不能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那么执政党的政治能力和行政能力还会继续弱化，社会也会变得不堪治理。到那个时候再谈政治变革，可能就为时已晚。

　　

 

[四中乐叔]

摘自： 凤凰网 > 资讯中心 > 财经 > 财经观察

2006年06月07日 11:40

原标题：制度这个核心因素――专访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什么是有效的制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传统经济学认为:每个国家都具备土地、劳工、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只要懂得利用这些要素，就可以在国际上取得优势。 但在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各国的竞争力仍然差别很大，为什么?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前，由于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很少，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不会谈论国家竞争力，因为没有交往就无所谓竞争力不竞争力。那些时代，唯一能和竞争力扯上关系的可能就是军事力量。

　　后来到19世纪，蒸汽轮船、火车、电话发明了，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开始了，国家之间打交道、做贸易了，竞争以全面的姿态在进行。但是，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时期，在人们为了生存的基本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时，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黄金、白银储藏量的大小，成了衡量和判断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实物资产决定了国家竞争力。

　　到二战结束之后，工业生产技术全面成熟，交通运输容量和成本也都发生根本性的升华，机械化大生产和万吨巨轮运输使人类的基本温饱不再成问题。特别是近20年来，在以飞机和互联网为主的交通与信息架构下，国家交往的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外贸总额占全球GDP近80%的情况下，自然资源与土地已不再是国家竞争力的最决定性的因素了，像没有铁矿石的日本和韩国以及没有多少铁矿石的中国都能变成世界最大的钢铁出口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等等。

　　那么，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制度，是决定市场交易规则环境、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哪个国家能提供最有利于市场交易发生的完善制度，能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个人产权，有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约执行架构，它就会在国家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个国家就更能从事高利润的经济活动，不用靠卖苦力。一个有效的法治制度可以让个人之间经济交换的代价大大降低，使交易的内容更加深化，超出简单的实物交易。

　　从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历程看，经济上成功的往往不是那些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而是拥有各种各样能激励创新突破的制度――从产权保护制度到合约执行机制的国家（或地区），而那些在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则缺少这些制度。换言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决定其竞争力的高低。而且，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话，还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早期的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就是最好的范例，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它们当初几乎一无所有，根本没有什么资源优势可言，但它们竟然都成功了，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不亚于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怎么解释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4个国家和地区都利用了海港城市的优势，通过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给人们提供了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从而有利于竞争力提升的优质制度环境。

　　《南》：但在很多人看来，竞争力似乎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衡量的标准主要是经济表现：GDP增长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等等。不光是老百姓，政府、媒体包括很多学者，都是如此啊。

　　陈：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偏好，就是喜欢看得见、摸得着、一目了然的东西，增长百分点、统计数字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而制度似乎太抽象了。况且，在一些制度建设长期没有突破的国家，过多谈论制度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不仅如此，更有很多人认为，谈论制度的重要性是套话，是老生常谈，太过主观了。事实上，制度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从微观层面看，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出现，甚至也会有股票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长久兴旺。在中国，人们的积蓄已经很多，资本供给可以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不规范、不到位，资金始终无法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不容易发生交易，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

　　从国家层面看，日本、韩国的商界和政治结合得太过紧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格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日本经济的困难其实是政治制度的问题。相反，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就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经济层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结构，一系列反垄断立法的出台，保护了自由竞争。

创新不仅是科技的创新

《南》：历年来，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两大权威竞争力报告中,香港一直名列前茅，您如何评价香港的成功?

陈：弗里德曼一直认为，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不太容易找到类似的版本。香港的成功在于其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契约执行架构、法治观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权力和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以及政府坚持对经济不积极干预的原则。

所谓不干预经济，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说香港政府在整个市场中担当裁判性的中间人角色，致力于制订游戏规则、建立并维护公平的交易平台，致力于解决纠纷、维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办大量的政府企业与民争利。

香港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充分发挥了其制度优势。

《南》：近年来，有关香港边缘化的讨论很多，相关讨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香港在资讯科技方面的落后和科技创新在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缺陷，您的看法如何?

陈：谈到创新，人们认识上的一个最大的偏差就是：将创新限定在科技领域，一提到创新，想到的就是电脑、航天飞机、生物技术等等；而忽略了金融技术创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时，许多人只看到了蒸汽机、电话等科技产品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债券、股票、风险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治理结构的发明所产生的深刻价值。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500年前发明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相配的“股票”这一金融技术，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香港的情况来看，它90%左右的GDP来自服务业，而其服务业有相当部分又是金融、保险这类金融服务。所以，香港要追求创新，不应把精力放在计算机、资讯和生物等这些“硬技术”领域的创新，而应该因地制宜，着力于金融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这一领域，香港因为有其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长期的法治传统，有大量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律人才和优质的软性制度架构作保障，条件得天独厚，最有利于金融技术上的创新发展。事实上，开拓创新也是香港银行业、金融业长期以来保持旺盛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前几年香港银行业建立起世界上首个推行外汇交易同步交收服务的机构，通过美元兑港元在亚洲时区内的即时同步结算，避免外汇交易上的结算风险，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也于2001年年底开始接通。这种无纸化的即时支付系统，大大改善了风险管理并提高了效率。另外，考虑到大陆的实际情况，香港金融界为大陆的企业和个人推出各类金融证券品种、基金品种，使其金融业不断增长。

所以，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愿意，香港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将是中国最主要和最可靠的金融中心和资本中心。由于香港有这些领域的优势，我不觉得它会被边缘化。香港做的是“制度套利交易”。

有意思的是，香港在过去150年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并没有在大陆获得足够的重视，没有太多人去研究其成功经验。人们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美国、西欧、日本甚至新加坡上，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香港的借鉴价值。许多人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认为香港有今天是沾了大陆的光，而不肯去正视香港在制度层面的成功意义，为什么当年超前香港的上海今天赶不上呢？我个人认为，香港作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对它的成功之道特别是政府在经济中“不作为”而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的成功剖析和吸收，对大陆的未来发展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勤劳不是美德

《南》：由不同机构做的竞争力报告，同一经济体的排名会有很大不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各种排名的不断推出，是全球化图景的一部分，它们提供了国家之间的直接比较，会逼着许多国家查找不足，多作努力，这是好事。排名的不同是由于各种报告所选择的影响竞争力的指标的不同，以及这些指标的权重大小的不同造成的。很多指标的选择是很主观的，比如法治水平的高低，世界可能没有两个法学家会对此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所以，这些报告只是一种参考，不是绝对的指标。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很强的联动关系。比如政府效能和企业效率，如果政府效能高、审批的手续比较少、公务员也比较廉洁的话，这就会提高办事与契约执行的效率，最终，企业的效率也会提高。

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在2006年国际竞争力排名上比2005年前移12位至第19位，成为上升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软竞争力也有了提升和发展，但整体上看，“软环境”竞争力不足还是影响中国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方面，如何改进仍然需要我们作出巨大努力。

中国目前一个最重要的竞争力，就是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劳动力也是一种硬性资源，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竞争力是靠众多便宜的劳动力而来的，并不是靠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而获得的。许多人会说，“我们不管竞争力的上升是靠什么来的，只要它升高就行。”我要说，靠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建立的优势，这没有什么好自豪的。我们应该多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劳动力这么便宜？西欧人每年平均工作1400小时左右，而中国人是一年2200小时，但人家的人均收入是我们的很多倍。从一个绝对的层面讲，这说明谁的绝对竞争力更高呢？他们不用卖苦力就能挣很高的收入，而中国人即使工作得要死也赚不了那么多钱，谁的绝对竞争力高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是一种“优势”，这听起来倒像一种悖论：正因为中国的制度机制历来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所以为了简单的生存，我们不仅要生很多劳动力，而且收入再少也得苦干，这使我们的劳动力总是很便宜。本来是因为制度机制的欠缺而被逼出来的既大量又便宜的劳动力，应该说反映的是一种劣势，但到今天这反而变成中国竞争力的核心。

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总这么便宜？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或许，统治者为了达到对社会的控制，有意地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安排上设置了很多障碍，这些制度障碍让人们无法把单位小时工作的生产力提高，让人们无法经商、无法个人创业，使技术进步不能加快，使人们的收入不能提高。这样一来，中国几千年都没能解决好温饱问题，人们就只能为了生存而卖命，不得不没日没夜地工作以求得温饱。对于统治者来说，总是处于为温饱而卖苦力状态的老百姓是最好统治的，所以历代朝廷也没有真正的激励把人们从为温饱的简单挣扎中解脱出来，于是就总要维持不利于市场交易发生的制度，总要抑商。

在生产技术因制度的障碍无法进步的情况下，逐渐地人们就只好提倡“勤劳是美德”这种价值观，以简单勤劳来弥补制度的不足，没有别的选择。过分强调这种“美德”之后，很多时候这又会反过来掩饰制度供给上的不足，因为既然通过卖苦力也能勉强生存下去，那又何必去改良制度，通过制度创新把人们的“苦干”变成“巧干”、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呢？勤劳不是什么美德，不顾收入报酬的勤劳反而是未来收入增长的陷阱。

过去几千年的制度欠缺为今天的中国造就了大量便宜的劳动力这种竞争“势头”，我们千万不能沾沾自喜，这种“势头”与其说是“优势”还不如说是“劣势”。我们不能过多陶醉于因大量便宜的劳动力所带来的增长，因为如果过多陶醉于此，我们会忽视法治建设，不去建立有利于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的法制架构。为了提高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创造有利于各类市场深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等到中国人单位小时能创造的价值大增，使中国劳动力不再便宜的时候，那时的中国才算是竞争力强的国家。

 

[四中乐叔]

[ 原创 ] 卧云] [2006-05-12 23:50:52 |

摘自　《人民网・强国博客・卧云博客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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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公共目标的改革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句许多年以来人们时常挂在嘴上的话，不但表明改革之坚久攻不下，改革步履非常艰难，也表明大众对改革的殷切期待，但这只是现象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某些改革在全速推进，它们不断遭到大众的反对和抵制。就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而言，最近几年中最引人注意的改革，要数产权制度和经营城市两项改革。

在中国某些地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由企业管理者自己，或者与官员联手，通过自卖自买、低卖低买的方式完成的；而经营城市的改革是政府官员以大规模圈地的方式完成的。前一项改革对广大职工的利益视而不见，他们被要求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后一项改革把千千万万的农民赶入失业行列，买卖土地的巨额差价―以低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进和以高价卖出，分别流入了政府的部门小金库以及少数个人手中。

这些改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改革的发起者。在刚刚兴起的公车改革中，再次呈现出这一特点。车改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观望和按兵不动之后，一些地方官员终于发现了改革“机遇”，就是可以利用改革给自己大幅提高“补贴”，于是车改的力度在2004年下半年突然加大了。其中海南省一个县的车改尤其富有“创新精神”，车改后，它的大部分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共260多人，用购车奖励金和交通补贴，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新车。新华社最近报道说，该县的改革经验立即吸引了不少市、县领导。

这些顺利进行的大众不希望甚至反对的改革，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排斥了那些有切身利益的大多数。在国企改制中，占企业人数90%以上的职工沦为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听从由少数几个人构成的“强势群体”摆布，国有企业变成了管理者的企业。经营城市更是地方官的专利，在一段时间里，任何个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经营城市的“大局”。

这些改革是在一片叫好声中开始的，但它们随之造成的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幸，引起了普通民众越来越强的反感。这种反感来自于他们的被剥夺感。尽管每一项改革都会有它各自的具体目标，比如说是搞活企业，或者说是发展经济，但都应遵循一个共同的准则，这就是正义准则。改革必须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着眼于少数人的改革，不可能是正义的改革。排斥了大众参与的改革，可能只是权势者的改革，它通过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权势者的自身利益，大众参与改革，如果不能采取直接参与的形式，那也必须是间接参与。间接参与就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发表意见，干预改革。因此，他们的代表是否能够真实地代表其群体的利益，决定参与的真实程度。

他们的代表身份是大众直接选举的结果。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自己才能代表。

事实是，民众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的代表―从企业的管理者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不需要民众授权，更谈不上受民众控制。可想而知，公众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这样的代表手中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程度，超过我们把贵重物品托付给一个毫不相识的人看管。你在需要找个陌生人临时照管自己的行李时，至少可以选择一个看上去比较可靠的人，而且时间很短；可是替我们大伙管理财产的人，不仅不由我们自己选择，而且还得长期交给他们看管。

制度改革被搁置起来后，只留下切蛋糕的改革单兵突进，而且切蛋糕的刀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决定切的方式，他们决定谁得多，谁得少。切蛋糕本身并没有错，错误的是切蛋糕的方式，它使少数人趁机自肥。改革面临的真正风险，也许不是改革失去控制，而是改革背离多数人的利益。

民主参与比正确领导更重要

所有人的利益只有置于所有人的共同监管之下，才能得到可信的保障。而实现共同监管的基础是，所有人在他们的共同事务中，拥有平等发言权。

存在两种衡量和判断事物的标准，一是给予道德评价，这就是正义标准，关于善不善的判断；一是给予技术评价，这就是正确标准，关于对不对的判断。它们各有自己的重点适用领域，政治社会中的最高标准是正义标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验中，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正确标准是最高标准。

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需要正确而明智的领导，正确决策的能力是政府进行正确领导的条件，但是，公众共同而平等参与管理是一项更为迫切的需要，是要优先满足的需要。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理由总是，相对于专制制度而言，它更“善”，而不是更“对”。政治上的善，在于人民有多少管理自己的权力。

对社会的民主治理是由两种不同的权力实现的，它们是统治权和治理权。统治权为人民共同拥有，人民不但以她的意志作为法律，而且以她的选票决定行政治理权。因此，大众虽然没有直接进行决策，但总具有最后监管治理权和对决策发挥影响的手段。当公众把行政治理权托付给少数人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统治权。统治权不能取代行政治理权，行政治理权亦不能僭越统治权。

我们不时听到有人对多数人的暴政表示担忧，他们举出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作为论据。我们这一代人的确看到过群众集体施暴的场面，但它与民主毫无关系。被发动起来的“多数”绝非民主多数。不存在民主的地方，就不存在“多数”，只存在被利用的群众。由于“多数”并不亲自管理政府，而仅仅是授予政府权力，因而“多数统治”不可能变为“多数暴政”。在社会的多数人是权力的源泉这一点上，多数人表明是统治者。

我相信麦迪逊的这句话，人民不可能自动形成一个针对某一特定的少数进行压迫的多数。在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地方谈论多数人的暴政几乎是杞人忧天。倒是相反的情况尤其要加以警惕：掌权的少数因为人数少，容易形成团体的特殊利益，为了特殊利益，他们会彼此支持，结成利益联盟，损害多数的利益，压制多数的反对。

比起政府能否进行正确的领导来，实现人民自我治理是更为根本的问题。相对后者，行政治理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即以有效率的方式在法律范围内对社会进行管理。正确的领导无非是指符合共同利益需要的技术管理，它以其专业机构和守法精神在经济、教育、国防、维护治安等广泛的公共领域内做出正确决策。它只是政治的一部分。人民统治和政府治理的结合，才构成全部的政治内容。我们用对与错衡量政府的治理水平，却是以善的标准来衡量整体政治状况的。

多数同意比少数手中的真理更重要

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多数同意原则也是大众平等参与原则的归宿，大众拥有平等发言权，最后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哪一种意见将成为公共政策的依据。质疑多数同意原则的人经常列举的理由是，群众服从感情胜于服从理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发现真理的确不是在广场上群众集会的时刻，而是对少数探索者孜孜以求的奖酬。他们独立思考，头脑敏锐，发现规律，纠正谬误。

但是，从一个命题的真转到一种社会政策的善，两者之间并非总是自动完成的。许多年来的改革都努力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经济学于是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者成为真理的新代言人，他们的建议成为改造社会的良方，人们从他们强调效率优先的声音中去发现繁荣的奥妙。

在经济范畴中，经济活动的效率基于明晰的产权，明晰产权的重要性、正确性毋庸置疑；而在国企改革中如何明晰产权，则属于政治范畴了，必须满足善的要求。对国有经济改革，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其中，分配正义不能不受到高度重视。分配正义要求的是，确保人们能够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在我们的产权改革试验中，正是忽视了分配正义。

对经济学者设计的改革方案的最初反对，来自那些在改革中失去了饭碗的广大普通职工，他们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流失了。他们不断上访，集体抗议，阻断交通，人数虽多，但声音微弱。他们的思想被看成不符合改革精神，因此观念有待转变；他们的行为被认为过激和不利于稳定，应该予以制止。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它往往不是财富创造的结果，而是财富分配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曾以才智平平的多数人的判断优于贤明出众的少数人的判断为由，替多数人掌权的政体辩护。他把多数人的集体智力优势作为多数人权力的基础。但是多数人的权力基础并不在这里，多数人的权力基础是共同利益。当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托付给共同体的时候，权利就同时产生了。虽然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上不平等，但在共同利益领域，即政治领域，人们的权利是完全平等的。

在一个股份制公司中，根据占有股份的多寡确定股东权利的大小，大股东拥有的发言权要大一些。但在“国家公司”中，在对全民财产的管理中，每个人以他们同等的权利入股，对国家事务有同等的发言权。这里不存在大股东的权利和小股东的权利，只存在多数人的权利和少数人的权利。多数人的权利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经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肯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从少数人那里得到保障，而只能由多数人来保证。

人民群众不会拒绝服从真理，但真理是通过说服使大众接受的。不能强迫人们服从真理，正如不能强迫人们进食，即使是珍馐美味。在多数人未认识少数人的真理之前，少数人也只得先委屈一下。要允许人们在真理面前犹豫。少数人的正确观点要经过反复传播、获得多数共识，进而成为社会的选择。正确的观点产生正确的决策，但只有同时获得了多数同意后，正确的决策得到了正义的支持，才有了推行的可能性。

因此，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为民谋利的政策，如果在没有得到公众多数同意的情况下强力推行，仍然是不行的。一旦今天容忍了正确的政策能够不顾公众的反对大力推行，那么明天他们就只好被迫接受所有那些自称是正确的政策了。

据说古代希腊人有句谚语，“要过好的生活就必须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城邦”。按照他们的理解，在一个能被称为伟大的城邦中，人们遵守法律，他们获取个人幸福不能牺牲他人利益，正义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就不能过上好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改革达到这一伟大国家的目标，我们的生活未来就并不乐观。

 

[四中乐叔]

作者：心灵之约　2006-6-4 15:39:00

关于“软刀子”的极有深度的文章 摘自　＜凤凰网　　心灵之约博客＞　

　　中国人想一心一意埋头搞建设，但有人不允许，头一个就是日本。


　　一百多年以来，日本已经两次打掉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机会。一个甲午战争，打掉了满清的洋务运动；一个“七．七”全面侵华战争，打掉了国民党号称的“十年黄金时 代”。


　　这绝非偶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策就是不准中国强盛，辛亥革命后又加上一条：不准中国统一。张学良刚搞东北易帜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日本马上发动“九．一八”，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经过两次侵华战争已经跟中国结了血仇，又死皮赖脸不肯向中国人老老实实道歉以取得中国人的宽恕。日本人自己也清楚：中国一旦强大，日本就只有派“遣唐史”、当小伙计的份；那时就不是日本人肯不肯向中国人道歉的问题，而是中国人肯不肯接受日本人道歉的问题。因此日本千方百计要第叁次打掉中国崛起的机会。


　　有些中国人只忙着自我陶醉发大财，没看到针对中国新的战争危机正在形成，没有看到日本人第叁次又来了。不过这次打头阵的是赖在台湾的那些没当上日本人的日本人，那些拼命想当未来日本人的“台独二鬼子”。说是“台湾独立”，实为“台湾回归日本”。如果当真只想“台独”，至少懂得“投鼠忌器”，舍不得把台湾打烂，必然只求维持现状，不敢惹火烧身。现在“台独”势力惟恐天下不乱，根本不在乎把台湾打烂。这就蹊跷。调查刑事犯罪，首先要调查谁是犯罪的最大获益者。分析台海危机，首先要分析谁是危机的最大受惠人。鼓动台湾“独立”引发中美战争对日本而言是“一箭叁雕”：中美大战，两败俱伤，一举削弱日本两大强敌；顺便借刀杀人，把台湾岛内当真积极上战场去“保卫台湾”的傻瓜们除个差不多，剩下来的都是心知肚明“台独”把戏真目的的“二鬼子”。到那时再发动“台湾回归日本”运动自然水到渠成。这最符合日本利益。


　　中国面对的实际不是什么“台湾同胞”，而是日本鬼子在台湾留下的孽种──“台独二鬼子”。他们不是中国人，却劫持了中国的台湾投奔日本，肆无忌惮霸占中国领土。台海危机实际是是日本假“台独”代理人之手第叁次打掉中国重新崛起的新战争，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抗日战争的继续。跟这帮日本种的“台独二鬼子”讲什么“骨肉情”“中国心”是瞎了眼，连“对牛弹琴”都不够格，因为那样既糟蹋了琴又侮辱了牛。能凑合用的形容词是“对骡子发嗲──自做多情”，虽然这样说对骡子也不甚公平。一旦“台独二鬼子”设定“台独”时间表，摊牌便进入倒计时，中国想“韬光养晦”也不成了。那就是又一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那时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再来一次“马关条约”，放弃台湾，任人宰割，再度沉沦；要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然，日本人暗中出马，中国人也用不着明着宣战。反击“台独二鬼子”就是抗日，揍在“台独二鬼子”身上就是揍在日本大鬼子心上。形势所逼，中国没有选择，不存在上不上日本人的当的问题，美国则难说。


　　日本的如意算盘能否行得通，要看美国的算盘怎么打。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自己的世界霸权。如果美国卷 入台海冲突，中国是为主权而战，美国是为霸权而战。


　　主权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整体人权的总集合。整体人权丢了，个体人权的丧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主权问题是生死问题，打的是生死仗，只能不惜代价；霸权问题是利益问题，打的是生意仗，不能不惜代价。打生死仗是你死我活，有进无退；打生意仗是唯利是图，进退自如。但“千做万做，赔本生意不做”，所以打生意仗得斤斤计较，边打算盘边打仗：中国是否直接威胁了我的世界霸权？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人威胁我的世界霸权？丢了台湾会不会丢掉我的世界霸权？保住台湾又能不能保住我的世界霸权？为保住台湾跟中国开战要付多大代价？会不会赔上老本以至于他人渔翁得利白白捞走我的世界霸权？如果保住台湾却丢了世界霸权合算不合算？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怎么办？如果兵力被拖在台湾海峡动弹不得给其他地方恐怖组织可乘之机怎么办？如果把中国逼急了全世界卖核武器怎么办？如果重新封锁中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利益和代理人从此全部丧失怎么办？……对这一连串芝麻西瓜谁大谁小之类的定义和选择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中国人管不了，但美国的决心怎么下却实实在在取决中国的实力和意志。


　　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有两条很有意思的建议，一是要“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使中国至少倒退五十年；二是决不能派兵登陆中国，因为“如果我们在大陆使用了陆军，会影起严重的后果。中国能接受一驾被击落的U2，但中国很难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


　　怪了，不在乎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却在乎中国是否能接受一双美军的皮靴；都炸成石器时代了还不敢登陆，还不如鸦片战争时代的英国大兵。自相矛盾的建议道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美国敢于想象跟中国打“高科技”战争，不敢想象跟中国打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就凭这一条，谁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没有战略威慑作用？谁说中国今天的和平离得开毛泽东打出的国威军威？现在中国要破解台湾 “独立”的陷阱，仍然离不开毛泽东。


　　美国对台湾的决心怎么下要看中国的决心有多大：打生死仗，还是打生意仗。如果中国准备拼死相搏奉陪到底，那美国是一种决心；如果中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那美国肯定又是一种决心。你不惜代价，人家可不能不惜代价，同归于尽不是美国的传统。你瞻前顾后心存侥幸，那人家可最善于讨价还价，敲诈讹诈。美国如何判断中国的决心？实际上就看你准不准备按毛泽东的理论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战争；持久战；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仇敌忾，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准备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深挖洞，广积粮”；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要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着敌人的一切经济封锁……不对抗不意味着不抵抗，爱和平不意味着怕战争。


　　如果美国发现中国只是嘴上喊喊口号，并没有认真准备全面长期战争，没有开足马力整军备战，没有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转轨准备工作，没有未雨绸缪采取有效措施分散风险，开始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和国库资金逐步转移出美国，并防止投机分子向海外转移子女财产，没有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冒核大战的风险，没有宁可经受经济封锁再过苦日子也要捍卫国土的决心和措施，那人家怎么能相信中国要为台湾打生死仗？


　　南斯拉夫的“精英”们被“北约”的炸弹炸得没了电，过不上舒服日子，马上失魂落魄，放弃了领土还不算，还自己把自己的领导人捆好送上门去求饶。中国的 “精英”们则现在就开始鼓噪“为台湾牺牲大陆的发展不合算”、“中日友好新思维”，开始为新的“马关条约”打伏笔，造舆论。


　　怪不得这些人那么热衷于吹捧美化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只能加强美国认为中国不敢打生死仗的判断，刺激美国铤而走险的决心。“树欲静而风不止”，台湾海峡危机是别人强加于中国的，中国想躲也躲不掉。与其整天白费心思察言观色琢磨美国的底牌，不如老老实实按毛泽东的主张办，实实在在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备而无用” 意味着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 用而无备”意味着战略战术双重失败，从头输到尾。


　　总之日本的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响要看美国，而美国的决心怎么下要看中国己。按毛泽东的主张做准备，中国还有可能安然化解“台独二鬼子”制造的台海危机，从此统一中国，彻底翻身，否则必然第叁次被日本打下去。


　　中国人生存都朝不保夕，更别谈什么继续致富了。想致富首先得保住中国的和平大环境，而毛泽东挣来的和平大环境正在遭受日本“台独二鬼子”的严重威胁。所以想致富先得解决“台独二鬼子”制造的台海危机。而如果战争可能避免，那只有靠毛泽东的学说才可以避免；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更要靠毛泽东思想才可以制胜。所以说中国人靠毛泽东才能富起来，也只有靠毛泽东才能富下去。

　　有人借口“大跃进”否定毛泽东。这些人从来不承认如下事实：


　　一．毛泽东搞“ 大跃进”本来目的是搞建设，不是搞破坏；是想造福，不是想造祸，更不是蓄意制造饥荒。蓄意在中国制造饥荒的人是那些对中国搞经济封锁的人，是那些在中国出现饥荒时故意逼中国用食品还债的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在中国制造饥荒，采取那样的措施就是为了得到那样的后果，目的与后果完全一致，他们才属于蓄意犯罪。


　　二．灾荒发生后毛泽东是尽力救灾，而在此时拼命反华、武装侵犯中国的人则不但是见死不救，而且是趁火打劫，阻止毛泽东救灾。没有这些人的破坏捣乱，中国的灾情不会如此严重。


　　三．毛泽东再也没有重复过同样的失误。而指责毛泽东造成中国灾荒的“精英”们则现在都还天天全力以赴要把中国搞崩溃，企图制造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灾荒。他们甚至满腔热情想象着中国崩溃后出现大规模私刑仇杀、血流成河的情景，无限憧憬着中国崩溃后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后果。他们才是真正的蓄谋犯罪，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现行蓄谋犯罪。

　　最大最毒的“软刀子”

　　家贼难防，内奸最毒。要破除外来的“软刀子”就必须破除来自内部的“软刀子”。来自中国内部最大最毒的“软刀子”是某些中国 “精英”极力“证明”中国人是“劣等文化劣等人”，必须全盘西化，如此一来什么外来的“软刀子”都能畅通无阻，充分发挥。当然，“精英”自有“精英”之道，不一定直接指着鼻子骂娘。人家的高招是换个方式变相论证，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只要否定成立，“劣等文化劣等人”的帽子想躲都躲不掉。

　　中国人喜欢 “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方人喜欢“惟以成败论英雄”，其核心意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演，优胜劣败”。你胜了就是??人打遍全球无??是西方白人目空一切，视一切有色人种为劣等。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跟洋人打一仗败一仗，败一仗来一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以至于国家破产，精神崩溃，“月亮也是外国的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后来有些中国人没有西方国家发话屁都不敢放一个。


　　从1931年9．18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整整十年有余，中国丢了东北，丢了华北，丢了华东，丢了中南，丢了首都南京，遭受了南京大***，经受了无穷伤害，国民党政府却居然还不敢对日宣战，居然还一直跟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二天才匆匆忙忙跟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如此软弱无能，在人家眼里非“劣”而何？


　　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面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来没有成功的英雄，从来只有悲剧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他们奋斗了，他们牺牲了，但他们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谁也没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尽管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虽死犹生，虽败犹荣，但在洋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失败者，丝毫不能阻止列强来侵略，来掠夺，来任意支配中国。唯有毛泽东真正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顶住了一切外来干涉。 即使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也照样栽在毛泽东手下。美国在朝鲜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直接较量，失败了。美国人不服气，拿越南当实验战场，间接跟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再较量，又失败了。抗美援朝把美国军队打怕了；越南战争把美国社会打怕了。证据之一就是从此美国朝野上下“中国吃惊病”流行，做梦也要哼哼两声“中国威胁论”，顺便也就放弃了军事上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战略设想。


　　美国“挟天子令诸侯”，利用联合国动员全世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整整较量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对毛泽东始终无可奈何。封锁中国几十年，中国不但没垮，反而成了核大国。在有毛泽东思想之前，中国人只有尊孔忠君的思想，崇洋媚外的思想，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思想，无所作为、逃避现实的思想，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思想，等等等等。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原有的一切传统思想武器全部失灵。中国人翻遍了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求遍了老子如来耶酥安拉，捧来了“民主”“自由”“人权”之类跟西方国家班门弄 斧……目的只有一个：从中找出一条救国之道。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才真正从精神上成为强者，使局面根本改观。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毛泽东从来没有躲在国外到处化缘，从来不靠别人施舍恩赐，一切靠自己，一切白手起家，以弱胜强，转弱为强，从赤手空拳到打下天下。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绞尽脑汁也不知该如何破解毛泽东思想，只好祷告上帝保佑让毛泽东后人的毛泽东思想色彩不要那么浓。经过那么多年的反复较量，有亲身经历的美国“精英”们除了那些铁杆洋阿Q，凡讲点实事求是的都不得不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美国万般无奈又有求于中国，不得不放下架子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主动登门求和。纵观历史， 横看世界，能让白种人里第一强的国家如此这般的有色人种唯独毛泽东一人。


　　在毛泽东面前，再不可一世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牛不起来。在毛泽东面前，崇拜“优胜劣败”原则的西方白人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历史的胜利者，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厉害，不得不承认诞生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不得不承认孕育出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文化不是劣等文化。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不愧 “顶天立地奇男子， 焰古腾今大丈夫”。


　　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危亡中浴火重生，重新崛起，关键在于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承认中国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人面前连一个成功的民族英雄都没有，不是自认劣等又是什么？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等于承认中国文化产生不出能抗衡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同样是自认劣等。既然“优胜劣败”，你不承认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那起码得举出个国家级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跟东西方外来侵略较量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连这都否定，那还有什么可嘴硬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想见识什么叫“精英” 级“软刀子”吗？这就是。


　　有些中国人很热衷于列举中国人如何聪明能干，如何温良恭俭让，文化历史如何灿烂，希望由此证明中国人并非劣种，应获尊重。有些人喜欢说中国人之所以被人瞧不起是因为中国人素质低、不文明，不卫生，等等。这种逻辑只适用于个人关系，不适用于国家关系。国际关系的现实规律是只尊重强者，瞧不起弱者。国家之间只以强者为尊，弱者再有教养也照样被人瞧不起。不管有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现实世界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仍然是弱肉强食。


　　不错，现在直接用武力征服殖民地似乎不那么时髦了，因为没多大必要了。当年大家都“没开化”，所以要用洋枪洋炮先“开化”一番。等把你治服，乖乖赶进圈，这时再讲“文明”，按人家订的规矩办：叫你挤奶就挤奶，叫你出血就出血，叫你割肉就割肉，叫你上屠宰流水线就上屠宰流水线，和平“接轨”，皆大欢喜。如果谁敢不遵，马上惩罚，轻则经济制裁，重则武力伺候，打你没商量。以为靠“德才工貌”或委曲求全就可以获得尊敬，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为甘当弱者被人瞧不起也没什么关系，无非是嗟来之食或胯下之辱，脸皮一厚钻个裤挡就算完事，这是“以小巫之心，度大巫之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卑鄙 ， “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是迂腐，“以小巫之心，度大巫之腹”则是既坏 又蠢。弱肉强食，甘当“弱肉”就得准备着被“强食”。


　　西方曾流行一句话：“ 为了不妨碍强者，弱者应当死去。”甘当弱者就别抱怨南京大***，因为那就是弱肉强食的体现，哪里是区区脸皮不脸皮的问题。顶多人家本来把你当兔子麻雀一样打死吃肉，经你一番“论证”，人家承认你原来还有美丽的鹿角或漂亮的羽毛之类，可以制成标本放在客厅里供人观赏。“待遇”变了，仍然是猎物。既为猎物，何尊之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别之一在于对异国异类的思维方式。


　　一个讲究和平共处，互不侵犯，思维方式如大象犀牛之类草食动物；一个崇尚“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思维方式如虎豹豺狼之类肉食动物。所以一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个是 “人不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人如果不了解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就永远搞不懂该如何跟人家打交道，也搞不清何为“尊重”，何为“瞧不起”，虽欲和平共处仍不可得。国家关系中的所谓“尊重”就是不敢贸然扑上来跟你直接较量，但保不准会打着哈哈围着你打转，时不时还有意无意踹你一脚试探试探，看你还有没有那么强。如果你昏昏入睡或自己变虚，那“尊重”就变成瞧不起。所谓“瞧不起”就是轻则随随便便就给你一巴掌，然后说你小子欠揍；重则把你一口吞了，骨头渣都不剩下。


　　尊重与瞧不起从来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一劳永逸的，而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变化。


　　你哪处强人家哪处尊重你，处处强处处尊重，一时强一时尊重，时时强时时尊重。同样，你哪处弱人家哪处瞧不起你，处处弱处处瞧不起，一时弱一时瞧不起，时时弱时时瞧不起。所谓强，不仅仅指有无强大实力，更指有无强者气质。


　　想成为强者必须先有强者气质。没有强者气质的“强者”属于外强中干，迟早衰败。要说瞧不起，没有丝毫强者气质的弱者民族最叫人瞧不起。这样的民族不仅现在是弱者，而且永远也成不了强者。一个没有现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民族怎么可能不被人彻底瞧不起？什么是强者气质？作为一个民族，至少得有叁条：一．精神上是强者；二．懂得保护自己；叁．能够一致对外。


　　人生在世，物质是基础，精神是支柱。没有物质，人不能生存；没有精神，人不成其为人。没有人类的创造和需求，世界上只有物质，没有财富。人对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和吸收能力与人的精神财富密切相关，精神财富越足，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和吸收能力越强越持久，反之越弱越短暂。物质财富是死的、被动的，只能说明过去和现在；精神财富是活的、主动的，能够主导未来。“事在人为”，而人有精神才能有所为。


　　一个民族物质上弱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局面可以通过奋发图强来改变；如果精神上弱那才真可怕，因为那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将来。 当然，想到的事不一定做得到，但想都不敢想的事则一定做不到。


　　精神上的强者与弱者并不难判断：但凡有事，弱者求人，强者求己；处于逆境，弱者怨人，强者励己。看看在台湾的国民党描述中国抗战史的纪录片，简直满目凄凉，一派丧气，除了怨天就是尤人：怪中国穷，怪满清留了个烂摊子，怪美国援助太少，怪 毛泽东不听话，怪日本太强大……说来说去都是自己吃败仗有理，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就凭这精神状态，国民党丢了中国大陆一点都不冤。就这样还没学会好好吸取教训，难怪搞得现在自己最后一点立足之地都岌岌可危。


鸦片战争至今160多年了。前80多年（1840-1921）中国精神上处处被动挨打，物质上也就江河日下，从“天朝大国”一步步走向没落破产；精神上从妄自尊大、盲目乐观一步步走向彻底崩溃。后80多年（1921-2003）中国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思想，从此在精??


　　中国人首先扫荡了一切盲目自卑自负的错误心理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精神上的强大一步步导致了物质上的强大。


　　星星之火变成了一个新中国，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可上九天揽月”的世界核大国。古人云“一言兴邦”，这就是例子。


　　而当年苏联物质力量不可谓不强，一旦精神上自我否定，“改换门庭”全盘西化，顷刻间土崩瓦解。“一言丧邦”，这也是例子。精神与物质孰轻孰重？精神崩溃了，物质力量再强又有何用？要成为强者，首先精神上必须是强者。古今中外所有的强国没有一个是自然而然消极被动就稀里糊涂强盛起来的，无一不是“奋发图强”。不“奋”不“发”，不“图”不“强”。精神上连图强的勇气都没有，那除了等着别人来收拾还能干什么？


　　当年荷兰人用24美元的玻璃珠子之类就从印地安人手里捞到了纽约曼哈顿岛。对此西方人的想法第一是：这群不识货的傻瓜。第二是：既然能捞到个曼哈顿岛， 为什么不能把整个美洲大陆都捞过来？中国骂人贪心的成语是“得寸进尺”，英语里类似的成语是“得寸进哩”（Give an inch, take a mile。1英哩=63360英寸）。论起贪心来中国人还是嫩了点，野心膨胀十倍就觉得够坏了，哪象人家，胃口一涨就是六万叁千多倍，汉语成语都不够用。你在根本利益上让一分，就得准备着人家野心暴涨几万倍。


　　不知道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要害，不懂得对外保持起码的警觉，这是典型的不懂得自我保护。这样的民族不仅被人瞧不起，而且必然引狼入室。保护自己不挨揍是自我保护，保护自己的银行帐号密码是自我保护，保护自己的头脑清醒同样是自我保护。就是说，保护自己有叁重内容：安全，物质，精神。传统打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战争是“枪炮未动，电子先行”，而一个民族的自我保护则是“物质未动，精神先行”。精神上无保护，叁下两下就被人绕昏了头，物质上的防护还能坚持多久？而要在精神上保护自己，首先得识货，知道什么是珍宝，什么是垃圾。外国列强欺负中国一百多年无敌手，唯独碰上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后才束手无策。


　　毛泽东对中国的份量有些中国人不清楚，跟毛泽东较量过的外国对手则一清二楚。现在有些中国人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垃圾，把人家的陈芝麻烂谷子当宝贝；诽谤污蔑毛泽东，津津乐道李鸿章、袁世凯……看到中国出了这种败家子，把玻璃当钻石买，把钻石当玻璃；把英雄当**骂，把**当英雄拜，人家当然心花怒放，胃口大开。朝鲜战争在毛泽东在世时被美国人忘得光光的，的的确确成了“被遗忘的战争”。中国一开始有人否定毛泽东，人家就开始想起朝鲜战争来了，修了个“朝鲜战争纪念碑”。你越鼓吹“反思”抗美援朝，人家纪念朝鲜战争就越来劲。你请人家“消气”，人家马上炸了你的使馆。“反思”抗美援朝、否定毛泽东，等于公开告诉人家：我们不敢再反抗了，你们也别再害“中国吃惊病” 了，别把进攻中国当成是不可想象的恶梦了，放心来征服吧。


　　总之是向人家发出征服中国的邀请函。对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听之任之等于放弃保护自己，甘愿由强转弱。总之，对中国人来说现实的问题不是“软刀子”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识别，如何破除的问题。

　　有些中国“精英”现在很热衷于“一切与国际接轨”，而且无条件、无保留。叫花子上街是别人给什么要什么，捞着什么吃什么。

　　精明的主妇上街则只挑有用的，只拣买得起的，只要货真价实的，还要再讨价还价。同样是开放引进，中国应该学哪种？ “与国际接轨”，有些你想接也接不上。

　　比如引渡贪污犯，别看有些国家整天痛骂中国贪污腐败，一副疾恶如仇大义凛然，但从中国逃过去的贪污犯去一个收一个，你要引渡，它不是要保护贪污犯的“人权”，就是要你就地打官司，一拖好几年，先把贪污犯带过去的不义之财全变成他那里的律师费再说。等油水榨干自己捞足，引不引渡意思也不大了。
况且司法领域很可能成为西方对付中国的下一个王牌“软刀子”。你要盲目“接轨”，接来接去搞不好会弄得居然让自己的政府上人家法庭的被告席，求人家的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一下子就把中国的主权置于人家的法庭股掌之间。而人家搞的是判例法，开一个例，等于立一条法，从此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援引此例把中国的事搬到外国法庭告中国政府。如此一来别的不说，光律师费这一项就足以让你破产，用不着再搞什么关税非关税平衡赤字那一套了。这种“软刀子”滋味如何？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借口“调停”“有功”，又威胁“兵端不难屡兴”，兵不血刃，一下子就割了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甲午战争前满清热衷于请外国“调停”而不热衷于备战，结果一败涂地。

　　九．一八时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理由之一是“如果不发一枪，那么就可 以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他一边，谴责日本”。结果用整个东北只换来“国际联盟”对日本毫无约束的一纸谴责声明。

　　八．一三松沪抗战，蒋介石以短击长，把中国军队主力集中到在最有利于日军发挥火力优势的地方硬拼消耗，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军事需要，而是想配合“国际调停”。结果伤亡惨重，兵败如山倒，然后是南京大***。

　　蒋介石想靠美国人打败日本，却被美苏在雅尔塔拿中国的主权做了笔交易。蒋介石不敢推翻这笔交易，又不敢直接承认外蒙古独立，便耍小聪明要外蒙古“民族自决”，被苏联顺水推舟，拉着他一起去监票。不折不扣“叫人家卖了，还去帮着数票子”。中共曾让自己的军队接受共产国际派的洋专家指挥，结果一败再败，军队一下子从叁十万变成不足叁万，差点全军覆没。

　　翻翻中国人的经历，中国人因依赖外国，或因盲目寄希望于外国而吃的亏往往比人家直接用武力来打还大。再看看苏联“休克疗法”的教训，结论：不能盲目迷信依赖外国。“与国际接轨”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无原则、无条件、无防范。鼓吹无条件地“与国际接轨”，本身就有点“软刀子”的味道


　 *毛泽东是伟大的，他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的、四分五裂的、民不聊生的、满目疮痍的中国，变成了一个谁也不敢小看的大国，而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

　　在美国立国二百年来在海外唯一没有打赢的战争――朝鲜战争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对中国的警告就再也不敢当成耳旁风了，始终不敢越过北纬37度――这是一百多年来历届中国政府连想都不敢想的；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指东打西，八面威风，被他打过的国家、制裁过的国家、封锁过的国家，他连正眼也不会瞧一瞧，可他的总统却不得不放下架子，率先到中国来寻求中国的帮助以便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脚来。

　　作为一个中国人，谁不感到自己的脊梁因毛泽东而挺直了？试问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有谁能让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国际上得到如此的尊重？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毛泽东。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四中乐叔]

作者：邵道生 　2006年06月05日20:31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责任编辑：陈城）

　　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为什么会发展、泛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家长制”又开始重新复活了，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民主少了一点，“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了“绝对化”，变成了“一言堂”，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也就变成了“第一把手”的“私家领地”，在一些地方、部门，“第一把手”居然变成了“第一霸首”，在这种态势下谁敢监督？谁能监督？谁会监督？于是党纪国法就只能成为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第一把手”装饰门面的道具了。

　　所以，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腐败之一大“特色”就是“第一把手”腐败问题，其案情之重、落马之多是“空前”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第一把手”的专权、特权和霸权在作怪。

　　所以，当我们认真去剖析那些震惊国内外的大案要案时，当我们仔细研究高发区、重灾区的腐败现象，“腐败和民主成反比”几乎无一例外，几乎成为一个“铁律”。

　　所以，腐败和民主永远是成反比例的，民主越少腐败就越多，腐败越多民主就越少，高度集中的权力的确是催生腐败的根源。

　　当今中国社会反腐败的力度大不大？不仅大，而且很大。中国对腐败官员处理厉害不厉害？不仅厉害，而且很厉害。中国反腐败的机构、人员多不多？不仅多，而且很多。中国的党纪法规严密不严密？不仅严密，而且非常严密。然而腐败现象仍是层出不穷，腐败官员仍是“前赴后继”，广大人民仍是不怎么很满意。什么原因？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反腐败有一个不足之处：即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单纯地依赖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反腐方式。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对反腐败形势认识不足？非也。与过去相比，《中国××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表明了执政党加快了用发展民主来防治腐败的步伐，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运行的反腐败还是比较快的，但这些长足的进步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与客观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的反腐败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民主、轻视民主。

　　譬如，在一些地方的反腐败搞得非常神秘，反腐败只是少数人在那儿忙，广大群众只是从反腐败的专门机构的公告中才能获得本地反腐败的进展，人们的反腐败之热情也只能表现在对本地反腐败机构发表公告的感想、欢呼之中，而且越是腐败形势严峻的地方，广大群众就越不知情，所出台的反腐败“土政策”亦是往往与民众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再如，谁都知道，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有一段时间我们社会舆论监督与腐败形势之间成反比例发展趋势。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腐败发展的高峰期，从理论上讲这是最需要舆论监督的时期，然而实际情况呢？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来说，“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新闻调查》“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为什么越需要舆论监督时舆论监督反而“软弱”了起来？我想，主要原因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势力在“压制”着舆论监督，它们不喜欢民主，不喜欢大众的舆论监督。

　　又如，打击报复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一种违法乱纪的反民主现象。党内监督条例绝对地保护支持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和监督的积极性，绝对地禁止被监督者滥用权力打击报复，而现实呢？监督者受到打击报复却不是一种个别现象，种种事例表明反腐败过程中的民主进程之艰难。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k k k]

提一个问题：
为何中国没有仿效 香港廉政公署 的做法？

要论腐败 六十年代的香港 比中国任何个时代都要腐败 如果香港当年没有成立 廉政公署 现在的香港 已变成东方之猪了。

但在六十年代的香港 是经历了几次运动 才确定到了六0后的局面

难道中国也要……如此 那后果谁也不敢想象 很有可能真的会如苏联那般 四分五裂了

 

[徐长卿]

当年苏联用的是西医"休克疗法",过渡期很快,不知中国是否用的"中医"疗法,就是慢慢来!!!只是时间问题吧了!!!!!!

 

[四中乐叔]

作者：叶檀　　2006年06月09日09:25 　

　 摘自：人民网>>理论>>经济社会>>经济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责任编辑：字秀春）


　　不论处于哪个时代，改革无非是财富生产与分配手段的变化。目前，我们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进程中，有必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经济改革，本意当然是为了强国富民、“与民生息”，很少有发了狂的统治者，为剥夺民众而剥夺民众。但其后改革往往不可抑制地走向剥夺民财之路，实在是越来越强大的自我膨胀式的路径依赖，让统治者不得不向既得利益者妥协。无论是汉代的盐铁专卖，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重新界定田亩、廓清赋税的努力，最后无一不走向与民争利的宿命式悲剧。

　　专卖毫无疑问可为朝廷敛财，当政府急需用钱时，对于社会必须物资的专卖与金融垄断经营权就会适时推出。如汉代推出盐铁专卖，主要原因在于武帝的开疆拓土急需大笔费用，王安石变法也是因为宋朝的岁贡，以及与西夏作战，在经济上捉襟见肘。

　　这些改革有预设的前提条件，如政府是公正的，而商贩是逐利无良的，把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权收归政府，可以使百姓享受到更公平的价格与更合理的服务。可惜这一政府只存在于儒家的理想社会中，当政府经由官员的手真实地介入经济调控中时，他们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

　　比如，当汉初的朝廷垄断了农具铁器的供应时，农民不得不出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得到一堆质量低劣得多甚至无法使用的农具。朝廷当然规定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但这一价格从来只落在纸面上，而朝廷也没有办法广泛地实施有效的质量监督体系。无法可施，西汉初期的一些农民只有舍弃农具，胼手胝足，回到前铁器时代。但你不能指责朝廷不作为，他们仍然惩处了一些贪赃坑民的恶吏，却终于面对越来越泛滥的群体性腐败败下阵来。

　　中国的盐铁专卖从春秋时代绵延数千年未曾断绝，原因就在于，在农耕社会，盐铁实在太重要，离开这两项物资，农民比茹毛饮血也就差得不远。在专卖制度下，官员上下其手，腐败大行其道，且为防止私贩，有严酷法律相随，在某种程度上，专卖制度成为民众的生存税。只有得到特批手握垄断权的商人们发了大财。

　　不过，一项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政策坚持不了那么久，其中的好处就是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确实获益匪浅。

　　王安石变法，从皇佑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朝廷财政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钱粮充盈。但与此同时，民众叫苦不迭，他们在一心讨好新政求取政绩的官员逼迫下，不得不向政府借用比市场价格还高的青苗钱，在缴纳了雇佣兵的份子钱之后还不得不扛起枪来当团练。以均输法与青苗法为例，王安石的本义是为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打击强势阶层，保护弱势群体。由政府来根据各地商品价格不同，亲自长途贩运，损有余以补不足，以期起到稳定市面价格的作用。但该政策到了一些官员手中，却不顾价格一味转运，重重盘剥，岂止起不到平抑物价的作用，简直还是各地价格动荡的罪魁。青苗法同样如此，本来政府是想在收割前农民青黄不接时给予“低息贷款”，等收获后收取低于市场的利息，于国于民双益。但现实情况是，官员为政绩强迫农民借款，并且借款利息高过市场，除了中饱私囊者之外，朝廷与农民双输。政策大面积扭曲的结果是，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甚至豪强与官员串通一气，农民多了一重盘剥者。

　　根本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传导过程中，政策遭到扭曲几乎是必然的。

　　在政府方面，越是依赖于经济集权下的垄断收益，越是会为这些垄断找到种种理由，事实上，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这些旨在加强政府经济调配权的改革无一例外地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欢迎。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满足了国库的暂时所需，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无数的机会主义行径。直到民国时期，孔祥熙执掌央行帅印，其对金融、税收的调配也一味以满足中央政府的短期需求为能事。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就在收入与路径依赖过程中，坐视垄断主体越来越大。可以说，垄断收入越高，社会经济越是危险，当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所谓的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

 

[四中乐叔]

作者： 龙的心 　　2006-6-3 22:54:00
摘自： <凤凰网　“不以物喜多给予不以事悲多宽容”博客>
http://blog.phoenixtv.com/user2/qq6794/arc...006/138267.html

出处：《南风窗》杂志

2005年从开始说的“改革年”，演变成了“改革疑惑年”“改革争议年”，全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对改革是是非非的争论，迄今仍然波涛汹涌。这不仅说明中国的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而且证明理性地认识改革的本来面目已经十分迫切和必要。
改革的问题在哪里？

说改革在总体上值得基本肯定，并不表明笔者落入了“改革没有不成功的，成绩没有不辉煌的”的谜局。因为到现在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识改革，让改革这个词不再带着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才可能使改革重新恢复探索性、不断试错纠错的本来面目。而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当然可见，20多年的中国改革的确存在诸多问题，最值得警惕的是绝不能让权力扭曲改革。
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史，实际上可以大体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70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瓦解旧体制，主要方式是个体性的、自下而上的和体制外先行的，可以称为侵蚀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97年前后开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构建新体制，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可以称为转型阶段。
回过头看，第一阶段的改革尽管也有不少问题，但在瓦解旧体制上可以说是大体成功的。而第二阶段改革，本来应该搞大规模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但由于这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自我革命，触到了旧体制的要害，不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且改革本身也有被权力扭曲的危险。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明显步履蹒跚，改革出现了局部变形。
具体而言，国有资产被腐败分子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无良主管蛀蚀得千疮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财产缺乏保护，社会不公的加剧和腐败孳生，是行政权力滥用的集中表现。一些官员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通过种种违宪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在黑暗中吞噬着宪法和法律本已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一些部门和地方规章的制定严重缺乏公众参与和监督。
权力的滥用到1990年代中后期，导致了改革阵营的分化。局部变形的改革，对许多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近年来在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中，部分民众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更使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他们心目中失去了魅力。而局部地方和部门则出现了权力和资本的联合，这就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
诚如吴先生所指出的：“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近年来吴先生等一批有良知的学者，之所以要大声而持续地发出要防止中国拉美化、西西里化、权贵化的种种疾呼，就是因为权力对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已经偏离了规范、法治的市场经济方向。针对这种许多改革几乎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情况，社会学家孙立平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
而权力之所以能够使改革扭曲变形，从观念层面上说，是因为在以往的改革中陷入了“对于权力的信任高于对法治的信任”的误区。而在实际操作中，以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放权让利、开放搞活”上，没有注重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而且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考虑得不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晖教授所说的“权力捉弄权利”的情况。总结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政治权力从经济社会领域退出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尚未破题。
当前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要想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倒退和停顿都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即使改革有再大的缺陷，中国大多数民众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只有一种声音、政治上人人自危、连买盒火柴都得凭票的“贫穷社会主义”年代。
但要让改革再出发，则必须明白中国改革的路向在本质上正是为了摆脱强权。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应该通向和谐社会的改革。唯愿这艰难的改革能够一路走好，从而造就明日中国的更大辉煌。

仅仅是渐进的经济改革？

谈及这20多年的中国改革，许多人都已经形成或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1978年后开始的改革，是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往的改革基本局限在经济领域，经济改革是整个改革的基本内容。真的是这样吗？笔者以为不然。因为你只要从这20多年中国改革历程的实际情形去看，就会知道：一个纯粹以经济为内容的社会改革是怎么也不可能进行下去的。
从许多人对中国在改革前状况的基本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当时政治权力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情形下，每一步改革，都不可能不牵涉政治。具体而言，1980年代几项重大而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恐怕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经济体制改革。且不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破除个人崇拜迷雾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中共11届5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11届6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拨乱反正运动，不能算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农村的“大包干”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推行的“承包制”以及“厂长负责制”，也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包干”的推进，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迅速瓦解以及乡镇政权的恢复密切相关。而“承包制”以及“厂长负责制”的推行，则更与国营企业“党委负责、书记挂帅”体制的结束密不可分。因此从1980年代始，中国的每一个经济改革措施，同时也就是政治改革的措施。
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改革是广义上的。许多人之所以认定改革只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他们是从狭义上来界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另外，中国在政改的宣传上一直很低调，往往是只做不说最多也不过是先做后说，在宣传中始终强调发展经济是中心任务，也会让人们产生改革不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觉。
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相信不难发现：这些年来中国改革前进的每一步，实际上都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因为改革从经济角度看，是一个经济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从政治角度来看，是一个党和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是一个党逐步改变其执政方式的过程。
再具体到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上，相信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尽管还不能够与发达国家比，但和20多年前相比，个人在择业、迁居、个人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言论的表达等方面，的确有了更多的自由，在消费上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自我合法权益的维护也有了更多保障。当然，毋庸讳言，中国人的权益保障也还不充分，中国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我们所期望的是今后做得更多更好，在不远的将来，先把中国已经签署加入的“国际人权宪章”的精神全面落实下来。
概括地说，我们对以往的中国改革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认识：这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性改革。只是其间的政治改革是以放权让利的方式逐步把自由和权利还给市场和个人。这场改革的主轴是政治权力逐步退出经济社会活动，而非如何约束政治权力和保障民众权利。改革直接导致了执政党执政方式和政府治理方式的渐变。
尽管当前中国社会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但中国在经济上高速增长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这场改革是在现有体制内进行的循序渐进的改良，因此可以说在总体上是基本成功的。

 

[四中乐叔]

作者： 熊文钊 张伟　　2006年05月26日 15:48

摘自：中新网→ 新闻中心 →滚动新闻


　　中新网5月26日电 《t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国家政策部门化存在四个严重弊端。这种权力异化危害巨大，它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严重毁损了政府形象，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制造矛盾并不断激化这种矛盾。

　　所谓国家政策部门化，主要是指个别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

　　“十一五”规划要求，统筹协调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搞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和政绩考核间的配合，防止国家政策部门化。

　　文章说，在中国现行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下，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是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审议，大量的部门规章、宏观政策是由相关部门制定并贯彻执行的。不可否认，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和制定行政规章、宏观政策有合理性的一面，行政部门对于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问题的把握较为清楚，能够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提供很好的参考。但是，这种由行政部门负责起草法律法规、制定规章也有不可避免的潜在弊病，那就是国家政策部门化。

　　文章说，由于目前旧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分割的痕迹依然存在，加上部门保护的出现，政府管理职能被分散于多个政府机构，容易出现责任混乱，从而导致多头管理或无人负责的现象时有发生。现实中，有的行政主管部门往往把政策制定权、分配资源、行政管理、行业监管权等集于一身，往往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资源分配和行政审批上，而对行政事务管理所要求的成本控制、技术保障、安全标准、环境保护、能源节约、消费者权益等内容过问甚少。这样的部门职权不清、职能不明，根本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要求和人民的期望，更不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

　　文章指出，国家政策部门化存在四个严重弊端。

　　弊端一：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国家政策部门化带来的必然是政府权力的部门化，这就造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综复杂，由于政出多门，不同的市场要素归不同的部门管理，使得市场的诸要素之间譬如人才、技术、劳力、资源、能源等等，由于部门政策的阻隔不能合理地按照市场规律流动，无形中增加市场成本和造成制度性、政策性障碍。从2004年到2006年，中央连发3个“一号文件”，还颁发了“非公有制经济36条”，其主旨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搞活市场经济，但一些部门却依据掌握的部门法规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收费而执法。正如有人指出，部门以法律在管，国家以政策在放，国家政策再好，也无法超越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利益化的格局。

　　弊端二：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部门化立法或立法的部门化，往往导致部门立法的效力反而高于国家法律法规，或者通过部门规章将国家法律法规架空，使得国家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从根本上无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化一元化法律体系要求，破坏了法制的统一。由部门利益驱动的权力扩张和部门权力争执同时并存，将使原本膨胀的行政立法趋向混乱不堪的局面，造成法律与行政法规、法规与法规(不同部门参与制定的)、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破坏法律体系的等级有序、协调一致，损害法治的权威和尊严，悖离法治精神。

　　弊端三：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强大阻力。有的部门通过立法将部门利益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装进法律法规中，更有甚者直接利用规章制定权限，制定保护部门利益的规范性文件来规避更高价位的法律法规。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是严格按照科学的行政管理要素，而是通过人为的“手工操作”、“幕后协商”来进行。历次行政机构改革一次次落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怪圈，根本上在于部门保护主义，在于行政机构设置的科学化、部门行政职权的法定化、人员编制的精简没有根本实现。

　　有的部委通过部门立法来设定许可、扩大审批权限、增加收费项目等方式，并以此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向国家要求增扩人员编制、增加办公经费、提高工作待遇等等条件，造成国家权力异化和公共权力的流失，最终将出现行政权力的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利益主体集团化的恶性怪圈，形成一个攻守同盟的既得利益集团：台上有人唱戏，台下有人鼓掌，台后有人指挥操纵的场面，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就变得阻力重重，步履维艰。

　　弊端四：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构成严重挑战。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国民财富的同时，其市场的弊端或者“坏”的市场经济成分也愈加明显。一些改革的设计者、理论支持者、对改革翘首期待的广大民众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中纪委总结的“权力三化”)。国有资产的流失、城市拆迁中的官商勾结、农村土地征用中的政府与市场错位等等问题的背后都可以看到这三种权力的异化现象。

　　文章说，这种权力异化危害巨大，它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严重毁损了政府形象，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制造矛盾并不断激化这种矛盾。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然而大部分的垄断利润并未收归国有而是转化为部门和企业利益，最终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四中乐叔]

您若能仔细阅读下面内容 ，会觉得消灭腐败并不难。

我是个农民，曾获得过国家专利，不是个疯子。下面所写您若看不懂，这不奇怪，因为您生活在天子脚下，很少接触远离京城的基层百姓。在我们这流传着一句话，“无官不贪，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并不是个别现象。
党制定的好政策，经过中下层干部的“深加工”。百姓能享受到的很少。这就是“经是好经，可都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新一代中央决策者，将中国经济“开上了国际高速公路。”的确英明。然而，由于国家中下层干部及各职能部门素质太差，所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也不能不令人担忧。因为有故障隐患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危险性更大。
为搞活经济，国家曾设深圳特区；为使社会稳定，曾设香港，澳门特区；都获得成功。 为解决一党执政下所产生的腐败现象，搞一个新体制特区 ，同样也可获得成功。
国内不良社会风气存在的原因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好干部太少，太少。大家公认得好公安局长任长霞说的一句话，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群众给予我的百分之百，我回报给他们的仅有百分之五十。” 那麽其他的绝大部分干部，又能为群众做多少工作呢？（百分之五十的工 作量，就可使党和群众为之落泪。从这点看,党和群众的要求并不高。）

人人都会说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 应该给干部提供一个良好的竟争环境
市长是为群众服务的，要先演讲，再由所有群众投票产生（基层的人民代表不能代表民意）。市长若想干出好的成绩，必须由各职能部门的配合。各职能部门应有市长去决定。
群众制约市长，市长制约各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制约群众，群众再去制约市长。新闻放开监督制约过程。这种链条若能明朗化，很多社会问题都会自动消失。
建国前后识字的人寥寥无几，能站在党领导下的广大百姓一边的识字人更少。干部调来调去，完全适合当时国情(建国前普通百姓没有条件上学）。现在不要说识字人，就是大学生，高中生遍地都是，人才拥挤。还把干部看成难得的宝贝，调来调去，就不适合现在的国情。干部能干好的地区，也应是他最熟习的地区.工作干不好换地方，干的会更糟 。
消除腐败，我有如下想法：
第一 中央在基层循环取点：（及时了解政策执行的情况和民心）
定期让一个村，一条街，一个车间，一个商店等“所有的党员”，让他们同时分别提出对中央推行政策的看法，并进行录音录象，带回中央，决策着看后，就可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效正。不要单听逐级传上来的"捷报"。
（这种想法取自电子线路中“负反馈”的原理：一个信号需要多级放大，为了避免失真，就从输出端取一小信号送回到前端，与原信号比较后，进行调整，再进行放大不断修正，从而使输出信号稳定而不失真。这就是负反馈。）


第二 中央设一体制特区，特区分两个部分：(干部指该地区首长）
一 监督： 党组织（所有党员），人大，新闻。
二 经济领域： 市长，镇长，村长，村民，各职能部门，各企业 ，学校等。
1 党组织，人大，有权罢免同级干部及新闻界主管。但无权任命
2 新闻绝得放开，如他们不违法，政府不得干涉。新闻可监督， 暴光社会所有脚落。
3 市长做出大的决策，预算等，要在例会上由党组织，人大投票 决定。
4 市长应在下层干部中确定。由所有群众民主竞选投票产生。
5 上层干部在法定范围内，有权免除下层干部，但无权任命。上层干部应在下层干部中民主竞选产生。
6 各职能部门主管，由该级首长任免。（社会治安差，免公安局长。假冒伪劣产品多，免工商局长。我们不能采用调来调去的 怪办法，要让他们知道，失去民心，就会失去仕途。）
7 选举前必须让群众看到参选干部的演讲。
8 取消对干部的文凭限制。(干部是执行政策，管理群众，赢得民心。）
9 基层管理人员太多，应实施人员定额制。将省去的工资附加在 其他人员身上。
10 干部任期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两期.
11 任期内是首长，任期外是百姓。
特区若能试行，其他地方的干部为了仕途，必然自律。因为他不能坐等新的体制在他的身边发生。要他们知道只有尽心工作，才能真正对得起自己。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像任长霞，焦玉绿等好干部到处都是。因为百姓最须要这样的干部，社会并不缺少各种管理人才。
由于用钱可以买党员，用钱活动可以当干部，用钱可以买通有权人去干违法的事，已形成了气候。所以一个正直的人在目前环境下能当上干部的几率很低，且很难适应。
一根木棍，成年人都不能将其折断。若将木棍分成多片，一个小孩 就可将其折断。
一党执正，其力量远大于多党执政。但前苏联解体给我们敲了警钟 。
一个亿万富翁，若体质差，病毒就容易入侵，用钱不能买他的健康长寿。
一个国家只是经济发达，若体制差，就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
目前在基层所有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吃着黄粮，绝大多数是在应付工作，以权谋私，甚至胡作非为。广大群众深受其害。望中央在提高人们经济收入的同时，再照顾一下绝大多数人们的思想情绪。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真正步入高速稳定的发展道路。
消灭腐败靠教育，靠法律，靠宣传，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才能从源头根治腐败。
得民心着得天下。民心可以推翻一个王朝，我不相信利用民心就不能消灭腐败。
在办公室内听汇报，看报表，看新闻;到下面参观，考察，经基层干部包装完美后的成果，是看不到社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我的心愿是：1 请中央有决策权的专家，不带身份去农村，去工 厂或去经商，在基层自谋生路一年后，再对党的政策进行调整。
2 在新闻监督下，选择一个地区，设置一张表，搞一次让所有群众对公安，工商，地区首长，人大 法院等职能部门的评分活动。
假冒伪劣产品到处是：
造假者大多都有合法手续，各职能部门月月收着保护费。抓了造假者，放了帮凶。
要求植树造林：
在上级指导并扶植下，毁去了原有的植被，群众种下了成片成片的，只要有人出钱买树，干部就打通各种关系，树林变成了贫瘠的土地，这些地再发包给农民，又得一笔钱。年年发包年年得钱，当然这些钱百姓是不能得到分文的。
计划生育难搞：（主要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
干部顾不上社会上的小问题，使无儿或独生子女的家庭，受（大的家族，恶人，甚至干部的歧视并伤害）。法律不能为弱势群体撑腰，从而使人觉得多子多福。
当干部太难也太累：
1 工资低，老婆孩子及本人不会允许自己的家庭，不如一般 家庭。 只要有机会，就得不义之财。
2 必须会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对恶人，恶势，上级领导等要 礼让八分。职能部门不能给干部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3 中国的干部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处理人际关系上。因为没有工作能力，你可以造假。可没有各种关系，你就无法生存。

让人不犯错误是办不到的，我们能办到的是：破坏他们犯错误的条件。
目前的干部任免制度已不适合现在的国情，应尽快改变。
小小汝州（原临汝县），几天前，一农民为点小事，因不能得到解决，就夜入学校，用刀割断了正在熟睡中的十二名学生的喉咙（10名已丧生）。
几个月前，一农民因五千元钱存款，多年无法追回，让十多岁的儿子放风，制造了多起爆炸案。虽无心伤人，但他炸毁了为解放汝州而牺牲的烈士墓。可他并不引起民愤，反而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因他的钱有一部分是卖血得到的。
广大人群，失去了对各路神仙的信任。由原来的信佛，改成了信仰西方国家的天主。且人数发展速度特快。是修炼所谓“×××”人数的千倍，万倍。
群众遇事为什麽显得那麽无奈？
如果各职能部门能尽心工作，很多现象是可以绝对避免的。
吃食堂饭，我们都高呼万岁。母亲曾告诉我，不是刘少奇人都饿死光了。可他当时为什么成了工贼，内奸，叛徒。
我们高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打倒了邓小平。可他再次上任，就使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错了，错了，可那不是伤害的某一个人，那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昨天的失误？那些原因对我们今天的政府影响有多大？值得深思。
腐败分子的“天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最基层的普通百姓。他们是我党服务的对象，应该充分相信他们。
新闻常常报喜不报忧，这将误导中国的决策者。

河南汝州市汝州镇阎庄村 谢青杰
手机： 13937552285

 

[四中乐叔]

作者： 龙的心
摘自：《凤凰网・ ＜不以物喜多给予不以事悲多宽容＞博客》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中国现在腐败之深，现象之严重，绝对是世界之最。不光是政府官员腐败，税务，司法，公安，稽查，国营企业，教育界，军队，娱乐圈，几乎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这其中影响最坏的就是国企和政府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社会的风气彻底瓦解。公款吃喝，嫖妓，赌博，所作所为让群众恨的咬牙切齿。人们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破罐子破摔，复仇发泄的畸形心里，使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准则。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这种观念和情绪更加速了社会腐败程度。到现在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贪污之心狠手辣，让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政府部门总说没钱，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都那不出钱来，但各地官员们挥霍浪费的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用到办正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政府的投资项目，大小官员都跃跃欲试，瞅准机会，雁过拔毛，自己先捞一笔。以致国家每每投入巨资的工程最后都收效甚微，甚至打了水瓢。老百姓想干点什么事，官员们处处刁难，没有关系，不找熟人，想办事连想都不要想。不送金钱，不上美女，这些事总是“研究”不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场里混久了，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滑透了。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极尽浑水摸鱼，损公肥私之能事，将地方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却赚的体满钵满。要问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肯定是当官。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

　　官员们创造了多项记录。一旦查处一个贪官，很少有只犯一种罪的，往往是数罪并罚。什么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包小蜜，养***，他们是酒色财气并重的新一代绿林好汉，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任何“山大王”们羡慕不已。每年贪官喝掉的酒有一个西湖，公款吃喝吃掉两千亿人民币；遍地横行的公车能跑掉国家三千亿，还有官员出国旅游，每年也能花掉 2500亿人民币。如此高额的政府开支，消耗掉中国每年国民收入的75％，加上政府的日常办公费用，几乎超过国民收入的100％！中国的教育没有钱办，中国的企业没钱投入，中国的农业没有补贴，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都因为政府花光了所有的钱，所有的开支都让这群官-僚给消耗了。到现在这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腐败机构却不断膨胀，据最新统计中国大陆官民比例高达1：28，几十个大盖帽管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农民要养活一大群官僚，庞大的官僚体系是压在工人农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中国有这么大一群吸血鬼，老百姓生活怎能不苦，国家怎能不穷？每年因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这个损失相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中国每年8％的增长，还不够贪官们消耗的。如果任凭这么糟蹋下去，中国迟早让他们吃跨，喝垮。

国有资产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国有资产开始流失。那些与政府官员们并肩而行的企业领导们，终于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本来一百万的工厂，因为领导们吃了回扣，十万块就卖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八十年代开始，国企每天资产流失超过一个亿，损失触目惊心。国营企业没有活路，不是因为没有钱，缺人，也不是因为没有技术，而是因为领导腐败，不好好管理。经营一个企业要企业领导人付出大量心血，从组织生产，市场调研，产品开发，人员管理等各方面付出努力，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产品才能销售得出去。但是产权不明晰，为工厂干得再多，那是国家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些企业领导人都不笨，发展企业，把他一生的心血都投入进去了，厂子发展起来了，可他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他依然是一粒卒子，让他下台，他就得下去。而他的回报──那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活家人，遇到父母有病、孩子上学都拿不出钱来。没什么比这更让一个男人感到屈辱。为了有钱，为了所取他们应得的回报，是现实逼着这些人去想歪门邪道的方法挣钱。最后人们看透了这层关系，干脆不去经营企业，一个个都挖空心思去在这上面打主意。他们在原料上做手脚，在质量上打折扣，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使中国的产品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处，国有企业遭到来自**，西欧和美国的强有力竞争，纷纷破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给国营企业大量贷款，让他们发展生产，但很快这些钱就被贪污掉了。根本问题，企业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不会真心实意发展生产的，给他们投入再多也没有用。

　　但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素有“经济沙皇”之称的朱F基都没有看透。在他当政5年间，持续加大对国营企业的投入，并像下命令一样要求国营企业三年扭亏增盈，这在内行人看来简直是笑话。国营企业那些领导早就变得又奸又滑，命令对他们是根本没用的。他们对上面领导虚于伪蛇，在下面却贪污受贿，很快又将新的贷款挥霍干净。朱F基的政策除了使中国四大银行的帐面上多了一堆堆坏帐外，一万亿的资金没有使中国国营企业产生任何实质性增长。但对国有企业再一次巨大的投入则彻底托跨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的银行系统使中国的经济经受不住任何风吹草动。这种可怕的状况最终没能瞒过一个海外律师――章家敦先生的眼睛，他注意到高额的银行坏帐将是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火药桶，而入世开放银行业务则是这包炸药的导火线。一旦银行出现挤兑，金融体系崩溃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经济崩溃论由此而来。

资金外逃

　　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前几年贪几百万，然后是千万，而现在则是几亿元的贪官，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好事。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2000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不过1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 40％的国民收入都席卷到国外了。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几年来外逃资金超过4万亿人民币，将中国的固定资产都掏空了。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现在的腐败的比清政府更严重，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了，中国怎么办？

　　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中国为什么这么穷？因为钱都让当官的捞走了，这是最直接的答案.

 

[四中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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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九小图腾　　发表日期：2006-05-30 11:07:16


摘自： 新浪首页 > 论坛首页 > 时事论坛 > 国是论衡
　　　　　　　　　　　　　　

　　我有一位朋友读博后却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几年前突然开始热衷于一门一般人都比较生僻的学问――黑社会学。为此他还自费到欧美一些国家拜访这方面的专家，这几年虽未出学术成果，但仍然执著地坚持着他自己的研究方向。前年到德国、意大利做学术访问前，有人曾劝他留步，说中国的黑社会成不了气候，所以也就成不了学问，钻拿牛角尖干啥！他似乎胸有成竹地撂下一句话：正因为中国的黑社会还没有成型，所以我才到外国去搞研究；而正因为中国的黑社会正在成型，所以我必须去进行研究。只要是搞市场经济，就难免有黑社会滋生和发展的土壤；只要有这种土壤，我的研究就会越来越显示出价值。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黑恶势力日趋猖獗，但较之以前的阶段性、区域性、专项性和专案性举措，我国还是第一次以如此的规格、规模和声势来宣传、表述、定位和部署打黑除恶行动。从其势头来看，这将是一次真正有备而来的持久战争和长效行动。

　　5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记者访谈中，全国“打黑办”负责人称，目前，黑恶势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业，有的还渗透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实施暴力犯罪，有的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作案，还有所谓的“黑衣帮”、“光头帮”，专门受雇打架、撑场子、追款讨债，吃霸王饭、看霸王戏，横行街头，为害一方。

　　这里，官方以“黑恶势力”来定位相关群体，比起多年来官方媒体和司法界一直沿用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一语，显然在其法律学描述上又增加了一层社会学意义。之所以仍然不以“黑社会”之称定位，大概是因为从我国整体上看，这些黑恶势力的“社会化”步骤尚在途中，尽管在某些地区黑恶势力已经发展成为标准的“黑社会”。黑社会组织最明显的“社会化”标志，莫过于其运营模式与机制的“企业化”和“政治化”。

　　从我国黑恶势力的现状分析，其“黑化”的行业不仅仅局限于该负责人所列举的几种，这种势力已经不同规模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市场经济各个领域，正所谓“无孔不入”！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斗争或人际博弈，都时时有黑恶势力的阴影闪现。个别官员制造的雇凶杀人案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现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炫耀人脉的“时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常常会冒出这样一句试图令人“肃然起敬”的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这又隐含了一种以涉黑为“牛”的风尚，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尚“黑”心态而已，而实质上，它是黑恶势力“社会化”过程中最可怕的趋向――黑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人文渗透！

　　该负责人在接受记者访谈时，对此有一种更接近真实状态的较为客观的概括。他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黑恶势力正处于滋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打黑除恶工作的关键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某个行业、区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图取而代之，甚至又发展为新的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他们往往以公司、企业掩盖黑恶组织，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我国内渗透。

　　我国的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究竟有多快？究竟有多少？官方未能也无法提供一个较为详实的数据，只能用“目前已经掌握了一批、打掉了一批”来表述。特别是那些已经披上“民营企业”合法经济外衣的黑恶势力，识别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这不仅是因为“企业化”之后它们不再把暴力行为作为谋取利益的惟一选项，还因为其企业“法人”作为黑恶势力的首席人物，往往会不择手段地谋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外衣，以推进“政治化”的纵深渗透。当然，黑恶势力的“政治化”不会仅仅停留在对个人的政治包装上，其“政治化”的指标性层面，是他们直接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业（如金融机构）收买其“代理人”，从而借助其政治资源，进而实现谋求更大经济利益的野心。前几年发生的东北刘涌案和福建赖昌星案，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典型地印证这些特征。

　　当然，除了境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也确实对境内黑恶势力的“做大”具有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如台湾黑社会组织“竹帘帮”以及香港的一些涉黑帮会，对境内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都有着一定规模和范围的渗透。这些黑社会组织不仅在境内发展当地成员，而且还进行走私、制贩毒品、印制假钞等罪恶勾当，甚至组织力量争夺“地盘”，参与“利益分配”。

　　有人主张灭黑先灭“保护伞”，我认为，这样管用，但有限，因为根子不在那儿。我国的黑恶势力具有很强的自生和再生能力，你打掉这个“保护伞”，他会再去物色别的“保护伞”；同理，“保护伞”最初自身潜意识中也拥有一种趋利惯性，这个“保护伞”倒了，另一个“保护伞”在一定条件的利益诱惑下又会自愿出来补缺。“保护伞”现象同黑恶势力之间呈双向利益选择的形态，它跟黑恶势力在表面上好像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本质上它不过是黑恶势力的副产品或派生物而已；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两者甚至本来就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

　　黑恶势力是市场经济体制某些部位被扭曲的产物，它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在于，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正制度的失调、行政运行规则的失序、国家法治精神的失真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失衡。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黑恶势力终归都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但它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对中国而言，国家同黑恶势力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从根本上看，这场斗争没有捷径可走，必须打造共富的社会公平制度，必须构建高效的行政运行规则，必须建立公正的国家法治体系，必须矫正脱轨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釜底抽薪式地瓦解黑恶势力的生存基础。打击只能治标，而建设完善制度、规则、体系和机制才能治本。否则，就很难走出屡打屡胜、屡胜屡打的怪圈，社会势必永无宁日。 [/SIZE]

 

[四中乐叔]

人民网>>观点>>网友说话


作者：中岩　　　 2006年05月06日16:44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责任编辑：闫妍）

　1、腐败是人的本能。我说这话可能有人不爱听，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从本质上说都是趋利自私的，高官厚禄、金钱美女、轿车洋房，哪一个不羡慕、那一个不向往，无非受道德、制度、法律和各种监督的制约而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

　　2、腐败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腐败的人，掌管着一定权力，笑纳各种利益。吃不愁、穿不愁、用不愁，呼风唤雨，八面威风，在案发前活得都很潇洒。面对这么多既得利益，很多人发出了“我也想当贪官”的呐喊，如同“冒死吃河豚”。

　　3、腐败者官官相护，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目前的腐败呈行业性、系统性、群体性的职务犯罪趋势，大家见怪不怪，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反而不贪不正常，不贪你就在单位无法生存，劣币逐良币，就会被逆淘汰。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都不愿意本行业本系统出事，即使出点小事也是左推右挡上下掩护，调查取证非常困难。因为他们都信奉“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官官相护，人人平安。

　　4、是非颠倒，从众心理作怪。别人贪我也贪，不贪白不贪，是当前很多“好人”的信念。处在这样一个是非颠倒的环境中，很多好人也跟着下水。记得有一年天安门广场的花坛，不知谁高呼一声“随便拿”，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几千盆花就被一抢而空。这就是“大家拿”。

　　5、管理制度缺陷。反腐败斗争还停留在会议动员、舆论宣传、上传下达阶段，缺乏硬性管用的措施和制度。对什么是腐败始终没有定论，吃请是不是腐败，一餐1000和10000有没有区别；收1000礼金与收10000那个算受贿？举荐贪官要不要追究，等等，反腐的底线一再被突破。无罪推定DD不违法就可以干。

　　6、“腐败”在没有曝光之前是“成功”。这几年报出的腐败丑闻，多是“成功人士”，在案发前都是社会名流、都是佼佼者。出事了只是赶上倒霉而已。在民间，当官发财已经成为“成功”的代名词。谁不想进步，谁不想成功，腐败是一条捷径。一个小公务员月薪不过1000多元，司局长也不过2000多元，不腐败，住不上好房，坐不上好车，吃不上大餐，也没钱给上边送礼，一句话DD无法体面地生存。这几年考公务员热、跑官要官热，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官员的隐形价值。

　　7、缺乏群众和舆论监督。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可不是鸡鸣狗盗之道，而是金光大道之道。“盗”与“道”，就需要靠道德、靠制度、靠法律、靠监督去分清良莠。民主监督是治理腐败的良药，但是我们缺乏的就是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一定滋生腐败。

　　8、说到底还是人事制度有待完善。在选人用人上，一把手说了算，党委成员成了摆设。“书记都收了我的礼，我还不敢收吗。”贪官选贪官，贪官何其多！腐败已经成为官场的台阶和润滑剂。没有钱你就当不上官，官生钱、钱生官、官生万物……这是最可怕的！！！

　　一筐苹果，有几个烂了，拣出去还能剩下好的，否则将越烂越多！

 

[四中乐叔]

演讲人：浙大高分子物理郑强教授



地点: 浙江图书馆报告厅



　 精彩语录节选: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



　　“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



　　“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叁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也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在国外可不是这样,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具体问题.



“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我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四中乐叔]

SIZE=7]古今西] 于 2006-04-20 21:10:06上贴 《 人民网・强国论坛》




　　据新华社电，安徽省明光市司巷乡为了偿还吃喝招待款，先后卖掉政府办公楼、电影院和乡广播站，并侵占赈灾专款修建的敬老院办公，把五保老人赶进破烂不堪的米厂住了9年多；然后又以建新办公楼为名，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征用农田，转手高价出售牟利（新京报，4月20日）。

　　从有关报道来看，司巷乡乡政府做法的简要流程就是先公款吃喝，吃完公家吃大家，吃完大家吃小家；啥都吃完后，再欠债吃；欠债扛不住了，就卖办公大楼，卖了办公大楼没有办公场所，就强占敬老院。但是，看看别人气派的办公大楼，自己却只是在敬老院办公，而且强占毕竟于理也说不通。于是，又虚荣心膨胀，或者也想趁机捞一把，私欲也膨胀了，就违法征地，牟取暴利。整一个胡作非为！

　　可是这违法卖地所得怕也撑不住多久，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又被这些“败家子”败的一塌精光，悉数挥霍。显而易见的是：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败家子”们的“败”的恶性循环是极有可能的。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制约“败家子”政府。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说过“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制约“败家子”政府的根本途径还是在于对其权力的监督、制约，别让他们胡来。

　　实现的思路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西方国家构建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制约，比较有效的防止了权力的任意性和滥用。我国的民主集中制，从理论上讲，存在五大涉宪监督主体，即××党、人大、政协、司法、检察部门的监督和制约。

　　但是，在党政不分的情况下，地方基层政府行为就是党的行为，两者实质上就是“一条绳上的蚱蜢”，合穿一条裤子，彼此监督制约很难实现，特别是行政首长往往又是第一副书记。而乡镇人大、政协，说白了，也就是摆设，对政府的制约也基本上是无从谈起。司法、检察部门则是不见举报，不会主动查处，甚至有些是即使举报，也不查处，因为诸如公款吃喝、卖楼这样的事情，还真不好下定论。即便群众认定它是腐败，却又缺乏有效的法律条文的制裁规定，公、检、法想查处也无从查起。

　　所以，要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首要的是积极推行党政分开，实现党政分离和互相监督。其次，就是完善法律法规，当明确公款吃喝既是腐败，也是犯罪。公款吃喝和挥霍达到一定的额度，该进行纪律处分的就处分，该判刑的判刑，加强司法对行政行为的制约。再次就是从法律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人大、政协对政府监督的权力，使人大、政协的监督实体化、实质化，让人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而非“养老院”。

　　二是道德的制约。制度的监督制约是刚性的，具有很强的强制性。但毕竟制度有穷尽，而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则无穷尽。所以，单纯的依靠有限的制度，实现无限的制约还是比较难的。因此，还必须坚持制度制约和道德制约的双重结合，实现外在刚性制约与内在软性的制约结合，因为道德更多的依赖于行为人内心的信念、忠诚、良知。也正因为如此，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就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意义。“八荣八耻”即可树立良好的道德标准，同样又可对非道德行为进行批判，促使行为人道德信念、良知、忠诚的形成。也唯只有在制度和道德的双重作用下，才能真正发挥监督制约的功效。

　　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宪法从根本确立了公民以权利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途径，这个权利是任何普通公民都享有的。而实际上，涉宪五大监督主体的力量毕竟总是有限的。所以，要取得监督制约“败家子”政府的真正效果，最应该依靠的力量还是人民。不仅因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人，更因为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人民天生就有反腐败的斗争精神。我们国内的腐败大案、要案，查处的大多数还是依靠人民的检举，甚至不懈的举报。但是，以权利制约腐败，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权利必须是有保障的权利。类似李文娟这样的案例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宪法尽管规定了公民的检举权利，可实质上并没有提供任何行之有效的保护的。所以，要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还必须完善相关的立法和制度，保障人民的检举权和监督权。而这仍然还任重而道远，既需要立法者的智慧，也需要立法者的勇气！

　　当然，以上只是关于权力制约的三个基本的思路，要实现真正有效的监督制约，还必须对制度进行细化、规范化和创新。否则，难免还是纸上谈兵，空口白话啊！ [/SIZE]

 

[四中乐叔]

内容简介

　　本文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最新实践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了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重大现实问题，同时结合所处的国际背景和时代潮流，提出国企体制创新、信息现代化、政治制度创新、环保与就业统一规划为 基本内容的全面改革方案 。
　　本文分六章进行论述，第一章提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三道超级难题。从第 二章到五章分别从国企制度创新、信息现代化、政治制度创新、环保与就业统一规划四个角度分析解决这三大难题的新思路。最后在第六章把 社会作为统一体展开分析，并汇总前四章内容解决这三大难题的战略步骤。
　　　　 关键词：官有制　信息院　平面镜工程　　扎根工程　超越工程　权力原形　人类中心说
　　　 三部类理论　　环保产业　　绿色文化　生态维护补偿　社会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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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江泽民在十五大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实际问题，以我 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胡锦涛同志指出：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审时度势的领导才能、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要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创新，包括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 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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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道超级难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处在世界信息化飞速发展，竟争日益加剧的国际背景之下 ，在党的十四大确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迫切需要解决这样三道超级难题：
　第一道超级难题：中国在工业化、信息化同时，如何避免环境恶化、人口失控？也就是说，如何使经济、人口生 态环境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第二道超级难题：如何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即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第三道超级难题：一党长期执政与勤政廉政二者能否兼备
　　　第一道难题是人们普遍意识到并明确提出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表现的最为突出。这是因为，中 国能源消耗以煤为主，但中国环境污染已经相当严重，然而中国仍是个农业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因此，中国末来的能源消耗将大幅度地增加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十二多亿人口，森林覆盖率仅为１３％。如果人口失控，环境恶化，经济不可能持续稳定地增长。以牺牲环境所得到的 一时的经济发展，将以末来经济以更大的衰退为代价，中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直接损失表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如何使经 济、人口、生态环境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这一基本现实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方式是无比复杂又十分独 特的。
　第二道难题极具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经济制度，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国有企 业不但没有从体制式转形中获得应有的动力,反而许多企业陷入困境。这已不是企业管理的问题，已涉及到政治体制等深层问题，应该从宏观战 略上在经济、政治结构等多方面上作出重大变革。因为市场经济从它诞生、发展到现在，在西方已相当发达的全过程中，与私有制形影不离。 原因是市场经济以流动（交换）为基本特征，从商品交换、资金流动（交换），到劳动力流动，最后到资本流动。所有形式的流动（交换）必 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它们必须分属不同的主人。如果某件东西是共同拥有，就不存在交换问题，比如阳光就不能买卖。共有制即资本所 有权共有，使资本交换（流动）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丧失了前提条件，使市场经济核心规则流动性在资本这一重要领域在一定范围内行不通了 。因此看来，计划经济体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尝试，不仅 仅是人们思想观念问题。
　现在,我们既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两者如何互相融合促进呢？这是摆在我们当前非解 决不可难题，没有可回旋的余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们须从两方面努力实现二者结轨即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方面着手。一方面 ，在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上实行重大战略改组；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生产力，实现高度信息化。从而使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真正有 机地结合起来，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能够相得益彰，共同展示出更强的生命力和竟争力。这 个难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将是连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也无法比拟的
　第三道难题即一党长期执政与勤政廉政二者能否兼备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必须解决好的重大历史课题。从人类发展长河 来看，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总是 处在个“对立 →对抗→推翻→重建→又对立…”循环往复周期之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手段比以前高明许多，尤其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创制出“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民主选举，多党制”等措施，这些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从对立向对抗快速转化，但是仍然没有解决 执政多年所产生的腐败现象例如在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一党在连续执政多年以后总是由于腐败丑闻迭出而下台。江泽民同志在总结国内外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其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忘乎所以，骄傲起来，久而久之，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最后被群众所抛弃。
　一些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认为已经消除了统治阶层与劳动人民的对立关系，原因是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 事实胜于雄辩。由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创建的苏共执政七十多年以后并在经济上已取得了相当成就后仍然不能摆脱被推翻的命运。“地冻三尺， 非一曰之寒“如果没有同劳动人民有对抗关系，怎么能发展到推翻这一结局呢而这对抗关系又是如何产生呢？没有对立关系如果不是长期得不 到解决怎么能发展到对抗呢？这对立关系又是从那里来呢？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仍与人民产生对立呢当然前苏共的跨台与西方和平演变 分不开，但这只是外因而内因是主要原因，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原因。
　中国是经过二千多年封建统治，并经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百年战乱而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不发达，经 济落后，法制不健全，全民民主法治观念薄弱，再加上西方腐朽思想渗透。以上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目前的贪污腐败极具普遍性、爆炸性 、破坏性。我们解决第三道难题比起发达国家来难度要大的多。但这又是非解决不可的难题，因为中国不能乱，中国失去宝贵的时间和发展机 会已经够多了，再也经不起战乱了。
　　困难与机遇并存。我们在充分认识到解决这一难题有着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紧迫性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有着解决这一难题前 所未有的机遇！只要我们能充分吸取西方国家治国安民的优秀文明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进行全面的改革，即不仅包括经济基础还包括上层建筑，从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上全面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实 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立足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为：改革的实质是体制 创新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必须拿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在体制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经济社会发 展的体制性障碍，解决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努力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等方面迈出改革的新步伐。一切妨碍发展 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核 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　努力体现时 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全会确立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体目标 和主要任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 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 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傻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 ，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 政基础更加巩固。
　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中全会精神的指导，本文在以后几章重点放在对从中国现实最突出问题的分析 思考上，即从国企改革、信息化基础工程、政治体制改革、环保与就业这些难点入手，系统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作为解决上述三道难题的初步 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