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
读者：异化了的上访制度
前几天在某县采访，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县城大街上、农村公路旁、甚至农家墙壁上，到处是白底红字新刷写的关于上访的标语，比如“坚决打击违法上访”，“越级上访就是犯罪”，“集体上访四人以下”，“聚众闹事法律不容”等。陪同我采访的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这是上级的要求，各村都要集中宣传一下”；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说得更具体：“每个村这样的标语最
少要刷写5条”。
利用标语形式宣传上访政策本无过错，但我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条条标语都指向群众？再细想下去我发现，类似这样的标语，是从村、县到市、省逐渐递减的：越是基层，这类标语越多，越到城市越少；而到了省城，几乎就见不到了。这昭示了基层政府对待群众上访的心态。
人数限制，挡不住集体上访
“国务院信访条例”规定，集体上访需派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不少省级的“信访条例”也规定，集体上访的代表不得超过4人。对于上级的这些规定，许多上访者并非不知道，但是，凡出现集体上访的事件，往往都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如征地、拆迁、企业转制等。不少实例说明，多数集体上访是在基层政府失信或违法的情况下，群众被迫作出的选择。对于涉及到几百几千或更多人利益的事，派4―5人的代表去上访，一是代表面太小，人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二是根据上访者的切身体会，往往引不起接访部门重视。前不久银川市发生的“千名出租车司机集体上访”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开始司机们也是派出代表，但政府部门对于自己的失信行为不予纠正，也不接纳代表的意见，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集体上访。
越级上访，无奈的选择
上访人员在谈到越级上访时，大多很无奈。因为越级上访不光花钱多，还要随时受到监视、传唤、遣返等人身自由的限制。造成越级上访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上级本身就是“被告”。比如许多因征地补偿引起的越级上访，按照程序，村民被占了地可以到县里上访以求解决问题，但县级政府往往是违法占地的“当事人”，群众要求其“纠正违法实事”，能做得到吗？二是层层转办，转而不办。越级上访者的目的是让所反映问题引起上级的重视，尽快解决。而他们得到的结果总是一级一级层层转办，最后，几个月下去，不少信访案件又回到了原点。这样的结果，就直接导致上访群众重复上访，或是采取极端措施，致使恶性案件不断发生。
一票否决，凸现负面影响
现在一些基层政府，为了减少上访尤其是越级、进京上访的发生，对班子的考核指标中，将群众上访列为重要内容：如发生越级、进京上访，影响较大的，评优时实行一票否决制。
“一票否决”的本意在于促使主要领导重视信访工作，将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在基层。但有些地方把此项工作简单化，以“堵”为主。如有的乡镇为防止被“否决”，只要一发现有群众上访，不是首先着手解决问题，而是让公安、派出所以“聚众滋事”“妨碍公务”“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先抓起来。这种做法在基层非常普遍。这样一来，有的上访者被暂时“压”下去了，有的则激化了矛盾，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引起更大规模的重复访、越级访。还有一些县、乡政府的有关部门，为了控制群众上访，在重点村的村口、车站，设岗盘查，像对待“特务”一样对待上访者，使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精神受到伤害。
奖励制度，几乎没有落实
《国务院信访工作条例》第38条规定：信访人对违法行为的检举、揭发，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贡献的，由有关行政机构或者单位给予奖励。从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几乎没有得到落实。我国每年有大量侵害公共、集体利益的行为和个人，因上访者的举报而暴露，但是，有的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虽当时予以处理，但风头一过，上访者也会因种种“合法”的“理由”遭到打击报复。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那些依法的、顽强的、主张正义的上访者，节衣缩食、露宿街头、甚至受牢狱之苦去举报贪赃枉法者，他们的行为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更应当得到国家的奖励。
异化了的上访制度说明：该制度已经到了非要认真研究而改进的时候了。
李季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