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
小学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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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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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在网上看见一个年轻女作家写的一篇文章，坚决反对“身体写作”之说，以为那是误解了文学本性的结果。在她看来，“身体写作”显然是指年轻美貌女人的写作，兴趣完全在作家的性别、外貌、年龄上，与作品本身无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管作者的性别如何只看作品的好坏。（“放下镜子，穿上衣服，让我们暂时忘却女人的性别，仅只以作品同读者进行一次文字与思想的交流，可不可以？” 西岭雪：《“美女作家”与“用身体写作”》）在我看来，该文作者既误解了文学的本性，也误解了“身体写作”现象本身。我们非常期望世人把质量奉为文学的唯一标准，但事实上文学却很少是纯粹的文本质量问题，文学多半与各种“非文学”因素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身体写作”不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学现象，而是最正常不过的文学现象之一。用文学理论的行话说，文学从来就是一种社会修辞行为，因而文学从来不只是文学文本而已。文学问题从来就是关于谁（作者）、对谁（读者）、为什么（写作目的）、在什么情况下（写作语境）、写了什么（作品或文本）的问题。因此，我关心的不是“身体写作”之说是否抹杀了文学性，而是“身体写作”之说可能制造的一种新神话，即女权主义的颠覆性神话。
当前人们所热衷的“身体写作”并不是一切有关身体的写作，也不是一切有关性的写作，而只是有关女性性经验的写作。因此，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必须严格限定才能得到准确理解。我们不妨简略分析一下“身体写作”包含的若干成分。
首先，谁在进行身体写作？答曰：一群年轻女性作家，即所谓“美女作家”。她们大致可分为几代：陈染、林白代表第一代，卫慧、棉棉代表第二代，九丹、春树代表第三代，木子美、竹影青瞳代表第四代。这些作家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属于女性，然后是必须年轻，第三是不要难看（最好有些姿色）。一句话，身体写作的作者必须具有足以引发性幻想的某些基本特征。有人认为，进行身体写作的也有男性，如“美男作家”葛红兵之流，但我相信这是对当前中国出现的特有的身体写作现象的一种误解。身体写作的作者不是普通的色情小说作者，像葛红兵之流只能算是常规的色情小说作家。他们自己美其其名曰“情色小说”或“身体写作”作者，但实际上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色情小说作者而已。
第二，为谁进行身体写作？据说有记者问卫慧：“有人说你的作品是身体写作，你怎么看？”卫慧回答：“不，我用电脑写作。但有的人用身体阅读。”“有的人”，谁呢？答曰：男性读者。虽然难以进行准确的统计，但身体写作的读者群主要是男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的确，有部分女性也阅读这类作品，但我相信男性读者是其理想读者，并且实际上占了绝大多数。确认读者为男性这一点对于理解身体写作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人们认清身体写作与所谓“男权社会”的关系。身体写作是在性关系方面男性占据支配地位而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的结果。所谓“男人为性而爱，女人为爱而性”这一格言正确地反应了中国在性兴趣问题上的基本现实。男人之所以成为身体写作的理想读者就因为男人比女人更热衷于性。
第三，身体写作的内容是什么？答曰：暴露女性身体经验。但何谓女性身体经验呢？“女性身体经验”一说本身就内含涂脂抹粉嫌疑，其本意不过指女性性经验而已。身体写作实即描写女性性经验或性幻象。有人问九丹：“你是不是也像那些标榜用身体写作的女人那样用身体写作？”九丹说，“什么叫身体写作？是指跟男人睡觉之后把跟男人睡觉的事情写出来，然后又通过跟另外一些叫做编辑的男人睡觉的方式把它发表出来？如果你们所说的用身体写作是指这样的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们，不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吗？也许应该说“不完全是”才对吧。从最初描写自门缝偷窥到的他人性交虚构场面（陈染）到后来描写自己与某摇滚歌手野外性交的“真实经历”，身体写作已经越来越呈现为“美女作家”亲身经验的“实录”。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因为“真实性”乃是这种文学写作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基本条件。如果文本所描写的性经验只是“美女作家”胡乱编造出来的，读者必定大失所望，因为时下色情小说泛滥成灾，编造的性幻想太普通、太缺乏吸引力了。身体写作必然显示为“美女作家”亲身经历性经验的公开化。木子美公开与她性交者的真实姓名，竹影青瞳公开她自己的裸照，就是其登峰造极的表现。
第四，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了身体写作？答曰：中国当前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是伦理中心的，为预防性泛滥曾竖起了连西方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深沟高垒，中国传统文化在性方面是一种典型的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文化。五四的反传统的一大特征就是对几乎所有性禁忌的猛烈抨击，并且在上层知识精英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另一种形式的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却随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日益突出而卷土重来，并且获得了一套新的强有力的合法性话语。经历过那段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斗争考验的人，谁不记得“革命禁欲主义”是多么严厉？不要说男女之性，就连男女之情都被视为不健康、不道德的。因此，最宽泛地算起来，中国社会真正的“性开放”不过是二十多年的事。而且，即使如此，性开放在城市与农村、社会中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身体写作只能发生在1990年以来的中国城市中上层的文化氛围中。一方面，政治直接干预文学的传统得到明显改变，文学的确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字艺术的文学受到作为图像艺术的影视的强大冲击，日益边缘化，对于大众观念的影响也日渐势微，并且文学受到商业强有力的束缚（其程度绝不亚于先前的政治束缚）。于是，文学政治性的减弱和商业性的增强之间的更替使性这种过去备受压制的东西成了文学家们博取名利的一种难得的快捷方式。
第五，为什么从事“身体写作”？答曰：名利而已。身体写作的当事人总是为自己找到各种理由。最基本的理由可归结为三项：一为真理，二为艺术，三为正义。为真理者宣称女性性经验乃人之为人必有的经验，过去文学禁止对之表现也就是禁止文学表现真理，因而身体写作不过是女性作家表现生活真实经验的一种方式罢了。为艺术者宣称文学是艺术，拥有写作任何题材的自由，不应禁止“艺术家”表现性经验，为了艺术，一切都是可以做的。连木子美都“希望大家把我的日记当作文学作品去读”。为正义者宣称过去的文学或表现为对性经验的压迫，或表现为男性性经验对女性性经验的压迫，身体写作实为一种反抗社会不公正的正当行为。这三者虽然各有不同，却可总括到一点上：身体写作乃是无功利的崇高行为。然而，我们很难真正相信这一点。我们不必像西方后现代主义那样断然否定“真理”、“艺术”、“正义”的存在，我们愿意承认的确有“真理”、“艺术”、“正义”这些东西，但是，身体写作是否具有这些特质呢？答案是否定的。鲁迅曾宣称他向来“不惮用最坏的恶意在揣测中国人”，我们不必像他那样也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所在。把身体写作放回到产生它的环境中去，谁还能相信它的目的是“真理”、“艺术”或“正义”呢？网易曾对“木子美事件”进行过一项调查，其中87.6%的网友认为这是木子美博出名的噱头，67.9%的网友认为木子美自曝隐私是为了有机会一朝成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自从贾平凹《废都》一炮走红起，中国文学界就深刻地意识到，性已经成了中国文学市场上最大的卖点之一。在这方面，正如在卖淫方面一样，比较起来，男性的潜力远远不如女性。一个男作家，不管长得多么年轻英俊（如“美男作家”葛红兵），其性经验的吸引力都非常有限。一个年轻美女写自己的性经验，而且是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性经验，那才是最有看头的！既然如此，身体写作实为女性作家在早已远离文化中心的那个文学市场上一举成功的不二法门。其方式与女演员通过陪名导演睡觉而一举成功有异曲同工的之妙。当今中国文化市场上巨大的名利诱惑已经征服了几乎所有的参与者，谁还会相信“美女作家”们的夸夸其谈？
由上述分析可见，身体写作的确立足于男女在性关系上不平衡的社会现实，没有男人对女人的性优势就不会有身体写作。但是，能否把身体写作看成是一种解放行为乃至颠覆行为（即女性反抗行为）从而归之于女权主义行为呢？自从身体写作产生以来，就不乏这样的理解。比如，有人认为，卫慧在《上海宝贝》中通过嘲笑了中国男人的性能力（因为女主人公的中国男友是个阳痿）而揭穿了中国男人的性神话。又如，某专栏作家评木子美说：“她不过站在女性的角度，消费了一把男色――在这种意义上，木子美完全可以算是个女切・格瓦拉嘛，很有颠覆性。”真的如此吗？恐怕未必。最根本的原因是男女性关系的不对等乃是一个超越时代、阶级、民族乃至文化的基本结构，它刻写在了男女心灵的最深处。女权主义所谓男性神话远非生理现实问题，一个男人可能性能力很差，但这却不妨碍他对性的兴趣超出大多数正常女人对性的兴趣，更不妨碍他产生无穷的性幻想。相反，一个女人可能性能力很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也有同样强烈的性兴趣，更不用说会在性行为上放荡不羁了。性首先是一个文化和社会心理问题而不是纯粹生理问题。比如，木子美之所以那样“放荡”，实际上主要不是因为她性欲旺盛，而是因为曾经受到男人无情的抛弃。也就是说，木子美并非喜爱性而放荡而是因为痛恨男人（认为男人虚伪）而不愿为任何男人“守节”。这表明，木子美并未跳出既成的性关系框架，她的反抗不过是在现存不均衡的性关系之内选择了另一种可能性而已。现存性秩序本来就为女人准备了两种途径，一是做“正常女人”即良家妇女、淑女，一是做“反常女人”即淫娃荡妇、妖女。两者都是以男人的性欲为依据的。木子美只不过选择了做淫娃荡妇而已。她把自己与男人之间的放荡行为公布出来，如果不是触犯了法律，那就不仅毫无颠覆性，而且正好迎合了男性主导的既存性关系的基本逻辑。她之所以拥有如此多读者，不是因为她的文学成就，也不是因为她的颠覆性，只是因为她顺应了现有的性规则。木子美以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那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当今时代，在性关系问题上，女权主义实际上是处境维艰的。传统社会强调女人要控制性欲，当今时代却要求女人既要控制性欲又要放纵性欲。比如，男人喜欢把女人分为适合做老婆的和适合做情人的。哪怕是适合做老婆的，男人理想的女人也是“在客厅里像个贵妇，在卧室里像个荡妇”的那一种。而且，男人希望自己的老婆规规矩矩（不要与别的男人鬼混），但却希望其他女人放荡不羁（希望与其他女人鬼混）。当今社会并不真正讨厌淫娃荡妇，女人放荡也是男人的需要之一。既然如此，身体写作的所谓反抗性又在哪里呢？像李银河那样的人以为木子美在反抗以禁欲苦行为基本特色的传统伦理，殊不知木子美实际上在满足现代男人对淫娃荡妇的想往。人们应该认清的基本事实是：身体写作的成功源于男人对“淫妇”的需要。然而，一旦认清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身体写作绝非颠覆行为，相反倒是现行“男权社会”的产物和表现。如果硬要说它与女权主义有关的话，它也不是女权主义成功的表现，而是女权主义失败的标志。
至于在当今时代怎样才算对男性“性统治”的真正反抗，我愿推荐尼采的“高贵的禁欲主义”方式。尼采认为禁欲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强迫禁欲，一种是内在的自愿禁欲。强制禁欲往往是外力对人们合理欲望的强行压制，而自愿禁欲却是对不合理欲望的自觉抵制。尼采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禁欲而在于该不该禁欲。面对很多虚假的欲望，高贵的人应该坚决不受诱惑。马克思主义者特奥多・阿多诺判定发达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多半是虚假欲望，主张面对廉价的商业享乐应采取严格的清教徒态度，便是尼采逻辑的一个著名例证。按照尼采的这种逻辑，当今时代，真正反抗男性“性统治”的方式与其说是无度的纵欲不如说是高度的禁欲。能够有效抵制现存“性统治”的是自觉自愿的禁欲（不是传统外在强制的禁欲），因为女人性欲的满足（除自慰、同性恋之外）只能通过迎合现有男人口味的方式，自愿禁欲便是自觉抵制现有男人口味。这就意味着，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宁愿采用精神写作也不应采用身体写作。设想一下：如果女作家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苦行禁欲色彩，它肯定不会在现存社会风行（不会畅销），而这才正好证明了它反抗现存性欲秩序的可能性。不是让现在的男人惬意开心而是让现在的男人大倒胃口，那才是颠覆的标志。我相信，只有经过长时期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努力之后，女权主义文学才有希望“正确地”肯定女人的性享受。当然，也许这是一个遥遥无期、毫无成功希望的事业。但是，既要成为女权主义文学，那就别无选择，只能义无返顾地走上这条靠蝗虫蚂蚱为生的苦修之路。在这条路上，决没有一站名为“身体写作”的。
不过，我不是女权主义信徒。我的真实想法倒是：根本没有必要真正实行“高贵的禁欲主义”。或许由于我也是一个男人，没有真正体会到女人所受的“压迫”，我认为，女权主义所谓颠覆行为多半是成问题的。的确，男女之间在性欲上存在不对等，但如何看待这种不对等却是值得认真讨论的。不对等就是不平等吗？即便不对等就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是人为的还是天然的呢？女权主义者往往坚决主张：不对等就是不平等，并且不平等主要是人为造成的。我则顽固地坚持，不对等并不就是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对等在根本上是自然产生的而非人为造成的。我相信，女权主义常常简化了两性关系的现实。人类历史无疑遍布着男人人为压迫女人的残酷事实，这种压迫至今仍然存在。但是把男女不对等关系完全看成是人为造成的，显然也是不对的。男女身体构造和功能的差别显然强烈地影响了男女的不同社会分工，从而影响了男女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以及不同的伦理规范。在性方面肯定也是如此。妇女解放当然是必要的，因为的确有很多从男人的利益出发限制女人的不合理规范和制度需要废除。但是我相信有些看起来也是男人压迫女人的现象实际上只是由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以及维持社会起码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往往是不可消灭的。同样，某些心理结构也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比如，木子美痛恨男人“虚伪”，殊不知那不过是现行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所造成的正常男人性格而已。然而，婚姻制度绝非某种文化独有的制度，而是亘古就有的用以塑造性秩序的基本方式，现行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也许是对妇女压迫最少的婚姻制度（除了那种极其罕见的一妻多夫制之外，那是女人压迫男人）了。与一种永恒的东西唱反调的结果最多只是成为另一种同样永恒的东西。反叛良家妇女的结果最多只是成为淫娃荡妇。而良家妇女与淫娃荡妇乃是与文明相始终的两种女人类型。身体写作最终也不过是一种当代形式的色情文学即新型“淫妇文学”而已。当然，这不是女权主义哀叹的现行“男权制度”具有无限招安能力的证明，而是女权主义“男权社会”概念具有根本缺陷的证明。“男权社会”只不过就是“文明社会”别名而已（也许的确有过“母权社会”，但我们所知的所有社会都是“男权社会”，至少各个现行社会都是如此）。“文明社会”是不完美的，并因此常常是不可爱的，但它却是我们（男人和女人）所能拥有的唯一社会。
因此，我相信，身体写作绝没有颠覆性，颠覆性之说不过是妄图博取名利的作家和为之胡乱吹捧的评论家们制造出来乱人耳目的合法性神话而已。颠覆性神话的确非常重要，因为没有它，身体写作立即现出其色情写作的本来面目。我并不主张应该用严厉的行政手段禁止这类写作（这类写作显然有着巨大的市场，想禁也禁不了，正如卖淫一样），我只是希望身体写作当事人不要用“女权”、“颠覆”之类的神话来蒙骗世人。既想卖身，就不要怕被人看成妓女。既想当婊子，就别想立牌坊。
当前人们所热衷的“身体写作”并不是一切有关身体的写作，也不是一切有关性的写作，而只是有关女性性经验的写作。因此，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必须严格限定才能得到准确理解。我们不妨简略分析一下“身体写作”包含的若干成分。
首先，谁在进行身体写作？答曰：一群年轻女性作家，即所谓“美女作家”。她们大致可分为几代：陈染、林白代表第一代，卫慧、棉棉代表第二代，九丹、春树代表第三代，木子美、竹影青瞳代表第四代。这些作家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属于女性，然后是必须年轻，第三是不要难看（最好有些姿色）。一句话，身体写作的作者必须具有足以引发性幻想的某些基本特征。有人认为，进行身体写作的也有男性，如“美男作家”葛红兵之流，但我相信这是对当前中国出现的特有的身体写作现象的一种误解。身体写作的作者不是普通的色情小说作者，像葛红兵之流只能算是常规的色情小说作家。他们自己美其其名曰“情色小说”或“身体写作”作者，但实际上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色情小说作者而已。
第二，为谁进行身体写作？据说有记者问卫慧：“有人说你的作品是身体写作，你怎么看？”卫慧回答：“不，我用电脑写作。但有的人用身体阅读。”“有的人”，谁呢？答曰：男性读者。虽然难以进行准确的统计，但身体写作的读者群主要是男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的确，有部分女性也阅读这类作品，但我相信男性读者是其理想读者，并且实际上占了绝大多数。确认读者为男性这一点对于理解身体写作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人们认清身体写作与所谓“男权社会”的关系。身体写作是在性关系方面男性占据支配地位而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的结果。所谓“男人为性而爱，女人为爱而性”这一格言正确地反应了中国在性兴趣问题上的基本现实。男人之所以成为身体写作的理想读者就因为男人比女人更热衷于性。
第三，身体写作的内容是什么？答曰：暴露女性身体经验。但何谓女性身体经验呢？“女性身体经验”一说本身就内含涂脂抹粉嫌疑，其本意不过指女性性经验而已。身体写作实即描写女性性经验或性幻象。有人问九丹：“你是不是也像那些标榜用身体写作的女人那样用身体写作？”九丹说，“什么叫身体写作？是指跟男人睡觉之后把跟男人睡觉的事情写出来，然后又通过跟另外一些叫做编辑的男人睡觉的方式把它发表出来？如果你们所说的用身体写作是指这样的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们，不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吗？也许应该说“不完全是”才对吧。从最初描写自门缝偷窥到的他人性交虚构场面（陈染）到后来描写自己与某摇滚歌手野外性交的“真实经历”，身体写作已经越来越呈现为“美女作家”亲身经验的“实录”。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因为“真实性”乃是这种文学写作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基本条件。如果文本所描写的性经验只是“美女作家”胡乱编造出来的，读者必定大失所望，因为时下色情小说泛滥成灾，编造的性幻想太普通、太缺乏吸引力了。身体写作必然显示为“美女作家”亲身经历性经验的公开化。木子美公开与她性交者的真实姓名，竹影青瞳公开她自己的裸照，就是其登峰造极的表现。
第四，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了身体写作？答曰：中国当前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是伦理中心的，为预防性泛滥曾竖起了连西方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深沟高垒，中国传统文化在性方面是一种典型的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文化。五四的反传统的一大特征就是对几乎所有性禁忌的猛烈抨击，并且在上层知识精英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另一种形式的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却随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日益突出而卷土重来，并且获得了一套新的强有力的合法性话语。经历过那段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斗争考验的人，谁不记得“革命禁欲主义”是多么严厉？不要说男女之性，就连男女之情都被视为不健康、不道德的。因此，最宽泛地算起来，中国社会真正的“性开放”不过是二十多年的事。而且，即使如此，性开放在城市与农村、社会中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身体写作只能发生在1990年以来的中国城市中上层的文化氛围中。一方面，政治直接干预文学的传统得到明显改变，文学的确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字艺术的文学受到作为图像艺术的影视的强大冲击，日益边缘化，对于大众观念的影响也日渐势微，并且文学受到商业强有力的束缚（其程度绝不亚于先前的政治束缚）。于是，文学政治性的减弱和商业性的增强之间的更替使性这种过去备受压制的东西成了文学家们博取名利的一种难得的快捷方式。
第五，为什么从事“身体写作”？答曰：名利而已。身体写作的当事人总是为自己找到各种理由。最基本的理由可归结为三项：一为真理，二为艺术，三为正义。为真理者宣称女性性经验乃人之为人必有的经验，过去文学禁止对之表现也就是禁止文学表现真理，因而身体写作不过是女性作家表现生活真实经验的一种方式罢了。为艺术者宣称文学是艺术，拥有写作任何题材的自由，不应禁止“艺术家”表现性经验，为了艺术，一切都是可以做的。连木子美都“希望大家把我的日记当作文学作品去读”。为正义者宣称过去的文学或表现为对性经验的压迫，或表现为男性性经验对女性性经验的压迫，身体写作实为一种反抗社会不公正的正当行为。这三者虽然各有不同，却可总括到一点上：身体写作乃是无功利的崇高行为。然而，我们很难真正相信这一点。我们不必像西方后现代主义那样断然否定“真理”、“艺术”、“正义”的存在，我们愿意承认的确有“真理”、“艺术”、“正义”这些东西，但是，身体写作是否具有这些特质呢？答案是否定的。鲁迅曾宣称他向来“不惮用最坏的恶意在揣测中国人”，我们不必像他那样也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所在。把身体写作放回到产生它的环境中去，谁还能相信它的目的是“真理”、“艺术”或“正义”呢？网易曾对“木子美事件”进行过一项调查，其中87.6%的网友认为这是木子美博出名的噱头，67.9%的网友认为木子美自曝隐私是为了有机会一朝成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自从贾平凹《废都》一炮走红起，中国文学界就深刻地意识到，性已经成了中国文学市场上最大的卖点之一。在这方面，正如在卖淫方面一样，比较起来，男性的潜力远远不如女性。一个男作家，不管长得多么年轻英俊（如“美男作家”葛红兵），其性经验的吸引力都非常有限。一个年轻美女写自己的性经验，而且是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性经验，那才是最有看头的！既然如此，身体写作实为女性作家在早已远离文化中心的那个文学市场上一举成功的不二法门。其方式与女演员通过陪名导演睡觉而一举成功有异曲同工的之妙。当今中国文化市场上巨大的名利诱惑已经征服了几乎所有的参与者，谁还会相信“美女作家”们的夸夸其谈？
由上述分析可见，身体写作的确立足于男女在性关系上不平衡的社会现实，没有男人对女人的性优势就不会有身体写作。但是，能否把身体写作看成是一种解放行为乃至颠覆行为（即女性反抗行为）从而归之于女权主义行为呢？自从身体写作产生以来，就不乏这样的理解。比如，有人认为，卫慧在《上海宝贝》中通过嘲笑了中国男人的性能力（因为女主人公的中国男友是个阳痿）而揭穿了中国男人的性神话。又如，某专栏作家评木子美说：“她不过站在女性的角度，消费了一把男色――在这种意义上，木子美完全可以算是个女切・格瓦拉嘛，很有颠覆性。”真的如此吗？恐怕未必。最根本的原因是男女性关系的不对等乃是一个超越时代、阶级、民族乃至文化的基本结构，它刻写在了男女心灵的最深处。女权主义所谓男性神话远非生理现实问题，一个男人可能性能力很差，但这却不妨碍他对性的兴趣超出大多数正常女人对性的兴趣，更不妨碍他产生无穷的性幻想。相反，一个女人可能性能力很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也有同样强烈的性兴趣，更不用说会在性行为上放荡不羁了。性首先是一个文化和社会心理问题而不是纯粹生理问题。比如，木子美之所以那样“放荡”，实际上主要不是因为她性欲旺盛，而是因为曾经受到男人无情的抛弃。也就是说，木子美并非喜爱性而放荡而是因为痛恨男人（认为男人虚伪）而不愿为任何男人“守节”。这表明，木子美并未跳出既成的性关系框架，她的反抗不过是在现存不均衡的性关系之内选择了另一种可能性而已。现存性秩序本来就为女人准备了两种途径，一是做“正常女人”即良家妇女、淑女，一是做“反常女人”即淫娃荡妇、妖女。两者都是以男人的性欲为依据的。木子美只不过选择了做淫娃荡妇而已。她把自己与男人之间的放荡行为公布出来，如果不是触犯了法律，那就不仅毫无颠覆性，而且正好迎合了男性主导的既存性关系的基本逻辑。她之所以拥有如此多读者，不是因为她的文学成就，也不是因为她的颠覆性，只是因为她顺应了现有的性规则。木子美以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那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当今时代，在性关系问题上，女权主义实际上是处境维艰的。传统社会强调女人要控制性欲，当今时代却要求女人既要控制性欲又要放纵性欲。比如，男人喜欢把女人分为适合做老婆的和适合做情人的。哪怕是适合做老婆的，男人理想的女人也是“在客厅里像个贵妇，在卧室里像个荡妇”的那一种。而且，男人希望自己的老婆规规矩矩（不要与别的男人鬼混），但却希望其他女人放荡不羁（希望与其他女人鬼混）。当今社会并不真正讨厌淫娃荡妇，女人放荡也是男人的需要之一。既然如此，身体写作的所谓反抗性又在哪里呢？像李银河那样的人以为木子美在反抗以禁欲苦行为基本特色的传统伦理，殊不知木子美实际上在满足现代男人对淫娃荡妇的想往。人们应该认清的基本事实是：身体写作的成功源于男人对“淫妇”的需要。然而，一旦认清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身体写作绝非颠覆行为，相反倒是现行“男权社会”的产物和表现。如果硬要说它与女权主义有关的话，它也不是女权主义成功的表现，而是女权主义失败的标志。
至于在当今时代怎样才算对男性“性统治”的真正反抗，我愿推荐尼采的“高贵的禁欲主义”方式。尼采认为禁欲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强迫禁欲，一种是内在的自愿禁欲。强制禁欲往往是外力对人们合理欲望的强行压制，而自愿禁欲却是对不合理欲望的自觉抵制。尼采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禁欲而在于该不该禁欲。面对很多虚假的欲望，高贵的人应该坚决不受诱惑。马克思主义者特奥多・阿多诺判定发达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多半是虚假欲望，主张面对廉价的商业享乐应采取严格的清教徒态度，便是尼采逻辑的一个著名例证。按照尼采的这种逻辑，当今时代，真正反抗男性“性统治”的方式与其说是无度的纵欲不如说是高度的禁欲。能够有效抵制现存“性统治”的是自觉自愿的禁欲（不是传统外在强制的禁欲），因为女人性欲的满足（除自慰、同性恋之外）只能通过迎合现有男人口味的方式，自愿禁欲便是自觉抵制现有男人口味。这就意味着，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宁愿采用精神写作也不应采用身体写作。设想一下：如果女作家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苦行禁欲色彩，它肯定不会在现存社会风行（不会畅销），而这才正好证明了它反抗现存性欲秩序的可能性。不是让现在的男人惬意开心而是让现在的男人大倒胃口，那才是颠覆的标志。我相信，只有经过长时期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努力之后，女权主义文学才有希望“正确地”肯定女人的性享受。当然，也许这是一个遥遥无期、毫无成功希望的事业。但是，既要成为女权主义文学，那就别无选择，只能义无返顾地走上这条靠蝗虫蚂蚱为生的苦修之路。在这条路上，决没有一站名为“身体写作”的。
不过，我不是女权主义信徒。我的真实想法倒是：根本没有必要真正实行“高贵的禁欲主义”。或许由于我也是一个男人，没有真正体会到女人所受的“压迫”，我认为，女权主义所谓颠覆行为多半是成问题的。的确，男女之间在性欲上存在不对等，但如何看待这种不对等却是值得认真讨论的。不对等就是不平等吗？即便不对等就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是人为的还是天然的呢？女权主义者往往坚决主张：不对等就是不平等，并且不平等主要是人为造成的。我则顽固地坚持，不对等并不就是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对等在根本上是自然产生的而非人为造成的。我相信，女权主义常常简化了两性关系的现实。人类历史无疑遍布着男人人为压迫女人的残酷事实，这种压迫至今仍然存在。但是把男女不对等关系完全看成是人为造成的，显然也是不对的。男女身体构造和功能的差别显然强烈地影响了男女的不同社会分工，从而影响了男女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以及不同的伦理规范。在性方面肯定也是如此。妇女解放当然是必要的，因为的确有很多从男人的利益出发限制女人的不合理规范和制度需要废除。但是我相信有些看起来也是男人压迫女人的现象实际上只是由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以及维持社会起码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往往是不可消灭的。同样，某些心理结构也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比如，木子美痛恨男人“虚伪”，殊不知那不过是现行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所造成的正常男人性格而已。然而，婚姻制度绝非某种文化独有的制度，而是亘古就有的用以塑造性秩序的基本方式，现行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也许是对妇女压迫最少的婚姻制度（除了那种极其罕见的一妻多夫制之外，那是女人压迫男人）了。与一种永恒的东西唱反调的结果最多只是成为另一种同样永恒的东西。反叛良家妇女的结果最多只是成为淫娃荡妇。而良家妇女与淫娃荡妇乃是与文明相始终的两种女人类型。身体写作最终也不过是一种当代形式的色情文学即新型“淫妇文学”而已。当然，这不是女权主义哀叹的现行“男权制度”具有无限招安能力的证明，而是女权主义“男权社会”概念具有根本缺陷的证明。“男权社会”只不过就是“文明社会”别名而已（也许的确有过“母权社会”，但我们所知的所有社会都是“男权社会”，至少各个现行社会都是如此）。“文明社会”是不完美的，并因此常常是不可爱的，但它却是我们（男人和女人）所能拥有的唯一社会。
因此，我相信，身体写作绝没有颠覆性，颠覆性之说不过是妄图博取名利的作家和为之胡乱吹捧的评论家们制造出来乱人耳目的合法性神话而已。颠覆性神话的确非常重要，因为没有它，身体写作立即现出其色情写作的本来面目。我并不主张应该用严厉的行政手段禁止这类写作（这类写作显然有着巨大的市场，想禁也禁不了，正如卖淫一样），我只是希望身体写作当事人不要用“女权”、“颠覆”之类的神话来蒙骗世人。既想卖身，就不要怕被人看成妓女。既想当婊子，就别想立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