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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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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名录
○刘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周天勇 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
○李铁 国家发改委中国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
○刘维新 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强县就遇到了天花板
香港《大公报》最近发布的一条消息称，“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启动行政区划改革，建立省县两级地方政府体制( 即取消地级市)，并实行城乡分治。
一时引起各方关注。
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国的行政区划将如何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级市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权威专家及国家有关部门。
地级市已成了抽水机
记者：刘勇研究员，您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参与者，香港媒体援引你的说法，“十一五”我国将要取消地级市吗？
刘勇：我没有接受过《大公报》的采访，香港媒体引用的是我执笔的一篇报告中的观点，是学术界争鸣性质的理论探讨，在“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改变现有五级行政管理体制，只是“有条件的省进行省直管县试点”。
记者：但是高层已经一再发出信号，将对行政区划有所动作，例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就提到，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
张占斌：从2002年起，浙江、广东、河南、辽宁、湖北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在财政上省直管县的试点，浙江甚至已经在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上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中央只是因势利导，但是不搞一刀切，做硬性规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上省直管县，势必会最终实现省全面直管县，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短期内成为现实难度很大。
周天勇：省直管县这种思路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政府改革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尽管这项改革还处于酝酿阶段，但的确是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上的重要动向。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张占斌：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市级机构多是起上传下达作用；多了一个环节，不利于政令的畅通。在地级市这一级，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已经到了相当泛滥的地步，而在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成了抽水机，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刘勇：省管县体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而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再分配。1980年代，地级由虚转实，本意是打破多年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农村拉动作用，但后来弊端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经济辐射能力的城市强行升格，现在与辖县矛盾加大，弊端明显。
李铁：随着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市县矛盾已成为当前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其明显。
市管县是计划经济产物，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为中心城市服务，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里依靠行政权力，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最基层的农村地区。
周天勇：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机构，扩编了行政人员，现在实行市管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一套行政机构，而地改市却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一个地区改为市，马上五套班子就出来了。
由实力比较雄厚的原有地级市领导县，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大马拉车”。由县级市或县所在地的镇新升格的地级市领导县，人们比喻为“小马拉车”。后一种情况下，地级市往往汲取本地区资源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心城市，因而也就产生“ 市刮县”、“市挤县”。
张占斌：现在地级管理层级行政成本过大，学术界对此诟病较多，以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级为例，一般地厅级干部20 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天津开市管县先例
记者：国际通行的制度都是三级政府管理体制，为什么我国会演变成五级，会出现市管县体制？
刘勇：建国初期设立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作为地方最高政区，管辖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省由过去的一级行政区变为二级行政区，规模适当划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元。最早的市领导县起始于大行政区，1950年10月，旅大行署改为旅大市，为东北行政区直辖市，下辖旅顺市和金县、长山县。
1954年以后，撤销大行政区，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省级政区，并将省级政区合并减少到30个左右，这个格局一直未变，此后是1988年设置海南省，1997年设置重庆直辖市。
张占斌：现有体制下的市管县可追溯到1958年，河北省撤销天津地区，将其所辖的武清、静海等12个县划归已改为省辖市的天津市领导，开创了省辖地级市可管辖县的先例。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对市管县体制作出了法律上的规定，直接推动了市管县体制的发展。至1960年，全国已有52个市领导243个县，约占全国县建制总数的八分之一。
但这次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契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由于缺房凸鄣木济文化基础，因而很快就“降温”了。
1961年以后,随着经济调整和整顿的开始,市管县体制不仅停止了发展，而且大量县市又恢复了原有体制，特别是河北省，恢复了全部专区和专员公署。至1966年，全国领导县的市下降到25个，领导的县还不到1960年的1／ 3。至此，市管县体制经历了第一次大起大落。
刘维新：改革开放后，出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考虑，更好地集中市场要素，以农促工，市管县体制又一次被推向前台。
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派一批专家到四川调研产业结构问题。考察组负责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所长刘明夫明确提出了中心城市的概念。
1982年，中共中央第51号文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首先在江苏省试点，1983年在全国试行。随后中央又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并把此作为 1983年地方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此，市管县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占到80％。地级市管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显然，市管县已成为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
扩权强县已遇到“天花板”
记者：目前浙江、河南、辽宁，广东等地都开始试点扩权强县，如何评价这些探索，行政区划下一步会如何调整？
周天勇：省管县体制肯定是趋势，一方面，这样才符合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层级规定，也符合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以省辖替代市辖，减少了行政层级，降低了行政成本。在体制没有定论时，扩权强县成为普遍尝试的做法。
刘维新：浙江省率先推行强县扩权改革，1992年对13强县下放审批权；1997年在萧山、余杭两县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浙江省又出台“40号文件”，把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20个县区，经济上近似省管县。
再想扩权就比较难了，以前下放的都是经济管理权，社会管理权怎么办？另外，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就遇到了天花板。
河南、辽宁、广东等地基本都是学习浙江经验，在财政和经济管理权上进行省直管，而在组织人事上还没有涉及到，还是市任命，报省备案。
李铁：扩权可以绕开市级部门，权力直接让渡到县，无形中架空了一些省直部门和市级政府相应的权力。也有可能导致对县级行政监督和约束力度的削弱。
目前看来，这场改革不能对层级刻意划一，要考虑地区特殊性。应先在经济较发达、省域面积处于中小程度、且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地方试点。
刘勇：强县扩权后也暴露不少问题，县市管理脱钩后，两者矛盾会多起来。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比如，在财政配套资金问题上，对一些已审批的项目，省里资金下来了，市里往往不愿拿出配套资金。
张占斌：地级行政建制在当今中国已是一个现实，强行扭转这一历史进程，在短期内重新将其虚化或撤销，政治上的震荡将很大。但若长期保持现状，我们又必将付出长久的、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种体制上的大手术，牵涉到数以万计的干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这项改革将主要考验地级市及官员的承受度。
另外省直管县体制也会带来一个新问题，省管县最多40个，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这就需要把省级区划单位缩小，这又是一个大动作。
○刘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周天勇 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
○李铁 国家发改委中国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
○刘维新 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强县就遇到了天花板
香港《大公报》最近发布的一条消息称，“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启动行政区划改革，建立省县两级地方政府体制( 即取消地级市)，并实行城乡分治。
一时引起各方关注。
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国的行政区划将如何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级市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权威专家及国家有关部门。
地级市已成了抽水机
记者：刘勇研究员，您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参与者，香港媒体援引你的说法，“十一五”我国将要取消地级市吗？
刘勇：我没有接受过《大公报》的采访，香港媒体引用的是我执笔的一篇报告中的观点，是学术界争鸣性质的理论探讨，在“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改变现有五级行政管理体制，只是“有条件的省进行省直管县试点”。
记者：但是高层已经一再发出信号，将对行政区划有所动作，例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就提到，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
张占斌：从2002年起，浙江、广东、河南、辽宁、湖北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在财政上省直管县的试点，浙江甚至已经在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上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中央只是因势利导，但是不搞一刀切，做硬性规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上省直管县，势必会最终实现省全面直管县，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短期内成为现实难度很大。
周天勇：省直管县这种思路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政府改革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尽管这项改革还处于酝酿阶段，但的确是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上的重要动向。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张占斌：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市级机构多是起上传下达作用；多了一个环节，不利于政令的畅通。在地级市这一级，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已经到了相当泛滥的地步，而在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成了抽水机，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刘勇：省管县体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而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再分配。1980年代，地级由虚转实，本意是打破多年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农村拉动作用，但后来弊端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经济辐射能力的城市强行升格，现在与辖县矛盾加大，弊端明显。
李铁：随着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市县矛盾已成为当前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其明显。
市管县是计划经济产物，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为中心城市服务，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里依靠行政权力，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最基层的农村地区。
周天勇：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机构，扩编了行政人员，现在实行市管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一套行政机构，而地改市却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一个地区改为市，马上五套班子就出来了。
由实力比较雄厚的原有地级市领导县，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大马拉车”。由县级市或县所在地的镇新升格的地级市领导县，人们比喻为“小马拉车”。后一种情况下，地级市往往汲取本地区资源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心城市，因而也就产生“ 市刮县”、“市挤县”。
张占斌：现在地级管理层级行政成本过大，学术界对此诟病较多，以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级为例，一般地厅级干部20 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天津开市管县先例
记者：国际通行的制度都是三级政府管理体制，为什么我国会演变成五级，会出现市管县体制？
刘勇：建国初期设立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作为地方最高政区，管辖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省由过去的一级行政区变为二级行政区，规模适当划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元。最早的市领导县起始于大行政区，1950年10月，旅大行署改为旅大市，为东北行政区直辖市，下辖旅顺市和金县、长山县。
1954年以后，撤销大行政区，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省级政区，并将省级政区合并减少到30个左右，这个格局一直未变，此后是1988年设置海南省，1997年设置重庆直辖市。
张占斌：现有体制下的市管县可追溯到1958年，河北省撤销天津地区，将其所辖的武清、静海等12个县划归已改为省辖市的天津市领导，开创了省辖地级市可管辖县的先例。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对市管县体制作出了法律上的规定，直接推动了市管县体制的发展。至1960年，全国已有52个市领导243个县，约占全国县建制总数的八分之一。
但这次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契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由于缺房凸鄣木济文化基础，因而很快就“降温”了。
1961年以后,随着经济调整和整顿的开始,市管县体制不仅停止了发展，而且大量县市又恢复了原有体制，特别是河北省，恢复了全部专区和专员公署。至1966年，全国领导县的市下降到25个，领导的县还不到1960年的1／ 3。至此，市管县体制经历了第一次大起大落。
刘维新：改革开放后，出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考虑，更好地集中市场要素，以农促工，市管县体制又一次被推向前台。
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派一批专家到四川调研产业结构问题。考察组负责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所长刘明夫明确提出了中心城市的概念。
1982年，中共中央第51号文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首先在江苏省试点，1983年在全国试行。随后中央又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并把此作为 1983年地方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此，市管县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占到80％。地级市管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显然，市管县已成为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
扩权强县已遇到“天花板”
记者：目前浙江、河南、辽宁，广东等地都开始试点扩权强县，如何评价这些探索，行政区划下一步会如何调整？
周天勇：省管县体制肯定是趋势，一方面，这样才符合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层级规定，也符合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以省辖替代市辖，减少了行政层级，降低了行政成本。在体制没有定论时，扩权强县成为普遍尝试的做法。
刘维新：浙江省率先推行强县扩权改革，1992年对13强县下放审批权；1997年在萧山、余杭两县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浙江省又出台“40号文件”，把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20个县区，经济上近似省管县。
再想扩权就比较难了，以前下放的都是经济管理权，社会管理权怎么办？另外，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就遇到了天花板。
河南、辽宁、广东等地基本都是学习浙江经验，在财政和经济管理权上进行省直管，而在组织人事上还没有涉及到，还是市任命，报省备案。
李铁：扩权可以绕开市级部门，权力直接让渡到县，无形中架空了一些省直部门和市级政府相应的权力。也有可能导致对县级行政监督和约束力度的削弱。
目前看来，这场改革不能对层级刻意划一，要考虑地区特殊性。应先在经济较发达、省域面积处于中小程度、且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地方试点。
刘勇：强县扩权后也暴露不少问题，县市管理脱钩后，两者矛盾会多起来。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比如，在财政配套资金问题上，对一些已审批的项目，省里资金下来了，市里往往不愿拿出配套资金。
张占斌：地级行政建制在当今中国已是一个现实，强行扭转这一历史进程，在短期内重新将其虚化或撤销，政治上的震荡将很大。但若长期保持现状，我们又必将付出长久的、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种体制上的大手术，牵涉到数以万计的干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这项改革将主要考验地级市及官员的承受度。
另外省直管县体制也会带来一个新问题，省管县最多40个，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这就需要把省级区划单位缩小，这又是一个大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