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眼下，中国正围绕着“死亡税率”展开一场舆论激战。
“死亡税率”首先由知名财政学者李炜光前些日子提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
而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对“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造企业迁往美国的忧虑与国内企业忍受“死亡税率”的无奈相叠加，在2016年的年末，减税的呼声达到顶点。
而“死亡税率”也遭到了来自官媒和相关部门的联手反驳。环球时报21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显然针锋相对，而中国税务总局21、22日接连转载多篇文章，为税负辩护，指出“‘死亡税率’说法不靠谱，更多属于情绪表达”、“‘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死亡税率”到底存在不存在？税负重不重，由谁说了算？在这场激战中，一方征税者，另一方是被征税者；一方在朝，另一方在野；一方是相关部门，另一方是商界和学界。
类似争论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却有些特殊。
02
年末，企业家纷纷吐槽税负。
最近，有两位全国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不约而同地炮轰中国的高税负。
一位是福建的曹德旺。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这位2015年位列中国富豪榜243位的“玻璃大王”解释为何投资十亿美元在美国建厂，他说：
我只是把工厂迁移，工厂迁移一个是美国人再三要求我在那边办个工厂，第二个是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为什么呢?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的话比它高35%。
税收比美国高。我们比较了国际上，全球最高的就在这里。
另一位是浙江的宗庆后。
12月13日，在出席某活动时，这位娃哈哈的掌舵人发表演讲，批评高税收：
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各方面成本比较低，利润率很低也很辛苦，导致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最近我们一天到晚说降低税费改革，我们最近也汇总了一下，今年的费跟去年的费(相比)没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费还增加了，特别是环保经费增加太多。
如果政府没有钱，出台政策就向企业收税，如果企业被榨干死掉了，还能向谁收呢?
22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李炜光说：“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这几天，曹德旺、宗庆后等一批优秀企业家站出来质疑，他们终于发声了。”
03
李炜光早先的调查发现，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企业家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李炜光分析认为：
那么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是多少呢？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上。因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接近40%，按大口径计算或超过40%，而我国税收有90%是由企业交纳的，个人交纳部分不足10%。
又由于占总额51.43%的税收是由民营企业交纳的，换句话说，民企纳税一点不比国企少。说我国民企税费负担率接近40%，并非是不靠谱。
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
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只是经济学家们很少涉及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正处于敏感的时点，振兴实体经济成头等大事，“死亡税率”说法的
流行，无疑会给有关方面造成某种压力。
在批评和辩解，进攻和防守之间，一场关于“死亡税率”的舆论争夺战悄然开打。纵观各方言论，可以发现存在三大焦点：
（1）“死亡税率”成不成立？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21日刊文反驳，他认为，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而无论从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或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中国都在发达国家以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李炜光对此回应称，看企业税负重不重，关键要看企业的税负占利润比例，这才是要害，否则就是在玩“数字游戏”：
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但是我的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而且，即使拿数据，也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2）“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是不是存在？
21日，环球时报发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的评论文章，文章声称：
一国税负的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
在刘所长看来，一国企业税负高不高，是相对而言的，并无绝对标准。不过，李炜光反驳称：
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信谁呢？我信企业家，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有发言权。
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但是这个地方上的企业却要过不下去了，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
有位女企业家谈到税负重，在调研会上号啕大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她在哭的时候，在座很多企业家也在掉泪，我们这些调研人员心理也很难受，结果将“调研会”开成了“诉苦会”。会上，很多企业家感叹现在办企业实在是太难了。
一方企图用相对论消解“税负过重”的诘问，一方用企业家的真实感受来呈现最直接的证据。
（3）“营改增”有没有降低企业负担？
22日，国税总局转发了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题为《财税专家：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死亡税负”说法太片面》，文中称，
“近几年政府不断减税清费，中国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降低。其中，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预计全年减税总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
不过，营改增减少企业负担的说法却遭到了来自企业家的反对，宗庆后此前在演讲中就直言不讳：
营改增说降低税收，我看一点都没有，说税下滑了5000亿，我看是收税收不下来，把没有收上来的税收当作降税的指标了。
无独有偶，李炜光的调查也显示一样的结论：
我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流转税这块。现在，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
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
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论战中的三大分歧，显示的是现实中的三大断裂
“营改增’有没有降低企业负担？”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的断裂。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是否存在？”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强势的征税方与弱势的纳税方的断裂。
“死亡税率’成不成立？”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学术研究与数字游戏之间的断裂。
04
没有什么比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
“死亡税率”是新提法，背后其实是老问题。“不要让曹德旺们跑了”，前提是“创造一个曹德旺留得住、活得好的环境”。
当曹德旺近期现身，回应外界对他的议论时，他说：
我认为我是正确的，警告中国人你一定要小心，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不要整天拍马屁、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你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中国的这些企业都倒完了怎么办？
评判投资环境，没有什么比企业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
李炜光警告，“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
1978年到2015年37年间中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表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且政府支出的持续膨胀也具有挤出效应，说明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与经济增长不大相合的重税主义政策。
我的学生跟我争，说政府支出膨胀也有挤入效应，但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哪个更大？我认为还是挤出效应。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
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么个规律，天下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刚刚增长了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不该这么快就进入衰退期的。
试想，如果把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降到国际平均水平线上，将会释放出多大的企业活力和经济供给能力呢？这不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旨所在吗？
眼下，中国正围绕着“死亡税率”展开一场舆论激战。
“死亡税率”首先由知名财政学者李炜光前些日子提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
而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对“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造企业迁往美国的忧虑与国内企业忍受“死亡税率”的无奈相叠加，在2016年的年末，减税的呼声达到顶点。
而“死亡税率”也遭到了来自官媒和相关部门的联手反驳。环球时报21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显然针锋相对，而中国税务总局21、22日接连转载多篇文章，为税负辩护，指出“‘死亡税率’说法不靠谱，更多属于情绪表达”、“‘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死亡税率”到底存在不存在？税负重不重，由谁说了算？在这场激战中，一方征税者，另一方是被征税者；一方在朝，另一方在野；一方是相关部门，另一方是商界和学界。
类似争论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却有些特殊。
02
年末，企业家纷纷吐槽税负。
最近，有两位全国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不约而同地炮轰中国的高税负。
一位是福建的曹德旺。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这位2015年位列中国富豪榜243位的“玻璃大王”解释为何投资十亿美元在美国建厂，他说：
我只是把工厂迁移，工厂迁移一个是美国人再三要求我在那边办个工厂，第二个是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为什么呢?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的话比它高35%。
税收比美国高。我们比较了国际上，全球最高的就在这里。
另一位是浙江的宗庆后。
12月13日，在出席某活动时，这位娃哈哈的掌舵人发表演讲，批评高税收：
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各方面成本比较低，利润率很低也很辛苦，导致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最近我们一天到晚说降低税费改革，我们最近也汇总了一下，今年的费跟去年的费(相比)没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费还增加了，特别是环保经费增加太多。
如果政府没有钱，出台政策就向企业收税，如果企业被榨干死掉了，还能向谁收呢?
22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李炜光说：“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这几天，曹德旺、宗庆后等一批优秀企业家站出来质疑，他们终于发声了。”
03
李炜光早先的调查发现，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企业家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李炜光分析认为：
那么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是多少呢？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上。因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接近40%，按大口径计算或超过40%，而我国税收有90%是由企业交纳的，个人交纳部分不足10%。
又由于占总额51.43%的税收是由民营企业交纳的，换句话说，民企纳税一点不比国企少。说我国民企税费负担率接近40%，并非是不靠谱。
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
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只是经济学家们很少涉及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正处于敏感的时点，振兴实体经济成头等大事，“死亡税率”说法的
流行，无疑会给有关方面造成某种压力。
在批评和辩解，进攻和防守之间，一场关于“死亡税率”的舆论争夺战悄然开打。纵观各方言论，可以发现存在三大焦点：
（1）“死亡税率”成不成立？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21日刊文反驳，他认为，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而无论从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或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中国都在发达国家以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李炜光对此回应称，看企业税负重不重，关键要看企业的税负占利润比例，这才是要害，否则就是在玩“数字游戏”：
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但是我的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而且，即使拿数据，也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2）“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是不是存在？
21日，环球时报发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的评论文章，文章声称：
一国税负的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
在刘所长看来，一国企业税负高不高，是相对而言的，并无绝对标准。不过，李炜光反驳称：
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信谁呢？我信企业家，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有发言权。
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但是这个地方上的企业却要过不下去了，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
有位女企业家谈到税负重，在调研会上号啕大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她在哭的时候，在座很多企业家也在掉泪，我们这些调研人员心理也很难受，结果将“调研会”开成了“诉苦会”。会上，很多企业家感叹现在办企业实在是太难了。
一方企图用相对论消解“税负过重”的诘问，一方用企业家的真实感受来呈现最直接的证据。
（3）“营改增”有没有降低企业负担？
22日，国税总局转发了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题为《财税专家：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死亡税负”说法太片面》，文中称，
“近几年政府不断减税清费，中国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降低。其中，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预计全年减税总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
不过，营改增减少企业负担的说法却遭到了来自企业家的反对，宗庆后此前在演讲中就直言不讳：
营改增说降低税收，我看一点都没有，说税下滑了5000亿，我看是收税收不下来，把没有收上来的税收当作降税的指标了。
无独有偶，李炜光的调查也显示一样的结论：
我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流转税这块。现在，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
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
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论战中的三大分歧，显示的是现实中的三大断裂
“营改增’有没有降低企业负担？”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的断裂。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是否存在？”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强势的征税方与弱势的纳税方的断裂。
“死亡税率’成不成立？”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学术研究与数字游戏之间的断裂。
04
没有什么比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
“死亡税率”是新提法，背后其实是老问题。“不要让曹德旺们跑了”，前提是“创造一个曹德旺留得住、活得好的环境”。
当曹德旺近期现身，回应外界对他的议论时，他说：
我认为我是正确的，警告中国人你一定要小心，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不要整天拍马屁、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你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中国的这些企业都倒完了怎么办？
评判投资环境，没有什么比企业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
李炜光警告，“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
1978年到2015年37年间中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表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且政府支出的持续膨胀也具有挤出效应，说明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与经济增长不大相合的重税主义政策。
我的学生跟我争，说政府支出膨胀也有挤入效应，但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哪个更大？我认为还是挤出效应。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
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么个规律，天下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刚刚增长了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不该这么快就进入衰退期的。
试想，如果把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降到国际平均水平线上，将会释放出多大的企业活力和经济供给能力呢？这不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旨所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