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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某热门话题,想起鲁迅的文章 (1人在浏览)

飘落的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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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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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某广告故,让我自然忆起鲁迅先生写于五四时期的三篇文章,事关中国传统夫权《我之节烈观》,父权《我们怎样做父亲》、女子生存权《娜拉出走之后》,黄叶学人卖萌,文章皆附于后,有心者可瞄一眼,无意者请一掠而过。


我之节烈观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2〕陈独秀便斥他不兴〔3〕;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4〕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5〕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6〕!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7〕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8〕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9〕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10〕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11〕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12〕,"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13〕,甚而至于钱谦益〔14〕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15〕,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16〕!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17〕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18〕。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19〕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署名唐俟。

  〔2〕 康有为(1858-1927) 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逃亡外国,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和北洋军阀张勋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上发表《共和平议》和《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3〕 陈独秀(1880-1942)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GCD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驳斥"虚君共和"的论调。

  〔4〕 灵学派 一九一七年十年,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陈百年,名大齐,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两人都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

  〔5〕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6〕 "表彰节烈" 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凯颁布旨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直到"五四"前后,报刊上还常登有颂扬"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

  〔7〕 君政复古时代 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当时袁世凯御用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在《中国学报》第一、二期(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8〕 《贞操论》 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译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文中列举了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态度,同时指出了男女在这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标准。

  〔9〕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宋代道学家程颐的话,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业儒",以儒为业,指那些崇奉孔孟学说,提倡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10〕 "重适" 即再嫁。

  〔11〕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是元代白话文,当时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称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称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称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称号,"杰出"的意思。

  〔12〕 斥革功名 科举时代,应试取中称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审判处刑。

  〔13〕 "双烈合传" 合叙两个烈女事迹的传记,常见于旧时各省的府县志中。"七姬墓志",元末明初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怕他的七个妾被夺,即逼令她们一齐自缢,七人死后合葬于苏州,明代张羽为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志》。

  〔14〕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时又任礼部尚书;清军占领南京,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不齿。清乾隆时将他列入《贰臣传》中。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

  〔15〕 "妇者服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十二:"妇,服也。"

  〔16〕 这里所说的女人再嫁后遭遇惨苦的故事,在《壶天录》和《右台仙馆笔记》等笔记小说中有类似记载。《壶天录》(清代百一居士作)中说:"苏郡有茶室妇某氏,生长乡村,意复轻荡,前夫故未终七而改醮来者……忽闻后门剥啄声厉甚。启户视之,但觉一阵冷风,侵肌砭骨,灯光若豆,鬼语啾啾,惊栗而入;视妇人则口出呓语,茫迷人事矣。自称前夫来索命……哀号数日而死。"又《右台仙馆笔记》(清代俞樾作)中有《山东陈媪》一条:"乙客死于外,乙妇挟其资再嫁,而后夫好饮博,不事恒业,不数年罄其所赍。俄后夫亦死,乙妇不能自存,乞食于路……未几以痢死。"

  〔17〕 "儒者柔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八:"儒,柔也。"

  〔18〕 《论语・述而》记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根据朱熹的注释,述即传旧,作是创始的意思。这原是孔丘自述的话,说他从事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传旧,自己并未有所创造。后来"述而不作"便成为一种古训,认为只应该遵从传统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应该立异或有所创造。因此,不述而作,也就是违背古训。

  〔19〕 对于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明清间有些较开明的文人曾表示过非议,如明代归有光的《贞女论》、清代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后来俞正燮作《贞女说》,更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的态度:"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别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室女,即未嫁的女子。
 
我们怎样做父亲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⑵,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决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⑶”“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⑷(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⑸。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物,因有食物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⑹”;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力,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⑺”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予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取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⑻”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⑼”,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 “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 “我吗?”   欧 “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 “我!你的母亲!”   欧 “正为那个。”   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   欧 “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⑽)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⑾”,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末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⑿”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⒀”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⒁”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⒂”。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⒃,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⒄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都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⒅)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份,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⒆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发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⒇”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21],割骨。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22],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23]”,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4]”,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⑴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⑵ “圣人之徒” 这里指当时竭力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林琴南等人。林琴南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信中,曾以“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等语,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按李卓吾(1527-1602),即李贽,明代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反对当时的道学派,主张男女婚姻自主,曾被人诬蔑有“狎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等“禽兽行”。   ⑶ 伦常 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因此称为伦常。   ⑷ 《随感录》 《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的关于社会和文化短评的总题。参看本卷第293页注⑷。   ⑸ 指《时事新报》对作者的谩骂。作者曾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二、三号(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月、三月),发表《随感录》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批判了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泼克》所载讽刺画的恶劣形象和错误倾向,并对新的美术创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在《随感录四十六》中有“我辈即使才能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的话;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时事新报》就发表了署名“记者”的《新教训》一文,骂鲁迅“轻佻”、“狂妄”、“头脑未免不清楚,可怜!”等等。   ⑹ “人伦之始” 语见《南史・阮孝绪传》。   ⑺ “父兮生我” 语见《诗经・小雅・蓼莪》。   ⑻这里说的“劝孝”的乐府,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公言报》所载林琴南作《劝世白话新乐府》的《母送儿》篇,其中说:“母送儿,儿往学堂母心悲。……娘亲方自磨杏仁,儿来儿来来尝新。娇儿含泪将娘近,儿近退学娘休嗔。……儿言往就教,那想教师不教孝。……再读《孝经》一卷终,不去学堂倒罢了。”   ⑼ “人乳喂猪” 《世说新语・汰侈》载:“武帝(司马焱)尝降王武子(济)家,武子供馔,……[丞灬][犭屯]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犭屯]。”   ⑽ 善种学 即优生学,是英国高尔顿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所谓“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鲁迅以后对这种把生物学照搬到社会生活上来的学说采取了否定态度,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⑾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语见《论语・学而》。   ⑿ “老复丁” 从老年回复壮年。语出汉代史游《急就篇》:“长乐无极老复丁”。   ⒀ “勃H” 指婆媳争吵。语出《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H。”   ⒁ 欧美家庭并无“逆子叛弟”之说,见于林琴南所译小说《孝友镜》(比利时恩海贡斯翁士著)的《译余小识》:“此书为西人辨诬也。中国人之习西学者恒曰:‘男子二十而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莞约而拘挛之;兄弟各立门户,不相恤也。是名社会主义,国因以强。’然近年所见,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抑凶顽之气中于腑焦,用以自便其所为,与西俗胡涉?此书……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命曰《孝友镜》,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   ⒂ “万年有道之长” 久远的意思。这是封建臣子颂扬朝廷的一句成语。   ⒃ 举孝 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之一,由各地推荐“善事父母”的孝子到朝中去作官。效悌力田,是汉唐科举名目之一,由地方官向朝廷推荐所谓有“孝悌”德行和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分别任用或给予赏赐。孝廉方正,是清代特设的科举名目,由地方官荐举所谓孝、廉、方正的人,经礼部考试,授以知县等官。   ⒄ 割股 即所谓“割股疗亲”,割取自己的股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宋史・选举志一》:“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⒅ 路粹引孔融的话,见《后汉书・孔融传》。路粹,字文蔚,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曹操的军谋祭酒。他承曹操的意旨控告孔融,说孔融对祢衡讲过这几句话,曹操便用“不孝”的罪名杀掉孔融。但曹操在《求贤令》中又说只要有才能,“不仁不孝”的人也可任用,在这件事上自相矛盾,因此鲁迅说“教人发笑”。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曾为北海相,因而有“北海先生”之称。   ⒆ 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 英国哲学家。他是终身不娶的学者。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体系》等。   ⒇ “实用主义” 即实验主义,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代表有美国的皮尔斯、杜威等。其基本观点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有用即真理。   [21] 哭竹 三国时吴国孟宗的故事。唐代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说:“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卧冰,晋代王详的故事。《晋书・王详传》说,他的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详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尝秽,南朝梁庾黔娄的故事。《梁书・庾黔娄传》说,他的父亲庾易“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这三个故事都收在《二十四孝》中。   [22] 《孝经》 儒家经典之一,共十八章,孔门后学所述。汉代列入“七经”之一,后来又列入“十三经”   [23] “学于古训” 语见《尚书・说命》。   [24]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语见《孟子・离娄》。据汉代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娜拉走后怎样〔1〕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2〕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3〕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4〕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5〕,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6〕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7〕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亨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8〕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9〕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10〕,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11〕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12〕,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同年八月一日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转载时,篇末有该杂志的编者附记:“这篇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稿,曾经刊载该校出版《文艺会刊》的第六期。新近因为我们向先生讨文章,承他把原文重加订正,给本志发表。”   〔2〕伊孛生 通译易卜生。   〔3〕瑙威 通译挪威。   〔4〕人形 日语,即人形的玩具。   〔5〕李贺(790―816) 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一生官职卑微,郁郁不得志。著有《李长吉歌诗》四卷。关于他“玉楼赴召”的故事,唐代诗人李商隐《李贺小传》说:“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焱欠]下榻叩头言:‘阿弥女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   〔6〕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 俄国小说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死于华沙。下文所述是他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对亚拉借夫所说的话,见该书第九章。   〔7〕这是借用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立志出家修行,遍历各地,苦行六年,仍未能悟道,后坐在菩提树下发誓说:“若不成正觉,虽骨碎肉腐,亦不起此座。”静思七日,就克服了各种烦恼,顿成“正觉”。   〔8〕Note-book 英语:笔记簿。   〔9〕拳匪 一九○○年(庚子)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有中国北部的农民、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士兵等广大群众。他们采取了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蔑他们为“拳匪”。   〔10〕“涸辙之鲋” 战国时庄周的一个寓言,见《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11〕Ahasvar 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   〔12〕觳觫,恐惧颤抖的样子。《孟子・梁惠王》:“吾不忍其觳觫”。

写作背景  

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经典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她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家门。1879年《玩偶之家》在欧洲首演,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亦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们。至此,娜拉”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了当时激进女性的效仿对象。   虽然《玩偶之家》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易卜生“引起”了一场妇女解放的风暴,但《玩偶之家》却只是以娜拉出走为最终结局,门一摔,剧终了。至于她走了以后会怎么样,易卜生没有答案。他甚至轻描淡写:“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对此,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世纪命题,并发出了一声旷世的质问,即“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先生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鲁迅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议论以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于是两年后,他发表了小说《伤逝》,小说描述了涓生与子君出走之后的结果“怎样”。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描写男女婚姻爱情的小说,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继《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后,鲁迅再次提及并探讨他的这一观点,并期望当时的大众尤其是女性同胞能够引以为戒。
 
鲁迅希望他的文章速朽的,这样翻旧帐不但恶心鲁迅也恶心旁人。事情让我不由想起鲁迅的文章,却是真实的。九十后文章让我自然忆起,是我们的悲哀。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据说当下研究者有确凿资料表明,若毛共建政,鲁迅是有去国计划的,不存在“要么闭嘴,要么在牢房里继续写”的问题,对毛共认识最清醒的,估计只有鲁迅先生。鲁迅对毛共曾寄于厚望,这从鲁迅亲左但不参左可窥一斑,毛共曾派陈庚接触鲁迅,希望他加入GCD。鲁迅从关于娜拉的讨论时,就深切明白:中国那怕要搬动一张桌子也几乎要有血的,而且即使有了血,也不一定搬得动。毛共建政后的事实,证明了先生先知般的预言。
 
太长了
 
据说鲁迅写娜拉出走之后,反应平平,然后有《伤逝》,伤逝里面的富家女子君热烈地爱上穷书生涓生,不顾父母家庭的强烈反对,毅然跟父母家族断绝关以追随真挚的爱情,结果也只有两条路可走:回家或者饿死。

当作为“宠物”的油鸡,在饿到瘦如鸟雀被充作食物时,不知子君作何感想。读《伤逝》远比读娜拉等杂文让人揪心,但不能不说鲁迅为我们照了一张相,将历史和现实定格,而且先生的定格,我们一如既往地重演。
 
鲁迅是好,可惜被政府抛弃了
 
今人为达某种目的,美化土共建政以前的历史,出发点或者很崇高,但方法鬼祟。民间有口耳相传的记忆,五四先辈有存世的文章,估计只能是徒劳。不但有违正义良知,也搬石头砸了自家脚趾头。
 
看了什么广告如此触发之大啊?
 
QUOTE(飘落的黄叶 @ 2012年10月30日 Tuesday, 10:05 AM)
据说当下研究者有确凿资料表明,若毛共建政,鲁迅是有去国计划的,不存在“要么闭嘴,要么在牢房里继续写”的问题,对毛共认识最清醒的,估计只有鲁迅先生。鲁迅对毛共曾寄于厚望,这从鲁迅亲左但不参左可窥一斑,毛共曾派陈庚接触鲁迅,希望他加入GCD。鲁迅从关于娜拉的讨论时,就深切明白:中国那怕要搬动一张桌子也几乎要有血的,而且即使有了血,也不一定搬得动。毛共建政后的事实,证明了先生先知般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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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这点;在“中国那怕要搬动一张桌子也几乎要有血的,而且即使有了血,也不一定搬得动。”
不认同这点;不存在“要么闭嘴,要么在牢房里继续写的问题”。
 
QUOTE(自由主义 @ 2012年10月30日 Tuesday, 11:22 AM)
认同这点;在“中国那怕要搬动一张桌子也几乎要有血的,而且即使有了血,也不一定搬得动。”
不认同这点;不存在“要么闭嘴,要么在牢房里继续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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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的性格说那话可能性很大,但假设的问题不会发生。因为研究者有确凿资料表明,鲁迅生前基于对中国深刻的认识,是有去国(移民)计划的,所以那个不是问题。你说的问题是另一问题。参照鲁迅的文章,很多荒谬的事情不再荒谬而顺理成章。个人不想做过多价值判断,跟事实演进径路相比,后者比前者重要。
 
自由主义:

鲁迅的文字,可解开许多事件的结。现在真读鲁迅、静心读的有多少?
 
在热贴里面,某人婚变,不是出于经济问题,让人很惊诧;宁愿相信某人因为小三问题而婚变,也不愿意相信是如此。抱此观点者估计不是少数,且发表这观点者,估计1受过高等教育;2是当今老师;3主观上崇尚民主自由;4潜意识将泡小三传为美谈?

这种观点,跟鲁迅文章比较一下,是不是很娱乐?


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我之节烈观》

不是指责谁谁,而是分析当下人性里面卑劣的基因,且这种卑劣不因教育程度有根本改观,估计不比“你的母亲是母亲,我的女儿不是女儿?”的村妇纯洁。
 
进争功,退诿过,节烈观上如是,只要是中国问题,一切观念上俱如是,因此也造成逼良为娼的整体社会环境。
 
钱钟书继承父志,坚执“文人无行,一为文人便不足观”的理念,对文人始终爱搭不理,跟文人善于粉饰,对坏妇女声名的男人,在“文人著作,反将传为美谈”的劣根性之不屑不无关联吧?
 
看**的文章,的确不如读《女儿经》之类。
当政权需要时用**的文章当**的文章不利政权时就删!~
 
如果我能看得完,那我现在也是大学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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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飘落的黄叶 @ 2012年10月30日 Tuesday, 11:38 AM)
自由主义:

鲁迅的文字,可解开许多事件的结。现在真读鲁迅、静心读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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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个人事业不得志,青年时受进化论、尼采和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写了大量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小说。

鲁迅热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近来有点小热。褒奖者将鲁迅和孔子,孟子,庄子甚至和魏晋的陶渊明,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齐名。而贬他者将鲁迅比作一个对社会不满的小混混。

说来惭愧,本人对鲁迅作品没怎么研究。年轻时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药”等,觉得鲁迅的作品很难读懂,文字又晦涩,看到的只是药、血馒头。

现在的社会充满浮躁,急功近利,还有谁去读鲁迅的作品,更别说真读、静心读了。

有人说,鲁迅的作品如鸡肋,吃之无味,弃之可惜。
 
个人认为,鲁迅应该去坐老毛的位,而老毛应该去玩文学,可惜世事不如意十有八九.
个人认为要理解鲁迅要有点慧根及阅历,否则还是不必去折腾自己幸福和纯真的脑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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