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2年2月初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醒目的现象：全世界最重要的媒体，不论是欧洲的、北美的还是亚太地区的，若是以国家来区分的话，关于中国的报道、分析、评论，上头版的频率最高。即便是以前不怎么把中国事务当作最重要话题处理的那些国外媒体，从今年2月份以来，也越来越多地把眼睛盯在与中国相关的事件上。
我们都明白，这个全球媒体“头版中国”的现象首先是因为今年从2月初开始，中国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几个事件，早年学习传媒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不小心，就帮了“中国话题”一个大忙。如果把这几个事件理一理，可以看出一个更基本的全球深度关切在里边：国际上众多的分析家们，包括和国际政治相关的分析，更包括和中国的国内政治和法律相关的分析，都在关注中国最高层的权力转交以及这种转交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变动。国际上的分析家们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南海敲定的――中国之所以经常成为国际媒体的头版话题，归根到底是北京曾经宣布今年年底要召开中共“十八大”。重庆事件等突发事变之后，“十八大”会不会按期举行、如何举行，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政治流言的温床。
按计划应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它预示着：自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三十多年以来有关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的“邓小平模式”，已经走到了难以持续的关节口。这里所说的“邓小平模式”，不是指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总政策，而是专指中国最高党政权力的交替与人事安排的方式。这个意义上的“邓小平模式”，用一句很浅显的话来概括，其最核心和基本的思路，就是“开明专制”。持极端左派或极端右派政治观点的评论家们，可能有些人不同意这个概括。但我认为，将1970年代末以来关于中国最高党政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的方式概括成“开明专制”，基本上还是公允客观的。
这个“开明专制”的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战略高地”――其最核心、最要害的操作杠杆是，必须存在着一位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英文很清楚，是单数不是复数：Enlightened Dictator，参阅Norberto Bobbi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58-166）。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具体的个人高高在上，否则，“邓小平模式”就很难操作，维持不下去。邓小平本人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选择、安排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的架构和人事布局的。当邓小平在党内外、国内外威信最高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他用这种方式来安排最高层权力和人事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毫无阻力，但阻力不是大到让他的意志贯彻不下去的地步。
首要原因之一，是那个时候，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大部分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晚年以来，即从1970年代初以来，最高层里惟一能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广泛危机的政治家。终身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多次对学生们说，虽然当年中国人从上到下痛悼周恩来的逝世，不过从中国改革的长远角度看，周恩来没有活过毛泽东反倒是件好事，因为周那样“举轻若重”、“如履薄冰、如履深渊”的人在毛之后，是缺乏足够的胆略去开创改革的大局面的；周只能对之作些小修小补，让毛体制苟延残喘（马若德：《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原中文译版，第435-482页）。
力图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和普遍的灾难，邓小平本人为此付出过相当多的代价（即“三落”），又没有完全被“文革”毁掉（即“三起”）。由此而来，他作为“开明专制者”来选择中国下一代甚至下两代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时，送出去的是一个不用讲得百分之百明白、但大多数人都能够“领会”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我邓小平是有超常的（superior）政治智慧、政治远见和政治判断力的首席操盘者。因为他自己具有这样的超常素质，那么在逻辑上顺理成章的就是，他最有能力来设定下一代、下两代可能的接班者中同样具有这些素质的人。他自己具有这些素质，这已经 “被验证过了”（proved），几次过关了。
这一点连中共领导层里资格比邓小平更老的陈云也不否认。1970年代末在讨论毛泽东之后由谁掌舵中国这艘又巨大又破损的船的时候，党内有些人提名陈云，因为早在1931年9月后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他就是其成员了，1937年12月成为正式政治局委员，而邓小平是在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上才补选入政治局的（详阅 Thomas Kampen,《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共领导权的变迁》，香港时代潮流出版公司译本；赵家梁和张晓霁：《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第1版）。但陈云公正地说，虽然我资历更老，不过我对打仗没什么经验，邓小平同志这方面经验丰富。考虑到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头号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军事战略方面的领导水平，还是请邓小平同志掌舵吧。
虽然邓小平是久经锻炼的“回炉精钢”，但他所选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只能说是潜在地具有他的那些素质，还有待“被验证”。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先是胡耀邦，然后是赵紫阳，只有“一起一落”。但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很客观地讲，1980年代邓小平挑选的这两个最高层党政接班人，在胡赵他们那一代里确实是最优秀的，虽然他俩各有自己的短处，综合地看，仍然是德才两方面最优秀的。
可惜的是，“邓小平模式”连续两次遭到严重挫折。这样的挫折在我看来，反映了“开明专制”内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就是“专制”和“开明”之间的矛盾。开明专制一定是具有两面性的，二者之间有着时隐时现的紧张关系。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台，薄一波带头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赵紫阳1989年5月下台，李先念带头开炮。可以说，这两次都是“专制”越来越占上风、“开明”越来越占下风导致的结果。邓小平自己在1970年代末重新崛起的时候，人们希望他的“开明”越来越多，“专制”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党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军事的、安全的力量（用列宁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术语来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大支柱”），综合意义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使“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激化，越来越使“开明”退步，使“专制”高涨（胡绩伟：《胡赵新政启示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
可以说，1989年那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后，对邓小平来讲，能够在他余生之内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就成为他唯一有机会留下的正面政治遗产。这一点我们后来看得越来越清楚，在越来越多的回忆录、传记、文献、解密（不是指中国官方的解密，而是有关1989年中国大陆危机的美国、欧洲、日本、台湾保留的很多资料后来逐步解密）和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当时及其后的三、四年间，对邓小平来说，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也就是阻止完全倒退到毛泽东治国路线，成为他余生的最后一战，战得异常艰难。
在1989危机之前和在那之后的两个阶段，邓小平在党政体系内的决策分量，已无法相比。我和一些体制内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多次私下交流中，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估价，就是1989年危机之前，“邓小平模式”更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他是大家长，别的人虽然也能讲讲话，但基本上是邓小平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一拍板，大事就定下来了，别的人可以有疑问和不满，却不能改变这个大家长做出的决定。但1989年危机之后，这个“邓小平模式”越来越不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而像一个股份公司，别人参股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私下讨论中都觉得，用这种公司治理模式来类比，很能说明问题。邓小平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大家长，而只是大股东，控股虽然超过50%，但不是80-90%那么大。1989年危机以后，在最高层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上，邓的“股权”可能就是50-60%，其他几位元老特别是陈云、李先念等，每个人手里都有“股权”，都能对大股东的意图和决策提出质疑甚至抗衡。粗略算了一下，陈云手里至少有20－25%的股份，他和邓加起来有80%；如果他俩不发生分歧，大事就能很快摆平，否则事情就不易搞定。剩下的几位次级元老加起来大约有20%的股份，他们若是和陈云一致，邓就得退半步。
邓小平在这样的“股份公司”架构下，在党政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上，不得已做了让步和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很多解密资料和回忆录中看到，江泽民并不是邓的首选，李鹏也不是邓希望长期做下去的总理人选。更多的消息表明，虽然邓小平是1997年2月去世的，但1992年“南巡”之后，至少从1994年开始，健康状况让他已不能过问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邓本人亲自操作“邓小平模式”也就是到了1993－1994年这个时候。在那之后，“邓小平模式”余威尚在，但已经不是邓本人在亲自操作。
问题就在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最高层里已经没有任何人像邓那样，够格成为一个新的“开明专制者”（是单数不是复数）。邓之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没有了，越往后越不可能再生了，以后除非有人能够克服极其重大的危机和挑战，否则也出不了邓小平那样的大家长。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江泽民做了名义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共做了13年。不论从他讲话的方式，还是从重大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来观察，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在邓小平身体不行、人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江是非常谨慎小心的，邓“余威慑人”。
从1997年初邓去世一直到2002-2003年这段时间，江作为头号领导人才真正放开手了。那时候国内外分析家们提出一个问题：江有没有可能成为邓那样的人物？当时有一些人说“能”，国内多一点，洋人中也有，最有名的就是写《他改变了中国》的库恩，他是国际上最有名的江氏鼓吹手。这也是和库恩的商业利益相关的，他在中国投资，越做越红火。
今天的问题在于，邓小平之后的体系，要想以“邓小平模式”继续作出中国党政最高层的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主客观条件越来越不具备，这才是从今年2月初到现在中国一系列事态背后的深层原因。国际上做政治学分析的、长期关注中国和类似体制（如俄罗斯及其他转型国家、拉美和亚洲不具有稳定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的很多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观察，就是目前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是“A dictatorship without a dictator”。
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翻译成中文时却容易引起混淆，得稍做点解释。这里的dictatorship是现代的而非古典的定义（古典意义上的这个dictatorship体制是很正面的），它的现代定义涵括了所有那些与普遍民主制对立的政治体制。应用到当今的中国，无论是在列宁主义的话语系统里，还是在其他流派的话语系统里，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一党专政制度。而以上那个短语中的dictator则既是在古典的、也是在现代的定义上使用着。我们晓得1949年之后，没有哪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乐意被称为dictator，不管他本人是不是。但这个词的精确汉语翻译是“独裁者”，可以看看1949年之前的文献，那时的翻译是准确的。为什么翻译成“独裁者”？“裁”是决策过程，“独”是“一人”的意思；解释得更细一点，就是“一个单独的、最重要的决策者”，这才是准确的涵义。所以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上被认为已经没有一个dictator，但仍然是个dictatorship，麻烦就越来越多，操作起来越来越困难。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今天还有1989年危机前的邓小平那样的一个大家长式的人物，高层虽然对“十八大”人事有多种意见和多种名单，议论纷纷，只要邓小平一拍板，谁应该进中央常委，谁不应该进，如果邓真的坚持，虽然有别的不同意见，这个事情基本上还是会按邓说的确定下来。但麻烦的是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单独裁决者”了，所以才会有薄熙来那样的发飙发狂状态，就是他很不服气：为什么我不能进常委，为什么我不能接班？不论对薄熙来这个人和他的政策怎么评价，但他站在他的家庭背景上，觉得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他才不断造势炫耀，对外“唱红”，说他是“招摇过市”也行。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邓小平还在世，这些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今中国的问题是，存在着一个dictatorship，而又没有一个dictator（“单独裁决者”），发生这些事关最高层权力交接的争议和对抗，该如何裁决？
薄熙来力图对中共最高层权力的交接过程，加进去一些他自己喜欢的运作方式，他差不多已经做到三分之二了。但他“价值实现”的最后一跳，借用马克思描述商品流通的话，也是他“最危险的一跳”；跳成功了是超额利润，跳跃不成就是鸡飞蛋打，薄熙来的结局是后者。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邓小平模式”越来越难以运作下去，该怎么办？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
我们都明白，这个全球媒体“头版中国”的现象首先是因为今年从2月初开始，中国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几个事件，早年学习传媒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不小心，就帮了“中国话题”一个大忙。如果把这几个事件理一理，可以看出一个更基本的全球深度关切在里边：国际上众多的分析家们，包括和国际政治相关的分析，更包括和中国的国内政治和法律相关的分析，都在关注中国最高层的权力转交以及这种转交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变动。国际上的分析家们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南海敲定的――中国之所以经常成为国际媒体的头版话题，归根到底是北京曾经宣布今年年底要召开中共“十八大”。重庆事件等突发事变之后，“十八大”会不会按期举行、如何举行，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政治流言的温床。
按计划应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它预示着：自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三十多年以来有关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的“邓小平模式”，已经走到了难以持续的关节口。这里所说的“邓小平模式”，不是指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总政策，而是专指中国最高党政权力的交替与人事安排的方式。这个意义上的“邓小平模式”，用一句很浅显的话来概括，其最核心和基本的思路，就是“开明专制”。持极端左派或极端右派政治观点的评论家们，可能有些人不同意这个概括。但我认为，将1970年代末以来关于中国最高党政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的方式概括成“开明专制”，基本上还是公允客观的。
这个“开明专制”的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战略高地”――其最核心、最要害的操作杠杆是，必须存在着一位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英文很清楚，是单数不是复数：Enlightened Dictator，参阅Norberto Bobbi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58-166）。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具体的个人高高在上，否则，“邓小平模式”就很难操作，维持不下去。邓小平本人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选择、安排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的架构和人事布局的。当邓小平在党内外、国内外威信最高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他用这种方式来安排最高层权力和人事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毫无阻力，但阻力不是大到让他的意志贯彻不下去的地步。
首要原因之一，是那个时候，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大部分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晚年以来，即从1970年代初以来，最高层里惟一能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广泛危机的政治家。终身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多次对学生们说，虽然当年中国人从上到下痛悼周恩来的逝世，不过从中国改革的长远角度看，周恩来没有活过毛泽东反倒是件好事，因为周那样“举轻若重”、“如履薄冰、如履深渊”的人在毛之后，是缺乏足够的胆略去开创改革的大局面的；周只能对之作些小修小补，让毛体制苟延残喘（马若德：《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原中文译版，第435-482页）。
力图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和普遍的灾难，邓小平本人为此付出过相当多的代价（即“三落”），又没有完全被“文革”毁掉（即“三起”）。由此而来，他作为“开明专制者”来选择中国下一代甚至下两代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时，送出去的是一个不用讲得百分之百明白、但大多数人都能够“领会”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我邓小平是有超常的（superior）政治智慧、政治远见和政治判断力的首席操盘者。因为他自己具有这样的超常素质，那么在逻辑上顺理成章的就是，他最有能力来设定下一代、下两代可能的接班者中同样具有这些素质的人。他自己具有这些素质，这已经 “被验证过了”（proved），几次过关了。
这一点连中共领导层里资格比邓小平更老的陈云也不否认。1970年代末在讨论毛泽东之后由谁掌舵中国这艘又巨大又破损的船的时候，党内有些人提名陈云，因为早在1931年9月后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他就是其成员了，1937年12月成为正式政治局委员，而邓小平是在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上才补选入政治局的（详阅 Thomas Kampen,《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共领导权的变迁》，香港时代潮流出版公司译本；赵家梁和张晓霁：《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第1版）。但陈云公正地说，虽然我资历更老，不过我对打仗没什么经验，邓小平同志这方面经验丰富。考虑到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头号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军事战略方面的领导水平，还是请邓小平同志掌舵吧。
虽然邓小平是久经锻炼的“回炉精钢”，但他所选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只能说是潜在地具有他的那些素质，还有待“被验证”。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先是胡耀邦，然后是赵紫阳，只有“一起一落”。但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很客观地讲，1980年代邓小平挑选的这两个最高层党政接班人，在胡赵他们那一代里确实是最优秀的，虽然他俩各有自己的短处，综合地看，仍然是德才两方面最优秀的。
可惜的是，“邓小平模式”连续两次遭到严重挫折。这样的挫折在我看来，反映了“开明专制”内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就是“专制”和“开明”之间的矛盾。开明专制一定是具有两面性的，二者之间有着时隐时现的紧张关系。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台，薄一波带头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赵紫阳1989年5月下台，李先念带头开炮。可以说，这两次都是“专制”越来越占上风、“开明”越来越占下风导致的结果。邓小平自己在1970年代末重新崛起的时候，人们希望他的“开明”越来越多，“专制”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党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军事的、安全的力量（用列宁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术语来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大支柱”），综合意义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使“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激化，越来越使“开明”退步，使“专制”高涨（胡绩伟：《胡赵新政启示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
可以说，1989年那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后，对邓小平来讲，能够在他余生之内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就成为他唯一有机会留下的正面政治遗产。这一点我们后来看得越来越清楚，在越来越多的回忆录、传记、文献、解密（不是指中国官方的解密，而是有关1989年中国大陆危机的美国、欧洲、日本、台湾保留的很多资料后来逐步解密）和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当时及其后的三、四年间，对邓小平来说，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也就是阻止完全倒退到毛泽东治国路线，成为他余生的最后一战，战得异常艰难。
在1989危机之前和在那之后的两个阶段，邓小平在党政体系内的决策分量，已无法相比。我和一些体制内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多次私下交流中，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估价，就是1989年危机之前，“邓小平模式”更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他是大家长，别的人虽然也能讲讲话，但基本上是邓小平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一拍板，大事就定下来了，别的人可以有疑问和不满，却不能改变这个大家长做出的决定。但1989年危机之后，这个“邓小平模式”越来越不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而像一个股份公司，别人参股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私下讨论中都觉得，用这种公司治理模式来类比，很能说明问题。邓小平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大家长，而只是大股东，控股虽然超过50%，但不是80-90%那么大。1989年危机以后，在最高层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上，邓的“股权”可能就是50-60%，其他几位元老特别是陈云、李先念等，每个人手里都有“股权”，都能对大股东的意图和决策提出质疑甚至抗衡。粗略算了一下，陈云手里至少有20－25%的股份，他和邓加起来有80%；如果他俩不发生分歧，大事就能很快摆平，否则事情就不易搞定。剩下的几位次级元老加起来大约有20%的股份，他们若是和陈云一致，邓就得退半步。
邓小平在这样的“股份公司”架构下，在党政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上，不得已做了让步和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很多解密资料和回忆录中看到，江泽民并不是邓的首选，李鹏也不是邓希望长期做下去的总理人选。更多的消息表明，虽然邓小平是1997年2月去世的，但1992年“南巡”之后，至少从1994年开始，健康状况让他已不能过问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邓本人亲自操作“邓小平模式”也就是到了1993－1994年这个时候。在那之后，“邓小平模式”余威尚在，但已经不是邓本人在亲自操作。
问题就在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最高层里已经没有任何人像邓那样，够格成为一个新的“开明专制者”（是单数不是复数）。邓之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没有了，越往后越不可能再生了，以后除非有人能够克服极其重大的危机和挑战，否则也出不了邓小平那样的大家长。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江泽民做了名义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共做了13年。不论从他讲话的方式，还是从重大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来观察，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在邓小平身体不行、人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江是非常谨慎小心的，邓“余威慑人”。
从1997年初邓去世一直到2002-2003年这段时间，江作为头号领导人才真正放开手了。那时候国内外分析家们提出一个问题：江有没有可能成为邓那样的人物？当时有一些人说“能”，国内多一点，洋人中也有，最有名的就是写《他改变了中国》的库恩，他是国际上最有名的江氏鼓吹手。这也是和库恩的商业利益相关的，他在中国投资，越做越红火。
今天的问题在于，邓小平之后的体系，要想以“邓小平模式”继续作出中国党政最高层的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主客观条件越来越不具备，这才是从今年2月初到现在中国一系列事态背后的深层原因。国际上做政治学分析的、长期关注中国和类似体制（如俄罗斯及其他转型国家、拉美和亚洲不具有稳定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的很多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观察，就是目前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是“A dictatorship without a dictator”。
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翻译成中文时却容易引起混淆，得稍做点解释。这里的dictatorship是现代的而非古典的定义（古典意义上的这个dictatorship体制是很正面的），它的现代定义涵括了所有那些与普遍民主制对立的政治体制。应用到当今的中国，无论是在列宁主义的话语系统里，还是在其他流派的话语系统里，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一党专政制度。而以上那个短语中的dictator则既是在古典的、也是在现代的定义上使用着。我们晓得1949年之后，没有哪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乐意被称为dictator，不管他本人是不是。但这个词的精确汉语翻译是“独裁者”，可以看看1949年之前的文献，那时的翻译是准确的。为什么翻译成“独裁者”？“裁”是决策过程，“独”是“一人”的意思；解释得更细一点，就是“一个单独的、最重要的决策者”，这才是准确的涵义。所以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上被认为已经没有一个dictator，但仍然是个dictatorship，麻烦就越来越多，操作起来越来越困难。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今天还有1989年危机前的邓小平那样的一个大家长式的人物，高层虽然对“十八大”人事有多种意见和多种名单，议论纷纷，只要邓小平一拍板，谁应该进中央常委，谁不应该进，如果邓真的坚持，虽然有别的不同意见，这个事情基本上还是会按邓说的确定下来。但麻烦的是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单独裁决者”了，所以才会有薄熙来那样的发飙发狂状态，就是他很不服气：为什么我不能进常委，为什么我不能接班？不论对薄熙来这个人和他的政策怎么评价，但他站在他的家庭背景上，觉得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他才不断造势炫耀，对外“唱红”，说他是“招摇过市”也行。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邓小平还在世，这些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今中国的问题是，存在着一个dictatorship，而又没有一个dictator（“单独裁决者”），发生这些事关最高层权力交接的争议和对抗，该如何裁决？
薄熙来力图对中共最高层权力的交接过程，加进去一些他自己喜欢的运作方式，他差不多已经做到三分之二了。但他“价值实现”的最后一跳，借用马克思描述商品流通的话，也是他“最危险的一跳”；跳成功了是超额利润，跳跃不成就是鸡飞蛋打，薄熙来的结局是后者。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邓小平模式”越来越难以运作下去，该怎么办？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