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谈王立军及打黑
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答日本、韩国记者问：
问：能谈谈王立军的事吗？
答：当然能。中国是民主法治之国，重庆是民主法治之地，都有言论自由。当然任何自由，都不能违法乱伦。中国人言论自由的伦理原则，是孔老夫子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就是佛教要求的“不妄语”。对王立军，我知道两点。第一，他是个打黑英雄。但是重庆的打黑不“姓警”，更不“姓王”。
问：什么意思呢？
答：就是说，打黑不是公安局的警察一家打的，而是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委的政法委协调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家，还有武装警察配合，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共同打的。公安局只起破案、侦查作用。公不公诉，检察院作主，判不判刑、判什么刑，法院作主。作为公安局长，王立军是重庆打黑的“五虎上将”之一，像一个“猛张飞”。但总不能说蜀汉是张飞打下来的吧。所以说，重庆的打黑不不“姓警”，更不“姓王”。
问：那么关于王立军的第二点呢？
答：我知道的王立军的第二点，就是他“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这就违背了我们党和政府的组织纪律，也违背了外事纪律，犯了政治错误。英雄也会犯错误嘛。关羽、张飞都犯过大错，王立军的错误比他们的小多了。
问：王立军为什么要“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呢？
答：我也不知道。不能“妄语”嘛。“妄语”是佛教讲的“十恶不赦”的“十恶”之一，是“造孽”，要下地狱的。但我知道，他“擅自”出走，并不是网上的“演义”讲的那样，是因为受到了“监视”，才“化装为老妇”出走的，而是市里通知他开会找不到人，才知道他出走的。这是我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听一位领导同志“顺便”讲到的。市里当然即时报告了中央，也知道了他“擅自”进入了美领馆，当然就得派他的顶头上司黄奇帆市长去处理。我们中国政府界有句“行话”，叫做“谁家的孩子，谁家自己抱回去”。80年代初中国人穷，我们学校一位大学刚毕业的老师坐公交车，两毛钱的票他也“逃”，被抓到汽车公司，也是人事处长去领回来的。我们的市长去，就带了一辆车，网上炒成70辆，真是“钱越带越少，话越带越多”啊。
问：市长与王立军谈了些什么呢？
答：不知道。但听说是“晓以了大义”。我们都知道王是“自愿”走出来的。他作为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又“擅自进入美领馆”，当然要由国家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问：对于王立军的动机与目的，网上有多种推理，你赞成哪一种？
答：我觉得下面这种推理逻辑性强些：我也感觉王是一个自己觉得是“正义的化身”，因此“嗜警如命”的人，有点像一部美国电视剧《神探亨特》中那个警察亨特；这种人脱离警察行当，可能比死还难受；他到美领馆，通过刑事情报的交换，掌握一些还埋伏着的黑恶团伙尤其是其“保护伞”在美国的资产、账户等信息，以新的打黑成果，来要求重返警察行当。在长期过度工作压力下，在极度焦躁情绪中，英雄人物也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与举动。
问：那他领导的公安局在打黑中有没有“错误的判断与举动”呢？
答：这两者之间就没有必然联系了。因为王出走是个人行为，打黑是公、检、法的集体行为，公安局破案侦查本身也是集体行为，行为的准则都是国家法律，所以个人即便是有焦躁情绪，也会在集体意志中得到抑制。所以，打黑总体上绝对没有“错误的判断与举动”。当然，打黑除恶是严峻的对敌斗争，黑恶分子很多都是有命案在身、有Qiāngzhī在身的亡命之徒（打黑之前的2008年一年，重庆的涉枪案件就近千起，打黑中光枪就缴了七、八十支嘛），抓捕之时，性命相搏，能保证被擒拿的嫌犯都不鼻青脸肿？手铐铐走，能保证嫌犯的手腕都还细皮嫩肉？而且，大的黑恶头子有的既有命案在身，更是多有亿万不义之财，为保命保财，必然在审讯中夜以继日地“死缠”、“死抗”，一些人因此就编出“刑讯逼供”的故事，亦属“妄语”。
问：有一种说法讲重庆打黑是“黑打”，您怎么看？
答：重庆“打黑”是“红打”还是“黑打”，我说了根本不算数，任何一个观察者说了，也都不算数。那么谁说了算数？一个是人民群众，再一个是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
重庆人民群众对打黑怎么看？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萧功秦，以前对重庆一些抵触情绪，去年被我邀来参加“重庆模式”研讨会，此人作风严谨、求实，期间有意向司机、路人、“棒棒”、擦鞋匠、摊贩等30余人仔细询问“打黑”、“唱红”、民生、干部作风及对市领导评价等问题，均得到正面回答，尤其对“打黑”，30几个不同的人，都叫好，没有一个说不好。所以这个萧教授对重庆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对重庆打黑怎么看？我给你们看几段我剪贴的报纸（我有个剪报纸的习惯）。这一段是我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批示的话：“重庆打黑除恶取得重大进展”，他还概括了成功三条经验――“一个是和专项斗争相结合，一个是和打击‘保护伞’相结合，一个是和反腐败相结合”。现在我们全国又掀起一轮打黑除恶新高潮，各地都在按重庆这三条经验打嘛。譬如说广东省，我们重庆的老书记汪x亲自动员，要求“打出声威、打出成效”。
再看这几段，有我们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称赞――重庆打黑取得“极其难得的成绩！”有我们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讲的――“重庆市开展的‘打黑除恶’斗争惊心动魄，取得了重大胜利，深得民心、大快人心。”有我们中国打黑的最高长官周永康讲的――“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是为人民群众办的一件好事、实事，因此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问：为什么官方和民间的差别这么大？
答：不对！民间没有说“黑打”的，那是极少数学者的说法。我们中央的官方和重庆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说是“红打”，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打击嘛。
问：那为什么仍然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呢？
答：有各种原因。就像1927年我国湖南的农民运动一样，一些人说“糟得很”，一些人说“好得很”。我们的毛主席去调查，写了篇雄文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结果发现，说“糟得很”的，主要是“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甚至“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也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说“好得很”的，则主要“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每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人，也会成为“好得很派”。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啊。今天的“黑打派”与“红打派”，不是也既起于立场的对立，也起于道听途说与调查研究的对立吗？有的学者，自称也调查研究过，但作风之浮躁，叫人难以置信。例如有人讲重庆把民营企业家的首富、二富、三富都当作黑帮打掉了，我们重庆人一听就知道是“妄说”。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比资产，那几人比起重庆一些上了市的优秀民营企业，如金科、力帆、龙湖、宗申等等，也只是“小儿科”，哪里有首富、二富、三富都打掉的事！
总之，重庆“打黑除恶”，是维护公平正义，为民生幸福、促进共富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答日本、韩国记者问：
问：能谈谈王立军的事吗？
答：当然能。中国是民主法治之国，重庆是民主法治之地，都有言论自由。当然任何自由，都不能违法乱伦。中国人言论自由的伦理原则，是孔老夫子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就是佛教要求的“不妄语”。对王立军，我知道两点。第一，他是个打黑英雄。但是重庆的打黑不“姓警”，更不“姓王”。
问：什么意思呢？
答：就是说，打黑不是公安局的警察一家打的，而是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委的政法委协调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家，还有武装警察配合，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共同打的。公安局只起破案、侦查作用。公不公诉，检察院作主，判不判刑、判什么刑，法院作主。作为公安局长，王立军是重庆打黑的“五虎上将”之一，像一个“猛张飞”。但总不能说蜀汉是张飞打下来的吧。所以说，重庆的打黑不不“姓警”，更不“姓王”。
问：那么关于王立军的第二点呢？
答：我知道的王立军的第二点，就是他“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这就违背了我们党和政府的组织纪律，也违背了外事纪律，犯了政治错误。英雄也会犯错误嘛。关羽、张飞都犯过大错，王立军的错误比他们的小多了。
问：王立军为什么要“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呢？
答：我也不知道。不能“妄语”嘛。“妄语”是佛教讲的“十恶不赦”的“十恶”之一，是“造孽”，要下地狱的。但我知道，他“擅自”出走，并不是网上的“演义”讲的那样，是因为受到了“监视”，才“化装为老妇”出走的，而是市里通知他开会找不到人，才知道他出走的。这是我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听一位领导同志“顺便”讲到的。市里当然即时报告了中央，也知道了他“擅自”进入了美领馆，当然就得派他的顶头上司黄奇帆市长去处理。我们中国政府界有句“行话”，叫做“谁家的孩子，谁家自己抱回去”。80年代初中国人穷，我们学校一位大学刚毕业的老师坐公交车，两毛钱的票他也“逃”，被抓到汽车公司，也是人事处长去领回来的。我们的市长去，就带了一辆车，网上炒成70辆，真是“钱越带越少，话越带越多”啊。
问：市长与王立军谈了些什么呢？
答：不知道。但听说是“晓以了大义”。我们都知道王是“自愿”走出来的。他作为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又“擅自进入美领馆”，当然要由国家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问：对于王立军的动机与目的，网上有多种推理，你赞成哪一种？
答：我觉得下面这种推理逻辑性强些：我也感觉王是一个自己觉得是“正义的化身”，因此“嗜警如命”的人，有点像一部美国电视剧《神探亨特》中那个警察亨特；这种人脱离警察行当，可能比死还难受；他到美领馆，通过刑事情报的交换，掌握一些还埋伏着的黑恶团伙尤其是其“保护伞”在美国的资产、账户等信息，以新的打黑成果，来要求重返警察行当。在长期过度工作压力下，在极度焦躁情绪中，英雄人物也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与举动。
问：那他领导的公安局在打黑中有没有“错误的判断与举动”呢？
答：这两者之间就没有必然联系了。因为王出走是个人行为，打黑是公、检、法的集体行为，公安局破案侦查本身也是集体行为，行为的准则都是国家法律，所以个人即便是有焦躁情绪，也会在集体意志中得到抑制。所以，打黑总体上绝对没有“错误的判断与举动”。当然，打黑除恶是严峻的对敌斗争，黑恶分子很多都是有命案在身、有Qiāngzhī在身的亡命之徒（打黑之前的2008年一年，重庆的涉枪案件就近千起，打黑中光枪就缴了七、八十支嘛），抓捕之时，性命相搏，能保证被擒拿的嫌犯都不鼻青脸肿？手铐铐走，能保证嫌犯的手腕都还细皮嫩肉？而且，大的黑恶头子有的既有命案在身，更是多有亿万不义之财，为保命保财，必然在审讯中夜以继日地“死缠”、“死抗”，一些人因此就编出“刑讯逼供”的故事，亦属“妄语”。
问：有一种说法讲重庆打黑是“黑打”，您怎么看？
答：重庆“打黑”是“红打”还是“黑打”，我说了根本不算数，任何一个观察者说了，也都不算数。那么谁说了算数？一个是人民群众，再一个是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
重庆人民群众对打黑怎么看？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萧功秦，以前对重庆一些抵触情绪，去年被我邀来参加“重庆模式”研讨会，此人作风严谨、求实，期间有意向司机、路人、“棒棒”、擦鞋匠、摊贩等30余人仔细询问“打黑”、“唱红”、民生、干部作风及对市领导评价等问题，均得到正面回答，尤其对“打黑”，30几个不同的人，都叫好，没有一个说不好。所以这个萧教授对重庆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对重庆打黑怎么看？我给你们看几段我剪贴的报纸（我有个剪报纸的习惯）。这一段是我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批示的话：“重庆打黑除恶取得重大进展”，他还概括了成功三条经验――“一个是和专项斗争相结合，一个是和打击‘保护伞’相结合，一个是和反腐败相结合”。现在我们全国又掀起一轮打黑除恶新高潮，各地都在按重庆这三条经验打嘛。譬如说广东省，我们重庆的老书记汪x亲自动员，要求“打出声威、打出成效”。
再看这几段，有我们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称赞――重庆打黑取得“极其难得的成绩！”有我们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讲的――“重庆市开展的‘打黑除恶’斗争惊心动魄，取得了重大胜利，深得民心、大快人心。”有我们中国打黑的最高长官周永康讲的――“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是为人民群众办的一件好事、实事，因此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问：为什么官方和民间的差别这么大？
答：不对！民间没有说“黑打”的，那是极少数学者的说法。我们中央的官方和重庆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说是“红打”，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打击嘛。
问：那为什么仍然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呢？
答：有各种原因。就像1927年我国湖南的农民运动一样，一些人说“糟得很”，一些人说“好得很”。我们的毛主席去调查，写了篇雄文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结果发现，说“糟得很”的，主要是“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甚至“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也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说“好得很”的，则主要“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每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人，也会成为“好得很派”。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啊。今天的“黑打派”与“红打派”，不是也既起于立场的对立，也起于道听途说与调查研究的对立吗？有的学者，自称也调查研究过，但作风之浮躁，叫人难以置信。例如有人讲重庆把民营企业家的首富、二富、三富都当作黑帮打掉了，我们重庆人一听就知道是“妄说”。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比资产，那几人比起重庆一些上了市的优秀民营企业，如金科、力帆、龙湖、宗申等等，也只是“小儿科”，哪里有首富、二富、三富都打掉的事！
总之，重庆“打黑除恶”，是维护公平正义，为民生幸福、促进共富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