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夕，中国掀起一股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风潮，个中意义深远。
20年前，邓小平南巡，为当时陷入困境中的改革摇旗呐喊。最近几年，中国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由此社会各方，均呼喊改革需要新的动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几年，越南国势蒸蒸日上，其奥秘何在？
东亚崛起，群龙竞舞。以“升龙”为国都的越南，同为龙图腾之国，其现代化，亦与中国基本同步。目前，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在其中，中国、印度、越南的崛起，日益引人注目。
“龙象之争”，世所关注，但是，越南的崛起，却有意无意被国内所忽略。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谓青出于蓝。
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即可质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机构；2006年，越南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实现了直选，国会甚至可以否决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干部均需公开个人财产。
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运作。
在经济领域，越南亦成绩斐然。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目前则突破1000美元大关。革新以来，越南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亦仅次于中国。2005年，越南更被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盛赞为 “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藏富于民”。
越南改革，何以后发先至？
领袖“早死” 国家之幸
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在革命国家，由于革命领袖的巨大贡献，由此享有崇高的威望，由此从革命领袖，晋升为和平时代的全民领袖。
但是，由于领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无法完成自身角色换转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亦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传统革命领袖自然老去，第二代领袖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这种案例，在世上的革命国家里屡见不鲜。
但是，越南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其革命领袖与建设领袖，完成了顺利的过渡。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越南全国所折服，为全国唯一具有最高权威的全民领袖。
而在1969年，胡志明即去世，在其去世之前，已经领导越南实现了独立，并且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抗击美国、统一南北越南的重任，也完成了一半。
此时，无论谁继任，都只是完成越南现代化历程的六分之一事业，远远无法与胡志明相比，因此，胡志明死后，越南已经没有绝对权威，强势如黎笋，亦无法制衡党内各种势力，为越南政治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
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在国内推行极端政策，并引发中越战争。尽管如此，黎笋当政十年间，中间派和改革派，均存留相当的实力，并未像一些别国那样，被残酷清洗一空。
黎笋1986年去世后，继任的温和派长征，即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革命领袖早逝，造成的派系与力量平衡，使越南的改革力量生生不息，生存空间巨大。阮文灵虽然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来无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内斗。
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八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
在九大以后，越南更是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形成分权模式。而在人员构成上，越南形成了南方与北方派系、技术派与意识形态派系的平衡。
缺少强势领袖，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整个国家和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博大与恢弘的气度。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理论，主张容纳多种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同时，连总书记竟然都进行了差额竞选。越南的改革，由此风潮千里。
领袖不幸国家幸，领袖强势国家灾，这种领袖悖论，在后发独立国家中普遍存在。
革命领袖的权威，如果不能及早马放南山，则权力的剑刃，必然伤及民族国家。丘吉尔虽领导英国人赢得二战，戴高乐带领法国人获得新生，但是他们却平静接受自己被民众赶下台。让领袖完成英雄自我消亡，而非纵容领袖以权力的剑刃戕害国家。这样的民族，方富有理性和血性。
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升龙在天。
十年与三十年
越南革新开放能够迅猛推进，与其特殊的国家发展轨迹有极大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行至今日，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其起源，其实已经在建国之初。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之始，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全社会启动改革，比这个时间要晚，大约在80年代初。由此推算，新中国在建国大约30多年之后，才推行改革开放。
当时，有经世济民才华的人士，已经在政治清洗中，靠边站了很多年。30年时间，整整跨越一代人，足以摧毁任何正茂的风华。后来培养的青年人，则由于教育的缺失，亦少有建设之才。因此，整个中国，在改革之初，上层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群体中，具有现代眼光和世界眼光者，可谓凤毛麟角角。“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托词，而是现实。
但是，越南却不同。
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 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
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的优劣，对比明显。
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的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甚至西贡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
方“北化”之后，越南人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敝。整个越南，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的认同。
此外，在长期的越南战争中，还有大批的干部，长期生活在南部，他们对于越南南部的经济制度，非常熟悉，对于发展经济，亦多赞同南方体系。
因此，越南在内外交困中决定革新开放时候，阻力相对中国小多了。中国发动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进行了“黑猫白猫论”的总动员，同时，从1976年到1978年，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才实现了核心领导层的和平更迭，完成改革的组织准备。而越南在黎笋去世之后，仅仅半年，过渡书记长征，即高风亮节地将改革派阮文灵推上了前台。
因此，在越南全面推行革新开放时，大批前南越时期富有经营才华的企业家、商人，均有机会复出，贡献其才华，不似中国，经过了整整三十年，曾经富有才华的人已经垂老。越南的经营人才，虽然遇到十年挫折，但是经过蛰伏，依然可以唤醒，并没有出现人才的断代。
同时，大批在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
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
南北统一至革新开放之间的时间距离，只有十年，不足以摧毁越南的市场经济血脉，抹掉其现代文明的积累，由此，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比中国成功得多。
虚职入手，逐步突破
虽然中国方面非常忌讳谈论越南的政治改革，但事实上，作为学生的越南，确实已经将老师远远甩到了身后。
越南政治改革的最大突破，莫过于总书记实现差额竞选。而这一职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是讳莫如深，无人敢对其产生方式提出更改。
事实上，越南的改革，能够如此深入，得益于其善择时机、渐进突破的策略。
在实行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实现了政治局设置的布局。2001年，越南即取消政治局常委，复设中央书记处，其成员除总书记外，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也称为“五人小组”，为越共高层的“核心之核心”。取消政治局常委之后，越南的政治局规模也不大， 目前只有14人。
政治局核心成员，分工既明，分权制衡。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
越共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的态势。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地方干部的权力反倒比中央要集中，很多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越南的地方政府）主席或副主席。
越南的这种高层制衡，不同于中国的“核心制”。
而正是有了前期的铺垫，使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对于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反弹。2006年，在越南十大上，时任总书记农德孟与阮明哲竞逐总书记，最后农德孟连任。
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这种相对虚职的普遍竞选制度。
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在很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大代表或者国会代表，要不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代表，也多数是“花瓶”和门面。而越南的直选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
而在2011年初的越南共产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亦实行差额选举。大会投票确定了279名越南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包括中央委员候选人218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61人。大会投票产生了175名中央委员和25名中央候补委员。这届越共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为24.57%。
虚职突破，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使越南改革的阻力减小，革新开放不断向前推进，越来越接近现代政治文明。
20年前，邓小平南巡，为当时陷入困境中的改革摇旗呐喊。最近几年，中国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由此社会各方，均呼喊改革需要新的动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几年，越南国势蒸蒸日上，其奥秘何在？
东亚崛起，群龙竞舞。以“升龙”为国都的越南，同为龙图腾之国，其现代化，亦与中国基本同步。目前，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在其中，中国、印度、越南的崛起，日益引人注目。
“龙象之争”，世所关注，但是，越南的崛起，却有意无意被国内所忽略。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谓青出于蓝。
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即可质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机构；2006年，越南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实现了直选，国会甚至可以否决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干部均需公开个人财产。
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运作。
在经济领域，越南亦成绩斐然。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目前则突破1000美元大关。革新以来，越南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亦仅次于中国。2005年，越南更被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盛赞为 “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藏富于民”。
越南改革，何以后发先至？
领袖“早死” 国家之幸
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在革命国家，由于革命领袖的巨大贡献，由此享有崇高的威望，由此从革命领袖，晋升为和平时代的全民领袖。
但是，由于领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无法完成自身角色换转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亦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传统革命领袖自然老去，第二代领袖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这种案例，在世上的革命国家里屡见不鲜。
但是，越南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其革命领袖与建设领袖，完成了顺利的过渡。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越南全国所折服，为全国唯一具有最高权威的全民领袖。
而在1969年，胡志明即去世，在其去世之前，已经领导越南实现了独立，并且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抗击美国、统一南北越南的重任，也完成了一半。
此时，无论谁继任，都只是完成越南现代化历程的六分之一事业，远远无法与胡志明相比，因此，胡志明死后，越南已经没有绝对权威，强势如黎笋，亦无法制衡党内各种势力，为越南政治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
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在国内推行极端政策，并引发中越战争。尽管如此，黎笋当政十年间，中间派和改革派，均存留相当的实力，并未像一些别国那样，被残酷清洗一空。
黎笋1986年去世后，继任的温和派长征，即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革命领袖早逝，造成的派系与力量平衡，使越南的改革力量生生不息，生存空间巨大。阮文灵虽然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来无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内斗。
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八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
在九大以后，越南更是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形成分权模式。而在人员构成上，越南形成了南方与北方派系、技术派与意识形态派系的平衡。
缺少强势领袖，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整个国家和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博大与恢弘的气度。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理论，主张容纳多种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同时，连总书记竟然都进行了差额竞选。越南的改革，由此风潮千里。
领袖不幸国家幸，领袖强势国家灾，这种领袖悖论，在后发独立国家中普遍存在。
革命领袖的权威，如果不能及早马放南山，则权力的剑刃，必然伤及民族国家。丘吉尔虽领导英国人赢得二战，戴高乐带领法国人获得新生，但是他们却平静接受自己被民众赶下台。让领袖完成英雄自我消亡，而非纵容领袖以权力的剑刃戕害国家。这样的民族，方富有理性和血性。
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升龙在天。
十年与三十年
越南革新开放能够迅猛推进，与其特殊的国家发展轨迹有极大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行至今日，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其起源，其实已经在建国之初。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之始，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全社会启动改革，比这个时间要晚，大约在80年代初。由此推算，新中国在建国大约30多年之后，才推行改革开放。
当时，有经世济民才华的人士，已经在政治清洗中，靠边站了很多年。30年时间，整整跨越一代人，足以摧毁任何正茂的风华。后来培养的青年人，则由于教育的缺失，亦少有建设之才。因此，整个中国，在改革之初，上层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群体中，具有现代眼光和世界眼光者，可谓凤毛麟角角。“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托词，而是现实。
但是，越南却不同。
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 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
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的优劣，对比明显。
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的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甚至西贡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
方“北化”之后，越南人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敝。整个越南，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的认同。
此外，在长期的越南战争中，还有大批的干部，长期生活在南部，他们对于越南南部的经济制度，非常熟悉，对于发展经济，亦多赞同南方体系。
因此，越南在内外交困中决定革新开放时候，阻力相对中国小多了。中国发动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进行了“黑猫白猫论”的总动员，同时，从1976年到1978年，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才实现了核心领导层的和平更迭，完成改革的组织准备。而越南在黎笋去世之后，仅仅半年，过渡书记长征，即高风亮节地将改革派阮文灵推上了前台。
因此，在越南全面推行革新开放时，大批前南越时期富有经营才华的企业家、商人，均有机会复出，贡献其才华，不似中国，经过了整整三十年，曾经富有才华的人已经垂老。越南的经营人才，虽然遇到十年挫折，但是经过蛰伏，依然可以唤醒，并没有出现人才的断代。
同时，大批在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
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
南北统一至革新开放之间的时间距离，只有十年，不足以摧毁越南的市场经济血脉，抹掉其现代文明的积累，由此，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比中国成功得多。
虚职入手，逐步突破
虽然中国方面非常忌讳谈论越南的政治改革，但事实上，作为学生的越南，确实已经将老师远远甩到了身后。
越南政治改革的最大突破，莫过于总书记实现差额竞选。而这一职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是讳莫如深，无人敢对其产生方式提出更改。
事实上，越南的改革，能够如此深入，得益于其善择时机、渐进突破的策略。
在实行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实现了政治局设置的布局。2001年，越南即取消政治局常委，复设中央书记处，其成员除总书记外，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也称为“五人小组”，为越共高层的“核心之核心”。取消政治局常委之后，越南的政治局规模也不大， 目前只有14人。
政治局核心成员，分工既明，分权制衡。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
越共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的态势。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地方干部的权力反倒比中央要集中，很多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越南的地方政府）主席或副主席。
越南的这种高层制衡，不同于中国的“核心制”。
而正是有了前期的铺垫，使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对于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反弹。2006年，在越南十大上，时任总书记农德孟与阮明哲竞逐总书记，最后农德孟连任。
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这种相对虚职的普遍竞选制度。
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在很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大代表或者国会代表，要不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代表，也多数是“花瓶”和门面。而越南的直选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
而在2011年初的越南共产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亦实行差额选举。大会投票确定了279名越南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包括中央委员候选人218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61人。大会投票产生了175名中央委员和25名中央候补委员。这届越共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为24.57%。
虚职突破，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使越南改革的阻力减小，革新开放不断向前推进，越来越接近现代政治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