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反思“官场”苦辣
又有一届大学生村官即将期满，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到了3年前到处找工作的境况。求职简历的工作经验一栏中虽然多了担任村官的经历，但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换为城市中所需的职业经验，却不得而知。与3年前相比，迷茫并无减少。
王波是2008届的大学生村官，今年4月底，他开始在招聘网站上投简历，5月份便幸运地找到了工作，担任北京一家大型餐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不过，他觉得这是自身素质和实力应得的回报，与村官的经历无关。他直言，在农村的3年，对择业毫无帮助。
与王波一样面临期满的大学生村官今年有6万多人，他们的出路不外乎那么几条：在农村创业、另找工作、考公务员或者续聘继续当村官，而后两条路的空间显然只是提供给少数人。当年如何寻找出路的困惑，现在又一次摆在他们面前。
挫折和迷茫
如果不是回到城里找工作，很多大学生村官已经习惯了在村里打杂的安静生活，清闲的工作、面朝泥土背朝天的单调环境，让他们早已忘掉了属于城市的压力。3年大限到来，他们重新清醒过来。
全国大学生村官的广泛试验是从2006年开始的，有10余省份开始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2008年，这一计划被正式提到了中央层面，根据中组部的数字，目前在岗大学生村官已经达到20.9万名。2010年4月，中组部提出，5年内选聘大学生村官的数量将从原计划10万增加到20万。
这无疑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到农村去的目的千差万别，或是镀金，或是锻炼，或是暂时逃避就业压力，而从农村出来之后走向何方，是他们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找工作之前，王波已经对将要面对的现实做好了心理准备。去年7月份，他所在的北京大兴区礼贤镇为期满的村官办了一次欢送会，一名女村官却在会上放声大哭，说村官3年几乎毁掉了前途。被拒绝无数次后，终于有公司肯招聘她，进去之后，公司的管理层却告诉她，“我只是可怜你们，公司根本就不需要村官。”听到这番诉苦，王波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自己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但是大学生村官为职场所不屑的现实，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流传着。今年5月31日，北京为卸任大学生村官办了专场招聘会，王波却听闻，不少去招聘的企业只是迫于上面的压力。“农村3年，我们在专业上和应届生相比完全没有优势。”
2009年，中组部、教育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了大学生村官任职期满后的五种出路：一是鼓励担任村干部，二是推荐参加公务员考试，三是扶持自主创业，四是引导另行择业，五是支持继续学习深造。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认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对大学生村官的吸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公务人员趋于饱和，吸纳比重将会逐渐下降。这对将村官作为跳板，意在考公务员的一部分人来说，无疑是让人感到沮丧的消息。
其实，从离开大学、进入农村的那一天开始，挫折就随之而来。
2008年，王波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他的专业是艺术设计。在大学就担任学生干部的他觉得去农村发展会更有作为，于是选择了做村官。“我那时怀着一腔热情，觉得当村官就是蹲得低点，但可以跳得更高。”王波说。不过，农村的实际面貌还是让他略有失望：北京的农村和城里相差太大、整个礼贤镇最高的建筑不过是4层的镇政府大楼。而真正让他感到失落的是提出关于村子的发展意见后村干部们的反应。
到礼贤镇孙家营村担任村主任助理的第二天，王波就被分配去值班巡逻，协助村里的安保工作。当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周边农村正加强管理。王波被分到了书记的一组，时间一长，他觉得跟书记已经很熟了，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有一天，正好没有别的村干部在场，王波就提出了发展村里产业的建议，先做一个网站，将农产品的信息放到上面，拓展销路。等点击率提高之后，就可以借此招商引资。书记却否定了这个提议，这让他备感打击。“村里当时欠着100多万的外债，只有搞发展才可能还清，而书记觉得，只要在他的任内债务不增加就可以了，村里背着重债，根本没有可能飞起来。”
曾在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村当村官的付义华也有同样的经历。2006年，他从北京化工大学毕业选择去当村官。付义华毫不掩饰他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北京户口。“去之前我就想，要带领农民致富，要让当地人永远记住我的名字，农村那么大点地方，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不容易吗？”付义华说。不过，他的勃勃雄心很快遭遇了现实的冷却。
“开会的时候，村里领导热情地说，你是大学生，好好给我们村设计设计啊。”付义华说，当时他感觉受到了鼓励，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开始在村里展开调查研究，据此写出了一份发展规划，交给了书记。“书记看了之后说写得好写得好，后来也就石沉大海了。”付义华这才觉得，鼓励提意见不过是客套话。不过，现在回看那份规划书，他却很释然，当时的建议比较宏观和空洞，缺乏具体操作性。“那些东西是个人都知道。”他笑道。
一边是并不乐观的出路，一边是梦想遭遇现实的挫折，上个世纪“农村天地、大有作为”的动员虽然仍极富感召力，而现实却比口号复杂得多。
空间有限难施展
3年的村官经历，总会有一些收获。付义华的收获就是：“要想在农村有所施展，首先要跟村里的领导成为兄弟，让他能够信任我、欣赏我。吃饭的时候，就要多敬领导几杯酒，跟书记的关系比建议本身重要得多，在农村，干任何事情都离不开‘领导’两个字。”在提出的规划并没有像他自己设想的那样受到重视后，付义华开始学着放低姿态，融入当地。
第一年的生活是在打字、端茶倒水、打扫卫生中度过的，与其他大学生村官无异。“凡是期满后考核为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可以作为副处级后备干部培养，我当时就盯住这个了。”付义华说。因此，他比同镇的任何村官都表现积极，常常加班到接近凌晨。在村里，陪人下棋，跟人聊天，都是他融入当地生活的方式。
一年过去之后，越来越多的镇、村干部开始把活交给他干，接触面越来越广。付义华觉得，这时候再提自己的想法，会比刚来的时候成熟许多。
当他提出创办村报的时候，书记马上就同意了。办电脑培训班的主张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支持，在他的争取之下，也做成了。“我刚提这个想法的时候，村委会没有一个人同意，他们说，如果耳机、鼠标被偷了，电脑被砸了怎么办。我就跟书记担保，出了任何事都由我负责。”付义华说。开班仪式的时候，领导们都没有去，到第二次培训课上，他发现书记来了，在教室后面拍照。“跟领导熟了之后，就可以干一些违背他们意愿的事情”，付义华觉得，唯唯诺诺是不行的，必须在被动中寻求主动，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也不能搞太大的动作”，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在这3年中，付义华对农村问题的复杂性也有了了解。他觉得，处理村中事务最难的莫过于：村民要争取自身的利益，而村委会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很多问题都是历史延续下来的纠纷和矛盾，比如两户村民为一块地的归属争来争去，但是村里的记录显示这块地不属于他们任何一方。对此，付义华的心得是拖延。“不解决也是解决的方式。”付义华说。他语气老练，俨然一名经验丰富的村干部。负责龙虎台村民情恳谈室的工作，从而使村民上访率降低了63.6%，这是让付义华颇为得意的工作成绩之一，他还专门写到了求职简历当中。 “村里其实需要的是来给村委会打工的人，而不是要大学生来指手画脚。村民不需要大学生来改变，他们更需要的是国家的政策扶持。”付义华说。而王波也逐渐发现，村委会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通常是镇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连村委会的公章都放在镇里。
农村到底需不需要大学生村官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大学生村官并不比不脱产的村组干部有应对基层工作的知识和经验，也不比他们有时间，甚至不及他们有耐心和长远打算。在维持中国传统农村基本秩序的过程中，他们能做什么，是极大的问题。在去农村调研时，他曾经很多次碰到过大学生村官。他的印象是：“真正待在村里的大学生确实很少，很多都是被乡镇借调去打杂。极少有人能够真正融入乡村。”有村干部曾对贺雪峰说：“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比我高多了，但他们什么都不会做，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做。”
而根据2011年的《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2008～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近35%的大学生村官每周在村工作时间在3天以下，而只有16.6%的大学生村官每周7天均在村里。其中，西部地区有1/3左右的大学生村官基本不在岗，中部地区有超过1/3的大学生村官每周到岗时间不到5天。2010年9月进行的调查再次显示，有77%的村官有被乡镇借调的经历，其中23%的人被长期借调到乡镇而不在村里工作。
村组织本身的作为空间狭小，这是很多大学生进入农村但并不能够扎根乡土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则认为，大学生本来就不应该冲着“官”去，从事和推动现代农业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淡化“官”色彩
“大学生去农村做‘官’的空间非常有限，村官通常是那些有复杂社会背景的人，比如家庭威望高、家里有某种势力或者由于历史原因而得到村民尊重，大学生并不具备这些。相反，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则需要专业知识，这恰好是大学生的相对优势。”党国英说。而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家场村的大学生村官胡建党正是以此作为在农村拓展事业的根本。记者探访王家场村的时候，胡建党正在村头指挥合作社收购农民的西瓜，他的皮肤晒得黝黑，从外表看来，更像是读过书的青年农民。
2007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胡建党放弃了去海外做保镖的高薪工作，成为一名村官。从开始到迷茫到很快就调整自己，挨家挨户走访，帮助村民解决困难，从而获取了他们的信任。“村民的思想比较保守、产业链没有升级，这是农民收入不能大幅增加的原因。”胡建党说。
2008年8月，胡建党和毕业于北京农学院的大学生村官陈墨结成了搭档，创立了爱农星合作社。“创业的第一步是最难的，要取得村民的信任非常难。”陈墨说，光是劝服村民把地租给他们就花了一年时间。土地解决了之后，资金又成问题，虽然镇里投资了一部分，但金额毕竟有限，胡建党和陈墨向亲戚朋友东借西挪凑够了15万元。他们先建起了两个简易大棚，开始了蘑菇养殖，初见收益后，进一步扩大规模，目前已经有16个大棚。村里的40多户都加入了他们的合作社。
去年期满，胡建党被选为王家场村的村支部书记，他感觉比以前更忙了。庞各庄镇的西瓜闻名北京，王家场村家家户户几乎都种了西瓜，如何帮助他们卖个好价钱就成了这个夏天胡建党的主要工作。谈话间，不断有村民开着三轮到合作社送西瓜，码得整整齐齐，然后过秤、装箱。虽然往年的销路并不发愁，但是在村民看来，卖给合作社至少可以免除去批发市场的奔波之苦。现在胡建党和陈墨只能从朋友、同学和曾经就读的学校那里找销售的路子、在微博上宣传，但他们并不急于扩大规模。“我们的宗旨是保证品质，不图量，不贪多求大，保证每一个客户吃到的都是新鲜有机的蔬果。”陈墨说。无论客户的需求大小，他们都会派人开车送过去，人手不够的时候，胡建党和陈墨也会亲自上阵。
去年冬天，合作社又投资200万元新建了4个大棚，发展育苗或者新技术推广，做生产型特色旅游采摘。他俩的个人贷款就有100多万。对此，胡建党说，农民的承受风险能力非常弱，总得有人来担风险。而陈墨则很乐观：“贷款最多两年就能还上了。”“做给村民看、带着村民干、形成产业之后，就可以帮着村民赚了。”胡建党说，只有让村民实实在在赚到钱，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
“大学生搞现代农业的土地成本还是比较高，他们没有土地，只能去租，而农村的产权关系没有理顺，合同具有不确定性，土地关系不稳定、土地市场不健全，另外，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也是一个制约因素，流通成本高，流通商容易把风险转嫁给生产者。”党国英说，他建议，大学生可以先到农产品流通企业去打工，有了一定的流通渠道之后，再到上游去从事生产。
“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简单劳动力，未来的趋势是更多的简单劳动力到城市中寻找机会，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去从事现代农业。”党国英说。大学生村官必须首先摘掉“官”帽，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又有一届大学生村官即将期满，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到了3年前到处找工作的境况。求职简历的工作经验一栏中虽然多了担任村官的经历，但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换为城市中所需的职业经验，却不得而知。与3年前相比，迷茫并无减少。
王波是2008届的大学生村官，今年4月底，他开始在招聘网站上投简历，5月份便幸运地找到了工作，担任北京一家大型餐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不过，他觉得这是自身素质和实力应得的回报，与村官的经历无关。他直言，在农村的3年，对择业毫无帮助。
与王波一样面临期满的大学生村官今年有6万多人，他们的出路不外乎那么几条：在农村创业、另找工作、考公务员或者续聘继续当村官，而后两条路的空间显然只是提供给少数人。当年如何寻找出路的困惑，现在又一次摆在他们面前。
挫折和迷茫
如果不是回到城里找工作，很多大学生村官已经习惯了在村里打杂的安静生活，清闲的工作、面朝泥土背朝天的单调环境，让他们早已忘掉了属于城市的压力。3年大限到来，他们重新清醒过来。
全国大学生村官的广泛试验是从2006年开始的，有10余省份开始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2008年，这一计划被正式提到了中央层面，根据中组部的数字，目前在岗大学生村官已经达到20.9万名。2010年4月，中组部提出，5年内选聘大学生村官的数量将从原计划10万增加到20万。
这无疑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到农村去的目的千差万别，或是镀金，或是锻炼，或是暂时逃避就业压力，而从农村出来之后走向何方，是他们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找工作之前，王波已经对将要面对的现实做好了心理准备。去年7月份，他所在的北京大兴区礼贤镇为期满的村官办了一次欢送会，一名女村官却在会上放声大哭，说村官3年几乎毁掉了前途。被拒绝无数次后，终于有公司肯招聘她，进去之后，公司的管理层却告诉她，“我只是可怜你们，公司根本就不需要村官。”听到这番诉苦，王波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自己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但是大学生村官为职场所不屑的现实，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流传着。今年5月31日，北京为卸任大学生村官办了专场招聘会，王波却听闻，不少去招聘的企业只是迫于上面的压力。“农村3年，我们在专业上和应届生相比完全没有优势。”
2009年，中组部、教育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了大学生村官任职期满后的五种出路：一是鼓励担任村干部，二是推荐参加公务员考试，三是扶持自主创业，四是引导另行择业，五是支持继续学习深造。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认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对大学生村官的吸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公务人员趋于饱和，吸纳比重将会逐渐下降。这对将村官作为跳板，意在考公务员的一部分人来说，无疑是让人感到沮丧的消息。
其实，从离开大学、进入农村的那一天开始，挫折就随之而来。
2008年，王波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他的专业是艺术设计。在大学就担任学生干部的他觉得去农村发展会更有作为，于是选择了做村官。“我那时怀着一腔热情，觉得当村官就是蹲得低点，但可以跳得更高。”王波说。不过，农村的实际面貌还是让他略有失望：北京的农村和城里相差太大、整个礼贤镇最高的建筑不过是4层的镇政府大楼。而真正让他感到失落的是提出关于村子的发展意见后村干部们的反应。
到礼贤镇孙家营村担任村主任助理的第二天，王波就被分配去值班巡逻，协助村里的安保工作。当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周边农村正加强管理。王波被分到了书记的一组，时间一长，他觉得跟书记已经很熟了，可以谈谈自己的想法。有一天，正好没有别的村干部在场，王波就提出了发展村里产业的建议，先做一个网站，将农产品的信息放到上面，拓展销路。等点击率提高之后，就可以借此招商引资。书记却否定了这个提议，这让他备感打击。“村里当时欠着100多万的外债，只有搞发展才可能还清，而书记觉得，只要在他的任内债务不增加就可以了，村里背着重债，根本没有可能飞起来。”
曾在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村当村官的付义华也有同样的经历。2006年，他从北京化工大学毕业选择去当村官。付义华毫不掩饰他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北京户口。“去之前我就想，要带领农民致富，要让当地人永远记住我的名字，农村那么大点地方，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不容易吗？”付义华说。不过，他的勃勃雄心很快遭遇了现实的冷却。
“开会的时候，村里领导热情地说，你是大学生，好好给我们村设计设计啊。”付义华说，当时他感觉受到了鼓励，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开始在村里展开调查研究，据此写出了一份发展规划，交给了书记。“书记看了之后说写得好写得好，后来也就石沉大海了。”付义华这才觉得，鼓励提意见不过是客套话。不过，现在回看那份规划书，他却很释然，当时的建议比较宏观和空洞，缺乏具体操作性。“那些东西是个人都知道。”他笑道。
一边是并不乐观的出路，一边是梦想遭遇现实的挫折，上个世纪“农村天地、大有作为”的动员虽然仍极富感召力，而现实却比口号复杂得多。
空间有限难施展
3年的村官经历，总会有一些收获。付义华的收获就是：“要想在农村有所施展，首先要跟村里的领导成为兄弟，让他能够信任我、欣赏我。吃饭的时候，就要多敬领导几杯酒，跟书记的关系比建议本身重要得多，在农村，干任何事情都离不开‘领导’两个字。”在提出的规划并没有像他自己设想的那样受到重视后，付义华开始学着放低姿态，融入当地。
第一年的生活是在打字、端茶倒水、打扫卫生中度过的，与其他大学生村官无异。“凡是期满后考核为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可以作为副处级后备干部培养，我当时就盯住这个了。”付义华说。因此，他比同镇的任何村官都表现积极，常常加班到接近凌晨。在村里，陪人下棋，跟人聊天，都是他融入当地生活的方式。
一年过去之后，越来越多的镇、村干部开始把活交给他干，接触面越来越广。付义华觉得，这时候再提自己的想法，会比刚来的时候成熟许多。
当他提出创办村报的时候，书记马上就同意了。办电脑培训班的主张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支持，在他的争取之下，也做成了。“我刚提这个想法的时候，村委会没有一个人同意，他们说，如果耳机、鼠标被偷了，电脑被砸了怎么办。我就跟书记担保，出了任何事都由我负责。”付义华说。开班仪式的时候，领导们都没有去，到第二次培训课上，他发现书记来了，在教室后面拍照。“跟领导熟了之后，就可以干一些违背他们意愿的事情”，付义华觉得，唯唯诺诺是不行的，必须在被动中寻求主动，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也不能搞太大的动作”，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在这3年中，付义华对农村问题的复杂性也有了了解。他觉得，处理村中事务最难的莫过于：村民要争取自身的利益，而村委会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很多问题都是历史延续下来的纠纷和矛盾，比如两户村民为一块地的归属争来争去，但是村里的记录显示这块地不属于他们任何一方。对此，付义华的心得是拖延。“不解决也是解决的方式。”付义华说。他语气老练，俨然一名经验丰富的村干部。负责龙虎台村民情恳谈室的工作，从而使村民上访率降低了63.6%，这是让付义华颇为得意的工作成绩之一，他还专门写到了求职简历当中。 “村里其实需要的是来给村委会打工的人，而不是要大学生来指手画脚。村民不需要大学生来改变，他们更需要的是国家的政策扶持。”付义华说。而王波也逐渐发现，村委会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通常是镇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连村委会的公章都放在镇里。
农村到底需不需要大学生村官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大学生村官并不比不脱产的村组干部有应对基层工作的知识和经验，也不比他们有时间，甚至不及他们有耐心和长远打算。在维持中国传统农村基本秩序的过程中，他们能做什么，是极大的问题。在去农村调研时，他曾经很多次碰到过大学生村官。他的印象是：“真正待在村里的大学生确实很少，很多都是被乡镇借调去打杂。极少有人能够真正融入乡村。”有村干部曾对贺雪峰说：“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比我高多了，但他们什么都不会做，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做。”
而根据2011年的《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2008～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近35%的大学生村官每周在村工作时间在3天以下，而只有16.6%的大学生村官每周7天均在村里。其中，西部地区有1/3左右的大学生村官基本不在岗，中部地区有超过1/3的大学生村官每周到岗时间不到5天。2010年9月进行的调查再次显示，有77%的村官有被乡镇借调的经历，其中23%的人被长期借调到乡镇而不在村里工作。
村组织本身的作为空间狭小，这是很多大学生进入农村但并不能够扎根乡土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则认为，大学生本来就不应该冲着“官”去，从事和推动现代农业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淡化“官”色彩
“大学生去农村做‘官’的空间非常有限，村官通常是那些有复杂社会背景的人，比如家庭威望高、家里有某种势力或者由于历史原因而得到村民尊重，大学生并不具备这些。相反，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则需要专业知识，这恰好是大学生的相对优势。”党国英说。而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家场村的大学生村官胡建党正是以此作为在农村拓展事业的根本。记者探访王家场村的时候，胡建党正在村头指挥合作社收购农民的西瓜，他的皮肤晒得黝黑，从外表看来，更像是读过书的青年农民。
2007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胡建党放弃了去海外做保镖的高薪工作，成为一名村官。从开始到迷茫到很快就调整自己，挨家挨户走访，帮助村民解决困难，从而获取了他们的信任。“村民的思想比较保守、产业链没有升级，这是农民收入不能大幅增加的原因。”胡建党说。
2008年8月，胡建党和毕业于北京农学院的大学生村官陈墨结成了搭档，创立了爱农星合作社。“创业的第一步是最难的，要取得村民的信任非常难。”陈墨说，光是劝服村民把地租给他们就花了一年时间。土地解决了之后，资金又成问题，虽然镇里投资了一部分，但金额毕竟有限，胡建党和陈墨向亲戚朋友东借西挪凑够了15万元。他们先建起了两个简易大棚，开始了蘑菇养殖，初见收益后，进一步扩大规模，目前已经有16个大棚。村里的40多户都加入了他们的合作社。
去年期满，胡建党被选为王家场村的村支部书记，他感觉比以前更忙了。庞各庄镇的西瓜闻名北京，王家场村家家户户几乎都种了西瓜，如何帮助他们卖个好价钱就成了这个夏天胡建党的主要工作。谈话间，不断有村民开着三轮到合作社送西瓜，码得整整齐齐，然后过秤、装箱。虽然往年的销路并不发愁，但是在村民看来，卖给合作社至少可以免除去批发市场的奔波之苦。现在胡建党和陈墨只能从朋友、同学和曾经就读的学校那里找销售的路子、在微博上宣传，但他们并不急于扩大规模。“我们的宗旨是保证品质，不图量，不贪多求大，保证每一个客户吃到的都是新鲜有机的蔬果。”陈墨说。无论客户的需求大小，他们都会派人开车送过去，人手不够的时候，胡建党和陈墨也会亲自上阵。
去年冬天，合作社又投资200万元新建了4个大棚，发展育苗或者新技术推广，做生产型特色旅游采摘。他俩的个人贷款就有100多万。对此，胡建党说，农民的承受风险能力非常弱，总得有人来担风险。而陈墨则很乐观：“贷款最多两年就能还上了。”“做给村民看、带着村民干、形成产业之后，就可以帮着村民赚了。”胡建党说，只有让村民实实在在赚到钱，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
“大学生搞现代农业的土地成本还是比较高，他们没有土地，只能去租，而农村的产权关系没有理顺，合同具有不确定性，土地关系不稳定、土地市场不健全，另外，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也是一个制约因素，流通成本高，流通商容易把风险转嫁给生产者。”党国英说，他建议，大学生可以先到农产品流通企业去打工，有了一定的流通渠道之后，再到上游去从事生产。
“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简单劳动力，未来的趋势是更多的简单劳动力到城市中寻找机会，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去从事现代农业。”党国英说。大学生村官必须首先摘掉“官”帽，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