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副市长：
您好。还记得吗？我叫张**，在电白工作，是化州市公安局原户政科政治指导员张大勇的弟弟。
众所周知，2000年7月，我哥不明不白地死在茂名市人民医院游卫华等人的手里，在他临死前的那几句“医生，不要再做了”，就有几位同志亲耳听到，化州市公安局黄权德政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已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了。当时，事后游卫华以一句“人死不关我的事，我的手术是百分百安全的，人是自己死的”引发我们到院讨说法。为此，同年7月28日，市府由你牵头就游卫华等人是怎样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做死在手术台而成立调查组并开展工作。开始，你们都很愤怒，后来...后来... 对你们的工作，我们不服啊！
市府调查组成立后，除了开始急匆匆找我、找我大嫂及化州市公安局黄权德政委作了一次问话记录外，4个多月里，我们未能与调查组见一面，至于调查组是怎样开展工作的，我们不得而知。直到2000年11月28号下午，在化州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调查组匆匆忙忙为我们读了一遍他们的调查报告，就想草草了结这场调查。我们不服，提出了调查报告的严重失实，有些地方避而不谈，回避了主要问题，有许多地方作了歪曲事实的陈述。在引用问话口供时，是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对他们有用的就用，无用的即一句不用，不敢叫至人死者与家属对质，对真正的死因其实是猜下猜下。我们质问调查组，总是卫生局副局长黄文芳开声，对杀害张大勇的经过，讲的头头是道，甚至天衣无缝，好似他才是真正的至人死者一样，他又不是经手人，怎么对经过那么清楚？明摆着的作假嘛！而茂名市公安局的其他成员则自始至终不敢发一言。对我们的质问，化州市公安局黄权德政委表现出了极为的不满，他引用了本局有一次拉了一个毒犯，最后死在本局的事例与这次张大勇的死相提并论。一个省优秀人民警察的死在化州市公安局政委的眼里就像一个毒犯的死一样，父亲听了，心痛啊！
至此，调查组己很不想再理我们，他们只想早早收场，化州市公安局何栋发副局长当即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的人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自己走进去的，最后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现在所说的死因，也是猜下猜下。这个责任，你们推卸不了，至于怎么负责任，又是另一回事。”何局长说的一句话，我们很感激他，他说得大家无话可说。为此，市府莫自贵秘书即表态叫我们最好能以书面的形式递交答辩给调查组，好让调查组作进一步的处理，这样，调查组匆匆而回。
第二天，父亲怀着极度的悲痛，在我妹妹张*红的扶持下，来到化州市公安局见到刚刚到任的张庆平局长，陈述他老人家对事件的看法，并向组织反映了我们的实际情况，说我远在电白工作，我哥逝世后，家里确实需要一个男人来照顾年过80的父亲和在文革中受到逼害致疯的老母亲，一个细小的妹妹由于要照顾两老，又不能出来工作，家里实在困难，希望组织能帮忙解决，当即，张局长即表态，叫黄权德政委负责安排我哥女儿工作事宜和我工作调回化州一事，叫何栋发副局长负责安排我妹妹到化州市公安局车检所工作，张局长说他能办的事就只能这样了，对此，我们怀着万分的感激等啊等，却等来了一片空白，除了我哥女儿安排在化州市公安局工作外，其他承诺，无一件实现，他们言而无信。
我们的书面答辩是我亲自交给市卫生局副局长黄文芳转交给调查组的，但当我们将答辩递交给调查组后，调查组，包括你，对我们的书面答辩不理不睬，莫自贵开始人间蒸发了，无论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了，调查组就是用这种方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为此，我们很愤怒，我开始不断上书，采取散发传单的方式向世人哭诉。2001年，化州市公安局彭水旺、李翰宇两位同志在我父亲病重时，给了几百元救命钱我父亲买药吃，劝我要顾及父亲及自己的身体，顾及局长对我们的承诺，不要再上书了。看着他们在父亲最需要的时候送来了几百元救命钱，我的眼泪止不住已往下流，我很感激他们，停止了一切哭诉活动，但好人啊，你可知，杀人者已 异地做了官，还在享受“优秀专家拔尖人才”的待遇呢！
就这样，父亲一直苦等着调查组收到我们的书面答辩的回音，苦等着局长承诺的兑现。几年以来，从没有人过问，包括我大嫂和她的女儿。调查组却在暗地里采用用几万元来堵住我大嫂的嘴的方法，硬硬将事件掩盖。难为我那80多岁的老父亲到临死时，还在望眼欲穿。2003年，还未等到你们的回音的老父亲终于含恨而去。临死前他那几句“不公道，不公道”正体现了一个老革命家无限的哀思。最不幸的是父亲走后，我那在文革中受到逼害而患上精神病的老母亲和一直为照顾两老而不能出来工作的妹妹，他们的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
林市长：我好惆怅，我该怎么办好啊！为此，我将保留继续用我的方式向世人哭诉的权利。
您好。还记得吗？我叫张**，在电白工作，是化州市公安局原户政科政治指导员张大勇的弟弟。
众所周知，2000年7月，我哥不明不白地死在茂名市人民医院游卫华等人的手里，在他临死前的那几句“医生，不要再做了”，就有几位同志亲耳听到，化州市公安局黄权德政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已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了。当时，事后游卫华以一句“人死不关我的事，我的手术是百分百安全的，人是自己死的”引发我们到院讨说法。为此，同年7月28日，市府由你牵头就游卫华等人是怎样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做死在手术台而成立调查组并开展工作。开始，你们都很愤怒，后来...后来... 对你们的工作，我们不服啊！
市府调查组成立后，除了开始急匆匆找我、找我大嫂及化州市公安局黄权德政委作了一次问话记录外，4个多月里，我们未能与调查组见一面，至于调查组是怎样开展工作的，我们不得而知。直到2000年11月28号下午，在化州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调查组匆匆忙忙为我们读了一遍他们的调查报告，就想草草了结这场调查。我们不服，提出了调查报告的严重失实，有些地方避而不谈，回避了主要问题，有许多地方作了歪曲事实的陈述。在引用问话口供时，是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对他们有用的就用，无用的即一句不用，不敢叫至人死者与家属对质，对真正的死因其实是猜下猜下。我们质问调查组，总是卫生局副局长黄文芳开声，对杀害张大勇的经过，讲的头头是道，甚至天衣无缝，好似他才是真正的至人死者一样，他又不是经手人，怎么对经过那么清楚？明摆着的作假嘛！而茂名市公安局的其他成员则自始至终不敢发一言。对我们的质问，化州市公安局黄权德政委表现出了极为的不满，他引用了本局有一次拉了一个毒犯，最后死在本局的事例与这次张大勇的死相提并论。一个省优秀人民警察的死在化州市公安局政委的眼里就像一个毒犯的死一样，父亲听了，心痛啊！
至此，调查组己很不想再理我们，他们只想早早收场，化州市公安局何栋发副局长当即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的人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自己走进去的，最后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现在所说的死因，也是猜下猜下。这个责任，你们推卸不了，至于怎么负责任，又是另一回事。”何局长说的一句话，我们很感激他，他说得大家无话可说。为此，市府莫自贵秘书即表态叫我们最好能以书面的形式递交答辩给调查组，好让调查组作进一步的处理，这样，调查组匆匆而回。
第二天，父亲怀着极度的悲痛，在我妹妹张*红的扶持下，来到化州市公安局见到刚刚到任的张庆平局长，陈述他老人家对事件的看法，并向组织反映了我们的实际情况，说我远在电白工作，我哥逝世后，家里确实需要一个男人来照顾年过80的父亲和在文革中受到逼害致疯的老母亲，一个细小的妹妹由于要照顾两老，又不能出来工作，家里实在困难，希望组织能帮忙解决，当即，张局长即表态，叫黄权德政委负责安排我哥女儿工作事宜和我工作调回化州一事，叫何栋发副局长负责安排我妹妹到化州市公安局车检所工作，张局长说他能办的事就只能这样了，对此，我们怀着万分的感激等啊等，却等来了一片空白，除了我哥女儿安排在化州市公安局工作外，其他承诺，无一件实现，他们言而无信。
我们的书面答辩是我亲自交给市卫生局副局长黄文芳转交给调查组的，但当我们将答辩递交给调查组后，调查组，包括你，对我们的书面答辩不理不睬，莫自贵开始人间蒸发了，无论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了，调查组就是用这种方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为此，我们很愤怒，我开始不断上书，采取散发传单的方式向世人哭诉。2001年，化州市公安局彭水旺、李翰宇两位同志在我父亲病重时，给了几百元救命钱我父亲买药吃，劝我要顾及父亲及自己的身体，顾及局长对我们的承诺，不要再上书了。看着他们在父亲最需要的时候送来了几百元救命钱，我的眼泪止不住已往下流，我很感激他们，停止了一切哭诉活动，但好人啊，你可知，杀人者已 异地做了官，还在享受“优秀专家拔尖人才”的待遇呢！
就这样，父亲一直苦等着调查组收到我们的书面答辩的回音，苦等着局长承诺的兑现。几年以来，从没有人过问，包括我大嫂和她的女儿。调查组却在暗地里采用用几万元来堵住我大嫂的嘴的方法，硬硬将事件掩盖。难为我那80多岁的老父亲到临死时，还在望眼欲穿。2003年，还未等到你们的回音的老父亲终于含恨而去。临死前他那几句“不公道，不公道”正体现了一个老革命家无限的哀思。最不幸的是父亲走后，我那在文革中受到逼害而患上精神病的老母亲和一直为照顾两老而不能出来工作的妹妹，他们的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
林市长：我好惆怅，我该怎么办好啊！为此，我将保留继续用我的方式向世人哭诉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