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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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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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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之后专门对此作过公开解释：“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呢？下面从十个方面质疑“社会抚养费”的合理性：
第一，如果说“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首先就要对“多出生人口”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多出生人口”？从人口学上来说，下一代的人口数量要与上一代保持不变，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也就是说：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从人口学上来说是不能算作“超生”的，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却是针对第二胎的。
第二，退一步来说，假定生第二胎确实属于“多出生人口”，那么，丁克家庭连一个孩子也没有，为国家节省下的那部分“社会抚养费”，国家是否应该返还给丁克家庭呢？
第三，按照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如果一个中国人移居国外，等于是放弃了在中国的原本属于他的那份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对移居国外的中国人给予奖励？
第四，如果说“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按照这种逻辑，寿命比较长的人，也是“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3岁，那么要不要向超过73岁的老人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五，什么叫“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非超生婴儿也一样“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不是父母花钱买的吗？如果硬要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外国旅游者及其他外国在华人员也“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要不要对外国在华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六，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一个富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比一个穷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因为“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社会抚养费”应该向富人征收才对，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是向穷人征收的。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不知侵占了多少“社会公共资源”，但从来没听说过向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七，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而且通常来说，人的一生中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消费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价值是正数而不是负数。“超生婴儿”长大后，也一样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税收。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出生婴儿都有补贴；而“社会抚养费”却把婴儿的奶粉钱也要抢走！对超生者进行罚款或征收“社会抚养费”，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第八，现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并不仅仅是针对“超生婴儿”，而且还包括没有“准生证”的第一胎婴儿。同样是第一胎，难道没有“准生证”的婴儿比有“准生证”的婴儿占用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吗？
第九，很多地方的计生条例都规定：超生的胎次越高，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基数越大。例如，如果超生第二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5万元，则超生第三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10万元。同样是这个家庭的孩子，难道第三胎占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比第二胎多一倍吗？
第十，社会抚养费究竟属于行政罚款还是行政收费？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罚款，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6985，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如果超生两年后未被发现，就不能再征收社会抚养费了。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收费，那么超生就不是一种违法行为，计生委官员所说的“党员干部、社会公众人物如果超生，不可以做人大代表”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社会抚养费”的荒谬之处，还有很多。例如，2010年1月13日《华商报》报道：近日，有媒体算出了姚明如超生需要缴纳的罚款。姚明和叶莉都是独生子女，而且叶莉已经29岁了，根据规定，他们生第二胎将不受限制。不过，如果再生第三胎就属于违法超生了。媒体引用上海的地方法规《上海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若干规定》，称“如果超生子女方前一年实际年可支配收入高于上海市的标准时，将按夫妻双方实际年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2009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姚明收入为3.6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姚明超生一个孩子就将缴纳10.8亿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难道姚明超生的一个孩子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会占用价值10亿元的“社会公共资源”？
现在中国已处于超低生育水平，有必要适当提高生育率以缓解人口老龄化，不但不应该对多生孩子的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且还应该补贴多生孩子的夫妇。这是因为，在把孩子抚养成人的过程中，家庭的投入是主要的，国家的投入只占很少一部分；然而，当孩子长大成人并参加工作以后，对国家的贡献是远大于国家对这个孩子的投入的。也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父母抚养孩子是亏本生意，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是赢利的。因此，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多数人都不愿意多生孩子，而国家则对多生孩子的家庭进行补贴。
建议：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并退回过去已征收的“社会抚养费”。
第一，如果说“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首先就要对“多出生人口”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多出生人口”？从人口学上来说，下一代的人口数量要与上一代保持不变，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也就是说：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从人口学上来说是不能算作“超生”的，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却是针对第二胎的。
第二，退一步来说，假定生第二胎确实属于“多出生人口”，那么，丁克家庭连一个孩子也没有，为国家节省下的那部分“社会抚养费”，国家是否应该返还给丁克家庭呢？
第三，按照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如果一个中国人移居国外，等于是放弃了在中国的原本属于他的那份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对移居国外的中国人给予奖励？
第四，如果说“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按照这种逻辑，寿命比较长的人，也是“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3岁，那么要不要向超过73岁的老人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五，什么叫“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非超生婴儿也一样“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不是父母花钱买的吗？如果硬要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外国旅游者及其他外国在华人员也“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要不要对外国在华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六，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一个富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比一个穷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因为“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社会抚养费”应该向富人征收才对，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是向穷人征收的。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不知侵占了多少“社会公共资源”，但从来没听说过向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七，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而且通常来说，人的一生中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消费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价值是正数而不是负数。“超生婴儿”长大后，也一样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税收。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出生婴儿都有补贴；而“社会抚养费”却把婴儿的奶粉钱也要抢走！对超生者进行罚款或征收“社会抚养费”，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第八，现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并不仅仅是针对“超生婴儿”，而且还包括没有“准生证”的第一胎婴儿。同样是第一胎，难道没有“准生证”的婴儿比有“准生证”的婴儿占用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吗？
第九，很多地方的计生条例都规定：超生的胎次越高，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基数越大。例如，如果超生第二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5万元，则超生第三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10万元。同样是这个家庭的孩子，难道第三胎占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比第二胎多一倍吗？
第十，社会抚养费究竟属于行政罚款还是行政收费？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罚款，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6985，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如果超生两年后未被发现，就不能再征收社会抚养费了。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收费，那么超生就不是一种违法行为，计生委官员所说的“党员干部、社会公众人物如果超生，不可以做人大代表”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社会抚养费”的荒谬之处，还有很多。例如，2010年1月13日《华商报》报道：近日，有媒体算出了姚明如超生需要缴纳的罚款。姚明和叶莉都是独生子女，而且叶莉已经29岁了，根据规定，他们生第二胎将不受限制。不过，如果再生第三胎就属于违法超生了。媒体引用上海的地方法规《上海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若干规定》，称“如果超生子女方前一年实际年可支配收入高于上海市的标准时，将按夫妻双方实际年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2009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姚明收入为3.6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姚明超生一个孩子就将缴纳10.8亿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难道姚明超生的一个孩子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会占用价值10亿元的“社会公共资源”？
现在中国已处于超低生育水平，有必要适当提高生育率以缓解人口老龄化，不但不应该对多生孩子的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且还应该补贴多生孩子的夫妇。这是因为，在把孩子抚养成人的过程中，家庭的投入是主要的，国家的投入只占很少一部分；然而，当孩子长大成人并参加工作以后，对国家的贡献是远大于国家对这个孩子的投入的。也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父母抚养孩子是亏本生意，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是赢利的。因此，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多数人都不愿意多生孩子，而国家则对多生孩子的家庭进行补贴。
建议：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并退回过去已征收的“社会抚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