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电白二中
十年动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电白县第二中学风雨飘摇，伤痕累累。笔者记下它的遭遇，意在让昔日同窗、日后的学棣，牢记住这历史的创伤。
那时的二中，从规模、师资、设备皆与电白一中相等，是电白仅有的两所完中之一，生源主要源于麻岗、大衙、林头、羊角、下垌、黄岭、观珠、沙琅、罗坑、那霍、望夫一带。六一年前为九个班（即初中每级二班、高中每级一班）、六二年后高中不变，初中增收两个班。到六四年，二中便成为初中十二个班。共高中十五个班，约七百多人的学校。这段时间，学校的教师约四十人多人，职员六人，校长谢克明、教导主任冯宗钦、工会主席李德发。
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后，二中便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文革浪潮之中。先是成立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文革的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开展运动。如发展红卫兵、破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大字报上街。此外，文革的任务还要在教师中定下黑帮分子、选送六次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名单。文革的成员是由县委工作组指定的部分出身好的学生。他们代表了当时学校的最高权力。七月，暑假将至时，全校学生卷入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热流。他们一般是以班为单位。多则七八十人，少则十多人，步行全国各地，大部分到广州，个别人到北京。约近百人到了毛主席的故乡湖南韶山。九月，大串连结束。全校同学返校闹革命。学生们把各地的经验带回学校。于是，学生们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一般称为战斗兵团或造反大队。如高四（当时高考停止招生，他们毕业后返校闹革命）为“烈火“战斗兵团、高三为”延安“战斗兵团、高二为”红闯“战斗兵团。高一为”一二•九“造反队、初三、初一为”红旗“战斗兵团、初二则有”东风“、”文锋“、”星火“等战斗兵团。此外，还有跨班级的红卫兵组织，如”燎原“、”井冈山“、”独立“、”鲁迅“、“五四”、“红卫”、“欧阳海”、“三二一一”等。当时众多的红卫兵组织中，队伍最庞大、战斗力最强的是“红旗”兵团，“延安”、“烈火”则次之。“东风”、“文锋”联合为“东文总部”，亦是较活跃的组织之一。
当时的教师划分为三个等级，部分出身好的，如陈作达、林文锐、何佛根，刘经超、张其亦、关中元、程为东等老师，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较为自在；部分出身不够好的，不受太大的冲击。红卫兵们组织他们到附近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如崔民佣、温和、温文让、唐济林、庞桂秋、冯宗钦、林中亚、谢盘铭、王莲秀等老师。部分出身差的却受批斗，带高帽挂牌游街，列入黑帮行列，完全失去自由，如崔南屏、李德发、高川若、刘东勃等老师。其中最惨为李德发和高川若。一段时期的批斗后，由文革开除出教师队伍，送返家乡参加生产劳动。校长谢克明也受到批斗，但冲击不大。李德发回乡后，没有旧屋居住，只好搭起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的茅屋，与其子李柯居住，后遭火灾，茅屋与简单的家具焚之一炉。好长一段时间，父子二人借居生产队的队屋里，生活过得异常艰苦。高川若厄运临头，这位大学时候参加革命，后留学德国、日本的学者，元帅聂荣臻、日本首相田中的同窗挚友，回乡后不到两个月，便被贫下中农“专政”，用锄头活活砸死，其惨不可言。这事惊震甚大，后来，周恩来、聂荣臻闻此事都十分气愤和惋惜。七一年田中访华，在北京知道消息后，即时为他默哀了三分钟。高川若的平生，后来已载入电白县县志。
红卫兵组织均受文革的领导。各自司令部（办公室）设在相应教室里，任务是组织和参加一些批斗会，写大字报，学习社论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调查搜集和揭露黑帮“罪状“等。另一个热潮是：部分学生积极参加文艺宣传演出，其机构均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天排练文娱节目，到各地演出。这样的组织有竟达四个之多，其中是《欧阳海》宣传队、《红卫》宣传队、《长征》宣传队、《三二一一一》宣传队。每个宣传队的节目都达三四十个，足足可演三个小时。演员、乐器水平几乎都达专业水准。他们穿州过县，频频演出。比如《欧阳海》宣传队，一个月曾巡走四个县，上演二十二晚，比当时的专业剧团演出还多。此外，还有些组织也积极参与，排练大量节目，但不外出演出，只参加当地的一些演出，如《红旗》兵团、《一二九》造反队等。这段时间，二中造就了大量文娱人才。
一段时间后，文革因执行所谓错误路线（当时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工作组长赖良到二中作检讨。学校掀起了批判文革的高潮，主要以《烈火》、《红旗》为主力。从此，文革解散，各红卫兵组织的活动不受束缚。但因文革的主要成员都在《延安》，而导致《延安》与《烈火》、《红旗》不和。
当时，学校成立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红卫兵组织，即电白县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五司令部（简称红五司，当时一中成立一司，电白供销系统成立二司，邮电、水电等系统成立三司，四司则为水东地区的工人组织）。红五司以《红旗》、《烈火》、《东文》、《星火》为核心，组织六区各镇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约两千多人。其组织之庞大，地域之广大，声势之浩大，战斗力之强大，在电白的红卫兵组织中无与伦比。半年后因中央有“就地闹革命“的指示，外地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便杀回了本地区。红五司只剩下本校的红卫兵，不到三百人。
六七年八月，电白和全国各地一样，搞起了派性（即由观点一致的组织联合起来，与观点不同的组织相斗），红五司的总头目、《烈火》兵团头头郑显国，准备拉红五司参加司派（当时电白一司、二司、三司、四司、电师红反司观点相同，故称为司派），但《红旗》头头陈洪星，《东文》头头肖文兴却是核派观点（当时一中有《核炸》兵团，与该组织观点相同的称为核派）而坚决反对。因此，《红旗》、《东文》退出红五司，与《延安》等兵团联合，称《红旗公社》（这《红旗公社》后成为沙琅地区核派的中坚力量），形成二中的核派组织。红五司只剩下《烈火》、 《星火》一百多人，又吸收琅小《轰资击旧》、《鹰击长空》两个兵团共也一百多人，与《红闯》、《一二九》组成二中的司派。因此，二中便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组织。
两大派交锋较量的形式，主要是大辩论，先是在校园内进行，后发展为上街辩论，深入和影响社会。从白天到晚上，从不间断。以下两场较量，最为经典：
八月二十七日中午，《东文》约三十多人，在校门口截住两位路过的电司《红反司》学生进行辩论。《红反司》学生从容争辩，但寡不敌众，处于下风。辩论进行一个多钟后，核派加大力量，传来《宣革》总部二十多人（《宣革》是《延安》骨干苏彦才发展的街道核派组织）。时适学校的司派下乡活动来返，在校的郑置国采取应急措施，调来粮所《钢铁》兵团五十多工人，东方场职工近百人、沙琅大队、尚塘大队农民三百多人，进行反围攻，直辩斗到下午四点，司派反败为胜。这是沙琅地区首次核司二派的社会公开大较量，也是第一次学生活动发展到工农参与的活动。
十一月三日，学校司核的双方协定，各派出二名代表，进行辩论，时间为当月九日晚上七时开始，地点于沙琅中心台（现旧街中心商场对面），裁判及主持则由公社武装部负任，这是双方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一次极有代表性和社会性的活动。九号晚上六时许，中心台前便围满了沙琅地区的市民、工人、农民和学生，约三四千人，司核派主辩为肖衡（《红卫》兵团头目），副主辩为廖和荣（《星火》兵团头目），核派主辩原定为汪宜柏（《延安》兵团头目），副主辩为陈洪星。汪宜柏和肖衡这两位同班好友，将各事其主，以敌对的身份在几千人的大场面亮场露面，而各自肩负重任。大辩论开始时，征得裁判同意，核派副主辩陈洪星更换为一中《新一中》李XX。辩论初期，肖李舌战，平平进行。然李XX乃水东地区的辩论老将，经验老到，开始时只不露其真面目，渐渐的论据雄辩，大有后居高临下之势。而肖衡，虽言利口尖，却力不从心，渐渐招架不住。最后全无还手之功。尽管廖和荣也频频弄言，鼎力相助，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结果是核派获胜。
第二天，核派乘胜追击，从水东《核炸》中请来几部宣传车，《红旗》、《延安》、《东文》等也倾城出动，在沙琅十字街口展开声势异常浩大的宣传活动。《烈火》、《星火》在关中元、刘经超老师和职员黄继光的指导下，组织力量，进行有力的反击。粮所工人，东方场职工、尚塘大队农民共几千人，在郑显国的指挥下，团团围住对方宣传车和主辩骨干，使其喘不过气来。直到下午六时，核派几辆被困的宣传车，在苏彦才组织的《宣革》总部队员掩护下，才狼狈离开。陈洪星等人当时真不该画蛇添足。
随着全国派性活动的不断深入，二中的二大派组织已由文斗阶段进入武斗阶段，他们结束了双方每日上街辩论的形式，各自抢取了枪支弹药，占据了据点。核派以沙琅建筑工会大楼（现勇和堂大药房店址）为据点，有重机一挺、轻机三挺、冲锋枪七支、步枪十七支、手榴弹数箱。司派则以沙琅供销社大楼为据点，武器比核派多出几倍。可他们受当地组织的牵制，不比核派，有独立行动大权。二中这些昔日埋头苦读的文弱书生们，现已全副武装，即将成为浴血撕杀的“勇士”了，往时一起共窗同师的学友们，现已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了。这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其时部分不愿意参加武斗的学生已返家，双方参战的人数都为百人左右。此时的《红旗公社》，原来以《红旗》为核心的核派组织，已变为以《延安》为核心了。但陈洪星仍为核派的主要领导人。而司派此时已发展为以《红闯》为核心。《红闯》头目汪土胜的领导地位，几乎代替了郑显国。由于社会力量的关系，武斗阶段，核派始终处于劣势。司派曾两次荷枪弹实攻打建筑工会的核派组织。第一次为六七年十二月，沙琅地区司派纠集了六区司派的武装力量，约五百多人进行武力攻打建筑工会。陈洪星、汪宜柏指挥二中核派力量进行奋力坚守，使司派目的落空。第二次为六八年七月，电白司派调来第一纵队（电白沿海地带）二百多人、广西联指（即广西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一千多人，加上司派的第三纵队（电白山区）三百多人，足足一个半团的浩大武装力量，以拉枯摧朽之势，围住建筑工会攻打。据点中的核派，坚守一天一夜之后，于凌晨五点，安置好重伤员，携带轻伤员，借西面未收割的稻田为掩护，安全撤离，转移黄岭。值得一提的是：核派当时的总指挥陈洪星，是一位未满十六岁的初三学生，他能镇定指挥、沉着料事，带领一百多学生，在没有一个死亡的情况下，巧妙地组织安全撤离，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事后七零八七部队政委周进修评价说：陈洪星的军事才能远远超过一个正规军的连长。另外，两次的军事活动中，二中的司派学生只有少数参与，并没有一个参加筹划和指挥。而陈洪星指挥的成功撤离，也有不足之处：《延安》崔倍，高三学生，下垌人，成为这次防卫战唯一的重伤员。陈指挥撤离前，将其转移到附近老百姓家（据说是崔很亲的亲戚），而被藏主出卖，当场被司派枪毙，这是核派学生中第二位遇难者。第一位遇难者为吴建中，《红旗》干将，初二学生，望夫人。一次夜间执行任务，于曙光场十八队路口被同伙误枪击毙，后葬于二中校园内的花墩中。武斗结束后，其家属将骸骨取走。第三位遇难者崔锡义，高二学生，下垌人，原为《红闯》成员，后退出，属其同乡人报私仇，将其捕入沙琅司派据点，活活的用木板压死。第四位遇难者钟国，高二学生，《红旗》干将，在据点中，让司派六零炮弹片射入脑后，虽作了手术医治，但留下严重后遗症，武斗结束后死亡。而司派方面，第一位遇难者肖衡，《红卫》头头，高三学生，那霍人，在攻打沙琅核派的另一个据点鱼苗场中，中弹负伤，因未能及时抢救而流血过多死亡，死后厚葬于铜鼓岭凉亭旁，武斗结束后，其家属亦将其骸骨取走。肖衡死后，司派由杨炜业执笔，写了一篇题为《忍看朋辈成新鬼》长达三万多字的缅怀、赞扬文章，记入了肖衡文革中的典型事迹。此文在双方学生中都引起很大的反应，一时被称为“派性文学”的经典之作。
震撼全省的沙琅战役中，二中司派四人遇难，其中汪锦辉，初三学生，《星火》成员，观珠人，守供销大楼时中弹，一小时后死亡；吴祠林，初二学生，《星火》干将，沙琅人，亦在防守中中弹身亡；谢斌，观珠人，高三学生，《欧阳海》头头，战役近尾声时，出逃中于二中背中弹倒下，无人抢救，约两个多小时后死亡；廖和荣，《星火》头头，《红五司》主骨干，沙琅失守后被俘，由核派拉上铜鼓岭枪决。这九位无辜的遇难者，本正值青春年华时，却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去得冤无头、债无主，真教人心寒，愿他们地下安息，泉下有灵，保佑他们的亲人和同学平安。
在整个武斗过程中，核派学生独挡一面，自主自立，虽生活清贫，然在某个角度上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得到锻炼和磨练。而在残酷的沙琅战役中，他们并不担任任何的主攻任务，只作向导。然司派学生很不如意。一方面，原五司体系与《红闯》等不和，常有小冲突；另一方面居人篱下，受人牵制，不能自立。如吴建中死后要葬于二中校园，司派学生义愤填膺，准备武装阻止，却被上头强行制止。崔锡义被捕入据点时，汪土胜（《红闯》头头）与郑显国、肖俊焕、廖和荣等人出面，进行集体营救崔锡义，上头亦不予理乎。沙琅战役前，他们又要求出守铜鼓岭，亦未得准许。
沙琅战役结束时，除郑显国出差和几位战死外，其余司派学生近百人全部被俘。经核派学生核定后，将部分头目干将押送往阳江，其余的即以“受蒙蔽无罪”释放。押往阳江的有汪土胜、肖俊焕、杨炜业、黄燕耀、杨茂青等十多位学生。值到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表后，他们才返回二中。此后，公社“革委会”成立，武斗及派性活动结束，老师、双方学生返校，随之军管小组和工宣队进驻学校，双方学生互相“斗私批修”，握手言好，解除鸿沟。初二初三、高二高三高四学生毕业离校，二中校园，阴霾渐散。
此阶段，二中相继招入新生，谢克明已进干校、冯宗钦已故。学生由工宣队领导，教务工作则由何佛根老师主持（何老师此时已改名何东）。原先毕业的学生黎振光、吴勇、郭春春等，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二中的第一代工农兵学员。七九年全国恢复高考，毕业出去多时的许植、廖美光、陈和升等及后来应届毕业的朱越广、高克勤、林辉、黄学龄等人金榜提名，足显二中实力雄厚、藏龙卧虎。
八十年代后，因电白体制改革，教学重点转移，二中已由重点中学改为面点中学，学校走向斜坡。昔日二中校长谢克明、教师陈作达，前后分别任电白教育局的正副局长。原二中老师梁卓华、崔南屏、庞桂秋、谢强等，分别任一中、电海中学、水东中学的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刘经超任局教研室主任，其余老师皆于重点中学任骨干老师。
此后，二中好几任校长，在新的体制下，都心有余力不足，未能使二中重显文革前的雄风。然己丑虎岁，二中有幸，新任校长陈国权，很有改革才能和冲劲，仅一年内，便使二中生机盎然。往日的校友和山区人民，都在拭目以待，期盼二中振兴腾飞，还回与电白一中并排的本来面目。
后记：
笔者也曾在那暴风雨的日子里摇旗呐喊，现回想起来，唯觉幼稚而已。然那毕竟是人生路上的一次重要经历，想忘却它，忘却那昔日的同伴和事物，让它像一场梦。但它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梦，况且梦醒后人们尚会去寻味。本想不加评论地如实地记下它，但四十多年的记忆难免是朦胧的。也曾想与那往日的同伴们聚一聚、聊一聊，把那些断碎了的记忆缀连起来、把那些淡薄了的情感加热起来，把那些朦胧的经历清晰起来。但这不同于退伍兵们的战友聚集，也不等于那同窗们的同学聚会，毕竟是不光彩的岁月和经历，那些在生命与血的付出中结下的情谊，也只能深深地默默地埋在心中。故此，笔者年老孤零而迟钝的回忆，本文中事件的出入与差错，也就难免，在此敬请诸位师兄师弟们见谅和斧正。文中所提及的人物，皆未经许可，笔者的冒昧之处，更望包涵见谅。
十年动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电白县第二中学风雨飘摇，伤痕累累。笔者记下它的遭遇，意在让昔日同窗、日后的学棣，牢记住这历史的创伤。
那时的二中，从规模、师资、设备皆与电白一中相等，是电白仅有的两所完中之一，生源主要源于麻岗、大衙、林头、羊角、下垌、黄岭、观珠、沙琅、罗坑、那霍、望夫一带。六一年前为九个班（即初中每级二班、高中每级一班）、六二年后高中不变，初中增收两个班。到六四年，二中便成为初中十二个班。共高中十五个班，约七百多人的学校。这段时间，学校的教师约四十人多人，职员六人，校长谢克明、教导主任冯宗钦、工会主席李德发。
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后，二中便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文革浪潮之中。先是成立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文革的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开展运动。如发展红卫兵、破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大字报上街。此外，文革的任务还要在教师中定下黑帮分子、选送六次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名单。文革的成员是由县委工作组指定的部分出身好的学生。他们代表了当时学校的最高权力。七月，暑假将至时，全校学生卷入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热流。他们一般是以班为单位。多则七八十人，少则十多人，步行全国各地，大部分到广州，个别人到北京。约近百人到了毛主席的故乡湖南韶山。九月，大串连结束。全校同学返校闹革命。学生们把各地的经验带回学校。于是，学生们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一般称为战斗兵团或造反大队。如高四（当时高考停止招生，他们毕业后返校闹革命）为“烈火“战斗兵团、高三为”延安“战斗兵团、高二为”红闯“战斗兵团。高一为”一二•九“造反队、初三、初一为”红旗“战斗兵团、初二则有”东风“、”文锋“、”星火“等战斗兵团。此外，还有跨班级的红卫兵组织，如”燎原“、”井冈山“、”独立“、”鲁迅“、“五四”、“红卫”、“欧阳海”、“三二一一”等。当时众多的红卫兵组织中，队伍最庞大、战斗力最强的是“红旗”兵团，“延安”、“烈火”则次之。“东风”、“文锋”联合为“东文总部”，亦是较活跃的组织之一。
当时的教师划分为三个等级，部分出身好的，如陈作达、林文锐、何佛根，刘经超、张其亦、关中元、程为东等老师，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较为自在；部分出身不够好的，不受太大的冲击。红卫兵们组织他们到附近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如崔民佣、温和、温文让、唐济林、庞桂秋、冯宗钦、林中亚、谢盘铭、王莲秀等老师。部分出身差的却受批斗，带高帽挂牌游街，列入黑帮行列，完全失去自由，如崔南屏、李德发、高川若、刘东勃等老师。其中最惨为李德发和高川若。一段时期的批斗后，由文革开除出教师队伍，送返家乡参加生产劳动。校长谢克明也受到批斗，但冲击不大。李德发回乡后，没有旧屋居住，只好搭起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的茅屋，与其子李柯居住，后遭火灾，茅屋与简单的家具焚之一炉。好长一段时间，父子二人借居生产队的队屋里，生活过得异常艰苦。高川若厄运临头，这位大学时候参加革命，后留学德国、日本的学者，元帅聂荣臻、日本首相田中的同窗挚友，回乡后不到两个月，便被贫下中农“专政”，用锄头活活砸死，其惨不可言。这事惊震甚大，后来，周恩来、聂荣臻闻此事都十分气愤和惋惜。七一年田中访华，在北京知道消息后，即时为他默哀了三分钟。高川若的平生，后来已载入电白县县志。
红卫兵组织均受文革的领导。各自司令部（办公室）设在相应教室里，任务是组织和参加一些批斗会，写大字报，学习社论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调查搜集和揭露黑帮“罪状“等。另一个热潮是：部分学生积极参加文艺宣传演出，其机构均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天排练文娱节目，到各地演出。这样的组织有竟达四个之多，其中是《欧阳海》宣传队、《红卫》宣传队、《长征》宣传队、《三二一一一》宣传队。每个宣传队的节目都达三四十个，足足可演三个小时。演员、乐器水平几乎都达专业水准。他们穿州过县，频频演出。比如《欧阳海》宣传队，一个月曾巡走四个县，上演二十二晚，比当时的专业剧团演出还多。此外，还有些组织也积极参与，排练大量节目，但不外出演出，只参加当地的一些演出，如《红旗》兵团、《一二九》造反队等。这段时间，二中造就了大量文娱人才。
一段时间后，文革因执行所谓错误路线（当时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工作组长赖良到二中作检讨。学校掀起了批判文革的高潮，主要以《烈火》、《红旗》为主力。从此，文革解散，各红卫兵组织的活动不受束缚。但因文革的主要成员都在《延安》，而导致《延安》与《烈火》、《红旗》不和。
当时，学校成立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红卫兵组织，即电白县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五司令部（简称红五司，当时一中成立一司，电白供销系统成立二司，邮电、水电等系统成立三司，四司则为水东地区的工人组织）。红五司以《红旗》、《烈火》、《东文》、《星火》为核心，组织六区各镇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约两千多人。其组织之庞大，地域之广大，声势之浩大，战斗力之强大，在电白的红卫兵组织中无与伦比。半年后因中央有“就地闹革命“的指示，外地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便杀回了本地区。红五司只剩下本校的红卫兵，不到三百人。
六七年八月，电白和全国各地一样，搞起了派性（即由观点一致的组织联合起来，与观点不同的组织相斗），红五司的总头目、《烈火》兵团头头郑显国，准备拉红五司参加司派（当时电白一司、二司、三司、四司、电师红反司观点相同，故称为司派），但《红旗》头头陈洪星，《东文》头头肖文兴却是核派观点（当时一中有《核炸》兵团，与该组织观点相同的称为核派）而坚决反对。因此，《红旗》、《东文》退出红五司，与《延安》等兵团联合，称《红旗公社》（这《红旗公社》后成为沙琅地区核派的中坚力量），形成二中的核派组织。红五司只剩下《烈火》、 《星火》一百多人，又吸收琅小《轰资击旧》、《鹰击长空》两个兵团共也一百多人，与《红闯》、《一二九》组成二中的司派。因此，二中便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组织。
两大派交锋较量的形式，主要是大辩论，先是在校园内进行，后发展为上街辩论，深入和影响社会。从白天到晚上，从不间断。以下两场较量，最为经典：
八月二十七日中午，《东文》约三十多人，在校门口截住两位路过的电司《红反司》学生进行辩论。《红反司》学生从容争辩，但寡不敌众，处于下风。辩论进行一个多钟后，核派加大力量，传来《宣革》总部二十多人（《宣革》是《延安》骨干苏彦才发展的街道核派组织）。时适学校的司派下乡活动来返，在校的郑置国采取应急措施，调来粮所《钢铁》兵团五十多工人，东方场职工近百人、沙琅大队、尚塘大队农民三百多人，进行反围攻，直辩斗到下午四点，司派反败为胜。这是沙琅地区首次核司二派的社会公开大较量，也是第一次学生活动发展到工农参与的活动。
十一月三日，学校司核的双方协定，各派出二名代表，进行辩论，时间为当月九日晚上七时开始，地点于沙琅中心台（现旧街中心商场对面），裁判及主持则由公社武装部负任，这是双方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一次极有代表性和社会性的活动。九号晚上六时许，中心台前便围满了沙琅地区的市民、工人、农民和学生，约三四千人，司核派主辩为肖衡（《红卫》兵团头目），副主辩为廖和荣（《星火》兵团头目），核派主辩原定为汪宜柏（《延安》兵团头目），副主辩为陈洪星。汪宜柏和肖衡这两位同班好友，将各事其主，以敌对的身份在几千人的大场面亮场露面，而各自肩负重任。大辩论开始时，征得裁判同意，核派副主辩陈洪星更换为一中《新一中》李XX。辩论初期，肖李舌战，平平进行。然李XX乃水东地区的辩论老将，经验老到，开始时只不露其真面目，渐渐的论据雄辩，大有后居高临下之势。而肖衡，虽言利口尖，却力不从心，渐渐招架不住。最后全无还手之功。尽管廖和荣也频频弄言，鼎力相助，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结果是核派获胜。
第二天，核派乘胜追击，从水东《核炸》中请来几部宣传车，《红旗》、《延安》、《东文》等也倾城出动，在沙琅十字街口展开声势异常浩大的宣传活动。《烈火》、《星火》在关中元、刘经超老师和职员黄继光的指导下，组织力量，进行有力的反击。粮所工人，东方场职工、尚塘大队农民共几千人，在郑显国的指挥下，团团围住对方宣传车和主辩骨干，使其喘不过气来。直到下午六时，核派几辆被困的宣传车，在苏彦才组织的《宣革》总部队员掩护下，才狼狈离开。陈洪星等人当时真不该画蛇添足。
随着全国派性活动的不断深入，二中的二大派组织已由文斗阶段进入武斗阶段，他们结束了双方每日上街辩论的形式，各自抢取了枪支弹药，占据了据点。核派以沙琅建筑工会大楼（现勇和堂大药房店址）为据点，有重机一挺、轻机三挺、冲锋枪七支、步枪十七支、手榴弹数箱。司派则以沙琅供销社大楼为据点，武器比核派多出几倍。可他们受当地组织的牵制，不比核派，有独立行动大权。二中这些昔日埋头苦读的文弱书生们，现已全副武装，即将成为浴血撕杀的“勇士”了，往时一起共窗同师的学友们，现已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了。这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其时部分不愿意参加武斗的学生已返家，双方参战的人数都为百人左右。此时的《红旗公社》，原来以《红旗》为核心的核派组织，已变为以《延安》为核心了。但陈洪星仍为核派的主要领导人。而司派此时已发展为以《红闯》为核心。《红闯》头目汪土胜的领导地位，几乎代替了郑显国。由于社会力量的关系，武斗阶段，核派始终处于劣势。司派曾两次荷枪弹实攻打建筑工会的核派组织。第一次为六七年十二月，沙琅地区司派纠集了六区司派的武装力量，约五百多人进行武力攻打建筑工会。陈洪星、汪宜柏指挥二中核派力量进行奋力坚守，使司派目的落空。第二次为六八年七月，电白司派调来第一纵队（电白沿海地带）二百多人、广西联指（即广西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一千多人，加上司派的第三纵队（电白山区）三百多人，足足一个半团的浩大武装力量，以拉枯摧朽之势，围住建筑工会攻打。据点中的核派，坚守一天一夜之后，于凌晨五点，安置好重伤员，携带轻伤员，借西面未收割的稻田为掩护，安全撤离，转移黄岭。值得一提的是：核派当时的总指挥陈洪星，是一位未满十六岁的初三学生，他能镇定指挥、沉着料事，带领一百多学生，在没有一个死亡的情况下，巧妙地组织安全撤离，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事后七零八七部队政委周进修评价说：陈洪星的军事才能远远超过一个正规军的连长。另外，两次的军事活动中，二中的司派学生只有少数参与，并没有一个参加筹划和指挥。而陈洪星指挥的成功撤离，也有不足之处：《延安》崔倍，高三学生，下垌人，成为这次防卫战唯一的重伤员。陈指挥撤离前，将其转移到附近老百姓家（据说是崔很亲的亲戚），而被藏主出卖，当场被司派枪毙，这是核派学生中第二位遇难者。第一位遇难者为吴建中，《红旗》干将，初二学生，望夫人。一次夜间执行任务，于曙光场十八队路口被同伙误枪击毙，后葬于二中校园内的花墩中。武斗结束后，其家属将骸骨取走。第三位遇难者崔锡义，高二学生，下垌人，原为《红闯》成员，后退出，属其同乡人报私仇，将其捕入沙琅司派据点，活活的用木板压死。第四位遇难者钟国，高二学生，《红旗》干将，在据点中，让司派六零炮弹片射入脑后，虽作了手术医治，但留下严重后遗症，武斗结束后死亡。而司派方面，第一位遇难者肖衡，《红卫》头头，高三学生，那霍人，在攻打沙琅核派的另一个据点鱼苗场中，中弹负伤，因未能及时抢救而流血过多死亡，死后厚葬于铜鼓岭凉亭旁，武斗结束后，其家属亦将其骸骨取走。肖衡死后，司派由杨炜业执笔，写了一篇题为《忍看朋辈成新鬼》长达三万多字的缅怀、赞扬文章，记入了肖衡文革中的典型事迹。此文在双方学生中都引起很大的反应，一时被称为“派性文学”的经典之作。
震撼全省的沙琅战役中，二中司派四人遇难，其中汪锦辉，初三学生，《星火》成员，观珠人，守供销大楼时中弹，一小时后死亡；吴祠林，初二学生，《星火》干将，沙琅人，亦在防守中中弹身亡；谢斌，观珠人，高三学生，《欧阳海》头头，战役近尾声时，出逃中于二中背中弹倒下，无人抢救，约两个多小时后死亡；廖和荣，《星火》头头，《红五司》主骨干，沙琅失守后被俘，由核派拉上铜鼓岭枪决。这九位无辜的遇难者，本正值青春年华时，却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去得冤无头、债无主，真教人心寒，愿他们地下安息，泉下有灵，保佑他们的亲人和同学平安。
在整个武斗过程中，核派学生独挡一面，自主自立，虽生活清贫，然在某个角度上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得到锻炼和磨练。而在残酷的沙琅战役中，他们并不担任任何的主攻任务，只作向导。然司派学生很不如意。一方面，原五司体系与《红闯》等不和，常有小冲突；另一方面居人篱下，受人牵制，不能自立。如吴建中死后要葬于二中校园，司派学生义愤填膺，准备武装阻止，却被上头强行制止。崔锡义被捕入据点时，汪土胜（《红闯》头头）与郑显国、肖俊焕、廖和荣等人出面，进行集体营救崔锡义，上头亦不予理乎。沙琅战役前，他们又要求出守铜鼓岭，亦未得准许。
沙琅战役结束时，除郑显国出差和几位战死外，其余司派学生近百人全部被俘。经核派学生核定后，将部分头目干将押送往阳江，其余的即以“受蒙蔽无罪”释放。押往阳江的有汪土胜、肖俊焕、杨炜业、黄燕耀、杨茂青等十多位学生。值到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表后，他们才返回二中。此后，公社“革委会”成立，武斗及派性活动结束，老师、双方学生返校，随之军管小组和工宣队进驻学校，双方学生互相“斗私批修”，握手言好，解除鸿沟。初二初三、高二高三高四学生毕业离校，二中校园，阴霾渐散。
此阶段，二中相继招入新生，谢克明已进干校、冯宗钦已故。学生由工宣队领导，教务工作则由何佛根老师主持（何老师此时已改名何东）。原先毕业的学生黎振光、吴勇、郭春春等，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二中的第一代工农兵学员。七九年全国恢复高考，毕业出去多时的许植、廖美光、陈和升等及后来应届毕业的朱越广、高克勤、林辉、黄学龄等人金榜提名，足显二中实力雄厚、藏龙卧虎。
八十年代后，因电白体制改革，教学重点转移，二中已由重点中学改为面点中学，学校走向斜坡。昔日二中校长谢克明、教师陈作达，前后分别任电白教育局的正副局长。原二中老师梁卓华、崔南屏、庞桂秋、谢强等，分别任一中、电海中学、水东中学的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刘经超任局教研室主任，其余老师皆于重点中学任骨干老师。
此后，二中好几任校长，在新的体制下，都心有余力不足，未能使二中重显文革前的雄风。然己丑虎岁，二中有幸，新任校长陈国权，很有改革才能和冲劲，仅一年内，便使二中生机盎然。往日的校友和山区人民，都在拭目以待，期盼二中振兴腾飞，还回与电白一中并排的本来面目。
后记：
笔者也曾在那暴风雨的日子里摇旗呐喊，现回想起来，唯觉幼稚而已。然那毕竟是人生路上的一次重要经历，想忘却它，忘却那昔日的同伴和事物，让它像一场梦。但它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梦，况且梦醒后人们尚会去寻味。本想不加评论地如实地记下它，但四十多年的记忆难免是朦胧的。也曾想与那往日的同伴们聚一聚、聊一聊，把那些断碎了的记忆缀连起来、把那些淡薄了的情感加热起来，把那些朦胧的经历清晰起来。但这不同于退伍兵们的战友聚集，也不等于那同窗们的同学聚会，毕竟是不光彩的岁月和经历，那些在生命与血的付出中结下的情谊，也只能深深地默默地埋在心中。故此，笔者年老孤零而迟钝的回忆，本文中事件的出入与差错，也就难免，在此敬请诸位师兄师弟们见谅和斧正。文中所提及的人物，皆未经许可，笔者的冒昧之处，更望包涵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