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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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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毛泽东先后亲自批准处死的贪官有7名。这些贪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党、为人民曾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是革命的功臣，他们分别是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特别是“刘、张”被处以死刑。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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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那是1950年3月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88天后回到中南海，无意中得知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在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只是还没有住进去。毛泽东听了，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见到了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大吼道：“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你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
过了一会，突然，毛泽东将仅吸了两口的烟使劲儿地掐灭，大手一挥，厉声喝道：“拉出去枪毙！”毛泽东又连说两句：“拉出去，拉出去毙了。”当时在座的周恩来和聂荣臻见状，不得不上前劝慰毛泽东暂息雷霆之怒，等将问题调查清楚后再作严肃处理。
容不得半点贪污腐败，掺不得半点沙子，始终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绝不做李自成，这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对贪污腐败的清醒认识，这就是毛主席为广大共产党人上的最震憾的“进城”一课。
对贪官“零容忍”就是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贪污腐败是最容易失去民心的，这是无数历史和现实所证明的。毛泽东一生酷读史书，熟谙时局，从历史而言，李自成的失败太典型，成也快，败也快；于现实而言，国民党的腐败是亲眼目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贪污腐化，腐败横行，导致了民心的丧失，以致于战场上节节败退，政权轰然崩塌。对于谢步升案，毛泽东很关注，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并在公审大会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其中写道：“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
对贪官“零容忍”就是教育和挽救更多干部。不坚决惩治贪官污吏，就会让更多的党员干部存在侥幸心理，就不能教育和挽救更多的党员干部。针对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的功劳，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说过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
对贪官“零容忍”体现的是治国和执政能力。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对他的一位亲戚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执政者如果不能治理官吏，管不住官吏的手和脚，就谈不上治理一个国家，而要治理好官吏，就必然要始终保持对贪官的“零容忍”，这样才能真正打造一支高效、清正、廉洁的党员干部队伍，也才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才能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也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明代泰安知州顾景祥有一段名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大有道理的。建国初期，由于治吏措施的严厉与得法，使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在那三年(1959―1961年)最困难的岁月，贪污腐化的官吏仍属寥寥。“吏治纯而不杂，则民心感而易从。”党和政府及其各级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之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胡总书记曾经在党的十七大开幕式上鲜明提出，“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态度，而这些年来查处腐败的力度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新的形势下，必须要更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党的建设问题，特别是如何反腐败的问题？这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民心向背的大事。而我以为，如何始终保持对贪官的真正“零容忍”，不能让贪官有半点侥幸和希望，应是执政者们充分考虑的战略问题。
